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早饭时，我遇到一个奇人。他是一名轻骑兵，为他的团打尖先行。他吃早饭时，有一个勤务兵在树下给他看着马。他告诉我他是哥萨克人，出生在西伯利亚，十一年来一直在边疆打中国土匪。他长得挺瘦，浓眉大眼，蓝眼睛很醒目。他原本正在瑞士度夏，战争爆发三天前，受令立即前往法国。宣战后，他发现自己回不了俄国，于是被派到法国的一个骑兵团任职。他健谈、爽朗，喜欢自吹自擂。他告诉我他俘虏了一个德国军官，把他带回自己的住处，告诉他说：“现在，我要让你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俘虏和绅士的，”随后给了德国军官一杯巧克力饮料。等那军官喝完之后，他又说：“现在，我再让你看看你们是怎样对待他们的。”于是扇了他一个耳光。“他说了什么？”我问。“什么都没说。他晓得他要是敢张嘴，我就会干掉他。”他又和我说那些塞内加尔人，说他们坚持要砍下德国人的脑袋：“那样你就能确定他们死透了——et ça fait une bonne soupe（法语：而且拿那玩意儿做汤不错）。”他向我这样形容炮弹：“它们嗖嗖地飞，而不到它们落地，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将是死是活。”

在距离这里不到二十五公里的地方，两军正打得热火朝天。在等待用午餐的时候，我和一个机灵的十三岁男孩聊了起来。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两个俘虏被押解着路过这里。男孩子还补充说，当时他的帽子里盛满了滚烫的栗子，于是他便拿栗子一个一个地往那两个可怜的家伙脸上砸。当我对他说这样做不对时，他大笑起来，然后问我：“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砸他们啊。”后来，又来了几个德国人，他们要去取一辆征用的汽车，和市长一起开车去放车的那所房子。法国宪兵听到风声，他们有十个人呢，便一路跟踪。他们赶到时，军官和市长正向房子走去，还有一个德国兵在车子底下检修什么。军官退后一步让市长先行。“这说明他很有点礼数，”给我提供住宿的老太太这样说。就在这时，宪兵开枪打死了他，他们还打死了车子底下那个人。其余的人举手投降，但他们把这些人统统打死了。

部队分配我住在一间古怪的小房子里，房主是一位退了休的老店主和他的太太。他们有三个儿子，都已被征召入伍。他们非常热情友好，很高兴能有一名军官住到他们家，非常乐意为我做一切。睡前，他们要给我一杯热牛奶，还说只要在这儿我就是他们的儿子。我的房间很小，有一张带篷的大木床，窗户外可以看见院子和很大的红色斜坡屋顶。

整个上午，我都在一家由学校改造成的医院里忙着。那里肯定有两百到三百名伤员。到处都散发着伤口化脓发出的恶臭，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地板也没人打扫，到处肮脏、悲惨得叫人难以置信。那里似乎只有两名医生负责，另有几个外科手术助手，还有镇子上一群毫无医护知识的妇女在帮忙。那里有一个德国俘虏，我和他聊了一会。他的一条腿被截掉了，他似乎认为如果自己是法国人的话，就不会被截肢。外科手术助手请我向他解释若要保住他的命，非截肢不可，又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他的腿是怎样一个状况。那个俘虏郁郁寡欢，沉默不语。他满腹乡愁。他躺在那里，面色蜡黄，满脸胡子拉碴，眼神疯狂而悲惨。为了帮助他，医生在他旁边安置了一个也截了肢的法国人，以此表明法国人也照样会被截肢；那法国人躺在床上，兴高采烈，无忧无虑。我已经多年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了，起初我觉得窘迫、笨拙，但很快我发现自己能帮上一点忙，也只有这些忙可帮：清理伤口、涂抹碘酒、扎绷带。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伤口：有的肩上有大创伤，骨头全被打碎，淌脓发臭；有的背上裂着大口子；有的肺被子弹射穿；有的脚全烂了，不知这只脚能否保得住。

