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和
自法人败盟以来，多所需索，志在要求，意存凌侮，其势固宜战而不宜和，能进而不能退，可拒而不可许也。盖以我所据依者，理而已矣，情而已矣。理直者气自壮，情正者言自顺。以中国甲兵之众，材力之裕，储蓄之饶，守备之密，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固何难与之相见于疆场，誓师于边境哉？我于此但当计曲直，而不必计胜负，但当计顺逆，而不必计强弱。此一役也，列祖列宗实式凭之，普天率土罔弗共之，况乎天下之怀义愤也久矣，以法人之屡次无礼于我，群且眦裂发指，无不延颈企踵，擐甲枕戈以待，事机一旦决裂，然后奋臂以兴，投袂以起，而与法人为难。此诚事之不可缓，机之不可失，而民众之大有可用也。以是议者皆谓，此时非一战无以作士气，无以振人心，无以兴人材，无以宣皇威，无以张国体。不知此固然矣。惟是和战之权应操之自上，能发者必先计其能收。设使人人皆以义愤为辞，乡自为团，人自为练，衽金革，习器械，跳荡拍张，悍不可制，好事喜乱之徒，乘机而入其中，谁能辨之者？蠢然思动，至于溃烂不可收拾，而于是乎天下多事矣。此固不可不虑也。又况今日者，泰西各国通商中土，其与中土商民，平日非有势分之相临也，非有恩信之相结也，非有意气之联络也，非有情谊之浃洽也。其待中国之人以礼貌，以情意，以相周旋交际者，固不乏人，而其间或有恃势妄作，逞臆横行，待之不以其道者，亦未尝无之。众固无如之何，而其心之衔忿蓄怨，固已久矣。徒以一人镇之自上，百执事奉承奔走于上下，以相左右而保持之，故皆俯首听命。若一旦法事猝兴，人思报复，保毋有别国受其害者乎？至此将谁执其咎哉？故民气可静而不可动，民心可聚而不可涣。和则可暂安于目前，而战则兵连祸结，一时不能窥其究竟也。以管见言之，莫若暂与之和，而亟图自强。当今要务，在与法重订详细条约，其中自有主者，非外人所能越俎，亦非一介小民得以妄参末议，自取罪戾。惟彼则索赔偿，索抚恤，百端以要我，而我则置之不复理，似乎相去悬殊，虽欲议和，无从说合。窃以为礼之用，和为贵，驭远睦邻之道，斯为美。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苟其所求甚奢，势固不能强从，若不过区区百数十万金，似尚可行。独是所争者在乎正名而已，初不在乎索之巨细多寡也。赔偿即为酬饷，固万不能出之于我，即抚恤亦非我之所当行也。谅山一役，其发难始自法人，我国兵弁多所死亡，岂法宜抚恤，而我国之若军若官，乃任其暴骨于郊原，流血于沟浍哉？我有抚恤之赀，彼亦当有补苴之费，则所持乃得为平，所请乃称为允。今者不必议抚恤，不必议赔偿，大皇帝大度含宏，恢乎罔外，筐篚玉帛，古者行成修好之所不废，盟聘会同之所常有，以黄金若干镒、白金若干斤，遣一介之使，驰尺一之书，馈于法之总统，曰此言和之礼也。惟兹不腆藉以结两国之欢，而永万年之约。若法廷报币之来，即一二金之物，亦足以将意。我则惟重其和礼而已，厚往而薄来，所以示怀柔远人之道也，此亦九经之一也。我则曲尽斯意，为天下苍生而屈，亦为泰西列国通商而屈，非畏法人也。若犹不许，是法人不顾生灵之涂炭也，不顾万国通商之大局也。谁为戎首，谁为祸始，天下当共知之。然后我传檄通国，布告邻封，惟有左执鞭弭，右属橐鞬，以与法人从事。呜呼！法人于我中朝，岂真欲出于一战哉？彼有挟而求，至再至三，声言南趋台峤，北驶析津，无非肆其恫喝之故智耳。我前言法人于中朝有五不可战，乱党盘踞于内；强邻眈视于外；守国之防卒不能尽撤；驻越之戍兵未可遽离；劳师袭远，越境图人，万里馈粮，兵不宿饱，重瀛调舶，士非夙习。此五难也。马达加斯，蕞尔小岛也，以兵临之，屡闻败耗。与英议埃及新辟之河，啧有烦言，或不免于争，瞻顾张皇，动掣其肘，外强中槁，情形立见，是彼为己谋之不暇，何暇谋人？乃更欲树一敌于中朝，其计亦左矣，其志亦》矣。我中朝始终持前说，坚忍不拔，一听客之所为，则其气沮矣，其术穷矣。沐猴得冠，黔驴无技，正今日法人之谓也。虽然，伸于目前者，我喜彼怒，仍必泄愤于将来；屈于暂时者，彼怠我奋，自可相安于日后。草莽下士，罔识忌讳，平生忠愤无所发抒，辄欲执戟荷戈，为众先驱。特以灼知远情，熟揆大势，和则可冀苟安，战则难筹全策。盖天下事，不徒恃战，不徒恃和，恃我有以当战则战，当和则和而已；不患在战，不患在和，在我有以备于战之先，善于和之后而已。法事既平，正我国家励精图治发奋自雄之日。诚哉！张幼樵侍御所云“法事之终，正兵事之始也。”请得而纵言之，曰无因循也，无苟且也，无蒙蔽也，无粉饰也，无虚骄也，无具文也，无植党也，无营私也，无偏徇也，无拘泥也，无欺诈也，无始勤而终怠也，无玩时而愒日也，无有名而鲜实也，仿效西法毋徒袭皮毛也。养民练兵，训士惠商，举贤任能，简吏择官，去虚仪，尚实意，敦品诣，重艺术，除律例之繁苛，文试勿行时文，武试勿以弓刀石，别开文武两科，务期实效。与民相见以天，与泰西列国开诚布公，通彼此之情无以远近隔，达上下之志无以贵贱殊，则所以治中而驭外者胥在乎此矣。如是乃可以言和。
言战
今日法国之事，我不知何以为战，何以为和。何则？法人设计以图用兵以攻者，越南而已。其命将出师遣兵调舶之初意，不过四端，曰酬饷、割地、辟路、通商而已。苟我中朝以越南为藩属，二百余年来，久形恭顺，登于王会，受其共球，则不必待其作申包胥秦廷之哭，而后援之也，当遣一介之使，以告于法曰：“越南为敝国藩封，天下所共知，贵国当亦知之。幸以敝国之故，勿加兵焉，不然贵国有进征之师，敝邦亦有往援之旅。”法幸而听，固两国如天之福。倘法人诘戎兵，备艨艟，以从事于越，豕突狼奔，鲸吞蚕食，欲得而甘心焉，则我朝廷亦当先之以文告，继之以武功，命上将整六师，云集关外，以保兹小邦越，而与法人诘朝相见于疆场，如是乃得谓之战。去岁李傅相与法使会于上海，雍容辞命，往复周旋，未有成说。法人逞其跋扈，恃厥恣睢，一举而入东京，再进而踞顺化，与越结约，垂为定章，是其投鞭断流之势，目中早已无建业矣。我中国虽朝发军舰，夕遣营官，羽檄交驰，仓皇境上，而出关之师，究未与法人一矢相加遗，并未交绥，即行退守，如是何得谓之战？和者对战而言者也，既未与战，又何得言和？此我之所以不解也。曩者俄人之伐土耳其也，英人声言救援，今日发劲旅，明日调坚舶，帆樯驰驶，旌斾飞扬，一若大举搏战即在顷刻间。