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星期六，查尔斯·麦肯齐中校终于在上午抵达了布朗宁中将在奈梅亨的军部。军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记得，麦肯齐“累坏了，也冻僵了，他的牙齿咯咯作响”。尽管麦肯齐决心要立即见布朗宁，但他还是首先“被放进浴缸里，以便让身体暖和起来”。

此前，麦肯齐一行人从德里尔前往奈梅亨的过程也是历经波折，险象环生。英国军队使用的那条救援路线在“岛屿”式公路的西边并与之平行，现在其主力部队正沿着这些远离敌军的道路向德里尔稳步前进。尽管如此，已经冒险到达德里尔的罗茨利男爵还是决定把麦肯齐和迈尔斯中校送到奈梅亨去。这是个短暂的行程。一个由侦察车辆组成的小型护送队很快出发了，但随后的行程却惊心动魄。当一行人来到一处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辆被打坏的德军半履带车侧翻在路口。罗茨利下车指挥他的车辆继续行进，就在这时，一辆虎式坦克突然出现在道路远处。为了避免发生遭遇战，麦肯齐搭乘的那辆装甲车开始后退，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下方的路面突然坍塌了，车辆也翻倒在一边。麦肯齐和车上的人员不得不下车在田地里躲避德军步兵，与此同时，罗茨利一边朝他的侦察车司机叫喊要他“玩儿命地开”，一边朝通往奈梅亨的道路奔去以寻找英军部队。罗茨利随后组织起一支救援队伍沿道路快速返回，试图寻找麦肯齐。当这支小部队到达的时候，那辆德军坦克已经离去了，麦肯齐和装甲车车组人员从藏身的田里走出来，与这些姗姗来迟的救兵会合。混乱之中，原本乘坐第二辆装甲车跟在后面的迈尔斯与部队失散了。

焦虑不安的布朗宁将军欢迎麦肯齐到来。按照军参谋部的说法，“这一周我们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挫折，着实令人痛苦，布朗宁最为担心的就是与厄克特缺乏充分联系。即使是现在，尽管英军第1空降师和军部已经互通了电报，但布朗宁对厄克特所部态势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在最初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中，一旦厄克特的部下找到合适的着陆地点，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就要飞进阿纳姆地区——最好是在9月21日星期四以前进入。当厄克特的危急形势为大家所知时，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师长埃德蒙·黑克威尔―史密斯（edmund hakewill-smith）少将便立即提出要冒险出击，他试图率领部分部队乘坐滑翔机，在距被困的第1空降师尽可能近的地方着陆。昨天，也就是星期五上午，布朗宁拒绝了这项提议，并用无线电回复道：“谢谢你的电报，但不要再提此事，这并不需要，因为形势比你认为的要好一些……第2集团军绝对会……一旦形势许可，将把你们空运到德伦（deeleno）机场。”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官布里尔顿中将后来在日记里提到了这份电报，他评论说：“布朗宁将军过于乐观了，他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红魔鬼’们所处的困境。”不过在当时，布里尔顿的消息似乎并不比布朗宁更为灵通。星期五晚上，布里尔顿通过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转发给艾森豪威尔一份报告，报告在谈到奈梅亨—阿纳姆的形势时说道：“该防区的态势正有很大改善。”

没过几个小时，布里尔顿和布朗宁的乐观情绪就消失了，星期五为了与厄克特会师而做出的徒劳努力对布朗宁来说似乎成了转折点。按照其参谋的说法，“他对托马斯将军以及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感到厌恶”。他认为他们的移动速度还不够快。他告诉参谋们，托马斯“在前进的时候，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清理道路附近的敌人了”。除此之外，布朗宁的权力也大为受限：英军地面部队一进入奈梅亨地区，管理控制权就被移交给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中将，决定将由霍罗克斯做出，或者由他的上司、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中将做出，布朗宁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布朗宁与稍微缓过来的麦肯齐坐在一起，他第一次得知了厄克特所部的艰难处境，其细节令人震惊，麦肯齐事无巨细地讲述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沃尔克准将记得麦肯齐告诉布朗宁：“我师的环形防线周边被敌人围得水泄不通，什么东西都缺——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虽然形势严峻，但麦肯齐说道，“如果第2集团军有机会到达那里，我们是能够坚持的——但无法撑得太久。”沃尔克记得麦肯齐令人害怕的总结：“即将弹尽粮绝。”布朗宁默默地听着，然后向麦肯齐保证，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计划正在酝酿中，他打算在星期六晚上派部队将补给物资运入桥头堡。但沃尔克准将后来却回忆道：“我确实记得布朗宁曾告诉查尔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太大把握能让大量部队过河。”

当麦肯齐动身返回德里尔时，军部里的矛盾想法让他备受打击并陷入两难境地。显然，英军第1空降师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做出任何确切的决定。但他应该告诉厄克特什么呢？“看到了河两岸的形势后，”他说道，“我确信从南边渡河是不会成功的，我可以告诉他这一点。或者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上去，每个人都在尽力，将会有一次渡河行动，我们应该坚持下去。说哪个能好点儿呢？告诉他在我看来援军根本就来不了了？或者援军正在路上？”麦肯齐决定选择后者，因为他感到“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将会帮助厄克特“让大家继续坚持下去”。

像布朗宁一样，盟军最高统帅现在才了解到第1空降师艰难处境的真相。在艾森豪威尔、布里尔顿以及蒙哥马利各自的指挥部里举行的非正式情况通报会上，战地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形势严峻，但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去救援厄克特的师”。这简短的会议标志着态度上的一种根本改变。自作战行动实施以来，“市场—花园”行动在面向公众的报道中就一直被描述为一场势不可当的成功。就在9月21日星期四，一家英国报纸的头版新闻以《坦克天堂就在前方》的大字标题宣布：“希特勒的北部侧翼正在崩溃。蒙哥马利元帅在第1空降集团军的出色帮助下，已经为进入鲁尔地区并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甚至就连严谨的伦敦《泰晤士报》也在星期五刊登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在通往阿纳姆的路上，坦克部队渡过莱茵河”，只是副标题才暗示未来可能有麻烦——“阿纳姆争夺战，空降部队的艰难时光”。这不能责怪记者们，通信手段的欠缺、盟军指挥官们表现出的好大喜功，以及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都成了精确报道的绊脚石。可一夜之间，媒体报道的腔调就发生了巨变。23日星期六，《泰晤士报》的大字标题是：“第2集团军遭遇顽强抵抗，空降部队正进行残酷战斗”。而伦敦的《每日快报》则把阿纳姆称作“地狱碎片”。[1]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七天，英国上空的天气放晴了，盟军的飞机又再次起飞升空。[2]庞大的滑翔机机群的最后一批——自星期二以来就在格兰瑟姆地区停驻着——现在终于动身了，运载着加文第82空降师的3 385名官兵，这是加文期待已久的第325滑翔机机降步兵团。而泰勒少将处于强大压力下的第101空降师也由于近3 000名官兵的到达而恢复了元气。但仍在德里尔遭受猛攻的索萨博夫斯基却无法得到剩余部队的支援——布朗宁在敌军压力下被迫指示其余的波兰军队前往第82空降师的空降场。按照布里尔顿原本的计划，这场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空降行动将会在3天的时间里空运大约35 000名官兵，但由于天气原因，实际用了两倍多的时间。

尽管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在其他地方得以成功完成，但厄克特的部下——位于奥斯特贝克周边迅速缩小的包围圈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物资落入敌人之手。由于无法确定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空降场的位置，同时还由于敌军猛烈防空炮火的干扰，空投补给物资的过程十分艰难且损失严重：123架飞机中有6架被击落，63架受损。在给布朗宁的一封电报中，厄克特报告说：

231605……再次空运补给品，我们获得的数量非常少。德军狙击手现在严重妨碍了我们的行动，因而减少了我方收到的补给品数量。而且道路被倒下的树木、掉下的树枝和坍塌的房屋严重阻碍，吉普车实际上无法开动。不管怎么说，吉普车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战斗机的近距离支援也是差强人意。整个上午阿纳姆地区天气恶劣，直到中午才放晴，结果皇家空军的“喷火”战斗机和“台风”战斗轰炸机只飞行了几个波次，攻击了环形防线周边的一些目标。厄克特感到困惑。“鉴于我们具有完全的空中优势，”他后来回忆说，“我对缺少战斗机支援感到既心酸又失望。”但对士兵们来说，这些对地攻击是令人振奋的，因为自从进攻开始——也就是上个星期日以来，他们连一架己方的战斗机都没有看见过。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得知，英军部队终于到达了莱茵河南岸的德里尔。他们相信援军即将到来。

