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截面的设计者们与各种具体的细节保持距离，以便这样来找到实际的“本质”或“标准”。以这种方式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尝试从相反的方向来找到解答那两个主要问题的通道。我们不是疏远经济实际的各种细节 ，而是要坚决地着手于经济实际并且恰恰是着手于它的细节 。最初它可能显得荒谬。我们想通过研究个别的东西而达到一般地提出问题和理论的分析吗？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此路通向何处。因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有成就在作出裁决。

我们想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习惯彻底决裂，这种习惯把精确地认识当前经济的个别事实托付给实践家们或企业经营者们，把对过去的这种认识托付给历史学家们。我们正是要非常精确地研究个别的事实状况。不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想简单地陷入事实的海洋。不言而喻，单纯日常的观察是不够的。一个在几十年中去赶每周集市的农妇，对她所处于其中的各种联系知道得很少。科学从一开始就通过提问题上的激进主义 、通过思考地渗入事实状况 而与这种对经济的前科学的态度相区别。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已经说过的原因，我们首先研究经济的各种秩序形式，然后才研究日常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这样我们就对那两个问题作出了与到目前为止不同的编排。

1．当前的事实

要从最近的开始，从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当代开始。我看到什么？——那么比如：一个蔬菜商店和别的零售商店，一个制鞋作坊以及别的手工业厂家，一些工厂，农民的田庄，铁路，我生活于其中的家计，其他的家计，以及还有许多类似的东西。我走进一些这样的经济构成物中并研究它们。 (27)

在此地的一家人造丝工厂工作的职员a，与他的三口之家一起住在一所居民区的住宅中。在研究这个家计时有两件事实引人注目。首先是这一事实：这个家计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厂商以及其他的家计最密切地联系着：丈夫进了人造丝工厂并在那儿领取他的收入，妻子在商业行号里或者也从农夫和手工业者们那里购买食品、服装物品以及该家庭消费的大多数其他物品。此外，这个家庭在储蓄银行还有一个账户，从而与一个货币机构有关系。但是第二，这个家庭也独自从事经济活动，这是另一个重要事实。家庭的成员们根据一定的计划在园子里种上这个家庭自己吃的不同种类的蔬菜和土豆。在这一范围内，生产的物品并不进入与别的家计和厂家的交换。因此，这个家计同时是两个东西：一个巨大的交换经济的成员和一个小的自给经济的承担者。两个部分当然有联系。例如，这个家庭在它的园子里种什么这个问题，也是由它在交换蔬菜和其他物品的流通中心须支付的各种价格决定的。但是在这里，它并不像确认这个家计的双重性质那样极为重要。

正是从这一点开始运用了那一种抽象法，对它的理解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强调的是个别现象（家庭a的这一个家计）的各个方面并由此而得到了“理想类型”。“着重强调的”或“孤立的”抽象与“概括的”抽象形成尖锐的对比：“概括的”抽象想从许多事实状况中抓住共同的东西，经济阶段和经济风格的构思者们就以这种方法来工作；而“着重强调的”或“孤立的”抽象则是对个别的事实状况所实施的。（我们还将经常碰到这两种抽象法的极为重要的区别。）约翰·亨利希·冯·屠能从唯一的一个 庄园提炼出了他的理想类型孤立国。在这一个具体的家计a中出现了两个组成的要素。我们每次着重地突出一个并且这样发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交换经济”和“集中领导的经济”。 (28)

