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多芬到俾斯麦（1800—1890）

德国爱国者是如此的傲慢，他坚信一切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把别的国家取得的成就也僭称为自己的，因为据说这些国家不是德国的后代，至少也是德国的远亲。

——歌德

四座碑塔——拿破仑——一种有黑色斑点的短毛狗——莱茵联盟前——普鲁士的失败

七百年来，古老的拿骚城堡一直矗立在莱茵河畔，眺望着兰河。居住在这里的氏族，即使在霍亨斯陶芬皇室时期，也没有得到过很高的爵位，大部分都只不过官至男爵，但他们不听命于任何别人。他们自称为直辖于帝国的官员，一个很奇怪的表示只忠于连续由神职人员和世俗亲王组成的日耳曼帝国的称号。他们保留住了这个从中世纪以来的特权。现在他们就像打不碎的岩石到处散居在这个帝国大花园内，他们是旧时代的见证人，经受过一切暴风骤雨，因此人们无不对他们敬而远之。

居住在这个城堡的一个男人，也听到了19世纪钟声，他也像一块大自然岩石，而且他的名字莱西斯弗顿赫尔·冯·施泰因（石头），表明他更具有石头的象征。他的一切都像石头，魁梧的体魄，方正的脑袋，圆穹的粗眉，和一个特大的鼻子；但是如果这一切能说明他的力量和行动的话，那么他的两片薄薄的嘴唇和一双深邃透明的眼睛，则说明他是感情丰富和有追求的人。在这个德国人身上，纯洁的理想—信念，代替了想象，滋润柔化了他的生硬性，但仍不失他的沉稳。如果路德出身名门贵族，他也将可能保持施泰因的刚愎，而不必低首服从诸亲王。

因为施泰因与路德一样，是一个改革者，而且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革命者，进一步来说，他没有任何畏惧。历史证明，一旦深深了解了人民，即使一个德国男爵，也会被激动，首先提出要求，然后采取当时还没有一个德国公民敢于采取的行动。他的改革德国社会的要求，虽然只维持了很短时间，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推翻拿破仑的目标达到了。因为在摧毁这个皇帝的斗争中，施泰因比所有的德国和英国的将军都干得多。

在巴黎，矗立着四座这个世纪高大的塔碑：歌德和施泰因的出现在该世纪初，尼采和俾斯麦的出现在该世纪末。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四位伟大的护卫者吧。

为这个世纪点燃光明最多的是歌德和尼采这两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属于世界的人物；捍卫了这个时期的德国的两位国家领导人，那两个男爵，首先在决定他们祖国的外部形式上，作了很大贡献，施泰因解放了祖国，俾斯麦统一了祖国，而且他的功绩对整个欧洲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很有意思的是，从时期来看，我们发现歌德和施泰因的最有作为的时期，同时在该世纪初，而且几乎是同时在这个世纪的30年代以高龄逝世。尼采和俾斯麦也几乎同时，在19世纪70年代树立起他们的丰碑，直到1890年，两个人又几乎同时失去他们的领导地位，至该世纪末去世。

拿破仑一世画像

拿破仑一世（napoleon 1，1769—1821），法国将军、法国的第一执政（1799—1804）和法国皇帝（1804—1814或1815）。他实现了多项改革，在法国和西欧许多国家的体制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如果有人希望把德国的思想精神和国家政治之间的斗争用小说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作者在创造和刻画两对主人翁方面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永远和这两位政治家无法调和。所有为争取德国解放在歌德时代发生的事情，和半个世纪后所有为统一德国在尼采时代发生的事情，两位思想家对它们的反应总是抱怀疑批评和关注的态度；虽然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在当时来说都是必要的，甚至今天也发生着这类事情，而且为以后的历史发展基本证实。但是，就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就预见到了对德国精神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们了解德国人的性格。

19世纪思想精神界与国家权威之间的矛盾，并不是革命的市民阶级反对愚蠢固执的皇族之间的斗争，发生在1813和1870年的斗争，都是果敢的贵族为争取德国的强大而进行的斗争，因此，间接来说也是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利益，而当时的思想界却孤立地袖手旁观，不予赞同。

本书前面讲到，德国贵族联盟在遭到革命打击后，于1795年巴塞尔和约上，把莱茵河沿岸的一些领地割让给了法国，从此力量大为减弱。19世纪初期，他们继续放纵自己，懒散，碌碌无为，奸诈无信。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借助强大人物之手，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最有力量的也就是军人之手，拿破仑趁乱发动政变，于1799年自己成了独裁者。1800年，他在马雷克战役中获胜，一路势如破竹，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直到阿迪杰河岸；在某些方面，他和波旁王朝有着同样的野心，削弱过去的对手哈布斯堡家族。我们从中看到，王室之间的恩怨如何逐步地转变为国家之间的斗争。法国君主的古老传统，成倍地加剧了革命热情。也正如今天的布尔什维克同过去的彼得大帝一度进行过的一样，寻求西方知识。每一个革命运动，国际主义的旗帜往往只出现在其开始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变为民族主义。

当拿破仑还是法国第一执政官时，他就着手建立欧洲秩序，他从法国影响最直接的德国开始。第一步，他企图同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立友好关系。亚历山大一世是在拿破仑夺取政权不久，他的父亲被暗杀后继位的。拿破仑还从来没有和别人，像和这位神经质的，野心勃勃的，同他一样不可靠的对手玩过这么长时间的猫和耗子把戏。于是，1803年，巴黎和圣彼得堡终于预先决定了雷根斯堡帝国国会的最后命运。其结果是早已名存实亡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寿终正寝，发出临死前的哀鸣。那些站在灵柩旁边诸侯们并不悲伤，相反，他们纷纷向那个靠武力获得继承权的年轻陌生人大献殷勤。最后波拿巴·拿破仑废除了112个帝国宗主国，但仍保留少数诸侯，并在他们之间重新分配了领土，致使当时德国西部的地图看上去像一头黑白斑点的小毛狗。

一个好现象是，几乎所有的教会邦国不复存在了，德国现在也像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不包括意大利），只由世俗的君主国组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被吞没的莱茵河右岸的教会邦国的总面积和现在的巴伐利亚州一样大。从而虽然比别的国家晚300年，最终还是结束了德意志的中世纪时代。当时留下的有53个天主教及73个耶稣教教会邦国。普鲁士在这场交易中，获利最大，它所得到的是它所失去的五倍。因为波拿巴希望削弱奥地利在帝国中的地位；他同时在德意志南部建立了三个服从他的仆从国——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

所有这一切对德国思想精神带来了分裂的后果。很遗憾，德意志帝国全部城市，除六个以外，都失去了独立性。但是幸运的是，大革命的原则，甚至法典，很快在德意志西部得到了响应。如果征服者坚持这些原则，德意志的优秀人物不致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他们将把信念寄托于法国的影响。费希特早在几年前就曾预言，除非法国取得胜利，否则“不久就没有任何被认为一生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能在德意志找到安息之地”。

当伟大的革命者波拿巴自称为拿破仑皇帝，从而使历史向另一个方向转变时，“正统的王权拥护者”又一次结盟，第三次起来反对他，这次是奥地利、俄国和英国。新皇帝在乌尔姆战役中获胜，占领了维也纳，并据此同凶猛投入战役的沙皇军队打仗，由于普鲁士这次没有加入新的联盟，使拿破仑得以在1805年获得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弗朗茨皇帝在布拉迪斯拉发打得不分胜负，但丢失了亚德亚海要地威尼斯，以及蒂罗尔和的里雅斯特。与此同时，霍亨索伦的统治者，又同他的先辈一样，背叛了他的同盟者。由普鲁士新国王派去威迫拿破仑向右转的伯爵，此时此刻抛弃了被打败的沙皇，而与法国人订立了攻守同盟，以为这样可以削弱他的对手。为了赞扬他们的背信弃义行为，拿破仑授予巴伐利亚和符腾堡邦君以王权，答应不向他们发动军事进攻。于是拿破仑成了德意志的真正的主人，并开始给自己的家分配领地。他要求大多数德意志君主向他称臣，拿破仑实现了德意志历代皇帝一千年来梦寐以求却没有达到的梦想。

1806年拿破仑根据已经出现的雏形，把这一切变化了的形势，用莱茵联盟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并维持了八年之久。德意志君主们继续纷纷奔往巴黎乞求开恩。法国高兴极了。路易十四和黎塞留的梦想实现了！法国成了德意志16个邦国的保护人，让这16个邦国的几百万德国人去反对其他的德国人。德意志最富有的第三者实际上是法国。德意志帝国解体了，它整整存在了一千年。最后一位皇帝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宣布退位，并宣布自己是奥地利皇帝。

对于这一发展，普鲁士国王并不甘心，他自以为他的军队没有遭到破坏，实力还相当雄厚，就悍然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的军队从南部德意志撤出。他认为自己是腓特烈大帝的接班人，并和他的前辈一样，总以为情况还和20年前一样，重犯父辈们的典型错误。他根本无视法国革命及它的新统治者，因为他对这两者都无法服从，甚至也不顾普鲁士实际上已遭到革命打击的事实。他异想天开，派遣上了年纪的布隆斯魏克伯爵去领导，即使在14年前这个职务对他也已经太老了。由于巴黎迟迟不给答复，柏林就以为拿破仑在认真考虑他们的要求。

当拿破仑作出答复时，他的军队已经到了图林根。很快他就在耶拿和奥尔施达特两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为了打这一仗，普鲁士把增援部队都用上了。因此当战斗结束时，胜利者已经到了家门口，已经没有力量抵抗了。11天以后，拿破仑在无忧宫接受腓特烈大帝的军刀，这件文物使他特别高兴。随后便是要塞一一相继投降，不作任何反抗。贵族地主司令官一个比一个胆怯怕死。有一个名叫冯·贝内肯道尔夫的少校，他是兴登堡陆军元帅的祖先，不战就把施本道要塞拱让给了敌人，国王下令处以其死刑，但后来他又获得了赦免。国王自己也给拿破仑写了一封谦卑恭顺的信，并向后退至普鲁士东北角。

于是沙皇和普鲁士签订了一个并非真心实意的盟约，其唯一的目的恐怕就是要使东普鲁士成为一片荒芜的阻止法国人前进的地带。1807年盟军在普鲁士艾劳一带打了几次十分漂亮的仗，给拿破仑以迎头痛击，不过后来在弗里兰又失败了，不久沙皇就在提尔西特和拿破仑签订了和约，普鲁士国王也想利用自己漂亮的皇后向征服者求和，但这一事件只成为笑柄，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丧失了一半土地，易北河以西的全部，以及它从波兰得来的领土，外加一大笔战争赔款。在一段时间内它有了一个发展十分迅速的邻国——华沙公国。

经过一千多年，欧洲出现了新秩序。法国矗立在莱茵河和波河平原，直接同俄国、英国——征服者未经触动的最大的敌人为友。这与1940年权力再分配的情形无疑十分相像。

浪漫派——“我所采摘到的草莓”——阿恩特和费希特——黑格尔——官方哲学——私下表现

给旧普鲁士带来变革的人是拿破仑。他在圣赫勒拿岛后悔自己犯了错误时说道，他当时应该把霍亨索伦家族从皇位上拉下来，他不仅干了使自己过早失败的蠢事，也干了促使普鲁士东山再起的蠢事。腓特烈大帝死后130年来，普鲁士是日耳曼人的战斗核心，也是当时130年来这个同一民族的战斗核心。在两次仅有的大失败（1806和1918）以后，普鲁士分别在两个世纪内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他们的表现几乎完全一样，性格一脉相承。两次失败以后，民族的尚武精神就本能地崛起，反对法国胜利者的裁军命令；他们秘密地建立新的武装，与俄国联盟反对法国。两次失败后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心怀不满和怀念祖先的情绪急剧高涨。两届政府，第一次是国王，第二次是共和国，都由一个不合法的领导人领导工作。

但是，即使如此，读者还将为这种勇敢的抗拒欢呼，因为在这种抗拒内部，要求自由的呼声也涌现出来了，发展的结果却必然是悲剧界的。歌德的感觉是如此，今天被流放的德国优秀分子的反应也是如此。尼采说：“日耳曼人是一群掉了队的人，他们打乱了欧洲文化的伟大进程。俾斯麦和路德是例外。甚至在拿破仑（唯一被认为有足够的力量担当此任的人）企图把欧洲建设为国家的社会时，德国人以他们的‘解放战争’打乱了一切，在欧洲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熔炉里，利用它过去的种族矛盾的色彩，挑起疯狂的民族主义。”即使今天，特别是今天，这句已有60年历史的名言，仍有现实意义。

当时，当每个德国人都自然涌现出向往解放的热情时，思想界的领导人已经感到这一形势的双重意义。作为德国人，他们希望获得自由；作为世界公民，他们不欢迎大革命的思想，即使这些思想被拿破仑歪曲了，也总比柏林的正步走和维也纳的倒行逆施对未来更具有希望。只要他们喊道，在现在开始建设的过程中，能赢得在别的西欧国家早就享有的人民的权利！但是他们预见到了解放后将在人民头上设下的大圈套。在这种形势下谁能不动摇呢？歌德是唯一从国家上升到人类，始终能保持平衡的人。但是正是从他们的这一困境出发，其他的德国思想家和创作家也引起了我们的同情。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创作家所参加的派别，被称为浪漫派；但似乎没有任何人能为德国浪漫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之所以称其为浪漫主义，绝不是因为它反对逻辑，但它还是反映了某些德国人和法国人性格上的不同色彩和德国人之间政治上的分歧。浪漫派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写道：“一个真正自由和具有文化修养的人，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情绪，从批评性的到诗一般的，从历史的到修辞的，从古代的到现代的，总之，任何时候，任何方式，都能像器具一样，随时变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不仅仅是个人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这种人的念头越古怪，他们给国家生活带来的影响也越危险。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两个世界，勇气和思想，德国人的性格从这里分野，无论是对内残酷地压迫同胞，对外尽可能去讨好邻国；或者逃避现实，遁入天堂，但这个天堂也必然是只同他个人美好梦想一致的天堂。

确实，德国浪漫派诗人怜悯自己的民族，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找不到他们所能接受的东西，于是便躲入德国中世纪的“月色朦胧的迷人之夜”中去，撰写《尼伯龙根之歌》和搜集生动的德国神话故事，为了德国的浪漫文学，在德国重新发现莎士比亚，其译文的流畅优美，没有任何国家可与之比拟；或者醉心于创作抒情歌曲，在这方面，诺伐利斯和艾辛道尔夫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当处在异族占领的压迫下，从世界公民转为民族思想家时，他们中的大多数犹如去寻找一个国际保证委员会那样，转而信仰天主教。他们头脑敏捷而又善于分析，都希望以达到他们称为的“意识的潜意识”而摆脱自我意识太强的痛苦和折磨。

他们的幸福由于老是担心是否把最好的东西错过了而自我烦恼，其中勃梯那·冯·阿尔尼姆的名言表现得尤为深刻：“我对那些已经采摘到的草莓，早已经忘却。但那些我至今尚未发现的，却一直在我的内心燃烧。”这句话几乎成了浪漫派的箴言。这里，浮士德的英雄般的激情，一下降为轻佻的阿尔尼姆和梯克的恐惧和颤抖。有如举起一杯精心制作的鸡尾酒，把它看成一杯芳香醇厚的陈年美酒一样，浪漫派比歌德更快地自我陶醉了。毫无疑问，他们看上去相貌堂堂，意气风发。诺瓦里斯的眼睛含情脉脉，出色动人；克莱斯特有一张迷人的娃娃脸；赫夫曼瘦小的尖脸上，镶嵌着一双极大的猫头鹰般的眼睛；贝蒂娜无拘无束，成天信口开河；而阿尔尼姆和勃兰塔诺则无时不在装腔作势，准备别人把他们蚀刻下来。在浪漫派人看来，德国人的浮躁不安，正是他们天赋诗才的本色。

德国浪漫派诗人并不通过有影响的作品发挥自己的影响，而是通过提高社会水平，也就是说，通过那个时期有教养的德国中产阶级发挥自己的作用。最重要的事情是运动，而不是成就；不朽的价值和一致的准则是不受浪漫派欢迎的。他们主张一切通过观察和研究；不相信固定的形式，他们认为上帝和真理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发现。浪漫派的这个信条，在美学上早期表现在巴洛克的建筑风格上，后期表现在瓦格纳的音乐作品中。

费希特和阿恩特为了普鲁士的解放积极从事工作，前者是一位思想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宣传鼓动家。阿恩特是一个瑞典农民家庭的儿子，中年获历史学教授头衔。他的作品很动人，但没有重大意义，但他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正直而高大的德国人的形象。他毫不妥协的反对拿破仑的言论和作品，使他几度流亡瑞典和俄国，有时是自动离开的，有时是被迫出走的；后来又在本国遭到第三次惩罚；直到70岁以后，才恢复名誉。他是施泰因男爵最优秀的学生；他的一生都在从事说教，这也是他原来就十分向往的职业；他的阴沉和有时显得十分狭隘的表现，时而使人感到他十分执拗倔强。但是这种固执使他达到了英雄般的不屈不挠的境地，因为他对德意志具有真正的感情。他的内心不像路德等人的多变，因而他的天生的农民的骄傲比路德坚定，他曾说过：“作为一个战士，首先必须想到德意志，然后考虑国王和贵族。祖国和人民是永存不朽的，而贵族地主将随同他们的荣华富贵，风流孽债永离人间。”这样的话，在德国只有经过大失败后才能听到。

费希特像

费希特（fichte，johann gottlieb，1762—1814），德国哲学家、爱国者，先验唯心主义运动第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黑格尔像

黑格尔（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1770—1831），最后一位近代哲学体系的伟大奠基者。其事业承袭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衣钵，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

费希特（1762—1814）在世的日子并不长，52岁就去世了，作为思想家，他比阿恩特高明。他对于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十分自信；的确，他的性格比较多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但他的内心充满纯真的热爱人民的感情，愿意为他们献出一切。他是卢桑地一个赤贫的织带匠的儿子，他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政治舞台的无产者；因此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雅各宾派，是一切世袭制度的天敌。他是康德的学生，希望把康德动摇了的理论重新建立起来，维持“自我”学说，恢复人的自决意识，但同时，他的确又成了康德和路德的反对派。关于哲学，他曾经非常精辟而又简单地说过，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这样的哲学观点和他的出身，使他在政治上提出非常激进的几乎与美国人一样的要求；而康德始终企图在“公民”与“国民”的权利上作出区别，费希特却教导说，人的罪恶本性，随着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将可怕地习惯性地增长。

所有这一切，上层阶级都原谅了他，因为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中，猛烈抨击共同的敌人，他不仅反对拿破仑，而且敢于在柏林直接反对那些袖手旁观的人，在这些人中包括席勒和歌德。费希特是德国人中少见的，他虽然出身下层，却谁也不怕，不管是国王还是天才。

黑格尔（1770—1831），在所有的哲学家中，他是最出色的一个，常常被称为费希特的接班人；但他只是在理论上是费希特的学生。他与海德尔一样，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稳步地不断向上，虽然其间会出现曲折；但他从而得出来的政治理论却相当新颖。

如果说费希特以他的浪漫主义方式热爱德国和自由，那么黑格尔既不爱人类也不爱国家，他只喜欢他的逻辑和秩序；在冷静和透彻方面，酷似康德。

虽然黑格尔认为普鲁士是完美的，但他充分知道，他憧憬的是理想化的国家，而不是他生活居住在那里的国家；尽管如此，他对国家提出来的新要求，只是根据法律要求司法公开和陪审法庭制度。甚至在当时，也只有少数人认识到，这个金字塔形的国家，只是在使国家神化，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世纪以后，法西斯和共产党人从不同的方面都利用他的作品，强调国家的作用。普鲁士警察国家的统治者双手拥抱黑格尔，因为它反对社会主义，因为黑格尔能从理论上向它的臣民证明国王声称应该享有的权利。

“日耳曼优越于其他一切文明形式的概念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这与日耳曼依靠武力的做法是十分不同的，它保证了日耳曼的胜利。确实，因为这是永恒世界的内在部分。”费希特写道；他在“关于国家的信条”中进一步写道：“除了强者的权力外，国家之间不存在法律和权力。一个已经注定了命运的人，有道德的权利，利用力量与智慧去完成自己的命运。”如有人把黑格尔的话，“战争是永恒的，也是道德的”加上去，那么他就具备了他那个时代德意志世界带头人的条件，成为两个最有名的哲学家。

德意志上帝，在德国悲剧的这个阶段第一次出现了。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德国思想界与德国国家政权结成联盟，在高等学府的大课堂里，不仅仅发出复仇的呼声，而且还有被认为是道德的和哲学的信条——统治世界的要求，条顿人至少要成为欧洲的领导，这些烫金文字被篆刻在19世纪的进门柱上。由于有这样的传统，今天的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徒子徒孙们，为什么不能欢呼他们的条顿领袖呢？

这些德国解放的先驱者，为了德国人真正在想些什么呢？他们是否热爱人民，为了他们的解放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远离家乡时做的笔记，这对了解德国人的性格将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一般来说，在远距离之外，人们对自己的小天地总是想得更清楚些。爱恩斯特·莫利茨·阿恩特1799年在国外旅游时做了下述对比，这可能也是1940年德国“旅游者”最好的写照：

“意大利人只看到装饰宫殿院子的大力士神，德国人却看到雕像垫座上的肮脏。他希望把它打扫干净，以便使自己只看到美的东西；别人也总是乐意这么做……德国人，特别是当他们有钱时，总是热切地希望受到不仅仅杰出的人物，也包括每个门役和侍仆的赞扬和欺骗；只有极少数人有能力依靠自己。他们自我尊崇，等待着最大极限，一旦当他们发现要付出双倍或三倍的代价时，就发出可怕的嚎叫。”在去尼斯的一条船上，水手和旅客走向少数被判苦役的士兵，对此阿恩特写道：“整个船上讲话的声调听起来是法国式的，不是那种德国式的，从他们的眉梢可以看出他们过去生活的经历，他们脚戴镣铐，思想似乎也被禁锢住了。德国人在一个时间内只能做一件事，就像耗子啃一块荷兰奶酪，一心一意……如果你观看一个德国击剑人面对一个法国人，你马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一个像条公牛似的站着，像条公牛似的乱闯乱撞，另一个却像跳舞似的东悠西晃，手里拿着似乎是根稻草，但是他击中了自己的目标。”

另一个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赫伯尔，在较后的旅游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里，在巴黎，公众是受尊重的。不像德国，士兵可以用枪支，如果咒骂，吆喝不解决问题的话……。在法国，人们不断地跳舞，这种情况怎么能经常维持下去，我不理解。如果在德国，就要你踩我的脚，我踩你的脚。在法国，人们很少饮酒，一个为7000人准备的冷餐，恐怕只够汉堡70人饮用。因此这里无论什么事，甚至跳起大腿舞也都是文绉绉的，而在那边情况就不同了，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酿成兽性大发作。”

他们的年青时代——发现者——世界主义——施泰因

这个时期德国思想精神的结晶是出现了一对普鲁士兄弟，这两个人物在德国历史上实为罕见。

洪堡兄弟，威廉（1767—1835）和亚历山大（1769—1859）是普鲁士一个普通人家的后裔。他们的祖辈一直在波美拉尼亚当公务员，1738年上升为贵族前，没有出现过重要人物，甚至没有一个将军。最后，由于长年的贫困，一个容克注意到一个同僚的遗孀，她婚前的名字叫科仑布，是一个法国移民的女儿，她的父亲与胡格诺派教徒一起被迫离开勃艮第和自己的玻璃工厂。外国的血液使日渐衰落的家族重新恢复了生命力。她为这个家族生了两个儿子，他们的品格和成就，使人永远无法判断究竟谁更强一些。的确，这一对由法国人和日耳曼人的血液交融而成的兄弟，确是人间奇迹。

他们在柏林附近出生，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过早地去世；受母亲血统的影响，在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赫尔茨、拉昔尔·瓦恩哈根等犹太人圈子的熏陶下，他们文质彬彬，聪颖好学，不受普鲁士狭隘闭关自守的影响，同外界光明的世界有广泛的接触。从年轻的威廉的一幅侧身肖像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身材修长单薄，一束头发高高地结在后面，嘴角轮廓分明，很秀气，但下巴颏过尖，可以看出他富于幻想而体力略嫌不足。同哥哥相反，弟弟亚历山大却具有一副果断的神气，目光敏锐深邃，看上去远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威廉常常一个人沉思遐想，亚历山大则总是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是，他们命中注定要从相反的方向发展。诗人成了政治家，有应付世界能力的人却成了科学家。他们的仕途的发展看上去似乎是荒谬的，却正是他们的魅力所在。这里，两个混血的德国人，通过他们自己思想上的互相补充和工作上表现出来的能力，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一度解决了国家政治与思想精神的统一问题。

威廉·冯·洪堡像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外交家和教育改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兄长。18世纪90年代末期，他的文学声誉使他获得普鲁士驻罗马公使（1801-1808）职位，在罗马曾对人文学科和科学的研究工作慷慨赞助。1809年任普鲁士的教育大臣，主要在柏林从事洪堡大学的创办工作。

亚历山大与邦普朗在南美洲

南美洲奥里诺科河畔繁茂森林中的小木屋里，住着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坐着）和法国植物学家邦普朗，他们周围摆着各种标本和科学仪器。在历时五年之久的探险中，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涉及药物学到火山学的广泛领域。

但是这两位兄弟年轻时也因天生的体质和性格而受到过挫折。亚历山大年轻时多病瘦弱，虽然他雄心勃勃抱负很大，也不得不因此有所遏止；相反，威廉不久就发现自己的天赋远远不能达到从事创作所需的能力和深度，虽然他经常梦想自己成为一个诗人。因此，在他们二十几岁时，兄弟俩就经常出远门，亚历山大沿着莱茵河采集玄武岩，后来就到英国从事科学研究，威廉在耶拿附近，开始同席勒，后来又与歌德形影不离，无论在他们敌对时期，或后来成为朋友的时期，他都是他们的好友。19世纪初期，兄弟俩双双奔赴巴黎，此后，他们就各奔前程了。威廉成了普鲁士驻罗马的代表。亚历山大从掌握着半个南美洲的西班牙国王处弄到了通行证，进行了一次伟大的考察旅行。在这期间，威廉在罗马以其大使的资格研究政治，同时又以诗人的资格研究考古。五年后，兄弟俩在各自的道路上坚定了信心，但是只有那位科学家为人类带来了宝贵的财富。

亚历山大·冯·洪堡被认为是哥伦布第二。他不仅带回了6000种植物，而且为人们树立了无限可贵的考察精神，为研究自然创造了新的方法，取代了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方法，同歌德、林奈（linnaeus，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译者注）一起成为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人。这个几乎是单独的为地球比较学奠定基础的德国旅行者，实际上开创了一场改革，一场革命。凡是经过他探索的，无论是地壳的形成，地震的起因，气候变化的理论等，在他智慧的努力下，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通过自己的观感经历，考察研究，使他加深了对自然界有机组织的认识。

不久，两个同他出生有血缘关系的国家都声称亚历山大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争论正好说明他的超国籍的才能。他能同样流畅地用德文和法文书写，腓特烈大帝正好与他相反，两种语文都很蹩脚。因此他能广泛地通过教学扩大影响，而且经验越来越丰富。由于他作为有上千项新资料的发现者，洪堡立即成为伟大的自然科学和地理学的普及者，为人类带来了真正的福利。他年轻时学过冶炼，后来在国外考察的基础上，他在磁学、地质学、气象学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贵族开始认为他是炼金术士或懂巫术。埃及的首脑和印度统治者甚至出高价收买他。后来，新的研究计划几乎把他带到亚洲去，因为他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追求荣誉，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1804年，他在华盛顿度过了两个月，研究北美新的国家，他甚至想写一部美洲历史。洪堡从此声名远扬。

