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推铎尔的政府社会及经济的变迁_英国史(特里维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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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推铎尔的政府社会及经济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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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亨利七世，1485—1509；亨利八世，1509—1547。

亨利七世的为人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原原本本，代有一曲，而亨利七世独付缺如；此非莎士比亚的疏忽而正是他的聪敏处。他既已把波斯卫司飞尔德的少年英雄利支蒙德[1]绘成一个豪爽不羁视死如归的义士，而激励一群弟兄战士们时又有如神话中所传的王子之魔力，他又如何能再把后世所知之国王亨利和这幅图画调和一致？我人所知之亨利七世犹如法之路易十一世。他极省俭，处事又极谨慎稳当，不轻开金口，不特他的臣工无法窥测他的心事，即于王后爱好他也不示以心腹。也许这两幅图画都是逼真的。因为生命本来绵长，一期可为这样，又一期可为那样；机能之人的性格尤其会随情势而变迁。波斯卫司而后英吉利并不需要一个盔甲鲜明的冒险勇士，它需要和平，节约，而尤其是治安的维持。亨利的大功即在能使这种老生常谈制度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有此之后，英吉利才能于随后的时期中有利用新的及大的机会之能力。

亨利七世像

亨利七世（henry 7，1457—1509），英格兰国王（1485—1509）。他结束了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的玫瑰战争，开创了都铎王朝。

推铎尔一代以质始而以文终，亨利七世以实事求是为务，而依利萨伯朝的文治武功却又不可一世。然依利萨伯自己绝不会数典忘祖，否认乃祖创业之功。有他之刈除荆棘，才有她之丰功伟烈。且祖孙的性情亦有相似之处；两者皆具有坚定及认清的目标，而两者所用的方法又均不能免于阴险俭啬。他们于即位以前也都曾经过危险；阅世既深，又哪能坦直豪爽而不善自抑？依利萨伯固享“光荣”（“gloriana”）及“好后伯斯”（“the good queen bess”）之美名，然利支蒙德在波斯卫司战场上岂不也尝以豪爽武侠得过民心？

不守法纪的习惯

亨利七世即位时，其环境的恶劣初不亚于他的孙女，内忧外患，热嘲冷讽不一而足。不同之处，不在困难的程度，而在困难的性质；依利萨伯的困难多半由于人民所奉宗教的不同，而亨利七世的则由于社会状态的不安。无论在上等或在下等社会，不守秩序为随处通行的习惯。威尼斯的使臣尝作下述的报告，“世界各国盗贼之多首推英吉利，非白昼而敢单身行走于乡间者为数固少，黑夜中往来于城市中者更少，于伦敦街上者则尤为罕见”；然而这卡帕基奥（vittore carpaccio）[2]时的威尼斯代表固明知英人的富裕甲于欧洲各国，而商人及僧侣尤然，他也明知英人所穿的衣服华贵为举世第一。洛宾呼德的绿林英雄穿上了面具或涂黑了面孔，此时正以摧残王室森林或私家园囿中的麋鹿为务。大多的堡寨及采地府中的“家人”门士亦好杀嗜斗，不守法纪；每当宴会席上窃闻主人和贵宾们讨论到新的朝代争的可能时，他们必见猎心喜，跃跃欲试。即无斗争之时，他们亦辄四出骚扰，有时殴击过路的行人，有时劫掠乡绅的仓库，有时窃取邻户的牲畜，有时毁坏僧寺的大门。和寺中仆役的口角也许即可激动他们的暴行。僧侣的特惠及教堂寺庙可以庇获逃亡人的权利，也足以障害各邑司法之执行。陪审团在是时亦仍可威胁利诱。

朝代之争

是时朝代问题亦尚未完全解决，且和这种好乱习惯有密切的关系。还要等十五六年之久，朝代之争的可能性始告消灭，而我们可说波斯卫司飞尔德的一战已将玫瑰之战完全结束。亨利于和约克家的女嗣缔婚而后，两种玫瑰得以混合起来，门户之争得以消除，和调的空气得以弥漫全国，因之他的入承大统之权，在事实上，亦无人能与之抗争。从世系上说起来，他虽娶了约克家的女嗣，他的继承权仍不十分充足，当时仍有数人要比他多些继承之权。然推铎尔之入据大位半由于民心的归附，半基于事实的占有；斯图亚特诸王及其党羽所创造的王权世袭神圣之说在此时本尚未发生，而推铎尔亦无须借重。

