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劳动是财富的一种原始源泉，是唯一取决于人的原始源泉。而至今劳动者又是社会上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他们人数和状况的变化对利润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从探讨决定工资率的原因来着手论述“分配”问题，看来是可取的。

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即实际报酬是，他的劳动使他能够支配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数量。如前所述，在社会的早期，资本尚未积累在特定阶级的人们手里，全部劳动产品完全属于劳动者。在那个时期，事实上没有初次分配，因为财富的源泉只掌握在一个阶级的人的手里。但是，当拥有足够数量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另外一批人一出现，雇佣劳动者就成了他们的常事。现在，劳动者不再完全为他们自己，而是也为他们的雇主而工作了。如果在一个生产阶段尚未结束之前，劳动者靠他们自己的基金来生活的话，显然产品必将在他们与固定资本的所有者之间按照某种事先的安排来进行分配。如果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们没有必要的钱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么，在他们完全放弃领取一份制成品的条件下，资本家可以供给他们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给他们的这部分食物等等应该相当于工人应得的份额。如果有什么扣除的话，那么也只能是在垫支上打一点折扣。显然，这种垫支可能是以谷物、被服、家具等等付给，也可能是以可用来取得这些东西的货币来付给的。这是工业和财富已相当发达的一切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总是在工作完成之前领取报酬，而且通常是用货币来支付的。

但是，由于有各种原因影响着贵金属或其他商品的生产，在不同的时期里货币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名义工资即货币工资的升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实际报酬的相应变化。诚然，工人得到的货币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实际工资率，所以现在我首先来解释调节实际工资率的各种原因。

决定工资率的直接 原因是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的比例。

但是这种比例本身，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产业部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取决于气候条件所要求的或社会舆论认为劳动人民生存所必要的生活方式。所以上述产业部门的生产力、气候条件和社会舆论的状况是调节工资率的根本原因。

在考虑决定工资率的直接原因时，我将首先研究需求的性质以及这种需求的变化对劳动报酬所产生的影响。

要构成对劳动的需求，像构成对任何商品的需求一样，光是凭想要得到它是不够的，而是必须拿出一个等价物。一方面要给工人提供一个等价物，以补偿他对安逸所作的牺牲；另一方面也要给货物的所有者提供一个等价物，因为他放弃了占有的权利。但是，可作为前者的唯一等价物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费。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留做雇佣劳动之用的基金愈多，对劳动的需求就愈大。如前所述，实际用于或者打算用在生产上的那部分国民财富称为资本。然而，资本有两种，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前者是原材料、工具、机器、建筑物以及其他各种已列举过的组成部分，后者是劳动者需要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对劳动的需求显然只取决于后一种资本的数量。所有构成固定资本的各种物品的数量不管有多大，都不能直接影响到另一种资本所能维持的人数。我们已经说过，原材料、工具、机器等在消耗的时候，它们并不给人带来利益。因此资本家为了获得预期的利润，无论如何总得承受国民财富的纯粹损失，或者说牺牲。对资本家来说，假如他能获得相同的利润，那么以何种形式来垫付他的资本，是固定在耐用的机器上还是用来维持很多人的衣食，确实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对国家，至少对劳动阶级来说，这件事决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从一种资本的增加中得不到任何直接利益，而另一种资本的每一增加都立刻会引起对他们劳务的需求。

由此看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对劳动的需求正好与该国的流动资本的数量成正比。如果劳动的供给保持不变，那么由于资本的所有者都不愿留着他们的资本不用而引起他们之间竞争的加剧，就使这些基金的每一次增加都有着提高工资率的趋势。当这种基金减少时，由于每个劳动者都害怕失业，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起来。如果劳动的供给一直保持不变，那么流动资本的最后数额必将是：通过支付给每个工人的工资的相应变化，在原来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上加上全部增加额或减去全部缩减额。这个问题看来已够明白了，无需详加论述。

我必须要坚持的一个论点是：一般说来，虽然对劳动的需求是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的，但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说，它们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用在生产上的大部分资金是投放在机器和固定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上的。在财富和工业发展的早期，固定资本在整个国民资本中只占比较小的一个部分。但是随着私人资本的增加和劳动分工的日趋完善，为了提高商品的质量或降低生产成本，就逐渐采取了各种改进措施。总的说来，这些改进就在于用机器来代替体力劳动。在每一次发生这类变化时，有关国家总是靠牺牲流动资本来增加固定资本的。现在，雇主兼资本家不再有必要把这么大的一部分资金保存在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形式上。既然已一劳永逸地雇用许多劳动者来制造机器，从此原先在劳动期间垫付给工人的流动资本的价值就变成了固定资本的价值。其中大部分不能用来满足劳动者的消费，也不能每隔一个短时期被他们再生产出来。恰恰相反，它们可以持续好几年，只需要稍加维修就行了。现在小得多的年产值足以给雇主兼资本家提供通常的利润，这才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因为每年只消耗掉他一部分资本，如果他把这一部分资本的价值收回并能获得全部资本相应的利润，那么也就足够了。其余的资本价值则是由机器来体现的，而机器差不多还是像它原来的样子。但由于机器不能使任何人温饱，因此十分明显，维持劳动的基金暂时会绝对地减少。由此可见，机器的采用虽然可以增加净产值，却有着减少总产值的趋势。 [3]

于是上述变化的第一个影响将是对劳动需求的减少，以及由此引起的工资率的下降。在这里，根据一般原理的推理所证明的东西已为所有国家的丰富经验所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不满和苦难常常以最可怕的暴力行动爆发出来，主要是直接反对那些不能说话的工具，他们把这些工具视为他们一切痛苦的根源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后来，使用机器所引起的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无疑地促进了流动资本的积累，使之恢复到原有的数量，并重新雇用遣散了的工人。在这种情况将要发生的时候，总的说来，国民资本将会增加，但是对劳动的需求和劳动报酬仍将与过去相同。

这种情况足以说明，工人阶级不仅不会因资本的增加而得到任何利益，反而因前一时期工资的下降而暂时受到损害。直到新的发明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流动资本增长到超过原有的数量时，才会出现对劳动更大的需求。那时，虽然对劳动的需求将增长，但它并不是与总资本的积累成比例地增长的。

在工业已很发达的国家，固定资本相对于流动资本来说，总是逐渐占着越来越大的比例。所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用于再生产的国民资本的每一增加，对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改善所产生的影响总是越来越小。