逮俄入土都，大局已定，而英终袖手作壁上观。迄乎欧洲列国集议之时，未闻俄与英人再订和约也，以英虽有救土之名，而未尝与俄有交战之实也，兵衅未开也，邦交如故也。今日法、越之事，何以异是？且法人于越南，固已大逞其所欲矣。其循北圻而往，如朗松、如洪化，悉已入而踞其城垣，占其营垒，戍以重兵，不复还越，则地已割矣。循红河而往，欲溯之而通道于滇、蜀，舟楫可行驶，商贾可往来，则路已辟矣。法人于此，尚复何求？不过通商蒙自，撤兵越境，则须请命于中朝耳。是亦不过另订商约，而不得谓之和也。酬饷一节，明言不欲过索，业已昭然白之于天下。前盟具在，口血未干，何得再有后言？此不过以越南贫蹙，犹获石田，历来兵费必不能偿，故思及我中朝耳。彼来议和之时，早有深意，不然越南之事，中朝已概置不理，本不必无端牵入，自多枝节。其来只请通商一款，或再请撤兵之期耳。我朝与彼立约，亦当削除越南诸说，不必与之争藩属之空名，争之弥复损失国体耳。法在越南早已定有约章，又何必我朝再预其间哉？法人如以越南为中朝藩属，则揆之万国公法，必不能兴兵致讨，取其土地，戮其官民，作封豕长蛇之荐食。苟以为无预于中国，则又何必订入中朝约内，申说再三？此进退无据，两者皆无以自解也。乃今者无端索赔，其情其理更不可问，又多肆其恫喝，则惟有与之一战而已。夫战非我之所欲出也，设使天牖其衷，法人悔祸，两国讲信修睦，以玉帛而不以兵戎，岂非社稷民人之福？无如彼以战来，我不能不以战往，是战者乃我之所以应敌也，非我为戎首也，非我为祸始也，天下列国之所当共谅者也。战之之道有二，曰暂战、曰常战。法人自恃其船坚炮利，将猛兵精，以为无敌于天下，非先一战以挫其锋，必不肯俯首以就我范围。彼不过欲酬款若干万而已，若先与议定，以一战之胜负为取与，约于何地开仗，然后两国以兵戎相见。若中朝获胜，则作罢论，法人不得再启衅端；法胜，则所议若干万，敬拱手而奉之于法，无有异说，此所谓暂战也。未战之先，当属三军而告之曰：“我朝国势之盛衰，兵力之强弱，万民之所仰望，列国之所注观，胥系于此一战。”鼓其勇，作其气，重其犒赏，激发其忠义，悉精锐，厚势力，驱敢死之士，材官技击，不专一长，而统之以百战之能将，安见其不可出于一战哉？既战而后畀之，则我可自愧于天下。我朝自二十余年来，讲求武备，整顿边防，仿效西法，制造舟舰枪炮，练兵士，砺器械，淮勇、湘勇各自成军，号称劲旅，设非出之于一战，则可用与否末由知之。若遇事变之来，畏首畏尾，虚与委蛇，动以贿赂行成，徒张敌国之气焰，而堕我军之志气，所谓胆智者何在？所谓勇略者何在？敌不可纵，祸不可延，隳军实而长寇仇，正今日不战之谓也。顾战必有以制其死命而后可，曰出奇，曰用间，曰以静制动，曰以逸待劳，曰以主御客，曰固扼险阻，曰严绝接济，曰但守之于内河而不必击之于外洋。法人狡谲特甚，其用兵于中国，必先以轮舰十余艘游驶洋面，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使我眩其虚声而多为之备，备多则势分，备多则力涣，彼乃得舍坚而攻瑕，避实以击虚，而于是乎得逞其志矣。我当何以驭之？曰静则可以制动，逸则可以待劳，彼客我主，守有当所，无事疲于奔命。法之大舰巨炮，但能纵击于大洋，彼欲攻城略地，势不得不登岸。我但扼要以守之，地雷坑穴无所不备，在临机以应变而已。俟其进而击之，彼岂能飞越雷池一步哉！彼之所至，大抵多以失业之流氓为耳目，近乡之渔艘为接济，此在地方官严申禁令而已，行保甲之法，厉连环之罚，有犯必惩，戮之毋赦，杀一二则千百知警矣，是在上之雷厉风行而已。制敌船莫如用火攻，行之于大洋则难，而行之于内河则易。粤、闽、浙三省，多出海之渔船，其操舟之舵工水手，类能狎风飓，涉波涛，如履平地，毫无所畏。我悬重赏以购之，高爵厚禄以饵之，听其所为，毋击其肘，如能成功，则以全舟所有畀之，彼自致死效命而不辞。火攻之术既行，天下豪杰之士，必有闻风而兴起者，即远而行之于西贡、海防，亦无不可，更何论乎中国哉！此所谓常战也。我中朝既出于战，必当持之以恒久，举之以全力，勿以小胜喜，勿以小挫惊。中国海疆，南北逶迤万有余里，备不胜备，防不胜防，宜区为四军，而统之以四重臣，以节制而总辖之，寄以专阃之任，重其责成。辽东三省为一军，直隶、山东为一军，江、浙为一军，闽、粤为一军。敌至则应，敌去勿追，守有一定之地，敌人入尺寸即治以重罪。颁诏天下，举贤才，尚艺术，召奇材异能、勇力折冲之士以实行伍，如有成效，不次拔擢。此一战也，薄海臣民罔弗共之，一战不胜则再战，再战不胜则三战，务有坚忍不拔之志。时际艰难，人才自生，以中国之大，岂无非常之人以御侮而定难者？安见法之必操胜券，而我民之不可用也哉？无畏敌，无贪功，无退缩，无凌竞，无骄悍，无委靡，有赴敌进死，无怯敌退生，上下之间，一心一志，一力一体，即横行于天下且不难，更何论乎法人！必如是，乃可以言战。
拟上当事书
为敬陈管见，以备采择事。窃闻谋必出乎万全，事必操夫胜算，谋成而后行，事定而后为，则一举一动，可无后悔。用兵之道，尤宜慎之又慎，非过为老成持重，畏葸瞻顾也，必审我有以制之而有余，然后可一发也，毋惮彼强，毋幸彼弱，毋虞其多难，毋患其肆横，在我先有以自审而已。今日者法人之凌侮极矣，骄悍极矣，势不得不出于战，以彰天讨，以奋天威，用伸薄海臣民之愤。理直者气自壮，名正者言自顺，法人虽狡，揆之天理人心，必不能逞也。然天下事，固有不能尽以常理测度者也。张法人者，谓其船坚炮利，将猛兵精；轻法人者，谓其财殚力痡，民穷国蹙，强邻峙于外，乱党踞于中，他处兵事已形棘手。惟管见窃不谓然。法人之来扰中国尚利害参半，独我之御法人为有害而无利。何则？我与法所争者空名而已，而其间所失者实大。战而捷，法人必思报复，未必即肯甘心俯受挫折，兵连祸结，靡有已时。法人今日首先开衅于中土，一战于基隆，再战于马江，虽迭有胜负，而我国受亏已甚，统计兵轮、炮艇、船局、炮台，已不下二千数百万。始事已如此，后来尚难逆料。虽他省防堵完密，守御谨严，法兵即来，不以力胜，可以计歼。然今日遣艨艟，明日调士卒，经费浩繁，何可胜计？他日欲令法人偿我兵饷，势恐不能。今法人自初七日退兵之后，寂无动作，其意盖有所待，将俟增兵既至，然后合而攻我。进攻福州之法兵，皆经刘团挫败之余众，犹且猖獗如此，若从法国调来者，其锐气当增一倍，亦可推矣。法人所注意者，闽则台府，粤则琼州，皆孤悬海外，可以铁甲战舰、火轮兵舶守之于大洋，而不虞陆路之追截。其扰台湾，则先踞澎湖，以为泊舟驻兵之地。