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约405000）

贸易统计

1897年贸易总额为关平银101832962两（约14500000多英镑）。

1897年进出口货物总量为7969674吨，英国承运4591851吨。

我到上海考察过四次，第一次是在10月4日。

对盎格鲁-撒克逊商人来说，上海可能是远东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原因有二，一是上海位处长江流域之口，地理位置优越；二是据上述统计，英国贸易在上海处于主导地位。

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对我的使命非常感兴趣，决心竭尽所能为联合商会提供信息。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对未来十分担忧。他们担心，万一发生骚乱事件，中国政府没有有效的军队和警察去处理。他们说：四川、湖南和长江流域发生暴乱，中国商人都不到这些地区做生意。他们认为，不久的将来，这些现象将损害英国的贸易。他们还提到俄国在北中国的军事统治地位。他们说，除非采取有效的平衡措施以制衡俄国，否则，英国贸易必然处于危险境地。

他们再次提及内陆航行条例。条例有助于促进英国贸易发展。不过，由于收费没有定则，特别是厘金和落地税更无标准，所以，我们的获利受限。另外，按照条例规定，轮船运送货物，只限于它所登记过的港口地区，不能越过海关界域。

这些条例阻碍了货物运输，轮船除了乘客，其他什么东西都运不了。

往来于海上的船只，能沿着河流，通过海关进行贸易；但是，处于内陆航行条例管辖下的船只，则不允许做这些。

另外，中国拒绝外国人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区居住，这也应当计入不利因素之中。

英国商人对自己处境的看法，我甚为认同。刘坤一（南京）和张之洞（汉口）两位总督向我表明，他们可以确定，一些省份确实将有骚乱发生（参看附录“南京”和“汉口”）。他两人指出，他们辖区有7个厘金税局，所收厘金是750000英镑，指定用于支付16000000英镑贷款的利息。这些贷款是1898年3月从英国和德国贷入。刘坤一进一步说道，整个海关人员的工资，已涨到187500英镑，而且全部由上海海关独自承担。两位总督讲：人民正在抱怨，税收都支付给了外国人，他们也不可能再承担任何其他税收，所以，前途渺茫。关于英国战舰停驻长江一事，二位总督认为：假如海军是来帮助他们而不是来夺权，他们表示欢迎。

10月6日，我会见了一位在上海的英商联会代表。他交给我一份纪要，文中用语清晰明确，铿锵有力。在文中，商会成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上海，他们普遍有一种感觉——本国政府没有适当地支持英国的利益；并且，他们的意见一直被搁置，多少年来，没有被关注过一次。他们认为，当前是改变这种政策的时候。纪要内容如下：

与中国相关的利益，已引起国内注意。这对于联合商会分会委员会来讲，是一个有利时机，可以公开表达他们对一些问题的普遍看法。

在过去，人们普遍抱怨，说我们和中国的贸易，缺乏扩张活力。其实，参与其中的英国商人，更有发言权。然而，在很多时候，问题的缘由被归结于英国商人自己。这份纪要的主旨，不是为这个指责做辩护；只是表达了我们对一个问题主要原因的认识，这个问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为何英国与中国的贸易缺少进步。对国家来说，无论是发展现在的贸易，还是对中国至今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现在都是极好的时机。

我们可以断定，英国贸易在中国的扩张有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a）在遵守天津条约的义务方面，中国完全缺少诚意。