正如上面所证实的那样，固定资本的每一增加是以牺牲流动资本为代价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它包含着一些重要的推论。从这一原理得到的第一个推论是：这样一种转化的最初影响总是对劳动需求的缩减。但最终的后果将是什么呢？人们常常说，劳动阶级所经历的灾难不过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许一度遭受失业的苦难，但他们的劳务或迟或早将会重新被需要的，而且因资本的积累而增加了设备，不久以后对他们的需求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些。但是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固定资本的产业部门的性质。举例来说，在农业上这种变化的最终影响与制造业中可能发生的这种影响会有很大差别。机器的发明给工业劳动者带来的这种灾难也许只是暂时的。可是，由于不断作出新的改进来节约劳动，因而这种灾难又容易不断重复发生。工业中的灾难之所以可能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有如下这些原因：第一、与过去的耗费相比，采用新机器的雇主—资本家，能凭借这些手段制造出更多的商品量，他们可一直享有超额利润，直到其他雇主—资本家的竞争降低了这些商品的价值为止。他们从超额利润中积蓄资金的能力以及把这种资金追加到资本上去的能力将因此而增加。这些积蓄的一部分可以投入固定资本，而其中另一部分也将用做流动资本，因为前者总得要一些后者去开动。第二、随着制成品的价值或价格按生产成本减少的比例而逐渐降低，这些商品的每一个消费者用他收入中更小的一个份额将足以买到他个人所需的一切，结果增加了他的储蓄能力，从而大大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其中有一些可能进入制造业的渠道。这样，手头就有了增加制造品的供给和雇用更多工人的资金。第三、毫无疑义，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必将引起对它们需求的增加。

根据一般原理的推论来看，制造业中采用机器形态的固定资本，尽管暂时会解雇大批工人，可是经过了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之后，多半会重新雇用同样数量或甚至大大超过这一数量的劳动者。经验也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请把现在拥挤在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工厂里的许许多多工人同阿克赖特的珍尼纺纱机发明以前棉纺工业所供养的稀少人口比较一下吧！

但是，农业方面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对原产品的需求不可能像对制成品的需求增长得那样快。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提出的简明理由是：人的肠胃的容量很小，但人在其他方面的欲望则是多得难以满足的。所以，由于农业机器的发明而解雇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重新雇用于农业。也许要经过很长时间，人口才能增加到足以引起对食物提出新的需求。但对一国人民来说，所有变化中最为致命的变化是把可耕地改变为牧场，因为在牧场上所能雇用的劳动人数确实是很少的。几乎所有原先用来供养工人的基金，现在都投放在牛羊和其他固定资本的要素上。一片草地所能饲养的牲畜头数必然是有限的，雇用来放牧的人数因而也是有限的，决不会出现对农业劳动进一步需求的任何机会。因此，那里牧草替代了庄稼，那里的农村人口就顿时并且持久地减少。我们不难设想这样一种改变不能不带来非常巨大的苦难，所以人们是否真正希望最终有这样的结果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后讨论地租理论和收入的性质时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这两个问题中，我将阐明在此情况下必然发生土地总产量的减少。尽管地主的收入有增无减，可能还是不会像制造业中机器的改善一样可以由净结果的增加来补偿。写到达里也许已足以表明，在社会发展给劳动阶级带来的一切灾难之中，没有一种可与把可耕地变为牧场给他们带来的灾难相比拟的了。 [4]

在充分阐明了对劳动的需求以及这种需求的波动对劳动报酬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我们将继续考察决定劳动的供给和需求比例的另一个条件，即供给。在考察了利润这个问题之后，读者必将更好地懂得，我对劳动人口在各种投入资本形式中受到的影响所作的更为详尽的论述。

劳动的供给是由两个要素组成的：第一、劳动人口的总数；第二、按惯例一年中应劳动的天数以及一天中应劳动的时数。

劳动的供给是随着既能够又愿意为维持他们生活而去劳动的人数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肯定无需加以证明。这仍然不是构成供给的唯一条件。一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可能比另一个国家要少些，但如果前一个国家的居民在一天或一年中只给他们自己很少一点休息时间，而假定后一个国家的居民更爱好安逸，或者更想娱乐，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前一个国家的居民带到市场上去的劳动量可能像后一个国家在市场上的劳动量一样多。

如果我们假设对劳动的需求保持不变，从而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量也保持不变，那么工人人数或者他们在整年或整天中劳动的时间长度的每一次变化，都将引起工资率的相反变化。

如果劳动人口增加，而刚才提到过的那种基金却没有增加，显而易见，他们就一定会更加贫困，因为等量的食物、衣服、燃料等要在更多的人中间进行分配。这种灾难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降临到人民的头上。一是老工人继续领取与原先相同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东西留给新的劳动者，因此这些人必不可免地因贫困而死亡，或者只能依靠他们的亲友或上层人物的施舍过着朝不虑夕的生活。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所有人都得到工作，而把维持劳动的基金相当平均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那么每个人的收入必定比先前更要少些，也就是说工资必定下降。一般说来，劳动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受不幸的。随着人口的增加，如果用来维持这些人生活的流动资本保持不变，那么每个工人在寻找工作方面便开始经历愈来愈大的困难。由于雇主发现有的是待雇的工人，他们就变得更加难于对付了。但是劳动者不愿意接受更少的劳动报酬，因此可能要失业一个时期，直到饥饿开始迫在眉睫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才不得不屈从于那些先前已经拒绝过的条件。与此相反，如果流动资本仍保持不变，也许因移民而引起了劳动者人数的减少，显然其结果必然相反。同样数量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必将在较小的一批人中间进行分配。整个说来，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状况必将因此而获得改善，而且这种利益不会仅限于少数人，而是遍及众多的人口。

由此看来，劳动者的状况，也就是每个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必定受他们人数的限制 。

但是，决定劳动报酬的劳动供给也部分地取决于整年劳动的天数以及一天中劳动的时数。假定两个国家目前的人口和资本都是相同的；假定在一个国家里，工人一年到头劳动没有任何休息；而在另一国家，每隔六天就有一天休息时间。我想后者的居民与前者相比，按他们劳动的比例来说，一定得到更多的工资。从而在这种国家中的工资率比另一种国家更高些，因为工资率就是指付出的劳动量（它是由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长度这两个要素构成的）和劳动报酬之间的比率。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利益乍看起来似乎确实比它可能有的要大得多。因为，按照假设，目前两个国家中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是相同的，而人口也是相同的，因此有人或许会鲁莽地作出结论说：如果把这两个相等的基金总额平均一下，那么这两个国家中每个劳动者所得的份额是相同的。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某一个国家里，每个工人每年有365个劳动日，而另一国则只有315个。但是劳动日减少到这种程度是极大的浪费。因为我们应该记得，劳动天数愈少，所做的工作也就愈少，因此倘若减少了1／7的劳动，那么在产量中也应减去一个相同的比例。如果我们假设工人劳动天数尽管少了这么多，雇主还得付给他的工人们原先一样的工资总额，那么他丧失的不仅是全部利润，而且也包括他的一部分资本。如果我们假设某个雇主用1，000镑来雇佣劳动，利润为10％，那么年产值为1，100镑。倘若以后工人在一年中不是像先前一样要劳动365日，而是不超过315日。显然，这一时期内的产值就得减少1／7，也就是说，减少到943镑。因此，如果劳动者所得的工资总额仍旧一样，那么在年底雇主除了损失他的利润之外，还要从口袋里拿出57镑。这一点给我们说明了工资的提高有一个自然限度，也就是说，它绝不能超过，甚至也不能达到工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而我立刻就要谈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所能下的结论就是，劳动日数的限制具有提高工资率的趋势，可是很难说这种提高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

