一

建安时代(19)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文人诗的传统里，是一个很突出、很辉煌的时代。锺嵘《诗品》说：

自王、扬、枚、马(20)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21)，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这时文学的主要体裁已经从辞赋转变为五言诗，而作家之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又说：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了建安文学不同于两汉作家“王、扬、枚、马”所代表的以歌颂帝王功德为目的，以讽谕鉴戒为幌子的文学(22)，而是有感情有个性的抒发性的文学。也不同于班固《咏史》那样“质木无文”，而是情文兼具，文质相称的文学。这些都是显著的变化，尤其是从颂扬鉴戒到抒情化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上面所引的锺嵘和沈约的话虽然简单，但可使我们感觉到建安时代是一个文学史上的新时代。

在这个文学新时代活跃的作家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三曹”是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就是上引《诗品序》所说的“曹公父子”。“七子”是曹丕《典论·论文》所评述的七个作家(23)，《诗品序》提到的刘桢、王粲便是其中的冠冕。七子在政治关系上是三曹的僚属，在文学事业上是三曹的“羽翼”（其中孔融稍不同，请参看注二）。当时三曹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一样是处在领袖地位的，他们的文学才能和实际成就也配得上这个地位，其中的曹植尤其是历来公认的当时最优秀的作家。

建安诗篇流传下来的不足三百首，其中曹植的诗最多（约八十首），其次是曹丕（约四十首），再其次是王粲和曹操（各二十余首）。诗人的作品保存下来或多或少，可以有种种原因，但其质量是否禁得起时间淘汰往往是主要原因之一。从现存建安诗的质量看来，曹王四家也正该排在建安诗人的最前列。由于三曹在当时诗坛的领袖地位，由于其作品成就较高，留存的又较多，便自然地成为后人研究建安诗的共同时代特征的主要资料。因而他们的代表性也就较高于同时的作家。这就是三曹（主要是曹植）诗在建安作品中值得我们首先注意的原因。

二

曹操生于一五五年，卒于二二〇年。他的父亲曹嵩是汉桓帝时宦官曹腾的养子，《三国志》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见得他的先世在社会上地位是不高的。曹操二十岁举孝廉，在灵帝朝曾因“能明古学”被任命为议郎。又曾以骑都尉的军职参加镇压黄巾起义。献帝初，地方“豪右”起兵讨董卓，曹操因陈留人卫兹的资助，招募了五千人，加入讨董联军。后来因为收编青州黄巾三十余万，实力雄厚起来，便成为“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等到他击破了他的最大竞争对手袁绍之后，就以“相王之尊”挟天子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和袁绍属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阶层。袁氏四世三公，是所谓士族大家，属于东汉最有权势，社会地位最高，一向把持政治的大官僚地主阶层。曹氏出于地主阶级里的小族，袁绍曾骂他“赘阉遗丑，本无懿德”(24)。这个阶层在东汉末叶才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新兴的势力。（黄巾起义削弱了上层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力量，相对地造成了下层非士族地主的抬头的机会。）

曹操和袁绍虽然同属于和农民相敌对的阶级，他们对农民的政策却有显著的歧异，袁氏要维持其本阶层固有的特权，“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曹操《抑兼并令》）。而曹氏则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压抑豪强，对农民让步的政策，限制土地兼并。这种歧异也反映两个阶层的矛盾(25)。曹操对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清醒的认识，深知黄巾军虽被镇压下去，农民的反抗力量仍然是不可轻视的，唯有采取对农民让步的政策才能缓和阶级斗争，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被他收编的农民武装真正为他出力。因此他的政治措施在当时军阀中是比较开明的，所以能战败强敌，统一华北，使多年极度混乱的社会安定下来。他的法治主义和屯田制度是有力的武器，这些都可视为对士族地主势力的摧抑，抑止兼并不过是最露骨的罢了。