台湾幅员辽阔，物产富庶，且为东西航海者之中道，泰西诸国皆所垂涎，法人要必以全力赴之，其情形固已灼然共见。然则我所以御之之道如何？当必以水师兵轮为先。夫与法人交战，击之于大洋，不如守之于内河，拒之于水，不如持之于陆，此固人人知之矣。惟是我国海疆延袤万三千里，备不胜备，防不胜防，况所有轮舶兵舰，皆不能驶出大洋，冲涉波涛，测量沙线，辨识风云，况乎与敌决战而纵击也哉！以此敌船来莫之遏，去莫之追，飘忽无定，往返自如。沿海炮台，苟不善守，势必突遭靡烂，经营数十年而毁之于一旦，殊可惜也。夫炮台原以制敌船而设，专为守御计，其建筑悉准西法，宜若可恃，不知炮台所重者，在司炮之人。苟司炮能资熟手，击放远近，自有定准，今仓猝从事，未经练习，炮皆虚发，敌船无所畏惧。且敌船在海中旋转无定，其中之也难，炮台屹峙海滨，其中之也易。以不准之炮，攻无定之船，此所以为敌船所乘也。滨海居民，即可迁入内地，空其地为瓯脱，亦是御敌之一法。然商务壅阻，谋生路绝，小民荡析离居，情殊堪悯。设使无所得食，肆行抢劫，或起与西人为难，致费调停。南方民情浮躁，北方风气刚劲，皆足以生乱而酿祸，与法人相持一二年间，其变必生。今粤东兵事未兴，而佛山镇民已毁教堂两所，此皆英、美两国人所设，与法人无预，愚民何知，但知抒其积愦而已。衅启自民，咎归于官，保卫之术至此，朝廷必有所不及，而泰西各国之龃龉起矣。俄人于西北一带，久眈虎视，特无间可乘耳。今许法人前来保卫，铁甲战舰不日东驶，法人寄居通商口岸，难保无通消息，行接济，侦探我之虚实，尽为彼所洞知，欲行驱逐，俄人当必有辞，苟处置不善，不免又树一敌。俄人强悍无理，不亚于法人，彼若来华，事多掣肘。至我内地民情，亦可静而不可动。各处斋匪、教匪、哥老会，时思蠢然为患，倘与法相持日久，民之失业穷苦者必多，外忧既亟，内患堪虞，于此而图消弭之，正非易事。即曰遣发劲旅出关，收复东京，直捣西贡，此固围魏救赵之法，使之还兵自援，以相牵制，即以越南为战场，而中国海面可无法兵。不知法人固狡甚也，彼自知不长于陆战，越南一隅，暂时可以弃而弗争，而专以水师轮舰扰我之沿海。复残破之越南，而丧我完固之海疆，孰得孰失，何待三思。况议和之时，彼仍必索还越南也哉！总之，法人一日不靖，和议一日不成，则海防一日不可撤。劳师糜饷，伊于胡底？法人可来，而我不能往。法人本不以通商中土为急务，今年不胜，则明年可再举，明年不胜，则后年可重至，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屡肆不已，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而我所以御之者穷矣。即曰持之以定力，而海防之费从何筹措？法人之性好急，急则其来也必骤；法人之俗喜斗，斗则其败也不即止。中国无一事可以制法人之死命，而法人之扰中国，可以从容肆应而有余，此则不可不熟思审处，而先为之计虑者也。中、法交兵，民间义愤，当或可用。然极言之，民之义愤，究不可恃也。诚使普天率土，敌忾同仇，富以财，贫以力，从戎致命，荷戈前驱，以与法人决一死生，岂不甚善，而今皆无闻焉，是不过徒有其说而已。况其中或有藉端以滋事，逞臆而妄行者，一旦不可制遏，反足为患。今者我国家水师未练也，兵轮未广也，统领未得干材也，驾驶未得能手也，枪炮之施放未精也，器械之攻守未备也。必悉心讲求，先事整顿，行之十年，始可与法人一战。行之三十年，然后可纵横于大洋之中，入法之境而侵法之疆，此时似犹未可与之即出于战也。或曰，中朝仿效西法，振兴武备，筹办边防，制造枪炮，建筑炮台，行之已二十余年，何患不济？且湘军、淮军夙称劲旅，统兵大员皆身经百战之名将，久娴行阵，深谙韬钤，以此临敌，何患不摧？今日即以临阵为练兵，杀敌为讲武，一战不已则再战，再战不已则三战，以百败不挠之精神，而持之以百战不慑之志气。不以小胜喜，不以小挫惊，经一创，增一智，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彼寡我众，彼客我主，彼劳我逸，彼远我近。彼败则必济师于其国，调师遣舶，计程则三万余里，计日则一月有半，计费则一卒之赀需五百圆。我则振臂一呼，虽骤集数十万众不难，时艰才出，必有豪杰之士，群起而助我者，由此言之，复何惧乎法人！且其劳师以袭远，越国而转斗，赀粮扉屦、器械药弹储蓄必饶，轮船非煤不济，则煤斤重滞，势难多载，经历数万里之遥，不得不赖沿海口岸为之接济。既经示战，按以万国公法，泰西列邦皆不能应其所求。至内地奸民，则在乎严刑峻法以治之，地方官吏加意盘诘，自能绝其根株。各处渔船，亦必行连环保甲之法以清其流弊，并招募其人以充团丁，果能杀敌致功，自膺重赏，有能设法焚烧敌船者，立予破格恩施，高爵厚赉在所不吝。我但守御严密，雍容坐镇，而彼自疲于奔命矣。所谓静可以制动也。昔俄之未强也，瑞颠兴师伐其国，俄战屡败，臣民皆主议和，独俄主不可，谓国可亡，战不可已，其后卒胜瑞颠，而国日以强胜。堂堂中国，讵不如俄？不知以上所云，应敌之谋，料敌之说，言之则易而行之则难。语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今我之所短，彼已尽悉，彼之所长，我未能及。天下有先事图维则有余，而临机应变则不足，一著遽误，全盘俱空。办土寇与办洋匪，其间不可以道里计。俄、瑞两国，境壤相近，所争者在并兼土地，侵割疆宇，关系者大。今中、法所争者空名耳。争空名而受实祸，窃以为识时达势之智者所不为也。处今日之地，固万不能言和，惟有速行整顿战事而已。若彼知难而求退，我亦似可虚与之委蛇，曰暂忍以罢兵，待时而后战。法事之终，正兵事之始，富国强兵，治中驭外，宣国威，张国体，请俟诸异日，未有不得之于操券者。否则，徒以一时之不忍，而举一国之全力以相搏，狮虎忿争，必有从旁冷眼以观者，窃以为非计之得也。兵，凶器也；战，危事也。徒恃一战以自强，竭全力以从事，为中国久远计则可，为我朝一时计则不可；为将来计则可，为现在计则不可。凡事豫则立，惟有备乃无患。养精蓄锐，深识远虑，天下何事不可为？岂独御区区之法人也哉！鄙意即欲与法人战，亦当谋定而后行，事成而后为，不必汲汲于一时也。天下机会之来，岂有终极？忍之于今日而报之于他时，天道循环，断无或爽。或者谓今日再与法人羁縻而示之弱，则他国必有起而效尤者，我朝之患，正未有已时，今日之害犹小，他日之害为大也。不知苟能自强，彼必畏我，何敢相侮。今法人之诛求无厌，非理妄干，正以我海疆之备有懈可击耳。富强之效已睹，驭外之权即基于此。愚以为事至今日，要当实事求是，不必涉矜夸，献颂誉，铺张扬厉，专作美谈。必令天下进说之士直言无隐，以闻过为喜，以攻短为尚，而后天下可治。韬蠢愚下士，罔识忌讳，特忠君爱国之念，耿耿不忘，故敢尽其区区，伏垂亮察，不宣。