为了简明起见，在我刚才所说的例子中都假设两个国家中的资本和人口是相等的。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多这只是暂时的。既然在劳动量上，从而也在完成的工作上存在着这样的差别，那么要在资本方面不致迅速引起差别则是极不可能的。315天的产量必定比365天的产量少得多。除非在前一种情况下储蓄已变得更加普遍，否则在这两个例子中的全国的资本额不可能长期保持相等。现在，可以这样说：阻碍资本发展的这种做法将足以抵消起初人民从限制劳动时数中所得到的一切利益。如果他们劳动少些，那么他们的所得也将按比例递减，因为他们赖以生活的那部分基金积累得更慢了。但是，这是我们在研究调节工资的最终原因时就要分析的一个问题。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只要说明这样一点就足够了，即在劳动量方面的限制，不管是怎样引起的，都具有提高劳动报酬的倾向。

上面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一天中通常的劳动时数不同的场合。当两国的资本与人口之间的比率相同时，如果各自普遍实行了不同的日工时，在一国中10小时工作日所得的报酬可能并不比另一国中在更短时间内取得的报酬要多些。导致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同前一种情况相同的。虽然两国的人口相同，但提供的劳动量，即劳动的供给事实上是很不相同的，而雇用与维持劳动的基金则是相同的，因而劳动的需求也是相同的。所以不能不以不同的比率来支付劳动报酬。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们就不能抱着过于反感的态度来看待对工人阶级休息时间的任何侵占。即使我们并不抱着这种态度，由闲暇产生的属于宗教、道德和智力上的利益是那么多，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这种被侵占的时间。时时改变我们已经惯于在其中工作和思考的客观环境本身，对于人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这一点适用于一切社会状态的话，那么在劳动分工已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尤其是如此，因为在劳动分工有助于大大增加总成果的同时，它却有着束缚个人智力发展的强烈趋势。如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一件极其简单的工作上，并且不允许有空余的时间，那么人简直就不能脱离愚昧状态。因为工作的多样化尽管会妨碍在某一方面的精益求精，但它对一般的敏锐和灵巧却是有利的。如果说基督教没有赐给人类其他世俗的利益，那么仅仅把7天中分出1天来给人们休息，这件事就足以使它有资格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永远感戴了。法国的国民议会企图把休息日限定为10天中有1天休息，如果这一决议能永远付诸实施，我们就很难设想还有什么能使人民——具有特殊器官的人遭受更大损害的了。在一些天主教国家中，节假日的天数可能已增加到了过分的程度。当然，这是在滥用原则。可是同另一个极端相比，它似乎对人更适合一些。每个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有充裕的空余时间，即在一年中有相当部分的时间用来自娱，同他们不得不从年轻时代起就得在过分闷热的车间里、在污浊的和充满着恶臭的空气中每天连续苦干12或15小时相比，对他们的幸福肯定更有助益。那些认为不能以太大的代价来换取国民财富增加的人，往往对这些娱乐时间非常不满，认为这简直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但是在哲学家看来，财富的分配方式和贫困阶级为挣得他们财富的份额所花费的劳动程度，至少与财富的总量同等重要。

雇主—资本家的贪婪、他们雇用工人所需要的必需品以及用货币来支付工资的惯例，经常有延长劳动时数的趋势，而且通过这种方法来增加劳动的供给，以达到减少劳动报酬的目的。在此，我必须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是我不记得以前曾见到有谁说过，这就是固定资本的增加往往导致上述的结果。因为只要在这么巨大的一部分价值固定在机器、建筑物等上面的地方，制造业主非常不愿意让这么多资本闲置着不用，因此不愿意雇用那些不能在白天干很多小时活的工人， [5] 从而也不愿雇用那些害怕已在某些企业中实施的夜间劳动的工人，这样就造成了当一批工人离开的时候就有另一批工人来上工。

因为一般说来，工厂附近的孩子很多，况且他们并不是自由劳动力，而是由贫困和想望有所收入而变得狠心的父母逼着他们去干活的孩子。这些父母乐于从他们的孩子身上得到任何一点东西，所以这些小孩子的报酬常常低得叫人难以相信。滥用童工引起了强烈要求立法机关进行干预的呼声。虽然随便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很怕在劳资之间进行调停，因为这样做很少有什么成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违背一般惯例的依据。主要依据是：小孩子不是自由劳动力，他们不是自愿去劳动的，而是家长强迫他们去干活的。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父母的慈爱被认为是给予孩子们以人道待遇的充分保证。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经验已经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对收入的想望促使父母亲差遣他们年幼的子女去做一定会使他们过早地受到摧残或者在以后的年代里留下疾病和畸形的苦活。既然这些天生的保护者不去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立法机关也是适当的。立法机关也许希望通过完全禁止雇用一定年龄以下的童工，以及在以后的几年内限制法定的劳动时数等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纠正这种巨大的弊端。 [6]

现在，我们已经论述了调节工资率的直接原因，即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比例。我已指出其中包括了需求与供给，并说明了前者的增加或减少具有提高或降低劳动报酬的趋势，而后者的相同变化则有着完全相反的影响。因此，工资率的变化与需求的变化成正比，而与供给的变化成皮比。

由此可见，只有两种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或者增加留作他们生活费的基金，或者限制这种基金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的人数。于是，问题就在于哪一种办法可能最有效。这就使我们去探讨决定工资率的最终原因。

这里，我们也许就要看到其中有一种办法比其他办法显然更有把握得多。提高产业的生产力决不是常常有可能的，而抑制人口的增加只能取决于人的意愿。况且，为了增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报酬所能想到的一切发明，都不足以抵消一个持久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为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的不利条件，这就是在比较好的土地完全被耕种之后，不得不去依靠那些比较差的土地。因此我们立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我们不顾获得食物方面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困难，听凭人口增加得像从前一样快（恐怕这是可能的），那么情况就必然要悲惨得多。因此，至少在那些不能满足衣食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权宜的办法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加，就显得一目了然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严格地说，我们虽然可以把人口的增长控制到任何一种程度，因为这完全是由人的意志来决定的；但是从限制人数中得到的好处却有着客观的限度。这些限度是由工业生产力，特别是由农业生产力决定的。很明显，不管人口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劳动工资还是绝对不能超过一切财富源泉的总收入，甚至不能达到相同的水平。因为总要留下一部分产品来补偿固定资本和作为利润，更不用说这种利润也许用做流动资本，也许并不用做流动资本了。这个论点在我们对本题所作的一切考察中必须牢牢记住。我们也许可以更为简明地把它作如下的表述：一个人每年或者每天的工资，绝对不能超过或者甚至不能相等于他在同一时间内所能生产的东西。