巴黎把这个德国人当做新世界的发现者来欢迎，这件事正发生在拿破仑登基加冕的前几周，巴黎对于拿破仑称帝竭尽全力加以宣扬和大肆铺张，亚历山大回国的消息更为其烘托了气氛。在这段时间里，亚历山大结识了一个叫克里奥尔的年轻人，这是个拥有百万财富的公子哥儿，生活的优裕和闲散，使他不知道什么是世界上的快乐，整天郁郁寡欢。亚历山大利用从这个年轻人的家乡搜集来的故事，和在他祖国的土地上采集来的却又是这个年轻人很少看到过的动植物标本，点燃了这个年轻人对生活的兴趣，他就是西蒙·玻利瓦尔，关于他和洪堡的友谊，我们将在另一本书中专叙。

当这个35岁的大自然的发现者在巴黎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举杯豪饮时，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法国人。

但是一年以后，当兄弟俩在罗马再次团聚时，兄弟情谊有如一股涓涓细流，淌满了他俩的心田。他们论今颂古，从艺术、自然、历史、地理，到当时政体、时事，高谈阔论，无所不议。意大利是日耳曼自古以来对南部的梦想在思想精神上得到充分实现的历史见证人。威廉对游学归来一度传说已经死去的兄弟献上自己最动人的诗句，亚历山大则向威廉献上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论自然》。于是这对兄弟就被人称为“德意志神圣的孪生兄弟”，他们自己也开始感到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对于威廉来说，考古学无疑是要求简朴的箴言。他很快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名望所吸引，而不甘心人后。国王召他回柏林担任教育部长。在拿破仑的反对下，他在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这在当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能完成这样的事业；但是当他邀请已在巴黎的弟弟也到柏林来时，亚历山大拒绝了，虽然他在巴黎除了自己的朋友外，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今天，柏林大学的校园门口，矗立着兄弟俩诗人般的大理石雕像——这就是他们历史的写照。

同所有的德国知识界的先进人物一样，洪堡兄弟也严厉地批评自己的同胞。亚历山大曾经写道：“在伟大的法国，人们不会受到小资产阶级吹毛求疵唠唠叨叨的烦扰。这在柏林和波茨坦却比比皆是，人们几个月的为被歪曲了的形象而痛苦忧伤，而这一被歪曲了的形象却正是他自己薄弱的意志所造成的……我在这里生活得很不愉快。人们的情绪比沙漠和灰蒙蒙的天空更坏。”威廉写信给他妻子说：“同柏林相比，维也纳显然神圣得多。只要想想那沙土，松树，毫无艺术加工的周围，一切都显得那么贫乏……人们无法想象笼罩在这里的一片冷漠、枯燥、乏味……我想我应该离开这里，永远和它告别，这里的一切太可怕了！”

威廉还十分精辟地总结了德国的问题：

“德国人之爱德国”，他写道，“确实与别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不同。这里由一种看不见的感情凝聚在一起而成的。这不仅仅是对土地的爱，而是对日耳曼精神和感情的向往，人们可以从任何地方感觉到这一点，而且这种感情是可以移植的。”

最后在1814年，这对兄弟在巴黎重新喜剧式地团聚。他们中的一个与反拿破仑的盟国一起进入巴黎，他匆匆忙忙地寻找安静地坐在书房学习的另半个法国人。弟弟为哥哥做向导，指给他看卢浮宫里的拿破仑从罗马偷来的雕塑。

一直到他们六七十岁时，兄弟俩才定居柏林，他们还是各有各的活动圈子。亚历山大后来成了王室的宠儿，而威廉反而失去了国王的欢心。但兄弟俩相处十分亲密和谐。

威廉逝世后，亚历山大写道：“我想不到在我的老年还要经历如此巨大的悲伤。”

施泰因的出现——施泰因痛恨容克地主——拿破仑的错误——施泰因推翻普鲁士——施泰因侨居国外——爱国者

从1807年到1813年短短的六年中，德国在走向解放的道路上逐渐成熟。拿破仑分别给予普鲁士和奥地利以致命打击后，德国又以“莱茵联盟”的形式结合起来。在拿破仑的失败过程中，虽然我们必须看到俄罗斯和西班牙的作用，但关键的因素却是德国军队的得以重建。事实上，这却只是少数几个坚决顶住阻力反对畏惧思想的人，他们敢于重新建立普鲁士政府和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大大起作用的是英勇善战的普鲁士军队，而不是奥地利军队。

这些人不是普鲁士人，他们也不相信服从和训练是唯一的重建军队办法。这六名杰出的将军和政治家都出生在德国其他地区，因而能使普鲁士不像过去那样死板僵硬。另一个因素是，第一次少数将军来自低层，他们了解普通战士，这对容克地主来说是无法做到的。

其中一个是格奈塞瑙，（gneisenau，1760—1831，普鲁士陆军上将，军事学家。——译者注）一位虔诚的新教军人，有铁一般的纪律，只知为自己的良心及为国王服务。另一个是沙恩豪斯特（1755—1813），他是下萨克森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傻头傻脑，却富于想象力，有时甚至还有点浪漫主义的迷惑力。他曾在巴黎坐过牢，据说他是在敌人的包围下被交换出来。他们两个都精力充沛，狡黠过人，因为就像今天的德意志共和国，他们不得不违反条约，秘密发展武装。

腓特烈·威廉三世像

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3，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年起）。由于1806—1807年军事失利，而批准了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等提出的改革方案。曾长期屈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协调一致。在他在位的最后二十五年间，普鲁士国势日蹙。

施泰因像

施泰因〔stein，（heinrich friedrich）karl，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普鲁士首席大臣（1807—1808），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顾问（1812—1815）。拿破仑战争时期，他在普鲁士推行广泛的改革，并促成欧洲最后一次反拿破仑联盟。

另一个是来自民间的，不知姓名的健身操倡导者约翰，他主张以发展体育和体操增强德国。“这个奇怪的大个儿约翰的政治活动”，特莱切克写道，“开始向我们显示了某些给新德国脸上抹黑的歪曲形象——粗暴无礼，排斥异己，目空一切，蔑视良好品行和谦恭礼仪。这些不成体统的习惯，必然会伤害我们的年轻人，因为条顿民族好把坦率与粗暴混淆起来。这个有思想的民族的后代，崇拜一个吵吵嚷嚷粗暴无礼的老师，这是一种病态。”普鲁士历史学家在半个世纪以前，就精辟地预言了纳粹的品行。

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又一次根据处在两个放荡的浪漫主义者之间的节俭谨慎的霍亨索伦的统治经验，最后认为为了应付拿破仑，军队必须改革；但他没有认识到，人民必须是这个改革的基础。他丝毫没有违背王室对他的传统教育，表现不忠。作为丈夫，他也很体面地处理了与可爱的令人销魂的妻子路易丝王后的关系，他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胆小。他所缺乏的是激情，他对什么都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

但是，为了使从腓特烈大帝之后就死气沉沉的军队得到新生，在没有伟大的将领的帮助下，就需要改革民权，而这是为已有三百年警察之国的历史传统所反对的。

敢于率先向普鲁士旧制度发起冲击的是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这个有着一双蓝蓝的眼睛和大鼻子的独立的帝国男爵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在本书这一章节开始就做过介绍。的确，他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热爱自由的人民倾向于自下而上的革命。但他不是一国之王，甚至不是普鲁士人，他只有依靠比他年轻得多的统治者的一时冲动，在他们的统治遇到了紧急情况时，才得以达到自己行动的目的，有如一个医生无法说服顽固的病人进行必要的手术一样，只有到了出现险情时，病人才被迫抬上手术台。难道国王没有理由担忧吗？一个陌生人闯了进来，敢于建议向统治国家的两大支柱容克的特权和农奴制开刀，而且这两部分是部队军官和士兵的主要来源。普鲁士的最高统治者听到这位出身高贵的绅士怒气冲冲地说：“1500万德国人的命运系在不谙世事，胡思乱想的第36代小暴君的身上。让那些贵族老爷不要忘了，在上帝的旨意下，普通的德国人是自由的。”这时，他一定若有所思。

施泰因的仇恨逐渐转向容克地主，他对他们太了解了。他是在莱茵地区长大的，并且一度是那里的行政长官。通过朋友和来访者，他深深了解普鲁士特权贵族地主的傲慢和懦弱；他对被压迫农民的同情逐步增长，他认为农民是重大的牺牲者。甚至在灾祸之前，当时他已50岁了，他就提出推翻这一切的理由。他称易北河东部的城堡为“捕食邻里的虎狼之穴，把周围的一切糟蹋殆尽”。认为“如果他们想保持对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命不凡，放弃他们的马群和狗”。

国王能以国家重托赋予这样的人吗？国王情愿选择举止优雅而肤浅的冯·哈登贝格为大臣，因为他始终知道该怎么做，他不想触动整个制度。但是在第一次失败后，国王还是把施泰因也召来了。施泰因和哈登贝格之间很快就展开了争吵。施泰因希望国王解除三个亲信中一个或更多亲信的职务。但是国王大为生气并答复道：“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个顽固分子，依仗自己的才气，桀骜不驯，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一味根据个人的意气感情用事。”施泰因很快被解除了职务。

但不久，支持施泰因复职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是拿破仑。拿破仑不知道他的这一行动为他日后的不幸埋下了多大的祸根。拿破仑在提尔西特不十分精确地听到了哈登贝格和施泰因之间的分裂，他建议国王解除哈登贝格而召回施泰因，因为他希望这两个人继续矛盾下去，从而削弱普鲁士政府。就这样，1807年在提尔西特，拿破仑以为自己已掌握了别人的生杀之权，他可以制造一个国王，他可以消灭一个国王，他可以粉碎普鲁士，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就在这位统治者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敌人打开了一条给自己以致命打击的，使自己注定要失败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更多地去阐述天意。

施泰因被无礼免职六个月后，国王以一纸口气冷淡简短的书信把他召回，并赋予他普鲁士国家最高领导权，此时，男爵正躺在病床上；但他还是立即回信表示接受，没有要求道歉或提出任何条件。当他赋闲在拿骚城堡，并被迫无聊地听取一系列失败的报告的几个月中，他已彻底研究过了普鲁士制度上的缺陷，写下了拯救国家的条文。现在终于大权独揽，他把整个身心投入国家事务中去，当时他在梅梅尔。

由于当时整个国家为法国所占领，施泰因不得不乘船采取迂回路线到达普鲁士的最东部梅梅尔；而且不久他就要在柏林开始谈判，因此他好像是一个在法国某城市的外国大使。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普鲁士要向法国支付多少赔款，这个情况与今天的现象刚好颠倒过来。敌人的部队林立在易北河岸边，时刻提醒着普鲁士战败国的地位，并还要防备潜在的敌人沙俄；法国当时提出的赔款数是十分惊人的，六年内普鲁士支付了10亿法郎，而当时普鲁士全部人口只有400万。只有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奇迹才能发生，普鲁士国王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内政部长，让他居于一切人，包括他自己及容克地主之上。就这样，施泰因在这一年内成了德国第一个因自己的能力被授权的专政者。这段喜剧般的历史的形成，与其说是人民，不如说是国王，更不如说是拿破仑本人把这位普鲁士的专政者推上台的。

施泰因开始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进行改革。实际上他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重新奠定了国家的基础，而为了这一刻时间的到来，他却准备了20年。这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因为施泰因不是雅各宾。他一切为人民着想，但只有部分活动通过人民。人民到可以把他同米拉博伯爵相比，因为这个人希望通过大规模的让步来拯救一切。但是这个时期的德国比那时的法国有权，普鲁士当时没有议会，国王主宰一切。

一天之内，仅仅一纸布告，施泰因废除了农奴制，接着建立政府内阁制度，再下一步，他就调动容克地主的地产，削减一半薪金，并推行包括容克地主在内的全面兵役制。经过300天后，他把城市的行政管理交还给市民，推行由组织起来的市民自我保证的自治政府。通过自由选举市政成员，他还打算推行省议会直到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不断地教育和选举使受到限制的圈子不断扩大，这一做法同今天的俄罗斯苏维埃类似。施泰因推行的是他的英国式的结合自治政府的贵族统治艺术，而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他允许容克地主兼营手工业和商业，也允许市民和农民购买贵族地产，以家庭出身划分的等级制度很快就被摧垮了。

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小人物将越来越感到失望，而大人物却有各种理由满足自己。

从西班牙传来消息，拿破仑的地位开始不稳，施泰因的民族主义计划也加快了速度。1808年初，他认为起义的时机到来了，他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密函。这封信落到法国人手里，不久即传到巴黎，成为普鲁士大臣的阴谋证明。拿破仑立即下一道命令剥夺施泰因的一切权力并没收他的所有财产。施泰因通过西里西亚盖满积雪的山头逃到波西米亚。他以变卖银器为生，开始了流亡生活，最后逃到了俄国。

这个时期的沙皇亚历山大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还是拿破仑的朋友；但是拿破仑却像一个敏感的丈夫那样，早就感到沙皇在欺骗他，虽然他还只是内在的思想，并且他自己也干着同样的勾当。亚历山大是斯拉夫独裁者的后裔，因此他自己也蛮气未脱，一位瑞士籍的家庭教师向他传授了卢梭学说，他的性格不稳定，经常动摇在两个极端之间——一会儿充满热情，一会儿又非常压抑。沙俄由于对英国进行封锁，自己也遇到很大困难，但是拿破仑的榜样又刺激了亚历山大对博斯普鲁斯、地中海、芬兰、大西洋的野心。欧洲这一时期极不稳定。征服者努力通过合法权利加强自己的地位，而另一部分人则渴望通过同征服者结盟得到和平。

冒险家和爱国者试图发动孤立的暴动，成为民族起义的先驱，结果英雄般的牺牲，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历史却为它写下了一页。在德国没有一个贵族起来捍卫他的祖业，除了一个名叫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的容克诗人，他至少还写了一副著名的对联，表示抗议：

杀死他，世界不会审问你

为什么要发射你的弩箭！

只有平民和农民才会冒生命的危险，维也纳一个牧师的年轻儿子企图暗杀拿破仑。平民的名字叫梅佐尔·谢尔，匈牙利后裔，他从柏林出发，带领一队勇敢的轻骑兵，向北奔去，希望得到英国的帮助，他最后在施特拉尔松被包围而阵亡。同年，蒂罗尔的一家农民客店老板安德里亚斯·胡佛尔听说奥地利皇帝与法国重新签订和约，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愿也不相信这样的消息，继续以皇帝的名义独自战斗，他们特别反对巴伐利亚的一个大臣与法国联盟。由于有阿尔卑斯山为屏障，他们确实几度夺回他们的首都因斯布鲁克，但由于维也纳政府始终不予援助，最后不得不向敌人投降，所有这三个人都以生命殉国。在德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像西班牙那样的人民战争；从德国人的性格来说，是不会为了自由而发动革命的。

此时，拿破仑第三次成了德国的主人。第一次是在1809年，他几乎已在阿斯佩打败，但几星期后，他取得了瓦格拉姆战役的胜利，于是在美泉宫签订了和约，从海上迫使奥地利后退，占领了奥地利的一个地区，同时决定娶奥地利的公主为妻。为这一切作出谋划策并承担了风险的人，是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1773—1859）。

梅特涅问世——他的统治——少数勇敢的人——胜利的亲王们——理想主义者被鞭挞——维也纳大会——梅特涅的和平

人们如果想把奥地利同普鲁士男人的精神气质作一比较，那么只需要把梅特涅同施泰因并列剖析就行了。作为国家的头面人物，他们相当于玛丽亚·特蕾西亚同腓特烈大帝。但是就在这方面也还有一定保留，即他们既不出生于多瑙河，也不出生于施普雷，而是都出生于西方；并且，作为莱茵河地区的两个人，他们都相当自觉地根据各自的性格，进入两个国家，为各自的主人服务。在这方面，梅特涅就像他出生地摩泽尔山区的汽酒；而施泰因就是一瓶朴朴实实的吕得斯汉姆粗酒，使人越喝越想喝。

从历史观点看，梅特涅更享有盛名，这仅仅是因为他统治国家长达半个世纪，而施泰因只统治了一年。他们一起消灭了拿破仑，但一个是运用他的智力，以欧洲的名义，在欧洲概念之内，追求，并一度实现了他的欧洲观点；而另一个则纯粹是为了实现他的德国之梦。一个从内心讲完全不爱社交活动，却处处表现出风度翩翩，一副绅士派头；另一个则实实在在感到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梅特涅追求的是贵族统治下的国际性的欧洲；而施泰因则希望唤起日耳曼民族的责任感，把德意志交给他们。一个是玩世不恭除了自己的阶级对谁也不信任；一个是理想主义者却除了自己的阶级对谁都信任。

梅特涅像

梅特涅（metternich，klemens，fürst von，1773—1859）是属于世俗一流的人，他的见解是现实的，甚至是见风使舵的。他出名的“体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外乎是一种常识。他依靠一个屡战屡败、民族庞杂、半壁河山已经被割去的帝国作后盾，采取断然步骤，把欧洲从一个立足于荒谬哲学而又贪得无厌的暴君手中解放出来。他使维也纳成了欧洲外交的中心和国际政治思想的中枢，这对于维也纳来说是空前的。有40年的时间，世界免于战争也是由于他努力的结果。

人们只要看看他那神采飞扬，俊美秀逸，灵气逼人的风姿，生来一副女性的形象，表情狡黠却不坚定；而施泰因则长着一张峻硬坚实、土里土气的脸，两眼充满渴望，就像一头豹子挨着一头狮子。两人均绝顶聪明，但梅特涅却显得灵活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坚持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反对拿破仑的会谈，要是换了施泰因，恐怕连一句话都谈不下去。半个世纪以来，梅特涅经历一个又一个风浪，而丝毫也没有触动国家的旧体制，相反，还使它更倒退。施泰因迫不得已，在四个星期内震醒了一个僵硬的封建国家；如果他在权力的运用上不过于直率，他将得到更大的成功，因为他相信真理，自由和自己说过的话，而这些对于梅特涅来说，却只不过是戏谑和嘲弄的笑料而已。

看着他们，人们马上会感觉到，施泰因从不装腔作势，朴实无华，而梅特涅则全身充满着虚夸浮华；一个从不计较钱财，另一个则对金钱多多益善；施泰因一生廉洁奉公，梅特涅则接受了达官显贵给他的许多馈赠。

他们两人的出生地——他们的祖先据以繁衍蛰居的古城堡，彼此相距不远，两个氏族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卡尔大帝时代，但梅特涅家只是在最近才成为帝国的非直属成员国，只对皇上效忠。在两支家族的先辈中，包括他们的父亲在内，都是莱茵地区的高级官员，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都以同样的传统教养自己的儿子。他们年轻时都在英国生活过。但大革命的爆发肯定给予梅特涅非常深刻的影响，因为他当时只有16岁，父母直接受到威胁，而施泰因当时已三十多岁，已到了自己可以享有爵位的年龄。大动乱对于梅特涅的不稳定的性格具有深远的影响；当时他正在英国过着悠闲的少爷生活，成天混在女人堆中，而施泰因则在严肃地学习政治与历史，因而一个就把寡头政治的原则运用到自己的国家中去，而另一个开始向民主的方向走去。梅特涅是天主教的血统，外加他自己的世界主义性格，而施泰因是新教教徒，因而他对个人更感到具有责任感。

梅特涅是在维也纳受到的政治教育，他同那里的最强大的国家领导人是姻亲关系，后来又在柏林和德累斯顿的宫廷中生活过。他在1806—1809年担任奥地利驻巴黎的大使期间，在帝国的新形势下，耍尽阴谋诡计，才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这必然会引起那位暴发户对他的反感，而且梅特涅还特别喜欢嘲笑拿破仑的姿势，他没有认识到拿破仑的厉害和他的才干，一味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在这方面梅特涅还远远不够狡猾。

1806年以后，奥地利皇帝自称为弗兰西斯一世，梅特涅得到他的充分支持。根据约瑟夫皇帝的说法，他的叔叔“既虚假又冷漠”，懒惰得什么事情也干不出来。遇到这样一个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斯多葛式的愚蠢领导，是很容易对付的。他们俩在年轻时就结为朋友，梅特涅几乎跟随了他一生。他在这方面比施泰因幸运得多，施泰因的国君既无能又顽固，他自己领导不了国家，又不肯听取别人意见。梅特涅在1809年奥地利被击败后接管政府，他的初步政绩之一是同法国缔结了和约，这个和约使奥地利沦为第二流国家，但是梅特涅利用发表声明，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使人民相信得到了幸福的解放。与此同时，他恢复运用哈布斯堡皇室古老的使这个国家三百年来因战争失败却不受惩罚的策略——联姻。要把一个在古老的皇室家庭庇荫之下长大的公主嫁给一个淘气茁壮成长的野孩子，但带着月桂的新花园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16年前哈布斯堡皇室最后的一个公主，几乎处于同样的情况，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事，也不得不加以考虑。但是梅特涅在战后不久，即使两个原来的敌人变成了翁婿，仅此一事，不得不承认梅特涅的非凡天才。

他的目的绝不仅止于此。在设想把公主嫁给拿破仑的当时，他就想好了，如何从这个圈套中收回应收回的东西，包括同普鲁士和沙俄的重新联盟，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他需要重新安排时间。带着金色发辫美人玛丽娅·路易丝填补了这段时间的空白；而且她任务完成得不错，一年后她就给拿破仑生了一个他日夜盼望的儿子，唯有这件事是拿破仑一个人做不到的。两年后，他从沙俄撤退，这给被压迫国家提出了一个信号。就在这时，施泰因为欧洲命运重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正是施泰因占了沙皇的上风，变俄国的胜利为欧洲的胜利，此刻，在施泰因的脑子里，德国古代的皇帝又重新登台了。那些西方新兴的国君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纷纷从他们的巢穴中逃出来，俄国的巨鹰出来保护他们。在发现人才上很少错过机会的亚历山大，很快把这个非法移民召到宫里去。在那里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建议干杯，这样的事在他一生中总共才出现二到三回。拿破仑从莫斯科后撤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施泰因站起来说道：“我戎马一生，经常置生命财产于不顾。让我们痛饮这一杯，因为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英勇。”这几句话，胜过贝多芬的美妙的音乐。

经过几周的接触，具有女性般敏感的沙皇，深深为施泰因所折服。施泰因当时仍与某些普鲁士军官保持着联系，他们企图不惜一切代价促成普鲁士与沙俄之间的联盟，必要时，甚至可以取下国王的脑袋。两支军队中有着传统的友谊，少数坚决的将军时刻等待着命令。苏格兰后裔约克·冯·瓦腾堡将军完全按照自己的行动，于1812年在陶洛根与邻近的沙俄军团签订了一个武装协会公约。还从未有过一个普鲁士军官做过这样的事。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征求人民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的。人民的心情很迫切，但他们敢怒不敢言；国王有点勉强，但他被迫跟着走。约克和施泰因采取的行动具有无可挽回的后果，为了把正在犹疑不决的霍亨索伦皇室拉到这一边来，1813年国王从布莱斯劳发表了他的“致人民公告”。在这篇讲话中，铁十字勋章第一次被提了出来。普鲁士人缺乏想象力，但在这篇讲话中却使黑白相间的普鲁士旗帜具备了如此了不起的高贵气质，因为铁十字勋章代表了它的庄严的职责，而不是五彩缤纷的忠诚。

1813年10月，拿破仑在莱比锡被盟军击败，并很快被逐出德国。举止优雅的施瓦岑伯格亲王因胜利而受到了赞扬。还有一位战地元帅布吕歇尔，他的作战本领大大高于他的文字水平。他出身于民间，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朴实而又勇敢的德国人，既不粗暴，也无奴性。

莱比锡会战期间，萨克森·符腾堡军团从拿破仑一边倒向盟军一边来了。经过三次战争，直到最后一个小时，德国统治者还在强迫他们开往法军前线，向德国弟兄们开枪。这次他们索性跑了过去，和他们握起手来。热爱自由的人民应该当场把那些亲王打死。难道这些人没有为了自己称王称霸而无视同胞的情谊、生命和尊严吗？难道他们没有向全世界证明，德国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头衔和金钱吗？但是不论当时和以后，却没有一支德国部族起来反对这些卖国贼。莱比锡反对异族统治的战役在德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事情，却对认识德国人的性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14年3月，联军进入了巴黎，这件事对这个世界城市来说，似乎是无法置信的。它已矗立在世界上一千多年了，敌国统治者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它的城墙。当巴黎人还在备尝自己的痛苦时，罗马人已在款待这些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的野蛮人。不过毕竟他们自己也向别的国家派出了够多的残暴的军队，和给别国造成够严重的大浩劫。但是现在，当这些俄国人和由嘴上带着一撇硬髭腰里别着一把短刀的布吕歇尔元帅带领着的普鲁士人，随着进行曲行进在广场时，这些失败了的法国人忘记了，这毕竟是一些来自未开化世界的冒险分子，对于他们，法国人长时期来就予以信任了。

自从四个世纪以前的康斯坦茨大会以来，德国还从未参加过如此精华荟萃的维也纳大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大会与1919年的不吉祥的巴黎大会情况完全相反。普鲁士国王计划三个月后回国，结果却一直延长了九个月。还只有四十几岁的弗兰西斯皇帝表现得老奸巨猾，在他的维也纳口音和诙谐后面，隐藏着杀机和农民的刁滑。

簇拥在梅特涅首相周围的，有一大批令人注目的人物，其中有施瓦岑伯格亲王，优雅的哈登堡，另外一个绅士，以及他们中最聪明的塔莱朗。施泰因组织了一个其中包括威廉·冯·洪堡在内的由完全不同的人物组成的小组。希望取悦于每个人的沙皇亚历山大，自从他的父亲被刺以后，老是坐立不安，一会儿阿谀奉承，一会儿手舞足蹈，始终像个演员。保守分子称他为半个拿破仑，半个傻瓜，而且显然他喜欢用浪漫的辞藻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有时他自己就像一个宫廷小丑。“看上去老是怏怏不乐，愤恨不满的”普鲁士国王，始终焦躁不安，心神不定，而且像书呆子似的卖弄学问，动词老用不定式，惹得与会者捧腹大笑。这些人中，至少三个人：梅特涅、施瓦岑伯格和亚历山大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拿破仑征服者。

维也纳会议的斗争，德国人民甚至间接地都没有参与，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公众意见这一说，因此我们不必对此加以赘述。使会议事先就埋下了瘫痪种子和德意志政权得以形成的因素是三个主要异族国家参加了会议，这一点与西伐利亚和会的情况一致。

维也纳会议场景

这幅插图描绘了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举行的维也纳会议场景。尽管法国也被允许参加这次会议，但会上由胜利者作出一切重要的决议。普鲁士得到了莱茵兰一带的一些新的省份，那里的矿产资源日后有助于普鲁士成为德国最强大的邦国。

但是维也纳的悲剧是由于两种不同政治观点的斗争——民族主义国家对权力集团。无论是欧洲人还是奥地利人都不能责怪梅特涅坚决反对成立民族主义国家，因为他正确地预见到了一个世纪来的民族之间的斗争，特别是哈布斯堡皇室的崩溃。这两件事最终都发生了，虽然他成功地为一代人带来了和平，推迟了这两件事的发生时间。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当时只有一个可能性，即让参加莱茵联盟的德国亲王占有这个国家，或还给他们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在莱比锡战役后梅特涅建议拿破仑与他的敌人谈判，恢复法国的自然边界。这位皇帝一心希望获得新的胜利，直到错过了时机时，梅特涅才同意继续向西挺进，直捣巴黎。