尽管受到了挫折，但既然托马斯将军的部队正沿着小路开赴德里尔，霍罗克斯也就相信厄克特正在恶化的形势能够得到缓和。霍罗克斯有才能、有想象力，而且有决心，他反对把已经获得的东西都丢掉。然而他也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把部队和补给品送进桥头堡。“我确信，”他后来说，“这几乎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空降部队在河的另外一边进行着绝望的战斗”，这个场面让他非常痛苦，以至于无法入眠；而费赫尔北部的“走廊”自星期五下午就被切断了，整场军事行动命悬一线。

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极其珍贵。像霍罗克斯一样，托马斯将军也决心让他的士兵过河。他指挥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要在双管齐下的行动中全力以赴：一路进攻并占领埃尔斯特，另一路朝德里尔大举猛攻。尽管现在没有人对重占阿纳姆大桥抱有幻想——从空中侦察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敌人针对这个重要目标已派出重兵把守——但如果要从德里尔渡过莱茵河实施行动，那么其右翼的终点肯定就在埃尔斯特，托马斯的右翼必须得到掩护。而且霍罗克斯还希望，除了那些波兰军人之外，部分英军步兵也能在星期六晚上过河进入桥头堡。

他高兴得太早了，一个巨大的瓶颈已经在奈梅亨至阿纳姆主要公路的西侧产生了。托马斯的两个旅都试图挤过同一个十字路口——每个旅大约有3 000人，一个旅向东北朝埃尔斯特发起进攻，另一个旅则朝正北的德里尔大举猛攻。数量庞大的部队在地势低洼的公路支线上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拥堵和混乱，而敌人的炮击更是加剧了混乱的局面。这样一来，等到托马斯的第130步兵旅主力部队抵达德里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随后与波兰军队一起试图有组织地渡河，但为时已晚。

午夜后不久，索萨博夫斯基的士兵在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下开始渡河。这一次他们已经有了16条船，这些船是第82空降师渡过瓦尔河之后留下来的。行动刚开始，盟军就遭到了德军密集炮火的拦截，损失惨重，只有250名波兰人成功到达北岸，而在这250个人当中，只有200人进入了以哈尔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的环形防线。

在形势如此严峻的一天里，霍罗克斯和托马斯只收到了一条好消息：16点，费赫尔北部的“走廊”重新被打通，交通再次恢复。工兵的车辆纵队里运载着更多的冲锋舟，不服输的霍罗克斯希望能够把这些冲锋舟及时快速地送到前线去，这样一来就能在星期日晚上把步兵送过河。

但厄克特的师还能再坚持24小时吗？厄克特的困境正在迅速恶化。在星期六晚上给布朗宁发去的形势报告中，厄克特说：

232015：我们在白天遭受了多次进攻。敌人的小股步兵，在突击炮和坦克——甚至包括喷火坦克——的支援下朝我们扑来。每一次进攻都伴随着迫击炮和火炮的支援，敌军炮火向我师环形防线进行了异常猛烈的轰击。在经历了多次险情之后，环形防线基本上仍由我部控制，只是防御兵力十分弱，且尚未与南岸的友军达成实际接触。再次得到补给的计划宣告破产，我们仅仅搜集到少量弹药，仍然没有食品，而且由于缺水，士兵们全都弄得非常脏。我部仍然能保持足够的士气，但敌军迫击炮和火炮的持续轰击正在动摇我部。我们将坚持，但同时希望在未来的24小时内，前景能够更加明朗化。

盟军在当天下午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滑翔机空运让瓦尔特·莫德尔元帅大吃一惊。在这场战役的末期，他并没有预料到还会有盟军的空降部队着陆。对手的援兵正在增强其进攻势头，这一切正与莫德尔发起的反攻针锋相对，战役态势可能因此发生改变，而未来更多的盟军增援部队还可能纷至沓来。自从盟军的进攻开始以来，这位元帅第一次对战役的结果产生了怀疑。

莫德尔驱车前往杜廷赫姆找比特里希将军商谈。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记得，莫德尔要求“迅速解决奥斯特贝克的英军”。莫德尔需要每一个士兵和每一辆坦克，太多的兵力被束缚在一场“本该在几天以前就结束的战斗上了”。比特里希说，莫德尔“非常激动，不断地重复询问‘这里的战事什么时候能结束？’”。

比特里希坚持认为：“目前作战的激烈程度已经不同以往。”在埃尔斯特，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正在阻击英军坦克和步兵纵队，英军部队正在试图沿着那条主干道前往阿纳姆。但克瑙斯特无法一边在埃尔斯特坚守，同时又向西对德里尔的波兰军队和英军发起进攻，他麾下笨重的虎式坦克一进入圩田便会陷入泥泞中。比特里希解释说，对德里尔的攻击是步兵和轻型车辆的任务。“莫德尔从来就对理由不感兴趣，”比特里希说，“但他理解我。不过，他仍然只给了我24小时的时间把那些英军解决掉。”

比特里希随后驱车前往埃尔斯特去见克瑙斯特。少校现在对战况感到忧心忡忡。整整一天，进攻他的英军兵力似乎越来越强大，虽然他知道英军坦克不可能离开那条主干道，但让他担心的是进攻可能会来自西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英军的突破，”比特里希提醒道，“在我们清理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你能再坚持24小时吗？”克瑙斯特向比特里希保证自己能做到。在离开克瑙斯特之后，第2装甲军军长立即给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下了命令：“明天对英军空降部队的所有进攻都必须加强，我要结束整场战斗！”

哈策尔面临许多困难。尽管奥斯特贝克已经被完全包围，但狭窄的街道却证明调动坦克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近60吨重的虎式坦克，“这些坦克破坏着路基，使得道路就像犁过的地一般，而在转弯的时候又会把人行道撕裂”。除此之外，哈策尔还告诉比特里希：“每当我们进一步压缩英国空降兵坚守的阵地时，他们的作战似乎就会更加凶猛。”比特里希指出：“强大的攻势应该从东边和西边发动，进攻环形防线的根部，将英军与莱茵河隔离开来。”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哈梅尔旅队长的任务是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坚守并击退盟军部队，他也得到了比特里希的消息。他的整个师的集结都被阿纳姆大桥上的车辆残骸耽误了，哈梅尔没能在那条“岛屿”式公路的两侧形成一条封锁性防线，当初英军在奥斯特贝克的进攻更是把他的兵力分割开来。当英军进攻时，他的师只有部分兵力处于西边的阵地上，而其余部队和装备则在公路东边。哈梅尔向比特里希保证，埃尔斯特肯定会守住，英军将无法在那条主干道上进军；但是他却没有力量挡住敌人对德里尔的大举猛攻，“我无法阻止他们前进或者后退”。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提醒哈梅尔，接下来的24小时将会极其重要。“英军将会尽一切努力支援他们的桥头堡，同时还要向阿纳姆大举猛攻”，只要哈梅尔能够坚守住，哈策尔对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进攻就能成功。正如比特里希所说：“要想得到指甲，必须切断手指。”

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的大炮在隆隆发射。位于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西南角的一个大型储气罐正熊熊燃烧着，把一道怪异且摇曳不定的淡黄色光影投在了莱茵河上。在河北岸，当查尔斯·麦肯齐中校从一条船上爬出来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无线电里为何会传来提醒自己应等到向导到位后再动身的话语。岸边的地形已经变得无法辨认，船只残骸、倒落的树木以及炮弹爆炸后留下来的弹坑遮掩了通向桥头堡的道路，倘若他尝试自己单独走的话肯定会迷路的。不久后，他在一名工兵的引导下回到了哈尔滕施泰因旅馆。

至于要向厄克特做的汇报，麦肯齐并没有改变主意。在等船把自己送回环形防线的时候，他再次考虑了自己面临的种种选择。尽管在德里尔以及南岸看到了那些准备工作，但对于援军能否及时到达与该师会合他仍心存疑虑。他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向厄克特报告称援军即将到达——感到内疚。尽管如此，也许当前的情况下还是存在一线生机的，他有时也认为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能太过悲观了。