在说明了这一点之后，现在我可以更为详细地继续论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即在上面所说的两种权宜办法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最为有效地、持久地改善广大人民的状况。这个答案将会很容易地找到，如果我们首先承认下面这个判断是确实的话，即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必然是地区性的和暂时的，人口的增长具有比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更快的自然趋势。在证明这一点的时候，马尔萨斯先生在他三卷本的著作中已经提出了大量证据。这部著作将使它的作者名垂青史，每个经济学者都要仔细研究它。

在目前情况下，我将把自己限制在几个简单的意见上，它们也许足以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了。

根据那些最容易取得食物的国家的情况，事实表明：地球上大部分可居住的地方，人口的增长具有比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更快的趋势。这些地区有着大片沃野，很多土地还没有耕种，但是已为来自宗主国的殖民者不断侵吞和占有。人们早就知道，这些宗主国的工业技术早已有了高度的发展。美利坚合众国正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因此，如果有什么地方的话，那么就是在这里人口的增加并没有受到难以获得生活资料的限制。参照一下这个国家的情况，我们便能对人口增长速度的自然趋势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认识。根据人口普查，前些时候该广阔地区的全部人口每25年就要增加一倍。而在新近定居的单一农业地区，人口的增长居然快到难以置信的地步，竟至在短短15年间就同样增加了一倍。甚至有人说比这个时间还要短。但是我宁可保持在实际情况的限度之内而不愿越出这种限度。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人口增加一倍的时期为15年。人口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的趋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要是没有发现美国这一广阔而肥沃的地域，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事实。由于在古老国家中人口增长速度与此很不相同，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能设想人口的增长竟能快到像经验已经证明的那种情形。如果欧洲各国在50年之间人口增加了一倍，那就会被认为很多了。其中大多数国家人口增加的速度还要慢得多。而另一些国家，如瑞士的某些地区人口也许竟是停滞不增的。甚至在某些国家，例如土耳其，居民的数目反而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旧世界里人的体质与新世界里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一种人。前者的情欲并不比后者稍逊，两者想要得到子女的心情也大体相同。所以有一切理由来推测，旧世界的人口有着与新世界的人口同样快的增长趋势。如果实际上增长得并没有这样快，那么必然是有某种原因反作用于这种趋势的结果。

这个原因不可能是气候条件，因为欧洲的空气对人的生存至少也像美国的空气一样有利。可以充分说明这样一种普遍结果的唯一重要原因，是获得赡养家庭的生活资料的困难。在一切古老的国家里，最肥沃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都早已耕种。因此，要取得更多的食物，就必须求助于那些比较贫瘠或者更加偏远的土地，它们往往不能提供同样的收获量。随着一国人口的日益稠密，生活资料的增加日益困难，因而维持家庭生活也就变得愈来愈困难。

根据美国边陲殖民地的例子来看，每15年人口增长一倍的趋势似乎是由于道德上的倾向和体质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古老的欧洲各国，甚至那些工业已取得极大进展的国家，如果人口在50年内增加一倍，就被认为是十分可观的了，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接近于这种速度。由此看来，可以充分说明这一差别的唯一原因就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和取得更多的食品供给变得愈来愈困难了。正是由于这种困难才限制了人口的发展。由此便可推断，除了新殖民的和肥沃的地区之外，任何地方人口的增加比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的增长具有更快的趋势。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趋势比另一个国家超过了多少，可用欧洲古老国家人口很慢的增长速度同处在更为有利情况下的人口迅速发展的比较来证实。

但是，或许有人要说：虽然所有欧洲古老国家的目前状况确实是这样，即获得生活资料目前有困难，可是今后在农业上将采取各种改进措施，从而使农产品的增长有可能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长。然而这种推测是言过其实的。机器的使用和劳动分工在工业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农业企业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采用它们。随着人口的增长，所有最好的土地被耕种之后，已经有必要求助于较差的土地，这是一种不利条件，而耕作方式和农作物轮作方面的最伟大的发现，只构成了对于这种不利条件的非常微弱的抵消力。这一点已为下列事实所证实，即有着许多肥沃土地而文化却极端落后的国家，还是能生产出比技术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便宜得多的谷物。各方面都很落后的波兰和南俄罗斯，它们生产小麦所花的成本还不到英国所花成本的一半。因此，设想今后的各种发现将能把农业劳动和农业资本的收益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可以使生活资料的增长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只是一种与所有过去经验相矛盾的纯粹的假设，因而也是极其不可能的假设。有谁真能设想用任何一种办法能把欧洲的粮食增加得这样多，以至于可以允许每15年就让居民人数增加一倍吗？但这正是那些鼓吹生活资料的增长有可能跟上人口不加控制地任其发展的人，竭尽全力要加以辩护的论点。

如果我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前面提出的关于改善劳动阶级状况最有效的方案这个问题就有了现成的答案。如果人口的增长力大大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力，其结果必然是，即使我们把后者增加到我们所能达到的程度，也丝毫不能持久地改善大多数人民的境况。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在某种繁荣时期过去之后，人数必将增加，而他们中间就有更多的人像以往一样贫困。

这是在上面提出并且证明了的重大原理的第一个结论。其次是必须用各种方法把人口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事情就是这样，所有欧洲古老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与那些新殖民国家相比，在这些国家中居民的增加是相当缓慢的，因为新殖民国家允许人口听其自然地发展。那么，现在我们所能提出的问题是：第一，限制人口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第二，限制到何种程度？

只有两种方式能够限制人口的增长。如果容许人口增长到最好年景生活资料所能许可的最大限度，那么一出现荒年，许多人由于部分地或完全没有衣食，必定不是纯粹死于饥饿，就是死于不卫生的食物和缺乏营养所引起的疾病。这就是所谓“强制性限制” [7]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最骇人的灾难和随时威胁着人类的死亡。

能够控制人口的另一种方式是限制出生的人数。我们必须在这两种办法中进行选择，因为舍此别无他法。你是要始终贫困和时遭不幸的劳动阶级呢，还是要永远免除听凭无常的命运摆布的劳动阶级呢？你是宁愿要这样一种人口，他们中间大部分人不断过早地被夺去生命，贫困和肮脏一直在引起疾病，或者把这些疾病传染给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且对别人没有害处的、健壮的另一种人呢？问题就是这样。