但是，对这个结局十分恼火的施泰因男爵却获得了后人的同情。当时德国亲王支持拿破仑，发动反对德国的战争，他们依靠拿破仑实行了六年多的统治。按照施泰因的想法应该惩罚这些亲王。施泰因希望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人民帝国重新站起来，因为他热爱民众自由，对德国人的成熟给予过高的估计。确实，施泰因希望来一个第二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个英国式的由人民控制的帝国。施泰因的这一思想，要比1815年在波美拉尼亚一个庄园出生，帝国由他缔造的人的思想还要先进。而将普鲁士建成强大的德意志帝国，这是最先由魏玛提出，50年后又得到俾斯麦支持的另一个建议。阿恩特和他的朋友可能情愿看到弗兰西斯皇帝继续他的旧统治。不久以前，费希特曾经声称：“凡是没有参加这场战争的，不论是谁，都不能凭命令加入到这个国家中来！”但是这些理想主义者十分孤立，他们的呼声得不到响应。

施泰因及其帝国思想终于在这一斗争中屈服。这些变了节的莱茵地区的亲王几乎取回了一切他们在法国占领时期所占有的东西。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旧有的冲突又一次尖锐化了。这一切都与德国人民的意志有深刻的关系，当时他们尚不具备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内心充满感激心情的老百姓欢迎这些变节分子回到自己的家园，继续他们的统治。施泰因痛苦地说：“伟大的斗争将像滑稽戏一样的结束，如果这个斗争只是引起山岳党人与保皇党人一场新的内乱的话。”

梅特涅不再希望哈布斯堡占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因为这两块地方正在等待交易，但坚持要多瑙河流域的地区。他改变向西扩展的意图，而代之以向黑海发展。普鲁士在莱茵河和摩泽尔河流域扩大了地盘。重要的是，不仅领土面积扩大了，而且第一次同法国在大片土地上接壤，成为邻邦，这一地理位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国的命运掌握在普鲁士的手中了。所有的德国亲王都转向奥地利，因为他们逐渐害怕普鲁士。

10年以后，“德意志联邦”（1815—1816）取代了“德意志帝国”。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上，39个地位平等的亲王派代表出席会议。

然而，维也纳会议就其欧洲范围来说还是有后果的。德国人停止了自己打自己，甚至还取得了梅特涅称之为的欧洲平衡，确实在以后的半个世纪内，德国既未发生国内战争，也没有国外战争。建立了基督式的统一，开始时十分正式以《圣经》为基础，但以条约的形式建立了“神圣同盟”，三个胜利国“以同等的基督国家资格参加”，作为成员国，它的真正的主宰是上帝。这使人回想起“改革”时期为基督建立的烟雾缭绕的圣座。三个国家的统治者在全世界面前起誓，他们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老百姓。不久，大多数亲王都参加了“神圣同盟”，确实出现了一派欧洲统一的气象。

但是“同盟”是建立在绝对专制基础上的。它完全忽略了“革命”。俄国的广大群众还要沉睡一个世纪，但是像柏林、维也纳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称法兰克福的使者是执行暴君命令的反对人民的刽子手。拜伦说，三个蠢材希望三位一体凑成一个拿破仑。

是的，欧洲太平了，特别在击败了拿破仑的再次反扑之后，欧洲确实出现了持久和平。只有一件事情也从这个大陆消失了，这就是自由。

贝多芬和拿破仑——他们的关系——《英雄交响乐》的主人公——贝多芬受到邀请——自由和胜利——“拥抱吧，父老兄弟姐妹们！”

当这位地中海之子在他的遥远的大西洋小岛上奄奄一息地度过他的最后几年时，他最大的北欧日耳曼对手还得坐在维也纳数年时间，以完成他的使命。世界征服者拉丁人的刀剑给德国的命运带来了沉重的创伤，然而德国天才们却以非武装的翅膀翱翔和涌现在世界面前。

在他的同辈人中，只有贝多芬可以作为征服者同拿破仑并驾齐驱。歌德是位贤哲，但不是战士。当时充满世界的君王思想，如统治、胜利、荣誉等欲望，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充满在年轻人的头脑中，这些思想是受拿破仑的言行，也是受贝多芬的作品的鼓舞产生的。19世纪没有别人能比得上这两个人所散发出来的火一般的力量了。直到今天，没有任何精神力量能像贝多芬交响乐的最后乐章那样鼓舞人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了。

拿破仑征服维也纳后，当时市内正在上演贝多芬的新作品《第五交响乐》，一位军官在最后乐章的开始，跃立高呼：“皇帝在此！”这一偶然事件揭示了人们的内心感受，具有深刻的含义。说明上千颗心同时感受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把拿破仑同莫扎特、康德相比？也没人提到巴赫和莎士比亚？为什么没有别的军人，当代的或过去的，曾经鼓舞贝多芬为他奉献自己的一件作品？

拿破仑和贝多芬出生年月相距不远；他们的身材差不多，虽然根据贝多芬的朋友的描述，贝多芬显得更壮实。两个人都在差不多的年龄经历了大革命。年轻时，两个人都以新异教徒的气派狂饮，这对于基督世界来说，将受到坚决的抵制，也根本不考虑什么道德和什么完美的生活。“昨天”，年轻的贝多芬写道，“他们的没完没了的谈话弄得我好不伤心。见他们的鬼去吧！我才不要他们的道德呢。力量——这是区别于别人，使自己永占上风的人的道德；这也是我的道德。”还写道：“我将进入命运之关，它决不会使我低头。”有时他会像普罗米修斯般的对一个小提琴手咆哮，因为这个小提琴手说有些乐章无法演奏：“你以为我会相信你那把可怜的小提琴吗？我相信的是我自己。”拿破仑也常常是这样的。但只是只言片语，因为贝多芬过的是单独的创作生活。但是上百件作品可以证明它们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如果我们得到一个不知名者的全部作品，把它锁在箱子里，连最聪明的人也会对泰坦迷惑不解的。一个天才与另一个天才的亲缘关系，将使事情更为清楚。

波恩的贝多芬雕像

路德维希说：“在他的同辈人中，只有贝多芬可以作为征服者同拿破仑并驾齐驱。”当时充满世界的君王思想，如统治、胜利、荣誉等欲望，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充满在年轻人的头脑中，这些思想是受拿破仑的言行，也是受贝多芬的作品的鼓舞产生的。19世纪没有别人能比得上这两个人所散发出来的火一般的力量了。

确实，人们不应该去想拿破仑的国家大事，他的作战计划，而应该去看看他年轻时的情书，少数作战命令，以及在圣赫勒拿岛上的讲话；也不需要去摘引如泣如诉的柔板，《田园交响乐》和《春天奏鸣曲》中的诗情画意。每一个比较，就像两个交叉在一起的圆圈，只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如果取两个人性格中的这一可以说明问题的部分，人们也将会受到很多限制。贝多芬常常沉思忧郁，陷入困难的境地，拿破仑却没有同样的情绪。一个把自己的伤感诉之于不朽的旋律，另一个却以沉默来压制自己的情绪。世界和女人已经表明，皇帝与作曲家太不一样啦，贝多芬求爱和屈服，拿破仑却命令和攫取。两个人之间一定有着巨大的鸿沟，其中的一个牺牲上千人的性命，另一个却舍不得伤害已经变节的侄子的感情。

但是一次又一次地驱使贝多芬在他作品的结尾处，以火一般的意志追求胜利的愿望，使我们看到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理想和占领他思想主导地位的君王思想。否则他为什么要在他的交响乐和奏鸣曲里以崭新的形式重复追求达到胜利的高度，只是在他最后崩溃，到了他自己的圣赫勒拿岛后，才代之以悲哀的结尾？这个没有传统观念束缚，像皇帝一样专断的看问题的人，他的这种创作精神，使他远远超过或居于同样自信和不断追求的人之上。

这是1803年。征服者已经吞噬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大片土地，在很多战役中把他们打败。作为莱茵地区和维也纳人，他和其他居民一样经历了很多遭遇。那时他正在创作《第三交响乐》，他用铅笔在第一页上写道：“为拿破仑而作。”在第一次草稿上他写了两个名字：

波拿巴——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这并不是唯一的奉献给别人的作品。贝多芬曾为很多买了他的创作权或以别的方式资助他的亲王们创作过，也曾为崇拜他的朋友，或为他心爱的女人创作过。第一部奏鸣曲是奉献给贝多芬自认为是他的学生海顿的。普鲁士可怜的小国王也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第九交响乐》。但是贝多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奉献给一个他从来没有也不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的大人物，即使他最崇拜的歌德也如此；也没有为纪念韩德尔或巴哈写过什么东西，也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用大写和别人的名字写在一起。在这份乐稿上他这么做完全是认为这两个人具有同等的伟大意义。人们几乎可以想象出，在他那间狭小的房间里，他如何严肃地写下两个人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雄姿

因为他在拿破仑身上汲取了作品的养料。因为在这部作品里，他把这几年来的战争的恐慌精神化了，他早就聪明地预感到，当时还在继续发展的，过了很多年以后世人才称之为“主宰命运的人”的冒险家身上所具备的一些东西。《第二交响乐》和《第三交响乐》之间的巨大不同，表明战争本身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要比那个把当时的作家驱入仇恨或对他奉若神明的人轻微得多。的确，这是拿破仑，贝多芬在第一乐章坚定的三和弦里，把他推入世界主宰一切混乱，而在结尾的乐章里赋予他凯旋的胜利，但在中间又加进一段英雄的葬礼进行曲，因为他预知这个伟大人物的悲剧。最后他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当然是准备去付梓的，这一奉献可能只给他带来坏处，而绝非好事。因为在这部惊人的新颖作品里，他用音乐加以庆祝的胜利者，是他祖国的敌人，而且明显的他今后还要继续反对他的祖国。当时法国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正在攻击自己的领导人，情愿离开获得胜利的国家，而不向他效忠，这样的时刻，一个异族人，一个德国人却向征服者表示敬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译者注）也看到拿破仑天才的一面，但他还是离他而去了，而且遭到蹂躏的还不是他自己国家的人民。贝多芬，作为被征服国家人民的一分子，却迎面向这位新英雄走去。

然而，接着发生的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一年以后，当时这部草稿被锁在抽屉里，尚未付印，也没有被演奏，贝多芬的一个学生进门向他报告巴黎来的最新消息：拿破仑本人要登基做皇帝了。

“什么！”贝多芬喊道，“他难道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吗？”这个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现在他也将开始践踏人权，肆意妄为了！他希望居于万人之上，成为一个暴君！”说着，这个矮小的神奇人物走近堆着乱七八糟东西的桌子，拿起《第三交响乐》写着标题的那一页，撕得粉碎，把它扔在地上。

要是这条消息是关于这位征服者对贝多芬祖国的人民取得了又一次新的胜利该多好啊！可惜这纯粹是一条说明某个人的精神状态的消息。正是这一时刻，贝多芬显得比拿破仑高尚得多了，因为贝多芬热爱自由。他曾经一直注意和猎取当时确实存在的战争的英雄行为的一面，把他谱入光辉的《第三交响乐》和其他作品里面去。确实，他使战争改变了形象。

激动过去之后，贝多芬重新写了第一页，改名为《英雄交响乐》，并在下边用意大利文写道：“为纪念一个伟大人物而作。”在另外一页上他删去了拿破仑的名字。经过一些有趣的周折，这部作品最后贡献给了一个名叫劳勃科维茨的亲王，他购买了这部作品为期数年的演出权。

五年以后，这位皇帝作为征服者第二次来到维也纳，他计划要去出席一场贝多芬的钢琴音乐会，贝多芬将在晚会上独奏。但是拿破仑终因有事在身，没有出席。然而，就在同一天，一位司令部的热爱音乐的高级军官，来到贝多芬的寓所，邀请贝多芬到巴黎去。贝多芬当时所需要做的，只是跨上这位军官宽敞的旅行四轮大马车就行了。这个时候贝多芬的耳朵尚未完全失聪。他仔细听着，然后回答说，他对于法国人民能容忍一位皇帝一事感到很恼火。在这里，贝多芬敢于以伟大的自由扑动巨鹰的翅膀，翱翔于国家之上。但是稍停，贝多芬出于好奇，把话题又引回到邀请上来，显然，他是带着微笑说这番话的。几乎是十分温文尔雅地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拜访一下这位皇帝以表示我的尊敬吗？”“不需要，除非他邀请你去”，这位军官说道，他正在千方百计地骗取贝多芬去巴黎，不惜任何代价。但是贝多芬回驳说：“那你认为我会被邀请吗？”“当然啦！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位皇帝不太懂音乐”，这位军官回答说。关于他们的见面就这样结束，贝多芬继续留在维也纳。

但是他内心的骚动，使他始终想着人类世界，这种情绪不仅在上百份没有文字的音乐作品中有所反映，而且在以下三件事情上直接表现出来。

在决定写一部歌剧问题上，他的选择是典型的贝多芬式的。“莫扎特的有些作品，我不能把它谱成音乐；我想选的，必须是一些讲道德的，使人向上的东西。”他说道。因此他选了《菲岱里奥》，一部关于夫妻爱情，同时也是关于自由的赞歌。剧本采用高度现代化的形式，把一些政治犯都带上了舞台，他们齐声合唱，使戏剧在热烈追求自由的高潮中结束，几乎与此同时期的《第五交响乐》的结尾，也采用同一形式。最后的喇叭声，就在无辜的犯人将要被处死之前，宣告省长的来到，犯人得到了赦免。今天，当局经常受到劝告，不上演这部歌剧，因为这些音符能使被压迫的人民起来造反。但终有一天，终会在某个国家《菲岱里奥》将再次为那些失去了自由的人民重演。

不久，贝多芬在《庄严弥撒曲》中又为自己对世界的感情塑造了一幅新的象征性的图画。这部曲子的内容并不是关于令他十分神往的基督教教义的。在24小节的音乐中他匆匆忙忙把《第三章》的教义全部处理了，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对待德国历史上的战役一样，一笔带过。当时，离《英雄交响乐》完成已20年了，战争也结束了八年，作品又重新出现挑战的喇叭声，和就在恳求上帝赐予和平的段落出现军乐。当众生升天永生，高呼上帝“万能”时，天空真的豁然打开了，最后在“光荣，狄俄尼索斯”中一切基督思想和价值都停止了。作品在理想化中结束。

但在贝多芬临死前三年创作的最后一部杰作《第九交响乐》中，革命、战斗、胜利等内容又一次出现了。《第三交响乐》与《第八交响乐》的间隔时间只有八年，但离《第九交响乐》的完成和计划创作《第十交响乐》却相隔了12年，就像我们最外空的行星，以最大的距离运行，从遥远的前几部合唱跨越到最后一部。关于席勒的《欢乐颂》，则早在他青年时就想为它谱曲。

在该作品的最后乐章里，在表示两个哀求者的悲哀的柔板之后，混乱再次出现，铜鼓声点点，激起人们的愤怒，苍穹发出回响，大提琴率声挑战，愤怒的火焰再次燃起。但是世界上的危机唤醒了关在监狱里的犯人。难道他们是畜生？是奴隶？为挣脱镣铐而发出的咯咯声！乐器齐鸣发出革命的呼声。他们要求自由。但是光明与黑暗仍然在继续搏斗。在这里，音乐似乎在代表人的语言，在觉醒过来的人群中互相对话，他们要求解放，对抗的群众反抗无力！但是从谜一般的远处，轻轻飘来一股新的思想，然后突然一起开始哼出一曲歌。再一次重复暴力和毁灭，然后在似乎会说话的迷人乐器声中，响起了一个真的人的声音。

它的第一句话是：“噢！朋友！”第二句，反抗：“不是这些声音！”静止，暴政，人类解放的黎明，千军万马跟随着新普罗米修斯的挑战；人声合唱湮没命运的铿锵声。一支巨大的游行队伍，随着三角铁的清晰的叮当声逐渐接近。“英雄，去争取胜利！”他听到了听不见的铜鼓声，交战声，预示着残暴命运的来临，他与人类共呼吸。此时合唱声渐渐消失静止，只有男低音继续鼓动，然后先是男声，继而女声随着喇叭一起大声合唱，勇敢地要求人类和睦相处：“拥抱吧，父老兄弟姐妹们！”所有的群众相随而起，去创造他们新的博爱的世界，赞扬高高在上的人类的主宰。此时，男女声四重唱逐渐突出于浩浩荡荡的合唱声，重复《欢乐颂》曲调，随之起伏。但是群众似乎要大声呼喊，因为在四重唱当间，有时插入一些突出的女声，随后开始了显示极大欢乐的乐声，伴随着优美的，沐浴在绚丽阳光下的小鸟啾鸣声，群众尽情地欢舞迎接解放，上帝和人类之间的栏栅在古罗马式的狂欢酒宴中打开了。

这是拿破仑被他伟大的同时代人征服的纪实，也是日耳曼伟大的天才向人类的贡献。也许今后它将成为全人类的赞歌。

歌德与贝多芬——两者均崇拜拿破仑

拿破仑和贝多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这就是歌德，他对他们两个人都了解。这两个德国人彼此深刻地了解对方的工作。1812年在波希米亚的特普利采温泉，歌德在仲夏之夜，访问当时尚比他年轻20岁，但两耳基本上已失聪的贝多芬，在摇曳的烛光中静静地聆听贝多芬弹奏钢琴。这样的夜晚在德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比这两个更伟大的天才，面对面地相聚在一起。在他们这一对面前，路德和查理五世，伊拉斯谟和荷尔拜因，歌德和席勒的相识，都大为逊色。歌德本人对音乐的深刻感受，在他对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印象中已充分流露，现在他看到了在他面前的那个出现在《哀格蒙特》中的那个人，这个人的梦想是把《浮士德》谱成音乐。他们彼此从对方个人身上获得激动人心的感情，是德国人中最使人喜爱的品质。

维也纳市中心的贝多芬广场的贝多芬像

贝多芬和歌德的作品因充分反映了人性而得到了提高。《菲岱里奥》和《浮士德》都以歌颂自由结尾。19世纪开始，德国在异族的统治下，它的两个最伟大的儿子既是自己祖国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他们超然于群众运动之外。

德国人很少知道他们的相遇。在这方面知道得最多的莫过于那位神经过敏的女人所写的东西了。由贝蒂娜·冯·阿尔尼姆所叙述的，关于这两个人与奥地利皇室交友的故事为德国人对歌德的认识，提供了非常错误的材料，因为它只取材于这个女人的一封信，而这封信早已为她的其他虚构材料所否定了。

在他们罕见的相逢时刻，思想和人性似乎在德国天才身上混合在一起了；我们已经无能也不愿记起一切坏事情了。虽然他们两人都是从德国的人性之海的高空中飞越过来的，也一定会回到为自己的作品提供了非常多养料的北方彼岸去，而且这些作品也没有准备为非德国的听众暴露自己，然而歌德，虽然只有部分的，贝多芬却完全的属于人类世界的财富。

歌德、贝多芬作品中关于德国的实质部分，只能遥远的同但丁、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民族主义部分相比较。而且不管哪一边都无法给予明确的解释。如果我们牢牢记住，他们作品中的民族主义色彩要大大弱于关于人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即作为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无论歌德还是贝多芬都认为，赞扬和胜利只有经过斗争和忧愁后才能取得。在他们的作品中，一个常用“富于表情的”，另一个则常用“不断的追求”等字样，来驱使自己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但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如但丁在他的思想和他的爱中所描写的那样的世界结构的实体，他们所经历的，是经过长期的战役，上百次的失败才获得成功的世界。

但是歌德和贝多芬也不同于北欧的莎士比亚，后者在同样的斗争和命运的翻滚摔打中，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前者却以自己的热情，殷切地追求和谐。他们狂热地希望不发生悲剧，这几乎在他们所有作品的结尾部分，都以完美告终，这两个着了迷的人，也因同样的原因，几乎都以浮士德的性格开始他们的创作。

拿破仑的出现，几乎给歌德和贝多芬带来了同样的冲击。诚然，歌德没有撕毁奉献给拿破仑的作品，因为他没有写。但他内心对这位皇帝的执著的爱慕，大大抵消了这位将军当时不仅征服了他的德意志祖国，而且也征服了不过由于侥幸，才免于毁灭的萨克森公国。确实，歌德有一次落入法国士兵之手，几乎丧命，只是由于他妻子的救援，才幸免于难，但他对拿破仑还是爱慕的。

1808年，他们两人在埃尔福特相会。这次会见对他们两人具有同样的精神意义，尤其对拿破仑来说更是如此。当歌德悄悄地进门出现在拿破仑面前时，拿破仑几乎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一个真正的人！”拿破仑还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谈话的方式和过程完全表明拿破仑视歌德为伟人。德国人还没有如此的引起过他的注意，在巴黎也没有。确实，歌德此时已处于完全成熟阶段，而拿破仑也感到了充分的满足。

歌德的举止要比拿破仑自如得多。这位征服者对人十分了解，歌德一进来，他就立即感觉到，来者不凡，后来也证明他的感觉是正确的。当歌德在谈话中三次顶撞他后，拿破仑既难堪又钦佩，已有十多年没有受到别人的抢白了。即使皇帝亲自邀请他，也不能诱使歌德到巴黎去。这里我们看到了如此发人深思的事实，两个伟大的德国人，都是自己祖国的批评者，又都钦佩拿破仑，却都拒绝了邀请自己去巴黎的奉承。他们的拒绝，反映了他们热爱自由和大无畏的勇气，大大超过了其他德国人的摇摆不定。

歌德对德国的自由运动一直持超然敬而远之的态度，的确，他对它们不感兴趣。“每个运动都是一次上升吗”？他问道。“难道只不过是走了岔路的人，也起来了吗？……不断挣扎吧——这个人对你来说太强大了！”

在异族入侵统治他所在的公国时期，他以消极的态度来忍受这一切；当形势变得更为恶劣时，他开始研究中国地质学，后来又潜心于阿拉伯诗歌。当克纳尔、阿恩特为德国的自由而创作歌曲时，歌德却为美酒和爱情作诗，虽然形式上这些诗歌符合阿拉伯习惯，但却可能是最佳的德国作品。

然而歌德和贝多芬的作品也因充分反映了人性而得到了提高。《菲岱里奥》和《浮士德》都以歌颂自由结尾。19世纪开始，德国在异族的统治下，它的两个最伟大的儿子既是自己祖国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他们超然于群众运动之外。

如果德国在19世纪远离他们自己祖国缔造的光明前途，而落入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阴影中去的话，这将是不符合歌德和贝多芬的思想和精神的。

辫子又回来了——解散——“禁止！”——七位勇敢的教授——发明者的出现——第一次统一

辉煌胜利后不久，德国马上出现了阴影。所有由施泰因和通过施泰因由普鲁士国王为动员老百姓救援祖国而许下的诺言，在拿破仑被打败后，都被国王歪曲或否认了。但是由于这些老百姓都是德国人，因此在大约长达三十年之内，他们没有想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起来推翻压迫和奴役。农民、市民、学生面对国王、贵族一个接一个的破坏或撕毁把他们引向战争的诺言，毫无反抗，忍而受之。在巴黎所有贵族阶级的特权在一个8月的一夜之间全部得到了废除，但在普鲁士却还需要两代人的时间，1792年老战士的儿孙们直到1867年才获得真正的独立。手工匠们的生活更为恶劣。在小小的车间里，师父的人数多于工人两倍，他们的手艺得不到发挥，然而他们听到英国的工人已经使用新的机器纺纱织布了。1850年德国东部还不知道纺织机，当英国人把用这些机器织出来的布，拿到莱比锡展览会上展览时，萨克森的家庭作坊工人还在忍受饥饿，以土豆和莴苣充饥。

在莱茵河的那一边，经历过大革命的法国第三阶级早已获得了解放，纺纱机也早已得到了使用。经历过新运动的德国南部，在国外作过战享受到过自由的公民，在国内也有较多的自由。凡有作为胜利者归来的大学生的地方，就有人起来争取政治权利；耶拿自由军团的老战士组织了一个名为“小伙子协会”的新式学生团体，随后出现了大量类似组织。黑红黄三色国旗也是在那个时候设计出来并在德国上空飘扬的。由于统治当局拒绝兑现他们的诺言，这些要求可能只有通过造反才能实现，可惜并没有发生造反。

相反，德意志联邦议会采取了一些落后于时代的措施。它类似我们衰退年代的国民议会，把精力主要花在会议上。一旦遇到严重的挑战，首先想到如何躲在强大的军力后面保护自己。它甚至不能为普通的德国公民提供防卫，它甚至没有统一的军备。法兰克福被称为德国政策的“分歧点”。各个亲王派往联邦议会的使节，在《和平与正义》塑像面前，个个俊雅秀逸，可是实际上他们彼此钩心斗角，恨不得把对方的眼睛挖出来。

在他们的领导下，约瑟夫皇帝的改革被抛置一边。被关闭的修道院重新开放；还成立了新的修道院；与罗马教皇签订的关于宗教的契约重新有效；经过半个世纪以后，“耶稣教秩序”重新建立。甚至似乎早已被束之高阁的旧头衔又再次启用；黑森卡塞尔的统治者让他的士兵重新戴上假辫子。

普鲁士容克地主害怕春天的气息吹进他们营房，立刻关上大铁门。普鲁士国王曾经答应选举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现在他把最残暴的贵族找来做警察局长。施泰因非常生气地在他的城堡内写道：“没有人会对普鲁士的毁灭感到遗憾；它的消亡将被认为是幸运，这个曾野心勃勃震撼整个欧洲的政权，它对自己或对欧洲国家联盟都没有实行自己的义务。”

路德烧毁《教皇训令》三百年后，“小伙子协会”在瓦尔特堡举行了一个晚会，烧毁了黑森州的假辫子和士兵俱乐部。这被认为是相当可怕的革命行动。一件政治性的暗杀，更使事件火上加油。这两个事件使梅特涅找到了借口，在1819年优美的水乡城市卡尔斯巴特的大会上，终于决定颁发今天专制政权十分流行的《卡尔斯巴特敕令》。

其后果是，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突然活跃起来了。任何发表过民族自信言论的人都被认为是阴谋家；新闻出版和大学都被受到监视；优秀的德国知识分子被侮辱、抄家，或被解雇，诗歌只准写有点希腊和波兰人民追求自由的内容。

这里有两个关于柏林书报检查的例子。1828年，某人写道，柏林的《知识报》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份广告性的刊物罢了，检查官却批道：“既然这份杂志的命名来自1727皇室，这种诽谤就不能被允许的。”1826年国王给他的大臣下达了一个命令，直接反对《伏西斯日报》，因为它“描写了某地方协会为私人顾问歌德及黑格尔教授的生日庆祝活动，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讲话，其内容不能不被认为是竭尽全力地为君主登上宝座而欢呼。”这份命令是由弗里德里希·威廉用花体字签署的。

几乎同时（1830年7月）法国人民再次起来反对由外国扶植起来的皇室。波旁王朝被赶下了宝座，他们的一个亲戚，作为“资产阶级”国王被捧上了台。里昂的丝织工人起来反对，然而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继续沉默——这种沉默继续了很长的时期。不久在英国，工人的不满和敌对态度促使当局实行了选举制度很重要的改革。这两个国家的革命都是由工人发起的，虽然中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也站在工人一边。从此开展了三年劳工斗争，而工人阶级实际上还只有一百年历史。在这两个非德意志民族的国家里，知识分子中的精华也与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拉克洛瓦发表了他的不朽的“七月革命”画册。为自由而奋斗的浪潮再次席卷全世界。比利时也争得了自由，波兰人民觉醒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群众运动也正在酝酿中。