亨利虽和约克家的女嗣结婚，但蓄意恢复约克王室之诸侯钜户仍不因之而稍戢不逞之思。他们在北方仍占有相当势力，且深信可得最后的胜利，犹之日后詹姆斯党（jacobites）[3]之据北方以作乱。他们在爱尔兰的地位，则一时更无匹敌。幸而他们所拥戴以争王位者皆为蓝伯·辛纳耳及拍琴·窝柏克（lambert simnel，perkin warbeck）等一班棍徒，故亨利的地位卒得保全；但他们之能作乱犯上，扰攘多年，亦足以证明推铎尔初执国政时国力的薄弱，及人民之缺乏忠顺习惯。

推铎尔时的武备

当时除了“食牛肉者”（“beef-eaters”）之卫队以外，尚无所谓常备军。亨利之能于斯托克（stoke）战胜称蓝伯辛纳耳为爱德华六世而以之游行北方之爱尔兰及德意志浪人所合组的军队，并能于布拉克喜司（blackheath）歼灭因抗租而集众逼近伦敦的康华尔人，盖皆藉绅士，乡农，及市民的援助，而并非全恃军队之力。国王有时固会雇用少数外国佣兵以作战于苏格兰及别地，但国家尚乏维持他们为正式军队的经济能力。

推铎尔的政策

亨利七世固未尝设立常备军或维持一群有给的中央官吏以统治全国，他的推铎尔诸嗣君亦无一为此。推铎尔的政策和当时大陆上诸专制君主国的不相同。亨利和他的嗣君都能保存着旧有的诸种中古制度——王家谘议院，国会，通常法，治安法官及陪审员——且能引入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气力；他们不特不复为敏捷政治的障碍，且为王权行使的工具。循此途径英人一方可渐获近代文化所不可少之守法习惯，而他方又不至丧失他们向有的自由，或于一贯的民族生活有所中断。威尼斯的使臣尝为下述的观察：“如果国王有更改旧有规例的提议，则英吉利人民人人殆将有生命突被剥夺之感想。”从拉丁人的眼光看起来，欲维持治安非专制不可；英王既不能变法以建立专制政治，这使臣实不知亨利七世将用何法以维持治安。然而别法固未尝没有，推铎尔是熟知被他们所统治的人民的性气的。

枢密院及其分子

在式样依旧的新宪法中，谘议院实占枢纽的地位。在郎卡斯忒朝时，谘议院本已为贵族诸派争长的战场；各大贵族既俱出席于谘议院，则国家自亦不能剪除它的权力。但亨利七世和八世则利用约克诸王所创的先例，而摈弃不得国王亲信的贵族于枢密院[4]之外。

摈斥贵族阶级于最有势力的机关之外永为推铎尔政术的重要原则。亨利八世遗诏中所举之16摄政大臣中，没有一个有12年以上的资格的贵族。然当亨利六世冲祚时，谘议院中的新进尚不如是之多。大变的原因半须归罪于贵族自身；在依利萨伯的首届国会中有人曾有“贵族的无智识及无教育令君王不得不引进贤能的新人”之言，在爱德华六世时拉替麦（latimer）则谓“贵族之所以不能任为大臣的惟一理由为他们之缺乏教育”。

在推铎尔始祖的一朝，主要的枢密官恒为中等阶级的僧侣而带员吏的气味者，如摩吞及福克思（morton，fox）之流，或为法家，如恩普孙及都德里（empson，dudley）之流。他们之得以贵显全恃亨利七世的栽培；亨利所取他们之处，即为他们掊刮聚敛的技能，无论方法怎样苛暴。宗教改革而后，法家的势力仍旧，但僧侣在枢密院中及在员吏阶级中的势力则视前为衰。一种新的人物如诸塞西尔，诸窝尔星干，及诸培根（the cecils，walsinghams，bacons）等代兴为枢密官。他们都希望能上跻于乡绅之林，虽则出身于贸迁阶级。他们或曾肄业大学，或曾旅行国外，或曾专习法律，或兼而有之，他们熟知外交及政治的事务，故在朝中亦易得君王的宠任，幸运亦随之而增进，依利萨伯政府之所以成就极大，大半皆这班新人之功。他们的忠心固不减于亨利七世的枢密官，但他们比较要开通多，且在精神上也比较能独立些。

