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特异进步

单就英吉利人民的人生观及习惯而论，推铎尔时期所引起的变动也许要比后继的斯图亚特时期所引起者为多为大，但于政治方面，则在后期中的发展尤富特彩。使推铎尔英人丕变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海洋事业，其发展固甚重要，然都为世界的运动，而非英吉利一国的运动，不像英人在斯图亚特时获得的种种政治上的进步则纯为英吉利所独有，既无外人的參加，又无别国的前例可供摹式。当专制君权，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方在大陆诸国大得其势，而个人屈伏于国家之下，无可仰伸之时，英人则在从事于国会政府，地方行政，言论及身体自由之取得。当法兰西，亚拉刚及卡斯提尔的等级会议，连他们中古的职权也将无从行使之时，当德意志的政治生活因帝国数百小邦的割据分裂而枯萎待毙之时，英之众议院则因得乡绅的领导及受商人和通常法法家的联盟，而能努力于新国家的统治权的攫获。它之获得此权，由于两道：一为发达院中委员之制以充实内部的力量；二为和国王争执而打倒其权力。争执的主要原因本为宗教的，但其主要结果却为政治的。

英吉利自由本基于岛国的特性，故欲有充分的发展，必须先有相当时期的隔离，在此时期内能不被欧洲的势力所危害或波及。依利萨伯及掘类克的功绩，使这样的一个隔离有实现的可能。欧洲当时的情形，尤其是30年之战，亦能助成英人的志愿；英人藉了海军的遮隔，可丝毫没有被侵或被邻国干涉之虞，因得一心一意的解决本身的许多问题。

自由及国力

英吉利之重入欧洲的战场，盖已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后。宪法的演化于1688—1689年的解决告一满意的段落后，威廉三世及马尔巴罗才统率以宗教及政治自由为基础，而以国会为主力团体的新英吉利，以和举世所崇拜的法兰西雄主（grand monarch of france）路易十四所统率的，且充满“朕即是国”一类的专制思想，而又声威显赫，称霸大陆的法兰西，决一雌雄。那一次比武的结果一方使欧洲逃出了法兰西的罗网，一方又使英吉利的舰队初次成为全球海洋的无敌主翁。古时有“战审”[1]（ordeal by battle）以决曲直之法，英和路易之战直可视为战审，而自由的群社及专制的国家将于以一较其上下。

比武的结果使向持和英制绝对相反之权力论的世界大为震惊，且骤然觉悟。世人向以专制为效能的秘密，而自由则仅为小邦如瑞士各州及荷兰七省等一类纤小群社所可享受的奢侈品，而况即以荷兰而论，它经了一度的光荣以后，已将有经不起法王方张的权力而有萎靡之势。所以国会英吉利的战胜专制法兰西实是一等重要的事实；18世纪自孟德斯鸠而后在国外盛行而以反对教国专制为目标的知识运动，实以这事实为首要的起因。不列颠的海军及马尔巴罗的拉和格（la hogue）及布林亨（blenheim）之战，使洛克（locke）及其他英吉利哲学家得在大陆上享受英吉利哲学家鲜能根据自身的价值而享着的崇拜。英吉利的制度亦得首次作全世界的典型，虽则它们（制度）仍带些奥秘之气而不能为世人所通盘了解。

国王国会的均势及国力

不列颠在威廉及安时的成功尤其能使人惊奇，因为在1688年的革命以前，国会及国王间的争雄不特没有增加效能，而且尝使英国在欧洲国际的地位低落。初在詹姆斯及查理一世之时，继又在查理及詹姆斯二世之时，国会及国王间的平衡使英国绝对无影响国外政治的可能。

惟一的例外是清教共和国（puritan commonwealth）时的几年，然例外适足以证明定律的可靠。在那时候，国会党——至少可说是圆头党——大权在握，惟我独雄，立法及行政合而为一；所以在格伦威尔独人政治的以前几年及当今几年中，共和国的政府得享斯图亚特诸王所从不能享的赋税及海陆军备大权。在那时候，英吉利的意见可以得外国的尊重，而且也为外国所畏惧。但圆头党之集中一切大权于一身，实基于强力而不基于协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故只为暂时的现象而不能持久。

