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嘉祐四年（1059）的冬天，峨眉山顶照例给云雾笼罩着，人们虽不难从这一片迷蒙里想象那上头定是一片冰雪——一片白，但那“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1]的所在，发生过什么事？于人群后世有什么关系和起什么影响？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时山下人家有的在收拾他们的糯米和干胡豆；有的在检点冬衣，想为孩子买点天竺国传来的“木棉”作袄，因钱不够而发愁。这时山下人家之一——眉山县纱縠行苏宅，有人在收拾书卷，检点行装，青年苏轼同着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的弟弟苏辙，将沿着水道东下荆州（江陵），然后起旱北行，重入汴京（开封）。

不要太相信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话，那也许是《水经注》“有时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风御奔，不似疾也”的改写。那时坐木船走川江，而又是远从白帝城以西的川江上游出发，要“过郡十一，县二十有六”[2]，路上又有停留，他们足足在木船上过了六十天[3]。

一个约略具有祖国历史、地理常识的读者，对于这条江水两岸的名城、古迹、产生于这里的神话和粘着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生活，当不是生疏的。二十四岁的诗人苏轼，他接触着这些，他热爱着这些，他精神上吞吸着这些，他一一地记录着、抒写着这些，六十天之中成诗四十二首，且不说这产量可观，那些篇章里是那样地巧于捕捉动的、静的事态，塑为形象；那样地善于摄取古人精华；那样地精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而又是那样言古人所未尝言，写时人所不能写；那样浩瀚，如海如潮；那样锋芒，如九华剑，如七宝刀。……从这时起，从这些诗起，李、杜以后一颗大诗星在长江上出现了。这时节，“古淡”[4]的梅尧臣诗刚刚打退了“西崑体”；“老辣”[5]的黄庭坚诗还未起来；苏诗，独以“清雄”[6]廓大了宋诗的疆土！

二

说起“宋诗”，读者总会有与读“唐诗”不同的感受。每觉唐诗熟，宋诗生；唐诗热，宋诗冷；唐诗放，宋诗敛；唐诗畅，宋诗隔；因而也就觉得唐诗豪，宋诗细；唐诗堂皇，宋诗典雅；唐诗浪漫性强，宋诗浪漫性少；唐诗现实意义显，宋诗现实意义隐。是吗？是的，但也不尽是。这种比法，太板，而且把它们互置于对立地位看待，也未必适足以说明唐诗与宋诗。倘从唐诗与宋诗的关系上找一个比喻，如说唐诗似长江黄河，宋诗也像是江河，不过设了水闸水堰之类的话，倒很入情。

从前的人谈诗，每以“盛唐”、“隆宋”并称。且谓前有李、杜，后有苏、黄。实则苏、黄虽在诗的成就上稍逊于李、杜，而他们所走的道路却十倍艰难于李、杜。

一，李、杜碰上了那样一个时代：由承平到动乱，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战争起来了，安处和流亡、富贵和贫贱、生和死，瞬息变幻。这生活，是苏、黄所绝无的。二，动人心魄、沁人心脾的游侠、恋爱一类的题材，在唐代是丰富的，偏是北宋诗人所缺少的。三，唐代以诗取士，因此许多诗人把诗当作致身青云、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宋代诗人没有遇上这样的好日子。四，唐人胸怀宽大些，说话比较可以随便，纵说话不当，得罪了皇帝，像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7]，也无太大的灾祸，不做官就是了，乐得个“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8]的美名儿天下后世传！宋人气量狭小，党争既烈，文网尤严，文同警告过苏轼：“西湖虽好莫吟诗”[9]，而苏轼终于因诗祸入狱，差点儿没掉了脑袋[10]；连“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11]这样的话，也被诬为高兴皇帝的死，入他的罪；又因“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12]而使执政者生气，从已贬惠州再把他谪远恶的军州——儋州。五，唐代的诸侯、藩镇，权力很大，尤其是在动乱的年代，封疆俨若朝廷，可以庇护诗人，如李白在江南做永王李璘的上客，杜甫入蜀依剑南节度使严武，虽不终局，总算可以作一个暂时的靠山。北宋时代，中央集权最甚，而朝廷耳目处处，哪怕你远在海角天涯，还是被控制着、监视着。言志、永言，哪里有唐人那样自由？李白的诗里，可以指陈开元、天宝时事；杜甫更不消说，号称“诗史”。降及中唐，元稹敢于写《连昌宫词》；白居易有名的《长恨歌》更是人所尽知的。他们直诋当朝或讽刺皇帝的祖宗；这在苏、黄诗中是难于找到的。难道苏黄没有李杜怀抱、元白伎俩？此无他，历史条件不同耳。

