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庞大的运送军需品的卡车队，在这座法国城市狭窄、尘土飞扬的大街上隆隆行驶。长途跋涉的车队没有尽头，轰鸣着疾驶而过，奔向东北方的莱茵河和西部前线。任何人都不许停车，因为到处都有严厉的宪兵在指挥交通。司机们也找不到停车的理由：眼前的城市，和沿途无数座冷冷清清、建有教堂的法国城市没什么不同，这只不过是高速运转的“红球快运”的又一处公路检查站而已。他们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兰斯（reims）已经成为整个欧洲最重要的城市。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法国东北部的战略中心被战火多次肆虐。坐落在市中心那座高大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历经无数次炮击，又一再被修复。历任法国君主，从公元496年的克洛维一世到1774年的路易十六，都是在这里或其中的圣殿之内加冕为王的。在这场战争中，这座城市和它的纪念碑逃过一劫实属幸运。而现在，在这座拥有两个壮观尖塔的大教堂的荫庇之下，安置着另一个伟大领袖的指挥部，他的名字叫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盟军最高统帅部隐没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离火车站不算太远。那是一座现代的三层楼房。这座建筑物当时是现代技术学院的所在地，以前则是一所男子技校，它的样子像一个盒子，房子环绕四周，中间是个院子，这座红砖建筑原先的设计要容纳1 50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们称它为“红砖小校舍”。不过，对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需求而言，校舍显得太小了。进入1944年后，统帅部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现在有将近1 200名军官和大约4 000名士兵。结果，这所学校只能供最高统帅、参谋部军官以及他们的各自部门使用，其余人得在兰斯城内的其他地方工作。艾森豪威尔把二层的一间教室用作办公室，他工作起来几乎就没有停的时候。这间不大的教室很简朴，有两扇临街的窗户，窗前挂着遮光的窗帘，锃亮的橡木地板上有几把安乐椅，房间里就这么点东西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摆在房间尽头的一侧，那里是一处稍微高一点的讲台，原先是教师讲课的地方。桌子上摆放着一套蓝色的皮制办公用品、一套内部通话设备和镶在皮制镜框里的妻儿的照片，还有两部黑色的电话机——一部是日常使用的，另一部是特殊的保密电话，在给华盛顿和伦敦打电话的时候能“自动跳频防止窃听”。桌上还有几个烟灰缸，最高统帅是个老烟枪，一天能“干掉”60多支雪茄[1]。桌子后面竖立着将军的司令旗，对面的角落里有一面星条旗。

头天下午，艾森豪威尔匆匆飞往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就是莱茵河畔的胜利，最高统帅宣布：敌军在西线的主要防线已经被粉碎了。尽管艾森豪威尔告诉记者，他并不想“忽视接下来的战斗，因为德国人会尽其所能战斗到底”，但在他的眼中，德国已被“击败了”。招待会的焦点无疑是柏林问题。有记者问，谁将先抵达德国首都，“是苏联人还是我们？”艾森豪威尔不置可否地回答，他认为“单是按照英里里程来看，也应该是他们先到”；但他马上补充道，他“不想做任何预测”，尽管苏联人“通向柏林的路程要短一些”，但“德军主力部队”却挡在他们的面前。

艾森豪威尔在拉斐尔酒店过夜，然后在黎明后不久离开巴黎飞回兰斯。清晨7点45分，他已经在办公室里与他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谈话了。史密斯将军的那只蓝色皮质搭扣文件夹里有20多份电报，在等待着艾森豪威尔批复。这叠昨天夜里收到的电文只有最高统帅才能拆阅，电报上面标着绝密标签——“仅限艾森豪威尔阅读”。这其中有蒙哥马利发来的电报，请求批准他直扑易北河和柏林；但最重要的一份则是艾森豪威尔的上级、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发来的。巧合的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头天晚上的两个小时之内先后收到了马歇尔和蒙哥马利的电报——这两封电报将对艾森豪威尔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星期三，3月28日，它们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最高统帅的战略最终具体化。他将遵照这个战略一直到战争结束。

几个月以前，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用一句话表明了艾森豪威尔作为最高统帅的使命：“你将进入欧洲大陆，与盟国的其他国家一起，实施以德国的心脏和德国的武装力量为目标的宏大军事行动。”

他已经用卓越的表现贯彻了这项指示。凭着人格魅力、行政能力和外交手腕，他不仅成功地把十多个国家的军队紧密结合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还将多国联军彼此间的敌意降到了最低——没有几个人能像他这样把事情做得如此完美。然而，55岁的艾森豪威尔并不符合传统的欧洲军事领导人的概念。他与英国将领不同，他接受的训练使他并不把政治目标看作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妥协和安抚的策略方面艾森豪威尔是一位高明的外交家，但他并不了解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对此，他并没有感到有何不妥，甚至还有些骄傲。因为按照美国的军事传统，他受到的教育是永远也不要篡夺平民的最高地位。简言之，他的目标就是打仗并赢得胜利；至于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不需要他来插手。

目前，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但艾森豪威尔的目标仍一如既往是纯军事性的。有关战后德国问题，他从来没有收到过相关的政策指示，也不认为这个问题是自己的责任。“我的职责，”他后来说道，“就是尽可能地消灭德军，迅速以胜利者的姿态了结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有充分的理由为这项工作的进展感到高兴。在21天的时间里，他的各个集团军已经迅速渡过了莱茵河，深入德国腹地的程度远远早于日程表。然而让军人们上了报纸头条的进军，被自由世界热切关注的进军，现在却催促最高统帅在一系列复杂的命令上做出抉择。英美盟军出乎预料的进攻速度，使得几个月以前制订的一些战略行动被取消，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一再修改他的计划，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要改变和重新定位某些集团军以及指挥官的角色——首当其冲的就是蒙哥马利元帅麾下的兵强马壮的第21集团军群。

蒙哥马利的最新电报在吹响行动的号角，这位58岁的陆军元帅并不是在咨询应该怎么打仗，而是要求得到率先冲锋的权利。蒙哥马利比大多数指挥官都更早地意识到军事局势会对政治版图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感到让盟军攻占柏林是目前的第一要务，更坚定地认为，这项至高无上的光荣应该属于第21集团军群。蒙哥马利的电报既显示出他难以驾驭，又清晰地表明他与最高统帅在见解上仍有着重大分歧。史密斯中将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其他人后来回忆说，对陆军元帅发来的电报，艾森豪威尔的反应“就像一匹被马鞍下的刺扎中的马一般”。

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在军事哲学方面的关键区别，牵涉到究竟是应该孤军挺进，还是采取在宽大正面上齐头并进的战略。一连几个月，蒙哥马利和他的上级——英帝国军队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都在鼓吹闪电般地单刀直入插进德国的心脏。在收复巴黎之后，当时仍处于崩溃中的德军正在逃离法国，蒙哥马利首次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他的计划。“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写道，“发动强有力的挺进直捣柏林，我们很有可能在那里结束对德国的战争。”

蒙哥马利在9段行文简洁的文字中，清楚阐述了他的方案。他分析说，英美盟军缺乏补给和维修能力，无法在两个方向并肩朝德国实施强有力的挺进。在他看来，只能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力量大举猛攻。当然，这个方向肯定是由他自己负责。为了达成战役目标，他的部队需要“一切必备的给养……而且是无条件的”，其他的军事行动，只能在余留物资的支持下进行。蒙哥马利提醒说“如果我们试图用妥协的解决办法并分散给养，这个挺进就不会有力，战争势必将旷日持久”，时间“极为重要……应立即做出决定”。

