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国民经济学传统的态度，我已经在第二版序言中发表了一些意见。有理由通过序言再谈一下这个问题。

任何开始研究国民经济学问题的人都不容易在国民经济学中找到头绪。他面对着极为多种多样的不同学说。他读比如说斯密、李斯特、桑巴特、凯恩斯以及其他老的和新的人物的著作并断定，他们说得极不相同。加之他又到处碰到利益相关的人和门外汉们的作品，起初他并不能把它们与科学的成就区分开来。他不能认出重要的东西；他把表述上的区别当成实质上的对立，不能把宝贵的东西同没有价值的东西分别开来。阅读的结果通常是把粗浅地学到的不同学说的看法并列地记在脑袋里，这种并列与实际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就是国民经济学的专家满足于折衷主义地汇集各种学说观点的事也并不罕见。此外还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否定过去的一切或几乎一切成就，相信只有自己才拥有哲人之石。——无论如何，不存在与传统的可靠关系，不能使过去做出的伟大的思维工作对解决经济现实的问题产生多少成果，甚至不能使它产生任何成果。

如何才能在这方面造成转变？怎样才能普遍地而不仅是零星地形成一种与伟大成就的活生生的关系？——本书的回答是，不是通过简单的继承一个或另一个流派，就是说，不是靠求助于一个权威或许多权威，而是通过坚决地面对事实，面对实际的经济本身。这似乎是一个荒唐的回答。怎么？我们应该通过避开国民经济学的伟人们来与他们建立联系？那我们岂不就背弃了他们吗？那样我们不就给自己堵住了通向他们的道路吗？——不，恰恰相反。人们是在对对象、对各种实际经济问题本身的工作中询问过去的思想家，并且在共同努力解决实际问题时真正熟悉他们的。这样人们就理解了他们所研究的各种问题、他们发展的各种方法和他们的解答的影响。这时人们就不难认识到，真正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思想家们假哲学的空话、与虚浮的方法论、与利益相关者们的看法之间隔着多大的距离。这样也就会成功地把表述上的差别与科学见解上的对立区别开来，并看到例如现代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就比局外人所经常揣测的要统一得多。鉴于国民经济学当前的状况，必须像在一门专门科学的范围内才能做到的那样彻底地提出问题。但是，恰恰是由于我们从传统转向事实，也就开始直接地、更深刻地真正理解精神传统：因为对事物的分析导致克服前人留下的历史的和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并列问题，把这两股精神劳动的潮流汇合到一起，由此提高了它们的效力。

最近，人们把我对国民经济学的态度与施本格勒的态度作了比较。据说，正像施本格勒认为迄今为止的国民经济学在其真理与事实相遇的所有地方都已经失效了一样，我也要抛弃迄今为止的国民经济学知识，因为它们不符合经济实际。据说施本格勒和我两个人都根本否定现有的国民经济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误解，而且还是一种容易避免的误解！我再重复一遍：这本书是一个统一体。谁如果只读了零星的几页，那他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从属于一个总的内在关联的几页。谁要是选出那个批判篇（它离开各种学说观点而转向各个事实），以及谁要是不熟悉那些部分（它们分析事实并在工作本身中与国民经济学的大师们联系起来），谁就不会理解这里对精神传统和科学工作的连续性所采取的态度。这里适用的也是：je ne sais pas l'art d'être clair pour qui ne veut pas être attentif〔我不知道如何使那些不注意的人明白〕。——无论如何，那些不了解国民经济学的思维工作及其伟人就匆忙地否定过去的一切成就的人，不应该依据我。相反地，我希望同时使所有那些准确地、完整地读了这本书，并且严肃地致力于科学地探究实际的经济的人，能够容易理解国民经济学的那些富有成果的、理应受到尊重的著作。

194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