厄克特正在被破坏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等待着。麦肯齐把上级的意见向师长做了汇报：“援军正在路上，我们应该坚持。”麦肯齐记得，厄克特“神情木然地听着，这个消息既没有让他沮丧，也没有让他高兴”。对这两个人来说，那个没有说出口的问题仍然是相同的：他们还要坚持多久？截至此刻——9月24日星期日的凌晨——在经过8天的血战之后，厄克特手头的兵力估计已经减员到不足2 500人。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只有一个问题：蒙哥马利的部队什么时候能够到达？在孤独的战壕、火炮掩体和前哨阵地里，在残破不堪的房屋和商店里，在医院和救护所里，焦急而又毫无怨言的人们把伤员放在草席上、床垫上和光秃秃的地板上。在所有这些地方，他们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由于英军步兵就在河南岸，所以空降兵们坚信第2集团军终将成功渡河，他们唯一感到担心的是，他们中能否有人活着看到这期待已久的救援。在这最后的悲剧性时刻，他们很害怕死去。士兵们试图用所有能用上的方式来提高彼此的士气，一边开玩笑一边辗转相告，伤员们也不顾伤情仍坚守在岗位上，而非同寻常的勇敢行为更是随处可见。毋庸置疑，士兵们将骄傲地面对接下来的战斗。他们后来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共同拥有一种比他们所知的一切都要强大的精神。

炮兵部队的詹姆斯·琼斯一等兵从行装里取出了随身带来的唯一的非军用品——他的一支从孩童时期使用至今的长笛。“我只是想再吹吹它，”他记得，“有三四天的时间，迫击炮弹一直像下雨般飞来，我吓得要死，便拿出长笛吹了起来。”在不远处的炮兵阵地上，第2机降轻型炮兵连d分队射击阵地指挥官詹姆斯·亨利·伍兹（james henry woods）中尉有了一个主意。由琼斯领头，伍兹中尉和另外两名炮手从掩体里爬了出来，开始绕着炮兵阵地齐步走。当他们排成单纵列时，伍兹中尉唱了起来，他身后的两名伞兵则摘下头盔，用棍子在上面当鼓敲。遭到重创的士兵们听见《英国掷弹兵》和《勇敢的苏格兰之歌》那柔和的旋律传遍四方，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唱起来。一开始歌声很微弱，但随着伍兹喊道“放声高歌”，炮兵阵地上瞬间爆发出了一片嘹亮的歌声。

斯洪奥德旅馆位于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旁，大致在环形防线东部边缘的中间位置。在这座旅馆里，荷兰志愿者和英军医护兵在德军卫兵警惕的目光下照料着几百名伤员。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日记里写道：

9月24日，星期日。这是主的日子。战争在外面激烈地进行，这座楼房在晃动，因此医生无法做手术，也无法打石膏。我们无法为伤员洗伤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冒险出去找水。随军牧师在他的笔记本里潦草地书写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做礼拜。

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乔治·阿诺德·佩尔上尉记完了笔记，与亨德丽卡一起，把旅馆里的所有房间逐个走了一遍。炮击的声音似乎“特别喧闹”，他回忆说，“外面的战斗声让我几乎听不见自己说话”。然而，“看到士兵们都从地板上抬起头来”，随军牧师佩尔“感受到了激励，要用内心中上帝的平和与外面的枪炮声战斗”。佩尔引用了圣徒马太的话，说道：“不要为明天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然后，就像炮兵阵地里的人一样，他也唱了起来。当他唱《求主同住》的时候，刚开始人们只是默默地听着，到后来大家都低声哼唱起来。在斯洪奥德旅馆外面雷鸣般的炮声中，几百名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唱起了下面的歌词：“求助无门，安慰也无觅处，恳求助人之神，与我同住。”[4]

在奥斯特贝克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kate ter horst）把她的5个孩子和11个平民都留在家里那个3米长、1.8米宽的地下室里躲避。她来到地上一层，走在受伤的人们当中。这幢拥有14个房间和200年历史的房子原先是一位教区牧师的住宅，现在却变得面目全非，窗不见了，而且“大厅、餐厅、书房、花园里的凉亭、卧室、走廊、厨房、开水房以及阁楼里的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伤员”。特尔霍斯特太太回忆说，伤员还躺在车库里，甚至躺在楼梯的下面。总共有超过300名伤员挤在房子和庭院里，而且每时每刻还会有其他伤员被抬进来。在外面，在这个星期日的上午，凯特·特尔霍斯特看见烟雾笼罩着战场。“天空是黄色的，”她写道，“黑色的云悬垂下来，就像潮湿的抹布一样。大地被撕裂了。”在庭院里，她看见“死去的人在雨中淋得湿透，而且身体僵硬。他们脸朝下躺着，就像昨天和前天那样——那个有着蓬乱胡子的人，以及那个长着黑脸庞的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他们都是这样”。最终，有57个人被埋葬在花园里，“其中一个还只是个孩子，”特尔霍斯特太太写道，“由于房间里缺少足够的空间，他最终失去了生命。”这幢房子里的医疗队中的唯一一名医生，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军医主任维克多·戴维·兰德尔·马丁（victor david randall martin）上尉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那个孩子“砰的一声把头撞在暖气片上，最终伤重不治”。

凯特·特尔霍斯特在各个房间里轻手轻脚地走动着，心里思念着她的丈夫扬。扬是在星期二晚上骑着自行车出去的，他在该地区执行侦察任务，把德军阵地的相关情报带回来送给一名炮兵军官。环形防线是他不在的时候形成的，这样一来他在激战中就回不了家了。他们再次相聚是两周之后的事情。自从星期三以来，特尔霍斯特太太就一直与马丁医生和护理员们一起工作，几乎没有睡过囫囵觉。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与伤员们一起祈祷，给他们读《诗篇第九十一》：“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整个上午，那些在夜间渗入环形防线的德军狙击手正“无耻地向一幢房子射击，而那幢房子从未向外射出过一发子弹”，她写道，“子弹嗖嗖地穿过挤满了无助平民的房间和走廊”。有两名护理员抬着担架路过一扇窗户时被击中了。接着每个人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马丁医生受伤了。“只是伤着了脚踝，”他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到了下午，我就又能活蹦乱跳了。”

而在房屋之外，肆虐的炮击则取代了狙击手。迫击炮弹震耳的轰鸣声“难以言表”，特尔霍斯特太太这样记录道。在迈克尔·g. 格罗（michael g growe）二等兵眼里，“这位女士似乎显得极度平静，一点儿也不紧张”。格罗先前就被弹片伤到了大腿，现在又被迫击炮弹炸伤了左脚，医护兵们匆匆把格罗和其他刚受伤的人从一排落地窗前移走。

丹尼尔·摩根斯下士在坚守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的一处阵地时头部和膝部中弹，就在一辆德军坦克从道路上驶来时，他被抬进了特尔霍斯特的家。一位护理员向摩根斯解释说，“他们用光了绷带，也没有麻醉剂或者食品了，只有一点水”。正在这时，那辆坦克发射的炮弹命中了这座房子。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第1伞兵营的沃尔特·博尔多克二等兵的肋部和背部受了枪伤，他惊恐地注视着那辆坦克“嘎嘎响着开动，调整方向。我能听见机枪急促射击的嗒嗒声，接着一颗炮弹打穿了我背后的墙壁，灰泥和瓦砾开始到处落下，许多伤员都被打死了”。楼下的炮兵军士e. c. 博尔登是一名护理员，他怒不可遏地抓起一面红十字会会旗冲出房子，直接跑向那辆坦克。摩根斯下士清楚地听见了他的话。“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博尔登朝着德军坦克车长尖声大叫，“这幢房子上的红十字会旗帜那么清楚，快从这滚开！”焦急的伤员们听见了坦克后退的声音。博尔登回到了房子里，摩根斯记得，他“几乎就像离开的时候一样气愤，我们纷纷问他出了什么事”。博尔登简短地回答说：“那个德国人道歉了，不过他倒真滚蛋了。”

尽管这幢房子没有再次受到炮击，但周围的交火却没有停止过。凯特·特尔霍斯特写道：“到处都有人在死去，难道他们必须在这样的风暴中断气吗？啊，上帝啊！给我们片刻的安宁吧。当他们前往永恒的时候，给他们一刻神圣的宁静吧。”

在环形防线各处，当疲惫、虚弱的伞兵到了他们的体能极限时，坦克冲入了防御阵地。到处都是恐怖——尤其是火焰喷射器带来的恐怖。在党卫军士兵的一个野蛮暴行中，一辆挂着红十字会旗、运送伤员的吉普车被4个德国人拦了下来，其中一名医护兵试图解释他要把伤员送到救护站去，那些党卫军士兵却突然用火焰喷射器攻击了他，随后一走了之。不过，这场战役从始至终——不论是在阿纳姆大桥还是在环形防线——都有许多表现出双方骑士精神的突出例子。

