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避免的是，尽管不断地遭到轰炸，尽管在奥得河畔出现了苏联红军的身影，尽管随着盟军从东线和西线的进逼德国本身正在缩小，但仍然有一些人顽固地拒绝考虑即将到来的灾祸。他们就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了正在经历的磨难，把它看作是一种炼狱——看作是他们对纳粹主义及其目标献身的一种锻炼和升华。一旦他们展现出自己的忠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坚信柏林会永远屹立，第三帝国获得胜利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纳粹分子在这座城市的生活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柏林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希特勒和他的狂热宣传。就见解而言，他们久经世故见多识广，国内的国外的什么没见过。事实上，柏林人十分刻薄幽默，奉行政治犬儒主义，对元首及其鼓吹的新秩序更是完全不感兴趣，这一切都让纳粹党长期以来头痛万分。每当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或者其他纳粹集会活动，以此来吸引世人注意的时候，当局都要从慕尼黑运来几千名冲锋队员壮大游行者的人群。“在新闻片里他们比我们好看，”柏林人口出妙言道，“他们的脚也大一些！”
尽管希特勒可以做出努力，但他却永远也无法赢得柏林人的心。早在城市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以前，又恼又怒的希特勒就已经计划按照纳粹的形象来打造一个新柏林。他甚至打算把城市的名字改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1]，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每一次自由选举中，柏林人都没有把票投给他。在1932年的那次关键性投票中，希特勒乐观地认为他能让兴登堡[2]下台，可在柏林，他却收获了最低的得票率——只有23%。现在，市民中的狂热分子决心要让柏林——这个在德国中最不纳粹化的城市——成为纳粹主义的最后一个要塞，尽管他们在人数上相对是少数，却仍然控制着整座城市。
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是狂热分子中的主力军。他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都只知道一个上帝——那就是希特勒。从童年开始，他们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民族社会主义目标和思想，更多的人接受了从使用步枪到类似反坦克火箭筒那样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的训练，以捍卫这项事业，使之永存。克劳斯·屈斯特（klaus küster）就是这个青少年群体的典型人物，他是“希特勒青年团”[3]团员（柏林有1 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在50米以内的距离击毁坦克，而他还不到16岁。
最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就是如同机器人一样坚决执行命令的党卫队员（包括武装党卫军的军人）[4]，他们坚信纳粹能获得最终胜利，并且完全忠于希特勒。在其他德国人看来，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他们是如此狂热，这种狂热有时看来甚至已经渗透进潜意识里了。沙里泰医院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在为刚从奥得河前线送来的一位受了重伤打了麻药的党卫军士兵做手术时，被眼前的突发事件惊呆了。在安静的手术室里，处于深度麻醉状态中的党卫军士兵开始小声但却异常清晰地反复说道：“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
尽管这些人是真正的极端分子，但也有成千上万的平民选择与他们同流合污，有些人甚至拙劣地模仿着自由世界眼里的那种纳粹狂热分子的模样。47岁的戈特哈德·卡尔（gotthard carl）就是其中一个丑角。尽管戈特哈德不过是临时在德国空军里当会计的卑微文员，但他每天却身着漂亮的蓝色空军军服上班，那种自豪傲慢的样子俨然自己就是一名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当他在傍晚时分走进自家公寓时，他的两只脚后跟会“咔嚓”一声并在一起，然后猛地向前伸出右臂，声嘶力竭地呐喊“希特勒万岁”，这样的表演持续了数年。