只有德国仍然保持平静，分散的小股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暴君仍在统治一切。所有的政治组织遭到严格禁止，“自由之树”，甚至黑红黄三色旗都不准悬挂。参加过“小伙子协会”的成员不准当医生或律师。39名大学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30年有期徒刑。建议过制定帝国宪法的教授们被投入监狱。这些事情就发生在纳粹上台前的一百年，当时实行的几乎与纳粹一样的制度，只是没有领头的刽子手。

只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思想的尊严觉醒了，其代表就是七名教授。实际上他们只是这部分人中的代表，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尚不为人知。但是他们却是真正的人。

1837年，汉诺威的维多利亚成为英国女王，她把汉诺威留给上了年纪的伯父，这个人武断地废除这个国家实际上内容很贫乏的新宪法。对于这位国王，英国的报纸曾写道，他干尽了一切坏事，只做了一件好事，即自杀。此时，汉诺威的文官都要求作出新的誓言，七名戈丁根教授——达尔曼、葛维努斯、埃瓦尔特、魏伯、阿尔勃莱希特以及格林兄弟宣称，如果要在学生面前，真正保持为人师表的尊严的话，他们不能轻易地从一个誓言改变为另一个誓言。他们马上被撤了职，其中三人还被命令三天内离开这个国家。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普鲁士，因为这位卑劣的汉诺威国王是强大的普鲁士国王的姻兄，他带的口信说，“老百姓以自己有限知识来干涉国家领导人的行动，这是极不合适的”。然而真正的蠢人是国王，格林则是伟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英法两国人民早已经自己管理自己的年代，这只有在德国才有这种可能。确实，虽然半个德国都在大声赞扬“戈丁根七杰”，然而他们依然遭到了迫害。

由于人民的意志尚未达到敢于激动自己采取行动的程度，因此他们就把自己的感情发泄到音乐和言论中去，德国人典型的时髦做法是用歌曲来表达政治愿望。就在这时出现了第一批政治歌曲，其中最流行的是《守卫在莱茵河上》及《德意志高于一切》。前者曾被谱入音乐27次，后者来自海顿的《皇帝赞歌》，确实，这个曲子的弦乐四重奏要比大合唱更为精彩。在素有“诗人之邦”称呼的国家中，两首国歌却被如此拙劣地改写成诗，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了统治阶级同知识分子的分裂。这个从来不敢推翻一个暴君和打死一个警察的国家，却在障碍重重的年代，用一半的时间花于大合唱，这样的人民实属罕见。

19世纪30年代，德国曾试图获得重大的统一。但无论是坚决主张为此进行斗争的亲王，还是其他重要人物都没有获得成功，讲究实际的德国人民却在这个时期发明了印刷术和炸药。那种在中世纪表现为浪漫主义希望征服世界和急切地向意大利挺进的扩张欲望，19世纪以后，变得比较实际了，而到了20世纪，这种欲望已大大超过原来的范围了。因此绝非偶然，欧洲大陆的第一条铁路首先出现在德国；通信领域的很多重大发明由德国创造发明。德国人性格中的最美好一点，是永远把幻想和精力结合在一起。因而他们现在找到了最好的满足自己好奇心和愿望的途径，同时也积累自己的财富。德国人比任何其他欧洲人更快地受到蒸汽机和电气的鼓舞，并且行动起来。

1835年，第一条铁路开始在德国“赛跑”起来，就像当时人们所形容的那样，从纽伦堡到菲尔特五英里路程只需15分钟，德国人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活动领域。几世纪以来养成的服从性和正确性的士兵气质，为德国出现工艺精湛的工人队伍做了准备。而且由于他们过去长期受压迫和惯于忍受苦难而无怨言，因此他们现在不仅工作努力，而且工资还比别的国家低。

从此演变开始了，从今天德国战争的高质量装备中我们看到了它的后果。如果需要的话，这个国家的人民还能经受得住挨饿。

从个体工业中发展起来的能干的市民阶层，与当时的“汉萨同盟”一样，也发出了他们的光彩。西里西亚的波尔泽西和弗里兰德修建铁路和开采煤矿。铁匠师傅克虏伯在1847年第一次用铸钢造出了前镗枪炮，二十年后他已经雇佣了上千名工人。这个时期贵族政府也大大落后于目光远大的公民。巴伐利亚卫生部长居然起来反对铁路，他坚持说，高速运动会引起旅客和周围居民的严重的脑病。普鲁士国王拒绝批准修建从柏林到波茨坦的铁路，武断地说，没有需要。

这个时期德国知识界有很多杰出的重要发明，虽然他们并没有使这些发明具体物质化。早在1809年慕尼黑科学家舒墨林就曾利用电流传送信号。1833年戈丁根科学家高斯和魏伯第一次发明了磁针电报机，从他们的观察站向实验室发送信号。1842年罗伯特·马耶和海尔姆霍尔茨发现了能源保存规律。1861年菲律晋·莱依斯发明了电话的前身。1886年海恩里奇·赫尔茨关于电波理论的研究，为今天的无线电报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改变了外部世界面貌的发明，当时在德国还只是停留在书本，实验室或小规模的模型阶段。可是别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却将它们投入实际生产应用。

所有这一切都与这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分散有极大的关系，在那里，政府与各阶层人民隔离，彼此不了解，不信任，而且习惯于分散为各个专门行业。德国科学家和商人还是在一个世纪以后，才携起手来，当时科学家看不起商人唯利是图，商人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书呆子气。在巨大的金字塔式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下，容克地主和普通市民根本生活在两个圈子里，知识分子和从事实际操作的工人的生活也彼此脱离。1895年科学家第一次把他的发明——阿斯匹林卖给一家化学工厂，结果他受到了他所在的布列斯劳大学精神上的迫害。

蒸汽发动机和机器使德国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关税同盟”（1833）至少在它的地区拥有3000万居民，别的大国其实早就这么做了。在德国三四个地区蕴藏着大量的煤和铁，现在已被开采出来来回运行，南部和东部也像西部一样开始工业化了。仅普鲁士就有数十个属于别的小公国的飞地，现在可以减少67个关卡。物价迅速统一了。过路费取消了。货币、度量衡开始得到了统一。这一切使长期以来制造德国不统一的英国和法国感到大大的烦恼，他们非常害怕德国的统一。

海涅——费尔巴哈——德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马克思出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随着一代文豪歌德的溘然长逝，德国天才称雄的地位终于拱手让给法国。在美术界，德国天才早已被他人超越达三百年之久。与此同时，德国的诗歌和哲学已经开始落后于其他国家。过去，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始终独执牛耳。只有德国的音乐，甚至直到19世纪，还处于巅峰状态，可能只有三位外国音乐家的水平可与之相匹敌。在歌德之前，贝多芬、舒伯特、韦伯和黑格尔已相继逝世，这些德国的明星冉冉升起，悄悄陨落，此落彼起，相互衔接，协调一致。同样，继承德国精神新文明的天才也接踵而来——舒曼、门德尔松、瓦格纳、俾斯麦和马克思。

《罗累莱》的传说

没有人可以像诗人海涅那样，用自己的诗歌，搅动德国人的心弦。《罗累莱》，这首最受人欢迎的德国诗，正是海涅创作的。

所有在1830年到1850年之间诞生的诗人和思想家，大都受到政治的鼓励，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唯一的例外是伟大的叔本华。这位哲学家没有时间界限，也没有国界，他可以是希腊人，也可以是英国人。当时有位名为沙米索的法国诗人，欲成为普鲁士军官，他创作了第一首具有社会内容的诗歌。而弗赖利格拉特，这位诗人则第一次以杂乱无章的梦境，抒发了革命的激情，后来又是这位诗人引导一位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写诗，将自己比喻为在船舱下劳动的机械师，驾驭着驶向社会的航船。而黑尔韦格则像狂想的人，遨游德国，被流放出国，回国后谱写了无数歌曲，迎接革命的到来。还有格拉勃，一个被判处徒刑的海外侨民的酗酒儿子；英姆尔曼，一位贵族军官，他们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革新了德国的戏剧和文艺创作。海涅和伯尔纳，这两个人都侨居法国，善于用诙谐的手法，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同时这两个人又是死对头，相互猛烈攻讦。京特·普拉顿，是德国屈指可数的二三个出身贵族阶层又能成为诗人中的一个。他因为痛恨德国的不自由而逃亡意大利。在他流亡意大利期间写下了非常美好的诗句，他的诗几乎都用意大利文，否则难以打动非德国人的心坎。

没有人可以像诗人海涅那样，用自己的诗歌，搅动德国人的心弦。这样的诗充其量也不过只有五六首而已。《罗累莱》，这首最受人欢迎的德国诗，是海涅，一位犹太人写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出身微贱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微小的，这个国家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可以产生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罗累莱》决不是由于它的音乐而脍炙人口，它的旋律苍白无力，并且出于无名之辈。这首诗描绘一位引起德国人梦幻的山林水泽仙女。德国人沉醉在幻想之中，无辜的男人受到神秘女性的诱惑——所有这一切都源出于莱茵河，这是德国神话传说风靡一时又归之于消失的地方。正是这位诗人，以他德国犹太人的性格，怀着对祖国既热爱又批判的复杂心情，写下无数的诗歌和散文，激动了德国的心灵。这位诗人早已预感到今天的一切，为了说明这一点，本书摘录海涅1838年发表的《德国》一文中的下述片段：

基督教可以削弱，但不能扼杀条顿武士的残暴精神。总有一天，这种用以约束条顿武士的基督教教义会不起作用。处于原始状态的残暴武力精神将再度兴起，北欧日耳曼人诗歌一再颂扬的残酷无情的个性将受人崇拜。基督教教义的信条彻底崩溃的日子行将到来。

随后，湮没在碎石乱瓦之中的古代上帝石雕，抹去数千年来落在他眼睛上的尘埃，重新又被树立起来。而雷神骤然抡起巨锤将哥特式大教堂击为齑粉……当你听到隆隆的雷声，撞击的巨声，可要当心你邻居的孩子，你们法兰西人，不要出来干预，德国人是在自己家里摧毁大教堂……而有一天，当你听到世界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轰然一声时，你就会知道，德国的雷神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这隆隆的雷声震得空中的飞鹰坠地而亡，非洲偏僻沙漠上的狮子将会夹起尾巴，畏缩地溜进皇家的密林中去。法国大革命与德国展现的这幅壮观相比，不过是一首无伤大雅的田园诗。摆脱了束缚的德国要比整个神圣同盟加上克罗地亚和哥萨克更令人震惊……你将会发见，这种残暴的精神一旦感染了人们，就会有种种哲理说明它是合乎情理的。

海涅实际上并未参与政治活动，他喜爱的是美学。他的著作和他朋友的一样在德国不仅受到压制，而且在他们尚未下笔之前就受到诅咒。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竭尽精力，通过对非政治性问题的阐述，体现时代的战斗精神。

当时，德国历史学家会议被称之为德国人民知识分子的议会，是先进分子聚会交流思想，探讨问题的场所。年迈的巴隆·冯·施泰因为了忘却自己失望心情，正在编纂一部卷帙浩繁的德国史。尼布尔、里特尔、施里曼，伟大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使德国扬名海外。伦克在80岁高龄之际开始撰写震惊世界的巨著《世界史》。马姆生概述古代朝觐罗马实况，为意大利人提供了一部他们的历史，据说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德国人感激的心情。与此同时，这些历史学家又彼此攻讦。没有一个有地位的德国历史学家不受到具有同等地位的本国历史学家的谴责，攻击对方的作品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利用伪造材料。

德国的书籍和刊物的产量——也就是说，德国智慧的结晶——总是在德国国家权力衰微破落时激增，而在权力日益兴起时就下降。1805年，在拿破仑压制之下的德国出版了4081部书，而1813年，从拿破仑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那一年，仅出版了2233部书。此后，整个国家不断分裂，知识分子的生活持续动荡不安，直到1843年出版的书籍不下13664部。1872年，德国取得巨大胜利，实现了统一，是年书籍出版下降到11177部。即使如此，德国也始终是书籍出版纪录保持者。德国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和诗歌，其描绘和塑造的形象，远远胜过这个国家在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德国历史值得引以为荣的也正在此。

波恩大学校景

马克思与海涅曾就读于波恩大学，波恩大学因马克思和海涅而闻名。

1842年，亚历山大·冯·洪堡摘引汉诺威国王讲过的一段话，足以反映出在德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德国的王公贵族的水平是多么的低下。洪堡摘的是：昨天国王在进餐时又一次对四十多位来宾说，“教授、妓女、舞女，只要有钱，到处可以买到。只要给他们几个钱，他们就会随你到任何地方去”。

也就在这个时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详尽阐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号召人们要重视开拓殖民地。因而在100年以前，（如果以2006年为起点，应该是160年以前。——编者注）即1841年，普鲁士驻伦敦大使布森想方设法使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落入德国人之手。当时，大批德国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离开了德国。他们甚至还创建一个由绅士组成的组织，企图将还处于独立状态的得克萨斯州成为德国移民区。

与此同时，非世袭阶级的动乱在整个欧洲蔓延。在德国甚至爆发了一场公开的动乱。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发起了一场无计划，无领导的反抗运动。当时机器开始被大规模推广，手工艺工人走投无路，德国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既没有采取调节矛盾的措施，也没有保护被剥削阶级的宪法。从瑞士到法国，到处都规定严禁结社，而德国秘密会社正在酝酿一场起义。此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已被禁止，而到处流亡的人士却越过边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1820—1895）是一对密切合作的朋友。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更为出类拔萃而自愿退居幕后。就恩格斯而言，他决不是马克思的资助人，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挚友。

马克思在工作

这幅19世纪创作的作品展现了卡尔·马克思（1818—1883）在书房里工作的情景。

迅速成为领导人的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他是特里尔一个法律顾问的儿子，在柏林大学读书，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正是这个人奠定了和黑格尔论战的基础，如今这场论战依然在俄国进行。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个人是德国性格的新象征，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共产主义学说创建于德国，广泛流传于国外。马克思时年25岁，就已一针见血地抓住了德国人的弱点，他写道：“德国人蒙受的压迫一定会由于认识到这一点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同样德国人受到的屈辱也一定会因它的公开宣传而更加感到羞辱。在政治上，德国人只想到别人做了些什么。德国是他们的理论良知。德国人思想上的抽象和傲慢，始终与他们对现实的片面性一致，德国人是如此的尊重思想、主义，以至于不敢将它们付诸实现。”

马克思26岁时被迫出任《莱茵报》编辑。尔后又逃亡巴黎和布鲁塞尔，最后在英国侨居。这位来自莱茵地区的德国犹太人在伦敦撰写的著作颇受俄国的重视。在他出生整整一个世纪以后，莫斯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画像。

德国历史上有五对密切合作的朋友：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胡登和济金根、歌德和席勒、洪堡兄弟，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们一样，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共同合作，亲密无间。

不过在这一合作中，也有令人惊讶的史实。在这两位才智过人的作家、科学家和战士中，有一个为了使另一个更为出类拔萃而自愿退居幕后的人——就恩格斯而言，他决不是马克思的资助人，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挚友，正如维也纳伯爵总是喜爱和伟大的作曲家交朋结友一样。恩格斯是位学者，善于自我克制，他不放弃经商，只是为了维持他朋友和他朋友一家的生活。恩格斯并不是只能为师傅添砖加瓦的小工，而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替代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撰写文章的朋友，事实上他是一位更好的作者。在党内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即使恩格斯从不给他朋友一分钱，他的贡献也是无可比拟的。这种性格是德国人的长处，实为德国人民儿子具有的优秀品质。

马克思长期侨居国外，处境悲惨，厄运频频袭来，入不敷出，仍然始终坚定不移地生活下去。他怀疑俾斯麦暗中监视他，在伦敦甚至连电话也不打。他和他的伟大妻子，五十年来如一日，鼓起勇气，忍受一切时而变化的少有的苦难生活，专心一致地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他的身体并不魁梧，不过他的举止，他像狮子般的脑袋，他的自信，他大声疾呼阐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到处博得人们的尊敬。他的这一切要比撰写的书籍更有权威。但是在当时，包括马克思周围的人，也只有少数人理解他。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和马克思一样，生于莱茵地区，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子。他受教育时无忧无虑，并没有什么自身的需要驱使他起来反抗。恩格斯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将商业搁置在一旁。他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信徒，早年就在父亲的曼彻斯特工厂中了解到了工人的状况。他曾经警告要重视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认为唯一解决途径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恩格斯以他富有的想象力和经验，给予他朋友马克思以巨大的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关系正如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是先知，后者是思想家。1848年，他们两人用了几天时间，共同起草了一份纲领性文件。三年之后，他们在伦敦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联盟，以秘密活动取代公开的宣传。1848年2月，他们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至今仍是共产主义者的教条指导方针，或至少是一份鼓动性文件。

正当第一批工人在伦敦进入议会的时候，巴黎的工人摒弃了他们的市民国王，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欧洲出现的危机几乎和60年前危机一样严重。这一次又是法国，50年内第三次在世界上高擎火炬前进。德国革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在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和德国人中间，在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鲁提尼人之间，在匈牙利的匈牙利人和索布人之间引起了巨大反响。

而现在，甚至德国人也开始觉醒了。

1848年革命——梅特涅事件——萝拉·梦德茨的介入——路德维希二世的废黜——脱下帽子

历代的王储总是沉湎于幻想，一旦自己登基，往往一事无成，正如恋人结为夫妻总是要失望一样——这些王储们在德国受到特别的爱戴。他们传统上一向受到当君主的父亲的统治压迫，必然和自己的臣民有着同样的感受。腓特烈·威廉五世似乎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王储。特别是他风度翩翩，温柔文雅，情趣横溢，善于诙谐，更是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皇室人物。而他关于成立制宪政府的先进观点，更是深受这个国家贤达人士的支持。时代在前进，欧洲正在为世界树立榜样。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德国希望取得独立，希望在普鲁士领导下，在这个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中出现一个开明的统治者。腓特烈·威廉讲话的声调虽则过于激动，但仍不失为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他发表讲话时，人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他情绪很好时，确实非常机智，讨人喜爱。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富有想象力。但他往往许愿得多，而兑现得少。他经常失去控制力，集中不了思想。

在这位一切行动都得靠自己的统治者身上，体现了德国人的精力旺盛，又富有浪漫主义的特点。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有时证明是很不幸的，给德国人带来内在的不安全感，促使其干蠢事。威廉五世具有德国人那种善于自我剖析的性格，对自己的弱点是知道的。他以漫画的手法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傻瓜，一个秃头，这恰好反映出他介乎忧郁不乐又玩世不恭的矛盾性格。

在这位国王身上有着德国人通常具有的正义感和浪漫主义激情，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往往是事与愿违。强大的普鲁士，统一的德国，上帝赐予的专制政治和普遍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蒙上了一层中世纪色彩。

多年来这位浪漫的国王拒绝兑现他的诺言，这个诺言甚至他的父亲在25年前就应该实现的。只是由于一次财政危机，才驱使这位国王在1847年成立了一个类似议会的代表机构，因据说罗希德提出，如果没有议会机构的签字，他就拒绝继续借款。柏林人幽默地称这个机构为“专制主义的借款院”。但是代表还是白签了这个字，因为国王又提出了一个新花招。他认为“没有任何一张写了字的纸，能干预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间的事”，就根据这一点，他拒绝任何宪法草案。议会开会时，他提醒代表，他们“只能提出请求，而不能发表意见”。这个金科玉律确实概括了德国的全部历史。

路德维希一世雕像

路德维希二世肖像

路德维希二世（king ludwig 2 of bavaria，1845—1886）喜欢艺术，尤其热爱音乐和戏剧，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如同童话故事中的王子一样。但他不擅理朝政，最后导致被废黜。

1848年3月，人民起义，掀起一场暴风雨。这次德国人确实是奋起了。

然而，德国人民的要求和法国人民的要求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而且行动也比法国革命晚了一个世纪。巴黎人将整个资产阶级政权，包括市民拥戴的国王一扫而光，而德国人孜孜以求的却恰恰是法国人要打倒的那种资产阶级政权。时间当时早已是1848年，他们却犹如置身于1789年。这好比在一座遥远草原上的农村正开始采用煤气灯，而城市已经用了电灯。除了南德在很短一段时间以外，整个德国要求建立共和制的并不是广大的群众，而是为数不多的思想家。相反，最初只是程度不同地进行温和的请愿或抗议，要求国王将财富分给农民，广开言路，保证公民在国王领导下参与国事。在开始的时候，散发的传单和讲话，语调温和，没有恶意。他们指出，美国总统的薪水要比许多国王用于一次寻欢作乐的短途游览费用少得多，或指出一方面是盛大的朝臣葬礼，另一方面则是凄凉哀伤的织工丧事之间的差别。

早在三百年前，德国南部的巴登和施瓦本农民先辈就已提出过几乎是同样的要求。现在他们只是没收少量庄园，焚烧赎罪券，同时又为国王和君主们的长寿健康祝酒。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流血事件。统治君主召请自由派大臣出来主持国事。即使这场革命是这样的温和，也仍引起封建领主的惊慌，他们迅速地恢复审查制度，打出过去禁用的旗号。也许这些旗号本来就藏之于密室之内，以备紧急之用。

从巴黎吹到德国来的不是暴风骤雨，而是阵阵春风。当黑尔维格宣布他有意要集合800名侨居法国的德国人，作为士兵派回国内作战时，引起了举国上下的震动。李卜克内西，当时年方22岁，参加了战斗。而马克思，他和李卜克内西一样，曾亲身目睹过巴黎革命，对德国这一类浪漫主义的胡闹举动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维也纳的镇压远比德国严重，因而它的风暴要激烈得多。群众要求75岁的梅特涅下台。他12年来充当优柔寡断专制国王的大臣，一向飞扬跋扈，独裁专制。尽管如此，哈布斯堡皇朝却仍受欢迎，没有人要求改为共和制。正当皇家卫队和正在组建的国民卫队展开巷战时，战栗不已的各公国君主聚集在年迈的梅特涅周围，哀求他及早下台。梅特涅在治理国家近四十年后，带着年轻的第三位夫人，筹措了旅费，隐名换姓，仓皇逃往伦敦。

哈布斯堡逃往因斯布鲁克，不久即被劝说归来。这位优柔寡断的国王被罢黜，他垮台后由他侄子，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取而代之。数百年来，容克地主和伯爵们享受国王给予他们的特权，而现在不论在维也纳或是其他的地方，却无一人出来保护这些国王。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1825—1848年在位）作为一位自由派国王开始贯彻让步非常有限的宪法。这一宪法是过去通过的，不过严格地说从未付诸实施。巴伐利亚首府，比较现代化的慕尼黑以它的城市建筑的宏伟，素有“德国的佛罗伦萨”之称，它就是由路德维希一世亲手缔造的。这位国王交友广阔，对画家、诗人和音乐家总是慷慨解囊相助。他还藏有当时聚集在他周围的窈窕美女肖像画。他的这些活动，换得了人们对他诗作的赞扬。他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能跻身于杰出的学者行列之中。也正是出于这同一目的，他将慕尼黑建成大学城。“七月革命”后，他惊慌失措，在基督教会影响下，向天主教耶稣会信徒作出让步，转而走向反动，压制新闻自由。

就在此时，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能发挥情妇作用和影响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萝拉·梦德茨，在她身上爱尔兰和西班牙血统各占一半。她成长在英属印度，与其说她是个舞蹈演员，更不如说她是个冒险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次世界旅游中她来到了慕尼黑。这时已年近五十的路德维希热恋上了她。萝拉试图唤起这位国王对自由派的兴趣，因为她看到，这位国王确实想做一些比他已经做到的更好的事情。所有的年轻人都醉心于她。不过，正当她的政治影响日益增长时，风向骤变。大臣们将她攻击得一钱不值，传教士暗中诋毁她。殷实的市民抱怨路德维希在艺术和科学上挥霍巨资，认为这些纯属毫无意义的奢侈浪费，他们谴责在国王周围的朋友。市民并不指责国王在私生活方面挥霍浪费，而是指责国王在追求艺术美和智识方面过分大手大脚。问题出在国王还想让萝拉成为巴伐利亚公民，并授予她伯爵的称号。内阁大臣的阻谏，引起国王大怒，下令免除这位大臣的职务，解散整个内阁。国王一意孤行，不听劝谏，将他的女友封为贵族。

但是这些事件正好发生在1848年革命时期。面对即将发生叛乱的压力，路德维希不得不和萝拉分手，不敢再去看她，虽然国王曾身着微服，站在勃利纳尔街她住宅对面的小路上，眼看一群人嘲笑她，向她的窗门投掷石块。她仓皇地躲进马车中去。

国王以为他作出牺牲，和萝拉分手，就可以保住王冠。但几天以后国王还是被迫退位。他的继承人路德维希二世后来也落得和国王同样的下场。在稳健的市民眼中，路德维希二世反复无常，刚愎自用，与国王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应该予以废黜。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女人牵扯进去。

在这事件中，有两件事对德国历史来说是新的，一是女人干政，二是罢黜国王。资产阶级大臣第一次拒绝国王的旨意，只是这个旨意是一位才华横溢女人出的主张。这并不是因为她窃取数百万国库资财为自己购置裘皮大衣，而是她要给这个国家带来自由。这位在德国国王中可以说是最开明的国王，由于过分的容忍终于失败了。

维也纳起义几天以后，柏林爆发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德国人的性格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勃兰登堡人在被迫效忠霍亨索伦国王整整四百年后，第一次奋起反抗，向他的后裔提出一系列要求。不过，柏林人和维也纳人、斯图加特人一样，很愿意继续由国王统治这个国家。确实，对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来说，普鲁士的统治是须臾不可少的。

1848年3月18日，一个气候温和的星期六，国王敕令允准贯彻众所希望的宪法。为了对善良的国王表示感激，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皇宫门前。但是不知何人突然开了两枪。究竟谁率先开枪，引起这场起义，迄今仍是个谜。这时，毫无武装的人群被激怒了。人民拥向街头，两小时内修筑了两百处街垒工事。不过胜利的还是武装军队，死亡逾百的是人民群众。

但是普鲁士容克地主到哪里去了？难道不是他们引进军队保护国王？但他们却隐藏在暗处。据说国王获胜了，但他生性优柔寡断，平庸无能。他脑海中此刻想的是他以前的几位英国和法国死在断头台上的君主。他下令撤出军队。这时人群还在向军队掷石块，不过军队还是模范地执行命令撤了出来。国王在“致我亲爱的柏林人”宣言中，允诺要满足人民所有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国王站在王宫里，茫然不知所措，听取每个人的意见，授权军队行动，宣布大赦令，组成新内阁。

国王之屈服投降既不是出于对自己臣民的热爱，也不是出于革命的激情。在普鲁士，国王和人民双方都没获胜。获胜的是普鲁士得到了安定。人们将死尸装上运货卡车，列队游行，在经过王宫时，国王的勋爵张伯伦将桂冠和鲜花洒在尸体上。战栗不已的国王夫妇被劝说走上阳台，这时有人高呼：“脱下帽子！”也正是这一时刻，普鲁士国王向他的子民，已经死了的子民致哀。这在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群欢欣鼓舞。这一事件并没有造成混乱。在巴黎，在同一情景下，响起雄伟的《马赛曲》，而在柏林，人们唱的却是《耶稣，我心灵中的牧羊人》的赞美诗，这是一首国王也可以一起唱的赞美诗。随后，民兵向国王致敬，为了保护国王，要求尽快召回军队。

