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终破晓。夜里没死的人，早上还是得起来再次面对生活。
播种和收割的时期就像岁月一般不等人。无论老罗身体是好是坏，他都得起来在田里干活。他现在咳得不那么多了，话就更少了，总是沉默地埋头干活。
铁民没有那么担心时事的变化了，他更担心父母，但他那年轻的心还是焦虑不安。除了有人问他关于田里农活的事，他几乎不说话。这对一个年轻的头脑是不好的，但有太多事儿要做，日子一天天地飞逝。
老罗媳妇仍然急切期盼着长期杳无音信的闺女的消息。一天晚上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嘴里一直反复念叨着信快来，可能明天就来了，就像这会起到作用似的。她睡意渐浓。然后，她非常惊喜地看到闺女从两座山交会的那条路，也就是钢民跟铁民道别的那条路朝她走来。开始她觉得一定是眼睛欺骗了她，但之后她注意到有人跟在闺女身后。肯定是她丈夫。啊！他抱着一个孩子——她外孙。他们慢慢往上朝屋子走，老母亲在屋前笑着等待迎接他们。不一会儿他们就快到屋门了。这老妇人喜极而泣地往前跑，但脚被一块小石头磕了一下，脸重重地摔到了地上，这力道摔坏了两颗还没掉的牙齿，剧痛难忍。这疼痛让她醒了过来，她坐起来，面对这梦醒后空虚的悲伤现实。
微弱的月光悄无声息地从小屋的小窗子照了进来。这老妇人泪湿了脸庞，不仅因为疼，还因为梦。她不会告诉她丈夫她梦见了啥，因为照传统观念，梦被打断意味着闺女要么死了，要么就是很危险。在梦里她丢了一片骨质，一颗牙齿，因为在中国，父母和孩子骨肉紧紧相连，她猜她的“骨质”，她闺女，已经永远丢了。但她不让自己迷信，继续期盼着闺女姑爷和小娃娃随时会回来。
老妇人每天都斜靠在门框上等着信。有一两次邮递员走过来了，但却又走远了，只跟她简单打了个招呼。
终于，一天下午，一封厚厚的信交到了老罗媳妇的手里，但不是她闺女写的。好吧，她想着，有一封她儿子钢民的信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她急切地想知道这个大信封里装的内容。
这天晚上，老罗和铁民从田里回来。他们先得要吃饭。现在白天日子短了，晚上外面很冷，所以老母亲点上了家里唯一的一盏小油灯，然后拿出那封信让铁民读。
信的开头是平常的打招呼，问候父母身体健康，然后钢民描述了他不得不继续的长途行军。他在路途中见到了许多陌生的东西和城市，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很友善，都热情地欢迎士兵。他说他吃得很好，已经准备好打败敌人了。他所在的军团本来计划着应该去南京，但在汉口停了下来，因为南京已经落到日本人手中了。但他有妹妹、妹夫和小娃娃的消息了。战争在上海激烈进行时，他的妹夫参加了“敢死”团，然后“敢死”团英勇地保卫了这个城市最后的要塞。当总部下令全面撤退时，“敢死”团继续掩护撤退。钢民的妹夫不幸被杀。他妹妹没有带娃娃去上海；她和娃娃留在了南京，她在那儿不知道丈夫的消息。不久南京也受到威胁。日本飞机不停地在城市上空大量投炸弹，数不清的老百姓丢了命。最后这座城市被占领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大部分人被困在了南京城里，钢民的妹妹和她的娃娃也在其中。幸运的是，她住得离城北的一座美国教堂近。敌人进城时，教堂允许他们搬到教堂里避难，但是日本士兵对谁都不尊重，甚至不尊重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凶残野蛮，一看见年轻人就开枪，就好像杀戮是一个游戏。他们强奸妇女，无论老少。一天晚上，大约五十个日本兵冲进美国教堂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要女人。神父没权制止他们。但感谢神明，钢民说道，我妹妹没有落入虎口，没有给我们家抹黑。她把娃娃交到美国神父手里，从教堂的后门逃走，自溺在了玄武湖里。钢民说，他听说一夜之间有大约一百个年轻妇女自溺在那个湖里。几天之后，一个大炸弹落到了教堂的屋顶上，所有人，包括那个娃娃，都被杀了……“日本人对我们做出了这种事，我们必须和他们战斗……”
铁民还没读完，他的母亲就痛哭流涕。没什么能止住她的悲痛；铁民自己也觉得十分悲痛，所以他只能擦去母亲的眼泪。老罗没说话，但他一直在深深地叹气。他这一生中已经有太多的麻烦了，现在他对悲伤已再熟悉不过，都流不出眼泪了。在昏暗而微弱的灯光下，这屋子看起来比以往更加阴沉，三个人呆呆坐着，就好像在等什么事来改变他们的坏消息，摇曳的灯火逐渐熄灭了。
天终破晓。夜里没死的人，早上还是得起来再次面对生活。老罗和铁民没吃东西就去了地里。老母亲的心太沉重，起不来做饭。她还坐在听铁民读信的地方。她为闺女的命运感到悲痛，这悲痛不仅渗透进了她脑中，也渗透到她全身，她没力气动了。不管怎样，她告诉自己，得准备好饭然后给丈夫和儿子送到田里去。她慢慢站起来，喃喃自语地祈求大儿子能平安回家。她还期盼能收到别的信。