我不打算更多排比故实，唐突古人；更没有打算与“尊唐抑宋”的诗家较量短长；我只想用上面这几个例子来稍稍说明“盛唐”、“隆宋”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遭遇不同，他们的生活、人生观、创作态度和表现手段自然也不同。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赖到“历史条件”、“时代原因”上去。在苏轼那个时代，北宋王朝的统治相当稳定，社会矛盾不曾公开爆发，是不是这样就不可克服地限制了诗人更伟大的成就？决不是如此。曹霑的《红楼梦》产生于清之“盛世”乾隆朝，就是一个反面的证明。某一历史阶段的整个文学状况，和该时代文学中突出的峰顶，彼此确有关，但彼此却不能你赖我，我赖你的。一时风尚、题材，或亦如此。因此，我说宋诗冷、敛、隔……浪漫性少、现实意义隐，也只是触及一点边缘，不曾摸到它们的底。

不过苏诗不像黄庭坚以后“江西诗派”那样生、冷、敛、隔……相反，苏诗能熟能热、大放大畅，作为长江黄河，往往冲破了水闸、淹没了水堰，汪洋恣肆，波涛泛滥。可惊的是，苏轼没有李、杜的时际，而来从事李、杜的事业，这太不容易，这要大本领！须得走新的路，或者说：造路。

读者直接接触到他的作品，便知他是怎样“白战不许持寸铁”[13]地来“吞五湖三江”[14]！

三

今存苏诗，是他从二十四岁起，到六十六岁止，四十几年中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小部分不可靠，那是别人的作品，后人编集时所羼入。剔去这些，也并非全部，他二十四岁以前的，我们今天无从从集外再找到，其他遗落的也难于再辑得。这里只是从通行的苏诗集子里选出三百三十二首，以中年的作品居多。

苏轼写诗，早年学刘禹锡，语多怨刺；晚年虽假道于白居易，而驰意于陶渊明，平淡近人，杂以禅味，但仍是“二分《梁父》一分《骚》”[15]。中年受李白影响颇多；又不时地师法杜甫。前面说苏诗“清雄”，也以中年成熟的作品最能代表。当然，像苏轼这样一个大作家绝不是几个前辈诗人所能范围，他更上溯承祧了《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其创作的主要源泉则是来自生活，尤其是在被贬谪、被放逐、流离中获得接近人民丰富的生活。

“清雄”是苏诗的艺术境界。

“清”似近于“古淡”，而实不同于“古淡”。“雄”易混于“老辣”，而实不同于“老辣”。因此，在“宋诗”中，苏轼未尝肯学步于前辈“诗老”梅尧臣，虽然梅尧臣在欧阳修领导的文学运动中是诗歌方面的旗手；而又不苟合于黄庭坚，虽然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两人在诗的成就上，并世齐名，但两家“家数”，却绝少血缘。