正因为曹操对农民既有新的镇抚，对曾被农民运动所削弱的旧豪强势力又予以新的打击，于是他的新的统治势力便壮大和巩固了，他对于旧统治阶层的传统也就不予尊重。他在政治设施和文学倾向上都表现为一个反对两汉传统（也就是反正统）的人物。他的《求贤》、《举士》、《求逸才》诸令强调用人唯才(26)，便打破“经明行修”这一个传统的仕进标准，其目的就在打破家世门第的限制，从各阶层提拔人才。这样就摧抑了士族地主的特权，而扩大了非士族地主阶层的势力。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引《魏氏春秋》），他所提拔的人才首先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其次就是文学之士。照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的情形看来，曹操对当时四方知名的文士竭力收揽，几乎网罗无遗。文学人才的大量集中就是造成当时“彬彬之盛”的条件之一。由于一般文学之士本身原是非士族地主，曹操的政权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同时对于愿意和曹氏合作的少数士族地主出身的文士，曹操也竭力笼络，因而曹操对待文学之士就自然不像过去的统治者那样将他们当作倡优来畜养，而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官吏，如王粲所称颂的“置之列位”(27)。

《宋书·臧焘传论》道：“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分析儒家经籍的章节句读就是汉朝的经术，经术本是名门世家士族地主的传统，也是维持旧统治势力的一种工具。到东汉末年，它随着旧统治势力的衰微而衰微，到新兴势力曹氏政权巩固之后便普遍地无人过问，而完全被文学所代替了。

曹操自己的文学路线和写作态度对于其他作家起着更具体的领导和倡导作用。《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注引《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的文学事业就是乐府歌辞的制作。他本是多才多艺的人物，他爱好音乐，自己也是这方面的行家。《魏书》说他“倡优在侧，常日以达夕”，他所爱好的音乐是本来产生于民间的相和歌(28)。他自己就在这些乐府民歌的影响之下写作了许多歌辞。他现存的二十几首诗全部是乐府歌辞，大部分运用出于乐府民歌的五言体和杂言体。

曹操的乐府诗是用旧调旧题写新内容。《薤露行》和《蒿里行》以挽歌写时事，前者叙何进误国与董卓殃民，后者写群雄私争使兵灾延续。这两首批评政治、叙写现实的诗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称为“诗史”(29)。作者叙董卓焚烧洛阳，居民被驱入关的情形道：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行》）

叙当时兵祸的惨状道：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那个丧乱时代人民的苦难。

曹操在《对酒》篇里描写了理想的太平时代。他想像那时候执政的人都能像父兄对子弟一样地爱护百姓，但是赏罚严明。社会上都讲礼让，没有争讼。农民安心地从事农业，不必奔走四方，人人过着和平丰足的生活，终其天年。作者在这里所表现的政治理想似乎是儒家和法家的混合（但曹操在具体的设施和作风上则显出浓厚的法家色彩）。在《度关山》篇强调正刑和节俭，反对“劳民为君”，和《对酒》篇的意思大致相同。《短歌行》（“周西伯”篇）歌颂周文王、齐桓公和晋文公。作者以这三人来自比，说明自己尊奉汉室，谨守臣节，如文王之事殷，桓、文之尊周。这是表明政治态度的诗。作者本是一个政治家，为了了解他的思想，这一类作品是可注意的。

抒情成分比较多的诗以《苦寒行》、《却东西门行》、《龟虽寿》（即《步出夏门行》第五章）、《短歌行》（“对酒当歌”篇）这几首最被人传诵。前两首写行军征戍的痛苦和怀乡恋土的感情，是和乐府民歌情调相近的五言诗。《龟虽寿》的正文有十二句：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写有志进取的人虽然知道年寿有限而雄心壮志不为之减少，且不信成败夭寿全由天定，认为人力也可以有所作为。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晋朝王敦常在酒后吟咏“老骥伏枥”四句，用如意敲唾壶来打拍子，壶口都敲缺了。（《世说新语·豪爽》篇）可见得它是如何的脍炙人口。

《短歌行》也是四言的名篇。开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四句表现这个丧乱时代中有些人容易感到的“人生无常”的苦闷。但作者的思想并不是消极颓废的，只消玩味结尾“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四句便觉察到作者的积极感情。作者在《秋胡行》（“愿登”篇）有两句诗道：“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可以说明这种感情。