应该消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许多偏见。如果认为古老国家的人口不能听其自然地发展，那么就应该设法限制它的发展。因此，问题仅仅在于用什么手段才能最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你愿意听任强制性限制的摆布呢，还是采取“预防性限制”？你认为让贫困的不可战胜的作用来把人数限制在生活资料的限度内最为有利呢，还是运用区别于其他万物的人的理智和自制力最为有利呢？一旦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克服许多至今还不赞成这一学说的看法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这就是绝不能认为，从长远来看，盛行预防性限制的国家比受强制性限制支配的国家养活的人口更少。在后一种国家里，人口的数量被匮乏和疾病抑制以前，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增长得更快。而前一种国家要达到同样的人数虽然时间要长一些，但终将达到，甚至可能超过这个数目。因为，出生婴儿极多的国家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是，始终存在着大量不能自己谋取生活资料的少年儿童。这是造成个人与国家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一定年龄以下的孩子，按他们身材的大小大量消费着他们所能消费的东西，而从不拿出任何产品。就财富而论，一个幼儿养到九、十岁，再被疾病夺去生命，对他的双亲以及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纯粹的损失，赡养他这么多年的全部生活资料完全被浪费掉了。因此，在受强制性限制支配的地方，经常大量产生这种后果。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一原因必定使国民财富受到了多大损失。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解释贫困的爱尔兰以及其他类似地区的情形。这些地区的工资都很低，还要在许多非生产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而且其中还有许多人是绝不会长大成人的。但是，在预防性限制盛行的国家里，出生的孩子少，死亡也少，未成年的人数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有更多的人到达成年，而且生产劳动者的寿命也长些。这样，人民的境况当然要好些。这样一批居民同另一批人数多得多而且小孩占很大比例的居民相比，显然会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为以后的人口发展所需的生活资料也就会更多。而一国的国民因无远见而生下了为数众多的人口，超过了可能把他们健康地抚养成人的限度。这种行为不仅使他们自己永远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而且过了某个时期之后，由于阻断了财富的主要源泉——精力充沛的成年人的劳动，甚至还会使人类的繁殖受到遏制。 [8]

那么，总的说来，我们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长远来看，在预防性限制比强制性限制占优势的国家中，人口会比较少。虽然它的发展暂时会比较慢，但是这种发展将更为持久，直到超过另一类国家为止。 [9] 在这两种情况下，人口的素质也必然有很大差别，前者同后者相比，成年人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

看来，在这里注意一下反对马尔萨斯学说的意见是恰当的。我记得我曾在某个地方听说过这种意见，它是这样的：据说一个人总是能生产出多于他所能消费的东西，因此如果一旦减少了劳动者的人数，这个国家就会受到损失。这种异议包含着一个假设和一个判断。让我们姑且承认前者是正确的，因为一个体格健全的成年人总是能生产出多于他所消费的东西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说，不能自助的幼儿也能够这样呢？赞成用预防性方法来限制人口增长的一个主要论点恰恰在于，我们可以用一批健康的成年人来代替一批因处于童年时期或因息病而没有劳动力的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预防性限制盛行的地方同强制性限制占主要地位的地方相比，前一类人总是比后一类人所占的比例更大。没有年幼子女的成年人移居到各个遥远的国家，对于他们离开的国家来说，如果可以带来什么利益的话，那也是极其微小的。假如这些人在本国都能充分就业，那么毫无疑问，该国的财富将因劳动力的外流而减少，因为他们带走了能够而且愿意劳动的一双手。但是留下来的劳动者由于另一部分人的离开而得到了好处，因为他们可以在劳动产品中获得比较大的一个份额。其结果必然是，国民财富的减少可能远非对下层社会更有利的分配所能补偿。这种情况下的唯一困难是，正如假设的一样，如果移民留在本国，他们本来就会生产出多于他们消费的东西，因此这时该国的资本必然因他们的离开而增加得更加缓慢。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对劳动的需求也因此减少。但是由于他们同伴们的离去，劳动者的所得看来很可能超过所失。因为劳动供给的减少是最近的、确定的原因，而资本增长速度的下降则是更远的也是最后的结果。雇主不一定把工人生产的超过他们消费的全部余额积蓄起来，并追加到原先的资本上去，有很大一部分余额也许被他白白地花费掉了。当利润因工资的提高而下降时，雇主不得不更加节约以便弥补这一差额。由于这些原因，即使在上述情况下贫苦阶级的人员由于他们阶级兄弟的迁移看来还是有可能得到利益的。但这一点不是我们所要争论的问题，因为人并不是生来就有各种能力的，他们必须经过一段漫长而无能的幼年时期。毫无疑问，在一个国家中儿童的比例越大，个人与国家就越穷。因此，有助于减少这一比例的方法必定对两者都有利。总之，如果劳动者只能按本阶级的人数分得工资总额中的一个很小的份额，而且还得和他的妻子和十个孩子一起来分享这一微薄的收入，那么劳动者生产出多于他消费的东西对他还有什么好处呢？

但是该反对意见所依据的假设是否那样可靠呢？即使健康的成年劳动者是否总是能够生产出多于他所消费的东西呢？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确实会很高兴。但是我们应当记得，光是人的一双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必须既要有用来劳动的东西，又要有把他的劳动施加上去的东西。毫无疑问，只要质量尚可的土地还没有被占用，每个人一般都可以找到多于维持其生存所需的东西。因为绝对必需的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仅仅是一些种子，一把锄头和一把铁锹。但是，在整个土地成为私有财产之后，这种重要的自由资源已不再存在了。为了要依靠使用机器的行业来谋生，就必须有更多的以新材料和新工具的形态存在的资本。如果一个人当时既没有这些东西又不能借到它们，那么只有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那么，怎么可以如此肯定地假设整个国家拥有的固定资本，它的一切组成部分的数量，一定能够足以充分雇用该国的全体成年人呢？这个假设不仅在理论上毫无根据，而且我担心它同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的事实恰好相反。

我们不可能给推行预防性限制人口的适当限度提出一个总的规定，因为它必须按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定。在少数情况下，人口的增长看来几乎不需要任何限制，因为毫无控制的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使人感到不便。但是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居住人口的日益增多，这样的地区每天都在减少。即使在美利坚合众国，也只是在边远的殖民地区的人口才得以尽量发展。在阿利根尼斯河的西边，虽然增长的速度还是快的，但绝不是可以尽量发展的了。在那些比较老的州里，由于已经出现了贫困和生活资料的匮乏，看来强制性限制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作用。如果在殖民仅两个世纪而且还有许多土地远没有完全耕种的国家里，甚至在特拉华与萨斯奎哈纳河的两岸，也必须采取预防性限制的话，那么在更早以前就住满了人而且绝大部分土地也早已耕种的法国或者英国，该多么需要这种限制呀！甚至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虽然还没有因无数意外变故——从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变迁到时尚的突变——而引起大量工业人口失业，但是也已经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注意防止居民增加得太快了。如果英国不以比目前更大的范围实行预防性限制，那么那些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过的灾难必将随着工商业的增长而变得愈来愈可怕。商业上的每次变化，机器的每次改进以及萧条的每一次出现，使失业的人数和极端贫困的范围必将变得愈来愈大。人们不仅应当把这些综合性的弊病本身视为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必须看到它势将危及自由政府，危及一般的财产权，甚至危及文明社会本身的存在。

我在这里必须重新提出一个已经涉及到的论题，这就是，即使人口的增加已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由此引起的工资增加也仍然受到工业生产力的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一天或一年劳动的收入不仅绝对不能超过在同一时期内他借助于一切其他财富源泉所生产的财富，而且正如我们所知，他的工资必须低于这个水平，因为总产值的一部分总是要用来补偿固定资本和提作利润的。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所能增加的工资也许比人们所设想的要少。