（b）在条约协定的通商口岸以外，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没有安全保证。

（c）关于中国的情况，国内普遍不关心，缺少了解。

上述原因，第一条和第二条相辅相成；第三条是前两条的缘由。

对居于中国的英国人，重复说明上述第一条原因是多余之举。但是，居于本土的英国人，几乎不知道外国人是在何种条件下与中国人做生意，所以，请允许我在此简要说明一些情况。按照条约规定，中国应当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做进出口贸易。海关税收制度，是经多方同意而制定出来的，且大家一致同意在通商口岸征税。最初，当地人负责征税事务，随后授权给海关税务司，由欧洲人负责，征税范围只限于各个通商口岸。对此，商人们没有怨言。实际上，这些税收，是中国政府最可靠的财政来源，也是主要可利用的财产。但是，在这些税收规定之外，为了保护外国贸易，对商品在内地的流通，又做了进一步规定。可以说，条约制定者对各省与北京中央政府之间松散的财政关系不太熟悉，这就导致很多问题。同时，在遵守条约章程方面，北京政府对各地也没有约束力。外国货物进入中国内地，规定很简单：额外支付一半子口税，政府发放子口单，进口货物就可以从随意进入内地，出口货物可以从内地随意到达港口，免除它们“所有内地进一步的任何税收”（条约中的表述）。这条协议的表述很清楚。并且，在1855年，埃尔金勋爵（《天津条约》的制定者，以此条约为基础，其他国家制定了许多条约）也向外交部呈送了一份公文，详细说明了协议的意图。埃尔金勋爵在修订子口单协议时，明确规定：“货物缴纳过子口税，无论出口或进口，在货船与各地之间，不用缴纳通行费、入市税，或者其他任何税费。”还有，在相同的公文中，他写道：“我一直认为，补救内地乱收税的办法，是用固定税额取代现在的违规收税。”这话讲得再明白不过了。然而，在签订《天津条约》三十年后的今天，子口单制度完全失败了。我们的政府一再坚持（尽管无效），子口单能免除货物的苛税。但是，对条约的解释有限，意图也不甚明确，特别是使货物免除“所有内地进一步的任何税收”这一句，更不清楚。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子口单完全被忽视；在另一些地方，当地政府无视条约规定，在货物最初的进口港和出口地，照样向缴过子口税的货物征税。向英国货物征收苛税，是经过中国政府允许的做法，大使和领事们，为了使英国贸易免遭此难在不断努力。但是，因为英国政府不支持、不重视这件事，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结果，商人们有冤而无处可诉，只好得过且过。布雷南领事曾写过一份报告，在去年（1897年）出版。他讲到的一些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今天的情况。在“中国通商口岸贸易状况”部分，他写道：“长期的努力无果，使商人们感到气馁，贸易自然就受阻不再发展。”

如果英国政府不作为，任由条约变成废纸，而其他国家却努力向前，那么，领事伯恩先生报告中所描述的情况，足以使英国蒙羞。伯恩先生最近陪伴着布莱克本中国考察团，考察中国商务。谈到云南贸易时，他写道：“从我1885考察以后，进口货物的贸易路线已经改变。原先是英国的线路——从西江经百色厅到云南，现在转到法国人的线路上——从越南的东京，经过红河和蒙自，到达云南。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有守旧的习惯，这种转变就太大了。这种转变，源于法国政府的努力。他们强迫中国政府，从蒙自到云南沿途各地执行子口单制度。另外，代表团的贝尔和内维尔两位先生，对于此事这样写道：“从缅甸的八莫到云南的陆路贸易，没有任何增长的机会，因为货物在途中至少要缴纳七种不同的税费。然而，蒙自路线承认子口单，货物只用缴货值的7.5％，作为关税，此后就不用缴纳任何费税。”如果法国政府能够强迫中国遵守这条协议，那么，占中国外贸份额64％的英国，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太重视中国的中央政府。因为英国政府认为，救治地方弊端，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在北京的代表。然而，中日战争，使政府依靠北京的幻想破灭了。我们希望，英国政府采用我们早期处理中国问题的方法——哪里有弊端就在那里处理，然后把这些补救措施呈报给北京。