3月12日，国王举行一次富有戏剧性的市区列队游行，他宣布一项神秘的决定：“从今以后，普鲁士应解散并入德国。”当时普遍的愿望是普鲁士新宪法可以导致德国新统一，激进派希望建立国联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在柏林一次大会发表宣言是用三种语言以下述口号开始的：“欧洲革命万岁！新世界万岁！”

国王的软弱无力，人民的耐心容忍，这样的国家岂能爆发革命？！

圣·保罗教堂的选举——反革命——一个小丑的反对——没有德意志帝国——逃亡美国——卡尔·舒尔茨和俾斯麦

德国成为人民的王国。由各邦君主派出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应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1848年5月，柏林和维也纳事件发生两个月以后，在礼炮轰鸣，悦耳的钟声中宣布开幕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上，提出应该通过人民选举，产生国会代表。这是德国人民在两千年历史中第一次将自己团结在一起的代议制。德国人民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一届全德国民议会

1848年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城的圣·保罗教堂开幕（史称“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召开是德意志民主自治的首次尝试，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它一开始就背离人民，背离民主，最终被解散了。

圣·保罗教堂，这次大会的所在地，是一座圆拱形的大厅，宏伟的圆柱，有着罗马万神殿的气势，它周围的形势和联邦议会召开常会的王宫迥然不同。现在这两座敌对的建筑物上都飘扬着新旗帜。但是在这座圆拱形大厅中，只有极少数代表渴望建立共和制。大部分代表倾向的仍是旧王朝统治。不过，这两个大会的代表是截然不同的，旧联邦议会几乎全部是由贵族阶层绅士组成，新的国民议会则是资产阶级的精神中心，它是由学者、作家和高级军官组成的。这里是思想家、学者人才荟萃之处；而在旧王宫出席会议的，则是身着朝觐国王盛装，肩章绶带无不金光闪闪的朝臣。历史学家达尔曼起草了宪法第一稿，提交给世袭的国王和帝国大臣。这个国会拥有上议院和下议院，还有普选权。

这一草案遭到普遍反对。奥地利反对，是因为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中，它将土崩瓦解，失去和它相异的少数民族；普鲁士反对，则是因为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国王不愿充当一国之首；居于中间力量的各邦则出于妒忌而加以反对。出于无奈，于是大会组成一个临时性的帝国政府。可是选谁为这个政府的头头呢？一位思想家？一位逢场作戏的自由派司法家？一位有影响的传教士？在这座圆穹大厅里，所有这些人都能找得到。可是又是谁对自由的德国人民来说适合于担任这一职务呢？迄今为止，统治德国的是国王，难道能将国王置于众人之上作为第一次选举产生的统治者？结果却选了一位奥地利侯爵！他是1848年的“兴登堡”。因为，当德国人发现可以自己行动，实现自己愿望时，却又担心害怕。正如一个长大的孩子，刚学会走路，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师没有在身旁，他茫然若失，困惑不解，又匆忙回到学校去找自己的老师。

1848年的柏林巷战

在这个人民大众的议会中，掀起的第一阵风暴并不是围绕着过去呼吁的国内自由问题。它涉及的是石勒苏益格土地问题，德国人为了这个问题和丹麦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时候，普鲁士国王和丹麦国王缔结的停战协议，唤醒了在法兰克福的大部分代表。人民大众也掀起一场动乱，军队介入，其结果是两名出身高贵的军官被打死。难以想象这场动乱出于什么爱国主义动机，但是它在道义上造成的损害却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在匈牙利也发生动乱，维也纳派军队前去镇压。这一行动激起维也纳自由派的愤怒，他们聚集在火车站，阻止军队起程。10日，爆发了第二次革命，最后忠诚于德皇的军队获胜。法兰克福的大人物之一——罗伯特·勃罗姆匆忙赶往出事地点，进行调解。可是他却成为军队攻击的目标，无视他作为代表的豁免权，判他有罪，并且枪杀了他。这是反动派开的第一枪。

在维也纳，施瓦岑伯格伯爵让看门人将议会大楼的大门锁上，自己拿着钥匙。这是最草率的篡权方式，在历史上从未得逞过。

在柏林开枪杀害勃罗姆的次日，军队荷枪实弹，敲打着军鼓，进驻城内，解散了普鲁士新议会。老将军符伦格尔，多多少少出于自己的主动，像是博物馆中腓特烈大帝时代的陈列品，带着1.5万名士兵开进柏林。民兵们手执武器严阵以待。当民兵指挥官走进正在开会的议会，要求立即决策时，符伦格尔的部队早已逼近柏林的王座城门，而议会的五人委员会仍在议而不决。这已是捍卫革命，反对旧政权的最后时刻。表决的结果竟是三票对二票，反对抵抗。市民用鲜花欢迎符伦格尔。这时立即宣布全市处于戒严状态，解散民兵，议会转移到各邦，然后予以解散。国王将一部新宪法强加在人民头上——这部宪法包括三级公民选举权，它既不平等，也不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七个月以后，柏林和维也纳的民主终于宣告寿终正寝。

每当国家受到自由派威胁时，军队还是有用的。在起义中被废黜的萨克森国王就是靠军队的协助得以复辟。1849年5月，著名建筑师赛姆佩尔在德累斯顿修筑街垒，理查·华格纳满腔热情地观看。在斯图加特，围绕宪法的争论又回到老问题：这个立法机构究竟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据尤斯廷诺斯·凯尔纳的报道，其决定的依据，竟然是建筑计划中的议会大厦有两个会议大厅，还是仅有一个会议大厅。不过，还来不及讨论结束，寻隙报复的普鲁士人已经进入城内。在卡尔厄斯，人民众议院指定3个独裁者，早已回来的威廉国王率领两个普鲁士军团进入这座城市，立即恢复秩序。在这些日子里，卡尔·舒尔茨从拉斯泰特逃跑出去，后来被监禁的诗人里克尔获得解放。里克尔，这个从美国回来的自由派分子，尽了自己一份力量，结果又被迫再次逃亡。已经逃亡的巴登公国大君主又回到巴登，接受市民们的欢迎。1.1万名激进分子、自由民和工人被迫逃亡法国和瑞士。

德意志统一的梦想与自由一起被埋葬在同一坟墓里。那些留下来的要求建立德奥联盟，也就是合并为一。另一些人坚持建立一个较小的德国，不包括讲多种语言的奥地利，但与它联合。正是后一个方案，在二十年后，为俾斯麦所接受。

在道义方面，两个国家始终是对立的，一方是武装的独特国家，另一方是法兰克福非武装的国民议会。这和我们今天的形势非常类似：世界大国都在疏远国联，而它们仍然是国联的成员国。当时国民议会有很大的权威，它可以一致通过备忘录，要求普鲁士国王罢免严厉的新首相，由一位更受欢迎的新首相取而代之。有一幅绘画刻画了这一情景：有十余位身穿礼服的绅士，其中有三位是贵族，在无忧宫一间空旷的房间里面对着国王。国王正在大发脾气，而作为代表团团长的犹太民主分子耶可布正在质问国王，“陛下是否愿意听取代表团的意见”？“不！”国王向他大声咆哮。

“这是国王的不幸”，“他不愿意听取真理”，耶可布说。国王愤然走出房间。

这是德国历史上伟大的一幕。因为类似这一情景在德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迄今尚无任何历史记载可以表明，一位德国市民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能用类似的语气对一个德国国王谈话。

当时还有另一个代表团。维也纳的态度越是高傲，在法兰克福就越有人坚持要求实现建立德意志帝国的目标。普鲁士国王半心半意地同意这一要求。这一斗争在法兰克福时起时伏。一幅漫画讥讽国王是抽签决定的。许多人主张议会应设终身主席一职，说这符合罗马帝国两千年的传统。多语种的王国先是反对，后又以四票多数同意这个主张。而在最后投票中，普鲁士国王以290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主席。

以圣·保罗教堂国民议会的名义，要将帝国皇冠奉献给国王的是爱德华·冯·西姆生。二十二年后，又是这个人两次以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将同一皇冠交给国王的弟弟威廉一世，而这一次他获得了成功。俾斯麦任命这个德国犹太人为帝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1849年4月，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进入柏林皇宫，将帝国皇冠献给国王，没有人知道，国王是否接受皇冠。德国政府中意见并不一致，不过广大的公众支持这一行动。俾斯麦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吁请国王接受皇冠，这一史实日后被所有的德国教授隐瞒了下来。很明显国王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他脑力迟钝，无力担此重任。他实际上什么答复也没做，而是要求推迟作出决定。不过，他随即又谢绝了这一请求。国王告诉他的亲信说，这一皇冠不过是“用渣滓和泥巴做的圆东西”而已。德国人就其所能表达的具有代表性的感情而言，对国王拒绝接受皇冠愤然不满。法兰克福人本来就后悔放弃了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理想，现在再也无力实现这一理想了。大会逐渐地失去它昔日的风貌。它的残余分子最后不得不逃亡斯图加特，在那里被武力驱散。

普鲁士继续充满着各种行动和反行动。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动员了起来，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之间甚至发生了小冲突。看来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似乎又要重复“七年战争”的历史教训。在柏林和维也纳这两个疯狂的统治者之间只有一个暂时被废黜过。1850年底，在危机高潮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大臣在奥尔穆茨会晤。普鲁士在所有问题上都屈服了，它首先同意解除动员令。奥地利可以为所欲为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普鲁士霸权，也没有德意志帝国。这次会晤，满足了所有德国亲王的共同愿望，只是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自由。

所谓的“第二次德国革命”终于告吹。1525年起义农民在残酷的战斗中被镇压，成千人流血牺牲。这一次损失小得多。而在以后的三年中，大约有三十万德国人自愿外流，去美洲呼吸新鲜空气。不过，人民大众受到沉重的挫折，因为这一次中产阶级和农民联合在一起，而且由于担心亲王们的软弱，因而它的地位加强了，也因为时代精神在其他国家却同时得到发扬。

这次革命和其他巨大事件一样，啤酒也在其中起了作用。啤酒使德国人性格沉闷，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发明或选择啤酒，其原因又在于德国人沉闷的性格。法国是葡萄酒的王国，法国人民的性格就迥然不同。在德国，葡萄酒受地域限制，只在西部一小块地区生产葡萄酒。因为它比较贵，不如法国那么普遍。在法国，90%的人喝葡萄酒，而德国人90%喝啤酒。如果说法国人喝了葡萄酒就如虎添翼，而德国人喝啤酒，不管是日常饮量还是过量，都形成了问题，因为德国人喝啤酒中毒的经常性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法国人。

在德国人发动的三四次革命中，1847年慕尼黑啤酒革命是最成功的一次。这次整个城市人民起来反对每一夸脱啤酒涨价半芬尼。后来慕尼黑还成立了“反对酒类零售价格不公道协会”。难怪希特勒激烈的演说和取得成功的演说都是在啤酒馆进行的。当他夸夸其谈时，听众用啤酒杯有节奏地敲打桌子。这种情景令人想起沿着上尼罗河部族打仗时，击鼓助威的黑人。

“萨尔瓦多”啤酒是一种特殊酿造，酒精度较浓的啤酒。在慕尼黑每年春天酿造一次，数量有限。类似异教徒的迷信一样，大家都想喝杯这种啤酒。道地的慕尼黑人，包括妇女，将自己的衣服、钟表，甚至自己的睡床也典当掉，在啤酒厂地窖门口，一直等到拂晓，为了啜饮这种浓浓的红褐色啤酒。他们在那里整天地坐着，片刻也不站起来。因为一站起来，座位就会被别人抢去。这一群数百人，很少讲话，更少歌唱，眼神忧郁呆滞，这一现象在欧洲是罕见的。在俄国，北方国家和其他地方，醉鬼总是单个的，而不是成群的。有条理的德国人甚至按照时间表喝酒，按照流水作业组装线的程序喝酒，按照事先规定的时间喝酒。

同要求大学生会决斗一样，也要求他们会喝酒。他们18岁就由于暴饮暴食而不仅将自己的胃糟蹋坏，而且还失去专心一致地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机会。真正的巴伐利亚人往往因为过量喝啤酒而意志消沉。正如喝葡萄酒可以产生灵感，喝威士忌令人兴奋，而喝啤酒则使人头脑麻木不仁，只能按上级指示办事。这就是德国人喝啤酒和德国人服从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你不能要求德国人热爱自由。早在1836年，德国诗人赫伯尔就预言过：“德国人知道，野兽是自由的，因而他们担心，有了自由，他们将变成野兽。甚至在革命的进程中，德国可以为争取纳税自由而斗争，但决不为争取思想自由而斗争。”

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远渡重洋到海外去寻求这种思想自由。1847—1848年德国知识分子在战败后逃亡美国，给美国带来不少好处，这与今天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不过，在这两次变动中，侨居国外的人们获得的好处要比侨民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好处要多。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援助，这个国家也会发展。因为各国侨民一直不停地纷纷涌进这个国家来。正如今天一样，凡是为摆脱迫害而逃亡海外的人很少有选择的自由。难民带来的是他们心灵中头脑中最美好的东西，他们始终对侨居的国家怀着感激的心情。

今天，知识分子的领袖为了逃避迫害又来到了美国，不过1848年逃到美国的人，绝大多数是劳动力，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是普通的人，而不是领袖。卡尔·舒尔茨不过是个例外。在这方面也显示出德国人性格的长处和弱点。德国工人的勤劳和依赖性迅速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另一方面，甚至亨利·克莱也抱怨德国人在政治上不可靠。

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吸收的优秀德国人并不属于那些大多数在任何时候总是服从立正听候指示的普鲁士人，而是属于少数有耐心而思想又自由的普鲁士人。他们正在逐渐摆脱受支配的地位，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令人惊讶的是俾斯麦恰恰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德国人。他和卡尔·舒尔茨的谈话，反映出他的意见与他的美国朋友摩特莱是一致的。俾斯麦的性格只有部分像美国人，就像纯种马不愿受马缰绳的驾驭一样，他也不愿意受人控制作为一个大地主，从血统上和传统上来说，俾斯麦理应同情南方，但他却宣称同情北方。这并不能表明他具有政治洞察力和远见。甚至在他年迈时，他依然多愁善感，还撰文说，鞭打之下并不一定能训练出良马好狗。他驳斥白种人的优越感，认为“这是不近人情和愚蠢的”。

当卡尔·舒尔茨这位逃亡的革命者，后来又以美国将军身份回到德国时，俾斯麦不仅打开国门，而且敞开家门欢迎他，并且和他长谈达旦。他们相互有很深的了解，俾斯麦对这位侨胞说，你的归来出人意料，俾斯麦本人也像舒尔茨一样，一反常态到舒尔茨家去做客。俾斯麦和舒尔茨两个人坐在一起，喝着莱茵葡萄酒，这表明在德国偶尔也有自由精神的。

俾斯麦的两面性——他是基督徒吗？——神经质的性格——真实的政治

俾斯麦之所以成为德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有两点原因。他多次对其他国家取得了领导权，在德国人中也是唯一能代表革命的保守党人的典型。他必须忠于国王，而和他类似的人，如施泰因公爵，就从来没有臣服过自己的主人。俾斯麦的堂堂仪表和举止风度，确实使国王对这位知识分子的下臣深信不疑。一位经验丰富忠心耿耿的老臣，称臣26年，同时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这可能完全在于俾斯麦在性格上还具有第二个特点。这在德国政治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俾斯麦思路敏捷，机智善变，他的才智被诗人梅里美誉为外交界的洪堡，而且“远比这个德国人更为才华横溢”。左拉在卢浮宫中详细端详俾斯麦的举止后说，他“像一位诙谐的巨人在和少数来宾侃侃而谈”。德国人的深沉和高卢人的气质在俾斯麦身上恰好是兼而有之，这是他的独特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特点尽管和路德、胡登、腓特烈大帝不尽相同，但他是将国家和思想精神融为一体的少数范例之一。

在他血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倾向。俾斯麦容克地主家族的遗风——沉默寡言，喜爱打猎、美酒、金钱，以及父辈的粗暴。与洪堡家族一样，俾斯麦家族几个世纪以来也没有出过一个重要人物。他母亲是中产阶级，出身于一个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名门望族。他继承母亲的品德，使他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教养和机智敏捷的人，并且是一个野心勃勃，渴望权力的人。他对自己的母亲的憎恨，表明了容克式的不满，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天分来源于贵族家庭。他这种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只能和路德痛恨自己的母亲相比拟。俾斯麦对母亲的痛恨只表现在思想上。而不是行动上。他母亲一度受“七月革命”的影响，也曾一次取走了俾斯麦祖先的一幅肖像，她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使他摆脱贵族的傲慢习气。

在柏林会议上

这幅现代版画展示了1878年柏林会议的主要与会者。身材高大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亲王正与俄国代表舒瓦洛夫伯爵握手。图左拄着手杖站立着的是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他正与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一起。

这两种倾向相互矛盾，使得俾斯麦的性格过于神经质。俾斯麦勇敢，善战，甚至在晚年还接受过决斗。不过他又易于意志消沉，忧郁寡欢。与此同时，他长期患有疑心病，当他烦躁恼怒时，不断大声喊叫，打碎瓶瓶罐罐。他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喜爱在古老的栎木和高大的松木林旁隐居。他是一位强有力的人，喜爱暴风雨、大海和冒险的狩猎活动。虽然他讨嫌笔墨工作，确实懒散，不过他还始终做好自己日常分内的工作。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越到晚年越是专横傲慢；不过他也不得不顺从喜怒无常的国王。有时，他也确实能做到和别人事前商量，谅解别人的毛病。他私下将国王比作自己的坐马，必须用踢马刺驱使它疾驰。他逐渐习惯于拥有权力，甚至到75岁时，也不愿放弃。

俾斯麦在青年和老年时，都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忠实的条顿异教徒。但是他能控制自己的内心斗争，提出在他一生中，只有当他处境危急或是信誓旦旦博得一个女人欢心时，才是一个笃信的基督徒。实际上，这和路德被带到修道院在宣誓皈依旧教后，又宣称是被迫的情况很相似。俾斯麦除了对自己的妻子和爱犬以外，毫无献身精神。他既不对被压迫者，也不对自己的朋友浪费感情，就是对自己的子女，除了希望统治他们以外，也没有什么热情。而与此同时，他的外表生活也是非常严格和令人生畏的。他这个人决不宽宏大量，这使他看来完全不像一个基督徒。不过他需要将自己装成一个基督徒，因为他钟情的女友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俾斯麦如果坚持异教徒的立场不“皈依”，那么和他女友的关系就不可能得到进展。后来，他公开宣称的理由却是为了消除心理上障碍，可以为任何人效劳。因为在俾斯麦看来，他为之效忠的“霍亨索伦王室也不过是来自施瓦本家族，这个家族并不比俾斯麦家族古老多少”。事实上，如果只是为了取宠那位警惕性颇高的妻子，有时他自己也认为已皈依了。

1871年的威廉一世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1797—1888）在凡尔赛被拥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俾斯麦在他各个生活阶段始终有着通常德国人性格中缺乏的那种内在安全感。德国人一则是想象力丰富，二则是精力充沛，这两者又往往相互矛盾，相互抵消。俾斯麦有点和伦勃朗类似，他在天资、成就和造诣的沉重负担下，很可能夭折。霍亨斯陶芬、腓特烈和查理五世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须听命于任何人，生活在一种统治者特有的安全感之中。瓦伦斯坦则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他完全靠自己筑起的反帝王堡垒，以巩固自我安全感。路德在这一点上完全失败了，腓特烈大帝犹豫不决，一生中险境丛生。歌德和席勒，虽则他们两人的内心世界截然不同，但对自己却有着充分的信心。俾斯麦在德国执政近三十年，权力之大，很难有人可以与之相比。不过，俾斯麦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也不仅是一国的事务，不如说他是今天的墨索里尼：他面临的是一批拥护君主制度的人民和随时可以罢黜他而不会损及自己毫毛的国王。俾斯麦既无军队，也没有政党作为他的后盾。

俾斯麦的内心安全感完全来自他自己的机智和聪慧。虽然他周围有上百名有名的作家，而且这些人都是他的下属，但是关于俾斯麦的风度，德国文学最多只能写下实际情况的一半。在德国没有一个人能与俾斯麦的作为相比，其中包括路德，腓特烈和洪堡兄弟。假如仪表和风度能揭示一个人的性格的话，那么这两者都能驳倒世界流传的一切关于俾斯麦的传说，他既不爱自由也不喜欢别人强加他身上的战争，因为这两者都可能成为他走上统治者道路上的绊脚石，他爱的只是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并且能战胜他对手的战争，他爱的只是摆脱异族桎梏而取得的自由。他大部分的成功归功于对人的了解和善于运筹帷幄。他是德国人中真正具有拉丁人的洞察力和机智敏捷的政治家。他的举止完全不像普鲁士人那样粗暴，但有时他也借助于普鲁士人的粗暴。他最大的乐趣是在巨大的政治棋盘上取胜，而他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战争。不过，俾斯麦并不是铁血首相，他是一位有着高尚情操和钢铁意志的人。

他的内心世界倾向于歌德和贝多芬；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莎士比亚和席勒专家。他虽则才华横溢，愤世嫉俗，且善于分析，但他更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他比拿破仑更易于动感情和大发雷霆。这是俾斯麦袭承了德国人和容克地主个性的一面。容克地主这个阶层长期过着贫乏无聊的庄园生活，俾斯麦的祖先的内心世界多少受到这种影响。奇怪的是俾斯麦的感情生活受其父亲的影响，而他对权力如饥似渴的追求则受其雄心勃勃母亲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无论如何，在俾斯麦身上，不是德国人的性格，而是那种敢于冒风险的性格促使他获得功绩。他说过，“音乐使我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情绪——战争和田园风光”。这位拜伦式的骑士整个无法无天的青年时代都是在打猎，香槟美酒，热恋订婚和债务逼身中度过的，这一切表明了他追逐目标的双重性，即使到了晚年，尽管政务繁忙，他还要用上几个小时，在大自然中度过。这种种以及留恋于隐居的生活则是德国人个性在俾斯麦身上的体现。

随着他权力的不断增加，他的疑心以及自我为中心也在不断发展。俾斯麦从来也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人腐化堕落，他本人更不会亲自去干这些事。不过，他曾企图欺骗收税官，用国家的馈赠为自己购置庄园，他甚至为打胜仗而接受额外津贴，这在当时是英国人的习惯做法，在俾斯麦以前，则还没有一个普鲁士人这样做过；他给自己手下的属员极低微的工资。俾斯麦是个颇有心机的人，他致富之道是将钱财交给普鲁士一个非常聪明的犹太人管理，允许这个犹太人投资，自行决定买卖。这个犹太人是银行家，他了解不少秘密，轻而易举的使自己的主人富裕起来，而他自己也跟着富裕起来。当时的独裁者大多是自己或由自己的亲信管账，可以想象这些人道德败坏到什么地步。

俾斯麦在青年时代倾向于建立共和国，但是他的家庭和传统，特别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又使他放弃这个想法。他认为，德国人还没有成熟，建立共和国尚为时过早。他的这个观点，再加上他的年纪，就构成了他在争夺权力的最后决斗中，不敢向人民发出呼吁的原因。他深知，德国人对驱逐国王一事会看不惯的，他们期待的只是国王自愿逃亡。俾斯麦易于动怒，这一点使他有别于梅特涅和哈登贝格，但他又易于转而心情愉快，这一点又使他不同于施泰因。所有这一切都使俾斯麦得以成为一位强有力的政治家，他喜爱用“真实的政治”，事实上即使省去“真实的”这几个字，也不会改变它真正的含义。俾斯麦从未说过现今经常引用的“强权胜于真理”这句话。不过，他确实接受包含这种意思的既成事实。出于他的阶级感情和他对人民的敌意，他是不会愿意生活在今天这样没有法治的德国。

在俾斯麦玩弄政治权术，仇恨他人以及对权力的追逐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出德国人浮士德式的思想在他身上的影响。他时而也透露他内心的隐秘。在他已近暮年时，曾给他的姐妹写下如下一段话：“我目前担任的职务，使我难以悠闲自在，这种心情是我过去从未有过的。一个人不应该不停地驱使自己前进，寄希望于获得更好的地位。”这就是他热爱贝多芬，不喜欢莫扎特的原因。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说过，他宁愿告老还乡，带上几本歌德的著作，在一个沙漠孤岛上隐居。

具有德意志性格的大学生将会在俾斯麦身上看到他们的危险而又美好的生活影子。

俾斯麦和他的国王——拉萨尔的出现

1862年俾斯麦应召执政时，被卷进一场风暴漩涡之中。当时，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旧日的相互猜忌，比50年代更有过而无不及。威廉一世（1797—1888），这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国王的弟弟于1858年成为普鲁士的执政者，他最初取代他脱离实际的哥哥的地位而成为摄政王，而后继承了王位。当时威廉一世已年届六十，他对1848年革命所持的态度更为人民所痛恨，不过也正是由于他这个态度，促使他和俾斯麦结合在一起。当时他满脑子想的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满怀爱国主义热情，反对法国，支持奥地利。但是，当他出任联军司令时，维也纳却又倾向于媾和，将伦巴第拱手让给德国的对手。正是在柏林失望的时候，给威廉提供了他宣扬改革军队的机会。他要求拨出巨款，加强军队，而议会中的自由派只允准拨出他所要求的半数款项，而且有附带条件。他发表的登基咨文又加强了议会反对派的地位，于是，国王召回驻巴黎大使俾斯麦，由他主持内阁。

俾斯麦像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普鲁士政治家，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并作为第一任首相任职19年。帝国一经建立后，他即积极巧妙地在外交上推行和平政策，成功地维护了欧洲近二十年的和平。

在华沙会议上

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于1884年相聚在华沙会议上。当时任德国首相的俾斯麦亲王在会议期间作了极大的努力，力图维持与俄国的联盟，而威廉一世日后却声明放弃该联盟。

这两个人都是有勇气的，不过由于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父子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步调不一。甚至在今天看来，这两位君臣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看起来像是国王与王储之间的激烈争吵。两个人的道德基础也是不同的。威廉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当他的新首相暗示有必要发动一场战争征服石勒苏益格时，国王说，“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一个世纪以前，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对她儿子说的也是这句话。不过，后来每当国王取得一次胜利，他总是感到自己只是军人，只是征服者，不得不受到首相的约束。每当双方矛盾发展到僵持不下时，国王总是按照军人传统行事，宣布退位。国王有着骑士的风度，头脑简单，而俾斯麦狡猾无情，机灵敏锐。国王一生从没有在重要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有在可数的三四小时内，俾斯麦必须用诡计或佯装要辞职时才能取胜于他。俾斯麦后来说，“他是踩着我的肩膀，由我扶持他走向帝王宝座的”。

此时，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已是风起云涌。拿破仑的侄子发动政变，取得王位。看来，法国将再度强盛，给德国带来新的威胁。在普鲁士，俾斯麦直到1860年之后，再也没有能重振国威。容克地主在上议院再度取得势力，而下议院议员则由公民选举产生，但公民的选票数由本人财富多少而定，一位百万富翁可以包选一个议员，而其他议员往往要得到5万名工人的选票才能当选。这一做法直到1918年才予以废止。

这个警察国家到处布满特务和告密者，重新建立了腓特烈大帝时的权势。传教士和教授置于监视之下，有那么几个容克地主甚至公开叫嚷“科学应倒退回去”！当时的情况和今天相当类似，只不过当时还没有集中营和刽子手而已。