我们假设英国的毛利润率 为10％，这一假设也许并不低于实际水平。还假定某个雇主把2，000镑用在某一个生产部门，其中的一半投于固定资本，其余一半则由按每人20镑计算维持50个劳动者生活所需要的食物等构成。如果产品在一年中制成，那么按上面的利润率计算将值2，200镑。这时，如果我们设想工资从每人20镑提高到22镑，那么该雇主的利润就得减少一半，即降低到5％ [10] 。我们几乎不能设想比这还要低的利润率了。雇主的收入减少这么多却只能使每个劳动者的工资获得些小增加。有人也许会说：工资的增加一定会引起产品价格的相应提高。可是在论述价值这一问题时，我已经阐明这是不可能有的事。

这个例子可能给我们说明了，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增加工资的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其原因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变得愈来愈困难。如果劳动者的实际报酬仍保持相同，那么劳动者的收入在整个产品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变得愈来愈大，而剩余部分则变得愈来愈小，可是它是任何一种增加的唯一来源。这一点将在利润一章中详细说明。对工人来说，他是只要维持他本人的生活，还是不得不另外抚养一群不能自立的小孩子，当然会有很大差别。因此，比较小的家庭，由于减少了工资所供养的人口，同工资率的提高相比，更能减轻劳动阶级将来的痛苦。如果在年青、健康的时候有所储蓄，那么他们的境况也许是相当不错的。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一个体格健全的单身汉养活自己，一般没有多大困难（我说一般，因为在工业区易于发生急剧的变化，它常常使很多人暂时失去工作）。只是在子女增加、疾病缠身的时候，才会受到贫困重压下的痛苦。

但是我们应该记得，虽然欧洲很多地方的工资不大可能上升得很多，但是，即使并不受到人民的节俭所阻止，也没有下降的迹象。爱尔兰的劳动价格比附近岛屿的低廉就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据。如果那里农民的习惯变得同蒙斯特的农民一样，就没有理由认为其结果也不应当是相同的。

这些论点为我们更明确地解决一个已经触及的问题作了准备，这个问题就是：健壮劳动者的迁移出境，或劳动时数的限制均可导致工资的提高。在这一类收入已经吞去了大部分总产量的国家里，如果认为通过移民的办法工资也许能大大提高，那是徒劳的。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不容许有这样一种提高。根据同一理由，在相同情况下，缩短通常的劳动时间对工资的提高也不可能有多大效果。但是如果因劳动供给的减少而阻止了工资的下降，那么它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利益仍将是很大的，大概这就是全部好处了。确实，如果移居外国的人离开他们本国是因为他们不能得到充分就业，那么，十分明显，他们的离去必定有益地减轻了祖国尤其是贫困阶级的负担，因为这些阶级免除了许多有害的竞争。很明显，在工资很低的地区，移民产生的效果可能更大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增加应当有更多的余地。但是如果没有同时实行更普遍的预防性限制，这种利益只能是暂时的。

在国家发展的初期，在只需要耕种最肥沃的土地的时候，一个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他必要的消费量，因此劳动者通过对国民资本付出更多劳动所获得的东西很可能多于因竞争而失去的东西。但是在古老的欧洲诸国，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由于已有必要耕种劣等土地而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总产量大大下降，结果雇用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占去了这么大的比例，以致剩余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从而，每个人对社会公共储备的增加只能作出微小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相互之间的竞争所损失的东西超过了他们对国民资本付出更多劳动所取得的东西。因此，一部分劳动者迁移到别国，对其余的人来说应该是有利的。看来这样确实解决了以前提到的那种困难。

但我们必须看到，导致移民给那些留下来的人带来利益的这一原因本身，即农业收益的减少，同样也限制着这种利益。这一原因阻碍着工资的显著增长，因此移民主要起着阻止工资下降的作用。

在不同的国家中，对人口的不同限制所起的作用取决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或者取决于特殊的心理状态。我们现在就来解释这两个条件。

我在前面说过，作为决定工资率的直接原因的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比例，一方面受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那些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调节，另一方面也为气候条件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为舆论所认可的劳动者生存必需的条件所调节。所以上述生产部门的生产力、气候条件和社会舆论的状况是决定工资率的最终原因。第一个原因已经分析过了，只有后面两个原因尚待研究。

十分明显，人们最不可缺少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生活所在地的气候条件决定的。如果我们的注意不超出欧洲的范围，我们便可看到，例如意大利南部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与英国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有多大的差别了——忍受着伦敦的寒冷和浓雾侵袭的穷苦人和沐浴在那不勒斯的明媚阳光下半裸着身子做杂工的流浪汉，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有多大的差别呀！在一种情况下，劳动者需要房屋来抵御严寒的气候，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需要火、保暖的衣服和相对说来还算丰富的饮食，其中包括一部分肉类和酒。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在12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内，几乎根本不需要什么住房。除了冬季的短短几个星期之外，更不需要取暖用的燃料，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件最简单的外衣。在夏天只需要一点冰块和通心面。人在必不可少的需要方面有如此大的差别，对人口的数量不可能不发生极大的影响。如果按英国资本的比例计算该国的劳动阶级的人口增加到像那不勒斯王国那么多，可以肯定，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足够维持生活的生活资料，在前一种情况下是不够的。这就必然会有很多人将因缺乏适当的营养、寒冷以及这些原因引起的疾病而死亡。因而，人口必将减少，一直减少到该国的流动资本按气候条件决定的更高的必要生活费用所能维持的数目为止。倘若在这种寒冷空气中生活的人，不去大力实行预防性限制的话，强制性限制必将代之而起。不论以何种方式都必定会导致这一结果。 [11] 某些国家的劳动人口数在维持他们生活的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可能始终比另一些国家大，从而工资率就会更低。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在良好气候条件下所需的生活费用比寒冷气候条件下需要的更少。由此可见，始终与国民财富的实际状况相一致的人口所能到达的极限，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世界各地的自然条件是不同的。

至于人口在这一不能逾越的界限之下可以增加到何种程度，则须取决于心理状况——取决于劳动阶级对于他们必要的生活水准的看法。在这方面，他们的要求愈高，人口可能变得愈加有限。如果一个人的愿望只是一间土屋和一点马铃薯，在他认为能够获得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结婚和生出十来个孩子！但是如果他向往着有一幢整洁的、粉刷好的小屋，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要穿体面的服装，要吃舒适的饭菜以及要有一只向周围散发着令人愉悦的热气的火炉，那么他就得省吃俭用以便他能获得这些舒适品，在此之前，他大概暂时不会建立家庭。因此，提高劳动阶级对生活必需品的想法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它是使预防性限制取代强制性限制的唯一途径——用减少出生的办法来代替随着各种疾苦而来的死亡人数的增加，是使人口保持在生活资料限度之内的唯一得策的办法。