第二个比较难对付一些的情况：1929年在德国中部城市r的棉纺织厂t中只能找到交换经济类的形式要素，找不到中央经济控制的任何痕迹。但是厂家与市场联系所用的各种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出售它的纱线，它与别的德国纺纱厂缔结了卡特尔协定；因此它在这些市场领域内从属于特别种类的垄断体。与此相反，在它供给的许多织品市场上存在着竞争。当时各种工资是由雇主联合会和纺织工人工会之间的谈判规定的，从而是在不完全种类的垄断体之间的谈判中规定的。从城市的电厂获得电，该电厂具有完全的垄断。5年之后——1934年，景象完全变了。纺纱材料法和国家的其他措施把这个厂家像德国所有其他的纺织厂家那样置于直接的中央控制之下。首先是停止了自由地购入原料。棉花和其他原料由中央机构分配。这样，原料的分配就不再托付给无名的市场，而是通过一些一定的中央机构。投资禁令这时限制了新机器的建造；就是在这里露出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特征。但是，就是在厂家仍然是交换经济的成员的范围内，形势也变了。雇主联合会和工会消失了。国家对工资形成的干预比过去达到得远为广泛。禁止了卡特尔协定，大部分产品的价格或者是直接由国家固定，或者还是由详尽的核算准则规定。我们通过着重的强调把这一个纺织厂家提供的各种具体的事实状况还原为纯粹的形式，并且这样在那两个主要类型“交换经济”和“集中领导的经济”之外发现，在交换经济中清楚地形成了供给和需求的一定形式：竞争、垄断，或者也有国家的规定价格。重要的就是这些纯粹的形式。

第三，黑森的农民a的田庄像大部分的农民田庄一样，既是家计，又是厂家。在这个田庄中，1938年在许多地方都碰到了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田庄以内，蔬菜和水果供应农民的家庭。在这一范围内存在着小式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现象。同时大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体伸进了这个田庄并且塑造着它的结构：这个农民必须遵守对甜菜和啤酒花的种植限制。在这两个生产领域内，该田庄只是两个大的、处于公法的、中央的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的一个成员，这两个经济体包括了整个德国。同时它又在许多方面是交换经济的成员，而且就是在这里，联系也发生于各种最不同的、在时间上不断变化的形式之中。1938年黑麦、猪、奶和其他产品都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向一定的机构出售，而在5年之前价格还是在市场上形成的。虽然1938年农民在卖葡萄酒时可以考虑到某些最低价格，但是在拍卖时才会得出事实上支付的那个价格。存在着国家为农业工人工资规定的工资率、国家控制的人造肥料的垄断价格。对于该农民田庄日常经济生活的过程来说，这些形式的每一个都是重要的：没有种植限制这个农民就会种了更多的甜菜和更多的啤酒花；对猪的价格调节促使了他把更多的猪喂肥；国家降低氮肥的价格则促使了他更多地施肥。

通过强调当前的个别的农民田庄中的或个别家计中的或个别的工业厂家中的那些特殊的秩序要素，人们通向了一个重要的成果：虽然当前的几乎每一个家计和几乎每一个厂家都显示出一种特别的性质——是的，人们钻研得越深，越是研究了为数众多的个别经济，多种多样性就变得越是明确可见；但是，多样性只是产生于：各种秩序形式的组合每一次都不相同。然而，发现的各种纯粹的秩序形式的数目 是可以全看清的。这是一个确认，它将表明它对于国民经济学的全部性质来说后果极为丰富。正如可以用两打字母构成组成不同 、长度不同的极为多种多样的单词一样 ，也可以用经济活动的数目有限的 、基本的 、纯粹的形式构成无法估量地多种多样的具体的经济秩序 。科学的任务就是：用着重强调抽象的做法来从事尽可能完备的研究。“完备的”意味着：必须找到所有那些纯粹的、理想类型的经济形式，各种具体的经济秩序现在和过去都是由它们组成的。

2．过去的事实

由此也就简略地说明了那种做法的特征，国民经济学家必须用这种做法来探讨过去的或其他的国家和文化的经济。在这里同样不容许与现实拉开距离。必须避免任何匆忙的概括。应该研究个别的事实状况和个别的具体的经济构成物。不是那种给出了有关几十年和几百年的概貌的历史记载，而是那种理解地描述个别现象的历史记载向国民经济学（而且也正是向理论分析）提供得最多。