此外，国内可能普遍不知道，在中国的外国人，除了通商口岸，不能到其他地方定居和经商。一名外国人可以流动经商，但是不能在口岸之外的任何地方设立贸易点。这种对居住的限制，自然妨碍了外国人贸易和事业的发展。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尤其是现在，中国已授予特权，允许外国船只在内地水路自由航行。这个特权很重要，但是，除非同时允许外国人在内地居住，否则这个特权一点价值也没有。很明显，为了使外国人能掌控货物运输，保证它们的安全，必须在内地建立货栈和仓库，外国人或代理可以居住在这里，管理货物的运输、储存和发送。

外国贸易在中国停滞不前，主要原因是缺少安全保障。现在的危险局势，不仅充分影响了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的扩展，而且直接危及到当前的贸易。并且，现在的危险比以往更大：政府无能，还非常腐败；国家财政更需要各省的支持，而各省的收入却偿还了外债；国家对各省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小，很多地方明显不忠于朝廷。那么，外国贸易在内地的情况会怎样？在过去，各省可以提取一部分海关税收，现在全部成了外债的抵押；同时，朝廷向各省索要的资金在增加，那么，除了在内地增加税收，各省还有什么办法？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中国政府准备修改税则，但是不修改那些我们抱怨了三十年的弊端。1896年李鸿章到伦敦访问的时候，提议把关税增加一倍。这是东方人机智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让外国贸易来承担中国的外债。外国商人普遍同意加税，但与此同时，他们明确要求，除非中国保证在内地不再乱收税，否则他们不会同意增加关税。很明显，这种要求，只有全面改革中国现在的腐败制度才能实现。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很难，而且各国之间的猜忌，会使事情更复杂。然而，现在只能勇敢地去面对这种局势，否则，将来各国之间的纷争会更多。

很明显，由中日战争所引发的财政困难，以及欧洲各国的债务，使中国不能继续实施排外政策，蔑视外国人。不用从外部施压，国库的空虚足以说服中国政府，同意开发自己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中国向世界公开了修建铁路和开发矿藏的计划，欢迎外国人来投资。然而，资本家在投资之前，势必会调查投资安全保障问题，他们会问：朝廷怎样保护外商在各省的特权？在遵守条约协议方面，中国在过去的诚意是否足够？外商能否控制和监管资金的花费？能否放宽现在的居住限令，允许外国人到内地居住，以监管他们在内地的事业？要回答上述问题，必定会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开放，究竟是真还是假？如果此事为真，那么外国人必须发挥强大的影响力，防止像过去那样受骗。一个孱弱的北京政府，它的开放被互相竞争、嫉妒的列强所利用，肯定没有安全可言，除非出现以下情形：在北京设立一个政府，不仅强大，而且同情多数人的感觉和愿望；它首先要做的事是防止中国的分裂。我们认为，中国人已广泛接受了进步和改革的学说。为了拯救自己，也为了给那些引进来开发资源的外资提供保障，进行大规模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改革，势在必行。关于改革方法的建议，不在这份纪要的范围之内，但是，这不表示协会忽视了实际问题。客观地讲，英国政府已经从大使、领事和商人们那里知道了更多详情，获得了更多的观点和建议。依据这些情况，政府早就推论出了明确和果断的政策。

要实施这些计划，必须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展开行动才行。北京政府自然应该提供这个基础，它的命令应该能贯彻到全国各地。一个权力中心应该强大到足以维持中国的完整。如果缺少这样一个权力中心，就不必谈门户开放政策，也不必谈贸易机会均等。对这两件事，我们的政客已发表了很多看法。政府疲弱，意味着中国的分裂。对这种现状没有清楚的认识，也不愿意承担维护北京政府权威的义务，因此，不是选择门户开放政策，就是选择势力范围政策，殊不知这是两种互相矛盾的政策。维护中国的完整还是分割中国，都必须经过改革才能实现，唯一的区别是：前者由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制定政策，然后贯彻到全国；后者则由各地的占领者在占领区内实施。我们认为，各国在处理事务时相互猜忌，纷争不断，势必引起更多的危险，不如采取大胆的策略，用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去维护中国的完整。许多事情，能以小见大。势力范围政策所产生的危害，在上海已经显现出来了。一个国家声称，她对租界内的部分地区，享有独自管辖的权利，而我们却维护租界的开放。