这个计划既富有想象力又很大胆，而且从蒙哥马利的观点来看，时间上很精准，它同样也标志着这位陆军元帅在对待战役的惯常态度上出现了奇怪逆转。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现在是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他后来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直截了当地说，蒙哥马利一向以谨小慎微、深思熟虑而闻名，但他现在却产生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以牺牲美军的集团军群为代价，给予他一切优先权。如此一来，他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击溃敌人直捣柏林，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显然，这个计划含有赌上一把的意味：两个庞大的集团军群共有40多个师，把它们投入单一方向的大规模进攻，从东北方向冲入德国，固然可能带来迅速而又决定性的胜利——但也可能造成彻底的、或许是不可挽回的灾难。在最高统帅看来，风险要远远大于任何成功的机会，他在一封给蒙哥马利的电报中就是这么委婉地说的。“虽然我同意你提出的关于向柏林进行强有力挺进的构想，”艾森豪威尔说道，“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开勒阿弗尔（le havre）和安特卫普这两个港口，“这是向德国腹地发动强攻，深入挺进所必需的基础”。此外，艾森豪威尔还说，“我们目前的物资给养，无论怎样重新分配，都无法支持挺进柏林”。最高统帅的战略是：在宽大正面上进入德国，渡过莱茵河，攻占鲁尔河谷工业区，然后再向首都大举猛攻。

这番电报往来发生在1944年9月的第一周。一周之后，在给3个集团军群指挥官——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德弗斯的电报中，艾森豪威尔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柏林显然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敌人为了固守柏林，有可能集中绝大部分兵力。因此，我认为应该集中全部兵力和物资迅速向柏林挺进，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鉴于我们的战略应和苏联人协调一致，我们也得考虑其他目标。”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其他目标有很大的差异：德国的北方港口（“占领该地区，可以作为我们挺进柏林的侧翼保护”）；汉诺威、不伦瑞克（braunschweig）、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这些重要的工业和行政中心（“德国人很可能把这些地区当作掩护柏林的外围地带而布置重兵把守”）；最后，还将攻占德国南方的纽伦堡—慕尼黑地区（“以切断敌军从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撤退的后路”）。最高统帅提醒说，这样一来，“我们必须为下述一种或者多种可能性预做准备：

一、命令北部和中路的两个集团军群所属部队沿鲁尔—汉诺威—柏林的轴线挺进，或沿法兰克福—莱比锡—柏林的轴线挺进，或两线并进，直捣柏林。

二、假如苏联人比我们先到柏林，北部的集团军群应立即占领汉诺威地区和汉堡周边的各个港口。中路的集团军群……视苏联红军的进展状况，占领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之一部或全部。

三、在任何情况下，南部的集团军群都要夺取奥格斯堡（augsburg）—慕尼黑地区。纽伦堡—雷根斯堡（regensburg）地区，将依当时情况，由中路或南部的集团军群夺取。”

艾森豪威尔用下列文字对他的战略做了总结：“简而言之，我的设想是美英联合部队在通过关键地区和占领两翼的部队支援下，在协调一致的作战行动下，经由最直接的途径，直捣柏林。”不过，他又补充说，所有这一切都还需要等待，因为“目前还不能决定发动这些进攻的时间以及动用的兵力”。

无论这个广阔前线的战略对错与否，既然艾森豪威尔是最高统帅，蒙哥马利就必须得听从他的命令。但他对自己的方案被驳回感到十分失望。在英国人民看来，他是自威灵顿公爵[2]以来最深孚众望的军人；而在麾下的部队看来，蒙哥马利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很多英国人认为，他是欧洲战区最有经验的陆军将领（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现如今，他自认为可以在3个月内赢得战争[3]胜利的绝妙计划竟然被上级驳回了，这让蒙哥马利感到无比的委屈。1944年秋天的这场战略争端，令这两个指挥官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痕，这道裂痕以后再也没有完全愈合。

在此后的7个月时间里，艾森豪威尔从未偏离宽大正面协调进攻模式的理念；而有关战争到底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由谁来赢得胜利，蒙哥马利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表着自己的高见。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德甘冈少将后来写道，“蒙哥马利……感到，为了说服对方接受他的观点，他可以对别人施加一切影响，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其实，只要目的正当，几乎可以不择手段”。

他所施加的影响确实是强大的。英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的人。有一次他总结道，最高统帅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但同时从战略角度来看才智又非常有限”的人。

艾森豪威尔完全清楚从英国陆军部和蒙哥马利的指挥部里传出的尖刻评论。但如果说对他的战略政策进行的政治诽谤运动造成了伤害的话，那么艾森豪威尔却并没有把这种伤害表露出来，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反击过。即使在布鲁克和蒙哥马利主张任命一位“地面部队总指挥”的时候——这是夹在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集团军群之间的陆军元帅——最高统帅也没有表现出愤怒。最后，在“咬紧牙关坐了”几个月之后——这是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话——艾森豪威尔终于发飙了。当德军在阿登高原发动攻势之后，问题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沸点。

由于敌军的大举猛攻撕开了英美盟军的防线，所以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让位于突出部北部前线的所有部队都归蒙哥马利指挥。这些部队包括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三分之二的兵力——也就是美军第1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

击退德军的反攻后，蒙哥马利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暗示，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美军从灾难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这位陆军元帅宣告，他干净利落地把前线理顺，把敌人“拦住……赶走……并一举消灭”，“这场战斗打得很有意思，我认为它也许是我所打过的……最棘手的战斗之一”。蒙哥马利说，他“把英国集团军群可动用的力量全部用上了……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英军正在受到沉重打击的美军左右两翼作战，这可以说是一幅盟军并肩作战的动人画面”。

蒙哥马利确实是从北边和东边发动了主要的反攻，而且表现出了极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但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这位陆军元帅在新闻发布会上“不幸地在媒体面前制造出了这样一种神话，他是作为美军的大救星而降临的”。蒙哥马利只字未提布莱德雷、巴顿和其他美军指挥官为战役胜利做出的贡献，也没有提到当有一名英军士兵在战斗的同时就有30~40名美军士兵在战斗。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指出每有一名英军阵亡的同时就有40~60名美军阵亡[4]。

德国的宣传者们迅速令事情变得更糟。敌人的无线电台对发布会上的情况做了夸大和歪曲的报道，而且直接对准美军战线进行广播。许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这番报道，第一次得知这一事件的消息。

紧接着，在这次新闻发布会和它所造成的轩然大波之后，有关任命一位地面部队总指挥的老争议再次被激化了，这一次得到了英国新闻界的摇旗呐喊。布莱德雷大发雷霆，他宣告如果蒙哥马利被任命为地面部队总指挥的话，他就辞去集团军群指挥官之职。“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让蒙哥马利来负责的话……你就让我解甲归田吧……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巴顿则告诉布莱德雷：“我将和你一起辞职。”

在英美阵营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裂痕。“提拔蒙哥马利”的游说活动愈演愈烈——在某些美国人看来这些活动似乎直接源自蒙哥马利的指挥部——局势已经糟糕到让最高统帅忍无可忍了。他决定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争论：他要在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上将整件事情摊牌，从而将蒙哥马利解职。

此时，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甘冈少将获悉了即将到来的危机，于是急忙着手拯救英美的团结。他飞到盟军最高统帅部，与最高统帅会晤。“他给我看了一封即将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德甘冈后来描述道，“我读电报的时候大为震惊。”在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帮助下，他说服艾森豪威尔电报晚发24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极不情愿地同意了。