梅诗古淡，古淡就未免“冷”；黄诗老辣，老辣则一定“狠”。苏诗的特色恰是不冷不狠的“清雄”。

怎样是“清”？清者明澈洒脱，不泥不隔。以诗为例：

酒阑病客唯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

——《和子由送春》

怎样是“雄”？雄者壁立万仞，辟易万人。以诗为例：

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

——《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

若论“清雄”：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有美堂暴雨》

是一个例子。

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嵋翠扫空。

——《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

另是一个例子。

但苏诗也有“敷腴”乃至于“肤滑”的一面，虽然在他的全部诗作中那仅是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却有大影响于后人：“敷腴”之作，实开南宋陆游一派；“肤滑”之风，使后来许多庸俗诗人不仅把诗当作“羔雁”，而且在写作上找到了“法门”。

在这一点上，苏轼的创作态度实是没有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那样严肃，没有他的前辈梅尧臣那样严肃。我敬爱的读者：无论你怎样喜好苏轼，我们不能为他呵护。

四

宋诗，对于唐诗来说，它是新诗。这新的局面，可以说是由苏、黄打开的。

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诗不曾受到前人的注意。偶尔有人注意了，却是说它坏，甚至于否定它——不是诗！清代批评家纪昀就是这样说的：“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他还问：“千古诗集，有此体否？”

这首诗实是好诗，也就是我说的新诗。正因为“千古诗集”中无“此体”。它把“无理”写出了哲理，有禅偈的机锋，似儿歌的天籁，在李、杜诗篇里是找不到的。

大家读苏轼的《汲江煎茶》又将有另一种新的感觉：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这时是月夜，天上有月，水里也映有月，人们舀水，似乎连月亮也舀回去倒进水缸里。水是江水，舀一杓，不就是分得了江的一部分吗？月小，偏说用“大瓢贮”；江大，偏说用“小杓分”。这两句诗，也许从韩偓“瓶添涧水盛将月”化来，但这种表现手法，怕未必逊于或者还高于前贤！

苏轼用“喻”是最丰富的、博洽的、精当的，不袭用古人已用过的对事物的比拟，不止用一种形象来比拟一件事物，常是像明珠一样，不是一颗，而是一串；像射击一样，不是一发，而是连发：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清代的诗选手之一的查慎行，就在这《百步洪》几句下低首，并且指出这种“联用比拟，局阵开拓，古未有此法，自先生创之”。我以为“创”倒不始于苏轼，苏轼只是化陈凡为新奇罢了。

在苏轼的诗篇里，更大量的是在陈旧平凡的题目下出现新奇的歌。一个随手可拾的例子，《续丽人行》就是善伺古人的隙、善翻古人之案的其中一首：这一首是题唐代大画家周昉所作《背面内人图》的。周昉所绘的内人与李白所描写的“沉香亭北”的美人无涉，与杜甫《丽人行》中所描写的“长安水边”的丽人更无涉，他却借词说起，尤其是异想或者说联想地借题发挥，把周昉的画中人权当作杜甫在曲江头的眼中人，不过是没有瞧到正面，“隔花临水一时见，只许腰肢背后看”罢了。而结尾却落到与这些内人、丽人万无一涉的汉时梁鸿的妻子——那传为佳话“举案齐眉”的女人身上去：

君不见孟光举案与眉齐，何曾背面伤春啼！

如果说《续丽人行》之类是袭用旧题而极力不与古人相犯，那还另有一类故意与古人相犯，如《石鼓歌》便是。唐代大诗人韦应物、韩愈都写过《石鼓歌》，尤其是韩愈那首歌，已成了家弦户诵的名作。苏轼二十七岁在凤翔做签判，有机会看到了这传世的先民杰作——石鼓，他就在《凤翔八观》中写出了他辉煌的《石鼓歌》，博大、壮阔、典重、精锐，企图压倒韩作！

把人人熟悉的事物、人人具有的感觉，写得异常新鲜，又是苏诗一个特色。你熟悉的，你忽略了；你感觉到，你放过了；但他却写出来了。如《饮湖上初晴后雨》：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成为了西湖的定评，九个世纪来不可摇动！