英国于1666年又恢复了国会及国王间，立法及行政机关间的均势。克拉稜敦（clarendon）以均势为我们混合宪法的至境，故引为快事。但财政上的亏绌及不一致的朝议，亦随这完美的均势以俱来，驯至军备废弛，政策无定，仇敌当我做笑柄，友好见我而忧心。查理二世朝的种种祸根伏于此不幸的均势者，比伏于他自己的暴戾或疏忽者更深。世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长为半国会半君主的国家，而又可以不受因缺乏实力而生的种种恶果之累者。

革命解决

一举而使英吉利兼获自由及效能两美者为1688年打破均势，归权国会的革命。此次国会之重握大权，乃由于辉格及托立两党的协调，而不像40年前完全凭一党的武力来取得，故局面可以持久。至于两党之所以能有协调，则由于詹姆斯二世的无状。[2]

自此而后，行政及立法机关间，国王及国会间，一般的大政复能如推铎尔时之有一致；不过倡随之势则今昔不同，在昔国王倡而国会随，今则国会倡而国王随而已。只有在两者的协调之下，政府才能整理国家的赋税及信用而使之近代化，才能维持一小小的常备军和一大大的舰队，才能发展并完善大帝国所必需的组织，而不虞有猜忌——曾经破坏斯屈拉福德（strafford）及克伦威尔之种种相类努力的猜忌——发生。只有在两者的协调之下，政府才能使苏格兰人自愿的合并他们的国会于韦斯敏斯忒，有如克伦威尔曾以武力强迫他们采择的办法。同时，酿成过去数代中发生种种党争及流血的强迫国教政策（即强迫全体英人尽奉国教的政策），终亦为1689年的《容忍法》所视为不可实行而永远放弃。宗教和平及宽阔主义（latitudinarianism）的新时代很能增厚不列颠的商业，军事，及殖民权力，而法兰西的则未免相形见绌。法兰西因缺乏容忍之故，竟把它人民中最长于工业的呼格诺徒，逼出国境而转为英吉利，荷兰及普鲁士方兴的制造业之助力。

大不列颠

在斯图亚特时期中我们更突破英吉利历史的范围，而进入最广义的不列颠历史之较大的空间。近代英吉利和苏格兰间及和爱尔兰间的关系，在论及依利萨伯时已经叙过。这种关系在斯图亚特时更因连列的几件大事而深印于子孙后代的脑海中。经许多的变迁以后，我们终于威廉三世及安之世永定了英吉利和苏格兰间的关系，且我们至今犹视为满意的解决。我们和爱尔兰间的关系，固为日后种种不幸之所由起，然不幸所由起的方向实亦定于那时。

美洲殖民

在同一的斯图亚特时期中英吉利复于北美建立繁殖的自治群社。英人开始向地球的另一面居住，但他们仍在英吉利的旗帜及英吉利的自由制度之下。在17世纪告终以前，他们已知改善在纽约及别地的此种制度，所以荷兰人及别的外人能居住于英旗之下而不感不便。当此之时我们已可看出一自由帝国，一包括多种种族及宗教的共和国之在胚胎；日后美洲合众国及不列颠帝国所异途同归以实践的也就不过是这个自由大邦的理想。在17世纪之末，欧洲别的国家的殖民地则另有发展的途径。法兰西的加拿大及西班牙的美洲既无政治的自由，也无宗教的自由；荷兰在非的殖民地则没有政治的自由，在美的也不甚大。英吉利则为首先树立自由的旗帜于海外者。

