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注解上，并没有怎样严格的体例，但也有几点想说明一下：
第一，一部杜诗，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诗史”，同时也是诗人自己的年谱。浦起龙说：“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又说：“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所谓“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也就是说作品不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很少接触国家大事，这确是过去一般诗人的通病。可见关于杜诗，依年编次，最为妥善。因此，我这里也采用了编年体，在编年方面，我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这主要是参酌仇兆鳌、浦起龙和杨伦三家的书。
第二，为了显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我把他的诗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期（读书游历时期）的诗现存统共不到三十首，选出的则只九首，和其他三期并列，在比重上原极不相称，但一则因为杜甫在此一时期曾写过好几百首诗，这是事实；再则，这样标出，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杜甫的成长过程，所以我没有把这一期从他的创作史上取消。按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的诗序中曾说：“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可见他并不是毫无抉择的把所有的诗都写进他的诗卷，第一期作品之所以亡佚特多，可能也由于他自己晚年的删汰或不甚重视。卢世《杜诗胥钞》疑心是“或者子美自选定本”，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了使读者对每一时期的写作情况和作品特点先有个概括的认识，我在每期之前都作了一个简单“说明”。
第三，杜甫的“集大成”，也表现在对各种诗体的擅长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在杜诗的编辑上向来就有不少按体分编的缘故。如郭知达的《九家集注》、钱谦益的《杜诗笺注》便分“古诗”和“近体诗”两大类。至如金鸾刻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胡震亨的《杜诗通》、黄生的《杜诗说》、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则分体尤细。为了使一般读者易于辨别各种不同诗体，并从而窥见杜甫对各种不同诗体的运用情况，我特在目录上标明每首诗所属的诗体。下面便是在这个选本中各种诗体所占的数字，计：五古七十首，七古五十三首，五律四十八首，七律五十四首（内拗格七首），五绝十二首，七绝三十八首，五言排律四首，七言排律二首。
第四，在注解上，我没有什么一定的章法，大概在题解中，包括诗的写作地点、年代、背景、中心思想和表现手法等，都有简略说明，但也不是每首诗都如此，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有根本从略的。为了使读者在阅览注解时不太感到枯燥，除一般必要的字注句解之外，个人也往往发挥些议论，作些考证，使注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些议论不一定对，但为了好让读者开动脑筋，我愿意把自己开动过的脑筋先摊出来。所以偏是碰到比较难解或说法不一致的地方，我偏不肯放过，尽可能提出个人的看法。有些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问题，则一般放在注解的后面去说。
第五，杜诗和当时史实是密切联系着的，同时为了表达的需要，他又往往使用典故。我们只有首先很好的了解了这些史实和典故，才能透彻的理解原诗；而且有些典故本身就非常生动，也值得作较完整的介绍。但前人因一味求简，往往截头去尾，把一个生动的故事弄得一鳞半爪。比如杜甫因谏房琯罢相，触怒肃宗，几至杀头，故诗中曾先后两次以辛毗牵裾谏魏文帝的故事自比，一见于《建都十二韵》（未选），一见于《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我们只有较全面的清楚辛毗牵裾的故事，才能藉以透视出杜甫当时谏诤的真象。但历来注家都摘录过简，有骨无肉，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妨碍了对原诗乃至杜甫本人的理解。类似这样的地方，这里都根据原书，作了一定的必要的补充。这些补充，我大部分引用了原文，未加翻译，引用原文时，也往往有删节，为浏览顺利，一般不用删节号。
第六，解释杜诗的最好办法，自然是“以杜解杜”。所以注中，往往有引诗互证的地方。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容易接近真象。如陷安史叛军中所作《哀江头》的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望城北”，一本作“忘南北”，一本又作“忘城北”，孰是孰非，注家各执一词，但如证以同一时期写的《悲陈陶》一诗的结语：“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则自当以“望城北”为是。望就是盼望，也不能解作“向”。人之常情，凡心之所思，也就是目之所望，当时政府在长安城北，所以向北望，向北啼。但是，由于个人对全部杜诗还很不熟悉，未能融会贯通，所以对于这一点，做得还很不够。
第七，千百年来，注杜的人很多，清朝人下的功夫最深，成就也较大，注中往往引用他们的说法，仇氏《杜诗详注》外，主要有以下几种：钱谦益《杜诗笺注》、张溍（上若）《杜诗注解》、吴见思《杜诗论文》、黄生《杜诗说》、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诠》等，因引用时，或简称某注，或直用人名，特在此作一总交代。
杜诗版本最多，异文也不少，这里斟酌各本，择善而从，有足供参考或应予驳正的，均附见注中。杜诗结构谨严，又多长篇，为便寻求脉络，较长的诗，皆为分段。
前人谓“读唐诗，一读了然，再过亦无异解。惟读杜诗，屡进屡得”（黄生《杜诗概说》），这话颇对。个人知识和力量都有限，解放前和解放后对杜诗虽都曾作过一点工作，讲也不止一次，但还谈不上“屡进”和“屡得”。这个注解，虽经一再易稿，也只能是一种初步探索，脱漏谬误之处，一定不少，希望海内专家和广大读者，多多指教！
一九五七年二月于青岛山东大学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酌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