在环形防线东边哈克特准将负责的防御阵地上，一名德军军官打着白旗，开车来到了英军阵地，要求面见指挥官。哈克特见了他，得知德国人“即将发起进攻，并已经将迫击炮和火炮对准了我们的前沿阵地”，可那名德军军官了解到一个救护站就在进攻路线上，于是他要求哈克特把他的前沿阵地后撤550米。“我们不想让炮火准备伤及伤员！”德军军官解释说。哈克特知道，他无法遵从。“如果战线按照那个德军军官的要求后退那么多距离的话，”厄克特将军后来写道，“就会让师部处于德军战线后方180米的地方了。”尽管他无法后撤，但哈克特却注意到，当进攻终于开始时，德军火力网小心地对准了救护站的南边。

在塔费尔贝格旅馆，第181机降野战医疗队的外科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guy rigby-jones）少校，一直在旅馆的娱乐室里用一张台球桌做手术，但一发命中大楼房顶的88毫米炮弹令他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设备。自星期三以来，他就无法给伤员做手术了，尽管一个野战医疗队已经在彼得堡旅馆里设置了一个手术室。“我们有1 200～1 300名伤员，然而既没有护理设施，也没有医务人员来妥善地医治他们，”他记得，“我们只有用来止痛的吗啡。我们的主要问题是食品和水。我们已经用光了中央供热系统中的水，由于现在无法再做手术，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军需官，努力给伤员们提供食物。”第156伞兵营b连连长约翰·沃迪少校也是一名伤员，他在星期二那天被狙击手射出的子弹击中了腹股沟，后来又再次负伤。一发迫击炮弹落在大飘窗的窗台上爆炸了，弹片嵌进沃迪的左脚，接着这个房间又被炮弹直接命中，沃迪的右肩、脸部和下巴都被落下来的砖头及碎木片划破。师军医主任格雷姆·马修·沃拉克（graeme matthew warrack）上校冲到了外边。沃迪挣扎着站了起来，看见沃拉克站在街道上，朝着德军士兵喊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杂种！难道认不出红十字会旗吗？”

范马南一家——安妮、她的哥哥保罗以及她的姑姑——正在塔费尔贝格旅馆，在范马南医生的指导下，他们忙得24小时连轴转。保罗是医学院的学生，他记得那个“星期日非常可怕，我们所在的建筑物似乎一直在被炮弹命中。我记得，我们虽然不可以在伤员面前表现出害怕的样子，但我几乎就要从屋子里跳出来大声喊叫了。可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伤员们非常安静地躺在那里”。保罗记得，当伤员从一个被毁坏的房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时，“我们开始唱歌了。我们为英国人唱，为德国人唱，为我们自己唱。随后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由于情绪激动，人们会停下来，因为他们在哭泣，但他们仍会再次唱起来”。

年轻的安妮·范马南曾怀有一个浪漫的梦想，那就是被从天而降的聪明强壮的年轻人解放，对她来说，这个浪漫的梦想正在绝望中结束。许多被送到塔费尔贝格旅馆的荷兰平民伤重而死。安妮在日记里特别提道，有两个荷兰平民是“可爱的姑娘和优秀的滑冰者，和我一样大，只有17岁。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她们了”。在安妮看来，这座旅馆似乎不断地被炮弹击中，在地下室里她开始哭泣。“我怕死，”她写道，“爆炸声音很大，每发炮弹都能杀人。上帝怎么能让这座地狱存在下去？”

星期日上午9点30分，沃拉克医生决定要为这座地狱做点什么。这片地区的9座救护站和医院挤满了双方的伤员，因而他开始觉得“战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医疗队“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工作着，有些医疗队连外科手术工具都没有”，而在德军的猛烈进攻下，伤亡人员一直在增加——其中就有勇敢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就在上午快到8点的时候，一发迫击炮弹让他的腿和腹部受了重伤。

沃拉克决定实施一项计划，而实施这项计划又需要得到厄克特少将的批准，于是他便前往哈尔滕施泰因旅馆。“我告诉将军，”沃拉克说道，“尽管挂上了红十字会的旗帜，但所有的医院仍然遭到了炮击。有一座医院被击中6次，还着火了，这迫使我们把150名伤员迅速撤离出去。”他说，伤员正“受到虐待，因而到了该与德军做出某种安排的时候了”。既然完全不可能把伤员撤离到莱茵河对岸去，沃拉克认为“如果把伤员移交给德军，到他们设在阿纳姆的医院里去治疗的话”，那么许多生命就会得到拯救。

沃拉克回忆说，厄克特“似乎听进去了，他批准了这项计划，但又提醒沃拉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以为，这是我方部队崩溃的前兆’”。沃拉克要向德军说清楚，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厄克特称可以进行谈判，但“条件是德军应该明白，你是一个代表着病人的医生，而不是这个师的一个官方特使”。沃拉克获准在下午要求停火一段时间，这样一来在“双方继续开打”以前，可以清理战场上的伤员。

沃拉克匆匆离开，前去寻找那名荷兰联络官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此外还有赫里特·范马南医生，请他们两位协助谈判。沃尔特斯将担任翻译，他是荷兰军方，因而“前往德国指挥部可能会冒极大风险”，于是沃拉克给他起了个“约翰逊”的假名字。三个人迅速前往斯洪奥德旅馆，与德军的师首席军医官进行联系。

说来也巧，29岁的党卫军第9装甲师首席军医官埃贡·斯卡尔卡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声称自己与沃拉克的观点如出一辙。斯卡尔卡回忆说，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感到“必须做点事情，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伤员，也是为了身陷‘巫婆的大锅’里的英军”。在斯洪奥德旅馆，“到处躺的都是伤员——他们甚至躺在地板上”，按照斯卡尔卡的说法，在沃拉克到达之前他就过来了，为了见“英军的首席医官，提议清理战场”。不管是谁首先提出这个主意，但他们最终确实见面了。沃拉克对这位年轻的德国军医的印象是，“他长得很女人气，但富有同情心，显然非常急于讨好英国人——这可能是为了在战局日下的时候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位身材瘦高、风度翩翩的军官穿着剪裁合身的制服，显看起来很英俊。沃拉克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约翰逊”充当翻译。当他们交谈的时候，斯卡尔卡打量着沃拉克：“一个又高又瘦的黑头发家伙，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那样冷静。他似乎疲倦极了，除此之外，从其他方面来看并不差。”斯卡尔卡准备同意这项撤离计划，但他又告诉沃拉克，“首先我们必须得去我的师部，以确保我的将军不会反对”。斯卡尔卡拒绝带范马南医生同去。坐上一辆缴获的英军吉普车，斯卡尔卡、沃拉克和“约翰逊”动身前往阿纳姆，由斯卡尔卡来开车。斯卡尔卡回忆称自己“开得非常快，一路呈‘之’字形移动。我不想让沃拉克确定自己的位置，而我的开车方式也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走得很快，有一段时间车辆在炮火中穿行，随后我们绕着弯进了城”。

对沃尔特斯来说，进入阿纳姆的短途车程真是“既悲伤又痛苦”。到处都是车辆残骸，房屋要么仍在冒烟，要么已经成了废墟。他们所走的一些道路，由于被坦克履带压坏或是被炮火炸出了坑，因而“就像犁过的地一样”。损坏的枪炮、翻倒的吉普车、烧焦的装甲车，以及“死者扭曲的尸体”，就像一条小径一样通向阿纳姆。斯卡尔卡并没有蒙住这两个人的眼睛。沃尔特斯认为眼前的德国人并没有试图隐瞒他所走的这条路线，这使他突然感到，这名温文尔雅的党卫军军医官似乎“急于让我们看到德军的实力”。穿过阿纳姆仍然冒着烟、瓦砾遍地的街道，斯卡尔卡又朝东北方向开，最后在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的师部外面停了下来——师部就设在黑苏贝尔赫路(heselbergherweg)的中学里。

尽管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到来让德军参谋军官们感到惊讶，但哈策尔已经接到了电话通知，说正在等待他们。斯卡尔卡把两名英军军官留在外屋，进去向师长报告。哈策尔生气了。“我感到吃惊，”他说道，“斯卡尔卡竟没有蒙住他们的眼睛。现在他们知道我师部的确切位置了。”斯卡尔卡笑了：“要是他们能够找到通往师部的准确路线，那么我也会对自己开车的方式大吃一惊了。”他向哈策尔保证。

两个德国人与英国特使一起坐了下来。“那名医官提议，应该把他的伤员从环形防线内撤出来，因为英军已经没有地方或者补给品来照料他们了，”哈策尔说道，“这就意味着要求休战几个小时。我告诉他，我对我们两国交战感到遗憾。我们究竟是因何而战呢？我同意他的建议。”

