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这个结论在所有还未从神学领域中完全排除批判的地方，是在各方面被相当普遍地承认的。第四福音更被坚定地认为是一个亲见的使徒的著作，是原始基督教历史的可靠基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其所依据的主要内在根据；因为，关于外在证据 [104] 方面，如果第四福音的情况和前三福音相同，那么对第四福音来说，倒是好事。帕皮亚斯关于马太至少说过这一些话，他编写了一部希伯来文福音书，不过他并没有说这部书和我们的希腊文福音书有怎样的关系。据我们所知，他并没有说过有一部由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书。因此我们只是从尤西比乌斯才知道帕皮亚斯说什么；但由于他写“教会历史”的计划就是为新约的各部著作搜集最古老的证据，而且他曾经为约翰第一书引帕皮亚斯为证，他之未提帕皮亚斯为《约翰福音》作过任何证明，就几乎无异于帕皮亚斯本人没有说过什么话一样。由于帕皮亚斯不仅明白地表示过他热忱地研究了关于约翰的传说，而且作为小亚西亚的主教和一个熟识约翰的门徒帕利卡普的人，对于在以弗所度过其晚年的使徒约翰他会很自然地有一些关于该使徒的资料，他在对使徒约翰为一部福音书的作者这方面的缄默，就更具重要的意义。

但看来不管帕皮亚斯愿意不愿意，人们还是使他给约翰福音作了证明，如果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作了证明。在上面所提到的帕皮亚斯给约翰一书所作的见证中，由于考虑到根据所有的内在表示，必须认为该书的作者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人们就以为《约翰一书》所作的证明，也就必然地包括了为《约翰福音》的证明在内。对《约翰一书》的证明，是以尤西比乌斯的叙述为根据 [105] ，因为帕皮亚斯曾经引用过《约翰一书》为证，像他引用过彼得前书为证一样。如果我们必须理解这句话的意义是说帕皮亚斯从我们现在的《约翰一书》中引证了几段话，明白地说这些话就是使徒约翰的话，的确就可说这是他为《约翰一书》所作的见证。在另一方面，如果说尤西比乌斯只是从帕皮亚斯著作中的这一或那一句话或思想和约翰一书中相应的话或思想相类似而得出了结论，认为帕皮亚斯熟悉这部书信并且必然承认这部书信，他的这一结论就很可能像现今神学家的类似的结论一样，是错误的。同时，即使我们按极其严格的意义来理解尤西比乌斯的话，以为帕皮亚斯当真地引证了《约翰一书》作为使徒约翰的著作，其第二点，即书信和福音书必然有同一个作者这一点，仍然没有得到证明。固然，在文体和笔调方面，以及在某些主要思想方面的联系是没有疑义的，但与此同时还有明显的不同，书信的思想和语句所表示的作者，较之福音书的思想和语句所表示的作者，显著地柔弱。