锺嵘《诗品》曾指出曹操“颇有悲凉之句”。上文所举各诗有不少的句子是颇为“悲凉”的，可见作者感慨很多，但是这种感慨却是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或对丰功伟业的追求紧密结合着的。曹植有诗道：“烈士多悲心。”曹操的感慨就是所谓烈士的悲心吧？本来一个上升阶层作家的慷慨悲歌和没落阶层的感伤是大异其趣的，我们玩味这个区别，对于了解建安诗歌的精神将会大有帮助。

曹操又被人称为复兴四言诗的作家，因为《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动人的作品，到曹操才有几篇佳作。除了上面所举的，还有一首《观沧海》（即《步出夏门行》第二章），这首诗气魄雄伟，想像丰富，是描写自然景物的名篇。完全写景的诗在这以前还不曾有人作过。曹操的四言诗之所以成功，因其具有新内容、新情调，句法、词汇也不模仿“三百篇”，不象过去傅毅、蔡邕等人所做的只是《诗经》的仿制品。但真正代表曹操创作的新倾向，产生影响，成为当时主要文学形式的却是那些乐府民歌化的色彩更显著，语言更通俗的五言诗。我们说曹操的文学倾向是反正统的，主要的一点是在诗的创作上摆脱了古典的束缚而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换句话说就是诗的民歌化。这一特征在他的五言诗里才是表现得最清楚的。

三

曹丕生于一八七年，卒于二二六年。他是曹操的次子，他的哥哥曹昂早死，所以曹操的爵位归他继承。由于曹操造成的局势，他在二二〇年水到渠成地受汉朝“禅让”，做了大魏皇帝，在位五年又七个月。曹丕的政治理想不同于曹操，他追慕汉文帝的无为政治。这时中原已经统一，士族地主和曹氏政权合作已成事实，曹丕便改变了曹操依靠非士族地主及压抑豪强的政策而开始和士族地主妥协。曹丕也缺乏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在执政期间也还有一些算是开明的设施，如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轻刑罚，薄赋税，禁淫祀，罢墓祭，诏营寿陵力求俭朴等，表示他在努力做一个“明君”(30)。据他的《典论·自叙》，他生长在戎旅之间，自幼娴习弓马，骑射和剑术都异常精妙。他的文化修养是“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自叙》），他自己的著述“所勒成垂百篇”（《三国志·文帝本纪》）。他的文学制作现存辞赋或全或残共约三十篇，诗歌完整的约四十首，据锺嵘《诗品》原有百余首。他的《典论》一书现存三篇，其中《论文》一篇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他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重视文学也许是当时一般的看法，但以曹丕的地位来发这样的议论，又如此强调，显然有提倡文学，鼓励著述的用意。文学史家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进步往往归功于曹氏父子的提倡与领导，他们在这方面的作用虽不宜估计过高，却是不可湮没的。

当许多文士被曹操收罗，集中在邺下之后，公宴倡和，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当时曹操的地位不免高高在上，曹植比较年轻，这个集团的真正中心和主要领导人物乃是曹丕。曹丕和那些文士们“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结成很亲密的文友。他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里论到已故的文友，盛道各人的长处，也指出他们的短处，见解公允，自己立足在较高的地位而措词婉和谦逊，不失为一个领袖的风度。其悼念诸子的话恻恻动人，见出爱才的真情。《文心雕龙·时序》篇说三曹“并能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就是说他们都能对才士加以礼貌，所以当时作者众多。曹操的“体貌英逸”是提拔文士们做官，曹丕、曹植是和他们结为朋友，而曹丕最能重视他们的创作事业，提倡鼓励的作用更大。

曹丕自己作诗更明显地倾向民歌化。在歌谣各体的仿作和通俗语言的运用上他比曹操更努力。他的最出名的《燕歌行》是现存的最古的七言诗，七言体在汉代谣谚中是普遍的，但在文人笔下出现，当时还是凤毛麟角。《令诗》和《黎阳作》是六言诗，也是新体，这时代才开始有人尝试。《陌上桑》以三三七句式为主，这个形式也是出于歌谣，在当时同样是少见的。曹丕的五言诗更多，占全集的一半。在他的许多杂言诗中，《大墙上蒿行》长到三百六十四字，气魄很大。句子短的三字，长的到十三字，参差变化，形式新异。王夫之评这首诗道：“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这些例子都能说明他在各种新形式上的大胆尝试。形式的多样性是曹丕诗的一个特色，也给与当时和后代作家以一定的影响。