他的妻子格尔达已经对丈夫的法西斯狂热感到彻底厌倦了，但她又忧心忡忡，急切地希望和丈夫讨论一下有关未来如何生存下去的计划。她指出，苏联军队正在逼近柏林……还没等她吐出下一句话，戈特哈德当即打断了她。“谣言！”他大为光火地吼道，“谣言！全是敌人故意散布的恶毒诅咒！”在戈特哈德迷失了方向的纳粹世界里，一切都顺风顺水，希特勒的胜利是必然的，苏联人也并没有兵临柏林城下。
此外，还有那些满怀热情又容易受影响的人——这些人也从未考虑过失败的可能性，在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供职的埃尔娜·舒尔策（erna schultze）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这位41岁的妇女刚刚实现了生活中的“远大”抱负，被任命为一位海军上将的秘书。今天是她担任该职务的第一天。
海军总司令部的建筑没怎么装修过，猛烈轰炸在过去的48小时里一直笼罩在其头上。不过，灰尘和瓦砾并没有让埃尔娜紧张，刚刚放在她桌子上的命令也没有使她心烦意乱——这份命令提道，所有的绝密文件都要焚毁。但就在快要下班的时候，对新工作兴奋不已的埃尔娜却被领导告知：她和别的雇员要放“无限期长假”，她们的工资将通过邮局寄发。这无异于给这位中年妇女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但埃尔娜仍毫不动摇，她对纳粹的信念如此强烈，以至于当官方公报承认战事不利时，埃尔娜都拒不相信。她坚称，整个柏林的士气仍然高昂，帝国获胜只是时间问题；甚至在埃尔娜离开大楼时，她还乐观地相信，要不了几天，海军总司令部就会重新让她回去工作。
还有一些人的信念非常坚定，他们与等级森严的纳粹组织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因而对战争或者战争的结局没有任何想法。简而言之，他们被特权地位的气氛和诱惑力彻底迷住了，在这样虚幻的白日梦中，他们不仅感到自己是安全的，还愚昧地继续忠于希特勒，认为自己受着他的完全护佑。克特·赖斯·霍伊泽尔曼（käthe reiss heusermann）就是这样一个人，她长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
在选帝侯大街213号，35岁的克特正专心致志地工作着，金发碧眼、性情活泼的她是纳粹领导人的首席牙医胡戈·约翰尼斯·布拉施克（hugo johannes blaschke）教授的助手。布拉施克由于自1934年以来一直为希特勒及其近臣服务，因而被授予党卫队旅队长的军衔，负责柏林党卫队医疗中心的牙科。布拉施克是一个忠诚的纳粹分子，他成功地利用自己与希特勒的关系，成了柏林势力最大也是牟利最多的私人医师。现在他打算再赌上一把。与克特不同，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纳粹政权崩溃的不祥之兆，早就做好了打算，时机成熟后就尽早逃离柏林。倘若他留下来的话，他的党卫队军衔和地位会令他非常尴尬：一旦自己落入苏军的手里，今天的显赫完全可能成为明天的灾祸。
克特并没有关注战争形势，因为她实在太忙，从一大早忙到深夜，出入各个诊所、指挥部，或者布拉施克位于选帝侯大街的私人诊所，给他当助手。克特既有能力又有人缘，受到纳粹精英们的完全信任，基本上希特勒的所有随从她都护理过——有一次，她还得到了护理元首本人的殊荣。
那个时刻是她事业的巅峰。1944年11月，她和布拉施克被急召到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大本营，在那里他们发现希特勒正处于剧痛之中。“他的脸，尤其是右颊肿得厉害，”她后来回忆道，“他的牙齿糟糕透顶。他总共有3个假牙上的齿桥，上牙只剩下8颗，甚至连这8颗牙也用黄金镶补着。一个齿桥完成了镶补上牙的工作，用现存的牙齿牢牢固定住，其中的一颗牙，也就是右边的智齿，被严重感染。”
布拉施克看了看那颗牙，他告诉希特勒得把那颗牙齿拔出来，已经没有办法保留那颗牙了。布拉施克进一步解释说，他得拔掉两颗牙——齿桥后面的那颗假牙以及旁边那颗受到感染的牙齿，这就意味着要在假牙前面的瓷制和金制的齿桥中钻个孔，这个过程需要做大量钻孔和锯开的工作。接下来，在最后拔出坏牙之后，他要花几天时间再造一个全新的齿桥，或者把旧的齿桥再次固定。
布拉施克对做这个手术感到精神紧张：手术过程是复杂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希特勒会有什么举动。更麻烦的是元首不喜欢麻醉，克特记得希特勒告诉布拉施克，他只接受“最小剂量的麻醉”。不论是布拉施克还是克特，他们都知道希特勒将会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手术过程可能持续30～45分钟的时间，但对此他们无计可施。