但人们以为第四福音本身，较之帕皮亚斯的著作或《约翰一书》，对其自身起源于使徒，具有无可比拟的强有力的证据。据说，这包含在该书结论的补充语句里，《约翰福音》第21章第24节。在这里这个补充语句的作者或作者们说，“他”（即在此以前所提到并被描述为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的人）“就是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人，而这些补充语句的作者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据说，只有那些亲自熟识使徒并且为该福音书最初出现地以弗所教会所认识的人，例如像阿利斯提昂（aristion）和长老约翰，才能这样说话；因此，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这种证明的历史可信性，只有那些最极端的历史怀疑主义才能要求 [106] 。如果补充语句的作者们自己署名为认识使徒的人，而且我们也无理由怀疑他们的意图，我们所有的的确就会是这样的作品。但他们并没有这样署名，不仅如此，有极大可能性在这里是和该福音书作者或者至少是和该书末章的作者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在说话，而且当蔡勒尔说不管这句话是否出自该福音书的作者，这个证据都是毫无价值的时候，他的话的确说得不错；因为如果是前者的情况（即作者本人的话。——译者），那只是作者给自己作的见证，因而就毫无作为证明的力量；如果是后者的情况（即非作者本人的话。——译者），那很可能就是一个篡改者的保证。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类似的补充语句情况下，如果要有所证明，提出这样的证据需要有怎样的条件。在《高卢之战》第8卷的引言里作者说，“我已经”（这段文章在这里尽管是讹误很多，但至少这一点是清楚的，他意思是说他已经），“完成了关于我们的朋友凯撒的高卢功迹的评述；”接着他讲到了他和其他和他同样的人对于这部著作的赞赏和一般群众对其赞赏的原因是多么不同，因为他们，不仅像群众一样，知道凯撒如何值得赞赏地，撰写了这部著作，而且也知道他如何迅速地、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在这里该书的完成者和证明其真实性的人固然也同样地没有道出自己的姓名，但他是向凯撒的密友巴尔布斯（balbus）说话，他清楚明白地提到“关于我们的朋友凯撒的功迹的评述”，他明确地宣称，“我们知道他如何轻而易举地并迅速地撰写”，和《约翰福音》续篇的作者的窃窃私语，以及其“为这些事作见证的门徒”，和“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这种不同对后者是不利的。当一个和斯维陀尼乌斯（suetonius） [107] 的陈述相一致的手稿提出这个补篇的作者是凯撒生前的挚友，后来成了共和国的一位将军，在凯撒被杀一年后阵亡于慕提那（mutina）的a.希尔休斯（hirtius）的时候，这样的见证其本身就足以向我们证明，凯撒是“高卢之战”前七卷的著者；但同时，对比之下，却使我们感觉到，根据《约翰福音》第21章第24节那一段的含义，实在无法证明约翰就是该福音书的作者。

从前面的一句话里可以看出，《新约》里面为《约翰福音》而提出的另一证据的价值。人们提出了彼得后书作为《共观福音》中关于耶稣登山变像以及在附于《约翰福音》的一章（第21章第18节）中所提到的预言彼得之死的方式的真实性的佐证。假想中的该书信的作者（第1章第14节）说他知道他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 [108] ，正如主耶稣所指示的，可以承认，这段话是指《约翰福音》中的记述而言，尽管如此，《约翰福音》的存在和被教会所公认，的确是在接近第二世纪末期的事，彼得后书的著作日期不会比这更早。此外，有人还乞援于《马可福音》，说《马可福音》有和《约翰福音》的章句非常近似的地方，这只能从假定马可引用了约翰的话来说明；甚至那些这样做的人们也很坦率地承认，任何人也可从相反的假定 [109] 来对这种近似加以说明，这就是说，第四福音的编者引用了《马可福音》。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加以考虑。

严格地说，使徒时代教父的著作，只有伊格那斯休的作品属于考虑之列 [110] 。在伊格那休斯的书信里有些被认为是和第四福音的语句相同的话；例如，他称耶稣的肉为天上的粮和生命的粮，称他的血为天上的饮料，称耶稣本人为到父那里去的门，关于圣灵他说，他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而且他惩罚隐藏的罪恶 [111] 。即使这些话不能用当时教会通用的语言来说明，伊格那休斯书信的著作日期也仍然不可能早于第二世纪中叶；如果《约翰福音》在第一世纪末就已经在教会中被认为是使徒的著作，它对于第二世纪的这一著作以及其他著作的影响一定会更无比地大，而且其表现方式也会比这种表面雷同更多。