国民经济学家们这样完全转换其对历史的态度是极其必要的。这种转换将会碰到阻力，这是确定无疑的。不管它们是如何远离实际，各种旧的模式、阶段和风格还将被长期随身带着。首先将必须实现的是（虽然它是那么容易理解）国民经济学家们的一种历史的思考，它对准的是深入各个事实状况。因此，必需的是，在研究例如1900年前后或1700年前后的德国经济时，不是一般化地创立概括的类型，以简略地说明时代的特征：如盛期资本主义或早期资本主义；而是应该根据各个经济构成物的秩序形式来分析它们。然后再进行综合。

让我们抓住中世纪。各种旧的类型说在它的了不起的丰富的历史形式上散播了烟雾。让我们拨开这些烟雾。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不同种类的领主统治，自由的农民们的田庄，城市里的远地贸易商们的商号，手工业者们、家庭手工业者们、零售商们的厂店，它们与家计最紧密地联系着。——应当详尽地研究少数的一些经济构成物。

1．首先我挑出北意大利的鲍比奥修道院——特莱比亚山谷中的一个领主。l．m．哈特曼绘出了有关它在9世纪从事经济活动的一幅极其生动的图景。鲍比奥是一个富有的修道院。它在伦巴第极不同的地区都拥有领地，其中有一些距离该修道院有200多公里远，在波河和提契诺河上的自己的船只部分地建立了与这些领地的联系。尽管如此，鲍比奥绝不是它的时代最富有的修道院；可以从其结构上把它看作表示了当时北意大利的宗教的和世俗的领主们的特征。——这个巨大的经济构成物的核心是有着它的36座附属建筑物的修道院本身。处于这儿的不仅有总的管理机构，而且在那儿还有用于自己经营最近周围地区的各个地产和各个手工业分部的庄园建筑物。这个领主的大部分土地是自己经营的，它是“萨尔兰”。然而地产是这样分散，以致该修道院不能直接经营所有的萨尔兰；此外还有许多特别的附属田庄在工作，它们严格地隶属于总的管理机构，处于一个特别的上级的领导之下。实行了一定的劳动分工，以致各个附属田庄以特殊的物品为专业：例如加尔达湖畔的各个庄园专门生产油。全部土地财产的一个较小部分出租，而且是租给自由的、半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农民。总共约有650户佃户。就是在总管理机构的经济核算中也清楚地表现出自己经营的萨尔兰与出租的土地的分离。但是两个部分却又最紧密地联系着。在劳动宪法方面就已经是如此。有奴隶供萨尔兰支配，但是他们不够用。所以最重要的是佃户们的劳役，在这方面出现了劳动契约的极不相同的形式：自由的佃户们承担了义务，除了缴纳收获的一定部分之外，还缴纳一小笔货币额，而且此外在萨尔兰上劳动一定数目的徭役劳动日。有时它只是一年一个或两个星期，但是有时也是一星期一天或两天。然而不自由的佃户一般却有义务进行没有定量的劳役，而在他那里，收获的缴纳则退居次要位置。偶尔强迫劳役是非自由人的唯一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不自由的农村雇工，只是以自己的家计与奴隶相区别。

手工业生产集中在领主土地的核心，也就是集中在修道院的附属建筑物里。在这里，在特殊的作坊里工作着面包师和屠夫、鞋匠和织布匠、马具匠和军械锻工、羊皮纸生产者、木工、箍桶匠等等。此外，在佃户的田庄里大概也生产手工业产品，部分供自己使用，部分也供应给修道院使用。各种文献清楚地表明，控制这样大的一个生产机构并把消费品分配给许多参与者以及文化和排场的目的都提出了困难的管理任务。

与当时的大多数别的领主一样，鲍比奥在经济上很少与外界隔绝。光是一年共有约220金索利第的农民们的货币租金已经暗示着货币经济的关系。购买需要的不同物品，如某些织物和香料。此外，鲍比奥还从路德维希二世皇帝那儿得到了容许在它的地产上举办集市的特权。这个领主因而是市场的行政机关，这在当时也不是罕见的情况。该特权甚至明确规定，商人们在去程和归途中都应当免税。