政府扣押老罗和其他不肯交地农民财产的计划推迟了，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情绪。日本人已经扰乱了全中国，虽然战斗只在北方进行。其他有地的人来和老罗说这事儿，但他总是给出相同的回答：已经打定了主意，没人能改变得了。他们不知道他打定了什么主意，但他们猜应该是他在那个会上说的话。所以他们对自己坚持拒绝政府提议感到很安心。
从修路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来看，政府可以诉诸武力，但政府更想再试着得到人们心甘情愿的赞成。政府宣布要派另一个代表来开一个新会。与这事儿相关的人中谣言四散，他们来见老罗，问应该做些什么。但老罗回答说他没什么好说了，继续在田里干活。老罗媳妇无意中听到这些人和老罗说的话，害怕惹更多麻烦，劝老罗尽量改变想法，但却徒劳无功。
一天晚上，老罗和铁民就快要回家了，一个政府职员来到了老罗家。他很有礼貌地找老罗，但老罗媳妇以前从没和政府职员打过交道，她以为是来找麻烦的，就对老罗在不在家的事避而不谈。当然，她没办法阻止老罗从田里回来，不一会儿，老罗就和铁民出现在了门口。老罗猜这个职员来是为了土地的问题，朝他点了点头。这个老妇人，因为挂心而屏住了呼吸，知道这个职员完全不是为田而来后，就舒了口气。职员带来了一道中央政府颁给罗家的命令，是补偿他们儿子的命令。打开卷轴，他大声读道：
“罗钢民，二十二岁，云南省本地人，第七军士兵，在保卫九江附近的德安时英勇作战。冲破敌人封锁线的命令一下达，他就带领战友向前冲，此举大败敌军。他身处前线，身受重伤，战死沙场。政府感谢他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体现出的英勇及爱国精神，授予他宝星（意为宝贵的星星）勋章用以感谢他为中国做出的牺牲。他将名垂青史。政府也感谢罗钢民父母在这次前所未有的战争中无私地把深爱的儿子送给国家。国库给他们总数为三千的美元，不是用以弥补他们的损失，而是用以表彰他们与国合作的功绩……”
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回应。屋子一下子阴暗了许多，甚至连这个职员都忍不住想要分担一点这个家庭的苦痛，他不知不觉叹了口气。他把钱放到了桌子上，起身离开了。铁民很懂事地送了他一小段路。当他回来时，发现妈妈正在恸哭，低声说她不在乎名声和钱，虽然她以前做梦都没想过这么多钱，但她只要她的宝贝儿子。老罗还是什么都不说。对铁民来说这又是一个可怕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老罗的房子又被记者包围了，他们想知道他的英雄儿子童年时期的事。记者们对这两颗沉重的心是多么不人道啊！城里的一份日报的头条印着“不爱国的父母有爱国的儿子”。他们还没忘记老罗和他媳妇拒绝放弃土地来修滇缅公路这件事。
这个要解决土地问题的会议不能再耽搁了。从前线传来的消息更糟糕了，委员长蒋介石催促滇缅公路要在一年之内修完。老罗准备去开会，还是坚持他的想法。
他刚要离开家，老李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看起来悲伤得发抖。老罗点点头，继续往前走。但是老李抓住他的右手，不让他走，告诉老罗他的消息：“我媳妇死了——你堂妹……”他仓促地说道，“你懂吗——你堂妹已经被日本人杀了。一架飞机正好在我家上面扔了一个大炸弹，杀了我媳妇和我小儿子。我在地里干活听到响声，赶紧跑回去，另外一颗炸弹又落到我的地里，毁了我所有的庄稼。我已经去告诉我闺女待外面别回来。现在我没家，没媳妇，没儿子，也没地了……”他泣不成声。
这消息在以前会让老罗大为震惊，要不是他最近的遭遇，他更可能会不相信这件事。现在他眨巴了一两下眼睛，然后站着，惊愕地盯着老李。他想起仅仅几个月前，老李是多么高兴、快乐。他的堂妹也很快乐。他还记得他拿即将出生的娃娃开玩笑时她有多高兴。他不相信老李那美丽的土地会被干旱或洪水之外的东西毁掉。老李不敢想下去了，他感到心里有一块大石头。他别开脸不再看老李，接着走。
“你真冷酷，”老李说道，他还在哭，他以为老罗不同情他，“你没心肝。”
但老罗沉默了，因为他知道对老李说安慰的话是没用的。所以他任由老李继续哭，直到他没力气为止。然后他告诉媳妇把老李带去床上躺一会儿。
这老妇人在门边看到老李时，就已准备好向他倾诉她全部的伤心事。但老李说完自己的事后，她的舌头似乎僵在嘴里动不了了，一个字都抱怨不出来。不一会儿老罗就离开家去开会了。
这种命运怎么会突然落到老李媳妇和娃娃身上呢？就是因为日本海军现在封锁了中国全部的沿海地区，所以中国只能从印度支那的河内得到英美援助的战争物资。这些物资的绝大多数是用滇越铁路运来的。在那时印度支那是个中立国，受法国的控制，日本人所能做的就是轰炸这条铁路在中国境内的终点城镇，阻止物资到中国人手中。日本飞机从他们的基地飞这么远还是很困难的，这就是他们企图做这事儿的首要原因。老李住得离铁路站近，他的媳妇、小娃娃还有田地因此遭受了可怕命运的折磨。这个铁路站倒是没有多少损坏，但这次轰炸让居民们认识到急需另一条输送中国战争物资的线路。无论如何，修建滇缅公路刻不容缓。