又如《题西林壁》：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更是被人们千次万次引用过的真理式的警句。

李白诗中的女性是“压酒劝客尝”的“吴姬”，杜甫笔下则常是“无食无儿一妇人”，苏轼却企图塑造另一型的妇女：

青裙缟袂於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沙鬓发丝穿杼，蓬沓障前走风雨。……苕溪杨柳初飞絮，照溪画眉渡溪去。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

这首《於潜女》中所描下来的，是多么康健、多么美、多么气概的农村妇女！这是“何曾背面伤春啼”的正面描摹，为我们留下了人民的花朵的一幅造像。

贤如韩愈，被谪潮州时，他“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16]；达如柳宗元，被谪在柳州，他颇不愿久在这“异服殊音不可亲”的“百粤文身地”[17]。韩、柳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还算好的。其他的人，不少是不把中国少数民族看入眼的。不但史有明文，还有诗作见证。苏轼一样地谪岭南，但态度却不一样，他在《食荔支》诗中说：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中又说：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还不止这样，我们从苏诗里看到中国少数民族是以“人”的身份出现的。苏轼和这些人亲近，对这些人的生活亲近，对这些地方的风习、山水、烟雨和牛粪亲近，写这些人和写他的眉山父老子弟的心一样，写这地方的事物和写他的故乡的蚕花花、青衣江上的木船、书斋中仇池石的心一样。这一点，是新东西，是可珍贵的。但这可珍贵一点，恰恰为我们的文学史家们所丢掉。

五

苏轼不仅是大诗人，同时是人民所熟知的、所乐道的大散文家、大词家、大书家、画家，他又知音律，喜听平话，懂得园林艺术，精于鉴赏吉金乐石，在艺术上可算是“全才”。在诗、词、散文、书法上，他都是“开派”者。诗，前面已约略谈过。词，到了他手上才把境界廓大起来，铁板铜琶，压倒了五代以来一直到柳永的绵蛮靡丽之音，与后来的辛弃疾被并称为“苏辛词派”，这一词派影响了词坛数百年。散文，他是人所共知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他和他的父洵弟辙）之一。书法，他是颜真卿之后的大书家，宋代的巨擘，与米芾、黄庭坚、蔡京共称“四大家”[18]。

他毕生浸淫在文学艺术生活里。

但他一辈子三分之二的岁月是过着官吏生活：

他字子瞻，一字和仲，四十六岁以后自号东坡，当时的人和后世的人往往称他做“坡公”和“坡仙”，又称之为“大苏”——以别于“老苏”（洵）和“小苏”（辙），并称则为“三苏”。过去封建士大夫一般常尊称其为“苏文忠公”——“文忠”是他死后七十年，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才追谥的谥号。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按公元当是1037年初），死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六十六年的生命中做了四十年的官吏：他二十一岁举进士，从二十六岁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起，他做过大理寺丞、中丞，摄开封府推官，除杭州通判，继而出知密州、徐州、湖州，贬黄州团练副使，移汝州团练副使，旋被起用：知登州，召为礼部侍郎、起居舍人，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侍读，除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出守杭州，移知扬州，迁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贬承议郎、知英州，又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放逐于惠州，再贬琼州别驾、放逐于昌化，复谪儋州，徙廉州，移永州，临死前半年才获赦，复了他朝奉郎、监玉局观，死前一月才“蒙恩”许他告老。但他已在常州死了。他历仕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四朝。

他是做官的，但在他的诗篇里，我们却看到他许多同情人民的呼声和对官吏的恶骂。如《吴中田妇叹》，写人民“卖牛纳税拆屋炊”，求生不得，“不如却作河伯妇”！《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写大雨妨碍了农事，“农夫辍耒女废筐”，而官儿们呢，却是“白衣仙人在高堂”。他哀怜囚徒，《除夜直都厅》题壁诗中竟异想学习前人故事，来一次“纵囚”。他嘲笑自己，在《戏子由》诗中自责“生平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鸦种麦行》刺官吏只是例行故事；《异鹊》把酷吏比作可怕的“鬼车”；题《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竟直率地说出“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