在贾士丁·马特尔方面也完全有这样的情况。贾士丁的著作和前三福音有许多毫无疑义符合一致的地方，只有很少几处，而且还是有问题的地方，和《约翰福音》符合。固然，在《新约》引论里提出了三十多处这种符合一致之处，但这样众多的数目毋宁反而证明：贾士丁的思想范围和第四福音的思想范围既然如此广泛地一致，那么，如果他知道而且承认这就是使徒的思想，他一定会更无比明确地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它。因为贾士丁是熟悉逻各斯（logos） [112] 教义的，而且像约翰一样，把它理解为在上帝和万物之间的中间实体（intermediate essence）；但应用于这一实体的那个名称，对他来说，只是许多名称中的一个，因为他也把它称为荣耀或上帝的智慧，天使或使者，（天使的）领袖。与此关联的事实是，在贾士丁的著作里，逻各斯虽然是上帝按特异的方式所生，他一般地只称之为“首生的”（first born），只是在和《诗篇》第22篇第19节以下的那一段有关的地方才称之为“独生的”（the only begotten）；在其他地方，也称为“上帝的仆人”。从此可以看出，在贾士丁的著作里，逻各斯一词的概念，一方面没有第四福音那么明确，另一方面也不那么尊贵。在另一方面，贾士丁著作中所常有的逻各斯自父而出的思想，不可能是他采自《约翰福音》，而一定是采自别处，这就是说，采自当时的哲学，因为它是由菲罗（philo） [113] 的思想所形成的。固然，在贾士丁的著作里，也和在《约翰福音》里一样，逻各斯是在基督里的神的本质；在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像在《约翰福音》里那样，把逻各斯的教义和圣灵的教义那样严格地加以区分，而且在第四福音里耶稣给即将被差到门徒那里去的圣灵起名为保惠师 [114]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名称，也全然未见于贾士丁的著作中。

复次，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通常所据以推论出贾士丁熟悉《约翰福音》的那些段落，则显然非出偶然的一致，极大多数都可以用一种显而易见的假设加以充分的说明，这就是说，双方都采用了共同的资料，即当时亚历山大的宗教哲学和犹太基督教的象征论（typology）。其实，唯一重要的一段文章是在贾士丁的《卫道篇》里说，“因为基督说过，如果你们不重生，你们就不能进入天国；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回到生我们的人的腹中去是不可能的事。” [115] 这里指的是耶稣和尼哥底母对话里的一段（《约翰福音》第3章第3—5节）似乎是毫无疑义而且不可否认的。我们发现，在《克利门的说教》里也引用了这一段话的第一部分，那里说，“如果你们不是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由生命的水而重生，你们就不能进入天国”。 [116]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贾士丁的著作和克利门的说教与《约翰福音》的不同点，这两者都不是用《约翰福音》所用的“从上面而生”， [117] 而是用的与之不完全相同的说法“重生”，不是用《约翰福音》的“上帝的国”，而是用的“天国”，不是用的“如果一个人”而是用的“如果你们”，不是用的“能看见”或“进入”，而是用的“你们要”或“可以进入”。最后的三种说法，特别是末了的一个，在这两位作者的作品中完全相同，而和《约翰福音》不同，这句话也见于《马太福音》第18章第3节，当门徒问耶稣在天国里谁最大的时候，耶稣把一个婴孩放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约翰福音里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入天国。”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同一句话的不同形式；人所不可能完成的事，在《马太福音》里被表现为变成小孩的样式，在贾士丁的著作里被表现为重生，克利门的话将其表现为由受洗而重生，《约翰福音》则将其表现为由圣灵从上面而生，接着很自然地就是精神诞生和身体诞生的对比，作为那段话的引言，不久又作为由使徒们传下来的话 [118] ，我们在克利门的说教里真的发现了这种关系的说明性例证，而且很容易设想，不可能真的回到母亲腹中去这一说明，就是属于这个例证里面的。很可能这个例证原来就包含在希伯来文福音书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贾士丁在这方面和第四福音的吻合，就不必用假定前者（贾士丁。——译者）直接引用了后者来说明，而单单设想双方面都采用了一个共同资料就行了。