在语言和风格上最逼近乐府民歌的是《钓竿行》、《临高台》、《陌上桑》、《艳歌何尝行》、《上留田》等篇。《杂诗》、《清河作》等则与《古诗十九首》相近。大都明白自然，确是通俗化的语言。锺嵘《诗品》说他的诗“百余篇率皆鄙质如偶语”，就是说不加雕饰，如同白话，其实也就是语言民歌化。例如“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小弟虽无官爵，鞍马，往来王侯长者游”（《艳歌何尝行》），确是近乎口语，和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几乎没有分别。他的诗里也采用现成的乐府民歌词句，如《临高台》“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衣摧颓”，出于古辞《双白鹄》。《艳歌何尝行》“但当饮醇酒，炙肥牛”，出于古辞《西门行》。“上惭仓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出于古辞《东门行》。这些语言上的特色也是其作品民歌化的一个方面。

《诗品》还说应璩的诗“祖袭魏文，善为古语”，又说陶渊明“其源出于应璩，……世叹其质直”。我们知道应璩的诗是多用白话，被后人称为“朴拙”的，陶渊明的诗是“豪华落尽”，“质而自然”的，从这些叙述和评论也可以见出曹丕诗的语言特色。

再从内容考察，曹丕往往取材于“闾里小事”，或歌咏劳人思妇的感情。同于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31)。如《燕歌行》是“悯征戍”的诗，《陌上桑》和《善哉行》（“上山”篇）是“悲行役”的诗，《上留田》是反映社会贫富不均的诗，《艳歌何尝行》是讽刺贵家游荡子弟的诗，这些作品都有现实性和社会意义，是受了乐府民歌的启发或直接模仿乐府民歌的作品。

和同时作家比较起来，曹丕写男女相恋和离别的诗特别多，本来这类题材在民歌里是最普通的，离别尤其是这时代最普遍的主题，爱好民歌的作家免不了在这方面有所模仿。除《秋胡行》、《燕歌行》等可以代表他这一方面的乐府外，他的徒诗里还有这么一类的题目：《于清河见挽船士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寡妇》（有序云：“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这都是代别人言情，好象作者凡遇言情的题目都不肯放过似的。曹丕这一类的诗也显著地受到了民歌的影响。

民歌化是建安诗的一大特征，这个特征在曹丕的诗里特别显著，我们读曹丕的诗会首先发现这一点。

四

曹植生于一九二年，卒于二三二年。他也是“生于乱、长于军”，在汉末极纷乱的社会里也有过一些阅历。二〇四年，曹操打倒袁绍，取得邺城做根据地，那时曹植正是十三岁。此后直到二十九岁，生活比较安定。在邺中文人集团诗酒流连的生活里，他是很活跃的。他自幼在古典文学的修养方面就打了基础，十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他也爱好民间文学，对“俳优小说”也能大量熟记(32)。他的文学创作生活开始得很早，他自己曾说“少小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又说：“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文章序》）他自己曾删定少年时代作品编成《前录》七十八篇。

他在兄弟中表现得最有才能，曹操爱重他不仅因为他长于文学，并且认为他“最可定大事”（《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所以曾考虑立他做太子。曹氏的僚属中也有人拥护他。但因为他“任性而行，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动摇了曹操对他的信任，此议终于不曾实现，却因此引起曹丕对他的猜忌。二二〇年曹丕即位之后便不断打击曹植，起初是杀掉一向拥护曹植的丁仪和丁翼，对曹植严密监视，不久又借故贬了他的爵位。从此曹植便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不能不提心吊胆。六年后曹丕死了，明帝曹叡即位，曹植仍然是被猜忌的，生活上所受到的限制甚至越来越多。他“汲汲无欢”地又活了六年，到了四十一岁就死了。

曹植在他的哥哥和侄儿两代皇帝压迫之下痛苦地活了十二年，十二年中他的最大痛苦是自由被剥夺。朝廷不让他在一个地方久住，常常改换他的封地，也不许他和亲戚来往，更不给他参预政事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成为“圈牢之养物”（《求自试表》）。他的物质生活也是困苦的。他自谓“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块然守空，饥寒备尝”（《社颂序》）。这许多艰辛在他的诗里都有反映。