午餐过后，我们接到指令，要求我们把一百名伤员转移到车站去，因为要全力清空道伦斯[1]的这个临时医院，以准备接纳战役开始后的大量伤员，我们到这儿后，每天路上都满是行进的部队，准备进行这场大战役。有些伤员可以自己走，另一些得躺在担架上被人抬上车。正当我们把第一副担架抬出去的时候，传来了颂歌的声音，担架员于是放下了担架。一个破裂的手铃摇了起来，叮叮当当地传出阴郁的调子。走出来一个大胖牧师，穿着牧师袍和一件短的白色法衣，他前面走着一个盲人，我想这大概是仪仗官，有一个小孩牵着他。仪式一开始，他们先为死者颂歌超度。接着出现了一口四人抬的棺材，盖着简陋的黑布，上面躺着一个冷杉原木做的小十字架，十字架上钉着这位死去战士的身份牌。棺材后面跟着四个士兵和一位护士。他们走了几步，牧师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下，恼火地耸了耸肩。他们止步不前，等待着。终于，又抬出一具棺材，然后是第三具、第四具，队伍又行进起来，破手铃又叮叮当当地响起。他们走出院子，上了大路，市民们纷纷脱帽致哀，士兵们则行军礼，队伍缓缓地向墓地走去。我不知道医院里那些奄奄一息的人，每次听到那破裂的小手铃恐怖的铃声时，心里是什么感受。

医院设在一座白石砌的别墅里。这别墅看上去很威严，门头上刻着“1726”这个年份。它既有路易十四时期建筑的沉稳庄重，又略有一丝轻快精巧。这座别墅被草草改造成一家医院。大厅和餐室的地板上铺着草垫，伤员们就躺在上面。客厅被用作病房，匆忙中，家具都没来得及搬走，只是推到了墙边，看到脸盆、包扎带和药品都堆在三角大钢琴上，叫人觉得真有点古怪。伤员躺在担架上等着包扎，而担架则摆在镶嵌有玳瑁、黄铜的精美写字台上。前一天晚上，法国军队试图攻下安德西村，炮兵还没有替他们完全清好路，他们就出了兵。有一个团占领了敌人的战壕，但另一个团（是地方自卫队）却士气动摇，临阵逃跑了，于是已占领德军战壕的那个团也不得不撤退，但他们撤退时遭到了猛烈的反攻，死伤惨重：三百人牺牲，一千六百人受伤。我们把担架从救护车上拿出来，等着把那些可以挪动的伤员抬上去。房前有一块圆形草坪，想象得到，平日里它一定是修剪整齐的，现在却泥泞不堪，就好像曾有人雨天在这里踢了一场足球赛，整个夜晚，担架员、救护车一直从上面来来回回地踩啊碾啊的，草坪被糟蹋得七零八落。房子外的小屋里堆着死尸，有些人到医院时就已死了，还有些是当晚死的。他们一个紧挨着一个堆在一起，姿势怪异，军装脏透了，沾满了泥和血。有些人身体扭曲得奇怪，似乎死时极度痛苦；有一个伸长了双臂，好像在弹竖琴似的；一些人瘫在地上，已不成形，像一件空荡荡的衣服；但是死后，这些士兵原本粗糙、脏兮兮的双手失去了血色，倒显得异常柔和精致，与众不同。我们去了这家医院两三趟，然后又去了村子里的教堂。这座乡村教堂光秃秃的，饱经风霜，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小山顶上。教堂的一间祈祷室里，椅子已经被一张叠一张架了起来，地板上铺满干草。伤员就沿着墙一路排开，在草垫上躺着，因此在他们中间走动很是困难。由于是突发状况，来不及摘掉那些宗教标志，于是高高的圣坛上，有一位石膏的圣母俯视着下方，瞪大了双眼，脸颊上还涂了脂抹了粉，她的两旁有蜡台和插着纸花的镀金花瓶。只要是伤情不太严重的人就都在抽香烟。这景象着实奇怪。门口附近有一群士兵，抽着烟聊着天，时不时沉重地看一眼伤员们；另一些四处走动，寻找受伤的战友，不时停下向某位伤员询问他的伤势。医院的护理员在伤员中间来来回回穿梭，送水送汤；担架员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抬着伤员上救护车。耳边充斥着各种声音，聊天声里夹杂着痛苦的呻吟以及垂死者的哭泣。有一些人没有同伴们伤得重，他们开着玩笑，大声笑着，很庆幸自己还活着。一根柱子旁边，一位牧师正在为一个奄奄一息的士兵施最后的圣礼。他压低声音，嘀嘀咕咕地匆匆做着祷告。绝大多数人看起来都伤得严重，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就像我看见的那些死者。有一个人倚着教堂的正门半躺着，他是在另一场战事中受伤的，与别人不一样。他脸如土色，胡子拉碴，瘦削枯槁。他一声不吭，一动也不动，只是愠怒地盯着前方，似乎是意识到自己非死不可，心中有的只是满腔怒火。他的腹部有一道恐怖的伤口，我们无力回天；他在等待死亡的降临。我还看到一个人，几乎还是个孩子，长得挺丑，圆脸，黄皮肤，细眼睛，这让他看起来有些像日本人。他受了致命的伤，也知道自己要死了，但他对此极度恐惧。有三个士兵围在他脑袋边上，俯身看他，他紧紧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叫喊着：“上帝啊，我要死了！”他嚎啕大哭，令人揪心，大滴大滴的眼泪从那张脏兮兮的丑脸上流下来，他不停地说：“我太不幸了上帝啊，我太不幸了！”士兵们试图安慰他，握着他的手的那位士兵用另一只手怜爱地抚摸着男孩的脸：“mai non，mon vieu，ta guériras.（法语：不会的，朋友，你会好起来的。）”还有一个人坐在圣坛的台阶上，抽着烟，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他面色红润，看起来没什么伤，看到我朝他走去，他笑得很开心。我看见他的胳膊上缠着绷带，便问他那伤重不重。他笑了一笑：“哦，要是我只有这伤，那根本就不算什么！我的脊椎里有一颗子弹，两条腿瘫痪了。”