拟设洋药总司议
鸦片产于印度，而总汇于香港。近年吸食者愈众，走漏者愈多，不独为通商全局中一大漏巵，而于国家厘税所关亦非浅鲜。今欲杜其弊，清其源，绝其流，正其本，莫如设立洋药总司，而以其权归之朝廷，盖榷烟之中隐寓禁烟之意焉。何谓洋药总司？总理衙门移文于英之驻京公使，并我国驻英钦差，使与英之外部大臣、印度总督酌商，许在印度、香港两处，由中国简放榷烟大臣驻扎其地，专理稽查烟务。所有鸦片入中国者，每年或十万箱不等，由印度商人报明印督，由印督移咨中国驻印大臣，按期运载至华，听由招商局轮船代装，驶往各处通商埠头，以香港为总汇之区，存贮栈房，以待分运。盖走漏之弊，杜之于中国则难，杜之于印度则易。何则？印度英商自行运载来华，既至香港之后，中国海面，港汊纷歧，各处皆可绕越，且走私轮船，又复迅捷异常，乘夜偷渡，不服盘诘。中国奸商又与西人互相表里，恃为护符，冒险影射，诡计百出，势实无从稽查。今天印度出口之始，一报之于印督，再报之于驻印大臣，给以文凭，其来数已昭然有据，虽欲偷漏，势必不能。若其中有非在中国销售者，则不得载至香港为存贮之所。印度栽植鸦片岁有定额，不得多种，贩运中国十万箱之外，不得再有所加，违者有罚。英廷设法，本为至善。无奈一经出口，分运各处，即已难稽。其报之英官，原有总数，而所经中国关厂，报税抽厘，每于总数不符，两两比较，相悬甚巨，非由偷漏，胡为至此？今于印度载至香港之后，若英人欲分运中国通商口岸销售，悉听其便，惟载运之船、存储之栈，皆由招商局代为经理，其费一秉至公。如或英商以为不便，议不能行，则有挂号领凭之一法。何日进口，何日出口，何日分运各处通商口岸，须诣中国驻港大臣一一报明。销售之后，然后纳正税及子口半税。此于印度官商皆有益而无损，而亦任其随时销售贩运，无一毫稍掣其肘。诚如是也，中国所设一切缉私委员、巡船，皆可裁撤，所省者大，何惮而不为？况乎榷烟原可与禁烟并行而不悖，所入中国若干万箱，每岁为期，原有限制，本可历年递减，正不妨与之悉心以筹，和衷共济。总之，我所以待远人者，不外乎开诚布公，实事求是，绝不参以厘毫私意粉饰于其间，可行与否，在乎能直告之而已。秉之正，持之严，彼亦有所惮也。鸦片本一毒物，非以养人，乃以杀人。既为邻好之邦，乃以毒物贩售于我，利己而害人，既以良法美意与之商，而彼不听，是不欲我由渐而祛害也。天下中外虽攸殊，总不外乎理而已矣，惟理可以折之。如不然者，仿前代榷酤之法，凡有印度所来鸦片，悉归之官，由官以售之民，西商如有私贩者，倍严其罚，此亦杜截偷漏之一端。由是售烟者，区之为烟户，吸食者当必渐寡，将见不三十年而烟可不禁自绝矣。呜呼！今当轴者，孰能肩此重任哉？
附：臆谭
荒隅避迹，幸远祸机，啁啾欢杂中，默焉而已。窃以粗才，短于涉世，朋往俦接，酒酣耳热，辄攘臂奋舌，妄谭经济，诋诃痛哭，罔顾忌讳，取嫉当事，中以奇厄，危而慬免，又安敢再侈口以言时事哉！嗟乎！当此烽烟r洞，灾乱迭构，惨目抚心，未知从何下手。偶读古人言事之书，其所隐忧私议，皆足以拯救时弊，不禁怦怦心动，因是不惮重蹈咎辙，辄作罪言，比诸枯蜩寒虫，自呻自吟，不欲人知，以求采纳。盖古之人，虽伏处菰芦，谪逐僻远，其忠君报国之念，未尝一刻忘也。苟可以为国者，知无不言，即言不见用，或言而获罪，终不能自已。余也谗毁罪废，穷窜蛮乡，忧时愤事，此心耿耿，固在漆室之女，不谅其志，听诸悠悠可也。同治纪元闰八月二十四，天南遁叟自识。
敦本
呜呼！自三代封建之法废，而后世帝王所以待宗室者，皆未能斟酌损益，权衡厚薄而适得其中。西汉鉴于七国之祸，而其权渐移于外戚。成帝时，宗族之著于籍者十万，逮乎王莽移汉，其得存者数千而已。自魏以来，势同孤立。当夫开国之初，非不思矫其弊，而立法未善，旋即更张。试观由唐、宋以迄元、明，其间亲贵者猜嫌疑忌，终至杀戮。就藩封者，仍不得尺寸之柄，稍自展舒，食租衣赋，有空名而无实用，数传之后，下侪氓隶。历览史册，帝宗皇族鲜克自振拔者，或以不轨除国，或以骄蹇失职，则在乎养之而未知所以教之之道也。此则言乎宗潢近派耳。至于疏族远支，所以培植而安置之者，亦未得其当。不然，给土田，尽职守，聚族而居，各事其业，仿古者所行宗法，以大宗联小宗，互相维系，各自约束，必能渐至盛强，以为国家辅佐。诚以宗族者，国家之枝叶，枝叶强则足以庇其本根。古者封建诸侯，率辅之以强宗盛族，如封康叔而分之以殷民六族，封唐叔而分之以殷民七族是也。巨室世家，与国盛衰，同休戚而共荣辱。自后世世爵废，遂无世臣，宗法废，遂无巨族。一旦有事，而可恃者无一人，内无以助赀输粟，外无以保疆御侮，一蹶不振，易至于亡。然则有国家者，其于厚宗植族可不亟讲哉？欲固厥本，当行宗法而佐以屯田。乡落之间，悉寓堡砦，习战攻，明守御，兵农交辅，耕作相资。俊秀者使登仕版，壮强者倍给廪饩，有事皆可以备征募，供调遣，在城者足以佐防兵，在乡者足以助团兵，在畿辅者亦以此法为宗兵。如是而根本不强，枝叶不盛者，未之有也。我国家既定天下，于各直省建置满城，设立驻防兵额，凡拨居隶籍者，男女皆颁给糈禄，岁有常例，不劳而食，诚优厚宗族之盛典也。然当时人少户寡，天下之所出足以养之而有余。二百年来，生聚日众，养之不足，必至予之渐薄，而彼所恃以糊口者亦必不给，则二者交病。况其在城者，无事不得擅离，如圈牢之养物。且子姓日多，而令其游手无业，安居坐食，非所以为教也。糈薄不赡，穷困无告，必至贷钱逋累，非所以为爱也。有余则骄淫匪僻，不入于善，不足则贫窘无聊，告贷民间，以期他日出仕取盈，盖有致之而然矣。竭百姓之力，糜无益之费，而成其不教不爱之实，窃以为立法似未尽善也。况至今日，满人之在各地者，居处已久，无异土著，其驯顺者游谈玩日，肆横者游手滋事，甚或居民畏之如虎。如欲亟为整顿，尤当使之各事其事，隶兵籍者日加操演，猝有变故，缓急可恃；入仕籍者岁加考试，宽其额以储选用；士农工商四民之业，一如汉人，毋得仰给于外，妇女亦勤女红，学蚕织。其居处不必在城也，业耕稼者，当使散布乡村，而以宗法屯田为之部署。富以济贫，有以通无，庶几可行之久远也，不然，岂第饥寒之患哉！
简辅