如以二二〇年十月（曹丕在这时即帝位）为界，把曹植一生分为前后两期，由于他的生活前后不同，诗的内容也见出差异(33)。前期的一部分作品确如谢灵运所说“但美遨游，不及世事”（《拟邺中集序》），如《公宴》、《斗鸡》、《侍太子座》等诗和一些“叙酣宴”的乐府，是他在邺城度过的安逸生活的留影，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生活的留影。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关涉社会的诗，如《送应氏诗》第一首描写了洛阳的残破，为时代的灾难留下了影像。乐府诗《名都篇》则以繁盛时期的洛阳为背景，暴露都市贵游子弟的骄逸生活。又有题做《情诗》的“微阴翳阳景”篇也反映人民在军役不息的时代所受的痛苦。这类作品和后期的《泰山梁甫行》等最能说明曹植诗的（也是建安作者共同的）现实主义精神。

曹植是有热情壮志的人，《白马篇》歌颂游侠，歌颂扬声边塞，为国捐躯，说明他对于壮烈的事业和英雄生活的憧憬。但是他始终没有机会在政治军事上负担重要责任。所以他的前期的生活虽然平顺，在政治上仍然有不得志之感。《美女篇》以女子“盛年处房室”比喻自己虽有才具而无可施展，牢骚不平意在言外。《赠徐幹诗》道：“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一面说徐幹怀才不遇，有待于知己（作者自指）的推荐，一面又说知己的境遇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是更明显的牢骚。

建安时代的作家大都能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傅玄《举清远疏》），都跳出儒家的圈子。曹植的思想自然也会带着时代的烙印。他在《赠丁翼》诗中道：“滔荡固大节，时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吴淇《选诗定论》云：“其曰‘滔荡固大节’，晋室放诞之风已肇于此矣。”

从以上所引的诗句大致可以见出作者前期的生活、思想、感情。

曹植后期的诗是他的痛苦生活培育出来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他的名作《赠白马王彪》七章是交织着哀伤、愤慨和恐惧之情的长诗。这诗作于黄初四年（二二三）。在这一年的五月，他和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同到洛阳朝会。曹彰到洛阳后就不明不白地死了(34)。曹植和曹彪在七月初回封地，本打算同路东行，但朝廷强迫他们分道。他们在曹丕的猜忌压迫之下，前途茫茫，分手的时候那情绪确是够复杂的。这诗第三章“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四句痛骂小人播弄是非，离间骨肉。他对朝廷的愤怒情绪只能这样发泄。第六章写生离死别之感，对着将离去的曹彪想到永逝的曹彰，从曹彰的结局想到自己的前途，悲惧交集。第六章勉强对曹彪宽慰却又掩藏不住自己的悲伤。都是真情实感自然动人的表现。

在《赠白马王彪》诗里作者的情感迸涌而出，比较地不加掩蔽。在别的许多诗里往往用曲折隐微、比兴寄托的方法来表现。如《吁嗟篇》以转蓬长去本根比喻自己和兄弟隔绝。《七步诗》用萁豆相煎比喻骨肉相残，这都是读者最熟悉的。又如“种葛南山下”、“浮萍寄清水”、“揽衣出中闺”等篇，作怨女思妇的口吻，借夫妇写君臣，是向曹丕表示心曲的诗。《怨歌行》叙周公待罪居东的故事，借古讽今，是对曹叡剖白自己的诗。还有一些游仙诗，也应该当做咏怀诗来体味，像“九州不足步”（《五游咏》），“中州非我家”（《远游篇》），“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游仙》），“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仙人篇》）等句，分明都是“忧患之辞”，而不是“列仙之趣”。作者在《赠白马王彪》诗中明说“松子久吾欺”，又曾著《辨道论》骂过方士，可见他并不迷信神仙，游仙诗无非借升天凌云的幻想来发泄苦闷而已，作者隐然自比于屈原的“不容于世，困于谗佞，无所告诉”（王逸《楚辞·远游序》），游仙诗有心仿效《楚辞》，上引各句就是《楚辞·远游》“悲时俗之迫厄”的意思。至于《五游咏》、《远游篇》的诗题就是学《楚辞》，那是更明白不过的了。

