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二部分

论作为耶稣传原始资料的福音书

甲、福音书的来历及其古老性的外在证明

从以上一系列的尝试中已经说明并清楚地指出，只要还把福音书当作是严格历史性的，就不可能有对于耶稣生平的历史的见解。不过是不是不可避免地必须这样承认它们呢?难道1500年的传统，一直上溯到使徒时代的最古老的证明还不足以令我们确信它们有些是信实可靠的亲自见过基督的人的写作，有些是这些人的伴侣或门徒的写作吗?承认后一假定也许并不是一般结论的充分保证；因为即使是一个目击的见证人，由于知觉作用的不正确或其写作目的的非历史性，也可能作出不正确的报道来；但我们姑暂承认它是如此而就有关福音书年代及来历的证明的性质及其可信性加以考察。

首先，我们对证明某一著作是由某一个别作者得来的意义必须有明确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先从文件本身寻找证据并立即承认它就是它的标题页上所写明的某某人的著作。但这仅是一种临时性的处理办法；如果对所提出的由来的正确性发生任何疑问，我们立刻就会开始想到以假名发表的著作是多么常见的事，而原来匿名发表的著作结果往往被误认为是由某某人所写；我们就会另寻其他证据。一篇标明为一个活着的当代人写的著作，由于考虑到著者本人的默认以及无人否认，我们就会相信该书确系某人所写；因为他自己或别人，表面的作者或真实的作者，在抗议欺骗这件事上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即使在这一种情况下，除非双方都知道该书的著作人是被弄错了，否则错误的发觉也还是不能确定的，如果作者已死，则问题就更复杂了。死者当然不可能再提出抗议；至于别人能不能或愿意不愿意这样做，那就要看情况而定。该作品可能或多或少地和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该作者的情况相符，因而就给其本身的真确性提供了相当完备的内在证据；但是如果拿不出原稿来，则只有在作者本人的信件或其死后遗留下来的其他便笺中明确提到该著作，或作者的亲密友人明确地告诉我们知道作者曾从事该项著述或确已完成该著作的情况下才能使人确信该作者的身份；而这一切总还要以对所提出的证件或对见证人的信用、资格或动机没有疑问为条件。

一部署某人姓名的著作由古代传给我们其情况实质上也是一样。只有在该作者本人的毫无疑问的著作或其同时代人的真实记录中提到时才能使人确信它的真实性。例如，西塞罗 [48] 在他的信札里在从布鲁土斯 [49] 到凯撒的注释里，在不同情况下提到了他的各项著作；维吉尔，贺拉西和奥维德在较晚的著作里提到了较早的著作；小普利尼在他的一封信里给他的朋友塔西图斯（tacitus）正在写作的一部 [50] 历史提供了塔西图斯所要论述的某些详细资料；在另一封信里他列举了他的伯父老普利尼的著作，提到了它们的次序和细目 [51] 。后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描述必须精确；以便对作者的身份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明；因为作者或其熟人所证明的真实著作可能已经遗失，后来被人以另一著作代替。只有当一个与之接近的同时代人，在谈到该著作时引用了尚存在于该著作中的一段话，像普利尼引用了马歇尔的警句 [52] 那样，他的见证才是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确实性。但当一个同时代的或较晚一些的作者，说到另一人为具有某某内容及标题的著作的作者，而没有引证署有该标题的现存著作中的任何一段的文字时，这样的见证就不够充分；反过来说，如果作者引用了另一作者所用的同样辞句或说法而没有言明引自何人或是否引语，这样的见证就更不充分了。因为在这里有双重的可能性——或者两个各自无关的作者，都引用了第三作者的话，或者这些话是在某一时期某一圈子内所惯用的辞令，两个作者虽都引用了这种说法，却没有任何书面前例可资证明。