夫国家任人，所恃以安危者，辅臣而已。唐、宋、有明以来，多以一人兴，以一人丧。元代立相，皆取用色目人，而汉人不得与中书，然有元九十年间，未闻有贤相也。明祖以宰相权重，不复建置，寄其权于六部，而后之大学士即宰相也，所谓名去而实存也。本朝立相，参用满、汉，法至善矣。近今十年来，道、咸之间，汉人之为相者，未闻有赫赫之光，足以震动朝野，维系君民。岂草泽布衣知之有未尽耶？徒闻旅进旅退，以窃位苟禄固宠全身已耳。或曰，本朝之无权臣，足为盛德事。满臣中如鳌拜、噶礼等，虽稍有姿横者，而汉臣则无闻也。本朝未尝轻杀大臣，近时间有如耆英、柏葰等，未易一二数，而待汉臣尤厚，居台阁者，多以功名终，则所以保全大臣者，其恩意岂不渥哉？吾则曰，此皆汉臣之为自全地者多也。本朝动以资格拘限，循至为相，不复采诸民望，察诸舆情，古昔慎简之意无有也。其为相者，已多臻中寿，半致耄昏，谚曰：“老将智而耄及之。”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况其循至相位者，由于阅历甘苦得失而来，锋芒已尽，肝胆不张，不肯为国家担持大利害，而为深谋远虑之计，徒忝高位重禄，汶汶没没，拱居其职数年而已，国家何赖乎有此相也！盖上智之人，老则历练精；中材以下，老则趋避熟。而天下上智少，中材多，则所以慎加遴选者，可不亟哉。善为政者，先在平日亲贤储材，亲贤则不肖者远，储材则缓急有可用之人，二者所以为简辅之地也。诚以辅臣所系乎国者甚重，其职佐天子，进贤退不肖，黜陟百官，各当其位。昔者尧以不得舜为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忧，盖欲为天下得人也。宋之相韩、富、寇、范、司马也，天下交贺，外彝动色，及其相王安石、蔡京，而天下嚣然不靖矣。明之三杨在位而事治，严嵩以青词取相而国弊。则下民之休戚，可以卜相臣之贤否也。今相臣之去就废置，若无预乎草野之休戚，并不系乎朝廷之重轻，在民若马牛风，在朝若九牛毛，嘻！焉用相为哉？此皆由公辅之不能得人，而枚卜相臣未极天下之选也。今必破除陋习，毋拘常例，务采舆望之所归，苟其材也皆可简用，一岁三迁，不嫌其速，不由科目，毋患其浅，不必定取诸翰林中也。夫翰林不过徼一日之短长，其所对策，多浮泛掇拾，务诡时好。其未得志也，趋权门，排同列，鲜励名操。及既得志，养骄居优，日积月累，坐致高显，爵位已极，而患得患失之心更不可问，虽未必人人尽然，而委靡末流之中，难自振也久矣。惟上能不循成格以求相，则在位者人人皆思奋勉，而贤不肖辨矣。
治兵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有备始可以无患。兵志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所谓备者，训练之谓也，治之于平日，斯能用之于临时。今我中国之大弊，在无事养兵，有事募勇。非兵额之不足也，在乎自远调遣，旷日持久，资粮扉屦，必给之而后行。而领之先则糈台之出纳迟之，领之后则营官之侵克继之。及兵既至，则贼势已成，贼志已固，贼守已坚，而官弁所统率者，只此数百之众，犹以羊入虎口，至亦无济于事。而贼乃得逞其所欲，恣其所至，一旦败坏决裂，遂不可问。当事者，知兵力之不能及，于是仓猝召募，购买器械，幸而集事，贼胆愈张，外而羽翼已成，内而民人罹祸。至后攻贼著效，或亦赖勇之力，而不知将兵者已几费经营，几糜帑饷矣。然则平日之所以养兵者，固何为者哉？盖虚数冒粮，老弱充额，演练不讲，器械未精，一切奉行故事，视为具文，其弊固不胜枚举也。今日所募之勇，几遍天下，各省被贼之后，军事既定，或即有改勇为兵者。诚见夫勇也者，聚之易而散之难也。顾各省一遇升平，即以兵为无用，军营中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因循如故也，粉饰如故也，推诿如故也，畏葸如故也，虚夸如故也。其所为兵者，跳荡拍张，漫无纪律，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见民如虎，见贼如鼠。营中所用者，不过弓矢刀矛也，即曰有所专长，亦不过击刺而已。如是虽曰有兵，与无兵同。论者皆谓贼平之后，必当改纪军政，整顿营规，练习武备，讲求兵法，置办利器，一改从前之面目。盖事贵随地而制宜，道在因时以善变。今日行军，首重枪炮，远则有炮队，近则有枪队，器必坚利，学必精能，坐作进退之间，一听统兵者之指挥，其临阵冲锋，尤在乎有进而无退。其忠义勇敢之气，积蓄于居恒，而奋发于一朝。其气既鼓，有死之心，无生之志，如是而不胜者，未之有也。此之谓能治兵矣。然其所以能致此者，请五言以蔽之，一曰厚糈粮以养其身家，二曰精训习以娴其技艺，三曰严教化以作其志气，四曰共甘苦以结其心志，五曰明赏罚以坚其服从。恩威并用，宽猛相济，而后兵之于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安有不听约束，不遵禁令，闻敌猝逃，望风先溃者哉？顾天下不患在无兵，而患在无将。谚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斗将、能将已不数数觏矣，况乎名将、大将智勇足备者哉？欲储将材，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近之则在慎选营员，远之则在别开武科，甄别考试，一切成法悉请废之，而在求真材。呜呼！今日之要务，其一在治兵，其一在择将。
择将
夫天下不患在无兵，而患在无将。将得其人，则兵无不治，兵无不强，然则择将可不亟讲哉！择将之道，夫岂在按时大阅以弓刀骑射，为足尽其能事也哉？武科之设，亦惟是弓刀石三者是尚，以为遂足拔尤而选奇，不亦》乎！且历代以来，多重文而轻武，每于武试一科，不甚措意，取者奉行故事，试者侥幸，必得滥竽充数，务求足额。即如苏、松各府，习武者少，几于执途人而取盈也。谓武科之足以得将才，谁其信哉！夫为将之材，不一通古今，识形势，辨舆图，知险阻，则非由于读书不可。其为将也，有大将，有能将，有战将，有偏将，必皆储之于平日，以为临时之用。平日所以甄别而考验者，当分为数途。其一，能知兵法，识天下厄塞之所在，有备无虞，设伏制胜，其材略足以冠三军，其志量足以超万众，是谓大将。其二，能布阵法，建营垒，筑炮台，足以应变而陷坚，冲锋而折锐，是谓能将、战将。其三，能娴技艺，熟稔枪炮远近之度，命中及远，从无虚发，是谓偏将。此必设立武备院，招徕人材，入其中悉心肄习，由兵政衙门按期而试之，三年拔取前茅，赏以头衔，畀之以事功。凡此所以预储将材也。武科之法，亦必一变，而大率不外乎是。麾下之兵，简选若干，归其训练，厚其廪粟，使其相习，以专责成。一有调遣，闻命即行，稍有稽迟，惟统兵者是问。诚如是也，天下无不可择之将，即天下无不可用之兵。有将则疲兵皆可成劲旅也。昔吴起用魏而魏强，用鲁而鲁胜，用楚而楚振，夫岂异人任哉？是则兵之可用，不系乎将哉？故今欲治兵，莫先于择将。