此外还有一篇《盘石篇》，所写“经危历险阻”，“南极苍梧野”，也都是想像境界，虽然不是游仙诗，命意也类似《楚辞·远游》。这诗结尾“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邦”，和《远游》“临睨旧乡，仆人心悲”的心情正是一样。

曹植对于勋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着的，他虽在忧患之中不曾厌弃人生，也不想逃避现实。他自谓“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偏偏在有为的壮年不能去建功立业，却被人软禁着，其苦闷是可以想像的。当他按捺不住的时候，也曾上书给明帝要求让他参加对吴蜀的战争。但愈是这样积极愈使得曹叡认为他有野心，猜忌反而加甚，防范也就更严了。当他感觉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希望完全断绝的时候，便想博个身后之名。这一点在他似乎确有把握，他说：“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薤露行》）不过，仅仅做个诗人在他还是不甘心的。

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艰辛增长了他对人民疾苦的关心，他的《泰山梁甫行》反映“边海民”的贫困。《门有万里客》道出流浪人的悲哀，《转蓬离本根》（《杂诗六首》之二）描写“从戎士”的饥寒，都贯注了悲悯之情。

曹植自己说“雅好慷慨”，上述这些苦闷而复杂的感情构成他的诗里的慷慨情调。锺嵘《诗品》评曹植的诗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骨气”和这种慷慨的情调是分不开的，而“词采华茂”则说明曹植在诗的语言提炼上的成就。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助于提炼诗的语言，但他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来提炼的，不是走向汉赋的“深覆典雅”，而是发展乐府民歌的“清新流丽”。其成就正如黄侃《诗品义疏》所说的“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

曹植对于民间文学的看法见于《与杨德祖书》，他说：“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上和他的父兄一样，道路是乐府民歌化。他的诗一半以上是乐府歌辞，五言诗是主要的形式，在句调上随处见出乐府民歌的影响，例如：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白马篇》）

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五游咏》）

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新人虽可爱，不若故所欢。（《浮萍篇》）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野田黄雀行》）

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门有万里客行》）

借问叹者谁？自云客子妻。……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七哀》）

欢会难再遇，兰芝又重芳。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杂诗》）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民歌像清泉流过花园似的浸润着曹植的诗篇。我们还可以借《美女篇》来较具体地说明他在乐府民歌基础上的提高。《美女篇》的前半显然采取了古辞《陌上桑》第一解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变化。《陌上桑》第一解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美女篇》前半云：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顾眄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

两诗各自写了一位女性的居处、采桑、服饰和容貌。内容相同，风格情调也相近。但叙述的次第和详略，描写的重点和手法有同有不同。我们试比较下列这几处：一，《陌上桑》在叙述句“采桑城南隅”之下用了两句描写采桑的用具。《美女篇》在叙述句“采桑歧路间”之下也用了两个描写句，但不是描写用具而是描写桑树。从“柔条冉冉，落叶翩翩”的描写见出那桑是被“采”着的，和下面“攘袖见素手”一句紧紧联接。这个对动作的叙述是《陌上桑》所没有的。二，《陌上桑》“头上倭堕髻”以下四句写女子的穿戴，《美女篇》从“皓腕约金环”到“轻裾随风还”也是写女子的穿戴，同样用铺排的写法。但是后者不像前者从头部的装饰写起而是从手腕写到头上。因为那手正在采桑，高出于头，从桑而手而头，才是顺序而下。“缃绮”两句和“罗衣”两句同是写衣裙，但后者不去描写颜色而描写衣裙的飘动，这样就和上文对柔条落叶的描写相应。三，《美女篇》用“顾眄”两句写女子的丰神态度，刻画那“美女”的“美”，这也是《陌上桑》所没有的。四，《陌上桑》“行者见罗敷”以下八句从旁人的举动托出罗敷的美，是诗中精彩之处。《美女篇》作者并不肯呆板地模仿，而将那八句的意思压缩成两句（后者的简炼和前者的铺排各有好处）。这两句里的“息驾”、“忘餐”又和上面的“遗光彩”、“气若兰”紧相联接，见出动人的是声音笑貌之美，不只是穿戴华丽。从这几点的对照可以看出曹植写《美女篇》确实受到《陌上桑》的影响，但不是模仿，而且有所提高。因为描写更细致饱满，形象也就更具体生动（这里比较的是局部的描写，不是全篇）。曹丕的作品受民歌影响处有时还显露模拟的痕迹，给人以半成品的印象，如《临高台》就是。这是曹植所没有的缺点。