在返回位于宗霍芬（zonhoven）的蒙哥马利指挥部后，德甘冈直言不讳地把残酷的事实扔在了陆军元帅面前。“我告诉蒙哥马利，我已经看了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德甘冈说道，“而那份电报的实际意思就是‘我和蒙哥马利，留我无他，留他无我’。”蒙哥马利被电报中严厉的语气惊呆了。德甘冈从来也没有见过他“这么孤独和泄气”。他看着自己的参谋长，小声说道：“弗雷迪，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德甘冈已经起草了一份电报。用这份电报作为底稿，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一份完全具有军人风度的急件，清楚地表明他无意抗命。“无论你做何决定，”他说道，“都可以百分之百地信赖我。”这份急件的签名是：“你非常忠实的属下，蒙哥马利。”[5]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无论如何，暂时是结束了。但现在，在位于兰斯的统帅部里，在做出决定的这一天，也就是1945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再次听到了一个老调子在耳边清晰地回响：并不是再次鼓动任命地面部队总指挥，而是那个更老的根本性问题——单刀直入还是宽大正面推进。蒙哥马利并没有与艾森豪威尔商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给野战部队指挥官们下达命令，向着东方前进”，并希望现在能孤军向易北河和柏林迅猛推进，显然是想在荣誉的光芒中进入德国首都。

实际上，蒙哥马利在鲁尔区北部进行的突击是遵照既定战略实施的——那正是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1月份在马耳他会议上批准的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蒙哥马利现在的提议，纯粹是那场攻势的逻辑扩展——此举将让他抵达柏林。如果说他行事匆忙，他的急切也在情理之中。就像温斯顿·丘吉尔和布鲁克元帅一样，蒙哥马利也认为留给盟军的时间所剩无几了，除非英美部队能在苏联人的前面赶到柏林，否则这场战争在政治上就是失败的。

但在另一方面，最高统帅却并没有从华盛顿的上级那里，获得能够反映出英国人这种紧迫感的政治指示。尽管艾森豪威尔是盟军总司令，却仍然接受美国战争部的命令，在未从华盛顿获得对政策重新界定的情况下，他的目标一成不变：打败德国，摧毁德国的武装力量。而且在当时的他看来，自从1月份向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计划以来，能够最迅速地达成最终军事目标的方法已经有了根本改变。

原先，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位于中路的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所起的作用有限，仅仅是为蒙哥马利在北部的主攻作补充。但谁又能料到，自3月初以来布莱德雷的部队竟取得了如此引人注目的成功呢？好运气和杰出的领导才能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果，甚至在蒙哥马利发动大规模的莱茵河攻势之前，美军第1集团军就已经夺取了雷马根桥，并迅速渡河。在更南边的地方，巴顿的第3集团军几乎在未受阻碍的情况下就悄悄地渡过了莱茵河。从那时起，布莱德雷的部队便横冲直撞，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们的伟大成就点燃了美国公众的想象。而布莱德雷现在则寻求能在最后一役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布莱德雷和麾下的将领们与蒙哥马利并无不同：他们也想获得结束战争的声誉和荣耀——况且，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也想获得攻占柏林的声誉和荣耀。

艾森豪威尔曾许诺，如有合适的机会，他将向东方发动大规模强攻，但他并没有具体指定由哪个集团军群，或者哪几个集团军群进行最后的突击。现在，在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以前，艾森豪威尔必须得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其最后一役的方案。

在这些因素当中，首先就是苏联人朝奥得河出乎意料的推进速度。在最高统帅制订强渡莱茵河以及蒙哥马利对鲁尔区北部的进攻计划时，苏联人看上去还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柏林纳入其大军的打击范围以内。但现在，苏联红军离这座城市还不到60公里——而英美部队却仍在300多公里之外。苏联人将在何时发动攻势？他们打算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展开进攻——是由位于中央正对着柏林的朱可夫的方面军，还是3个方面军同时开始进攻？他们对当面德军兵力的判断有多少？苏联红军将用多少时间突破敌人的防线？还有，在渡过奥得河之后，苏联人彻底拿下柏林又需要多久？最高统帅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对他的计划制订极为重要。

简单的真相就是，艾森豪威尔对苏军的作战意图一无所知。因为在战场上，位居东西两线的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的军官们并没有日常的作战协调，甚至盟军最高统帅部与在莫斯科的英美军事联络使团之间也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在这两条战线之间的一切信息，都是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传送的。但现在局势发展得实在太快了，这样耗时极长的办法已经彻底不能满足沟通的需要了。尽管艾森豪威尔知道苏联红军的大体兵力，却不知道他们的作战命令是什么。除了从各种情报来源搜集到的、准确性都值得怀疑[6]的零星资料外，盟军最高统帅部有关苏联红军动向的情报的主要来源，竟是英国广播公司每天晚上播放的苏联公报。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苏联红军几乎已经兵临柏林城下了。在苏联人如此接近的情况下，最高统帅是否还应该试图得到这座城市呢？

这个问题有许多层面。苏联人已经在奥得河边待了两个多月，除了一些局部的推进和侦察行动以外，他们似乎彻底止步不前了。盟军推测，红军的进攻已经超过了补给线和交通系统所能支持的极限，所以他们必须停下来重整，在春天解冻以前发动新的攻势都不太可能了。与此同时，西线盟军的各个集团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越来越深入德国腹地，在某些地方他们平均每天推进超过56公里。无论苏联人的计划是什么，最高统帅都无意叫停，他们并不愿意在争夺柏林的问题上与苏联人竞争；那样的话，最终不仅令失败者难堪——倘若在向前猛冲的军队之间有意外冲突的话——还会给双方带来灾难。

苏联人卷入的鲁莽冲突，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根据协议当时苏联人是德国人的盟友。1939年，希特勒不宣而战闪击波兰。没过多久，波兰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国家随即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但向东推进的德国国防军与全速西行的苏联红军却迎头撞在了一起：由于没有事先安排好明确的分界线，导致双方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给双方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伤亡。这样类似的冲突如今重演的概率陡然增加，只不过东进的主角由德军变成了英美盟军。而一旦西方部队真的和苏联红军擦枪走火，那么冲突的规模无疑会比1939年那次大得多，这样的场面令很多人感到不寒而栗。历史上有很多小矛盾最终引爆战争的例子，而东西双方的碰撞显然比不少小矛盾要大得多。为了避免悲剧变成现实，必须以最快速度与苏联人在行动上进行协调。

除此以外，艾森豪威尔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战术问题——这个问题就如同雷暴云一样悬在最高统帅的头顶。在其办公室旁边的大地图室里有一幅精心绘制的情报图，其文字说明是“传闻中的国家堡垒”。它展现出了一幅山区地域，位于慕尼黑以南，横跨巴伐利亚、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山区，覆盖面积几乎达到5万平方公里。其核心是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山——四周是2 100~2 700米高的山峰，每座山峰上都密布着隐藏的高射炮阵地——就是希特勒在山顶的藏身处，“鹰巢”。

地图上标有很多红色记号，每个记号其实都代表着某个军事目标：表示它是某种防御设施。有食品、弹药、汽油，还有化学弹药的临时存放处；无线电台和发电站；部队集结点、营房和指挥部；“之”字形防御工事，其中既有坚固的机枪巢，也有巨大的混凝土地堡；甚至还有防弹的地下工厂。每天都有更多的符号被加在地图上，尽管它们都标明“未经证实”，但对盟军最高统帅部来说，这个令人生畏的山区防御体系是这场欧洲战争所剩下的最大威胁。这片地区有时被称为阿尔卑斯要塞（alpenfestung）或者“国家堡垒”，按照情报部门的说法，希特勒会带领着残余的纳粹分子，利用这些陡峭的要塞进行最后的瓦格纳式[7]的抵抗。这个险峻的堡垒堪称固若金汤，那些狂热的保卫者们甚至可以在这里再打上两年。还有情报显示，那些被戈培尔称为“狼人”、受过特殊作战训练的突击队员也可能藏匿在高山之上，他们或许会突然从棱堡里冲出，打占领军一个措手不及，引发极大的混乱——这种隐患比山上无数的防御工事更让人感到胆寒。