用兵上
居今日而欲用兵，难言之矣。羸老充数，虚额冒粮，恇葸惮出，跋扈不前，悍不遵法，疲不用命。上则因循苟且，曲护掩蔽；下则挟寇自重，因而制其上。积弱难振，积玩难肃，积骄难锄，积惰难奋。此其患不徒在步伐之不齐，队伍之不肃，行陈之不先，器械之不精，战斗之不勇，调遣之不速也，即一旦以此数万之众与之，谁可用者？呜呼！今日之兵，纪律荡然，跳荡拍张，不就约束，遇民如虎，遇贼如鼠，入市一哄，入村一空，其责在将而不在兵，盖有以酿此骄兵疲卒者非一日矣。有功弗赏，有罪弗诛，失律辄匿，弗以上闻。偶获小胜，辄辅张以自夸，罚轻而赏滥，袒庇亲昵，曲徇私情，进有必死之忧，退无失机之戮。人情孰不乐生而恶死？此士之所以闻鼓而奔，望锋而靡也。夫功诚宜赏，罪亦宜罚，今不问功罪而但计亲疏，亲者胜则冒功，败则幸免，疏者虽有劳而弗录。不平不均，何以服人？甚者舍丘山之罪而不诛，而惟毫毛之功是赏，其谁不效尤以相蒙也哉？今欲兵之足以御寇，必先在鼓舞士气，移变宿习，整顿营规，改革军纪，明正典律，严行诛罚。日练月训岁阅，军中所用以火器为先，有枪队必有炮队，枪以击近，炮以击远，毋虚发，毋幸中，发火制敌，例有专司，习之于平日，斯临时有恃而不恐。其在营也，共甘苦，同忧患，而后能与之俱死。此非将之责，而谁责哉？故我谓，今日之患，不患在无兵，而患在无将，有将则此皆可教之兵也。吴起用魏而魏强，用鲁而鲁胜，用楚而楚振。孙武虽妇女亦可教战，固不必择地而选人，择人而施教也。若廉颇之思用赵卒，亦狃于所习耳，非古来之为大将者，必尽用其乡人也。惟古来名将必有亲兵，得其死力。夫众在先为之倡，亲兵者所以为倡也，临阵冲锋，先登捷进，而后者随之矣。今亲兵为翼护大将遁逃之用，宜其气之不振而莫之敢先也。至于用兵之要，我昔尝言之曰：“用众不如用寡，使智不如使愚。”
用兵下
军兴以来，十有三载矣。贼所至辄陷没，无一能挫其锋者。况贼之猛悍善战，远不如昔之闯、献，而我兵不足以制之者何哉？兵多而力分也。说者谓，我之受困于贼者，在乎兵之不足，贼出没无常，来往莫定，彼聚我分，彼众我寡，此贼之所以数得志也。不知兵少固不能作士气，兵多尤难以一士心，兵不在多寡而在善用。今虑贼将至之处，所以备贼者甚周且密，广募壮勇，督办民团，练习兵卒，四处调集，及贼至曾不能一战，虽多亦何所用？贼虽败窜各处，而得城则踞，其贼目必有久住之所，如江宁省城之为贼窟不下十年，江、浙诸城之为贼守者亦已二载，何以失则如土崩瓦解，复一城则累年旷月而不能？今淞郡沪邑及各处乡间，征兵连众，水陆之师，已逾四五万，是亦可以一战矣。而释甲执兵，拥望不前，尚复借资于西人，听其指挥，此真可为长太息者也。故我谓，先所患者在兵不足，今所患者在兵有余。兵多则饷不继，又其志纷，而责贷不能常尽其力。不观夫工之舁木石者乎？人众则举反不速，必减人而始举者，欲其各尽力也。今用西兵，其费數倍于我士，势恐久而不给。且西兵但能为我守城，而不能供我调遣。由西弁统率则易约束，易华官将之，未必肯出其死力。折锐摧坚，遽收其效，即使临阵兼用，必互有所诿，冲锋并驱，必心有所恃，一旦独出失其恃，而气反馁矣。况乎主客异形，攻守异势，势必不能常与西兵偕。以观望疲馁之卒，养寇骄惰之兵，而重之以诿且恃之心，虽吴起、孙武复生，亦不能驱策之矣。然则当奈何？曰，与其募西兵，不如用西弁，延西弁以教我军士，专习洋枪，以收捷效，俾拔戟自成一队，临阵之时，西弁在先，我军在后，则我军人人皆西兵也，如是一西弁可抵数十数百西兵，而收效自广。其次则在汰兵练士，精械利器，明赏严罚，专责重任，刻日计时，以规恢复。上以是责之督抚，督抚以是责之提镇，提镇以是责之游守，游守以是责之营弁，逾限不克，诛斥立加，不患在不宽而患在不严，不患在不惠而患在不威。威信立，纪律肃，将领先卒，奋兵志慑，战气倍，则庶几乎收一之效也。（此两篇作于同治壬戌春初，而三月间李爵相统师截江而来，其麾下皆楚、皖精劲之旅，节制之军，壁垒一新，气象迥异，然后能有战必克，长驱以前，成破竹之势，收指日之效。三年之间，江、浙底定，于是观之，用兵之系乎人也明矣）
取士
古者取士用人之法，莫善于乡举里选，论秀书升，以取之公，择之审，采之舆评而核之实行也。两汉治绩之懋，循吏之众，其效可睹已。自科目之制兴而此法久废，野无弓旌之招而贤良不奋，里无束帛之贲而孝弟不闻，徒老死牖下，湮没于乡党中耳。于是人材日以薄杂，士习日以卑污。取士之途隘，用人之程滥。士舍科目之一途，虽有高才硕学，达识明辨，无由自进。金陵管同之言曰，今之士，皆民之实而窃士之名，以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数年间一邑之称士者已至千百人，按其中皆贸然无知者居多。由是士习坏，士风不振，因而曰天下无士，岂通论哉！譬如采珠于渊，采玉于山，取之既竭，则以泥沙代之，人见泥沙，并咎珠玉为无用，有是理乎？为今计者，莫如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之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则下知贵，而为上者教养皆有实用，学中廪饩，书院膏火，养数百人而不足者，养数十人而有余，于是士不为非，廉耻懋焉。顾其为说是矣，而犹仍以科目取士也，不知科目之弊可胜言哉！采浮华而遗实行，习经义而暗时务，判不知律，策不通今，掇拾剽窃，以徼有司。童之所习，壮之所试，不出章句，陋亦甚矣！其不为俗学所囿者，千百中无一二耳。夫人之精神知识亦甚有限，自幼而壮皆消耗于帖括中，及其为政，茫无所得，势必尽弃其昔之所学，而更期用世，此吏胥所以得操其权而颠倒之也。今欲明习政务，通达治体，崇尚廉孝，奋励贤能，则在增制科，开荐举，而间行以科目。至科目之制，亦当变通，宜分数端，一为经籍史义，一为诗赋策论，一为经济时务，一为舆地天文，一为格致历算，一为兵刑钱谷。如是则取士之途广而士无遗贤，责实之政成而人无饰行。欲士敦实行，莫若修荐举；欲士通世务，莫若开制科。国家康熙、乾隆两朝，曾有博学鸿词之举，虽来者率以言进，而一时之文学经术怀才负望皆出其中。何则？上之所好，下奔走焉，以此循名而核实，得人亦不难矣。制科所取，如兵法、吏治、水利、边防、艺术、地理，凡有一材一能者，无不俱收并蓄，终期有以佐为政之实用。荐举责之于督抚、藩臬、道府、州县，而需由下以达上，以民间推选