有两种处世哲学：一种哲学的目的是要消灭我们的需求和限制我们的欲望；另一种哲学的目的是要扩大我们需求和欲望的范围，同时又指出满足需求和欲望的方法。一种劝诫世人要自满自足，另一种则宣扬能动性。前者叫人永远思考着愿望的空虚，达到这些愿望的艰难和失望的痛苦，甚至在追求的目的已经到手的时候，人类的一切享受仍具有无法满足的性质。它劝告我们要沉思冥想，用自满自足的眼光轻蔑地看待和怜悯尘世间追逐名利和权势的芸芸众生，并从中得到宽慰。 [12] 它和诗人在一起呼唤：

啊，可怜虫的精神，冥顽不灵的心！

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在黑暗的生活中，

人们度过了他们极其短促的岁月。

竟然看不见自然为她自己，

并不要求任何别的东西，

除了使痛苦勿近，叫它离开肉体，

除了要精神享受愉快的感觉，无忧无虑。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二卷

另一方面，后一种哲学把新的目标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来激发我们的欲望，并且鼓励我们去努力争取。它详细叙述人的乐趣总是与积极的活动分不开的，哪怕这种追求在最后可能完全落空也罢；它认为倦怠总是伴随着缺乏有兴趣的工作，而野蛮状态和贫困则永远紧跟在懒惰的习惯之后。

虽然我并不否认前一种体系所特有的思想，在使人甘心顺从因不能满足的欲望被摧毁而引起徒劳无益的痛苦这种无法避免的命运方面，也许偶尔有一点用处， [13]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人们普遍按照这种信条行事，那么世界将永远不可能从原始状态上升到文明社会。没有努力就不可能有改进，欲望熄灭就不会作出努力。这种体系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即它的目的是使人出于对不幸的恐惧而不敢去追求一切幸福。但是如果积极活动会有痛苦的话，那么懒惰也不能免除痛苦，因为无聊厌倦这种感觉来自长期的懒惰，这是一切痛苦中最难以忍受的一种痛苦。而另一方面，懒惰的乐趣却有限得多。约翰逊博士关于婚姻问题的说法正好适用于这两种对立的体系，他说：“婚姻生活有很多痛苦，但是独身生活一点乐趣也没有。”当然，应该允许别人有说句俏皮话的自由。

我们也许可称之为自满自足 的这一哲学体系的盛行，尤其对现在我们谈论的劳动阶级来说，最为致命。他们的欲望越少，他们生活舒适的标准越低，人口的预防性限制越不能普及，从而即使在丰足的年景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也越大，而在荒年就会超出生活资料所能允许的限度。

一国的广大群众只食用一种食物必然会带来许多麻烦，因为在只生产一种谷物或一种食物时发生饥馑的可能性要比种植几种谷物或其他食物时发生饥馑的可能性大得多。而在生产最便宜的一种食物时，人们所受的痛苦一定大十倍，因为劳动阶级的工资是按普通的生活标准计算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可能买到足够的其他各种本国或外国生产的粮食。如果他们已惯于吃高质量的食品，那么在这种作物歉收时，他们劳动的通常报酬使他们有能力去购买某种次等的粮食，这种粮食在不是歉收的年景都是用来喂狗、喂马等等，或以某种方式供富人过奢侈生活用的；或者可以从国外获得某种粮食供给。相反，大家都知道，爱尔兰经常大量出口小麦，与此同时，农民却由于马铃薯歉收而死于饥饿。这对人类肯定是一件极为惨痛的事，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却是完全无法避免的。毫无疑问，粮商曾给挨饿的人供应粮食，不幸的是，后者却完全没有能力去购买它。

考察一下世界各国的情况，我们便可根据实际经验证明上述原理的正确性。在通常的年景，居民习惯于优裕的生活，不限于食用一种食品，也不限于食用最低质量食品的国家，难得有缺粮现象，饥馑即使不是根本没有的话，也是几乎不为人们所知的。而在相反的情况下，人类遭受这些灾祸的蹂躏则确实骇人听闻。例如在英国，劳动阶级靠着小麦粉制成的面包、肉类、马铃薯等生活，很早就没听说过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饥荒了。虽然法国也许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情况也大体相同。如果近50年以来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饥馑与其说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话，还不如说是由几次大革命时期的暴力和动乱所引起的。那里的大部分劳动者是靠小麦粉或黑麦粉制成的面包过活的，在某些地区则靠这些东西混合制成的面包糊口，但对肉类的消费比英国的劳动者要少。如果把这些国家的状况与爱尔兰或印度作一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多么令人吃惊呀！我们知道，在爱尔兰，马铃薯是大多数人的唯一食品，可是饥馑和随之而来的斑疹伤寒经常发生。在东方，据说有千千万万的人因稻谷歉收而饿死。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气候、宗教以及在专制政权不断更迭期间，财产有经常面临损失的危险，这一切都助长了限制需求、压抑欲望和麻痹居民的各种努力。所有食物中最便宜的稻米成了维持无数万人民生活的唯一支柱。 [14]

因此，在东方，饥馑所造成的荒无人烟的悲惨景象，远远超出欧洲任何一个地区人们所能见到的情景，这是毫不足怪的。一想到我们成千上万的同类死于匮乏，最刚强的心也应为之震栗。可是，这正是把人的欲望限制在仅能勉强维持生活这一限度内的严重后果。

在找到了决定实际劳动报酬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之后，现在只需说几句关于货币工资的话了。

虽然，货币工资取决于两种情况，第一、取决于决定实际工资率的诸原因；第二、取决于劳动人口消费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的货币价值，即价格。如果我们假设前者保持不变，那么很清楚，给劳动者的货币数量应按食物等价格的涨跌而增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劳动者的实际报酬将发生与我们的假设相反的变化。

尽管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物价上涨的年份，劳动价格下跌；而在物价下跌的年份，则劳动价格上涨。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不利的季节，常常出现劳动需求的减少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在物资丰富的时候，有时会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况。因此，尽管必需品昂贵的价格往往具有反作用的倾向，货币工资还是随着这种变化而涨跌。这个问题已由亚当·斯密在他“论工资”一章中作了很好的解释，在此就不多说了。

虽然在粮食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方面的偶然波动也许不致立即引起货币工资率方面的变化，但可以肯定，决不可能在一方面发生了持久的变动之后，而不引起另一方面或迟或早地发生相同的变化。任何一种变化的最初影响往往与它的最终结果有很大的差别。可是，没有比混淆这两者更为常见的错误了，因为很少人能够超越对所有人都很清楚的最初影响而注意到最终的但并非遥远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只能借助于哲学才能探索到。 [15]

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得提一下几位著名作者所采纳的有关工资率方面的一种见解，不过这种见解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劳动像商品一样有一个自然价格，或者说必要价格。李嘉图先生说，“劳动正像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可以在数量上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 [16] 后来，他又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能和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施托尔希先生在他很有价值也很全面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同样推测劳动有它的“必要价格”，劳动价格一刻也不能降低到这种价格以下。他把所有超过这一价格的部分称之为“超额工资”。