这个阿尔卑斯要塞是不是真的存在？在华盛顿，军方更倾向于肯定的回答。1944年9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对德国南方进行的一项总体研究中预言，在战败前夕，纳粹大概会把某些政府部门疏散到巴伐利亚。从那以后，情报报告和评估就蜂拥而来，有的来自战场，有的来自中立国家，甚至还有来自德国内部的消息提供者。这些评估大多言辞谨慎，有一些却十分荒诞。

1945年2月12日，战争部公布了一份很一本正经的情报文件，其中写道：“有关纳粹可能在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区进行最后抵抗的许多报告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同像希特勒这样想要诸神的黄昏的人打交道时，纳粹神话是十分重要的。即将成为指挥部的贝希特斯加登本身或许有着重要意义，巴巴罗萨的坟墓就在那里，在德国神话中巴巴罗萨死而复生了。”[8]这份备忘录敦促野战部队指挥官——“传达到军级”——要警惕其中的危险。

2月16日，在瑞士的盟军特工人员给华盛顿发去了一份怪诞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从驻柏林的中立国使馆武官那里获得的：“毫无疑问纳粹正准备在山中的堡垒里进行殊死战斗……抵抗枢纽由地下铁路相连……有多达数月的弹药产量都已经被储备了起来，全德国的毒气也被藏在了那里。当真正的战斗开始时，凡是参加过这些秘密设施建设的人都要被处决——包括那些碰巧还滞留在后方的平民。”

尽管英美情报部门都发布了意在给这些骇人报告泼冷水的谨慎声明，但在此后的27天里，“国家堡垒”的幽灵却在增长。到3月21日，这个威胁开始影响战术思维了：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发布了一份题为《战略的重新定位》的备忘录，声明盟军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使“我们在诺曼底海滩登陆时带来的计划都过时了”，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柏林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了，“那个大都会地区不再占据主要地位”；这份报告还说“……一切迹象表明，敌人的政治和军事领导部门正在向下巴伐利亚的‘堡垒’转移”。

布莱德雷提出，为了消除这个威胁，他的集团军群不应该在北方推进，而是应该向德国中部发起猛攻，将整个德国拦腰斩断。这样一来既能“避免德军撤退”到南方“进入要塞之中”，还可以把剩余的敌人驱赶到“北方，将他们团团围困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海岸边并最终歼灭”。备忘录中还提议，此后第12集团军群将转变进攻矛头，挥师南下，以便消灭阿尔卑斯要塞里的残余抵抗。

更令人担忧的分析，是3月25日由帕奇中将的第7集团军情报主任做出的，当时第7集团军正在西线的南翼作战。这项分析报告预测到堡垒里或许会有“一支由党卫军和山地部队组成的精锐部队，兵力介于20万~30万”；报告说，自1945年2月1日以来，数量庞大的补给品正以“每周3~5列长度惊人的列车”运抵要塞地区……据报告，已经观察到多列火车上载有一种新式火炮；甚至还提到当地有一个地下的飞机制造工厂，“能够批量生产……‘梅塞施密特’战斗机”。

这样的报告每天都如同潮水般地涌入盟军最高统帅部。无论这些证据被如何翻来覆去地研究分析，描绘出来的画面却都一样：尽管阿尔卑斯要塞可能是一场骗局，但其存在的可能性却不能视而不见。3月11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对要塞进行了情报评估，其担忧之情显而易见：“从理论上讲……这座要塞同时受到自然地利和人类迄今所有的发明中最有效的秘密武器的保卫。在这座要塞之内……那些到目前为止掌控德国的力量将幸存下来，并安排其复活……德国防御政策的主要趋势，似乎是针对阿尔卑斯山地区进行保护……有证据表明，数量庞大的党卫军和特别挑选出来的部队正在有序地撤入奥地利……有理由认为，纳粹政权某些最重要的部门和人物已经在要塞地区落下脚来……据说戈林、希姆莱、希特勒……都正在撤往各自的山区堡垒里……”

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主任、英军少将肯尼思·威廉·多布森·斯特朗（kenneth william dobson strong）对参谋长评论道：“也许堡垒并不在那里，但我们得采取行动，阻止它出现在那里。”比德尔·史密斯表示同意。在他看来“完全有理由相信，纳粹打算在悬崖峭壁之中进行最后的顽抗”。

当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以及美军野战部队指挥官们深思熟虑的见解，在艾森豪威尔办公室里堆积如山之时，最重要的电文也如期而至。它来自盟军最高统帅的上级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他的敬重几乎高于所有人[9]。

“从当前的作战报告来看，”马歇尔在电报说，“西线德军的防御体系可能崩溃了，这可以让你腾出数量可观的师迅速向东转移到一条宽广的战线上……让美军快速推进，比如说向纽伦堡—林茨（linz）一线或卡尔斯鲁厄—慕尼黑一线挺进。对此你怎么看？这一切动作的最终目的则是……快速行动可以防止任何有组织抵抗区域的形成，而南部山区就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抵抗区域。”

“伴随着德国抵抗瓦解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与苏联红军会师。对于为了避免不幸事件发生而做的控制和协调……你有什么想法？一种可能就是达成一条分界线，我们现在的安排……似乎是不恰当的……应该毫不犹豫地开始采取措施，为交流和联络做准备……”

马歇尔措辞严谨的电报最终使最高统帅的计划明朗化了。艾森豪威尔斟酌了所有问题，与他的参谋们进行了商讨，还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与他的老朋友、西点军校的同学布莱德雷上将交流了形势。最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清晰地把握了上级的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的战略，做出了最终决定。

在这个寒冷的3月份的下午，他起草了三份电报。

第一封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要发往的目的地是遥远的莫斯科。封面的电文是致盟军军事代表团。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说，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军事行动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为了尽快取得胜利，我应该知道苏联人的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因而，他想要代表团“给斯大林元帅转达我个人的一条信息”，并且尽一切可能“帮忙获得一个充分的回答”。

最高统帅以前从未与苏联领导人有过直接交流，但现在事情紧急。他已经得到了授权，可以在军事问题的协调上面与苏联人直接打交道，因而艾森豪威尔认为，没有特殊理由要事先与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及美国或英国政府进行商讨。实际上甚至连他的副手，英国空军上将阿瑟·威廉·特德（arthur william tedder）爵士对此也一无所知。不过，给他们的副本都已经准备好了。

15点刚过，最高统帅便批准了要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草稿。16点，在被译成电码之后，艾森豪威尔“致斯大林元帅的个人电报”便发出了。在这封电报里，将军询问大元帅他的计划是什么，同时又把他自己的计划透露给了对方。“我下一步的行动，”他说道，“是为了包围并歼灭守卫鲁尔区的敌军……我估计该阶段的行动……将在4月底结束，或许会更早一些，我接下来的任务将是与您的军队携手合作，把剩余的敌军分割开来……进行会师的最佳轴线，应该是在爱尔福特（erfurt）—莱比锡—德累斯顿。我认为……德国政府的主要部门正转移到上述地区。我提议，我部的主要行动将沿着这条轴线进行。除此之外，将尽可能快地安排部队在另一个方向上推进，以便与您的军队在雷根斯堡—林茨地区会师，从而避免德军撤入国土南部的堡垒区继续进行顽抗。”

“在确定支持我的计划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是在行动方向上还是在时间安排上……这些计划都应该与您的计划相协调。您能否……告诉我您的打算……我所概述的这些建议在多大的程度上……与您可能采取的行动相一致。如果我们要迅速消灭德军，我认为协调彼此的行动极其重要……应该完善我们正在推进中的军队之间的联络……”

接下来，他又起草了给马歇尔和蒙哥马利的电报。19点这两封电报在5分钟之内先后发出。艾森豪威尔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他已经就“有关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会师……的问题”，与斯大林进行了交流。他接着指出，“我与您的看法几乎一致，然而我仍然认为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最为重要”，因为该地区是“到达当前红军阵地的最短路线”，而且它将“覆盖德国仅剩的工业区……据报告，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各部门正在向该地区转移”。