从国民经济学上看，在鲍比奥存在着什么？不同的秩序形式独特地“融合 ”为一个具体的整体。处在这个宇宙的核心的是一个“集中领导的经济”，与它相连接的是上百个小的不自主的经济世界——佃户们的各个个别经济，它们本身又表示着小的、主要是“集中领导的”经济体。它们仿佛是进了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一个巨大躯体之中。在这个巨大的修道院经济的范围内，不独立的奴隶们或半自由人们的“自由的消费选择”几乎没有存在过。就奴隶们或半自由人们从事萨尔兰之上的劳动而言，劳动投入也不是自由的。就是这一事实在说明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特征时也证明是本质性的。在每个方面人们都服从集中领导的命令。但是，在自由的人们与领主的管理机构缔结契约的范围内，存在着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一种有些不同的形态。同样应该谈到它。原则上不强迫自由的劳动者们在鲍比奥劳动。但是，这种自由缘于传统并且受到通常持续29年的劳动契约的长期性的重大限制。

因此，“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要素在鲍比奥“占优势 ”。它占着统治地位。但是不是仅有它们才存在。由于鲍比奥也为市场而生产，以便能够从市场上购买，并且由于管理机构必须总是握有一笔一定的货币现金，以便满足流通的需要，“交换经济”的要素就“补充地 ”与“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要素相融合。这个经济构成物的整体是理想类型的秩序形式的一个复合体；我们可以个别地强调这些秩序形式，以便如此而纯粹地获得这些形式。 (29)

如果我们对14世纪的农业进行类似的分析，那我们就会发现，类似的形式要素以别的组成造成了别的经济构成物。众所周知，农业大企业这时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体了。农民的田庄成了农业的主要支柱。大部分物品这时是由农民家庭在家里为自己的需要或者也为领主们生产的，而它们的生产受到了集中的控制，这种集中控制由下述处所分担：小家庭本身的领导者，此外是马尔克村社，它给村社社员们分配田地并作出有关阿里明达的规定，以及最后是领主。这样三种经济单位交错连接地集中控制。但是，有些物品是为了与邻居和与邻近的城市交换而生产的；这种城市是交换经济关系的一个中心，而有些农民也作为家庭手工业者为这种城市的中间商工作。这样，两种经济体制的要素虽然也在这种经济秩序中交错连接，但是却是以别的、特殊的形式。

2．就是中世纪的手工业也不是像城市经济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样地组织的。完全相反。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非凡的多种多样性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它发出了特别程度的刺激，因为在这里，能否发现统一的秩序形式这个问题特别尖锐地提了出来。

对于中世纪的个别手工业者来说，他的行业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这是第一位地决定性的。毫无疑问，各个行业经常处于“封闭的”状态，但是封闭的程度和封闭的形式不同。例如，有些城市肉摊、面包摊和鞋摊的数目是由行政机构规定的。此外广泛流行着封闭一个行业的另外一种方法：行会强制。因为那样一来，当行会有权拒绝允许参加或要求高额的入会费时，它、而不是行政机构，就能够禁止进入这个行业。有时手工业者们甚至成功地把该行业限制于一定的家庭：巴黎的织布业者们在13世纪就已经如此了。——但是与此相对照，各行会在达到严格的行会强制上也常常失败。它们常常不得不满足于只是松弛地限制被允许者的范围。并不罕见的是：城市管理机构规定，虽然任何不属于行会的人都不准从事一种职业，但是行会无权拒绝入会和要求入会费。例如在13世纪的帕多瓦或14世纪科伦的好些行业中就是如此。然而，那时新加入者就常常必须估计到行会同伴们的违法抵制。但是，比较松的行会强制毕竟与严厉的行会强制在经济上有点完全不一样。

此外，中世纪在许多地方都有“开放的”行业，那里进入自由，那里也不必获得一个行会的成员资格。如果参议会滥用行会的权力去任用自由的师傅，那么这当然只是有限地开放该行业。但是许多城市管理机构都走得更远。已经谈到过纽伦堡。1280年布雷西亚明确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从事任何手工业而不需要加入行会。