这样，从事情的性质本身看来，很明显，对真实性的外在证明，没有由于该著作符合于时代的情况，符合于该假定作者的特性而产生的内在可能性的支持与佐证就能令人满意信服的是罕见的；而当上述外在可能性显然属于相反的一边时，这种外在证明就更少说服力了。最动人的外在证据结果被证明为毫无价值和骗人的，完全不足以建立它们所要建立的真实性的这样显著的例证是很多的。试从我自己最近的经验举一个例子。公元1591年在复活节集市里出现了一篇标题为“伟大的圣克利斯多弗尔（st christopher）的生平，游记 [53] 等，博学鸿儒尼哥底母·弗利希林（nicodemus frischlin）著”的德文诗；这个不幸的尼哥底母，在上述日期的前几个月，就因试图从狱中逃跑而丧失了生命。他的一个老仇人和劲敌克鲁西乌斯（crusius）在这位被假定的作者逝世前，在一个记载他和弗利希林交往事件的记录本子里，给这篇诗写了一个题辞，“非为辞世诗，而是鸦雀鸣。”当然这是在这著作一披露的时候的事情，因而他还没有能够看到它；但在他看过这诗之后，对于著作人的身份资格如有什么疑问，他也没有像在他的其他现存手稿中所常有的那样，作过什么补充声明。也许可以说，克鲁西乌斯把这样一种充满恶意的和不名誉的著作说成是他所怀恨的劲敌所写，尽管他心中对这事真正有所怀疑，但由于深仇宿怨，也只好隐蔽不谈了；但是，弗利希林的弟兄在一部特为表白弗利希林而写的著作里，竟也对此未加只字的否认。就这样，“圣克利斯多弗尔”的诗一直到最近为止，都被认为是弗利希林的遗著，在德国文学史中也是这样称呼。我曾以这位不幸的诗人的传记作者的身份，惊异地提到在他的许多信函中，特别是在他的一生的末期被囚禁阶段所写的那些信函中，全然没有提到这部著作；但由于这篇诗和弗利希林的平常文体并无多大不合之处，我并未敢对作者的身份加以论难。然而，两年以前，赫赛（hesse）的一个牧师，在达马斯达特（darmstadt）发现了一些文件，根据这些文件，该诗的真正作者毫无疑问地是在汉瑙（hanau）的伊森布格（isenburg）区的一个牧师，而弗利希林除了主持出版，并在这里那里作了一些校改之外，与之毫无关系 [54] 。

另外，一些人对于有关新约的文献问题也发现有同样的情况。英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被处死后几天，出现了一篇以现在为人所共知的έικὼν βασιλική [55] 标题的著作——据说是查理一世被囚期中写的一篇谢罪文。这篇文章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绝对相信，查理一世死后在英国人民中间获得了尊荣的殉难者称号就是以此文为其主要原因。早存1649年弥尔顿就在他的《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es）中大胆地提出了该文的真实性问题，现在这篇文章已被认为是伪作，是爱克西特尔（exeter）的主教 [56] 写的；然而，在同一世纪的末期，自然神论者托兰德因在他的弥尔顿传中同意这种怀疑却受到了他的国人的严厉非难。的确，他的同意伴随有某些和正统的以及忠于王室的偏见不合的说明性暗示，但对当前的目的来说选择这一例证却是特别合适。托兰德说 [57] ，“当我认真地考虑到这一切为何在四十年内发生于我们自己中间，在一个学术文明极其昌盛，双方都互相注视着对方行动的时代，而且部分地由于相信这部书，引起了多么大的革命的时候，我对于在原始时代，当使人相信这类书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当欺诈盛行容易使人相互指责，而同时商业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发达，迷信的黑暗弥漫着大地的时候，在基督和其使徒以及其他伟大人物的名义下，发表并认可这么多的伪作，就不再觉得奇怪了。我反而怀疑可能有更多的这一类伪书，由于年代湮远，有关人物的死亡，和提供真实资料的文献的毁失，迄今还未被人发现；尤其如果我们考虑到由较弱的一方来揭发他们的敌人的欺骗（尽管这些欺骗非常严重）是多么的危险，何况当权的一方还确曾下令焚毁或制止一切他们所不满意的书籍。” [58]

这个自然神论者认为，既然在他本人的时代学术上的伪作是可能的，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在黑暗而无批判的基督教初期出现这类伪作的可能性，这种推测的确是有根据的。基督诞生的直前和直后的几个世纪正是最富于这种伪作的世纪；而包括某些最博学的教父在内的最早的基督徒们则是最容易把这些伪作信以为真的人们 [59] 。例如，经典的《犹大书》的作者（14节）提到了被认为是“亚当的七世孙”以诺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现在在伪经《以诺书》中仍然可以读到，这表示他和特透连（tertullian）以及其他教父一样，完全相信这部书的真实性，而其实这部书只是对《但以理书》的一本脆弱的摹仿，现在认为其年代至多也不超过公元前第一世纪。公元前第二世纪，亚历山大的一个犹太人阿利斯托布勒斯 [60] （aristobulus）就曾经为了向希腊人介绍犹太教而搜集或捏造了一些古代希腊诗人的诗句，想借以显示一神主义和犹太教义是他们自己有权威的诗人所亲热地传授过的。这个犹太人竟胆敢令欧非乌斯（orpheus）讲到亚伯拉罕、摩西和十诫，令荷马讲到在七天内完成创造工作并奉安息日为圣日，即在我们今天，对他的这种厚颜无耻也很难理解，但阿利斯托布勒斯知道他的读者比我们知道得更好；他的同胞的民族虚荣心保证了他们对于这种逢迎其心理的事情的信任，而即使像亚历山大的克利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和尤西比乌斯（eusebius）那样博学的教父们竟也以盲目的信心援引了这种伪造的篇章。