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没有实际基础。在劳动与商品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任何商品跌到补偿生产成本和提供利润所必需的价格以下，如果价格降低到不能继续生产商品，那么这种商品就会很快完全停止上市。但劳动却不是这种情况。为了证实两者之间完全相同，我们必须准备坚决主张：如果劳动者不能得到按上述定义规定的所谓自然工资率，他就会马上完全停止工作。但这根本不是事实。如果他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那么不管多么微薄的收入都将可以诱使他去干苦活。他不会静静地坐着挨饿的。尽管他的报酬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生活，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它仍然可以使他自己免除饥饿的折磨和必然要立即毁灭的命运。所以不管他的报酬多么低，只要他的体力允许的话，他就会一直苦干下去。

况且，这种状况也许要持续很长的时间。难道我们不知道有些国家的人口长期以来一直在减少吗？例如，据说在西班牙的情况就是如此。自罗马帝国覆亡以来，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北非的居民人数无疑大大地减少了。如果这些国家中的一般工资不仅足够养活劳动者自己，而且能够永远繁衍他们的子孙而不致减少，那么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因此，跟施托尔希先生一起侈谈什么劳动有一个必要价格 而且一刻也不能降低到这一价格以下是完全徒劳的。如果人类总是这样的活，那倒真是幸运了。

我想，纠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倒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我们被工资绝不能长期低于维持劳动者本身及其家庭生活所必要的水平的说法所说服，那么我们对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利益就不会倾往这么强烈的同情，因而在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方面也将消极起来，更不会注意到社会状况日趋衰落的每一征兆了。还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处在毁灭中的民族，它的痛苦挣扎不会在一天之内就过去的。

十分奇怪的是，所谓劳动的自然价格是非常罕见的。也许没有几个国家的人口能长期保持完全稳定。一般说来，它不是减少就是增加。毫无疑问，一国的人口可能长期不断增加。好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人口一直在逐步增长。那么整个这段时期内，工资率都高于那种被看做是自然工资率或者说必要工资率了。最后，让我们作出结论：自然价格这一概念，对各种商品来说是正确的，但对劳动来说则纯粹是臆造。 [17]

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调节劳动价格的原因与调节商品价格的原因非常相似。前者的价格至少同后者一样直接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比例。其次，有某些商品，由于它们的供给不能任意增加，因而其价值可按需求的强度上涨到任一数额。对这类商品的需求强度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优秀，即被认为是优质的产品；第二、稀缺。特种酒、宝石等就是这样一类商品。所以也有好几种劳动的报酬同其他劳动报酬相比显得格外高。第一流画家、雕塑家、有造诣的演员、音乐家和歌唱家的劳动就是这样的劳动。给这些人的工作支付很高价格的原因，是与那些决定托卡葡萄酒或者红宝石的极高价值的原因相同的。即具备像这样卓越的才能和巨大表演魅力的人才的稀缺。

不过它们之间的类似之处也只能至此为止。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商品都具有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固定价格，它们不大可能老是保持在这个价格之上或者老是低于这个价格。无论如何不能长期低于这个价格。但劳动就不是这样。劳动报酬没有这种可以最终确定它的价格的标准，但是按照现在业已阐明的情况来看，不同地区的报酬可以长期有很大差别。在刚果河两岸，一个从早苦干到晚的农民，一天的报酬可能只有一小撮米，而在俄亥俄河两岸种地的乡下人，他的报酬则使他能够维持很多子女健康而舒适的生活。

* * *

[1] 请参阅《论价值》一章的结尾部分，以作为这一论点的例证。至于对净产值本来含义的确切解释，则需查阅《论国民收入》一章。为了彻底弄懂它的性质，事先必须熟悉分配的全部理论。

[2] 我一点也不想使人认为，我上面所说的意思是在为反对农业机械辩护。因为总的看来，好的东西总是以部分的弊病换取的，这是一条自然规律，因此我们应该尽量减轻我们不能防止的灾难。反对使用农业机械确实是一种奇特的论点，如果遵照它去做，那么人类将注定只能永远使用铲子和钉耙。在那个时代，犁和耙是最伟大的革新了，并且至今还是最有用的机械。想必在从前也像今天反对更为复杂的发明一样曾经反对过这些犁耙吧。如果抱着同样的态度，那么纺锤的支持者也许早就用武装暴动来反对手纺车了。

[3] 这一点也许能说明棉纺厂里我已说到过的那种情况，即几乎所有的人都很年轻。就我所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到中年以后，他们不再适于干这种工作了。因为这种工作据说是很苦的。到那时就得打发他们离开，并用新的一批人来替代他们。在我问到这些不幸的人此后的命运时，我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说不知道。在下院最近一次辩论中，布拉泽斯顿先生自己是个制造业主，他说：如果某些企业主能劝诱他们的人每天只要多工作 1小时，那么他们的利润每周就会增加 100镑。

[4] 这一部分写在最近的一个工厂法案通过之前。可是在我看来，该法案对于工厂的现状是讳莫如深的。由于医生证明童工已超过了所规定的年龄，因此就免除了制造业主的罪责。而医生则为家长们所困扰，这些家长急于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劳动，而且发誓说，他们已超过了 9周岁。自从上面所说的那个法案通过以来，我就亲眼看到过棉纺厂雇用的许多童工，他们肯定还不到法定的年龄。

[5] “the positive check”传统上译为“积极限制”，我认为这种译法与原义不符，故改译为“强制性限制”。——译者

[6] 根据最近的人口调查，爱尔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得慢了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这种情况是爱尔兰人在习惯上有什么改进的结果，所以这一事实有助于确证上述的结论。

[7] 意大利的俗话说：“谁走得稳，谁就走得快。”

[8] 事实上，利润率还低于 5％。

[9] 自从写了上面这些之后，我从政府文件中看到，最近 20年以来，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非常快，已经增加了 1/6以上——这种速度确实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快得多。它的人口总数已高达 600万。如果考虑到它有限的领土，多山的自然条件以及居民很低的勤劳程度，那么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从1815年到 1835年的 20年时间内，还发生过一次时疫，据称这次时疫除了正常的死亡之外，还夺去了 15万人的生命。

[10] 但再没有什么更胜于守住宁静的高原，

自身为圣贤的教训所武装，

从那里你能瞭望下面别的人们，

看他们四处漂泊，全都迷途。

他们彼此较量人才，争取名位，

日以继夜地用最大的卖命苦干，

企图攫取高高的权位和对世事的支配。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二卷

[11] 但丁加于那些处在地狱外圈的人的刑罚，是生活在没有希望的欲望中。

“我们这样地被折磨着，

没有希望而生活在欲望中。”

但丁《神曲·地狱篇》

[12] 据说只有一种植物，它所提供的收获量甚至超过稻米，这便是墨西哥种植的一种比较大的香蕉。

[13] 详见“论毛利润”一章中关于货币工资的部分。

[14]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章。

[15] 李嘉图更要走得远一些，他说：“工资虽有与其自然率趋于一致的倾向，但在日趋进步的社会里，市场工资率却可能无限期地经常高于它的自然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