对于历史人物，他也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屈原塔》歌颂屈原，《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推崇杜甫；《郿坞》嘲骂董卓，《荔支叹》竟写上了“至今欲食林甫肉”……

苏诗在北宋末期是被赵氏王朝列为禁书的，但还是被人民留存下来，流传开去。

苏轼某些政绩，也是人民所熟知、所乐道的。他在徐州时，黄河横决，他号召并亲自参加抢救工作，保全了一州人民的生命财产；他在杭州刺史任内，疏濬了西湖，灌溉了民田一千顷，并利用葑泥筑堤，把“内湖”和“外湖”连接起来，直到今天，人民还叫这条堤为“苏堤”……

这些事迹，在当时虽受到他的朝廷某些褒奖，但主要的还是人民的褒奖：为他流传开去，留存下来。

说来苏轼在政治上原是守旧的、落后的，他是新法的反对者。北宋主要的党争，是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之争，其本质上是新兴地主即中小地主与旧地主即大地主之争，是这个阶级内部的政治路线之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的施政方针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性的，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却始终坚持反对的政见。苏轼基本上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因此他迭次被贬、遭放。也正由于这样，他才有机会接近人民，了解人民，同情人民，或者说，先是怜悯人民。从接近到怜悯，更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苏轼从禅学中得来的思想感情，这一点，他是老而愈笃的。他肯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做了一些有利的事。这些话，这些事，在人民看来，并不觉得他说了好多，做了好多，但只要他有一点，伟大的人民，是不会忘记那微小的好处的。

因此历来人民还爱把日常的服用沿名“东坡”的[19]；舞台上有“东坡”的戏；书家写“苏字”；歌手唱“苏词”……因此人民有所爱于苏诗。

六

这本书里所选的，首先是吸收了人民的“选本”——即今日尚传诵于人民口头的，那比任何选本还可靠，那是经过历史考验，既有政治评价又有艺术评价的。可惜的是，这类的作品不太多，我只是依照这个图样去全集中求索。找错了，那是由于我的水平不够，不能怪苏轼。同时，按照一般读者的食量和消化力，编选时对什么多了、什么少了，哪篇深些、哪篇浅些，不得不有所抉择、有所配搭。至于抉择不当或配搭不匀，那也还是由于我的水平。

注释，基本上是依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初编”的一套办法和一些实例。好在这工作前人做了许多，“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注苏诗的家数自宋至清，想亦不少。我是取用较晚出的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但也未能尽从。人各有见，初亦不必强同。详略之间，各有对象，也不可能沿袭。其他专注、专批各本，如查注（清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纪批（清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王编注（清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翁补（清翁方纲《苏诗补注》）、沈补（清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亦或多或少地参酌采用，他们有突出的、独到的意见，我并在本书的注文里特别揭出。我觉得这些注、批、补正，往往是后来居上，它们似乎还好过宋人的注本，如王注（宋王十朋《东坡先生诗集注》）和施注（宋施元之《施注苏诗》），这也许是我的偏见。至于取于经籍，采于史册，以及来自诗话、笔记、方志、谱录……者，不一一在这里开书单，也不另列引用目；编年和校勘，那更不敢掠前人之美，虽有去从，亦不必向读者饶舌。读者最重要的是——

直接接触作品！

好在读者已经打开苏轼诗卷，从八百九十八年前的冬天，诗人苏轼在开船的阗阗鼓声中所写的诗起，接触许多了，我对于苏诗说错了的地方，将由苏诗作品本身来修正。

在接触作品的同时，希望读者指正这书选、注、编年和校字上的错误，以便改订。

陈迩冬

1957年10月于北京李广桥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