那么，我们认为，在中国发展贸易、保护资产和拓展事业，安全保障必不可少。这种安全保障，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改革只有从外部施压，才能实施。进一步说，英国的贸易在中国处于优势地位，英国必须引领这场改革运动。在我们看来，英国政府以前忽视中国问题，决策失误，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错误地信赖中国政府的力量。而其他国家，刚到这个地域，受过去传统的影响较小，能够较好地利用一般经验做事，并且利用我们做事谦逊和不活跃的缺点乘势而起。我们希望自己对“门户开放”或者“势力范围”这些词汇，做出完美的解释。也就是说，英国的贸易在哪里占优势，哪里就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哪里就实施门户开放政策。这只是一个理想，但是没有英国内阁的果断决定和领导，没有中国政府的配合，理想永远不会变成现实。为了能在中国实施改革，我们不隐瞒必须面对的困难，因此，我们力劝引领改革运动的英国政府，要努力与那些有共同目的和兴趣的国家，一起合作，也就是说，他们的兴趣是商业发展，目的不是扩大领地。

主席　c.j.达钦

仔细看这份纪要，我认为，其中有一两个观点，值得商榷。不能说子口单就是一张废纸。以前确实是这样，但是自现在的英国大使麦克唐纳来了以后，情况已经变好了。所以，现在不能说子口单还是废纸，并且，这样讲对大使的努力也不公平。真正的失误发生在三十年前，英国商务局同意中国征收落地税。

第二天，也就是10月7日，上海商会（一个国际性的组织）的一位代表，呈给我一封信（详情见附录）。其中，一位德国代表说，联合商会派代表来中国考察商务，不只给英国带来好处，也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好处。一位美国代表认为，英美两国的贸易利益一致；美国人感谢英国联合商会派代表到中国来调查商贸问题。

信中提到几个问题，在此特别说明一下：

1.中方不遵守条约规定，使外国商贸遭受损失。

2.改革税收体制。

3.急需设立上海水利局，管理港口，疏浚吴淞江上的沙滩。

4.必须扩展租界。

这些建议，对所有国家的贸易都很重要。英国在上海的贸易居于优势地位，这些建议对英国更为重要。

中国人和外国人所签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上海商会和中国协会提到的问题，它对未来的商业利益很重要。

我用一个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银行和日本银行在1889年12月合并为一家。名义资本是一百万，1891年2月增加到了二百万。

在公司生意兴隆时，许多中国人购买它的股票。但是，购买股票之前，他们必须签订一个协议：

我特此请求公司注册，成为公司股东……把中国、日本银行，以及海峡有限公司的股票转让给我作为报酬，我同意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在董事安排的时间和地点，付清股票余款。

并且，我还同意：我和银行之间的所有问题，要依据英国法律来处理。

1893年，银行经营困难，每股负债7英镑10先令，公司决定，每股要召回1英镑。尽管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签订了协议，但是中国人拒绝付款。这种拒付行为，和高达400000多英镑的债务一起，迫使银行破产重组。上海道台蔡钧和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伦·白利南先生在一次特别庭审中审理这个案件。尽管受到白利南先生的反对，上海道台还是做出了对中国人有利的判决。一个中国人，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与条约没有任何冲突，那么他是否应该遵守协议约定，对于在中国的外商来说影响重大。英国大使麦克唐纳先生也热心过问此事。但是，英国商人们感觉，有效和快速处理这个严重事件是国内政府的责任。

