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
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鼢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东，则鄃无水灾，邑收入多，鼢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于是上以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湛白马玉璧，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揵，上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于是卒塞瓠子，决宫其上，名曰宣防，而河道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是时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众，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车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书奏，上壮之，报曰，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此开通后，馆陶东北四五郡，虽时小被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无水忧，宣帝地节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邱县，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东，经东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成帝初，清河都尉冯逡，奏言郡承河下流，与兖州东郡分水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灵鸣犊口在清河东界，所在处下，虽令通利，犹不能为魏郡清河减损水害，禹非不爱民力，以地形有势，故穿九河，今既灭难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余年，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又地节时，郭昌穿直渠，后三岁，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北可六里，复南合，今其曲势复邪直贝邱，百姓寒心，宜复穿渠东行，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许商，治尚书，善为算，能度功用，遣行视，以为屯氏河盈溢，所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遣大司农非调，（大司农名非调也。）非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灌船五百搜，徙民避水居邱陵，九万七千余口，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上曰，东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堤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后二岁，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治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以为前河决，丞相史杨焉言延世受焉术以塞之，蔽不肯见，今独任延世，延世见前塞之易，恐其虑害不深，又审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势各异，不博议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来春桃花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数郡种不得下，民人流散，盗贼将生，虽重诛延世，无益于事，宜遣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杂作，延世与焉，必相破坏深论便以相难极，商延年皆明计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别是非，择其善者而从之，必有成功，凤如钦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复赐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繇六月，后九岁，鸿嘉四年，杨焉言，从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镌广之，上从其言，使焉镌之，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是岁渤海清河信都河水灌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图方略，禁以为今河溢之害，数倍于前决平原时，今可决平原金堤闲，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水道浚利，又干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余万顷，足以偿所开伤民田庐处，又省吏卒治堤救水，岁三万人以上，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孙禁所欲开者，在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公卿皆从商言，先是谷永以为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是时李寻解光，亦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众庶见王延世蒙重赏，竞言便巧不可用，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满昌师丹等，数言百姓可哀，上数遣便者处业振赡之，哀帝初，平当使领河堤，奏言九河今皆寘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部刺史三辅三河宏农太守举吏民能者，莫有应书，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强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执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为污泽，使秋水多得以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汤，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陿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住十余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余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余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隰，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时，召能治河者以百数，但崇空语，无施行者。（沟洫志。）（查前汉书沟洫志，上六七九页第三行“三岁”应作“后三岁”，同页第十三行“必相破坏深论便以相难极”，“便”字下应加“宜”字再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