至于马歇尔对“国家堡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汇报说，他也意识到了“先发制人的重要性，以避免敌人可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区域”，同时“只要情况允许，就应该朝林茨和慕尼黑发起大举猛攻”。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有关与苏联人的协调问题，他并不认为“我们要把自己束缚在一条分界线上”，而是应该接近他们，并提议“当两军相遇的时候，双方都应该在对方的要求下撤回到自己的占领区”。

当天艾森豪威尔发出的第三封电报是给蒙哥马利的，包含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一旦你与布莱德雷会合……（在鲁尔区以东）……美军第9集团军就将重新归布莱德雷指挥，”最高统帅说，“布莱德雷将负责肃清残敌……鲁尔区，并尽快向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一线进行快速推进，与苏联人会师……”蒙哥马利将朝易北河进军，那时或许“可以让美军第9集团军再次归你指挥，以渡过阻碍在前面的那条河流”。艾森豪威尔在读了电报草稿之后，又用铅笔加上了最后一句：“如你所言，形势看起来不错。”

最高统帅已经对自己的计划进行了完善：原先的打算是穿越德国北部进行大规模强攻，现在他决定直接穿越德国中部发起突击。美军第9集团军又回归布莱德雷的麾下，现在布莱德雷将发挥主要作用，他将发起最后一击，他的部队将进至德累斯顿地区，该城位于柏林南部大约160公里的地方。

虽然艾森豪威尔接受了马歇尔的部分建议，但他的行动步骤与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在《战略的重新定位》备忘录中的建议相类似。不过，在艾森豪威尔涉及其战役计划的3封电报中，却有一个重大疏漏，那就是最高统帅曾经称之为“显然是首要目标”的地方，电报里没有提到柏林。

受到炮火重创的勃兰登堡门在薄暮中赫然耸现。不远处的大楼里，约瑟夫·戈培尔博士透过书房那扇部分被木板封住的窗户，凝视着这座不朽的历史作品。希特勒的这位身材矮小的纳粹宣传部部长几乎是轻蔑地背对着来访者们——至少在那位正在说话的人看来就是如此，此人是柏林卫戍司令赫尔穆特·雷曼中将。将军正在试图获得一个在他看来是当务之急的决议：在战役前夕，事关全城人民的命运。

这是雷曼与他的参谋长汉斯·雷菲尔上校在一个月内第四次找戈培尔汇报了。除了希特勒之外，47岁的戈培尔现在是柏林城里的头号人物，他不仅是帝国的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同时还是柏林的纳粹党大区领袖（gauleiter）[10]。作为负责柏林防御的帝国专员，他有责任在城市平民、人民冲锋队组建和训练，以及要塞的建设等方面采取一切措施。当时，由于军事和民事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得很模糊，这就给军事和民政领导人带来了麻烦，而戈培尔的指手画脚更是在火上浇油。尽管自己对军事或者市政事务一窍不通，但戈培尔却非常清晰地表明，他才是保卫柏林的唯一责任人。结果，雷曼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无门的境地，他到底应该听谁的命令——是希特勒的大本营，还是戈培尔？他搞不明白，而且似乎也没有人急于理顺指挥层级的关系。雷曼绝望了。

在前几次汇报中，雷曼都提出了疏散平民的问题。一开始，戈培尔说“不值得为这类事情劳神”；然后他又告知将军确实有类似的方案，是“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的高层领导”搞出来的。雷曼的参谋长雷菲尔立即着手核实，确实找到了这项计划，他告诉雷曼“计划只是一张1比30万的地图，负责的官员是位警察局长，在地图上用红墨水清楚地标出了从柏林向西和向南的疏散路线”。他汇报说，“地图上没有卫生防疫站点，没有食品供应点，没有提供给病弱者的运输工具。”他又补充说：“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这项计划要求被疏散者只携带随身行李，沿着道路走上20~30公里路到火车站，从那里被运送到图林根、萨克森—安哈尔特（sachsen-anhalt）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仿佛戈培尔只要按一下按钮这一切就会变为现实，而至于用于计划的铁路运力从何而来，计划也是含糊其词。”

雷曼试图与希特勒讨论这个问题。他以前只见过元首两次：一次是在就任柏林卫戍司令的时候，另一次是几天以后他应邀参加的晚间形势汇报会上。那次会议主要是在讨论奥得河前线的防御和战况，雷曼并没有获得机会说明柏林城内的情况。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平静时刻，他对希特勒提出了建议，请求元首立即下令把10岁以下的孩子全部从首都疏散出去。雷曼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变得一片寂静。希特勒转过身来冷冰冰地问他：“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缓缓地蹦出一句话，每个字都读出了重音：“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人留在柏林！”无人敢顶撞他。希特勒迅速转移了话题。

这个打击并没有让柏林卫戍司令退缩，雷曼现在又用同一个难题向戈培尔发起诘问。“帝国部长先生，”他说道，“一旦柏林城陷入重围之中，我们将如何养活全体市民呢？我们怎样让他们填饱肚子？食物从哪里来？按照市长的统计数字，城里目前有11万名10岁以下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我们如何为婴儿们提供牛奶？”

雷曼停了下来，等待答复。戈培尔继续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猛然间他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们怎么给他们饭吃？我们把周边农村的牲畜弄进城来——就这么给他们饭吃！至于孩子们，我们有3个月的罐装牛奶供应量。”

罐装牛奶对雷曼和雷菲尔来说是新闻；这个有关牲畜的提议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疯子行为，因为在战斗中，牛群会比人类更容易受到伤害——人起码会躲，但牛可不会。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把牲畜引进城了，戈培尔又拿什么养活它们呢？难不成在城里放牧？雷曼提高了音量，苦口婆心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立即考虑一个疏散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每延迟疏散一天都会成倍地增加日后的困难，现在我们至少必须把妇孺转移出去——要赶在太晚之前。”

戈培尔默不作声，沉默延续了很长时间。窗外的天色正在变暗。突然间他伸出手来，猛地抓住窗边的绳子，然后用力一拉，遮蔽灯光的窗帘随即“嘎啦”一声关上了。戈培尔的脚天生畸形，他转过身来跛行到桌前开了灯，看了看放在吸墨垫上的手表，然后转向雷曼。“我亲爱的将军，”他温和地说道，“如果疏散是必要的话，那么我将会是那个做决定的人。”然后他的嗓门又大了起来，“但我不想现在就下这道命令，这会让柏林陷于恐慌！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他让他们立刻走人，“再见，先生们。”

雷曼和雷菲尔离开大楼的时候在台阶上停留了一下。雷曼将军注视着这座城市。尽管警报器还没有响，但远处的探照灯光已经开始触摸夜空了。雷曼慢慢地拉上手套，对雷菲尔说道：“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它的成功概率为零。我只能希望某些奇迹会发生，以此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没有奇迹降临，那战争最好在柏林被围困前就结束。”他看着自己的参谋长。“否则的话，”他有些悲观地补充道，“柏林人只能靠上帝拯救了。”

又过了一会儿，在位于霍亨索伦路的指挥部里，雷曼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打来的电话。雷曼现在得知，自己领导的柏林卫戍区将直接隶属于维斯瓦集团军群。这样一来，除了最高统帅希特勒和柏林的纳粹党大区领袖戈培尔之外，他又增加了一名上级：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听到海因里希的名字时，雷曼首次感到了一丝希望。他指示雷菲尔，一有机会就向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参谋部介绍卫戍区的基本情况。唯一让他担心的事情，是不清楚海因里希准备在奥得河畔阻击苏联红军的同时，如何庇护柏林。雷曼很了解海因里希，他能够想象得出，这个“狠毒的小矮个”得知这个消息时会做何反应。