沃尔特斯——沃拉克介绍他为“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加拿大军人”——记得，这次会谈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的。“起初，那名党卫军中校甚至拒绝考虑休战，”他说道，“房间里还有其他几名参谋军官，包括代理参谋长施瓦茨党卫军上尉。施瓦茨最终转向哈策尔，说这件事情还得由将军拿主意。”那个德国人离开了房间。“当我们等待的时候，”沃尔特斯说道，“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三明治和白兰地。沃拉克提醒我，不要空着肚子喝酒。三明治里不管夹的是什么馅，上面都有切成薄片的洋葱。”

当德国人再次进入房间时，“每个人都‘啪’的一声立正，然后高喊‘希特勒万岁’”。比特里希将军走了进来，他没有戴军帽，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色皮外套。“他只待了一会儿。”沃尔特斯记得。比特里希打量着眼前的这两个人，说道：“我对我们两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感到遗憾。”将军静静地听着沃拉克的撤离计划，并对此表示同意。“我赞成，”比特里希说道，“因为一个人不能失去所有的人性，即使在最激烈的交战期间也同样如此——当然，在一开始我就有同感。”然后比特里希递给沃拉克一瓶白兰地。“这是送给你们将军的。”他告诉沃拉克，然后离去了。

星期日上午10点30分，部分休战协议达成了，尽管沃尔特斯回忆说：“我们对德军接下来的表现有些担心，不论是塔费尔贝格旅馆还是斯洪奥德旅馆都位于前线，而德军又无法保证停止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哈策尔主要担心的则是英军在莱茵河南边的远程炮击能否在伤员撤离时被控制住。斯卡尔卡说，这一点能够得到保证，他收到了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的无线电报。“那份电报纯粹是发给党卫军第9装甲师首席军医官的，他们对我表示了感谢，还进一步询问停火能否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好让英军把医疗用品、药品和绷带从莱茵河对面送过来。”斯卡尔卡回复称：“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但你们的空军不能继续轰炸我们的红十字会卡车。”他立即得到了答复：“不幸的是，这样的攻击双方都在进行。”斯卡尔卡认为，这段电文“十分可笑”，他生气地回答道：“对不起，我有两年的时间没有看见我们的空军了。”英军的电报又发回来了：“那就按协议办。”斯卡尔卡声称他当时勃然大怒，以致发回了这样的电报：“舔我的……”[5]

最终的协议达成了：从15点开始，休战两个小时。届时，伤员将沿塔费尔贝格旅馆附近一条指定的路线离开环形防线。要尽一切努力“少开火，或者完全停火”，坚守一线阵地的双方部队都得到了禁止开火的命令。斯卡尔卡发出命令，“每辆可用的救护车和吉普车都要在战线后方集结”，与此同时，沃拉克和沃尔特斯将要返回自己的战线，他们获准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装满吗啡和医疗用品。沃尔特斯“为能够离开那里而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施瓦茨对他说过，‘你说起德语来可不像英国人’”。

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吉普车上飘扬着一面红十字会旗帜，并由另外一名德军军医护送。在返回环形防线的途中，他们被允许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停留，查看那里的状况——英军伤员中就有拉思伯里准将，现在他撕掉军衔标志成了拉思伯里“一等兵”。迎接他们的是英军第16伞降野战医疗队的军医亚历山大·李普曼―凯塞尔（alexander lipmann-kessel）上尉，外科手术小组组长锡德里克·詹姆斯·朗兰（cedric james longland）少校，以及荷兰资深外科医生范亨厄（van hengel）——沃拉克记得，他们全都“非常急于知道结果”。医院周围曾进行过激烈战斗，李普曼―凯塞尔报告说，有一次双方甚至还在大楼里面进行了一场酣战，德军的子弹就从躺在病房里的伤员头上飞过。但自从星期四以来，这个地区安静了下来。沃拉克发现，与环形防线里的伤员遭受的痛苦磨难形成对照的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英军伤员可以躺在铺着床单的病床上，还盖着毯子，受到荷兰修女和医生的悉心照料”。两名军官提醒李普曼―凯塞尔，要为接收大量涌来的伤员做好准备，然后返回了奥斯特贝克。沃拉克回忆说，他们正好“赶上了塔费尔贝格旅馆附近的一轮迫击炮炮击”。

15点，部分休战开始。射击突然减少了，随后完全停止。对炮手珀西·帕克斯一等兵来说，那种“铺天盖地的枪炮声已经成为生活的全部，突然寂静下来显得那么不真实，刹那间我还以为自己死了呢”。在英军和德军的军医及医护兵的监督下，来自双方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开始装运伤员。达德利·皮尔逊中士是第4伞兵旅的书记官，他的担架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担架旁摆放着该旅旅长的担架。“这么说你也受伤了，皮尔逊？”哈克特问道。皮尔逊只穿着靴子和裤子，右肩绑着厚厚的绷带，“弹片在那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哈克特面色苍白，显然腹部的伤口令其非常痛苦。当他们前往阿纳姆的时候，哈克特说道：“皮尔逊，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在以权压人，不过我认为我的情况要比你糟糕。到了医院，要是他们先给我治，你不会在意吧？”[6]

第10伞兵营那名和“伞兵鸡”默特尔一起跳伞的帕特·格洛弗中尉在极大的痛苦中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一颗子弹切断了他右手的两根血管，而在被送往斯洪奥德旅馆救护的途中，弹片又击中了他的右腿小腿肚。由于英军手上的吗啡已经所剩无几，因而他被告知，除非绝对有必要，否则是不会给他打上一针的。格洛弗并没有要吗啡，这会儿他睡睡醒醒，不知不觉想到了默特尔，他记不得它是在哪一天被打死的。战斗期间，他和勤务兵乔·斯科特二等兵轮流拿着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往返在战场上，然而某刻，在漫天炮火中躲在一条堑壕里的格洛弗突然意识到，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不见了。“默特尔在哪里？”他朝斯科特喊道。“它在那里，长官。”斯科特指着格洛弗的掩体顶部。在它的包里，默特尔仰面躺着，脚伸向空中。那天晚上，格洛弗和斯科特把这只小鸡埋葬在树篱附近一个小小的坟墓里。当斯科特扫土将墓穴盖上的时候，他看着格洛弗说道：“嗯，默特尔一直到最后都很勇敢，长官。”格洛弗记得，他并没有摘下默特尔的伞兵徽章。这会儿，在一阵疼痛之中，他对自己能让“伞兵鸡”带着荣誉得到体面的安葬感到高兴——默特尔是带着它的伞兵徽章入土的——这对战斗中的阵亡者来说死得其所。

在斯洪奥德旅馆，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德国护理员开始把伤员一个个抬出去。突然间，射击又开始了。一个德军士兵叫喊：“如果英国人还不停手，我们就把伤员、医生和护士统统打死！”亨德丽卡并没有在意。“最年轻的士兵总是叫得最响，”她记录道，“到现在我们已经习惯德军的威胁了。”射击停止了，装车继续进行。

当伤员长长的步行队列以及吉普车、救护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队开赴阿纳姆的时候，双方爆发了好几次对射。“这是不可避免的，”厄克特将军回忆说，“双方都有误会，让一场战斗暂时安静下来是不容易的。”塔费尔贝格旅馆的医生们“有那么一会儿感到有些不安，当时他们刚让好斗的德军士兵从旅馆里走人”。几乎每个人都记得，那些刚刚到达的波兰士兵无法理解这样的局部停火有何必要。“他们有许多旧账要清算，”厄克特说道，“而且看起来没有理由让他们停火。”但最终他们被“说服了，波兰人抑制住他们的战斗欲望，答应等到撤离完成之后再说”。

斯卡尔卡少校与沃拉克医生一起，让车队运转了整整一个下午。大约200名能自己行走的伤员被带了出来，还有超过250名伤员被抬上医疗车队。“我从未见过像奥斯特贝克那样的状况，”斯卡尔卡说道，“那里只有死亡和残骸。”

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第1伞降工兵中队b分队的彼得·斯坦福斯中尉恢复了知觉——他在阿纳姆的战斗中胸部受伤——随后便听见第一批能够行走的伤员进来了。“我感到一阵激动，颤抖的电流沿着我的脊椎窜了上来，”他说道，“我从未这样骄傲过。他们走了进来，而我们每个人都被他们的样子吓坏了。许多战士都有一个星期没刮过胡子了，他们的作战服被撕破，上面满是污渍，身上的绷带既肮脏不堪，又浸透了血液。最动人心弦的是他们的眼睛——红红的眼圈，双目深陷，在沾满了泥土的冷峻脸庞上向外凝视着，脸色则由于缺乏睡眠而憔悴。然而他们走进来时并无败象，依然令人望而生畏，完全能当场接管此地。”

当最后一支车队离开奥斯特贝克时，沃拉克对那名党卫军军医官的帮助表示了感谢。“斯卡尔卡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能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吗？’”，沃拉克没有理会这句话。17点，战斗再次爆发，好像从来没有停过一样。