枢密院之领导国会

枢密院为实行推铎尔诸君后所钦定的政策起见，尝有巨量的立法。是时命令和诰令的权力和范围极大，国会亦不甚抗议。但除了藉行政机关以颁发之命令及诰令以外，枢密官亦有在国会中提出法案以制定法律者。国会本为推铎尔政治的主要部分，而在亨利八世和武尔塞决裂，实行宗教改革之政策以后尤为要要。但亨利七世一朝及八世的早年，尚不得谓为盛大国会时期。两院既不常召集，而民众对之也无多大兴趣。虽间断12年而民众不表不满，即偶尔召集亦无竞选之举。亨利七世之向富有阶级逼取不合法之“输助”（“benevolences”）亦未酿起任何宪法上的反抗运动。这种漠视的态度在后期推铎尔时已随国会的重要而消灭，国会亦成了改变宗教的工具。枢密官在众议院握有议席，且开会时的事务亦归他们领导；在职务上他们和后世的国务员颇相似，不过国务员的权力基于众议院本身，而昔时的枢密官则为国王的臣工，他们负有向同事议员们解释主上的意旨之责。他们的领导为下院得到一种政治教育的主要门径，下院之能了解实际政治，且能应付国家大事多半由于枢密官的指导。别国家的国会，每逢大任骤降之时，常有因缺乏实地的智识和能力而不能尽责者，其一部分的原因盖由于未经我们所经的一种训政时期。

星室法院

直接藉了它自行颁发的命令，间接藉了国会制定的法规，枢密院替它自己增加不少了立法的权限。除此以外，推铎尔的枢密院更一新他的司法组织，司法权的行使亦视前有力而敏捷。枢密院的司法权本由来已久，有诺曼的廷议，即有司法权。今则枢密院另委一部分的枢密官以专理司法事务，这个分委员会就叫做“星室法院”（star chamber）。它有非常大的实力，无论何人都不敢藐视它的权力，因为有几个最伟大的枢密官是它的法官。它能除暴安良，诛锄奸佞，所以它的权力虽大，而仍为人民所欢迎。亨利七世之所以能一扫前代豪劣骚动威胁等诸种不法习惯，星室法院实为主要工具。温错的《一群快乐妇人》（merry wives）的读者，当能记得在莎士比亚之世，星室法院犹有此种用途：

沙罗（shallow）：我将视此事为星室法院应理之事：即使他是20个福尔斯塔夫·约翰爵士（sir john falstaffs），他也不能欺侮乡绅沙罗罗伯。

……星室法院将审理此案：此为骚动案件。……爵士，你已把我的人打了，我的鹿杀了，我的住所侵入了。

福尔斯塔夫：但我还没有吻过你的门卒的女儿的手呢？

沙罗：哼，胡说！你须负对质之责。……法院应知此事。

特种法院与通常法院之争

大半因为人民心理中有一种畏惧心；一种从善的畏惧心，普通的法院才得恢复真正的独立，而不复为地方上恶劣势力所胁制。今而后陪审团对于有力邻居为有罪之宣判转不甚畏怯，而极怕对于星室法院负宣判错误的责任；盖从此而后，陪审团如判事不依事实或重违王命，他们便须向星室法院负太严或太宽的责任。又在威尔士及北方诸地封建及军阀的积习尚未衰退，故无力的通常法院实难行使职权，枢密院有鉴于此，因设立威尔士事务院及北方事务院；它们的权力凌驾普通法院之上，不易厚侮，因之枢密院的司法权又增实不少。[5]