“荒谬！”海因里希气冲冲地说道，“荒谬透顶！”

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新任参谋长是埃伯哈德·金策尔中将，首席参谋是汉斯—格奥尔格·艾斯曼上校，此时两人面面相觑，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实在是没啥可说的，“荒谬”已经属于轻描淡写了。海因里希和他手下的指挥部已是大敌当前，困难重重，但在这个节骨眼上，高层竟然把柏林卫戍区也一股脑地扔给了指挥部指挥，这不是在帮倒忙吗？在两位军官看来，已经全负荷运转的集团军群指挥部根本分不出精力来完成这项荒谬的提议；他们也无法理解，海因里希到底应该怎么样指挥和监督雷曼的城防行动。单就两个单位的地理距离而言，这项计划就属于彻头彻尾的空谈：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离柏林市有80多公里远。显然，无论是谁提出的这项建议，都似乎对海因里希面对的棘手问题知之甚少。

那天黄昏，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的军官们小心翼翼地把有关柏林防御的提议交给了金策尔。这个行动是试探性建议，主要是想探探海因里希对统一领导柏林卫戍区的口风。而海因里希这会儿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的老式裹腿上还沾着从前线带下来的泥土。他向自己的部下清楚地表明了立场——这个计划也就仅仅是个建议罢了，他会将其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维斯瓦集团军群的首要任务是在奥得河畔阻击苏联人。“除非强迫我，”海因里希坚决地说道，“否则我不打算接受守护柏林的责任。”

这并不是说海因里希对城内居民的困境无动于衷，事实上近300万柏林人民的命运经常出现在海因里希的脑海里，他十分害怕柏林城最终沦为惨烈的战场。海因里希比任何人都清楚，手无寸铁的平民一旦陷入地狱般的巷战和铺天盖地的炮火之中会是何等悲惨的景象。他知道，苏联人是不会大发慈悲的，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根本不会把军人和平民区分开来。而要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维斯瓦集团军群则成了最后的指望——这个兵团是柏林城和苏联人之间隔着的仅有屏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海因里希没有办法为平民分心，而野战军在奥得河前线的奋战更是对老百姓最好的保护。他已经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自己的部队上，士兵们才是他的真正责任所在。这位脾气暴躁、好斗的“狠毒小矮个”对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在他看来，这道命令根本没有把他手下士兵的生命当回事。

他转向金策尔，怒吼道：“给我接古德里安。”

履职一周以来，海因里希一直待在前线，他不知疲倦地从一个指挥部到另一个指挥部，与师长们一起制定战略，视察隐蔽在防空洞和掩体里的一线部队。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之前的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他的部队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集团军群而已。他惊骇地发现，大部分单位是用抽调出来的小部队，以及一度威名显赫却遭到重创的师的残部充实起来的。在他的部队当中，海因里希甚至发现了由非德国公民组成的部队，其中有“北欧”师和“尼德兰”师，它们是由亲纳粹的挪威和荷兰志愿者组成的；还有一支由苏联战俘组成的部队，其领导人是曾经的基辅保卫者、著名军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andrei andrejewitsch vlasov）中将，他于1942年被俘，被德国情报人员策反之后组织了一支支持德国反对斯大林的“俄罗斯解放军”。弗拉索夫的部队令海因里希感到担忧，在他看来，只要有最微小的机会他们就会开小差。[11]海因里希的一些装甲部队状态还算良好，在很大程度这成为他的唯一依靠。但整个局面仍然让人感到绝望：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苏联红军的兵力可能有300万之众；在北部防区的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和南部防区的布塞的第9集团军之间，海因里希总共只有大约48.2万人，而且几乎没有预备队。

除了极其缺乏经历过战斗考验的部队之外，海因里希的另一个不利因素就是装备和补给品严重缺乏。他需要坦克、自行火炮、通信设备、火炮、油料和弹药，甚至还有步枪。补给品太少，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发现，一些补充兵员抵达前线时携带的不是步枪，而是反坦克榴弹发射器，这种武器只有一枚弹头，打完就没用了。

“这简直是发疯！”艾斯曼告诉海因里希，“这些人发射完一轮之后，接下来该如何作战呢？陆军总司令部期望他们做什么，像使用警棍一样耍弄这些没有弹药的武器吗？这将会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

海因里希同意他的看法。“陆军总司令部指望这些人听天由命，我可不会这样。”海因里希运用其权限之内的一切手段，试图整顿装备和补给品短缺的局面，即使某些用品几乎全部消失了。

他最缺乏的就是火炮。苏联红军已经开始在奥得河及其沼泽通道上架桥，在一些地段，这条洪水泛滥的河的宽度超过3公里。配属给海因里希指挥的海军特种部队沿河布上了水雷，以便炸毁浮舟；但苏联人立即采取对策，立起了防雷网。从空中轰炸桥梁更是在痴人说梦，德国空军的军官直言不讳地告诉海因里希，他们手头既没有飞机，也没有燃料来完成这项任务，他们充其量只能派出单架次的飞机出击，对敌方的阵地进行一些侦察。只有一种武器能够阻止苏联人狂热的建桥行动，那就是大炮，但海因里希手头的火炮又非常稀少。

为了弥补火炮数量不足，他命令把高射炮充作野战炮。海因里希分析说，尽管这意味着要削弱对抗苏联红军空中打击的保护力量，但这些高射炮用于野战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举措确实对形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单是从斯德丁地区，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就得到了600余门高射炮。每门高射炮都被设置在固定位置上，因为它们的体积和重量都太大了，难以靠汽车进行机动，但它们却有效填补了防线的空隙。不过，这些对敌人颇具威胁的武器只被允许在绝对必要的时刻开火：面对弹药极度匮乏的窘境，海因里希下令要节约使用每一发宝贵的炮弹，以便在苏联红军发起真正的猛攻时不至于弹尽粮绝。他对参谋们解释道：“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火炮和炮弹来阻止苏联人建桥，但起码能拖延他们的速度。”

艾斯曼上校对形势的看法要更加悲观一些，他后来回忆说：“可以把整个集团军群比作一只被毒蛇盯上的小白兔，兔子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条近在咫尺的蛇，但却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着对手发起闪电般的攻击……海因里希将军并不愿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维斯瓦集团军群单凭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采取更有意义的措施。”

然而，在上任后仅仅一周的时间内，海因里希却奋力克服了几十个似乎无法逾越的困难。他拿出了莫斯科战役时指挥部队的“绝招”，对部队既哄骗又激励，一边向官兵们大声咆哮，一边夸奖他们，努力提升下属的士气。这种士气既为海因里希赢得了迟滞苏军进攻的时间，又有助于挽救士兵们自己的性命。无论私下里的个人感觉如何，在他麾下的官兵们看来，他都是那个吓不倒、打不碎的传奇人物海因里希，而且他仍然坚持与上级“疯狂和拙劣的判断”进行斗争——这符合他的性格。

海因里希现在仍然怒火中烧，他的暴脾气完全指向了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从海因里希接掌希姆莱兵权的那天起，苏联人就包围了屈斯特林城。3月23日，布塞将军的第9集团军发起了两次进攻，努力要突破重围与坚守屈斯特林的孤军会合。海因里希同意布塞的战术，认为这些行动是赶在苏联人巩固阵地以前解救这座孤城的唯一指望。但苏联人太强大了，这两次进攻最终碰了个头破血流，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

海因里希把结局向古德里安做了汇报。古德里安不客气地告诫他：“必须再发动一次进攻。”希特勒想要这次进攻，古德里安也想要。“这完全是疯了，”海因里希生硬地回答说，“我认为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命令在屈斯特林的装甲部队突围。”