炮手珀西·帕克斯一等兵所在的炮兵阵地就设在多尔德伦家的洗衣房附近，阵地上“再次乱成了一团，德国佬把所有东西都朝我们扔过来”。撤离伤员期间相对比较安静，而此后重新爆发的激战让帕克斯有了一种被解救感，“一切都回归正常，这才是我能够适应的环境，我又再次准备就绪了”。德军乘着短暂的休战期渗透进许多地区，人们听见了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尖叫声和射击声，那是德军和英军在街道和花园中彼此追击。帕克斯从战壕里看见一辆坦克穿过一块白菜地朝炮兵指挥所驶来，两个炮兵立即朝马路上的一门6磅反坦克炮飞奔过去。当炮兵开始射击时，帕克斯抬头惊奇地发现白菜正从战壕上方飞过。“大炮的冲击波直接把白菜拽出地面，并把它们掷向空中。一声巨响后，我们看见炮弹击中了坦克。”

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b连连长罗伯特·凯恩少校听见有人叫喊“虎式坦克来了”，于是便全速冲向建筑边上的一门轻型反坦克炮，一名炮手也从街道上赶来帮忙，两人协力把火炮推入了阵地。“开炮！”凯恩喊道。他看见炮弹击中了坦克，并让这头怪物出了故障。“保险起见，咱们再给它来一炮！”他叫喊道。炮手看着凯恩，摇了摇头。“用不着，长官，”他说道，“它完了。这辆坦克的驻退机坏了。”

在特尔霍斯特的家里，每个人都对轰鸣的枪炮声彻底麻木了，仿佛失聪一般。突然，凯特·特尔霍斯特感到“一股巨大的震动，砖块发出轰响，栋梁裂开了，沉闷的呼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爆炸把地下室的门堵住了，屋内翻滚着令人窒息的尘埃，她听见“人们在用铁锹和工具挖掘着……把梁木锯开……在砖瓦和灰浆中，人们的脚步声嘎吱作响……随后是沉重的物品被前后拖拽的声音”。地下室的门终于被重新打开了，清新的空气涌了进去。在楼上，凯特看见部分走廊和花园房都朝外暴露着，一段墙已经被炸开。被爆炸气浪抛出去的人躺了一地，再次被击中的马丁医生彻底走不了路了。有一名几天前因为患上炮弹休克症而被送进来的士兵，正在被炮弹炸翻躺了一地的人中间徘徊。他盯着凯特·特尔霍斯特说道：“我想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她温柔地领着他去了地下室，在石头地板上为他找了个容身之地，这名士兵几乎立即就睡着了。醒来后，他便移动到特尔霍斯特太太的身边。“现在这里随时都会被敌军攻占。”他平静地说道，然后又睡着了。凯特也疲倦地靠在墙上，她的5个孩子现在就在身边，她等待着，与此同时“这令人恐惧的时间在缓慢地延续着”。

在距离凯恩少校阵地不远处的一道战壕里，阿尔夫·鲁利耶中士发现街道上又出现了一辆坦克。他与一名炮手快速冲向反坦克炮——这似乎是他所在炮兵分队里仅存的一门火炮了。就在坦克转向他们的时候，两人已经来到了火炮旁边。他们立即开火，只见一道闪光击中了坦克。此时，德国人的机枪开始猛烈射击，与鲁利耶一起操炮的那名炮手被子弹击中，喘息着靠向他倒了下来。鲁利耶转过身来，想扶着战友躺下以减轻他的痛苦，这时一颗子弹却射进了他的左手，鲁利耶的左手开始颤抖着失去控制，他猜想子弹一定是击中了自己的神经。他把靠在身上的炮手慢慢放下来，然后朝自己原先待过的战壕走去。“我去找人帮忙。”他对血迹斑斑的战友说道。在特尔霍斯特家的门口，鲁利耶停了下来，不愿意进去。他听见里面的人或是在尖声大叫，或是在胡言乱语，有人在讨水喝，还有人喊着亲人的名字。“啊，上帝啊！”鲁利耶说道，“我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呢？”就在这时，炮兵军士e. c. 博尔登出现了。“天哪，老兄，”博尔登看着鲁利耶颤抖的手说道，“你是去打字了吗？”鲁利耶解释说，他来为那名受伤的炮手找人帮忙。“好的，”博尔登说道，同时把鲁利耶的手包扎好，“我会去那儿的。”在返回阵地的途中，鲁利耶经过了特尔霍斯特家的花园，眼前的一幕让他呆住了，浑身汗毛都炸了起来。他凝视着眼前成堆的尸体——此前他从未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死人，有些尸体脸上遮盖着士兵穿的伪装服，但其他尸体却毫无遮拦，“他们的眼睛看向四面八方”。尸体数量之多，令人根本无法在其间落脚。

鲁利耶在战壕里等着，最后博尔登带着两名担架手过来了。“别担心，”博尔登告诉鲁利耶，他伸出了大拇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鲁利耶并不这样认为。在英国时，这名31岁的伞兵恳求上级允许他执行战斗任务，但他的年龄令其未能如愿，尽管他是一名炮兵，却成为被派去代理食堂的军士。不过，鲁利耶还是成功了，最终被允许参加这次空降行动。他后来回忆说，当他注视着身边那群又累又脏、饥饿难耐的空降兵时，“突然明白了，我把眼前的战斗丢在一旁，一门心思要给战友们搞点吃的”。鲁利耶不知道自己在这片被摧毁的花园和房屋废墟里爬了多长时间，他在架子上搜寻，在地下室里翻找，试图得到块状或是片状的食物。他发现了个完好的镀锌盆，把所有找到的东西都扔了进去——几根干枯的胡萝卜、一些洋葱、一小袋土豆、盐，以及制作肉汤的一些块状浓缩汤料。在房子附近，鲁利耶还发现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活鸡，他立即把它抓住带走了。

在建筑物废墟的石头地板上，鲁利耶用几块砖垒了个灶头，然后把锅架了上去。他从墙上扯下一条条墙纸，又找来一些木头生了火，他记不清当他再次出去找水的时候，街道上是否仍在激战——等他蹒跚着回来时，盆子里的水几乎是满的。他把那只鸡杀了，拔了毛之后扔进盆子里。薄暮时分，鲁利耶觉得鸡汤已经炖好了，他从窗框上扯下两条窗帘，包住锅的热把手，在另一名伞兵的帮助下抬着锅朝战壕走去。在最近的几个小时里，这还是他首次意识到迫击炮弹正在满天飞。两人每隔一段时间往前移动一段路程，每次在炮弹即将落地爆炸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再前进。在炮兵阵地上，鲁利耶大声喊道：“都过来吃呀！”眼睛发红、视力模糊的伞兵们对此大为吃惊，他们小心翼翼地排成小队，拿着破破烂烂的口粮罐头盒和野战餐具过来打汤喝。他们恍惚地咕哝着表示感谢，把餐具伸进热锅里盛汤，然后消失在逐渐浓郁的夜色之中。不到10分钟炖汤就光了，阿尔夫·鲁利耶看着锅底，只能找到几小块土豆，他把土豆捡起来扔进嘴里，这是他在那天第一次吃东西。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庭院的一道能容纳5个人的战壕里，滑翔机飞行员伦纳德·奥弗顿中士朝越来越浓的夜色望去。与他共用战壕的其他4人都还没回来。突然间，奥弗顿看见几条黑色的人影越走越近。“是我们！”有人小声说道。当4个士兵跳进战壕的时候，奥弗顿看见他们抬着一个扎起来的斗篷，斗篷随后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里面是收集到的雨水，大约半升雨水被倒入边上一个马口铁罐头盒子里。有人又拿出一块茶叶扔入其中，然后开始搅动雨水。旁观的奥弗顿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恍惚。“当天我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仅剩的两片硬饼干已经被我们在星期六分享掉了。”他后来回忆道。伞兵们把那个马口铁罐头盒子递给了他，他啜饮一小口便往下传了过去。然后，令奥弗顿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生日快乐！”每个人都小声向他表示祝贺。奥弗顿自己都忘了，那个星期日，9月24日，是他23岁的生日。