俾斯麦掌握政权以后，首先要控制那些日益狂妄自信，阻碍他前进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自由派中间阶层的领导往往来自开明的哲学界的法学家和学者，或来自科学界，如维尔乔夫，他们感情真挚，勇气十足，和法兰克福议会代表一样，敢于向国王陈说真情。他们自己并不富有，但认为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和新的共产主义理想格格不入。

当时的德国工人，仍然什么也没有得到，只不过有些表面的受教育权和领导权，他们很难走出第一步，将自己组织起来，因此只能由一位变节的平民领导。而这个应运而生的领袖就是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

三位德国犹太人——海涅、马克思、拉萨尔——犹太爱国主义者

1850年左右，除了俾斯麦和叔本华以外，最聪明的三个德国人都是犹太人——海涅、马克思和拉萨尔。他们是独具一格的灿烂明星，在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三个人相互了解，并且有一度相互非常尊重。他们都是中产阶层出身，来自莱茵州和西里西亚，青年时代受过基督教洗礼，内心尊奉犹太的风俗习惯，对外又多多少少地掩饰自己的内心感情。这三个人开始时都是哲学家，同时又都是从事创作的作家。不过和海涅的高水平相比，拉萨尔只不过写过一部可怜的有倾向的戏剧而已，马克思则在青年时代写过成卷的诗歌。拉萨尔和马克思与之打交道的，是赫拉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等脱离人民脱离政治的希腊人，而海涅从事的是将德国哲学介绍给法国。前两者是共产党人。海涅不断预言共产主义的到来，不过他本人也许并不期望共产主义的到来。海涅的著作最富有德意志风格，而马克思的文风则是字字斟酌，下笔有千钧之重。在这三个人之中，只有拉萨尔能言善辩，单凭这一点看，拉萨尔作为作家是非常危险的。海涅太过于唯美主义，影响他采取行动。当拉萨尔在巴黎拜访海涅时，海涅满怀羡慕心情看待年轻的拉萨尔。马克思对拉萨尔多少有点嫉妒，因为拉萨尔锋芒毕露单枪匹马投入暴风雨般的斗争中去。而且恰好拉萨尔又是这三个人中唯一最健康的人，可以经受得住逆境。

这三个犹太人都受到非闪米特人的女性的青睐。马克思在一生中只爱过他自己的夫人，一位德国浅黑型的贵族女儿。拉萨尔和两位肤色白皙，满头金发的条顿贵族女人保持着友谊和恋情。甚至海涅，这位热恋过这么多女性的犹太人，但从青年时代以后就似乎没有和一个犹太女人有关系。与此同时，却有两位风趣的犹太女人拉昔尔·莱和陶洛姗·薇特与纯德国血统的男人结婚。这两个种族相互吸引原也是自然的。即使在今天，这种结合也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这三个著名思想家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内从事对德意志国家的研究。海涅从巴黎发出警告性的批评；马克思是第一流政治理论家；拉萨尔既是战士又是领导人。这三个人都热爱德国，与其他德国思想家相比，对德国持较少的批判态度。我们摘录过二十余位德国大人物的评论，与之相比，这三个犹太人远不如他们严峻。尽管他们受迫害，受监禁，被逐出，他们仍然热爱德国，也许正因为他们热爱祖国，才一一遭到不幸的下场。实际上，海涅和马克思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海涅始终留恋着自己的祖国，他被迫背井离乡，也爱自己侨居的国家，这有点像歌德和许多德国人热爱意大利，所不同的后者只在意大利停留短暂时间后又回到了德国。

他们三个人可谓相互辉映，充分地显示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品质和才能。他们似乎来自一个源泉，互有抱负，甚至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危险的敏感，都来源于共同的两种血液。海涅的感情更为细腻，善于自我克制，倾向于尊重他人。拉萨尔和马克思除了能容忍自己外，不能容忍他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内部总是争吵不休。这两个人在专制独裁方面均不逊于俾斯麦。

这三个人的一生都在深刻地思考自己的名誉——这个主题。他们更为关切的确实不是在世之时，而是逝世后的未来世界。他们每一个人都享过盛誉，但是没有一个感到满足。如果他们追求的是幸福和财富，那么以他们惊人的智慧，要想成为罗德昔德这样的富豪，本也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伟人，生活上却潦倒不堪，甚至在自己孩子夭逝后，连买棺材的钱也无法负担。这三个人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善于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几乎被认为是贱民的犹太人，可是这并不妨害他们能跻身于名人行列之中。当然，他们各自取得的声名在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

一半是法国血统的海涅早就预感到，有朝一日他一定会成为德国诗人。如今，德国最脍炙人口的歌曲《罗累莱》出自这位犹太人的笔下，这不啻是个辛辣的嘲弄！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在当时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他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作品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产生影响。而拉萨尔这个人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他曾对他有着一头美发的恋人预言，他将和她一起，作为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夫妇，在四匹白马的簇拥下，通过柏林勃兰登堡大门。这是犹太人的野心，还是德国人的想象？这是德国人的空想，还是犹太人的预言？可能拉萨尔比其他两个人更有天才，但他的意志最易于消沉。海涅终生献身于诗作，马克思从事了整个社会体系的研究，而拉萨尔喧嚣一时，最后竟出于神经质的虚荣心，在一场决斗中，被一名小小的男爵打死。

马克思

拉萨尔

海涅

路德维希指出，在1850年左右，除了俾斯麦和叔本华以外，最聪明的三个德国人都是犹太人——海涅、马克思和拉萨尔（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他们是独具一格的灿烂明星，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三个人开始时都是哲学家，同时又都是从事创作的作家。

马克思、海涅和拉萨尔这三位著名的思想家在不同的领域从事对德意志国家的研究。马克思是第一流政治理论家，海涅从巴黎发出警告性批评，拉萨尔既是战士又是领导人。这三个人都热爱德国，与其他德国人相比，对德国持较少的批判态度。尽管他们受迫害，受监禁，被逐出，他们仍然热爱德国，也许正因为他们热爱祖国，才一一遭到不幸的下场。

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并非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也没有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劳动人民的领导人，而且在当时没有比他们更受欢迎的领导人。曾被拉萨尔在一幕戏剧中比作自己的化身的胡登，以及不是农民出身的济金根都成了农民的领袖。不过，拉萨尔的梦想过于宏伟，在他的家族中，多是浪漫的绅士。尽管他有着雄辩的天才，有着无可比拟的风度，足以使工人为之倾倒，但他对工人来说，始终是局外人。就他的精神境界和相貌而言，他是葡萄牙犹太贵族的后裔，哲学家斯宾诺莎就出身于这个贵族家族。不过他头脑中装满的是如何攫取权力。在青年时代，他曾将犹太人团结在一起，正如后来他又试图将工人团结在一起一样。如果他能在世更长一些，也许会实现德国统一。这个人只要一旦成为最高领导人，他也会和俾斯麦一样，用刀和剑将德国统一起来。在他撰写的剧本中，他崇尚的是用武力征服和取得权力；在他的言谈和书信中，他推崇普鲁士的权力，他痛恨奥地利比俾斯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甚至马克思，这位古典的世界主义者，也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感。他对德国人的批评远没有达到歌德和尼采的水平。他认为，斯拉夫人应受德国人的教育，因为德国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文化，这句话甚至激怒了俄国的巴库宁。而后来马克思成为斯拉夫人的师长，使他处于前人未能预料的地位，今天看来真富有极大的讽刺含义。和海涅一样，他始终思念着回到德国去，他的内心始终和德国紧密地连在一起。拉萨尔以过分夸大的言辞，表达了他对德国的仰慕。与歌德和亚历山大·冯·洪堡相比，这三位犹太人对自己祖国依恋之情，远比后者更富有民族感情。我们可以通过这三个人看到，犹太人的解放始于拿破仑，结束于1848年，其结果对德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新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子孙更富有民族主义情感。他们的孙子一代在20世纪受到高等教育，有着雄心壮志，盼望成为德国高级官员，如有可能成为高级军官，参加战斗，为祖国死在沙场上。

俾斯麦下棋——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给俾斯麦准备的一颗子弹——尼古拉堡的和解

俾斯麦和拉萨尔似乎是天生的盟友，至少在1863—1864年冬他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两人都反对奥地利，痛恨自由派。也正是拉萨尔第一次将工人组织起来。他们不信任容克地主，也痛恨中产阶层，他们要求组织工会，争取过分的权力，今日的斯大林和希特勒采取的也是这种方式。而且在做法上也有类似之处，他们两人都摆脱了阶级和偏见的束缚，相信权力，怀疑议会活动的作用。当时俾斯麦看到在他面前的鸿沟，准备和魔鬼共事。而寻求社会民主支持的拉萨尔，此时正处于新生事物诞生前的阵痛之中，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彼此都将对方看做魔鬼。

但是他们两人又相互为对方所迷惑。俾斯麦说过，他和拉萨尔私人接触不过几小时，这个人可以说是他遇到过的人中最有才智和最令人喜爱的人之一；而拉萨尔也写过好几封紧急的信，希冀和俾斯麦交好。当时，这两个人都还不甚引人注目，但是两个人又都互相赞扬对方。其中一个由于自己的出身和今后仕途的考虑，选择了国王，另一个则选择了百姓。他们之间的联盟是两个天才之间的联盟，不过这个联盟始终处于萌芽状态，后来也没有进一步发展。

两个人高矮一样，但一个粗壮，像他自己的那头猛犬，另一个则孱弱，像一头躯体细长善于赛跑的灵狗。两个人都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神经质，热情，都热爱普鲁士。因而他们互相视对方为对手，一旦结盟，就尽可能的欺骗对方。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独裁者也像他们两人那样具有天才，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今昔何其相似。在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拉萨尔希望通过全民投票战胜俾斯麦的愿望也可能实现。而在八年之后，俾斯麦果然实行了全民投票。这两个人互相倾慕对方，他们之间的结盟只是由于拉萨尔的过早逝世而未能实现。

自由中产阶级反对扩充军队和改革军队是权力问题在议会中的反映。1863年由于丹麦国王继承问题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当时丹麦无视已签订的条约，企图吞并石勒苏益格，而石勒苏益格原先和丹麦之间纯为君王个人之间的联盟。1848年整个德国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兴起，各邦国王和人民都积极要求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纳入德意志联盟。俾斯麦出于普鲁士的利益，希望与奥地利暂时结成联盟，征服这两个邦。在普鲁士领导下，两个大国在杜佩尔和阿尔森（1864）取得了胜利。俾斯麦像是在下象棋，利用大国之间矛盾。他向丹麦宣战，自然就缓和了奥地利的不信任和拿破仑的愤怒情绪，也缓和了德国公众舆论，特别是他自己国王的抵触情绪。直到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被征服，暂时成为两国的共同财产，这盘棋才算结束。俾斯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需要一个国王。后来他说过，“我拴住奥格斯堡公国的君主，让他像牛一样犁地，一旦它开始犁地了，我就不用拴住他”。这句话生动的反映出俾斯麦的作风，也使这个大地主对国王的蔑视昭然若揭。

不过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序幕而已，因为俾斯麦决心要将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他毫不犹豫地将这800万德国人拒之于德国国门之外，这是因为与其说俾斯麦是德国人，不如说他是普鲁士人，并且他也决不是什么欧洲人。在俾斯麦以前，梅特涅曾经企图作为欧洲人行事，但最后终于失败了。如果说，梅特涅推行大国平衡政策，从而为德国争取到较长期的和平而获得信任的话，那么俾斯麦也应获得同样的信任。梅特涅维持了39年的和平，而俾斯麦维持和平则达43年之久。事实上，在这两位政治家下台后，和平还继续维持，前者继续了16年，后者继续了24年。在这期间不仅实现了休战，而且还改组了欧洲。

所谓“大德国解决方案”，系指这个德国应吸收所有的德国人，这是那位法兰克福杰出人物所期望实现的目标。这一方案只有在哈布斯堡王朝分崩离析时，才有可能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彻底击败这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在1918年以前始终没有做到。在19世纪，一个古代帝王能将这些小邦团结在一起，靠的不是统治者的智慧，而是他们的暴虐，更谈不上靠人民对皇朝的拥护。如果俾斯麦能像后人要求那样统一德国，他早就应该给予多瑙河沿岸的六个不同民族以自由，建立六个国家，并且选举产生六位总统。但这在1860年为时尚早。

1866年普鲁士蓄意向奥地利挑起的国内战争受到了谴责，它比1740年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战争更缺乏道义基础。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普鲁士，不过腓特烈大帝要求的只是一个邦，而俾斯麦所要求的，则是建立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德国人在内的联盟。这个目的他达到了。

就事实而论，这场战争完全是他个人发起的，是他将这场战争强加在两国身上，因而他成为普鲁士最受人憎恨的人。俾斯麦招致了所有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他：自由派出于信念，工人为了团结一致，教士出于道德观念，皇后由于害怕，王储出于挚爱和平，而国王则因为他已经70岁了。他们都反对这场战争。全国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臣民骚动不安，国库缺少经费。军人也不支持俾斯麦，只有少数将军，特别是一位非常诚挚，名为隆恩的将军支持俾斯麦。此外，俾斯麦曾一度获得拿破仑三世某种程度上的同情。他不久前拜谒过拿破仑，巧妙的争取到拿破仑的支持。支持俾斯麦的还有正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年轻的意大利。俾斯麦设法和意大利签订了条约，要求意大利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战之后，也向奥地利开战。此时，一切事情均依靠年已51岁，易于激动的俾斯麦，他经常发怒，经常生气。一个五月的下午，在柏林菩提大街上，有个青年疾走趋前，走近俾斯麦身旁，在极近的距离内，对他连发两枪。俾斯麦没有带武器，他身体很壮实，个性很强，从不要求卫士或警察的保卫，在这个刺客还没有来得及发射第三枪时，他迅猛地将凶手手中的枪打落下来，使自己幸免一死。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可这就像通常赌博那样，竟然打在他富有弹性的肋骨上又弹了回来。全世界都为这次谋刺失败而惋惜不已。这颗子弹只要向一边移动小小的一英寸，俾斯麦就会被打死，当然也就不会发动这场战争。正当俾斯麦这根胸腔肋骨遭到子弹击中后很快复原时，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撰文指出，历史的进程完全是经济因素造成的。

六个月以后，俾斯麦以奥地利不履行条约为借口出兵奥地利。在他发表最后通牒后，不发一枪就占领了一些小邦，如萨克森和黑森州的卡塞尔。普鲁士士兵的热情并不高，只是由于他们的勇敢和纪律性，也由于他们有骁勇善战的将军和新型改进的长枪，他们取得了胜利。大约在同时，从南部发起进攻的意大利人在库斯托札和里沙受到挫折。这场战争持续不过几周时间，在波希米亚的哥尼斯格拉兹的战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在这紧要关头上，奥地利被打败了。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奥地利将军、意大利问题专家贝内德克并非出于自己的愿望而被派到波希米亚打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奥地利的威信不高。战争的结果使奥地利在南部失去了维奈迭亚。普鲁士什么也没有失掉。正当普鲁士国王和将军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兴高采烈，企图乘胜直接向维也纳进军时，像巨人一般坚定的挡住他们进军的正是发起这场战争的人。这些军人既无视战争带来的巨大毁坏，也看不到已经出现早期的霍乱，更看不清欧洲的形势。拿破仑已经一再提出警告，并且派了特使去普鲁士司令部进行调停。俾斯麦清楚地意识到，他可以发动一场反法战争，也许他必须这样做，但现在尚为时过早，不能立即就干。他表示，节制是古代最崇尚的美德。他既不要被征服的敌人割让土地，也不要他们赔款，更不允许胜利进军维也纳，羞辱敌人。他认为，这种做法只能使仇恨永远存在下去。为了安抚昨日的敌人，以免明天他们去支持法国；联合高于征服，友谊胜于羞辱，这就是俾斯麦的目的。在尼古拉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国王坚持要求惩处主要战犯时，俾斯麦显示出完美的历史伟人的风度，他说：“对我们而言，现在不是去审判谁，而是推行德国的政策。此外，更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为了生存而进行反普鲁士斗争的奥地利，而是进行这场反奥地利战争的我们。”

这时将军也开始仇恨俾斯麦。俾斯麦认为自己已是名誉扫地，他提出辞呈，并且准备去当一名军官。他很清楚，在国王心目中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不过他也知道，他和国王交往只有四年时间，他们之间的友谊还没有成熟，并且还有许多人逼迫国王罢免他。最后还是国王屈从了俾斯麦，此后国王在他余生中一直信赖这位顾问。国王是通过发表一份令人难以理解的公告表示屈服的。后来他又对这份亲笔写的公告采取了蔑视的态度。

从此，俾斯麦联合了被打败的奥地利，使它成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俾斯麦达到了他一生的顶峰，此后他再也未能逾越这个高度。

德国反对建立自治政府——《艾姆斯公文快报》——1871年的胜利——凡尔赛宫的加冕——阿尔萨斯·洛林

普鲁士获得了德国的领导权。此时，它又兼并汉诺威、黑森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扩大了自己的版图。对年轻的德国贵族而言，这正是他们一向追求的理想，他们的祖先划地为界，拦路抢劫的封建贵族这样做过；他们的后裔纳粹政权也是如法炮制。这时，柏林宫廷的贵族军官各有打算，吞并黑森州以后，他们想使这个地方公国成为皇家酒窖。连掠夺成性的俾斯麦也不得不出来加以制止。在德意志联盟崩溃之后，俾斯麦终于建立了“北德联盟”（1867—1871），采用黑白红新的三色旗，这是普鲁士旗加上“汉萨同盟”的旗。由于有了这个新的称号，普鲁士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席也有增加，而这个国民议会在作了若干条文修改后得以继续存在下去。普鲁士国王掌握了“主席团”，俾斯麦成为“首相”，对北德国会负责。至于从邦联向联邦如何过渡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澄清。

这些变化导致德国建立代议制的政府。因为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暂时休会时，选举产生的北德国会使部分德国人民可以行使权力，制止占用国家拨款，从而对其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战争与和平以及与外国结盟等事项完全成为担任议会主席的普鲁士国王的事。而在德国国会中，国家事务继续由德皇处理。俾斯麦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玩弄花招，将内阁大臣会议主席和首相两职合而为一，由他本人担任。这是另一个一直沿袭到1918年的传统。俾斯麦希望自己负完全责任，将大臣们置于从属的地位，这就需要更大的控制。但是国民议会宪法不是自天而降由上帝恩赐的，而是通过人民投票产生的，因而人民对政府应有最后的监督权。可是在这个问题上，竟以230张反对票对仅有的53张赞成票而遭到否决。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人和法国人决定自己治理自己一个世纪以后，英国人决定自己治理自己两个世纪以后。而在德国，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即1918年，德国人民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府，而14年以后，他们又无可奈何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了希特勒。

由于各个公国的新议会继续存在下去，因而在德国建立共和国之前，各个议会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俾斯麦容忍这一切，不过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已。普鲁士内部存在两个议会之间的抗争并不是坏事，他认为，这种新形式最终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就像一个刚进糕点店的学徒，先给他吃够甜食，吃腻了，也就不想再吃了。

随着战争的胜利，普鲁士本身的冲突没有多费周折就消失了。胜利对内部危机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就好比生了孩子后，夫妇双方都满意了。俾斯麦机智敏锐，善于利用时机，又提出赔款问题。自由派分裂为二，大部分普鲁士公民被激发起民族主义情绪，转而倾向政府。此时此刻，治理普鲁士并非难事。在德国，胜利总是削弱人们思考的能力。只有在少数社会民主党人身上还反映出新时代细微的迹象。只有少数专家觉察出，在此后的三年内，普鲁士内部正在兴起，而法国内部正在衰落。专制独裁在行将衰落的最后时刻，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还富有生命力。然而它的内部早已腐朽不堪，顷刻之间，就会分崩离析。

关于普法战争历史（1870—1871），本来无须重述，只是人们不时以这场战争为例指责德国，对这一点需要加以修正。这场战争不是德国一手炮制的。

在这些年代里，俾斯麦确实一直在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他希望出现一种形势，使他有可能取得或无须取得法国的认可而实现德国的统一。当时确实有一段时期，实现德国统一更大的障碍看来不是来自拿破仑，而是来自德国的南部。普法战争是在巴黎策划的，这个朝廷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部分原因是出于傲慢，部分原因是出于害怕。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力图寻找解决的途径。皇后的野心，克雷孟梭公爵的狂妄，皇帝的日益不得人心，简而言之，古代专制独裁统治的规律是：不管他是停滞不前还是繁荣昌盛，只要他们没有新的作为，没有新的壮举，这个独裁专制政权就不能维持下去，这时他们就要挑起战争。这正是法国的敌人期望的，但敌人自己并不主动挑起，而是等待对方挑起这场战争。不论发生什么事，两国的人民均与之无关。

当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冲突日益尖锐时，俾斯麦起先屈服了。而当拿破仑的大使提高要价，以战争或者羞辱普鲁士为要挟，遭到威廉国王的断然拒绝。这位老绅士是在四周一片水乡的艾姆斯疗养时提出法国的要求的，这只不过是傲慢的法国表示不耐烦的一个信号。国王给他在柏林的大臣发出加急电报，指示向所有的外国使节和新闻界公布这件事。国王的目的是要将法国的不合理的要求公之于众。国王这一做法，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政治观点上来看都是无可非议的。

《艾姆斯公文快报》有24行之多，文风沉闷，继承了两个世纪以来官僚文牍冗词赘语的传统，系出自枢密院顾问之手。这是一份由国王的公仆发给他大臣作新闻用的电报。成百份类似的电报由成百位大臣或秘书起草。俾斯麦肯定不能不加修改而予以发表。他将这份快报删短为12行，有一处实际上是缓和了国王的语气，他故意突出法国挑起战争的危险性，并且沿用了巴黎的语调。不论是作为政治家、军人还是作为文体家，他都有权力进行这一文字修饰工作。经过他修改过的《艾姆斯公文快报》可以经受得起任何宫廷、任何议会和任何历史学家的检验。

但是当拿破仑在不到几个星期内在色当被击败和被俘时，战争的政治目的发生了变化。有些社会党人对战争投过信任票，两票弃权。现在德国人要将这场反对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而社会党人反对提供新的贷款，反对在德国突然兴起的要求将阿尔萨斯和洛林攫为己有的运动。这时，只有德国人民自己才能迫使这场战争停下来，而由于不断的胜利，德国人民似乎乐于战争。

这一时刻，正是冯·莫尔特将军这位有着半个丹麦血统的人充分显示才干的时机。他思想高尚，沉默寡言，具有诗意般的力量，在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中，几乎是最孤立的人物。

在德国总参谋部军官中不乏这种例外的人。但是，他们即使庄重而有着高度文化教养，却也难以摆脱普鲁士同行的传统束缚。莫尔特将军说过，永久的和平不过是梦想，“甚至还不是一场美梦”。

俾斯麦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位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家，即使从品质上来看，他也不同于他那些具有破坏性的今天的继承人。在当时他更为关心的不是法国的战败，而是德国的统一。在战争爆发的时刻，他成功地说服南部德国支持他，这甚至出乎他本人的意料。现在由不同血统的德国人组成的一支军队正在胜利向前推进，他意识到时机已经到来，他要和人民并肩战斗，出其不意的提出统一德国计划，使德国国王也措手不及。他一手策划的德意志帝国，就好像手艺娴熟的厨师一样，顷刻之间就端出一盘炒鸡蛋。

他选择波旁王朝旧宫作为举行庄严的加冕典礼的地方，甚至在签订停战命令和征服法国首都之前就选好了，是有他的意图的。这一做法或许是有点出于诗人的灵感，但从政治家观点来看，肯定铸成了大错。四年前他拒绝进军维也纳，避免了一场同样性质的错误，而现在他却因指定凡尔赛宫作为加冕典礼的地方，而招致每一个法国人数十年后一直对德国的愤然不满。这件事根本没有和德国人民商量过，因为德国国会代表团抵达总司令部绝不是为了将皇冠授予威廉国王，如1849年将皇冠授予威廉的兄弟那样，而只不过是为了声明他们同意各邦国王的决定。

威廉和他兄弟一样，本来不希望接见人民的代表，只是在俾斯麦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在凡尔赛宫举行加冕典礼时，没有普通的德国人。凡尔赛宫明镜大厅里站满军人，唯一不穿军服的是宫廷的传教士，他身着教士制服。

甚至各邦国王也不像绘画中显出的那样高兴。巴伐利亚国王不得不根据俾斯麦来信的意见，将皇冠让给他多少有点仇恨的对手。王储们称整个过程是一场精心制造的混乱。而威廉则愤然大怒，他并不希望“用普鲁士灿烂的王冠换取一顶污秽的皇冠。”当时他已73岁，在这一非常重大事件的前夕，如新娘出嫁前那样，痛苦的大哭一场。婚礼是被迫举行的，因而新娘究竟应该穿什么衣服，就成为争论的主题。国王不想成为德国人的皇帝，而要成为德国的皇帝，俾斯麦碍于法律，不同意这样做。这一点激怒了老国王，他从皇座走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俾斯麦身旁，连招呼也不打，就径直和将军以及各邦国王握手。早在一千年以前，查理曼大帝也是在内争纷乱中加冕的。

和约缔结以后，国王进行了报复。这一次，他和容克地主、将军们一起，压倒俾斯麦，取得了重大胜利。俾斯麦在对奥地利战争后，成功地取得了和解，没有兼并奥地利。这次他出于同一目的，主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法国，然而他失败了。

在此以前数年内，俾斯麦对阿尔萨斯和洛林根本没有什么打算。出自他手笔的文献和书信，从未提及过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之事，而且甚至令人惊讶地看到俾斯麦还揭露了某些方面的内情。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让这两个地方独立和中立，至少要通过公民投票。但是现在德国将军们坚持认为，如法国的防线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大海，类似现在的马其诺防线，而德国又没有一支海军作为平衡的力量，这对德国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德皇认为，阿尔萨斯的一角邻近位于德国腹地魏森堡，可以切断南德的通道。面对德皇的异议，特别是将军们胜利后的喜气洋洋情绪以及德皇的威胁，俾斯麦让步了。可是德皇此时又感到他正受到第二次的欺骗。德皇的意图明显的带有骑士的气概，他要重新征服过去祖先仅仅得到一笔年俸而放弃给“太阳王”的土地。

针对德国当时展开的激烈辩论，俾斯麦声称，不论对他还是对别人，都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幻想。他说，“将阿尔萨斯说成从前是德国的，这是教授们洋洋自得的见解。而我们需要的是防守的碉堡。……我认为拿下洛林的主张不可取，但是将军们认为，占取洛林的梅斯，可以相当于加强12万人兵力，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这一地区的200万人民，几乎有半世纪之久沦落在普鲁士铁蹄之下。他们的下层人民讲话含糊不清，混杂着两种语言。后来从1918年到1940年，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两个大国竟然不能出于理智而让这一片地区独立。这一令人惭愧而难解的问题今天将再度出现。

教会反对俾斯麦——德国的富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出现——俾斯麦要和平——他治理欧洲——专制独裁者

俾斯麦，这位容克地主，胜利者，反动派，转而倾向自由派。从1871年到1878年，他在自由派支持下，主宰德国国会。这个国会系旧的北德联盟议会，只不过由于增加了南部各邦而扩大了。这些自由派人士的确善于甜言蜜语。奥地利战争之后，最墨守成规的容克地主背离了俾斯麦，不久，这个阶级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起而追随容克地主。对他们而言，俾斯麦的权力太大，而且他还不是天主教徒。当时在柏林，区别一个人好坏的标志是他是否为天主教徒，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皇后本人最热衷于这一风尚。