在亨利七世指导之下，特种法院的管辖权和普通法院的管辖权颇能并行不悖的各有增加；但到了推铎尔的末期，则执行通常法的普通法院和从枢密院分张出来的特种法院积不相能，后者正谋援用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家所研习的罗马法。当是时特种法院为数既多而又活跃：星室法院，请求法院（requests），[6]海事法院，威尔士事务院，北方事务院，及由宗教改革发轫出来的高等委任法院（court of high commission）[7]皆属这种法院。它们不特权力极大，且常袒护王家的僚吏而欺压国中的其他人民，它们采用法人所谓“行政法”之大陆法律原则。有几个特种法院并采取“当然立誓”（ex officio oath）之手续，被囚者常须立誓而为自入于罪之证辞。枢密院有时更利用伦敦塔中的吊机以刑讯犯人。然“行政法”，当然立誓，及刑讯固皆和通常法不相容者。通常法和敌对法制之争雄为斯图亚特诸王和国会相争之焦点之一，而詹姆斯一世时的科克（coke）实为首先彰明争点之内容者。通常法的胜利，决于1641年之变，到了1688年，更经一度的保证。英吉利法律在日后之不须恃特种法院以生存，诚为英人自由前途的光明，但它们在推铎尔时所负的重任，既不是不得民心，也不是可付缺如的。

治安法官的重任

16世纪英人之疾视重税，初不亚于后一世纪英人之疾视未经国会通过之赋税；后者之结果固为王权的限制，前者的结果初亦无异于后者。推铎尔时人民是武装的而政府则不然，故诸王不能不力求省俭。当康华尔反抗1497年的赋税，而单独起兵时，政府即已频于危殆。欲免除人民的恶感，势不得不减政节用，所以亨利七世及其嗣君绝不肯增加有给的中央官吏的额数以统治全国，他们只加重无给的治安法官的职务。治安法官本多由乡间绅士充任，他们没有俸给，故他们类皆为富有而可以独立生存之人。推铎尔的英吉利虽受治于枢密院，而治理之人实为治安法官，所以国王于决定教社及国家之顷，不得不和乡绅们谋相当的妥协，以收指挥统一之效。

多经过一朝代，则治安法官的职务亦增加若干。所以到了依利萨伯薨逝时，凡乡间所有的公务，几无不尽归治安法官处理。普通些微案件，他们可升简易庭以审理。桥梁，道路，及监狱本是很简陋的，但所有的尽归他们养护维持。麦酒肆的开设归他们给照。犯人归他们逮捕。国家由旧日会社取过来的复杂而且豪大的经济管束，——工资物价的规定，师徒间的关系——悉由他们负经理的责任。新的贫民救济法，亦归他们执行。即包含驱除耶稣会徒，及不服国教教徒之职的依利萨伯宗教政策之执行，亦全赖他们的善意及活动。

枢密院极关心于地方官吏（即指治安法官）之克尽上述诸种职务。在依利萨伯之世，此种职务之执行，其完美不特空前所未见，亦为后好几代所不及。推铎尔枢密院除了训练教国会以立法而外，盖尚有教治安法官以治理，教法官及陪审团以执行法律的职务。所以在推铎尔统治之下，英吉利人自治的习惯其所得者盖远过其所失。这个伟大的进程起始于亨利七世，在他的子孙当朝之时，则进行更形加快。

我们自然的要问，为什么贵族们能甘居他人之后，在枢密院如是，在乡邑亦如是。固然贵族的人数，因玫瑰之战而暂时减少，[8]但这也不能成为充分的或惟一的理由。但我们要知道除了贵族的人数减少之外，因那些战事的费用及每次战后的没收而酿成的穷乏，更有较大较久的影响。且贵族愈因没收而穷乏，则国王愈因没收而富有，所以亨利七世转可有钱以维持价廉物美的政治；治安法官本为无给的，本不多需钱帛，而况亨利又能取民有道？且市乡的中等阶级，亦尽力助国王而仇贵族。时常互通婚姻的乡绅，商贾，及自由农民们之财富正在增加，而他们的智识亦渐有训练；在民族生活中，他们再不能退居于无用而且被动的地位。于此我们应一问当日升拔这些阶级的工农业的变迁情形。

纺织业的萌芽

写中古英吉利变成近代英吉利的一部历史者，尽可以把它写成一部英吉利纺织业的社会史。

有史以前，我岛即有粗布的织造，在采地府制之下，中古的村民不特能纺，且亦能织，他们所用的布大部皆由自织。但那时自织的布很少堪供输出，即以之应付本国市场亦嫌不好，所以富有级阶势不能不仰给于法兰德斯的织机。羊毛的输出，或于法兰德斯，或于意大利，为不兰他给奈英吉利稍稍致富，稍稍能得贸迁之富的大原因，同时并使英吉利得以有钱付给教皇的使臣差委以满足他的要索。但到了英人自己能织造细布以行销于外国时，则风气又为之丕变，而人民的生活思想处处受到一种出乎意外的变动。