在斯洪奥德旅馆，伤情危急和能够行走的伤员都离开了，但患了炮弹休克症的士兵仍然留在这座大旅馆里。当随军牧师佩尔路过一间几乎没什么人的房间时，他听见大楼的某个地方传出了回声，有一个微弱而颤抖的嗓音在唱着《暮色之歌》[7]。佩尔上了楼，走进楼上的一个房间，在一个患有严重的炮弹休克症的年轻伞兵身边单膝跪下。“牧师，”那个孩子说道，“你能给我掖好毯子吗？声音这么吵，我好害怕。”佩尔没有毯子，但他假装做了个盖好毯子的动作。“感觉好多了，牧师，我现在感觉很不错。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佩尔点了点头。“和我一起念主祷文吧。”佩尔这样做了。他把那个年轻人的头发抚了回去。“现在闭上眼睛吧，”佩尔对他说，“睡个好觉。上帝保佑你！”伞兵露出微笑：“晚安，牧师。上帝保佑你。”两个小时以后，一个医护兵来找佩尔：“你知道那个和你一起念主祷文的孩子吗？”佩尔问道：“出了什么事？”医护兵摇了摇头：“他刚才死了。他说要告诉你，他无法忍受外面的枪炮声。”

傍晚时分，环形防线上的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营长罗伯特·佩顿―里德中校难过地看到，“24日令人伤感地结束了。地面部队的援军早日到来是大家的最大希望，现在不约而同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

星期日的后半夜，“幽灵”小队队长内维尔·海中尉奉命来到厄克特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的房间。“他递给我一份较长的电文，”海说道，“并且告诉我，让我把它译成电码之后再还给他。我记得他说，也许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会把这份电报发出去了。”海读电文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这实际上意味着，要么地面部队得过来救我们，要么我们将被消灭。”海把电文译成电码，又交还给厄克特。“我也不希望他把它发出去。”海说道。但电报最终还是发出去了，原文内容是：

厄克特致布朗宁。必须提醒你，除非在9月25日上午与我们直接接触，否则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了。全体官兵现在都精疲力竭，缺乏口粮、水、弹药和武器，同时军官伤亡率很高，敌人只要再发动一次攻势就可能完全击溃我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投降，我就将命令所有人从桥头堡突围。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任何调动目前都不可能完成了。我部已尽最大努力，只要可能，未来我部仍将尽最大努力。[8]

连续两个晚上，要把士兵和补给品送进厄克特的桥头堡的尝试都失败了，然而固执的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将军拒绝放弃努力。如果要拯救这个桥头堡，实现对厄克特及其部下的解救，那行动就必须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天气状况依然不利，不能指望基地在英国、执行运送补给品和提供空地支援的飞机前来助阵。而在德里尔—奈梅亨地区，霍罗克斯麾下兵强马壮的部队已经完成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个军沿着那条只有一辆坦克宽度的狭窄走廊进攻，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莱茵河南岸，现在他面前的唯一障碍就是眼前将他与空降部队隔开的365米宽的河水。他命令托马斯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杰拉尔德·蒂利（gerald tilly）中校的多塞特郡团第4营将从上午10点开始，与剩余的波兰部队一起发起攻击，渡河进入桥头堡。

蒂利的行动将是这项宏大计划的第一步。“如果战事进展顺利，”霍罗克斯后来写道，“我希望能在侧翼投入第43步兵师发起进攻，在更西边的地方渡过莱茵河，给进攻空降部队环形防线的德国军队一记左勾拳。”另一个选择则是撤退，在“市场—花园”行动的第八天，霍罗克斯固执地拒绝了这个可能。然而，其他人现在却在认真地计划着撤退。

按照他的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的说法，第1空降军军长布朗宁将军现在“非常公开地谈论撤退”。在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向德里尔挺进的时候，是否撤退尚悬而未决，但“布朗宁确信，一旦他们被卡住了，就必须把厄克特的部队都撤出来”。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中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自进攻开始以来，他便未曾与霍罗克斯会晤过，眼下由于时间所剩无几，邓普西便命令霍罗克斯到位于圣乌登罗德的走廊地带开会。按照指挥序列，得到蒙哥马利授权的邓普西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个令人痛苦的决定将由一个人迫使他们做出，那就是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

当霍罗克斯驱车向南前往圣乌登罗德时，蒂利中校的多塞特郡团第4营正匆匆赶往德里尔的集结地，准备在夜间渡河。得益于走廊的重新打通，必不可少的冲锋舟正在运往河边的路上。第130步兵旅旅长本迪什·布罗姆·沃尔顿（bendyshe brome walton）准将亲自给蒂利下达了简短而明确的命令——要“拓宽环形防线的底部”。渡河行动将在奥斯特贝克西边大约1.5公里处的旧渡口进行。而部队一旦过了河，多塞特郡团第4营便要“坚持下去，直到获得增援为止”。他们将轻装前进，只带着能维持三四天的食物和弹药。按照时年35岁的蒂利中校的看法，他的部下“是一支特遣队，将为邓普西的整个第2集团军开路”。他敏锐地意识到迅速与厄克特所部会师的急迫性。从他所知道的所有情况来看，第1空降师的消亡正在以小时计算。

星期日，蒂利曾三次爬上德里尔村教堂被毁坏的塔尖，观察莱茵河北岸他的营即将登陆的地区，他的营部就设在德里尔南边的一座果园里。下午的时间沉闷地过去了，蒂利在营部里不耐烦地等着他的队伍从德里尔西南几公里外的霍默特（homoet）村全部赶来。与此同时，运送冲锋舟的车辆也正在“走廊”上飞驰着。

18点刚过，本迪什·沃尔顿准将便派人叫蒂利过去。沃尔顿的旅部在德里尔南边的一幢房子里。蒂利本以为旅长会再次检查这次夜间行动的细节，相反，沃尔顿却告诉他计划有变。沃尔顿称，他已经接到命令：“整个行动——大规模的渡河——取消了”，然而蒂利的营还是要渡河，不过目的不同了。蒂利听着旅长的话，内心越来越焦虑——他的部下将在厄克特的第1空降师撤退时坚守环形防线的底部！他被要求派出尽可能少的部队——“够完成任务就可以”，大约400名步兵和20名军官就够了。蒂利不必亲自上阵，他可以让自己的副营长——詹姆斯·格拉夫顿（james grafton）少校担任这支渡河部队的指挥官。尽管蒂利回答说他会“考虑一下”，但他已经决定要亲率这些部下过河去。当蒂利离开沃尔顿的旅部时，他觉得自己的部下正被牺牲掉。至于如何把他们带回来的问题，沃尔顿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沃尔顿对此也无能为力。令他困惑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计划为什么会改变？

撤出厄克特所部的决定，是星期日下午邓普西与霍罗克斯及布朗宁将军在圣乌登罗德举行的会议上做出的，这个决定当然还要报请蒙哥马利批准，而后者是在9月25日星期一上午9点30分才最终批准撤退的。在考虑了霍罗克斯提出的大规模强渡莱茵河的设想之后，邓普西推翻了这个计划。他与霍罗克斯的想法不同，认为这次攻击不可能成功。“不，”他对霍罗克斯说，“让他们撤出来！”邓普西又转向布朗宁，问道：“你看这样行吗？”布朗宁缄默不语，只是闷闷不乐地点了点头。邓普西立即通知了身在德里尔的托马斯将军。而就在圣乌登罗德会议正在举行的时候，德军发起的进攻再次切断了费赫尔北部的走廊。面对已被封锁的归途，霍罗克斯干脆登上一辆装甲车直接冲过德军的战线，最终顺利返回了设在奈梅亨的军部。莫德尔元帅的最新攻势将封闭走廊长达四十多个小时。

在德里尔，蒂利中校营主力现在已经抵达了。他行走在部下之中，挑选着要跟他一起渡河的人。蒂利边走边拍着士兵的肩膀，嘴里念叨着：“你去……你不去。”这次进攻的真实目的是保密的，他无法告诉那些提出抗议的士兵为何把他们留在后方。蒂利“挑选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兵，他们绝对有把握——绝对不可或缺——而把其余的人留在了后面”。

做出这个决定是令人痛苦的，他看着那些军官和士兵，认为他们“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蒂利把格拉夫顿少校叫了过来。“吉米，”[9]格拉夫顿记得蒂利说，“我得告诉你点儿事情，因为除了我之外，还得有人知道这次渡河的真正目的。”蒂利概述了计划的改变，又小声补充说，“恐怕我们要被牺牲掉了。”

格拉夫顿大吃一惊，盯着蒂利。蒂利补充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那样太冒险了。”他解释说。

格拉夫顿知道蒂利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相被人所知，那对部队的士气将是一次可怕打击。当格拉夫顿准备离开时，蒂利说道：“吉米，我希望你会游泳。”格拉夫顿笑了起来。“我也这样希望。”他说道。