布拉施克给希特勒的上颚打了一针，手术随即开始。克特站在元首的身旁，用一只手朝后拉着他的面颊，另一只手举着面镜子。布拉施克手中的钻头在刺耳声中迅速钻进齿桥，随后他换下钻头开始锯了起来。希特勒一动不动地坐着——“就像冻僵了一样”，她回忆道。最后，布拉施克把那颗牙清理干净，迅速拔了出来。克特后来说道：“在整个过程中，元首既没有动，也没有说一句话。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表现，我们无法理解，他怎么受得了那种钻心的疼痛。”
那是5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但直到现在，元首那个悬垂的齿桥并没有接受后续的治疗。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手术的详情。那些为元首工作的人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有关他的一切，尤其是他的疾病，都是绝密。
克特善于保守秘密。例如，她十分清楚布拉施克正在为帝国公认但尚未成婚的第一夫人特制一副假牙。布拉施克打算在她下一次来柏林时把金齿桥安上去，希特勒的情妇——埃娃·布劳恩，肯定需要它。
最后，克特还知道一个最为严格保守的秘密——希特勒的确切位置。因为她的责任就是，不论元首到哪里去，她都要亦步亦趋地送去一整套牙医工具。除此之外，她还在为希特勒4位秘书中的一位，准备一个带有金齿冠的新齿桥——她便是五短身材、45岁的约翰娜·沃尔夫（johanna wolf）。不久后，克特就要在总理府的手术室里，把新齿桥给沃尔夫装上去。在过去的9个星期里，她几乎每天都来往于布拉施克的诊所和总理府之间，自1月16日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就一直居住在那里。
随着春天的夜幕降临城市，柏林呈现出一派荒凉的悲惨景象。这个已经沦为废墟的庞然大物，如同瘫痪的幽灵一般易受攻击，它在苍白的月光中伸展着躯体，为夜间行动的敌人提供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打击对象。在地底下，柏林人静静地等待着轰炸机群的光临，不知等到清晨降临时分，他们当中有谁还会继续活着。
21点，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开斯特”们如期而至，防空警报在24小时内第四次哀号着嗡鸣起来，柏林遭遇的第317次空袭就这样开始了。在位于霍亨索伦路的卫戍司令部里，赫尔穆特·雷曼（hellmuth reymann）中将[5]正在桌子边按部就班地埋头工作，对高射炮火和炸弹的爆炸声充耳不闻，他正在为赢得时间而拼死战斗——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供浪费了。
仅仅在16天以前，电话铃声在雷曼位于德累斯顿的家中响起，那是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埃马努埃尔·布格多夫（wilhelm emanuel burgdorf）步兵上将打来的。布格多夫用略显苍老的声音对他说道：“元首任命你为德累斯顿城防司令。”
一开始雷曼甚至都不知道说啥好，这座建于16世纪的萨克森州首府，拥有童话般的尖塔、城堡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但这些美丽只是昨日的美好回忆罢了，因为整座城市已经基本上在3次大规模空袭中被完全毁灭了。雷曼因此感到心痛欲绝，他发了脾气，对着话筒吼道：“告诉他，这里除了瓦砾之外没什么好保卫的！”然后“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
他愤怒的话语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放肆。但一个小时以后，布格多夫再次打来了电话，他说：“元首重新任命你为柏林卫戍司令。”
雷曼于3月6日上任，只用了几个小时他就有了惊人的发现。尽管希特勒宣布柏林是一座要塞（festung）城市，但防御工事只存在于元首的想象之中。这座城市在防御敌人即将发起的进攻上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计划，没有防御工事，实际上连防御部队都没有——一切都是空白。更糟糕的是，当局没有为城内的居民准备给养，而且撤离妇幼和老人的计划也根本不存在。
现在雷曼是在24小时连轴转，忙乱地试图理清当前混乱的局面。他遇到的问题非常棘手：从哪里能搞到守卫城市的部队、枪炮、弹药和装备？从哪里能搞到修建防御工事的工兵、机械和所需材料？是否允许他把妇幼和老人撤出城市？如果不允许的话，那么当围城战开始之时，又如何给他们提供食物并保护他们？他的脑海里一再闪现那个大问题：时间——还剩下多少时间？