在蒙迪迪耶[2]驻扎。我找到了图书室。法国大革命前，附近的贵族在蒙迪迪耶拥有市内住宅，冬天来此社交聚会。但他们的豪宅现在都被分成两或三套房子，被代替他们地位的资产阶级占用了。分配给我住的地方就似乎是原来一幢大房子的一部分，图书室是一楼的一间小屋，要穿过一个通道才能进去，那通道可能曾经是后楼梯。这屋子里镶嵌着护墙板，一个嵌入式书架占据了整整一面墙，蒙着金属丝网。橱门上了锁，一本书也拿不到，但我细细地研究都有些什么书，倒也自得其乐。这些书大部分似乎都是十八世纪时收集来的，烫金的小牛皮封面。上面几排架子里是灵修类书籍，但我发现其中躲着一本流浪汉小说《恶棍外传》[3]，正下方是一本《一个贵族青年的回忆录》[4]。书架上还有波舒哀[5]全集，马西隆[6]的布道集，以及某位作家的十二卷文集，这位作家我从未有过耳闻，我很好奇他是谁，有何过人之处，值得有人为他的作品出如此豪华的版本。有一套四卷的四开本《蒙迪迪耶史》，我也很想好好读读。卢梭的作品这书架上仅有一本《忏悔录》。在下面一点的一个架子上，我找到一套布丰的书，我有过一套一样版本的，儿时从中获得了无尽的快乐。收藏这些书的人一定是个天性严肃的家伙，因为我发现了笛卡儿的著作、一本厚重的世界史、一套多卷本法兰西史，还有休谟的《英格兰史》译本。架上还有一本大开本的司各特小说集，八开本，黑皮革封面，看起来很沉闷；还有一套拜伦作品集，装帧得很严肃，和他的诗歌真不匹配。很快，我便不想读眼前的这些书了。我觉得，比起真正读这些书来说，就这样隔着它们的金属丝网囚笼浏览书目要有趣得多。这样，它们便具有一种魔力，而如果我可以拿到它们，翻阅里面发霉的书页，也许这种魔力就没这么强了。

亚眠[7]。这里的英国人和布伦[8]的几乎一样多，有许多高贵的女士们开着大轿车去探视伤员，指挥医院做这做那。我听说了其中一位的趣事。前线刚送来一火车伤员，他们被安排在车站医院暂时休息。有一位女士走来走去给他们分发热汤。过了一会儿，她走到一个被子弹射穿了食道和肺的士兵面前，正要给他汤喝，主治医生告诉她这么做会“淹死”他的。“你什么意思？”她说：“他当然得喝汤。这绝不可能对他造成什么伤害。”“我行医多年了，经历过三次战役，”医生回答。“我的专业观点是，如果你给他汤喝，他就会死。”女士不耐烦起来：“胡扯！”医生说：“你给他汤喝，一切后果由你负责。”她把杯子送到伤兵的嘴边，他努力想吞咽，但立即就死了。女士大发脾气，指责医生：“你害死了他！”“不好意思，你说错了，”医生回答，“是你害死的他。我告诉过你会发生什么事的。”