21点30分，蒂利的部下来到河边，但冲锋舟依然无影无踪。“没有船，他们到底要我怎样过河？”蒂利问师工兵主任查尔斯·a. 亨尼克（charles a. henniker）中校。计划分发给官兵们的口粮也没有送到。蒂利心情烦躁，同时也因为知道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而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于是他便与多塞特郡团第5营营长巴兹尔·奥布里·科德（basil aubrey coad）中校聊了起来。“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蒂利告诉他，“船没有来，口粮也没有给我们发下来。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的话，我就不打算出发了。”科德随即命令他的营把口粮都交给蒂利的部下。

在漫长的3个小时里，蒂利的部队在冷冷细雨中等待着冲锋舟。到午夜时有消息传来，那些船现在就在德里尔，但只剩下9条了。黑暗之中，有些卡车拐错了弯，结果开进了敌人的战线，还有两辆卡车由于从一条泥泞的堤岸道路上滑了下去而宣告损失。在集结地，步兵用肩膀扛着船，要穿过500多米宽的松软泥地才能到达下水地点。士兵们跌跌绊绊、摇摇晃晃，在圩田的泥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船送到河里。直到9月25日，星期一凌晨2点之后，部队集结才告完成。

当士兵们准备下水的时候，蒂利把带给厄克特少将的两封信递给了格拉夫顿：一封是布朗宁中将给他的，另外一封是托马斯少将用密码写的电文，上面概述了撤退计划。这两封信各有两套，厄克特的工兵主任埃迪·迈尔斯中校已经在奈梅亨与布朗宁见了面，现在又回到了德里尔，他身上带着另一套内容相同的信正等着过河。“你的任务，”蒂利告诉格拉夫顿，“就是在那名工兵军官没能把信送过去的情况下，带着这些信到厄克特那里去。”写有撤退计划的信是“绝对重要”的，蒂利强调说。

在河边，德军显然对英军的又一次渡河行动做好了准备。英国人手头现在只剩下大约15条冲锋舟——包括3辆水陆两用运输车，以及头一天晚上那支小船队使用过的剩余船只。面对如此窘境，波兰军队在多塞特郡团第4营下水地点的东边进行牵制性渡河行动的原定计划，在最后时刻被取消了。蒂利的部下将分成5波，每波用3条船过河。当准备工作仍在进行时，迫击炮弹在南岸炸响了，而德军的重机枪——显然现在被周密部署在英军环形防线根部的两侧边缘——开始向水面上扫射起来。蒂利中校跳上一条船，首轮队伍的渡河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尽管英军架设在南岸的每门火炮都在快速射击，密集的炮弹从多塞特郡团第4营官兵的头顶上飞过射向敌军，但渡河行动还是遭到了密集火力的无情攻击。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船在弹雨中被打出很多破洞，随后沉入水中，有些船——比如格拉夫顿少校乘坐的冲锋舟——在离开南岸之前就着火了。格拉夫顿迅速坐上另一条船出发，在半途他发现自己的这条船是这一轮攻击中唯一幸存的。15分钟后，格拉夫顿过了河，他“为自己还活着而庆幸”。

在雨水和黑暗之中，渡河的英军被占据有利地形的德军机枪火力网所笼罩，分五拨渡河的部队都蒙受了惨重损失。但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敌人却是大自然。河水在午夜之后出人意料地变得湍急起来，无助的多塞特郡团的英军步兵既不习惯操纵船只，又对这可怕的激流无可奈何，结果有不少人被水冲过了环形防线的所在区域，不幸落入了敌军手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分散在几公里宽的地方，也被德军迅速挡住去路陷入重围之中。在登船出发的420名官兵当中，只有239人抵达了北岸。蒂利中校在登陆时遇到了敌人密集投掷的手榴弹，那些手榴弹就像保龄球一样滚下坡来。人们听见他大声呼喊着“跟他们拼刺刀！”[10]，随后率领部下从地狱之火中冲了出来。

多塞特郡团第4营无法作为一支整建制的部队与厄克特的空降兵会合，只有一些人抵达了以哈尔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的环形防线，其中就有带着完整撤退计划的格拉夫顿少校，他经由奥斯特贝克南部教堂附近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的阵地进入了防线。此前，迈尔斯中校已经携带相关文件回到了厄克特的师部。这两个人都不知道托马斯的那份密码电文的内容，也不知道电文中那个讽刺到近乎残忍的行动代号。当蒙哥马利最初迫切要求艾森豪威尔发动“一次强有力的挺进直捣柏林……从而结束战争”时，他的单向挺进计划被否决了。“市场—花园”行动只不过是妥协的产物。现在，为厄克特麾下那群血流成河的官兵制订的撤退计划已被正式命名，英军第1空降师的余部将以“柏林行动”为代号进行撤退。

[1] 有关这场战斗的一些优秀报道来自派驻阿纳姆、隶属于第1空降师的记者团，记者团由10人组成，其中包括：公共信息官罗伊·奥利弗（roy oliver）少校；审查员比利·威廉斯（billy williams）空军中尉和彼得·布雷特（peter brett）上尉；陆军摄影师刘易斯中士和沃克中士；伦敦《每日快报》的记者艾伦·伍德（alan wood），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斯坦利·马克斯特德（stanley maxted）和盖伊·拜厄姆（guy byam），路透社的记者杰克·斯迈思（jsck smythe），和隶属于索萨博夫斯基伞兵旅的波兰记者马雷克·斯维齐茨基（marek swiecicki）。这些人尽管受到匮乏的通信手段的限制，每天只能得到几百个字的公报消息，但他们仍然以战地报道的最优秀传统，描绘了厄克特部下遭遇的极大痛苦。我一直以来都没能找到这个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大概他们已全都逝去了。——原注

[2] 令人不解的是，英国的一些官方和半官方报道声称，在9月23日星期六，恶劣的天气使得飞行活动受阻。气象报告、军部报告以及盟军空军的战后报告全都记载，星期六的天气是晴朗的，与19日即星期二以来的任何一天相比，飞行任务都执行得更多。在半官方的《欧洲争夺战》一书中，作者切斯特·威尔莫特出了差错，他说：“再次空运补给品的行动因为恶劣的天气而受挫。”这个说法改变了他对随后的战役时间顺序的排列。至于其他作品，由于使用了威尔莫特的著作作为参考，也就愈加不精确了。——原注

[3] 语见《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31节。

[4] 《求主同住》（abide with me）是最流行的基督教圣歌之一，1847年由亨利·莱特（henry lyte）作词，1861年由威廉·蒙克（william monk）作曲。这里唱的是歌曲的第一段。

[5] 斯卡尔卡的叙述大概是真实的，即双方进行了一些电文上的沟通。然而这些电文的用词是可疑的，尤其是他有关德国空军的回答，那周德国空军就在空中，正骚扰着英军的空投。不仅如此，这还是对他自己国家的军队的贬低。在敌人面前对自己一方做出如此轻蔑的评价，这种做法在党卫军当中是罕见的。——原注

[6] 在医院里，拉思伯里和哈克特都成了“一等兵”。戴夫·莫里斯中士在哈克特做手术前为他输了血，他被告知不得透露准将的身份。拉思伯里从19日起就一直在医院里，当奥斯特贝克的伤员们到达时，才第一次获悉师里的消息——包括厄克特终于回到了师部，以及弗罗斯特率部坚守阿纳姆大桥几乎有4天之久。后来，这两位准将都在荷兰人的帮助下从医院里逃脱，躲藏起来。拉思伯里最终碰到了开朗乐观的第2伞兵营a连连长艾利森·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泰瑟姆―沃特穿着平民衣服，与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一起工作，“大摇大摆四处活动，有一次还帮忙把德军的军官座车从沟里推出来”。拉思伯里与被荷兰人藏起来的大约120名伞兵、医护兵和飞行员一起，在荷兰向导的带领下，于10月22日傍晚到达了莱茵河南边的美军战线。那位令人匪夷所思的泰瑟姆―沃特帮助了大约150名英军士兵逃跑。顺便说一句，我们花了7年时间，才找到他的下落——是偶然发现的。我的英国出版商在肯尼亚遇见了他，二战结束以后他一直住在那里。泰瑟姆―沃特说，他“在战斗中带着雨伞，主要是为了识别身份，这是最重要的目的，因为我老是忘记口令”。——原注

[7] 《暮色之歌》（just a song at twilight），是一首19世纪的英国情歌。

[8] 在有关这场战役的其他报道中，这封电报的内容出现了数种版本，上文是最早的版本。内维尔·海中尉保存了他记录了时间的幽灵小队的日志，并供我使用。对他的合作我深表感谢。——原注

[9] 吉米是格拉夫顿的名字詹姆斯的昵称。

[10] 其中一颗滚落的手榴弹打到了蒂利的头，而且爆炸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只是受了轻伤，并作为战俘活了下来，直到战争结束。——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