之多寡，定其人品行之邪正，声望之贤否，众人好恶之所归，即其人平日之所为，亦可概见。又所荐举之人，必其未登朝籍而隐逸于草野者，否则不在此例。毋徇私，毋谬举，隐匿蔽贤者有罚，举任得人者有赏，终期有以鼓舞闾阎孝弟忠信于无形，如是而人才不生，风俗不厚者，未之有也。
重儒
呜呼！今日之自命为儒者亦綦多矣，而上之所以待儒者亦綦贱矣。士何以多？其弊在取之太广，试之太勤，而贤不肖并进也。大邑所取不下四五十人，中邑所取不下二十余人，小邑所取亦不下十有余人，而近又屡益之以广额，三岁而两试之，于是所谓士者，邑必有数百人矣。此数百人中，果皆具有鸿才硕学能通今博古者耶？盖；冗陋劣者十居其八九，此士之所以不贵也。欲士之贵，莫若减其额，远其期，毋滥取，毋薄待，得之既难，为之甚少，于是人皆思自奋于学，而上之所以待士者，其力亦足以遍给。邑有书院，里有乡学，使膏火足以资其诵读，士气既养，廉隅自励。不特此也，凡山长、教谕、学政，务极其选。今山长率以势位有力者援荐，视其升降为去留，甚至一邑而空糜脩脯者六七人，乡僻之士有毕生不至书院，不识山长面目者，是则空有其名也。凡为教官者，率以老惫疲癃充选，稍有才干者，以为闲员末秩，多不屑处。而为教官者亦徒拥虚名，从未一日与士相接，不过于岁科试获隽之士，龂龂然争其贽仪厚薄耳。学政观风动循故事，从未有勤访博采留意人才者。每至试期，刻日蒇事，匆遽迫促，务求速了，以便再莅他处，其所拔擢，安能惬望？必以试院为养士之所，但第其优劣，不必分其资之多寡。学宫为教士之地，但计其业之勤惰，即辨其等之高下。山长、教官，皆得以素所赏知者荐举于学政，学政亦得于文学之外别采所闻，擢举行谊物望之儒，养之裕，教之专，励之切，皆所以尊儒而贵士也。虽然，此犹以文艺言也，道德品诣著于乡闾，而名未登于巍科，身犹隐于草野，则有推荐之法。必先由下以达上，自乡学里塾荐之于邑，自邑而郡，自郡而省，以荐之多者得举，历试三年无改，然后任用，因材器使，靡有或遗。所荐亦分学行两途，任以亲民之官则为丞簿令佐，任以文学之官则为教谕训导，优异之亦得为中书检讨。盖重儒必先由重儒官始，儒官能砥砺风节盛致名望者，外擢可至州府，内用可升台谏，非骤也，有重之之名必著其重之之实也。初为士人，必先读书于学宫，肄业于书院，优其廪饩，令足以赡家，无内顾忧。三试不获隽，听其改从他途，或吏员，或幕职，略如明制。如是则教养皆有实用。且取士之法亦必一变，时文至今日而极弊，从未有行之五百年而墨守不改者。既崇实学，贵真儒，尽其所以待之之道，人才自日见其振兴矣。
肃官方
今日之可忧而宜急者，在抑躁竞，惜名器，惩贪墨。夫躁竞者进而恬退者远矣，其弊之极，必至是非倒植，贤不肖莫辨。盖为上者，见其便辟侧媚，结纳逢迎，误以为能；趋承奔走，攀附夤缘，误以为勤。于是避瘠趋肥，舍难就易，乞恩私室，植党权门，视廨宇为传舍，利膏血为钓饵，请托公行，货贿昼入，谄谀成风，钻刺得志，势焰可炙，廉耻尽丧，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得也不以正，则律己取人从可知矣，而欲官方之肃，士习之端，安可得哉！故抑躁竞者，所以厚风俗，端教化，励名节，懋廉耻也。名器之滥，至今日而极矣。应制科者，率以捐输请广额，三岁而两试之，几于取之尽泥沙。其名则士，其实则民也，而贸然无知者，率得以幸进。行军者，无功而邀显爵，大抵统领之亲戚故旧居其半。其伴食于军营者，犹可言也。甚有居家安坐，而翎顶煌然，升衔垒至，凡此者指不胜屈。一空城之复，一胜仗之获，虚词满纸，阅之气涌，将来必至赏不为恩，有有功而无可赏者。鬻爵者入钱而窃高位，补授迁擢反捷于正途。不知彼捐纳之初心，是以官为利也，其为大吏，必取之于小吏，为小吏必取之于民。禁隳而俗败，民贫而国乱，国家害博而利微，政蠹而民耗，未有甚于此者也。所以惜名器者，尊有功，赏有德，养士气，作士志也。今日之财，上不在国，下不在民，而一归诸墨吏。官为言利之门，衙署中有市道焉。苞苴肆行，簠簋弗饬，其显焉者也，不足为病也。巧取豪夺，穷搜极访，婪索万端，不饱其囊橐不餍其溪壑而弗止。彼此交征无非牟利也，宾朋相接无非谈利也。内自部员，外自上宪，利不至则官不显，上下蒙蔽，刑不加，罚弗及，肆然无忌，而日取盈焉。问有为国者乎？无有也。问有为民者乎？无有也。惟知有利而已矣。噫！如是安得不病国而殃民。今必严其典章，纠其贿赂，戍边不赦，籍没不贷，即其家资以充军需，使墨吏徒有贪饕之名，而无享受之实，庶几此风渐熄。又吏之所以贪，由于禄之不足以养廉，今冗员多而禄微，何不尽加沙汰［如裁河工，罢漕运，所有员弁概行撤去］，而即以其禄益之，俾得尽心于政治，而责备乃非过严。所以惩贪墨者，肃官箴，清仕途，伸国法，足民生也。三者既行，官途当为之一变矣。夫今日官场所以惟利是趋者，大率开之自上，大吏之利取之于小吏，小吏之利取之于民间。苟无利焉，大吏遭驳议矣，小吏干退黜矣，升迁无望，调补无期。卓异荐举，皆孔方兄为之斡旋也；注阙得官，皆阿堵物为之居间也。部吏上下其手，利不至则例不行，天下遂成一利世界。呜呼！果谁为之哉？今欲矫其弊，上下一切不言利，惟尚公正廉明以清其源，庶有豸乎？此三者之所以必当严也。
久任