古德里安对这个唐突的建议大发雷霆，对海因里希怒吼道：“这场进攻必须发动！没有第二个选择！”3月27日，布塞再次把他的部队投入冲向屈斯特林的解围战中。德军的进攻非常凶猛，布塞麾下的一些装甲部队的确冲进了城里；但紧接着，苏联人就用炮火粉碎了德国人的全部攻势。在参谋部里，海因里希毫不掩饰地说道：“这次进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屠杀，第9集团军的损失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样的伤亡毫无意义可言。”

直到第二天，海因里希的怒火仍未消退。当他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等待着接通古德里安的电话时，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一个词：“惨败！”只要与古德里安的电话一接通，他就打算控诉他的上级亲手屠杀了8 000名德军官兵——在对屈斯特林的进攻中，一个师的兵力几乎被彻底葬送了。至于说完这番话后迎接自己的是什么，海因里希已经根本无所畏惧了。

电话响了，金策尔接起了电话。“是措森。”他告诉海因里希。

听筒里传来了陆军总参谋长的副手汉斯·克雷布斯步兵上将悦耳的声音，但这并不是海因里希所期待的。“我要同古德里安通话！”他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克雷布斯压低声音，在电话中又说了几句，海因里希握着听筒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身边的参谋们对长官情绪的突变感到不知所措。“是什么时候？”海因里希问道。他再次聆听着，然后突兀地说了句“谢谢”，并放下了电话。海因里希转向金策尔和艾斯曼，小声说道：“古德里安不再是陆军总参谋长了，希特勒在今天下午把他撤职了。”参谋被这一爆炸性新闻惊得目瞪口呆。海因里希平静了一下情绪，继续对下属们说道：“克雷布斯说，古德里安病了，不过他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海因里希的盛怒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他只是又做了一番评论。“这可不像古德里安，”他若有所思，“他甚至都没和我道别。”

海因里希的参谋们得以把整个故事凑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了。古德里安被解职发生在总理府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场面之后。希特勒的午间会议开始时非常安静，背后暗含的敌意和不满却一触即发。古德里安已经给元首写了一份备忘录，解释了攻击屈斯特林失败的原因。希特勒不但对古德里安采用的语气不满，还对古德里安为第9集团军和布塞将军所做的辩护十分生气。元首已经决定让布塞充当行动失败的替罪羔羊，命令他参加会议，向与会者做全面的汇报。

像往常一样，希特勒的高级军事顾问们都出席了会议。除了古德里安和布塞之外，还有希特勒的参谋长凯特尔、负责作战指挥的约德尔、元首的首席副官布格多夫，以及一些其他高级军官和各自的副官。希特勒花了几分钟时间听取了对当前形势的常规情况介绍，然后要布塞做汇报。一开始，布塞简要地介绍了进攻是如何发动的，部队是怎么使用的。希特勒很快就显得很恼怒，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进攻为什么失败？”他叫喊道，随后自问自答起来，“因为你的无能！因为玩忽职守！”

他破口大骂布塞、古德里安和整个陆军总司令部，他们全都“无能”。他大叫大嚷地说，进攻是在“没有足够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贸然发动的。然后他转向古德里安质问：“如你声称的那样，布塞的弹药不够用，你为什么不多配发给他一些！”

静寂了片刻之后，古德里安开始轻声地说：“我已经向您解释过了……”

希特勒挥舞着胳膊，打断了他的话。“解释！借口！你给我的就是这些！”他喊道，“哟！那么你告诉我，是谁让我们在屈斯特林失望的，是部队还是布塞？”

古德里安突然发怒了。“胡扯！”他气急败坏地说道，“这是胡说八道！”他几乎是脱口而出。狂怒的古德里安脸色通红，言辞激烈。“不应该由布塞负责！”他咆哮道，“我已经和您从头到尾地解释过了！他是在服从命令！布塞打光了所有分配给他的炮弹！所有的炮弹！”古德里安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他费劲地斟酌着语句，“要是说怪浴血奋战的前线部队，那请您看看伤亡人数吧！看看士兵们的损失吧！部队已经尽职尽责！超乎寻常的伤亡数字足以证明这一点！”

希特勒也冲着他叫嚷，“他们失败了！”他大发雷霆，“他们可耻地失败了！”

古德里安涨红着脸，扯着嗓门咆哮道：“我必须请您……我必须请您，不要再指责布塞或者他的部队了！”

两人已经丧失了理智，正常的讨论早就被抛到了一边，但谁也停不下来。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就这样面对面进行着怒不可遏的可怕交流，将领和副官们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希特勒严厉斥责总参谋部，骂他们全都是“懦夫”、“傻子”和“笨蛋”，他怒气冲冲地吼着，说他们老是“误导”、“误报”和“哄骗”自己。古德里安听到“误报”和“误导”两个词后，便借题发挥对希特勒反唇相讥了一番。格伦将军是否在他的情报评估中“误报”了苏联人的兵力？“没有！”古德里安咆哮道。“格伦是个傻瓜！”希特勒愤怒地叫骂了起来。那么波罗的海沿岸和库尔兰仍然被包围的18个师呢？古德里厉声喊道：“关于这些部队是谁误导了你？”他质问元首，“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撤出库尔兰集团军？”

这次冲突的声音这么大，这么激烈，以至于事后谁也记不清争吵的先后顺序。[12]甚至连这场争论的无辜导火线布塞，后来也不能详细地告诉海因里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几乎瘫掉了，”他说道，“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目瞪口呆。”

约德尔是第一个突然采取行动的人。他一把抓住叫嚷中的古德里安的胳膊。“请你！”他恳求道，“请你冷静。”他随后把古德里安拉到了一边，凯特尔和布格多夫则拉开了希特勒。精疲力竭的希特勒猛地倒在了椅子上。古德里安惊骇万分的副官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确信，如果再不把自己的长官带出房间的话，他就会被逮捕。于是冯·洛林霍芬赶紧跑到外面，给在措森的副参谋长克雷布斯去了电话，将吵架的事情向他做了汇报。冯·洛林霍芬恳求克雷布斯与古德里安通话，让他托词说前线有新的紧急情况，必须与他交谈，直到将军冷静下来。费了好大的劲，古德里安才被劝说着离开了房间。克雷布斯原本就是一位精于操纵信息以适应形势的艺术大师，他没有费多少气力就让古德里安无暇分神达15分钟以上——而到此时，陆军总参谋长已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在这段间歇期里，元首也平静了下来。当古德里安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正在主持会议，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看见古德里安又进来了，元首当即命令除了他和凯特尔之外，所有人都出去。人群刚走，希特勒就冰冷地开了腔：“古德里安大将，您的健康状况决定您需要立即休养6个星期。”

古德里安面无表情地说道：“我马上就走。”

但希特勒的话还没有说完。“请等到会议结束后再走。”他命令道。

又过了几个小时，冗长的会议才散会。这时，希特勒又开始关心起古德里安来了。“请您尽早恢复健康，”他说道，“6个星期以后形势将发展到十分关键的时刻，到那时我会更需要您。您打算去哪里休养呢？”

凯特尔也想知道他要去哪里。古德里安则对两人突如其来的“善意”起了疑心，决定谨慎为妙，没有把自己以后的计划告诉他们。他告退后就迅速离开了帝国总理府。

古德里安就这样走了。他是装甲战术的缔造者，也是帮助希特勒创造了最辉煌胜利的名将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如今以这种方式离开了战争舞台。与他一起消失的，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仅剩的最后一点正确的判断力。