爱德华三世招致许多法兰德斯织工在英传布技艺时，即为纺织业猛进的肇始。这班织工在英法百年之战中，大都表同情于英国，法兰西的封建贵族向和根特的及凡·阿忒味尔得氏（the van arteveldes）所领导的邻近诸市的市民自主政治不相容，且向在蹂躏市民的自由。但法兰德斯的移民，亦并不为此间人民所喜欢，所以在1381年的暴动时，被伦敦乱民所杀戮者数达几百人之多。幸而残留者深得国王贤明政策的保护，他们的子孙日后多和英人通婚，种族之界遂泯而不见。他们的技艺，成为一种国宝，愈传而愈精，其益亦愈大。依利萨伯朝及斯图亚特时来归的法兰西及法兰德斯的呼格诺人，则因为是新教的牺牲者的缘故，得英人的同情较易，他们的命运，也远优于首来的法兰德斯人。他们发展英吉利织布业之功，亦不亚于中古时代的先驱者。

纺织工在织布

这幅14世纪的绘画画的是一位纺织工在脚踏织机上织布。“百年战争”爆发前，英国经济的主要来源是对佛兰德尔的羊毛出口，在那里羊毛被织成布料，行销整个欧洲。但英王对羊毛出口课以重税，导致佛兰德尔纺织业日趋衰落，于是英国转向生产成布。

纺织区中的繁荣

在15、16两世纪以诺利支（norwich）为首邑的东盎格力亚突因纺织业而大富。这层有当时所建的好多华美教堂可为佐证。汤吞（taunton）及科次窝尔（the cotswolds）西部，肯达尔（kendal）及约克邑的谷地，以及罕次，柏克斯（hants，berks），及色塞克斯诸邑的特优地点亦随而富盛。自东徂西，自南至北，皆有织布区的兴起，不特旧城中为然，乡村如盆兹威克及契品·卡谟登（painswick，chipping campden）等更为织业繁兴之地。财富由织业中心普及于邻里的乡绅及自由农民后，四乡之全体几尽驱而业纺织。在这种纺织区内“快些梭”的口号几和“快些犁”的口号同样的常用，而农夫之视羊群亦有一种特殊的价值。今日过科次窝尔的游人，观乎推铎尔式的石筑乡村以及村外绵延数哩的推铎尔式农屋，观乎它们的富丽堂皇，便可推知当日织布机所产生的繁隆。从昆布兰及卫斯特摩兰牧羊庄屋的高大石墙及橡木家具上，我们也可以推知肯特尔织业的荣华。

家庭经济与国家经济

纺织业在是时为“家庭”工业；织工的全家在家中就织机而工作，材料则仰给于中间人，制成货物的推销，亦仰仗中间人。长列的运货马队，每头满载羊毛或驮负布匹，不断的往来于各地方及各阶级之间，犹如梭之不停的穿越于织物中，结果则把英吉利的人民，织成一坚韧的布匹。林肯邑的农夫，牧羊获毛以喂约克邑的织机，而赫尔及伦敦的商人海员，则仆仆海外以推广销场，初在利凡特及波罗的海沿岸，继在东方及西印度，最后更到维基尼亚及马萨诸塞特（virginia，massachusetts）。至于科次窝尔的牧人织工，则有近邻平原地的格罗斯忒及布里斯托尔可以承推销海外之责。

定立国家外交经济大计的枢密院中的政治家，也能十分注意到这种民族力的膨胀。在塞西尔及依利萨伯的贤明的领导之下，上述种种独立的利益，居然能趋向于共同的途径。就眼光的远大而论，各市及各地行会所能采的政策，本不能和国家相比拟。在事实上，各市也并不能左右新起的运动。纺织的大部，本在乡而不在市，即不在乡间者，为逃避城墙以内之种种不利于工商的规例起见，亦往往设在市边，而不设在市之管辖地以内。在推铎尔时期中，城市及行会的会社生活，已无前日之盛，它们的经济上的管理约束之权，更是一蹶不振。但伦敦及别的城市，尤其是频海城市的财富及政治力量则大见增加；布业及大洋线的发现，共同的使英国海外贸易趋入于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