呜呼！今世之无循吏也久矣，盖由久任之法坏也。汉时去古未远，吏咸久于其治，有以官为氏者，其立政化民，动多可观，皆为远大恒久之计，无见小欲速之心，此文、景之代所以比隆于成、康也。降至后世，此法渐废，其故盖自科目之制兴，而一岁所登率数百士。鬻爵之例开，而经年所积动几百人。当局者虞其停壅，遂务为疏通，于是有三岁一易，经年一调，甚至不数月而去者。因此仕若辕圜，吏无固志，视廨宇为传舍，量肥瘠为戚愉，循资计日以冀迁改。其所设施，因循苟简，曾无终岁之计，而所有一切因革利弊，曾不稔知，旋已调任。继之者又好为纷更，令方行而遽寝，政未成而旋罢，下则无复法守，而胥吏得并缘为奸。不特此也，疏通太甚则吏不习民，停壅益久则人浮于缺，即使其任职在位，隐有五日京兆之心，身家念重，其余则不复措意，上下苟且，惟日望于禄秩之崇卑厚薄，而不计民生之休戚利害，弊可胜言哉！今当局者苟亟思所以变计，则何不斟酌科目之制，减额而远期，停沮捐纳之条，投闲而置散，复古者采取舆评之法，灼见众人之真好恶，而用舍黜陟之权寓于此焉。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犹不失三代之遗意也。盖至愚者民，而至公者亦惟民，苟治之善，入其境未有不知者也。自此专责成，课报最，民便于官，吏习于治，而政不古若者未之有也。
诱谏
古无谏官，而师箴瞍赋，献替不绝。今虽设有专官，而鲠直无闻焉。呜呼！此古今升降之大端哉。宋、元、明之弊也，台谏之权操之相臣，简擢皆其私人，弹劾视其意旨，而士类之直气不伸矣。即或御史有所言，皆非急务，甚者每设为月课，动缀拾琐屑无当之事，登之疏牍，谓之应课，至于京师饼制之大小、饼值之昂贱，亦以为言。嘻！其可笑也甚矣。夫为上者设此官，原欲拾遗补阙，绳缪格非，上以正君心，下以肃百僚，非欲其噤口卷舌全躯保禄也。乃不为触邪之獬豸，而为助桀之吠犬，非作权门之鹰s，即同噤寒之虫鸟，岂设官之初意哉？惟我国家，宏门言路，许以风闻言事，即有不尽不实者，亦不遽加以罪斥，其所以作谏官之气者至矣。中间或有因进谏贬谪者，无不立予召还，不次擢用，恩渥法周，亘古未有。顾言事一端，专责成于御史，则言路尚未广也。窃以为凡在朝诸臣，苟有真知灼见，亦得许其从容进说，指陈利弊，弛忌讳之禁，宽指斥之诛。而御史则当每岁考绩，言者有赏，不言者有罚。如御史所言实有可采，已见施行，或所举果为人望所集，所劾果为众恶所归，则不独赏之，并迁其官。行之久近，而朝廷不肃，官邪不敛迹者，未之有也。此之谓善诱谏者也。（近日言路宏开，在廷诸臣以及草野之士皆得进言，可称极盛。然其中或不免结党援立门户，自诩清流，倡为异说，但知独抒己臆，而不顾国事安危之所系。有时任情弹劾，亦几渐开攻讦之风。窃以为似非盛世所宜有也。王韬附识）
求言
隆古之世，君与民近，民间疴痒得以上达，而臣下所怀亦得以告诸君。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交严堂陛，民视君阍如九重之远矣。君日尊而日骄，臣日卑而日谄，于是降交之道无闻。凡一切水旱之灾，寇贼之警，闾阎之疾苦，牧守之优劣，政治之得失，举措之利弊，率皆壅于上闻。或则知之而不言，或则言之而不尽。臣下之奏疏，所以美其君者，以为比尧、舜而犹不足。为君者日不闻其过，亦自以为四方平治，圣哲若古，而狗马声色之欲因以中其心志矣。其臣积谄已久，欲言而惮于获咎，虽有骨鲠直谏之臣，抗颜而披鳞，而一士之谔，不敌盈廷之谀，是以虽谏而不入也。故为君者，当霁其威严，诱之以尽言，有赐坐之仪，有前席之问，有造膝之请，皆所以求其言也。此外专设直言极谏一科，许其指陈朝政，必洞中利害，毋得虚应故事。凡府县之官自外邑诣都者，皆行召见，温旨接问，询以民事，俾其尽陈无隐，盖其官虽卑，而与民则亲也。君以求治为心，臣自以治乱之道备陈于上前矣。君既与臣下略分言情，则臣自倾诚输纳，毋敢隔阂矣。是以古之君臣，际会则风云，契合则鱼水，而有以联家人父子之欢。呜呼！今其见之哉！
理财
今天下理财之急务，在乎节浮开流，革奢崇俭，所以富国而足民者，其大要不外于此。盖此乃本也，而其余则末也。如开矿取煤铁，入山伐竹木，穷人力以尽地利，此开财之端一也。购机器以兴织纴，以便工作，以利耕播，俾工务日广，农事日盛，此开财之端二也。制造舟舰，远涉重洋，转输货物，以有易无，以贱征贵，俾商贾逐什一之利，而即藉商力以佐国计，此开财之端三也。辟五金之矿，开炉鼓铸金、银、铜三品之钱，流通民间，以裕国用，此开财之端四也。凡此皆非崇尚西法不为功，而亦非一朝夕间所得遽收其效。今欲兴利，则必先自除弊始。夫开流之议，人人知之矣。所以榷税抽厘，加赋劝捐，尽乎细微，殆已搜无遗蕴，而于节浮之说，则未之讲也。浮费之大者，莫如裁河工，罢漕运。自漕粮改由海运，河可循其故道导使北流，凡所以筑闸蓄水糜帑不赀者，一切皆可罢撤。南方数省所供漕米二百万石以充天庾者，自南运北，计一石之费几至十余倍，今何不概行折价，而另招商运，所省何止千万？夫浮费冗食，于承平时为多，而尤甚于军兴之际。官之冗员宜汰，军之空额宜除，乃裁革之诏未干，而漏计之令寻下，额外之员溢于常品，徒糜廪禄，于事无益。一捐局之设，一厘厂之开，所委大小员弁不可胜纪。人浮于事，一切可罢，而当局者方藉此以为调剂。官方之滥，耗财之源也。军士失伍而支粮如故，老弱充数而除籍复登。所设各处水师，有名而无实，所造炮船、拖船、红单船，率以少报多，大半为提镇以下所侵渔，调遣不敷，惟事蒙蔽。粮台多肥橐之人，戎幕皆伴食之客，军需之繁，病财之本也。上下相欺，公私并竭。建言者方亟亟于理财之术，而不知废备官，斥枝员，杜虚数，清冒支，是未能见乎其大也。其次则如尚方监局，凡物料之悖出不经，无益可省者，悉皆裁罢。俭德先于君躬，而民风自能丕变，所谓上行而下效，革奢之道即系乎此焉。今天下竞尚奢矣，乱离之后，仍染繁华旧习，衣服僭侈，上下无别，饮食糜费，水陆毕陈，其他淫乐奇技，惑心蛊志者，无一不具。身历兵燹者，尚复如此，而未经丧乱之地，更可知矣。痛乎！风俗之移人而奢糜之蠹财也。盖此风之长，非一日矣，履霜坚冰，由来渐矣。此贾生所以流涕，马廖所以咨嗟者也。夫俗奢而不知禁，财糜而不知节，当官者皆黩货，而力田者多逐末，此亦民穷财尽之秋。及今不理，后必无措，再有水旱，何以恤之？欲富国者，莫如足民，欲足用者，莫如节用。重农桑而抑末作，赏廉洁而诛贪墨，所以风天下以去奢即俭也。转移之效，捷若桴鼓。诚能如是，而财不阜俗不康者，吾弗信也。财阜俗康，而天下自治，此所谓本也。其余一切理财之说，皆末也。本立而末举，然后次第行之，乃始不止以救一时之急，而可以巩万世之基。（昔在同治初元之春，余将以避兵至粤，蒿目时艰，忧心孔棘。曾撰《臆谈》四十有四篇，略仿杜牧《罪言》、苏洵《权书》之意，冀稍足以拯救时弊。欲上之当事，不果。癸酉冬间，承乏日报，搜诸箧中，尚存强半。虽曰陈言，亦或可备一得。享帚知珍，怀璞自赏，不忍弃捐，仍录之以问世。同治十有三年甲戌夏四月，吴郡王韬附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