认为每个“封闭的”行业都形成了垄断，或者在“开放的”行业的范围内竞争总是占统治地位，这是一个错误。然而，规定一个招收限额从而封闭该行业，对于那些得到了允许的手工业者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特权，它大大地便利了垄断式地统治市场的协议。但是，如果获得准许的面包师或卖肉者或鞋匠的数目大——有的城市他们的总数有100以至更多——那么尽管是封闭，造成垄断并不容易。此外城市管理机构的政策常常起着反对垄断协定的作用。而反过来，就是在实行一种营业自由政策的城市中，一个行业的手工业者们也能够联合起来并建立垄断性地统治他们的市场的社团。13世纪的博洛尼亚在这方面引人注意。它像许多别的城市一样推行营业自由的政策，但是在某些（不是在一切）行业中，它容许联合。在那里，例如在裁缝们和木匠们以及马掌匠们那里，也就真的形成了这样的东西。而他们试图通过对竞争者们的压力来促使所有的人参加；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我们从现代的各种垄断斗争中所熟知的。但是，那时偶尔也形成了许多社团，在博洛尼亚的鞋匠们那里就是这样。那里在13世纪作了有关4个不同的协会的报道，它们以简朴的形式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寡头垄断。自然，在开放的行业中也并不罕见地存在着竞争，而且又是以好些形式：参议院方面常常禁止形成任何协会，在13世纪的进程中在兰茨胡特、戈斯拉尔和苏黎世就是这样。或者一个城市的手工业者们也在彼此之间的以及与其他城市的手工业者们的竞争当中在大市场上出卖他们的产品，就像纽伦堡、科伦和奥格斯堡的金匠们那样，他们自己在法兰克福博览会上供应他们的商品。但这是特殊情况。重要得多的是中世纪最大的出口手工业——纺织行业。例如，南德意志各城市的亚麻或单面绒布织工们经常在彼此间的竞争当中劳动并把他们的产品零星地卖给商人们，商人们在大市场上销售这些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资本雄厚的商人或中间商，或商人—中间商们的集团经常具有垄断需求。当手工业者们联合起来面对有需求的商人们的垄断性集团并签订集体的供货合同时，他们的地位就有利得多。例如，这发生于1424年吕贝克的琥珀车工行会和远地贸易商们的一个集团之间，该集团将琥珀商品销往西德和南德以及意大利。因此，这里是垄断与垄断对抗。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到各城市的当局常常使用规定的价格来工作并因此而着重干预垄断化了的市场，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有关中世纪手工业经济形式的多样性的一个印象，但是同时也得到了出发点，从这些出发点出发，可以通过着重强调的抽象而得出一定的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及其形式。 (30)

3．可以用这种方法分析历史上的一切经济：不仅是欧洲各民族最近几千年的经济，而且也有古代埃及或巴比伦或中国在其历史上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经济。以后有些场合还将谈到这些。（在15世纪的印加国家中也许会找到那种最纯粹地实行了的集中管理的经济。 (31) ）

问题到处都在于充分地突出个别之物（例如中国的家庭经济的特点），并且在任何地方都不陷入通过寻找“标准的东西”而磨掉个别之物的棱角的错误。到处都显示出，正是这样透彻地观察个别之物（也许违反了预期）导致发现可以看清数目的某些种纯粹的基本形式。这些基本形式的构成和它们在各种具体的构成物中“融合”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各个“占统治地位的”和“补充的”秩序形式也在变化，总的历史环境同样在变化。尽管如此，在人们过去和现在在其中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种经济秩序的多样性中，可以找到某些不断重复的、基本的形式。

这些理想类型的形式或许可以用作克服重大的二律背反的基础。现在已经开始认识这些形式。做出了一个开端。但是还缺乏两种东西：首先是准确地、科学地说明各个个别的、纯粹的、理想类型的形式。到目前为止只是不精确地以日常的语言描述过它们。而第二是系统地把握这些类型：应当个别地突出并且系统地编排在各个历史上具体的个别经济中找到的所有的理想类型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