五

上文介绍了三曹诗歌的重要作品，那些作品的主要共同特征（也是建安诗歌的共同时代特征）就是现实性、抒发性和通俗性。抒发性可以说明这时代文学的现实性的特点，通俗性则是现实性的内容所决定的。这里就这三点再补充一些说明，为了方便还是先从抒发性谈起。

从两汉辞赋的发展看来，建安以前辞赋的内容以颂扬鉴戒为主，到建安时代便由颂扬鉴戒而抒情化。从乐府诗歌的发展看来，汉乐府民歌本以叙事为主，到建安作家手里便由叙事而抒情化。两者都表明抒发性是建安文学的特色。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说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说应玚“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说陈琳“述丧乱事多”，说曹植“有忧生之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刘桢“情高以会采”；锺嵘《诗品》说曹操“颇有悲凉之句”，又说王粲“发愀怆之辞”。从这些说明都可以看出建安诗歌的抒发性。

关于建安诗歌，《文心雕龙》又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慷慨之音就是建安诗歌抒发性的具体表现。当时文人饱经流离，生活的感触多，这种感触便是慷慨之音的由来。他们一般都有恐惧生命易尽，急于乘时立业，追求不朽之名的思想。如陈琳诗云：“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二首之一）和曹操的“壮心不已”、曹植的“慷慨不群”正相类似。这种感情和“愍乱离”的感情都是建安诗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这种内容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新时代文人的积据精神。这样的慷慨悲歌永远有一种强烈的感人力量，后人所谓“梗概多气”或“建安风骨”便是指这一种力量。

建安诗歌不但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还具体地描写了社会生活，前面曾从三曹的作品里举过这一类的例子，其余如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蔡琰的《悲愤诗》等，各自写出社会苦难的一面。这些作家或半生戎马，或历经忧患，实际生活的接触面广，感受得多，体验得深，所以作品的现实性强。另一方面，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给予建安作者直接影响。乐府民歌本是直接描写人民生活的，象《孤儿行》、《战城南》一类的乐府对于建安社会诗有直接影响。

乐府民歌对于建安文人诗是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影响的。上面谈过三曹诗的民歌化，“民歌化”便包含着语言的通俗性这一特征。将一般建安诗和两汉正统文学——赋颂和四言诗——比较起来，通俗化的色彩是很明显的。尽管比起最初的五言诗（如班固的《咏史》）来建安作品显得文采化，比起质朴的民歌来又不免“雅词”化，但基本上还是明白自然的语言，不曾失掉“乐府性”。这一点在当时词采最华茂的曹植诗里也还是很显著的。

这里再略述建安以前文学语言通俗化的趋势。散文方面，在一世纪下半，思想家王充（二七至一〇〇）已经主张而且实行使用朴实通俗的文字。在辞赋方面，汉灵帝时曾有以乐松、江览为首的“鸿都门学”派，大量制作以“连偶俗语”为形式特征的辞赋。这一派作家曾被世家大族阶层的正统派文人学者所攻击，骂他们为“群小”、为“驩兜”，比之为“俳优”(35)。这派作品并未保存下来，但从《后汉书·蔡邕传》的叙述，知道那是颇为通俗化的。同时有一位名士赵壹做了一篇《疾邪赋》，赋里夹有两首五言诗，其第一首云：“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这里面颇有俗语，全诗是很近乎白话的。五言诗本是民歌体，从班固以来间或有文人偶然模仿作一两首，现在用来夹在辞赋里，也可以见出时代风气的转移。这种趋势说明建安时代民歌化通俗化的诗体一方面为现实性的内容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从一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们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曾引用沈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两句话，假如读者问：这“情”是怎样的情？“质”是怎样的质？“文”是怎样的文？现在便可以从以上三点的说明得到答复。

一九五六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