甚至得到高级军官们的协助更成为一种奢望，时至今日，上级仅仅在最后关头才给雷曼指派了参谋长：汉斯·雷菲尔（hans refior）上校。这位干练得力的上校几个小时以前刚到柏林，首都的混乱局面让他大吃一惊。几天以前，他在图片杂志《帝国》（das reich）里看到了一篇文章，声称柏林固若金汤。他对其中的一句话记忆犹新：“有着环形筑垒阵地的柏林，到处布满了防御工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些工事一定进行了“绝妙的伪装”，因为雷菲尔压根就没能找到几处工事。
多年的职业军人生涯后，有着一头灰发的雷曼从来就没有想到，53岁的自己要面对这样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不仅要迎头而上，还得为每个问题找到——而且是迅速地找到答案。拯救柏林是可能的吗？雷曼决心拼尽全力。军事史上类似的战例不胜枚举，当时失败似乎已不可避免，然而最终却柳暗花明，胜利最终还是到来了。他想到了维也纳。这座城市曾在1683年成功地挡住了土耳其人的猛攻；他还想到了奥古斯特·威廉·冯·格奈森瑙元帅[6]，他是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布吕歇尔元帅[7]的参谋长，曾于1806年成功地守住了科尔贝格要塞。当然，这样的比较是相形见绌的，但也许给予了他们某种希望。然而，雷曼知道，这一切都将依赖于坚守奥得河防线的德军部队，依赖于指挥这些部队的将领。
那些大人物都不在了，隆美尔、冯·伦德施泰特、冯·克卢格、冯·曼施泰因……这些曾家喻户晓、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们如今已全部销声匿迹，他们要么死了，要么被打入冷宫，要么不得不隐退。现在，这个国家和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名一流的军人——另一个富于创造力和干劲的隆美尔，另一个严谨到一丝不苟的冯·伦德施泰特。柏林的安全，或许连德国是否能作为一个国家而继续存在，都将有赖于此。可是那个人，现在又在何方呢？
[1] 希特勒以此命名的理由是“日耳曼尼亚”作为所有日耳曼人的中心，无论日耳曼人身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一听到这名字，就能激发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感。
[2] 保罗·路德维希·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1934），陆军元帅，1925—1934年间任德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击溃俄军，后任总参谋长，总统任内支持保皇派和法西斯组织，授命希特勒为总理。
[3] 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1924年纳粹党建立的大德意志青年运动（grossdeutsche jugendbewegung）演变成了“德意志劳动青年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jugend bund der deutschen arbeiterjugend），1933年在合并了德国的各类青少年组织后正式更名为希特勒青年团，1936年12月成为德国法定的青少年必须加入的组织。该组织训练青少年使用武器，学习军事策略，并加强身体能力和灌输反犹太主义，将德国的青少年变成了可以执行战斗任务的辅助部队。
[4] 希姆莱的党卫队系统庞大而复杂，为了以示区分，按照国防军编制直接上战场作战的部队被称为武装党卫军（简称党卫军），其他系统的单位统称为党卫队。
[5] 原文中雷曼的军衔写的是少将，可他在1943年4月1日就晋升中将了。
[6] 格奈森瑙（august wilhelm antonius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 graf von gneisenau，1760—1831）伯爵，普鲁士陆军元帅，普鲁士军事改革和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曾与沙恩霍斯特中将一起在普鲁士进行军事改革，组建正在形成中的总参谋部，实行征兵制，对普鲁士和德国的军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1806年，他成功地率部抗击法军，保卫了科尔贝格要塞。
[7] 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在数次重大战役中名声远扬，他积极进攻的指挥风格为他赢得了“前进元帅”的称号，并在击败拿破仑的滑铁卢大捷（1815）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