斯滕福德[9]的旅馆老板。这是个怪人，他是佛兰芒人，为人小心谨慎，行动迟缓，身体笨重肥胖，长着一对圆圆的眼睛，一个圆圆的鼻子，一张圆圆的脸，大概四十五岁的样子。对于光临旅店的客人，他一点都不欢迎，反而在顾客住店或用餐时制造重重困难。客人得拼命说好话，他才肯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他天生就对陌生人不信任，不过一旦克服了这种本能，他便会很友好。尽管他笨重迟钝，却有着孩子似的幽默感，喜欢恶作剧。他大笑时声音洪亮而迟缓。现在他和我熟了，尽管对我仍存有一丝猜疑，却已经很和气、殷勤了。我对他说：“votre café est bien bon，patron.（法语：老板，你们家咖啡真不错！）”他会简略地应道：“c'est lui qui le boit qui l'est.（法语：不错的是喝咖啡的人。）”他的口音很重，总分不清第二人称单数和复数。他让我想起以前佛兰德绘画中的那些贡品捐赠者。他的妻子也完全可以做哪位捐赠者的太太，她是个大块头，满面皱纹，一脸严肃，不苟言笑，看起来有些吓人。但偶尔，你也能感受到那严厉的外表下藏着的佛兰芒式幽默。要是那个招惹了她的人遭遇不幸，她会开心地大笑，我就听到过她的笑声。我来这儿的第一天，恳求老板给我上晚餐，他跑去问太太行不行。他说：“il faut bien que je la demande，puisque je couche avec.（法语：尽管我和她睡觉，但我最好还是问问她。）”

在斯滕福德的那段时间我快活极了。这里天气很冷，不舒服；这儿没法儿洗澡；食物糟透了；工作繁重而单调。但我什么责任也没有，这多叫人开心啊！我不用做决定，上头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做完之后，剩下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挥霍时间。以前我总是认为时间宝贵，不能虚度一分钟。我满脑子都是想法，竭力想把它们表达出来，这让我都有点走火入魔了。我有太多的东西想学，太多的地方想看，太多的经历觉得不能错过。但时光一年一年的过去，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从来没有摆脱过责任感。对什么的责任？唔，我觉得大概是要对我自己负责，对我的才华负责，我渴望能充分利用我的才能和我自己。而现在我自由了，我尽情享受这自由，这种快乐是感官上的，甚至有些刺激。他们说谁谁谁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战争中找到的，听到这个，我充分理解。我不知道英语里有没有“hebetude”[10]这个词，但如果有，就是指我在斯滕福德如此享受的这个状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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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伦斯（doullens）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地方行政区。

[2] 蒙迪迪耶（mondidier）是法国北部一个地方行政区。

[3] 《恶棍外传》（don guzman de alfarache），也译作《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生平》，是西班牙著名的流浪汉小说，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深刻批判了社会。作者是马特奥·阿莱曼（mateo alemán y de enero，1541—1615）。

[4] 《一个贵族青年的回忆录》（memoriés d'un homme de qualité）是法国作家戴克塞尔（antoine francois prevost d'exile，1697—1763）的代表作，讲述一对私奔情侣的婚姻，是个以悲剧告终的故事。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曾据此故事创作歌剧《曼侬·莱斯科》（manon lescaut）。

[5] 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主教，宣扬天主教教义，反对基督教新教，著有《根据经文论政治等》。

[6] 马西隆（jean baptiste massillon，1663—1742）是法国天主教主教，是一位著名的布道家。

[7] 亚眠（amiens）是法国北部城市，位于巴黎以北索姆河沿岸。建于罗马以前的时代，中世纪以来一直是纺织中心，城市里的哥特式教堂是法国最大的教堂。

[8] 布伦（boulogne）是法国北部城市，位于亚眠西北偏北的英吉利海峡。

[9] 斯滕福德（steenvoorde）是法国北部城市。

[10] 英语中的确有“hebetude”这个词，为书面语，较少见，意思是“迟钝；倦怠；没精打采”，应该不是作者想要使用的意思。这里的“hebetude”疑为作者用“he”，“be”，“tude”生造，意为“他就这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