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树叶之间能看到高高的窗，从那窗户的一角看见了凯贝尔先生的头。他旁边升起深蓝色的烟。我对安倍君说那是老师在吸卷烟呢。
上次路过这里是什么时候，已经忘了。今天一看，情况有了大大的变化。甲武线崖上的家家户户都重新翻盖了房子自然焕然一新、实在漂亮。不论哪一家都足以表现出和现代日本财富的威力关系密切的门楣。其中只有老师的住房好像为了纪念过去一般，古色苍然孤零零地留在原来的地方。先生一钻进这古老的书斋就很少到外面去。
我和安倍君在先生的引导之下，登上那什么都不铺的梯子，在微暗中爬上去，然后走进楼上靠右边的书房。老先生让我坐在他一直坐的，从窗房露出脑袋的那地方的椅子上。这时，我借助从外面照进来的将近傍晚的阳光，才仔细看了看先生的面孔。先生那张脸和过去相比没什么变化。先生说他今年六十三了。我进研究生院的那年听过先生的美学课。我记得那是先生来日本之后头一次开的课。先生从那时候起就是这副面貌。如果问他：“先生到日本以来已经有二十年了吧？”他一定回答说：“不到，不到，准确地说也就十八年吧！”先生的头发和胡子如果用英语形容，那就是anburn（全褐色）的，有一点浅棕色，而且像普通西洋人那样非常细、柔软，所以，即使生出一点白发，也不显眼。即使如此，血色仍和从前一样。其次，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在日本生活了十八年之久的老人物。
先生的容貌看起来永远是那么水水灵灵的，大相径庭的是先生的书房却是老气横秋，一派衰败之气。洋文书籍照例比汉文、日文书籍更讲究装饰，从书脊上就能看到它对那门学问或者艺术极尽张扬之能事，单凭这种装饰就能使人想起那学问、艺术的高贵，可是他这书房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又老又大的书桌，褪了色的椅子，所幸四条腿不缺。有火柴、烟（埃及烟草）和烟灰碟。我边吸着埃及烟边和先生聊天。但是在他领着我出了房间去食堂吃饭之前，始终也没有弄明白老先生书房里究竟有什么藏书，如何收藏的。
不仅那些鲜艳的烫金书脊和红的绿的封面没有刺激我的眼睛，甚至那纯洁的白色，也始终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先生的饭桌上，即使欧洲人认为必不可少的白色桌布也没有铺，代替它的是块印花布。而且，那块花布却和直到最近还存放在我家，给他女儿做新婚被面的料子相同。坐在这餐桌前的先生，衬衫没有挂上领子，更谈不到打领带了。细条纹绉纱的衬衣上面，极其随便地穿了一件赭色的薄薄西装上衣。开头就不要拘泥形式，可是我想到，话虽如此，可无论如何也别有失体统，所以我就换上白衬衣、系上白领带，穿上一套蓝西装。老先生看了我身着正装就说，连你都穿上正装，我这套打扮可就……他头一次这么说的时候，正装两个字就刺痛着我，不错，如果凡是手腕、脖子穿的全是洗得白白的东西就算正装，那么，我穿的就远比先生正装了。
我问先生，您一个人了，是不是感到寂寞？先生回答说一点也不寂寞。我问他您想不想回西方去，他说，他并不十分喜欢西洋。但是，日本没有演奏会、剧院、图书馆、绘画馆，所以感到十分困难，他说深感不便的就是这些。我问他，请一年假回去一趟如何？我这么一督促，他说，那当然能做到，但是，我不喜欢那么干。我如果有朝一日离开日本，那就是永久离开。决不会再次回来。
先生就是这样对他的故乡毫无怀念思慕之情，然而也未必有厌烦日本的想法。先生的生活就像被扔在烟尘遍地的穷乡陋巷之中的希腊雕像，但是它却有血有肉。尽管在杂沓之中自己不能不为之所动，然而他是沉静的。先生鞋底踏在石板上的时候，那鞋底钉总不把石头碰响。先生像公元前半岛的人一样，穿着柔软的皮制拖鞋，规规矩矩地在电车旁边走。
先生从前养过乌鸦。那些乌鸦来自何处可不知道，只知道他到时候喂食。听人谈过先生和乌鸦有奇妙的因缘。把这两件事放在头脑里结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情绪。我很早以前曾看见过，先生在大学图书馆里，从书架上把爱伦·坡(1)的全集全拉下来。先生说过，他既喜欢爱伦·坡也喜欢霍夫曼(2)。这天晚上我想起那只乌鸦，问那只乌鸦怎么了，先生说死了，是冻死的，寒冷的夜晚站在树枝上，第二天就死了。
谈起乌鸦来顺便也就谈起了蝙蝠。因为安倍君说，蝙蝠是怀疑的鸟，反问他为什么说它是怀疑的鸟，他回答说因为天色暗下来之后它就出来飞，这简直是谜一般的回答。我说我很喜欢蝙蝠的翅膀。先生说那是恶魔的翅膀。不错，画上的恶魔总是肋下长着一副蝙蝠那样的翅膀。
这时从傍晚的窗户传进来尖锐的声音，围桌而坐的四个人侧耳倾听了一阵。我问老先生，这叫声是不是使你联想起意大利的什么声音。因为在这之前不久他说过蜥蜴很美，我问他这会不会使你联想起清丽澄明的意大利天空？他说一点儿也不错。不过有的时候他脖子会稍微歪一歪说：“啊，那不像意大利的，我记得在意大利从来没听到过。”
我在炎热的都城里，被错误地指定在一所古老的宅子里和大家谈话，我安安静静地谈了这些话，然后谈了菊花、山茶和铃兰，也谈了水果。把水果之中香味最大、来自遥远国度的柠檬挤出的汁兑水喝。还喝了咖啡。先生说，所有的饮料之中，最喜欢也最好喝的就是咖啡。后来，安安静静的半夜里，我和安倍君两个人就溜了出去。
自从看不见演奏会上先生那兴高采烈的面孔以来，已经好久了。据说，先生来日本之后，绝口不提他弹过钢琴。他就是这样憎恶浮夸和显摆。所以，他谢绝了一切演奏会，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高兴的时候才坐在钢琴前，演奏一曲给自己听。其余的时间便是读书。
到文科大学一打听谁是这里人格最高尚的教授，一百名学生就有九十个人提到为数不多的日本教授的名字，然而在提这些名字之前一定首先回答的是封·凯贝尔先生。受到许多学生尊敬的先生，对于日本学生始终不渝地关爱备至，十八年的漫长时间，一直讲授哲学。先生早就想离开索然的日本而去，但直到现在仍然没走，实际上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这群日本学生。
京都的深田教授在先生家里暂住的时候，总是对我说，方便的时候到我家里来吃晚饭，可是四年多了我却一直没去。好不容易践约，同安倍君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同前往的时候，我就想，从现在算起，先生在日本打算再呆多久？当我想到他说的他一旦离开日本一定不再回来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爱伦·坡的“no more（再没有了）、never more（决不再来了）”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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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伦·坡（edgar allan，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
(2) 霍夫曼（hoffmam，1766—1822），德国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