民族主义及个人主义

布业的有提倡民族生活及个人主义的影响，它是不利于会社生活及世界大同的。自玫瑰之战起，经亨利宗教改革及玛利宗教反改革时的变化及凶暴，经依利萨伯的黄金时代，经国王与国会的内争，凡是有出息布商，织工，及牧农皆一凭他们自出的心裁，他们个人的努力而发财，而兼使社会上其他的高下阶级亦因而获其余惠，他们绝不仰赖于会社；只有国家有保护他们或约束他们的能力。他们比他们所快要代执国中牛耳的中古教士及贵族，要偏向于个人主义些，同时他们的民族主义也要发达些。中古的主教，僧士，贵族，及市民，皆属于这种或那种的举世一统会团，所以会社的思想极为富足，而新兴的阶级则丝毫无此种思想。他们对于推铎尔的民族君主国，初时实无所用其嫉妒；直要到众议院和国王之争打动他们的民主思想及全民合作的观念以后，他们才对于君主取不信任的态度。

新兴的中等阶级

新教使人人有辩论信仰的机会及习读圣经的自由，且无须借重于国外的势力，故于这班人的性质亦甚为相宜。在15世纪时，他们恒捐资建立祈唱堂，一以超度自身，一以流芳千古；在早期的推铎尔时，他们有显著的反僧侣色彩：在16世纪中，则他们大部都变为圣经读者及宗教改革派人。富有者一方置地，一方更和穷乏的乡绅们和婚，因此建立了新的所谓“郡中大户”。利用寺院解散，买空卖空，地产交易盛极一时之机会，而染指于寺产者，也不乏其人，因为他们有的是现金。他们又把子弟送至大学及法律馆中肄习，以为进身仕途之阶。这班新富阶级初为依利萨伯的主要栋梁，继则为随后一代国会派的有力赞助者。推铎尔及斯图亚特海军之得以称霸海上，亦赖他们之力。英吉利和西班牙固同为殖民新世界者，但我们有一极大的占胜之处，我们可以我之布易土人的财货，而西班牙人则只有军士，教士，及殖民者可以远到外洋去。

公地的圈围

但布业对于乡村发展的影响不尽是有利而无弊。它所造成的工作机会及产生出来的财富，虽远过于它所破坏的，然它不能离一般的经济变迁而特异，它也有被它所牺牲的人民，及因它而生的哀痛。它把旧的地位和旧的习惯推翻，它使现金及劳工易于流通，故新被解放的佃奴，可得到了好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也发生了不少的新的危险。有钱的农夫及地主因急于致富，也往往不顾他人的利益，有许多地方的地主竟有把村中的公地加以“圈围”而以之牧羊者。牧羊所需之人少而耕地所需之人多，结果好多的农民遂致无地可耕而被逐于外。推铎尔的枢密院固常常会干涉足以减削人口的圈围。但这种政策既不持之以恒，也不常可成功。情形最坏的为勒斯忒邑及诺桑普吞邑，其南其东相邻的诸邑也甚不佳。这些地方无田失业的农人常流亡于各处，于是“健丐”，“游民”，“恶棍”等等的队伍大增，而推铎尔时的文学及律书中亦常见这些名词。

乞丐

“乞丐”为16世纪特产的恶弊，犹之“家人”为前一世纪的特产。道德家如谟耳（more）及拉替麦（latimer）辈之痛诋地主任意圈围，致使农民失所，亦正如前世纪福忒斯奎（fortescue）及同时诸人厚责贵族之豢养家人同样严厉。“健丐”中有不少来自家人，剧盗，及绿林，15世纪社会的不法习惯，他们自也未能尽免。但政府的约束较严，法律的力量较大后，他们欺凌社会的机会少而被社会所压迫的机会转多。到了16世纪，绿林啸聚，饮酒狂歌之忭乐，或身穿制服以随意劫掠之自由已成过去，而脚梏，鞭笞，及“乱草污泥为堆”的寝具转为他们的意中事。和他们际遇相若的更有纺织业及其他新式工业的季候失业者；密德兰一带的被逐耕夫，也是和他们同病相怜的人。但此在大众都为被逐耕夫深致叹惜的时期，好多游手好闲一事无成之徒，定会有冒充耕夫以乞怜于社会，有如今日的游民时有冒作难民之举，除非16世纪游民的性质和后世的绝不相同。