另一个同类事例是希腊神谕集（sibylline oracle），这是一些产生于从公元前第二世纪到公元第三世纪的假托的预言集，教父们竟当真地把它们认为是传说中和塔尔坤奴斯·普利斯古斯王（king tarquinius，priscus）和特罗亚战争同时代的异邦女巫的真实言论 [61] ！这个女巫不仅熟悉伊甸国中的老蛇和巴别塔，而且还极为详尽地预言了耶稣一生的神迹奇事，医治病人和使死人复活，在海上行走，使五千人吃饱，荆棘冠冕，醋和苦胆，钉十字架和三日复活，不仅如此，还巧妙地运用了一系列离合体诗的第一字母把组成基督全名及其称号的字母表示出来，而这一切真情竟都瞒过了引用它们的教父们的耳目。阿利金（origen）在回答赛尔塞斯（celsus）讲到希腊神谕集是伪作的时候，要求把真的原作拿出来 [62] ；拉克坦侠斯（lactantius）在答辩基督徒篡改文件的诘难时则诉之于瓦罗（varro）与西塞罗，这些人虽然在公元前就死了，却还暗示到埃里思里安（erythrean） [63] 和其他的女巫们；但关于我们所谈到问题，即关于基督的预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圣先贤们却只字未提。

像犹太人同样地参加了伪造神话集的基督徒们，在他们和犹太人的争论中，很快地发现了篡改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也是很方便的事情。这么一来就把基督的十字架引进了诗篇中，把耶稣下到阴间引进到耶利米书中 [64] ；当犹太人坚持说在他们的抄本里没有这几段话的时候，这些基督教的教父们竟厚颜无耻或愚昧天真地回答说犹太人阴险狡猾地从他们的圣书中隐匿或涂抹了这些指控他们的证据。当然，对基督徒们来说，证明耶稣的确按照弥迦书第5章的预言诞生于伯利恒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为了使这事向罗马人显得可信，贾士丁乞援于罗马的第一任犹太巡抚居里扭（quirinus）所做的户口调查记录 [65] 。但居里扭从未当过犹太巡抚而只是作过叙利亚总督；他的确曾以这一身份在犹太主持过户口调查，但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和贾士丁本人的叙述这乃是在耶稣诞生9年后的事情；因而不可能有他所作的记录表示马利亚的儿子出生这回事情；如果有这样的记录的话，它也只能是和贾士丁在讲到有关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形时所引证的伪经《彼拉多行传》（acta pilati）同一性质的东西 [66] ，这个现在以改头换面的《尼哥底母福音书》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冒名的《彼拉多行传》，我们现在知道是一些基督徒的伪作，他们为了使耶稣受审，钉死和复活的故事显得格外可信和感人，假借一种由彼拉多向罗马皇帝提庇留（tiberius）汇报的形式，把主要得自福音书的故事，用各式各样的粉饰辞令和荒诞传说，加以渲染扩大。

尤西比乌斯自称引自叙利亚原文 [67] 的伪托的基督和以得撒（edessa）王阿布嘎鲁斯（abgarus）的通信，是人们多么容易把每一有教益的东西当作真事的又一惊人的例证。幼发拉底河彼岸的小国王阿布嘎鲁斯患了不治之症，他听了耶稣的神异的治疗，打发一个名叫阿拿尼亚的使者携信去见耶稣。他说耶稣所行的事情证明他要么就是上帝的儿子，要么就是上帝本身，他要求耶稣来医治他的病并和他同住，借以挫败犹太人的恶意和阴谋。耶稣通过使者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如下：“没有见过而信我的阿布嘎鲁斯啊，你是有福的。因为有关于我的话写着说：那些看见我的人都不信我，好使那些没有看见我的人相信而得救。 [68] 关于你希望我到你那里去一事，我必须先在这里完成我的使命，完成这些使命后我还要被接到差我来者那里去，在我被接去以后我将差我的一个门徒去医治你的病，并把生命赐给你和属你的人。”我们知道基督教传到以得撒是在第二世纪，因此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这件事被指为是发生在基督在世时期如何与历史不合；尤西比乌斯是最早的教会历史家，应当指出他的见证是福音书被信为真实的主要根据之一，他如何会对这样一种笨拙的伪造的真实性质竟毫不觉察，那就更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