第二天，3月29日，星期四。到早晨6点的时候，海因里希就已经痛感古德里安离去带来的恶劣影响了。他收到一份电报，告知他希特勒已任命克雷布斯为陆军总参谋长。巧舌如簧的克雷布斯是希特勒的狂热信徒，人们普遍都非常厌恶他。在维斯瓦集团军群参谋部，古德里安被解职的事情刚刚不胫而走，他继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命令就接踵而至了，气氛变得令人沮丧。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总结了众人的态度：“这个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的人，让我莫名想到一头幼鹿……我们能够指望到的东西一清二楚。克雷布斯只需喋喋不休说出几句充满自信的话，形势就再次‘一片光明’了，希特勒能从他那得到比古德里安多得多的支持。”

对于这项任命，海因里希未做评论。古德里安为布塞所做的激烈辩护拯救了这位指挥官，否则对屈斯特林还会有更多的自杀式进攻。就这一点而言，海因里希倒是对这个常常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心存感激。他会想念古德里安的，因为他了解从前的克雷布斯，并不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当他见到希特勒，讨论奥得河前线问题的时候，不会再得到直言不讳的古德里安的支持了。他要在4月6日星期五去见元首，参加一个正式会议。

3月29日上午9点刚过，汽车在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主楼前停了下来，宽肩膀、身高1.8米的柏林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跳下了车，精力充沛的汉斯·“特迪”·雷菲尔上校正满腔热情地期待着与海因里希的参谋长金策尔中将见面。他对此次商谈的顺利进行抱有很大期望，在海因里希的指挥之下，柏林卫戍区将会出现最好的局面。高大健壮、39岁的雷菲尔用力抱着用来汇报的地图和图表进了大楼。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相信尽管柏林卫戍部队规模不大，但海因里希也“会由于兵力的增加而感到高兴”。

一见到金策尔，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参谋长的问候很克制，甚至谈不上友好。雷菲尔本来希望，他的老同学艾斯曼上校也会在场——几个星期以前他们曾一起讨论过柏林的形势——但金策尔却单独接待了他。这位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似乎很困扰，他的态度近乎不耐烦。金策尔示意雷菲尔打开地图和图表，后者迅速开始做情况介绍。他解释说，由于雷曼没有一个明确的上级负责人，结果给柏林的城防工作造成了几乎难以应对的局面。“当我们问陆军总司令部，我们是不是归他们领导时，”他详述道，“我们被告知‘陆军总司令部只负责东线，你们归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挥。’于是我们又去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他们却问‘为什么来找我们？柏林的前方面对的是东线——你们归陆军总司令部管’。”

在雷菲尔讲话的时候，金策尔研究着地图和柏林兵力的部署。突然，金策尔抬起头来看着雷菲尔，轻声告诉他头天晚上海因里希的决定，那就是不接受保卫城市的责任。雷菲尔后来写道，金策尔此后简短地提到了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官僚，“就我个人而言，”他说道，“那些在柏林的疯子们可以自作自受。”

在驱车返回柏林的时候，雷菲尔高涨的热情一落千丈，他首次意识到做“一个被抛弃的孤儿”是什么感觉。他热爱柏林，曾在首都军事学院学习，结了婚并养育了一双儿女。眼下在他看来，自己正在越来越孤独地工作着，竭尽全力保卫这座曾记载着他最幸福岁月的美丽城市。在整个军队指挥系统中，没有一个人打算做出雷菲尔认为的那个最庄严的决定：负起保卫和保全柏林的责任。

临行前，前任陆军总参谋长已经同自己的属下们道了别，并向他的继任者克雷布斯简要地交接了工作。最后，他把自己办公桌上剩下的几个物件装入了一个小箱子中。一切妥当后，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安静地离开了措森的陆军总司令部。他对自己之后的去处一直守口如瓶。不过，古德里安打算先同妻子一起去慕尼黑附近的埃本豪森疗养院，在那里接受心脏病的治疗；随后他计划前往德国仅存的和平地区，巴伐利亚南部。那个地区满是军队医院和疗养院，退役或者被解职的将军，以及被疏散到当地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将军谨慎选择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地，他决定在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脉一片祥和的环境中待到战争结束。作为陆军总司令部的前任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清楚地知道，那里不会发生什么大事的。

[1] 1948年，在脉搏突然升高以后，医生要他戒烟，从那以后艾森豪威尔再也没有抽过烟。——原注

[2] 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以在滑铁卢战役中联同布吕歇尔击败拿破仑而闻名，后来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自1827年起终身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

[3] 在此事发生后不久，蒙哥马利晋升陆军元帅，英国人以此表示对他和他的政策的信任，他的自尊心部分得到了恢复。对于这个曾在沙漠里扭转了英军的败局，并把隆美尔赶出北非的人来说，这个荣誉早就应该得到了。——原注

[4] 这些数字是1945年1月18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时给出的，因为对友好关系的损害而感到惊恐万分。他宣布，在阿登高原“美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战斗”，蒙受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双方伤亡的总数”。然后，在只能被解释为对蒙哥马利和他的支持者们的直接斥责中，他警告英国人，不要“鼓励那些搬弄是非者们的喊叫”。“我根本就不应该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蒙哥马利在1963年告诉本书作者，“美国人当时似乎是过于敏感了，他们的许多将领对我非常反感，结果不管我说什么，总归都是要错的。”——原注

[5] 艾森豪威尔后来说明：“蒙哥马利认为，任命一位地面部队总指挥是一个原则问题。他甚至提出，如果我批准的话，他可以在布莱德雷的手下供职。”——原注

[6] 例如，在3月11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部门报告说，朱可夫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塞洛，塞洛在奥得河西岸，离柏林只有45公里。当本书作者于1963年采访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官员时，了解到朱可夫实际上是在4月17日才到达处于德军奥得河防御体系中央的塞洛。——原注

[7] 瓦格纳式的抵抗（wagnerian stand）。施佩尔为柏林爱乐乐团选的曲目是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意思就是众神的死亡，世界末日。所以“瓦格纳式的抵抗”，也就是“会带来世界末日的抵抗”，当然这是种夸张，说明抵抗之可怕。参见原书第175页。

[8] 无论是谁准备的这份情报文件，都把巴巴罗萨的安葬地搞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红胡子，barbarossa）——腓特烈一世（约1123―1190）的绰号——并没有埋葬在贝希特斯加登。按照神话中的说法，“他从来也没有死去，只是陷入沉睡”，地点是在图林根州的山里。他坐在一张“石头桌子旁，和他的6位骑士一起等待时机成熟，到那时他将把德意志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给她以世界上最显要的位置……他的胡子已经穿过石板长了出来，但在他复临之前，他的胡子必须围着桌子绕上3周”。——原注

[9] 马歇尔的高级参谋官约翰·赫尔中将，1945年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作战处处长，他说：“艾森豪威尔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两人之间有一种父子般的关系，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我这么说可能反感。”——原注

[10] gauleiter在德文中的意思是纳粹党大区领袖，相当于纳粹党省党部头目。在通常情况下，纳粹党大区领袖都与当地政府最高行政官员对等，甚至是凌驾于他们之上。

[11] 在奥得河前线驻扎的只是弗拉索夫麾下的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并与进攻的苏军部队爆发过战斗，这个师并没有坚持到柏林战役开始，早在1945年2月11日就已经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与主力会合了，理论上海因里希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12] 有关这次争吵有许多说法，有于尔根·托瓦尔德（juergen thorwald）在《那年冬天的溃逃》一书中的详细描述，也有格哈德·博尔特在《帝国总理府的最后日子》中的两行字的叙述。博尔特是古德里安的副官之一，他对这件事情的叙述可谓轻描淡写，只是说希特勒劝陆军总参谋长“去一处温泉疗养地休养一下”，而古德里安则“接受了这个暗示”。他把这次会议的日期说成是3月20日，也就是灾难性的屈斯特林进攻战发生7天以前。古德里安在其回忆录《一个士兵的回忆》一书中，把日期和时间精确地说成是3月28日下午2点。我的再现描述主要根据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并根据对海因里希、布塞和他们各自的参谋的采访加以补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