据说最近发现的所谓“阿利金哲学”（philosophumcna origenis）给第四福音的很早就存在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明，因为据说这部书清楚地显示最古老的诺斯替教派 [119] （gnostics）就熟悉并利用了这部福音书。 [120] 无可争辩地是《约翰福音》里的一些话，例如《约翰》第1章第3节，第3章第5节，在拜蛇教 [121] 的一部著作里被发现，这的确是真事，但没有人告诉我们，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部书有多么古老。但在同一著作里，关于诺斯替教的巴息利迪斯（basilides）说，“他说，这就是福音书里所说的，那光是真光，它照亮了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第1章第9节）。巴息利迪斯似乎在125年左右就已经知道并承认了《约翰福音》。但这种引用公式，“他说”（he says or says he）在《阿利金哲学》里是一个应用得非常广泛的公式，在并没有什么作者或前面所提到过好几个作者的场合中，也应用了这一公式。例如，在描述伐伦丁派（valentinians）的诺斯替教体系的开始，所谓的阿利金，就用了这几个字：“伐伦丁（valentine） [122] ，赫拉克利昂（heracleon） [123] ，和托利密（ptolemy），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说；”接着他继续说“他说”，“他们说”，完全混淆在一起，使我们看出“他”是指作者刚刚引用的一个学派的作者而言，至于究竟是哪一个作者，是不是学派的创立人或者是他的一个门徒，我们并不知道。的确，有人认为伐伦丁熟悉《约翰福音》，因而《约翰福音》一定是在第二世纪中叶就已存在，即使不谈这一证据，也已经得到了证明。因为特透连说伐伦丁似乎使用着一个完全的工具（《新约》） [124] 。但是，特透连是不是一个细心的研究家，我们可以信任他比所谓的阿利金能在创立人和学派之间作更精确的区分呢?凡是熟悉他的著作的人都知道实际情况正是相反；因而当他说只是在他看来，似乎伐伦丁已经有了一部完全的《新约》的时候，我们只好不管真假姑妄听之，不能予以过多的估价。就如尽管是不很确定地，他也提到了马西安，说马西安不接受《约翰福音》，从而他一定知道有这部书 [125] ；但如果在这个诺斯替教派面前有《约翰福音》，而《约翰福音》在许多方面又和他的反犹太的二元论更为接近的话，他就不必那样固执着他必须从其中抛弃许多东西才能使之适合自己目的的《路加福音》了。同时，关于伐伦丁也有人以为从他给他的最卓越的“伊昂” [126] （aeons）起名为逻各斯，独生子，生命，恩典，真理等这一类见于约翰福音序言中的名字这件事上，就可以证明他是熟悉第四福音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哀利尼斯在叙述伐伦丁教派的“伊昂”教义所以为根据的《新约》经文的时候，从《共观福音》和保罗的著作里提出了许多，却没有从《约翰福音》里提出一条，只是在关于托利密的补充叙述中而不是在这以前，才提出了《约翰福音》的经文，又是多么古怪呢? [127] 因为伐伦丁的这个晚年门人知道《约翰福音》是使徒的著作，我们从他给弗罗拉（flora）的书信中已经知道，而且这个学派的一个成员赫拉克利昂还给它写了第一篇评述；但不拘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都未必能在第二世纪的最后十年之前，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关于蒙塔尼教派 [128] （montanists）也有同样的情形。有人以为蒙塔尼教派关于保惠师（poraclete）的思想是从《约翰福音》得来，从而就保证了《约翰福音》的较早存在。但如果我们察看一下尤西比乌斯 [129] 关于教会与这些热忱宗教家最早来往的记述，就会看出在蒙塔尼教派的著作里，既没有“保惠师”这个词（仅有“灵”这个词），也没有任何提到第四福音的地方，所以这个教派和伐伦丁教派一样，其最初的产生似乎与尚未存在的《约翰福音》毫无关系；而是当《约翰福音》出现之后，在诺斯替—蒙塔尼运动期间，热切地抓住了它并利用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