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8月1日，联合商会主席给我来信，委托我去中国调查。经过彻底调查，我获得了关于中国贸易的大量信息。我相信，欧洲和美国的商业阶层，对这些信息会很感兴趣。

这份报告，不是一篇文学作品，仅是简要陈述一些有用的事实。我的能力有限，对一些高深的财政和商业问题，只能做常识性判断。我尝试与在中国的商人深入交流，了解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给我提了一些建议，我试着分析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于1898年9月30日到达香港，开始中国之行；1899年1月9日，从上海离开，结束了中国之行。在考察期间，我参观了英国人居住的地方。这些地方都设有商会，所到之处，必定会召开会议。从而，我知道了他们的想法，也收到一些纪要（详见附录）。我把这些纪要以地方命名，汇集成篇。

除三支不成样的军队外，我参观了中国的所有军队。并且，为了了解军队的效率，经过将军们许可，我还考察了军队的训练情况。

我考察了中国所有的炮台、兵工厂（有一处未到）、海军和陆军学校，也考察了中国的两支舰队——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还考察了一个船厂。

上述考察结果，我全写在了报告中。不过，中国政府以诚相邀，请我考察所有海军和陆军，请我指出军队在效率方面的缺点，要求我提出建议，以改正这些缺陷。因此，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尊重，一些效率问题，在报告中没有完全披露。但是，报告中的大量材料表明：中国目前的情况，不能为英国贸易将来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在北京，我与总理衙门会晤了两次；还拜访了庆亲王和李鸿章总督。

八大总督，我拜访了六位。

英国商人在商贸方面颇具实力，而我又是他们的代表。所以，所到之处，从朝廷大员到各级地方官吏，都对我礼遇有加。

我所见到的中国人，对英国和英国人民，都充满善意。他们还特别感谢英国联合商会，能派我到中国来考察。

虽然我的使命是考察商务，但是我发现，不可能无视政治事件。在中国，商业和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我努力在报告中阐明：商业在未来的成功和繁荣，完全取决于如何处置当前的政治问题。依我浅见，英国政府现在采用的政治策略，将决定英国贸易未来在中国的命运。在中国的所有英商团体，极力赞成我的看法。

关于将来在中国的贸易发展，日本和美国的利益与英国一致。为了获取不同商会对这个重要问题的意见，在归国途中，我绕道这两个国家。调查结果，我也写在了报告中。

我通过亲自观察和调查，去发现事情的具体情况，以说明报告中的观点。

在报告中，我给自己划了一个范围，只考察那些能从整体上影响英国贸易的事情。当然，报告中也会涉及一些个别行业，那是因为，它与其他的英国贸易利益连在一起。在报告中，我也列举了少量贸易统计数据或报告。这些内容，要么来自合格的领事报告，要么来自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要么来自布莱克本商会那份珍贵的报告（1896-1897年）。

我询问过许多中国官员，请他们讲讲英国的商贸问题。这些会谈纪要，以地方名称为标题列在报告中。我利用一切机会，会见对贸易感兴趣的各国代表。我会见过来自俄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领事、商人和工程师等人员。我按照使命要求，尽力向这些人员传达我们的友谊，并且向他们表明：英国奉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会平等地惠及所有国家的贸易。

在促进各国友谊方面，我做得很成功，有例为证：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的晚上，上海所有的外国社团，设宴为我送行。这些社团当时就通过了一个决议（详见附录），这表明，他们对我的使命，充满敬意，也很感兴趣。

由此看来，有两类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会看我的报告，一类是已经在中国投资的人，一类是打算往中国投资的人。不过我知道，这两类人的兴趣，有时会不一样。我遇到过一位商人，他说：“讲话要大胆”；而我遇到的一位投资家，却说：“说话要谨慎”。然而，我的责任却很简单——说真话。我在中国还会见过各个商业阶层的代表，我把他们的观点，以及支持他们观点的理由，尽可能准确地记了下来。

以下这些人给了我很大帮助，敬请联合商会感谢他们：

汇丰银行的总管托马斯·杰克逊先生。在汇丰银行的各分理处，先生都会做提前安排，方便我的考察。

海关税务司前任司长卡特莱特先生。他陪同我考察了长江流域。先生精通中国语言，熟悉中国国情，帮我成功地会见了几位总督和一些官员。

我接触过的所有英国领事，特别是布雷南总领事、伯恩领事、弗雷泽领事和霍西领事。

中国铁路首席工程师，负责北京—天津—山海关铁路的金达先生；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他们派遣轮船，供我随时使用。

联合商会也应该感谢我的秘书罗宾·格雷先生，感谢他在整个行程中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工作。我的考察之行，遇到了许多困难——我的另一个秘书麦克唐纳先生，由于患热病，几乎死在汉口；迫使我在行程最重要的阶段，只得把他留在身后。正是遭遇了这些不幸，报告才迟迟不能提交，敬请各位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