建立帝国之后，俾斯麦旋即陷入与新成立的天主教党——中央党的严重冲突之中。这时，使德国中世纪充满铿锵声的亨利和格列高利的阴影在德国再度出现。但是这次却不是教皇声明教皇一贯正确。俾斯麦从不认为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一贯正确，他对这种声明简直觉得可笑。这场冲突也不是由于耶稣教徒要发动改革而产生的。这场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俾斯麦是一个独裁者，他不能容忍在国内还有另一股势力存在，更不能容忍国际势力干预德国事务。此外，还有个人之间的宿怨。

倍倍尔像

倍倍尔（bebel，august，1840—1913）德国社会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缔造者之一，为该党最具影响及最得人心的领袖达四十余年之久，西欧社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

温德霍尔斯特，被兼并的汉诺威前大臣，与古尔夫（被罢黜的汉诺威国王的追随者）一起为反对普鲁士而战斗。温德霍尔斯特现在已成为天主教党的头子。这位态度粗暴，冷冷冰冰又极其机灵敏锐的人，可能是德国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议会雄辩家。开始，这场冲突十分平淡，主要目的是摧垮持反对意见的传教士。但是，1874年一个天主教狂热分子企图谋害俾斯麦事件后，冲突就尖锐化了。于是，政府将教区所属的学校均置于它监督之下；提倡民办婚礼；传教士的任命必须公布；移居，判刑等宗教法令在法律上均属无效，致使一千余传教士住所空无一人。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鼓动人民的热情，特别是鼓动波兰和阿尔萨斯人民的热情，在这些地方德国政权和过去一样还在遭到反对。中央党在国会中议席增加到92席。因为在德国，即使某个政党遭到非难，其议员仍可公开表示反对意见。

19世纪70年代，德国国会成为全国讨论问题的新论坛。这是一个真正经过选举产生的德国人民代表机构，它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这个制度在西方其他国家已有一两个世纪的历史，德国早就应该拥有这一工具。从这一时刻开始，也就是说，在过去七十年来，德国人民开始参与治理国家，要对德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负责。阶级和偏见始终存在，而且一直存在到今天，不过这七十年来，德国人民终于知道什么是投票箱了，他们至少对历史承担了部分的责任。从此以后，德国人民干的事，特别是他们没有做到的事，并不仅仅说明国王和容克地主的性格，也说明了他们自己，德国人民的性格。

威廉·李卜克内西像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869年，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政党。

此时，杰出的思想家和战士在国会中兴起，正如每个时代一样，总是左派比右派多。像维尔乔夫和里希特这种人出现了，他们是从事改革的继承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德意志精神第一次在国家机构中取得了发言权。一小部分具有高度教养的人士在右派行列里也涌现出来。

德国工业兴起后，经历了大危机中断时期，随后又出现了高涨局面。所谓“创业热”时期在德国是新的，也是短暂的，因为这种投机活动终究和德国人性格格格不入。仅仅1872年，在普鲁士就成立了大约500家企业，拥有15亿马克的资本额，这可谓是一件大事。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六家大银行，其中一家早在1851年就成立了。从1870年到1890年，资本额的增长达到原先的三倍，这一事实表明，德国正在大力开拓商业经营活动。汉堡到美国的航线和北德伊利亚特航线，由两家大轮船公司经营，发展迅猛。从1850年到1890年，德国人口由3000万增加到5000万。每个人都希望流入城市，1890年左右，已有一半德国人民是城市人口，到1895年只有不到19%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在德国以其他国家同样速度发生这一变化的过程中，破坏了德国人的性格，也大大地丰富了德国的物质财富。每个国家都需要大量人民群众从事农业劳动，正如大风琴要为大合唱伴奏和农村要为喧闹的城市服务一样。不过德国离开土地的步子更快一些，更热情一些，更彻底一些。当然在农村我们称之为德国人的不安全感要少一些，在城市，这种不安全感肯定在增长。德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和代议制政府的发展同时并进的。在议会中，城市人口具有更多的属于自己同一阶层的代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农村人口则没有这种可能。其结果他们之间的鸿沟比其他国家更大。

在城市也开始出现了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拉萨尔死后，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在北德议会中，首先投弃权票，后来又在对法战争期间发言支持法国自由的两位社会主义者，一个是倍倍尔，一个是李卜克内西。

倍倍尔是进入德国公众生活的第一位工人，他出现得比较晚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爆发革命。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作为一个士兵的儿子，一个监狱看守的继子，从孩童时代就目睹德国人的残酷。他是拉萨尔曾经非常希望成为而未能成为的人民的人。但他的影响始终未能超出他所属的政党范围。具有更为明显重要意义的则是李卜克内西。他出身书香门第，一生清白，情操高尚，孜孜不倦，看来他是条顿人最卓越的代表。他是路德的后裔，他的一张年轻时的肖像，从外形看并不像路德，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改革家。画像上他身穿自由军团军装，他是大学生协会成员，在学生时代他就梦想侨居在共产党人聚居的威斯康星州。他是那些在1848年起义后没有去成美国的一批人中的一个，他先被判处徒刑，后被赦免。

1869年这两个人，一个木匠和一个政客在爱森纳赫建立了社会民主工人党。它最初的宗旨是仿效瑞士，至少是苏黎世的模式制定宪法，要求建立民兵，实现普遍的公民投票权以及新闻自由；其最终目标是建立共和国。他们两个人被判处轻刑，被监禁在碉堡里，度过了两个欢乐的年头。倍倍尔本来家境贫困，疾病又摧毁了他的健康，只是由于政府的花费，他得以养精蓄锐，向李卜克内西学习语言、历史和许多他所缺乏的知识。他们两个人像济金根和胡登一样，在监狱中，长者教，幼者学；也许这是座令人愉快的碉堡，和古代骑士城堡中的花园也相差无几。

容克地主和自由派之间，自由派和工人之间，教会和国家之间在议会中相互斗争，并且以相当正常的方式持续了七年。

与此同时，法国的教职人员和文人鼓吹要复仇。在巴黎，代表斯特拉斯堡的雕像蒙上一层灰布罩。在教堂中，人们祈祷要收回失去的省份。看来，三个天主教强国结盟反对新生的德国是可能的。全世界都不信任俾斯麦，这个人在六年之内发动了三场战争。维多利亚皇后将他比作新的拿破仑。巴尔干骚乱的加剧又为他们提供了动手的借口。看来所有的情况均在推动俾斯麦再次向孱弱的法兰西进军。莫尔德特将军麾下有着精兵良将，他预计在1876年开战。今天有些历史学家责备俾斯麦犯了一个错误，没在当时摧毁法国。

但是俾斯麦没有动摇，他维持欧洲和平达二十年之久。如果他热衷于新的荣誉和攫取新的领土，他可以在19世纪70年代缔造一个他在德国历史书上看到过的那样一个世界强国，至少他可以试图干一下。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手，甚至没有进行恫吓。

1878年他改变了德国政策的路线。他曾引退在家数月，专事攻读经济学，时年62岁。他再度出山后，力主推行保护性的关税制。他和教皇皮乌斯九世交好，长期以来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停止了下来，矛盾的双方没有一方成为胜利者。俾斯麦已经转而反对自由派，现在又反对社会主义者。他利用两次刺杀德皇事件作为行动的借口。其中一次，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遭受重伤。另一次看来与俄国的虚无主义者有关，而俾斯麦却把这件事加在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头上。德皇和首相这两个人的脾气很怪，由于凶手没有用枪弹，而是用一支猎枪像打兔子一样朝德皇开了一枪，对这一点，他们两人大为恼火。俾斯麦迁怒于社会党，只是因为它已拥有150万张选票，出版有二百余家报纸，这个党实际上是无辜的。俾斯麦转而伙同保守分子提出针对社会主义者的紧急法。

人们往往以越来越大的兴趣注视伟大人物的晚年。因为这时他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和才干也达到顶点。耶稣虽则死得较早，但他在临死前也成熟了。拿破仑只是居在圣赫勒拿岛上时生命才达到了巅峰；歌德在晚年和浮士德一样有了真知灼见；而贝多芬则以他的第九交响乐达到了他的音乐创作高峰；伦勃朗和提香最后的作品成为人类神圣的财富。但是俾斯麦和克伦威尔、路德、梅特涅一样，随着年事日迈，每况愈下，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外交方面，他在担任首相的20年内，不愧是一名能手。1878年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柏林会议后，德国自维也纳会议以来，第一次处于欧洲的关键地位。这在柏林和普鲁士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与法国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而且自从俾斯麦在同一时间内和俄国、奥地利缔结全面条约以后，这些国家可能结成联盟，对付新德意志帝国这个一直到晚年还缠绕着他的噩梦终于消失了。

俾斯麦在19世纪20年代完成德国统一大业后的基本思想，主要出于对德国的地理位置的考虑。他认为，德国地处东西方交界，和邻国有漫长的边界，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能攻难守。唯有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才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危险。只有具备了当时北美处境的国家，才能以海军取代陆军。对俾斯麦来说，在海外占据地盘和拥有一支巨大的海军在当时看来是危险的。德国人在指导管理方面并无才能，英国也决不可能作出让步，听任一个军事大国在海军力量方面与英国并驾齐驱。和俄国以及奥地利结盟，与法国交好，不参与或少参与大陆以外的争夺，在俾斯麦看来这是对帝国安全最好的保证。出于这一原因，他最初不支持任何谋求殖民地的意图，后来他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卡尔·彼德斯、吕德利兹和维尔曼是当时开拓殖民地的先驱人物。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才不再抵制而采取稳重的殖民政策。

因而可以说，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在最初的20年内，并不具有帝国主义特性，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但是在国内事务上，俾斯麦却缺少对人民和时机的了解。他很后悔允诺人民有普遍选举权，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他希望通过制定三项帝国法律先发制人，对付社会主义者的宣传。他推行医疗、劳动保险和老年退休保险体制，强制工人参加这些保险，以保护工人不受雇主之害。这是最早进行的改革，以后经过不断修正，实际上各国都接受了这种方式。美国直到50年后，才接受这个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些时间，他制定紧急法，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阴谋为借口，查禁1300多家报刊，将900余名工人领袖放逐到国外，1500名工人领袖被投入监狱，给大量工人领袖家庭造成不幸，因而俾斯麦遭到广大群众的痛恨。他既是独裁者同时又是改革者，这是典型的德国人。他想将社会正义和暴力糅合在一起，他甚至诡辩说，在他统治的地方，采取这些措施，是基于道义的考虑。尽管他查禁了政党，整肃了舆论，防范了某种思想，可是他的这些做法，却为欧洲上百个正在变化的政府，甚至为他今天的后继人提供了模仿的样板。

他最后终于失败了，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所有这一切，才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

军人的胜利——尼采论新德国——叔本华和黑格尔——三位音乐家——反艺术的帝国——反精神文明的俾斯麦

“俾斯麦使德国伟大了，而使德国人渺小了”，他手下的一位大使写下了这句惊人地刻画出俾斯麦和德国人性格的真实性的话。

19世纪70和80年代德国统一后，德国人发现自己置身于新富裕起来人民的行列之中。他们经历了长时期的失败和艰难处境，突然醒来，受到无数人的注目，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功劳而是由于处境顺利。他们艰苦劳动，孜孜不倦的奋斗和永不满足的活力，所有这一切赢得了外界的承认，但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德国公民。由于德国知识分子的领袖无一不屈服于统治者，德国公民作为自己国家的一个成员，从来也不能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自豪。直到30年代战争以前，德意志帝国还是十分强大的，不过支持它的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贵族。平民兴起后，德意志帝国一落千丈，衰弱破落，而组成帝国的各个部分依然掌握在各邦国王和容克地主手中。在这个世纪初，父子两代人流血牺牲，没有赢得解放。经过斗争，他们没有得到本来允诺给他们的权力。第一部虚伪宪法的制定，不仅伤害了而且也侮辱了德国人民。他们没有找到奋起反抗的力量，他们曾经这么干过，但很快遭到了失败。

但是现在已是1871年，帝国不仅几乎在一夜之间重新统一起来，而且它战胜了著名的法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声威大震。仅在这时，德国人才第一次通过现代公正的选举法，得到了参政的机会。本来这是人民穿上军装，通过斗争，争取到的权利。可是除了少数地方外，人民还不习惯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的统一，帝国的兴起，财富的积累，外国的尊重，这一切看来好像完全是炫耀武力的结果，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一个始终处于统治和发号施令地位的阶级，必然得不到人民的尊敬和仿效，现在人民开始看透了这个阶级。在腓特烈大帝统治下，每一个少尉都是容克地主，即使在解放战争中，至少每个将军也是容克地主；但是实行普遍兵役制后，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俾斯麦在三次战争中不得不允许平民老百姓进入这一身着戎装的禁区。其结果是大大地加强了民族自信心，这是非常合乎自然规律的。

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一直被肢解，现在首次取得世界性的成功，随之而来的是德国人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也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他们在开始时表现出来的狂妄自负要比实际情况严重。当这种狂妄自大经过一两代人已经变成德国人一成不变的性格时，当新的德国人已经给外界留下了不良印象时，德国人感到自己受到更大的损害，抱怨整个世界未能正确认识他们，更激起他们的狂妄自大和沾沾自喜，致使引起全世界越来越大的反感，和人们今天几乎完全看不到德国人的美德。

敏锐的观察家不久即看到了其内在的原因。尼采，这位除了歌德以外，对德国人认识最为深刻的人，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用下述一段话描绘了新德国人的思想状态：

在整个欧洲，人们恐怕难以找到更令人反感的语调了。这种语调冷淡，无情，简直是漫不经心的嘲笑。而现在这种语调对德国人来说却是文雅的。我可以听到青年军官、教员、妇女和商人毫不犹疑地，用这种细腻文雅的语调讲话。确实连小女孩也在模仿这种军官讲话用的德语，因为这是军官，普鲁士军官发明的讲话语调，而同一个军官，如果是一个士兵，一个商业专家，他讲起话来，却那么和蔼谦让，赢得人们的仰慕，所有的德国人，甚至包括教授和作曲家可能都得向他学习。但是他如果一旦成为德国军官，他又是古老欧洲讲话最刺耳行动最鲁莽冒失的家伙，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即使有教养的德国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仰慕军官，而军官是为社会定下基调的领导人，还有谁能不模仿。

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首先是下士和中士模仿这种语调，讲起话来粗声粗气。听听那些大声叫喊的司令官，实质上是他们包围了城市，在各个城门外面操兵练马。从这些大声吼叫中，人们可以感到，他们是何等的傲慢、粗暴和冷酷。

德国真正是音乐之国吗？只要听听他们讲话的声音，就能无可置疑地说，这个国家越来越军事化；他们一旦习惯于用军人腔调讲话，到头来在他们写文章时，也是军人腔调十足，因为习惯于用军人腔调讲话。某些习惯甚至对一个人的性格也产生深刻影响；一个人一旦习惯于用某些字句，最后甚至思考起来也是用这种语调。

新觉醒起来的市民的野心只能破坏德国人的精神生活。正是这个原因，几个世纪以来，思想教育未能在国家和精神之间取得平衡。过去的规律是国家和精神，两者之间只能相互抵触，而不能相互支持。即使在俾斯麦权盛一时的时代，也只能导致德国天才的衰落。

在本世纪帝国统一之前，伟大的思想家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人才辈出。在绘画艺术领域，16世纪产生过许多艺术大师，而现在出现了三个世纪的巨大差距。这一领域早已让法国一执牛耳。在19世纪，三四名突出的画家中，只有门采尔通过描绘腓特烈大帝时代和这个国家保持某些联系。马雷斯、查尔巴哈和布克林继续走罗马的老路，他们的作品大部分出于意大利。在这一世纪里，简直没有一个雕塑家或建筑师，其影响超越这个国家的国界和超越过这个时代。

新帝国是紧跟在德国哲学和音乐时代之后出现的，但新帝国既不重视哲学也不重视音乐。叔本华在1810年到1820年之间他青年时代写下了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此时俾斯麦刚刚诞生。不幸的是叔本华在德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很成问题。他的祖父母是荷兰人，他的双亲对普鲁士人深恶痛绝。当但泽市落入普鲁士人手中时，他们携带自己五岁的幼子离乡他去。但是叔本华所受的教育和语言是纯德国的，因为他富有文学修养的母亲在魏玛度过晚年，叔本华在那里受到歌德巨大的鼓励，这对他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和他不共戴天的仇敌黑格尔两人同时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征服了这个世界，直到今天，依然对人类思想体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的成就是德意志思想精神的财富。这两个德国人以及尼采的哲学，为19世纪开拓了新的重要道路。

黑格尔为新的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好像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源出于他的思想。他和叔本华一样，既是哲学的奠基人，又是艺术的奠基人。只是其中一个人的德文非常艰涩难懂，而另一个人写的一手好德文，远远超过以往任何德国思想家。叔本华追随歌德的文风，将天生的直觉和细致的观察，创造性和科学，信念和认识结合在一起。他的父亲很明智，让他通过旅行和学习语言，摆脱国界的限制。在他几乎默默无闻地居住在法兰克福的30年内，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旅游，或去雅典、伦敦，或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因此，他对德国人的看法和歌德以及其他人一样，他曾经这样描绘过德国人：办事效率高，显然是在政府的驱使下办事，与之相比，法国人举止庄严，有着丰富经验，法国人善于了解大自然，探索自然发展的道路，而不是生硬地改变自然的规律。出生于这个国家，应是多么幸福啊！

叔本华像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如尼采和卢梭，他的哲学兼有文学的感染力和哲学的洞察力，他之所以被划入浪漫派哲学家，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是哲学家中的少有者。

贝多芬之后出现过三位伟大音乐家，一位是奥地利人，一位是萨克森人，一位是犹太人。他们也是在俾斯麦之前创作了伟大作品，那时德国还没有统一。三位音乐家都在青年时夭折，他们与国家政权毫无关系，但与德国人却有很深刻的渊源。

韦伯像

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德国作曲家、钢琴家、评论家、歌剧导演。德国古典音乐过渡到浪漫主义时代的主要人物，被称为德国民族歌剧的先驱。主要作品有《自由射手》（1821）、《邀请舞》（1819）和《音乐会短曲》（1821）。1821年《自由射手》在柏林上演时使他一举成名，从而成为民族英雄。

舒曼像

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音乐史上最突出的人物，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深刻地反映出德国浪漫主义的优点和弱点。

门德尔松像

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是犹太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呼吁宗教宽容，支持犹太社区融入普通的德国文化和生活。

韦伯出身于江湖医生家庭，自封为贵族，他创作的浪漫主义歌剧，表现了德国人的巨大天才，没有任何其他德国作曲家能将如此悦耳动听，而又雄浑刚劲的乐曲倾注在德国人的心坎里。韦伯的乐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刻画森林和矮人，水妖和巫人，月光和幽默的恶作剧，而莫扎特的歌剧都是以地中海人民为背景的。如果说，德国的一切文化都给湮没了，但韦伯的三部序曲和《邀请舞》留下来了，那么几千年后，发现者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支被埋没的民族一定是很迷人的。

舒曼，这位几乎被法国人看做是自己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歌词内容，表明他事实上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特别是他根据艾兴道夫的诗谱写的曲子，对其他国家来说，有如欧洲人听阿拉伯音乐一样陌生。他和韦伯一样，在他谱写的乐章中有德国的森林、打猎、号角和其他等等。舒曼和韦伯不同，韦伯身患肺病，在作曲中有着激昂的情绪，而舒曼更为忧郁。他被称为贝多芬的最后一位门徒，这对两者都是不公正的。如果将他的前人贝多芬和后人勃拉姆斯加在一起，则在他的身上，两个人的长处他都兼而有之。

门德尔松是位音乐王国的优雅王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没有受到专家的信任。他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精神融为一体，使其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他比之斯宾诺莎和海涅更为成功。这位哲学家的孙子，受教育于才华焕发的父亲。当时在1820年左右，他父亲的家是柏林名流和风雅女人幽会的场所。他的艺术生涯轻松愉快。最初是作为神童，后来又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遨游欧洲各国首都。他比莫扎特幸福。他13岁时在歌德家中，阅读字迹模糊，难以辨认的贝多芬手稿，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后来他娴熟地演奏童年时代的大卫，（《圣经》中记载的古代以色列国王，童年时曾杀死勇士科利亚。——译者注）使八九十岁的歌德为之倾倒。歌德听了门德尔松如怨如诉的钢琴演奏，为之黯然神伤。这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因为此时此刻，这位来自地中海的年轻征服者，把歌德和贝多芬融为一体，三个人都受到德国思想精神的熏陶。

门德尔松在17岁还是大学生时，写下了《仲夏夜之梦》序曲，剧中的一个仙女调皮捣蛋，使他的思想中了魔法，而另一个仙女使他为之心动。这个犹太小伙子演奏这些描绘水妖、天仙的旋律使德国人韦伯受到启发，他采用同样的主题，写下了《仙境之王》一剧。他们的祖先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他们刻画了反映这个国家本质的自然环境，因而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几乎一模一样，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相互混淆，难分彼此。新帝国的兴起，丝毫无助于音乐王国的发展。勃拉姆斯诞生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汉萨同盟”诞生地汉堡。不过他和奥地利教员的儿子勃鲁克纳一样，生活在远离帝国的维也纳。他一辈子始终认为自己是属于南方的。这个帝国的一切，对他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帝国内，单调的写实主义风行一时。少数学者十分出色，不过他们年华已逝，如勃森、奇尔希胡夫、赫尔姆霍尔兹和维尔乔夫等人。这些人日后在柏林，以他们的才智而名扬四海，而俾斯麦对他们竟一无所知。最卓越的作家，无论是凯勒尔还是冯塔纳从未见到过俾斯麦。后者是半个德国人，出身于胡格诺派家庭，是他留下了对普鲁士容克地主最好的描绘。格利伯茨尔和黑伯尔孤零零地住在怀有敌意的维也纳。凯勒尔和布尔克哈特两个人都是瑞士人，他们对普鲁士的风气都深恶痛绝，而布尔克哈特，这位最伟大的德语历史学家，早在这个帝国鼎盛一时的时候，就已预言它将分崩离析。

俾斯麦这个最有权势的德国人，尽管他本人知识渊博，有着比国王和王室更高的文化教养，但他的家很空虚，很少文化界的人士去访问，这突出表明俾斯麦憎恨和人接触，而且越到晚年越为严重。他渴望权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至于他先是没有时间，后来有了时间，但仍没有情绪阅读和倾听一切与政治无关的事。归根结蒂，他憎恨这个世界的一切，他爱的只有树木、动物和妻子。以前他非常欣赏贝多芬，只是因为听了音乐使他太激动，他又放弃了音乐。

在他的那个时代，还有两位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俾斯麦对其中一人是一无所知，而对另一个人又不欣赏。这两个人就是尼采和瓦格纳。

瓦格纳的出现——瓦格纳的听众——歪曲德国的传说——舞台上的天才——他的魔力——勃拉姆斯的出现——施特劳斯和奥芬巴赫

在所有富有创造力的德国人中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是最危险的人物。今天正是他，造成了很多的混乱，今天德国的情绪确实源出于他。

现在全世界谴责当前的德国制度，将其归罪于尼采，而真正要负责任的实际上应该是瓦格纳。希特勒成为瓦格纳的信徒绝非偶然。外部世界很不了解这一点，法国人因为欢喜瓦格纳的歌剧，因而也将德国的危险带进法国。非德国的国家只关心音乐，而没有看到音乐主题和内容象征的含义，这一点一直到今天都有影响。

瓦格纳的音乐对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作出的贡献流芳百世。他发现了谱写管弦乐和声乐的新领域，为整整一代人开拓了新的道路。他发现和创造的音色和其细微的差别，为前人所不知，使后人所难忘。而且他善于运用戏剧效果，这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此外，瓦格纳追求的是突出“艺术的整体”效果，这在当时早已为人们所摒弃。不过，瓦格纳仍不失为艺术史上变态的天才人物，其地位不逊于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家伯尔尼尼或美国作家爱德加·阿兰·坡。

瓦格纳的激情感染力很强，给群众，特别是德国群众留下深刻印象。他写下了十部诗篇，孜孜以求的是用古代悲剧哲理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育，而后他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撰写歌剧。如果仅仅将他看做是纯粹的音乐家，那是贬低了他。他既无意跻身于德国作曲家的行列，也不知道正是他天才的性格，造成了他的孤立。他不仅和七位大师很疏远，对浪漫主义派也很冷淡，他的同代作曲家勃拉姆斯也不重视他。不过由于后来的人大大不如他，这倒使他的创造天才显得很突出。在戏剧方面，他作为克鲁克纳和韦伯合适的后继者，成了后起之辈的导师。

戏剧是现实的幻想，这句话包含着瓦格纳的美德和他的危险性。他是德国第一个善于发掘演员的人，而且自从他拥有推荐演员的权力以后，他的做法完全不同于前人，因而使德国的这一做法充分发展。他的作品从来不是纯音乐的创作，而像渗上美酒一样使人陶醉，因而那些对美酒一无所知的人们特别欢喜他的音乐。他的作品在音乐欣赏能力不强的国家，甚至要早于德国更为人们所喜爱。最初对瓦格纳作品感兴趣的往往是与纯音乐无关的人。瓦格纳的音乐非常易懂，因为它表现方式多样化，情节紧张。他的歌剧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当人们对音乐感到厌烦时，可以看到动人的演出。甚至连每个孩子都能欣赏他的作品，因为当歌唱演员不能表达某一主题含义时，孩子们却能从剧情猜出其内容。有些人不能记住莫扎特的咏叹调，也记不住贝多芬四重奏的变调，却能毫无困难地记住所谓的“不朽的旋律”，它使那些没有旋律的歌剧唱词生动了，活泼了。歌剧中有1/3是表演，1/3是舞蹈，这足以使那些心不在焉的观众接受另外1/3的音乐。

尼采称瓦格纳为“德国糊涂虫的天才”，这一仓促中作出的断言，充分表明了尼采把瓦格纳的弱点系统化了。由于瓦格纳不擅长旋律，而精于交响乐，他对那些自己能做到的旧歌剧的“保留剧目”不屑一顾。由于他是一个生性烦扰的小人物，他总是将条顿的上帝和英雄描绘成性欲旺盛的巨人。根据他的自述，他的一生始终处于欣喜若狂和挫折沮丧之间的痛苦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得不使出很大的力量“强迫他自己振作起来”，将每件事都看做是幸福的，他将德国传说中的中世纪骑士和女人，变成他自己的类型和同时代带有神经质的男男女女，以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使观众感到这些舞台上的角色同他们是接近的。

那么到哪里去找自己的观众呢？瓦格纳从未赢得过德国杰出人物的欣赏。也没有得到德国广大群众的喜爱。与他同时代的德国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以及善于发现天才的人们一致反对他，而当时只有法国文学界人士，多是一些颓废的人，给他抹上一层抒情的色彩。而在另一方面，擅长音乐的德国人民在瓦格纳时期和这以后，继续依恋着教堂音乐和室内乐。甚至时至今日，他们还依然如此。在瓦格纳歌剧作品中，他们最能接受的是最初的三部浪漫主义歌剧，因为这几部歌剧，使他们回忆起韦伯的作品。当争论和流行一时的作品消逝以后，无论知识分子，作曲家和人民都不再去歌剧院。在瓦格纳自己看来比较好的后期作品，也没有一部能像《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和《自由射手》那样吸引德国人。瓦格纳歌剧的观众是小资产阶级。我们看到，希特勒号召的对象也是这些小资产阶级，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瓦格纳和希特勒的个性很相似，两者都是十足的狂热分子，同时又都是狡猾的演员。此外，还需指出，所有将瓦格纳说成是半个犹太人的企图，都无充分根据，必须加以驳斥。