丐民的救济

寺院在寺门所给与丐民的布施杂乱而不分皂白，故利弊仅足相抵；已为丐者固可得些好处，但本不求乞者亦有因而流为丐者。当寺院突被封闭时，穷民救济法尚未充分发达，尚未能继寺院而为救济的机械，因之寺院的封闭，更增加穷民的痛苦。且封闭寺院不仅停止布施而已；停止布施的影响本不能太大，因为在晚年时，布施所占寺院总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如世所习知之大。封闭寺院，并使大群的寺役骤然流离失所，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倒有更不良的影响。乞丐为当时所怜悯，亦为当时人所畏惧。

听！听！狗在咬了；乞丐来到镇上来了。

这种哄小儿的调儿，很可以表示当时人对于乞丐来到村庄（推铎尔时我们的远祖常称为“市镇”）上时的情感。我们并知道——

有的给他们些白面包，有的给他们些黑面包，

有的则给他们一顿鞭打，并把他们向镇外赶跑。

面包及鞭打两者都是私人的好恶，他的慈善及他的自卫的表示。推铎尔时救济穷民之法逐渐发达后，这种慈善及自卫成为强制的社会责任，有了依利萨伯朝的穷民救济法（poor law）及牧区救济穷民税法（parish poor rate）而法益大备。强壮有力而不愿工作的，老弱残废而不能工作的，和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这三者间的区别，渐为推铎尔社会所认识，且明白规定于穷民救济法之中。所以寺院布施的取消，归根未始非英国社会之福，没有它之后，英人始不得不以全民族的眼光来考虑穷民的问题，而穷民的救济始得成为可以执法以纯的公众责任。依利萨伯的穷民救济法固然缺憾甚多，但总不失为社会组织的一大进步。在她一朝的晚年，外国人每见英国之少乞丐而惊奇，因为乞丐在外国当时仍为习见的现象。[9]

圈围和农业改良

把公耕田地以恃久的墙或篱圈围起来，固然引起了不少痛史，但我们如把它视为有害无益或害多益少之事，那我们未免误解不列颠农业的全部历史了。第一，即在16世纪之时，所有的圈围并不是恒把耕地夷为牧地。圈围的目的，一大部在把未用之地变成牧地，或在谋种植耕地方法的改良，改良盖为增加岛国财富，贸易，及人口的必要手续。第二，许多推铎尔时的圈围，其主使者为小资产的自由农民，而非“膨胀的地主”或“资本家农夫”。地主的领田或村中的公地，经圈围而变成面积并不太大的整块农地后，耕种自较昔日为勤，而穷民工作及自给的机会亦因而大增。好的农夫可不复被公地中偷懒拙劣的邻人所牵累。从前田地成条之时，农夫常因条与条间垅畔或界线之被移动而争闹，而涉讼，今则亦可不再发生。有圈围然后有自动力，自由农民之得有自动力，于他自己于别人都是有益而无害。密德兰中如许多的最好之田，一直径16、17、18、三世纪仍留为公地，诚为可惜之事。及至18、19两世纪，这些好田一一被圈围时，则社会经济的状况，已不复如推铎尔时之有利于小农夫了。[10]

拉替麦·休（hugh latimer）在讲经台上，固尝运用其三寸不烂之舌，痛诋圈围及随圈围而生的驱逐农夫以利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地主。但他所视为可以代表最纯洁的自由农民的乃父，似即为拥有被圈农庄之一人。至少我们知道他（乃父）的典来的农庄，有二百英亩可耕之地，可以供耕牛全体，羊百头，及乳牛30头的饲食；藉农庄的牧入，他有力雇用男仆六人，女仆若干，给每女以50镑的妆资，供休上学校进大学，助其取得主教之职，终则送他至殉道者受刑之柱。造成新英者即为如老拉替麦一班的自由农民。他们所造成的新英，在大体上亦究比中古田主及佃奴对峙的英国为佳。在新的乡村经济中，这班拥有小块契业（copyhold），或典业（leasehold）或自业（freehold）农庄的自由农民，其重要初不亚于拥有大批庄产的豪大地主。在斯图亚特时的战事及政治中，自由农民，尤其是自业农民之所以能占据重要地位，也即由于十五六世纪的经济变动。[11]