殖民的原动力

容忍各式宗教在英吉利国内，虽为1689年以前所未闻；但在海外则为整个斯图亚特时期殖民政策的一部，国王或对敌的国会俱能体会容忍的精神。不论盎格力干，清教或公教教徒，如果不满意于在祖国的遭遇，俱可得政府的赞助而移往美洲；在此他们虽仍居英旗之下，但可随己意而祷告。在国内视为捣乱多事之徒，去美洲便可发扬英吉利的国力及光荣。这个比较自由的原则，为英吉利竞争殖民霸权时之一大胜着。

斯图亚特时期政府奖励殖民——纵为政敌所主持的殖民——的又一理由为国内英吉利政策工商业性之增加。国内政策之工商业性愈重，则殖民地愈欢迎。在国会当国之世，商业益为对内对外政策中的首要考虑，而马萨诸塞特，纽约，维基尼阿及西印度群岛则被视为英吉利制造品的重要市场。

地方自由的牢固

1688年的革命虽为众议院得了最高的权力，但仍任他为“朽腐城市”（“rottenboroughs”）之制所拖累而不加纠正，故历时愈久，则他愈不能代表全国。随人口的变动来重新分派国会的议席固尝为克伦威尔主张，然终随克伦威尔而受长时期的埋没。因此，国会及国会所控制的政府愈久而愈和能操纵“朽腐城市”的地主阶级混而为一。如果圆头党能获全国其余各部的赞助，则英吉利国家也许早可让一部分的平民势力加入主政。但自1660年而后，平民政治的精神竟如死去，直到下一世纪的工业革命给他以一种新生命后始再有所闻。半因这个理由，大西洋彼岸生气勃勃的平民政治竟日积月累地和国内的华族（aristocratic）国会失了衔接；两者间的区别更因新英格兰及旧英吉利主要宗教仪式的不同而加甚。

查理，清教共和国，及末了詹姆斯二世的相继覆灭，俱为政府无法镇压乡绅阶级及特许会社（指城市）的表示，因此之故，国家对于地方政府及四乡的权力亦比依利萨伯时为狭小。塞西尔及窝尔星干对于治安法官的经济及其他作为所施的一种监督在斯图亚特时日趋放弛，而在早期汉诺威时则更显然的无存。国会之攻击国王自始本伏于地方自由和中央集权之争，故不啻即乡绅之反叛朝廷及枢密院。在这个竞争之中自由农民及市民尝助乡绅，尤其是乡绅中反对国王最力的一部分。国会的胜利固足以使英吉利比前更能一致地有力地对外，但就内政而言，则中央的权力自后不能不更服从地方的意志。因为清教革命失败之故，自1660年而后，乡绅的意志，即为地方的意志。

反对斯图亚特王室的最后政治胜利固属于辉格党人，——即乡绅中于国家大计能和伦敦及商人群社同盟一致的一部分——然社会上的权力则仍在治安法官及全部分的乡绅手中，而乡绅的大体固托立多于辉格。

社会上的专制

君主的政治及宗教上的专制权总算受了有效的约束。从此而后，国教教社不敢再求和全民族同一范围。国会胜了国王，通常法法家胜了特权法院，故个人的言论及身体自由也得受国会及通常法法家的保护。从政府方面看起来，人民尽可从心所欲而发言，其自由为欧洲别国所不能及，也为英国前此所未之见。废除社会上的专制则为较难之事。但在工业革命以前，世人并没有怎样感觉到社会解放及破除乡绅势力的必要。在乔治一世二世时，英人以人类的自由为他们已经完全阐明的一种科学。这个观念，言之无论若何成理，或大陆各国无论若何的尚处于帝王，僧侣及贵族的统治宰制之下，更无论英人自骄之心若何可以谅解，当然是错误的；然而自马拉逊及萨拉密斯（marathon，salamis）的胜利者以降，是否有一群人，其对于基于实际的人类自由之建树可与圆头党及骑士党，斯图亚特国会中的辉格党及托立党之功业等量齐观，尚是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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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上第185页。

[2] 译者按，whigs及tories固可译为自由党人及保守党人。但如此译法，则whigs和liberals间，tories和conservatives间将无可分。此为历史书，似未便埋没历史上的变迁，故不得已而从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