在会上，政府代表富有感情地详细解释了战争形势，这是为了赢得当地人的心。他依次说了中日之间过去的关系，说明了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人，不想去干涉别人的国事，而日本人则经常以武力侵略中国，还渴望做亚洲的主宰。他哭着描述了在被侵占的中国城市、乡镇和农村里日本人所犯下的暴行：不分年龄性别地杀害可怜无辜的人。他提醒听众们，这暴行和深植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他引用孔子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然后继续劝大家说兄弟应该相互帮助抵抗侵略。他鼓励听众，让他们意识到政府打算要建的这条滇缅公路是中国能赢得自由的生命线，还强调了在场所有人的儿女都得做好牺牲的准备，还要在有需要时给予帮助。他总结道，当然没有人会坐着等死，除非他病得无可救药了。
大部分听众被激起了愤怒和热情，已经准备承诺要提供帮助。但仍有几个自私的人，目光短浅，看不到他们那极少的财产之外的东西。还有一群盲目乐观的人拒绝相信日本人会征服中国广袤的土地，吹嘘中华民族的力量最终会同化其他民族。这群人仍然反对政府要修滇缅公路的计划。世上总有这种人，不仅中国有。在这个会上，大部分人眼下都看到了形势的严峻、逼近的危险，还有修建滇缅公路的势在必行。但没人敢第一个同意。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每个人的心都跳得很快。大家的眼睛都不自觉地开始转向老罗那张普通而固执的脸。
老罗看起来很冷静，并非迟钝。虽然他没有全听懂刚才政府职员说的话，但事实上他又下定了决心。他和别人一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这个代表说他不能再等了，催促听众表态。大家还是没做出响应。最后他直接对老罗说话。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看向这个老人。他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目光低垂。
“我是一个没啥学问的农民，”他低声说道，似乎已经没有了上一次会议里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我只想当一个简单的农民，”他继续说道，“我现在的田是从我祖辈那儿得来的。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发誓要坚持守住土地。我想遵循孔子的教导做一个孝顺父亲的儿子。我想要把这块地永远留在老罗家。”听众窃窃私语，骚动不安。有的人震惊，有的人微笑。“但是……”他继续说道，“我从没想过要去害别人，我也不喜欢别人害我。一个普通农民该怎样简单地生活，我就怎样简单地生活。我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干活、休息。我给政府交税。你还能向我这样一个没啥文化的穷农民期盼什么呢？”
“现在——”他提高了一点声音——“现在我的活计被打断了，我不得安宁，我的心受伤了，是谁对我做的这些事？”他的声音又提高了点，“我说，是谁对我做的这些事？不是政府。”听众渐渐慌了。“不是政府。是日本人。日本人在上海杀了我姑爷，在南京杀了我闺女，在南京杀了我外孙，在昆明杀了我那嫁给李家的堂妹，还杀了我堂妹的儿子。日本人逼着我们的政府来修滇缅公路。我，一个虚弱无力的老人，不能亲自为他们报仇，所以我得让政府为我来做。现在我把地交给政府。我不要补偿。我、我媳妇和我小儿子还要为修滇缅公路出劳动力。现在我把儿子交给政府，要他为国家做必要的任何牺牲。我们现在必须这么做。没时间可浪费了……”
他断断续续地结束了讲话。大家为他简单又动人的话而动容、震惊。他们一起站了起来，高声叫道他们会和老罗一样做。
一小会儿后，人们一群群地聚在老罗周围安慰处于悲痛中的他。在混乱的人群中，记者像往常一样忙着兴奋地说话。他们在老罗周围推搡着围成个圈。他们报纸的号外立马进行了报道，所有的头条都说老罗是云南最伟大的爱国者。老罗那时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不会读报。如果他能读，他会嘲笑记者想法的多变。但之后他听说他的大照片被刊登出来，下面还写着吹捧他的话，这让他很苦恼，因为他怕人们会觉得他牺牲土地是为了出名或是为了暗地里得些好处。但他忽略了记者的渲染能力：辱骂或是赞美——对老罗都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