而且我们也不应仅以社会上的直接变动来评判圈围运动。在农业上及经济上，它另有它的立场。不列颠耕种史的史家昭告我们，我岛的谷地，尤其是公共耕种的农地，因数世纪不断的使用之故，早已有暂置不耕重使青草杂生，肥质复起之必要。且事实上，圈围实为增加农产的有益举动。在推铎尔时，世人固常以公地被圈，将影响及于农产，而食品将有不敷为惧，但到了汉诺威时，则过去数世纪的经验，已能使当时人深知欲供给人口过剩的岛国的粮食，非加紧圈围运动不可。[12]

大农庄

在推铎尔时，不特自由农民的整块的自耕的农地暂由公地中一一划分，大地主的大农庄亦造成极多。依利萨伯的极富人民所建堂皇伟大的乡居，可为这种农庄存在的明证。这种田地集中的运动，能使少数地主因“富有泥土而阔气”，且酿成十八九世纪不利于自业小农夫的形势；但在推铎尔时的英吉利，则大小农庄尚能各自繁盛而不相火并。地权的集中在英国也得力于冢子袭产之制，乡绅们往往令次子于成年之后，即离开家门，出外自立，而产业则悉以传之于长子。这个制度其始固为法律所规定，但法律失效以后，士绅仍奉为习惯，遗嘱中仍辄以田地授诸长子，次子则只能于工商业中谋财富，于自由职业中立令名，或于海外觅冒险事业。因此之故，英国的贵族与平民间不能发生大陆上所习见的阶级隔膜；英吉利工商业及帝国的发达由于此，英吉利大地主的存在亦由于此。

新农业的发轫

牧羊及圈围并不是英吉利乡间新生命的惟一表示。在先，所谓“支持农业”的目的，仅在使每个农村产植它自己所需的食粮；但今之许多农夫，无论大农小农，其目光较前要远要大，他们的目标是全国的市场；他们深知国民之需要五谷，羊毛，牲畜，马匹，鸡禽，奶乳，以及各种农业日在增力口，故他们很愿投资于土地。历推铎尔及斯图亚特之世，旧式的支持农业及新式的资本农业固并立两存，但后者的通行性日有进步。法兰德斯酵母花的西来为新农业最早的胜利之一，推铎尔时英人的饮料及肯特的田景所以能大变者，盖亦由于酵母花的繁殖。冬季饲羊及喂牲畜之法英人亦予以慎重的注意；萝卜在莎士比亚时已经来英，故他的文学中亦有述及。到了斯图亚特时，为仿效荷兰的科学耕种起见，人工植草及其他方法亦一一来英。拖犁的牲口亦渐以马代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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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即亨利七世。见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的悲剧》末段。

[2] 译者按，此为名画家，在世约在1450—1522年。

[3] 参看后第595—596页，第602—603页。

[4] 谘议院本为较大，较普通的谘议机关。在亨利七世时，在此大团体中之较小，较亲信的谘议团体渐以“枢密院”（“privy couucil”）见称于世。

[5] 关于推铎尔朝威尔士问题的处理，见下第401—404页。

[6] 译者按，court of requests为利穷人的诉讼而设。

[7] 译义见下第417页注(11)。

[8] 在玫瑰之战以前的末次国会，在1454年的国会中，被召的伯男总数达53；爱德华六世的末次国会中为45；亨利七世的首次国会中为29（半因未成年的贵族及被追惩的贵族太多）。童年贵族渐渐长成，新的贵族渐渐添封后，推铎尔时代的世俗贵族的平均数又增至50左右。

[9] 参阅下第417页注。在事实上，寺院解散之前已成立了若干穷民救济法，但它们彼此间无密切的关系，故收效甚微。寺院之被解散实促成一个有系统的救济法之制定。

[10] 依利萨伯朝专咏农家生活的诗人塔塞（tusser）曾有下述关于“圈围”的“各个地”和公地（“champion”）的比较“一亩良地的所获（要是在各个地的坟场内）比三亩公地的所获利益就多数倍而且这是何等的乐事赏心你如知道你自已有田可耕”

推铎尔朝圈地的程度后世往往言之过甚。勒斯忒及诺桑普吞两邑为圈地最多的地方，但到了18世纪圈围运动大盛之时，这两邑仍多半为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