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卷第一章的注一。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一书里，韦伯习惯在各书的首章里以注释来说明他在处理此一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重要参考文献以及研究史的回顾。只是由于此注篇幅过长，很难以脚注来处理，以“附录”的方式放到书后，又呈现不出本文的重要性。不得已，只好以“文献”列于全书之首。与原著出入之处，尚请读者谅察。
本文首次发表于亚飞[1]主编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j.c.b.mohr, tübingen），band xx, xxi（1904—1905）。有关本论文的大量文献里，我仅举出几篇最为详尽的批判：首先是拉赫法尔（f.rachfahl）：《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ternationale wochen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technik, 1909）, nr.39—43。我的答辩：《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判》（antikritisches zum ‘geist’ des kapitalismus, archiv）, band xxx, 1910。对此，拉赫法尔再度批驳：《再论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nochmals 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ternationale wochenschrift, 1910）, nr.22—25。然后，我答以：《最后的反批判》（antikritisches schlußwort, archiv）, band xxxi。（布伦塔诺在我们下面要举出的批判论文里，似乎并不知道有后来的这几篇论稿，因为他并未加以引用。）在这个版本里，我丝毫没有取用和拉赫法尔在这场不免十分无谓的论争里的一丁点内容——在其他方面，他是我所敬重的学者，但在此，他可是涉入了一个他并未真正通晓的领域。我只是从上面的反批判文章里截取（些许）补充性的追加文字，并且试图以插入字句或批注的方式来排除将来一切可能想见的误解。其次是桑巴特所著的《资产阶级》（der bourgeios, münchen und leipzig, 1913），我在下文的批注里还会再论及此书。最后是布伦塔诺1913年在慕尼黑科学院的演讲：《近代资本主义之萌芽》（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1916年增补附录后在慕尼黑出版）的附录二[2]。关于这篇批判论文，我同样会在本书必要处特设批注加以讨论。此外，我竭诚欢迎任何关切以下这一点的读者（尽管我并不希望有），经由比较之后能够信服：我对当初发表的这篇论文在述及真正紧要见解的任何地方，未曾有任何一句的削除、更正、减弱或添加实在偏离原意的主张。毫无理由要这么做，而且，对此仍旧存疑者，也会随着论述的开展而得以释怀。后面提到的这两位学者，彼此间的论争比起对我还要更加激烈。对于桑巴特的著作《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布伦塔诺的批判在我看来，许多论点上是有凭有据的，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非常不公正处，何况布伦塔诺并未真正了解，此处暂且得割爱的犹太人问题（后面会述及）的关键所在。
在神学方面，由于本篇论文的发表，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指教，这些批评指教大体而言是友善的，并且在充分理解这篇论文的情况下，就个别重点上提出相异的见解时，也是相当就事论事的。对我而言，这更弥足珍贵，因为对于此处我不得不以自己的方法来处理问题的方式，会有某种反感出现一事，倒不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信奉某个宗教的神学家而言具有价值之事，在此研究里当然无法得到同等的分量。我们所关切的，往往正是那些——在宗教评价上——外在且粗浅的层面，而这些层面当然还是存在，并且甚至正因为是外在且粗浅，往往对外在行为产生最为强烈的影响。在此，我还要向读者简短引介（而不是在个别点上不厌其烦地一一引用），特勒尔奇[3]的大作《基督教社会思想史》，此书是从独自且用心深切的观点上来处理西方基督教伦理的通史；在其他点上固然内容丰盛，即使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点上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补充与证明。只是，此书的作者较着重于宗教的教义，而我则是较偏重宗教对实际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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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亚飞（edgar jaffé，1866—1921），德国经济学者，任教于柏林与慕尼黑大学，《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发行人，韦伯的好友。——译注
[2]布伦塔诺后来修订这些论文并收入其作品der wirtschaftende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leipzi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3）。——译注
[3]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德国神学家与哲学家，韦伯的密友，以研究基督教社会思想史知名。韦伯在完成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宗教精神基础的研究工作后，原打算再进一步探讨整个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宗教与社会经济诸关系之发展与演变，以刻画出现代西方人性格的文化源流。不过当他获悉友人特勒尔奇已开始从事基督教会的社会教育方面的研究时（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 tübingen, 1912。中译本为《基督教社会思想史》，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91），认为两人的研究可能会发生重叠，因而转以其他文明为探讨对象。参见本书第一部第二卷第二章注[137]。——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