在德国人性格中，一切最初的向往总是不明确的，他们有野心却没有把握，像淤泥一样，两个世纪以来沉积在河床上，遇有强劲的风暴就翻滚起来。它给瓦格纳，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路德的心理状态十分骚动不安，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们两人确实都以变态心理来发泄自己。瓦格纳能够控制自己，因为他是一名作曲家和演员，可以找到各种方式发泄自己内心的紊乱和不安。路德渴望树立牢固的信念，他试图通过祷告加以实现；瓦格纳的一生都是为了争取生存。他通过歌剧中的英雄，特别是女性英雄获得了这方面的力量。如果说，瓦格纳塑造的女性揭示的正是艺术家本人的心灵，那么在他笔下的女性，总是易于冲动和残酷的，而且总是充满炽烈的感情。

瓦格纳像

瓦格纳是19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文学家和指挥家，欧洲后期浪漫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为瓦格纳所建的歌剧演唱厅

瓦格纳并不比路德、腓特烈大帝更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和谐，这就是为什么这三个人要比歌德更受到德国人欢迎的原因。因为德国人只有生活在没有完工的拱门下时，他们才感到像住在家中一样舒坦。他们不喜欢完整性，而在生活中，他们喜欢的也是未完成的事业。体现这一特性的最高形式是浮士德，最低形式则为阿尔勃利希和梯图莱尔等人。

与此同时，瓦格纳在德国资产阶级中唤起的是神经质的性欲狂和出自本能的权力欲。因而瓦格纳不断地给俾斯麦写信以及《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和德意志帝国同时诞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瓦格纳接受一切思想，抛弃一切阻碍他的东西，使他获得了成功，自从瓦格纳从革命者变成国王的朋友，从反德国的人变成爱国者，从享乐主义者变成悲观主义者之后，他就准备好了，而且以后他也确实如此做的，成为当时唯一愿意和俾斯麦以及新帝国走同一条路的德国艺术家。

瓦格纳为了在歌词和音乐中表达自己的个性，不惜歪曲德国的传说。现在的德国人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在他们还没有看到舞台上演出由黑伯尔改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前，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在传说中叙述的乱伦，失败，个人的暴力都被夸大，并且用音乐表达出来，用喊叫和咒骂延长剧情，这在《菲岱里奥》和《唐璜》两部歌剧中只有很少几个悲剧性片断才采用这一手法。至于剧情，他所做的只是汲取了传说中他自己喜欢的部分。剧中充满了在财富和性欲引诱下对权力的贪婪。因而在瓦格纳的歌剧中，德国观众看到的是残暴凶杀和无辜不幸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不协调。

《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显示了统治世界的意愿，而且仅仅用四个不同的主题旋律表达出来。他将这些主题旋律和拯救灵魂的旋律强行糅合在一起，这一过程只有几分钟时间用的是一段朦胧难解的音乐，瓦格纳为了将观众带入到一种神秘入迷的境界中去，粗暴地破坏了德国语言。没有一个非德国人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的瓦格纳歌词，只是凑凑合合的译文。

瓦格纳粗暴地破坏这种严谨的语言，其严重程度没有一个人能及得上。德国的诗人和作家对瓦格纳的作品嗤之以鼻，经常模仿成滑稽剧加以捉弄。但是德国的自由民对瓦格纳越来越心醉神迷，因为他能以德国方式理解德国古老传说的深刻内容，而且用简练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瓦格纳试图用头韵掩盖他抒情部分的弱点，往往和他试图将剧中引起观众同情的歌词，提高到纯抒情诗的高度一样，使人感到荒谬可笑。他在《纽伦堡名歌手》中华特的《晨曦之梦的隐喻》一段唱词，就是以这种方式处理的。如果将瓦格纳的散文诗和希特勒的散文诗相比，这决不是对瓦格纳的侮辱。

受诱惑的是青年人。在《英魂传唤使》一剧的开端，设有长篇的独白，使观众有时间注意舞台的道具。这时年轻的德国人将一支剑刺入一棵枯树的树干里，这段唱词有五分钟之久，接着从舞台上方闪出光芒万丈，英雄将剑从树干中拔出，伴随这一动作的是响声直入云霄的c大调和弦，以象征性手法崇尚匕首和手枪。新德国典型的戏剧表演手法，壮观的行列，包括今天的列队行进，旗帜飘扬，华丽的场面，都源出于瓦格纳的作品，从《罗汉格林》到《圣·格莱的骑士》都是如此。

从统治世界的诱人幻想，对童贞肉欲的梦幻和瓦尔克利斯屈服于充沛的精力，还有嘶叫的野马，熊熊燃烧的顶峰，黄金、利剑和鲜血作为悲剧结局最后的点缀，这一切构成了德国人梦想的全部内容。上帝不仅以肉体的形式在舞台上出现，而且最后在昏暗的暮色中消失，而英雄也往往终因灵魂的极度不安而夭折，这一切都表现了浪漫主义的德国人对死亡的颂扬。他们认为，即使英雄和上帝，也要遭受命运的坎坷。

瓦格纳往往用动作和唱词作为网络，把音乐交织在这张网络上。除了序曲和西格弗里德的叙事诗外，他从来也没有创作过没有歌词的音乐，他留给后人的48首悦耳的乐曲，是他没有发表过的作品。他将这些乐曲编入《巴尔西法尔乐谱集》中，奉献给他妻子，作为永别的纪念。此时，他已精疲力竭，厌倦一切了。

作为一名全心全意的演员，他需要一面镜子，即使这面镜子只是用歌词构成的；作为一名戏剧导演，他需要节日般的舞台，庆祝的场面和空前动人的故事情节。瓦格纳关于舞台的艺术以及他那大吹大擂的本领，为今天的德国统治者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位统治者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成千倍地扩大了瓦格纳的行为。瓦格纳不倦的一再重复坚持一个主题的做法，希特勒把它用于自己的讲话及著作中，认为这是使人相信任何事件的最好方法，即使是谎言，说上一千遍也就成了事实。

勃拉姆斯像

勃拉姆斯（1833—1897）是德国19世纪后半叶最卓越的、古典乐派最后的一位作曲家。他继承了贝多芬交响乐的传统，汲取了深刻的人道主义和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着力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斗争生活，他的作品成为继贝多芬之后西欧交响音乐的杰出典范。

瓦格纳对德国的音乐界从来没有形成威胁，但在音乐领域之外，他毒化了这个国家的生活。他任意篡改古老的传说，他醉心于复仇、暴力，以及统治世界，他颂扬神经质，描写色情狂，一再呼吁生存，证实了这个民族的弱点。他精力充沛，足以扼杀整整一代的创造性的生活。直到1910年他的魔力消失之前，他的影响波及更低更广泛的阶层。（本书作者早在1913年在其所著的《瓦格纳或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一书中就探讨过这一问题。——译者注）瓦格纳的主题旋律产生听觉效果，瓦格纳的歌剧演出产生视觉效果。他们能通过音乐会、游行集会或朗诵，通过画报或用瓦格纳的名字，通过条顿复兴宗教，间接地听到瓦格纳的声音。当鲁登道夫将军创建新条顿异教时，可能他根本没有读过有关条顿族异教的原始材料，只是看过瓦格纳的歌剧《莱茵黄金》和《众神的黄昏》而已。

另一方面，勃拉姆斯的创作时期和瓦格纳属于同一时期，他代表的是另一个新德国。他不是生于普鲁士，而是生于“汉萨同盟”的汉堡，他将贝多芬永远看做他的理想人物。虽然他和贝多芬一样，早在30岁时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始终孤寂地栖居在维也纳，但在他的音乐中仍然渗透着北方的传统。在他的和声中，波浪滔天，汹涌澎湃，那是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层层激浪。这位典型的德国作曲家启示人们，德国面向了大海。

勃拉姆斯是最后一位娴熟于各种形式纯音乐的作曲家。他一方面继承了贝多芬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舒曼的传统。他是最后一位保持着伟大风格的作曲家，他没有在和他同时代而且比他获得更大成就的瓦格纳面前衰落下去，而凯撒·弗兰克就是在这种威风面前屈服了。勃拉姆斯的特点是作为音乐史上一个次要人物，他更多的是实行者而不是开拓者。他在音乐上是一个终止符，而瓦格纳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

在那些年代中，拜罗依特纯音乐，德国的传说和审美观，犹如在《众神的黄昏》巨大的薪木堆上，燃起熊熊的烈火和冉冉升起的刺激性的浓烟，此时有两位德国作曲家，分别在巴黎和维也纳点燃起两股轻盈透明的火焰。

奥芬巴赫只能算作是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因为他生为犹太人，并在巴黎接受了大部分的教育。而约翰·施特劳斯，就出身而言，则比瓦格纳更纯为一个德国人，至于他的非婚生父亲一事至今仍未能澄清。

在当时如有人敢于预言，施特劳斯的轻歌剧日后会享有如此大的盛名，必然会遭到可悲而又自负的瓦格纳派的嘲笑。但是《蝙蝠曲》一剧对德国人性格的描绘，和《汤豪森》一剧竟如此相似，甚至在有一点上完全可以类比；听一下《汤豪森》第一幕狂饮闹宴的一段，再听一下《蝙蝠曲》第二幕饮酒作乐的一段，就可以发现，两段交响合唱表达了在同样梦境气氛下节日的色情情绪。只是维纳斯山上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和山林水仙要比维也纳舞会上的绅士和女士们，更能放肆地表达他们淫欲的冲动。而且主题始终是同一的，音乐舞蹈激起了情欲，一百对寻欢作乐的男女在自我陶醉之中。

这两位作曲家采取的描写德国人吟咏爱情的合唱形式，对当时的全世界来说是非常新颖的。他们两人对歌剧影响直至今天，他们的华尔兹对舞会也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刺激着每一位观众，使他们心情亢奋。但是这种世俗的音乐对不同性格的德国人可能产生极其不同的效果。易于激动的北德人会为维纳斯山上的嘹亮歌声而兴奋不已，而从容不迫的南德人听了之后会更为温柔和善。日耳曼人想象中的爱情，或是像条顿人施暴于处女波侬希尔德，或是像维纳斯暖室中的行欢作乐。施特劳斯的爱情节奏轻松微妙，不同于瓦格纳的宣扬强有力的性欲。两人的传统均存在于德国，由于他们两人在同一时期兴起，并达到如此尽善尽美的程度，他们的音乐征服了整个世界，几乎在一个世纪内，没有一个人能凌驾于他们之上。

施特劳斯的父亲在维也纳沿着舒伯特的足迹前进，他的音乐风行全世界；而瓦格纳带来的却是危险。在这两个人中，一个人的音乐似乎是限于在社交场合中，通过他的音乐使世界了解德国，使每个人充满欢乐；而另一个人通过他的音乐，使德国又回到古代条顿族的野蛮状态。

尼采之对于德国——尼采论德国人——尼采论犹太人——文体学家尼采

面对着遥远彼岸的歌德的光芒，尼采的思想光芒从德国领土的这一端照耀着德国整个这个世纪。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巍然耸立，没有人能像他的光束那样，越过海洋照射得如此遥远。尼采（1844—1900）的思想精神不同于瓦格纳，形成得比较晚，比较慢，因为思想不能通过耳目感观，而是必须通过头脑才能理解。他之不朽，不仅仅在于他的创作范围，而在于他的思想范围。

尼采使所有今天认为自己是德国政权继承人的人，得到拯救。由于全世界都认为今天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应该由尼采负责，因此我们也必须把他和这些人列在一起，虽然实际上他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对待。为了自卫，我们被迫起来维护反对当今潮流的伟大精神，并且将直接详尽地引用他的言论。

希特勒运动的结果，使他为此应付出的要比他计划给予它的多得多。一切今天称之为“元首的训谕”的内容，如超人，繁殖高级人种，培育精华人物，抛弃有病机体，等等，均可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而且也是纳粹的目标。两人都主张优生学，反基督和反民主的。但是尼采和希特勒是有区别的，这表现在如何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德国人身上，特别是今天的德国人身上。

由于尼采在今天这位自称是他弟子的生前30年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只能迂回地证明，他对纳粹主义是否定的。他对日耳曼人的看法，他对种族的看法，他的整个态度，是直接反对新帝国的。

尼采，这个浪漫派，教授，历史学家，发现自己的很多思想从马基雅弗利到哥比诺（gobineau，1816—1882，法国著作家。——译者注）早就存在过。他决定以十分清晰的论点和自己特有的风格，把它们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帝国成立时，他风华正茂，刚30岁出头。祖国的统一和胜利，梦想变成了事实，或至少接近了这个事实，除了使人感到可以庆祝外，还有什么可以更多地解释的呢？

但是这个国家后来发生的一切使他产生了厌恶情绪，因为他非但没有看到思想精神的发展，却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无上权威。也就是这个尼采，他与歌德一样，对拿破仑是抱有热情的，他责备德国人破坏了拿破仑的欧洲计划，不喜欢俾斯麦，特别反对把德国置于俾斯麦的领导之下。

尼采像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他在美学上的成就主要不在学理的探讨，而在以美学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倡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他的美学是一种广义美学，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哲学。

《悲剧的诞生》封面

1872年，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封面。在这部著作中，尼采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功用乃至人生的意义。弄清这两个象征的确切含义，乃是理解尼采全部美学和哲学的前提。

他在1870年12月写道：“什么为了我们的信念，敌人现在正从这次战争沾满鲜血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在这方面我等待着更坏的结果，虽然我相信，在过度的苦难和无处不在的恐怖中，知识的夜花将得到盛开。”不久他又写道：“我对这个德国再也没有任何尊重之情了，不管它有多少武器，像箭猪那样突出在外面而自豪。它代表了德国精神最愚蠢和虚假的方面……我决不原谅任何向这种现象妥协的人。”

假如尼采对新帝国怀有如此敌视的感情，和公正地谴责它不重视思想精神，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他对那个由自称是野蛮主义者，公开摒弃思想精神的人领导的社会，以及手执长柄镰刀镇压正义，却认为只不过扫除几根杂草的俾斯麦是何等的愤慨！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尼采是如何抨击讨论德国人这一主题的。关于德国和种族问题，与其他问题一样，尼采20年后仍不改初衷。我们发现，所有德国思想家在批评他们的祖国问题上，都比别的国家尖锐，但尼采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比任何人更为明确，比歌德更为激烈，因为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所取得的成功，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反对材料。现仅举少数例子：

当我设想一个在各方面我都不喜欢的人，结果这个人总是德国人。我受不了这种总是让你感到不能与其为伍的人，这种人不能区别细微的感情，没有感觉。德国人对自己的邪恶毫无意识，而这恰恰是最邪恶的部分。……请问，为什么德国高于一切，难道它希望和代表着某些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有价值的东西吗？……我感到北德附近的奴隶应该获得解放，这是一个黑色的大陆。……条顿的定义是：服从加两条长腿。……

德国人所做的一切总是徒劳的。改革运动、莱布尼茨、康德，以及所谓的德国哲学家、解放战争、帝国——每次争取某些已经存在或无法恢复的东西的斗争，总是不成功的。我承认，这些德国人是我的敌人。我对他们的胆怯和懦弱，不敢给予明确肯定的回敬，以及思想价值概念的模糊十分瞧不起。一千年来他们把所接触过的东西弄得混乱模糊不堪。……

如果有人生活在德国，却能找到一个对德国人崇拜之极和爱之极深的思想上的自我欺骗行为，和感官上的不分青红皂白嗤之以鼻的人，那他就是一个十分走运的人。……这里人脾气温顺，一些小小的愉快，就不能自制，经常淫荡于梦际，希望一旦能摆脱他们生来就十分清醒的头脑，和服从职责的天性，至少在剧院中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互相妒忌却又深深地自我满足。……德国人是一个危险的民族，他们懂得如何陶醉。……所有真正的条顿人都到国外去了。目前的德国是前斯拉夫时期，正在为走向泛斯拉夫欧洲作准备。

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尼采对德国人的看法。但是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种种族论是尼采发明的。如果尼采确实不喜欢德国人，难道尼采连赞扬纯种族理论的话也没有说过吗？

在今天种族混杂十分严重的欧洲，假设一个人的血统不会混入婆罗洲人的血液，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是何等无知与愚蠢。种族越是混杂的地方，人们会发现那里的文化越是发达。我的原则是：决不要和具有这种错误种族观点的人打交道。……一个民族可以混杂和混乱得十分严重，甚至可以想象混有前雅利安人的成分，作为中间状态的民族来说，从各个方面，德国人与其他民族比起来，总是最难理解的，自相矛盾的，靠不住的，出人意料和令人可怕的。他们逃避明确的界限，仅此一条就会使法国人绝望。……外国人对他们天生的矛盾性格和因此而构成的神秘感到既惊讶又好奇。本性温顺却又邪恶，这两种个性并列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矛盾的。……德国人的内心是病态的。就像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所有的消化不良症患者都趋向于安逸的生活一样，德国人也喜欢“坦率和单纯”。做一个坦率和单纯的人多方便啊！

这些就是尼采关于德国人和种族的思想。的确，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是无法与俾斯麦或瓦格纳合得来的。开始他确实试图使自己适应瓦格纳，瓦格纳也确实称他为唯一完全了解自己的人。尼采离开瓦格纳早在他生病以前，完全是在他健康时发生的，他认为瓦格纳是一个患有疾病需要克服的人，尼采在这里并不单指瓦格纳，而是泛指德国人。他与瓦格纳的整个斗争是反对德国人的斗争。

既然说尼采是反犹太主义者，那么请看看他下列文章片断：

能与一个犹太人接触是一种愉快，特别当你生活在德国人中间。……毫无疑问，犹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健壮，最坚强，最纯洁的民族。……犹太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确实现在就可在欧洲获得真正的优势，这是很清楚的，但他们并不在向这个目标奋斗，这同样也是很清楚的。……反犹太往往是那些低劣、妒忌、怯弱人的表现；现在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在他内心一定带有这种群氓意识。……现在他们年复一年的，锲而不舍的与欧洲最优秀的贵族通婚，他们将很快在精神与体魄上继承优秀的遗产。一百年后，他们看上去将是十足的贵族，不会因为出身低微而羞于成为优秀者。……然后他们将会称为欧洲的开拓者。

的确，在优秀气质方面尼采也是一个德国人，这就是说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也具有严肃的思想，一个哲学家也能创作音乐。他与瓦格纳的不同在于他的鲜明性和内心的安全感，他用不着矫揉造作，他的内心相当平衡，这是地中海地区人民的特征，这位伟大的德国人也把那里看做自己灵魂的家园。

关于俾斯麦，尼采只有一鳞半爪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关于俾斯麦的个人材料一点儿也没有发表。他之了解俾斯麦就像马基雅弗利之了解凯撒·博基亚（cesore borgia）。俾斯麦不就是一个独裁者吗？难道这不非常清楚，他是人民的敌人，他十分强有力吗？尼采只看到俾斯麦否定思想精神政策的结果；他反对德国人成为世界使命的肩负者，而这正是德国人所希望的。没有一个德国思想家希望德国成为世界统治者，或者认为他们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甚至俾斯麦也不这样认为。这样想的人一定是个无知的疯子，也只有希特勒分子才相信这一点。

尼采和俾斯麦几乎同时从舞台上消失，一个病了，一个退休了；而且两个人又都在10年以后去世。两人身后一度都没有子弟。如果俾斯麦晚年身体允许，继续叱咤风云，他也许会吸引尼采的强烈兴趣的。这是德国历史的特有的镜头，两个在同一时代强烈关心德国人的人，却互不认识，这是因为一个是属于国家政治的，另一个是属于思想精神的，这两股力量在德国各行其是，似乎中间隔了一道玻璃墙，可见而不可即。

尼采是这个世纪继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路德、歌德之后的又一名伟大的文体学家。歌德为德文引进了罗马字母，尼采则为其引进了拉丁发音法，对德文语言都作出了贡献。他像一只海鹰，无论在高山或海洋上都希望翱翔至最高点，引颈高歌，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他飞越过了本世纪，在完全新的起点上迎来了新的世纪。

威廉二世的出现——开端——罢黜俾斯麦——威廉二世

俾斯麦的结局是在意料之中的。如果他由于疾病或死亡，而退出公职，他的形象将不如现在这么突出。事实上是由两股完全不同的势力，一股来自上面的统治者，一股来自下面的部分人民，联合在一起，将俾斯麦推翻的。

在他治理国家的最后10年中，他成为彻头彻尾愤世嫉俗的人，连他最老的朋友也不信任，他在晚年只和美国朋友摩特莱交往，这个人是他在大学时结交的。他毫无理由地阻挠了他儿子的恋爱，而迫使他与一个美国犹太人的孙女，一位波希米亚女伯爵结了婚。这样，他终于在他的老年，实现了他早期表示过的，一个德国贵族最好与犹太女人结合的主张。然而俾斯麦家族终于迅速衰落了。他的愤世嫉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已没有人能感到他是真正热爱德国的。他和国王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是一个普鲁士人。

他继续镇压社会党人。他迫使沿着东部边界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迁移出去。他不顾国会的反对，将宪法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实行独裁。只有在外交领域，他仍然是一名老手。他对德国无意成为世界强国采取默认的态度，将一切爆发新战争的根源扼杀于襁褓之中。在他离职之前，德国始终没有成为所谓的“帝国主义”。

俾斯麦作为独裁者依靠的是他的主子，但是即使到了皇帝的晚年，君臣关系已成为一种形式时，他们之间关系的维持实际上还是因为威廉的年龄。因为一位年届八九十岁的国王，已不会再考虑摆脱自己的旧臣，就像一个年老的丈夫，已不会再想休掉自己的妻子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威廉皇帝殁于91岁时，这种形势才发生变化。而情况发生更彻底的变化则是在病魔缠身的儿子在称帝仅100天后旋即去世以后，而新的继承人年仅28岁。

客观地讲，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采取反对俾斯麦的第一步并非全然错误。如果他后来的表现证明他的价值，历史也许会赞扬他。但他执政后的政策表明，他和他的浪漫主义先辈一样敌视人民，与腓特烈，威廉四世最初也踌躇不决地采取了一些自由化步骤一样，威廉和大多数王储一样，在对待国家事务上轻率从事，以为只要态度和蔼可亲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他用阿谀奉承和许愿允诺麻痹德国工人的斗志，这只有更促使俾斯麦采取强硬态度。俾斯麦决定利用某种借口或者用政变方式剥夺工人的公民权，驱赶他们上街，迫使他们造反，然后加以镇压。1890年2月的选举中，这两个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威廉的虚假改革，俾斯麦的威胁，这两手的结果是使赤色分子增加150万张选票和35个席位。这是全世界工人政党首次取得的伟大胜利。

威廉从登基的第一天开始就期望摆脱俾斯麦，这时他将一切罪责归咎于俾斯麦，采取非常粗暴的方式罢黜这位先统治普鲁士，而后统治德国达28年之久的老臣，甚至不让他有充裕的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威廉的目的是缓和群众的舆论。而所有的政党也都为终于排除了这一大障碍而欢欣鼓舞，但是他们又感到内疚，于是他们采取浪漫主义的态度，将俾斯麦偶像化，说这样的人现在却被如此粗暴地赶出内阁。

但是仅有少数人认识到罢黜俾斯麦给帝国外交政策带来的彻底剧变。1890年3月期间的剧变，重新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德国命运，在策动世界大战方面也起了作用。

二十年来，俾斯麦深感德国所处的地理环境面临的威胁，因而力图通过结盟保卫这个国家。奥地利被排斥出帝国之外后，对德国的宿怨再度滋长。奥地利青年提出要为萨多瓦复仇，对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腓特烈的回忆逐渐被对梅特涅的怀念所代替。和奥地利的友谊并无保证，这个国家和匈牙利联合，生活在德国之外，统治的是奥匈王朝。和它的友谊是一把双刃刀剑，对所有奥地利的盟国来说，现在都同时和八个国家结着盟。对奥地利友谊的离心倾向可能对波兰人、丹麦人和现在已并入德国的阿尔萨斯人产生消极的影响。

法国在建立第三共和国以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不稳定，法国的复仇主义情绪促使大臣们谋求建立反德联盟。和德国并无任何实际冲突的英国，很难回避俾斯麦组成联盟的建议。直到1888年，俾斯麦根据这个设想致函索利斯伯里伯爵。

在这动荡不安的欧洲国家关系中，德国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去寻求，这就是和俄罗斯结成联盟。这两个国家和两国国王之间保持着传统的友谊。俄国农民处于半农奴的地位，缺乏民众的代表，这正是俾斯麦所希望的，他喜欢的正是和一个能独立行事的沙皇打交道。因而他着手建立一整套狡诈的缔约体系：和奥地利、意大利建立三国联盟，与此同时，又和俄国缔结了《再保险条约》，俾斯麦称，这是一场玩五个球的游戏。

而这时来了个年轻的皇帝，他要求每做一件事都与以前的做法有所不同，当然是要求比以前干得更好一些。在威廉和俾斯麦的最后斗争中，由于沙皇的某些评语落入威廉手中，终于使俾斯麦大大地触怒了皇帝。沙皇的评语称威廉是一个脱离实际，怀有恶意和没有教养的人。王室的少数官僚长期以来就希望俾斯麦下台，他们在获悉沙皇评语的第二天，就向皇帝递呈一份陈腐不堪的报告，称俄国军队正在沿着边界调动。正在此时，俄国内阁大臣舒瓦洛夫为两国条约延期事抵达柏林。这个条约刚刚满期，它并不是通常以三年为期，而是六年为期，俄国拟将它转为长期性的条约。皇帝企图以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战争危险，来证明打击俾斯麦是合理的。新的阿谀奉承者纷至沓来，他们竭尽全力指责俾斯麦。德皇拒绝条约延期，并在同一天要求俾斯麦提出辞呈，这就为自己既向俾斯麦也向沙皇报了仇。

和今天的德国一样，德皇这一动机之能得逞是由于国家的命运操纵在帝国和独裁者少数人手里，他们总是关起门来，由两三个人决定国家大事。德皇的这一做法立即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沙皇突然感到他在欧洲受到孤立，尽管他憎恶法国人，可是在一年之后，即1891年还是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了第一个协议，而这一协议导致了后来俄国和法国的结盟。

德意志帝国的安全已岌岌可危。从今以后二十年之久，德国总参谋部不得不为两线作战作好准备工作，而俾斯麦曾经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达二十年之久。当时德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延长和俄国的结盟，如果俾斯麦在位的话，一定会使联盟继续下去，德国也不会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德国如果和俄国结盟，十之八九会在世界大战中获胜，因而俄国革命也不会爆发，至少不会在当时爆发。

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埋葬了这一切的可能性后，在19世纪末面临的问题是他究竟需要多大的天才，多大的热情来治理这个国家。德国皇帝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自行作出决定。如果他是一位天才，这本是个时机可以充分发挥，证明他的才智。如果他比较谦虚，他可以像自己的祖父那样允许别人出来治理国家大事。

由于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恰恰是有着德国人神经质性格的一个歇斯底里的继承人，他总是要求别人作出高于他本人水平的评价，由于他是这一种类型的人，德意志帝国虽经重重苦难得以建立，又付出艰辛代价，谨小慎微地加以治理，也是注定要夭折的。因为这个帝国的君主不仅思想离奇，而且矫揉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