据说，购买银行股票的中国商人，其实乐意支付那笔钱。但是在持股者中，有一部分满族和当地官员，他们拒绝支付，而其他商人又不敢违背官员们的意愿。

棉纺品

据说在我访问期间，上海的纺织厂，过去建好的、正在修建的和计划修建的，合起来有十二家。由于产能过剩，当地又从印度进口了大量棉纱，导致这里的纺织业现在不景气。据我看来，这些纺织厂除非雇佣外国人做管理者和工长，否则无法与他人竞争。这些纺织厂，不考虑折旧和维护费用，而把可用资产用于支付利息和红利。

长江一带的人们，普遍在仿制便宜棉纱。这种棉纱以前通常从日本和印度进口。

日本和中国棉花制成的棉纤维既短又脆。而中国人喜欢买棉纱自己织布，所以，这些纺纱厂不得不从美国和印度进口棉花，织成棉纱卖给中国人。这里只有怡和洋行一家织布厂，其余工厂则生产棉纱。

1898年10月，我参观了这些工厂。厂里的机器只有一半时间在工作，并且，一些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已经关门了。我在报告中对棉布行业做详细论述，是出于以下原因：尽管海关统计报表显示，它是英国人的贸易，由英国船只从美国运来，但这些布匹，其实是美国人制造，最初属于美国人。然而，英国商人通过运输和销售，从中获利颇丰。有一点值得一说：中国的北方人需要美国棉布，因为布幅宽度符合他们的要求，而且厚实能御寒。

商会要求我就棉布进口，做详细说明，所以，我添加了一张对比图（请参看表格）。

通过这张表格，分析中国棉织品和棉纱的进口贸易（占中国进口贸易的40％）就会发现，过去十年，美国贸易量增长了121％，价值增长了59.5％；而另一方面，同样的产品，英国和印度的贸易量下降了13.75％，价值下降了8％。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与兰开夏郡和印度两地的竞争会更激烈（特别是兰开夏郡）。十年前，美国生产布匹，仅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多余的产品才出口到中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产品的质量标准远超中国人的一般需要。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美国很快变成了一个出口国。美国厂主看到了靠近中国市场的优势，因此开设工厂，专门生产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直接与兰开夏郡竞争。数量和贸易值的增长比率差别太大，可以说明，现在美国产品的质量标准很低。当然，这也是为了迎合中国人买便宜货的需求。

一个有点儿意思的问题是：在美国与中国的布匹贸易中，英国起了什么作用？方便起见，可以用两个标题来概括：

1.产品来源

2.产品所有权

关于产品来源问题，我们都明白，美国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越多，对英国制造商的损害就越大。但是，可以进一步问：美国份额的增多，是怎样影响英国贸易的？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用产品的“所有权”来说明。比如，一个英国人从非洲购买了玛瑙贝壳，它们一旦交到英国人手上，就成为英国的贸易产品了。同样的道理，英国人从纽约购买的布匹，自然属于英国人的贸易品。这就是说，产品来源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在于，来源于美国的产品，有多少“属于”美国，有多少“属于”英国？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不过我们可以粗略地估算一下。在上海，纯粹从事布匹贸易的美国公司，只有两家 [1] ，另外还有两家英美合营的公司。美国的布匹贸易主要由这四家公司经营。我们会认为，布匹贸易归美国人经营。但是在另一方面，有许多英国独资公司也参与了美国的布匹贸易。据说，几乎所有贸易都由英国公司负责运输，通过英国银行融资。美国的布匹，60％归英国公司所有。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887年，英国的所有权是91％；美国是9％；1897年，英国所有权是86.61％，美国是13.39％。

除了布匹，美国的煤油和面粉，市场占有率也很高，并且这些贸易全由美国经营。煤油，1887年贸易额是330000英镑；1897年是1019400英镑。面粉，1887年贸易额是145000英镑；1897年是180600英镑。

美国还有大量的木材和快速增长的机器贸易。木材，1887年贸易总额是68500英镑；1897年是55200英镑。机器，1887年是96300英镑，1897年是402000英镑。这些货物，主要由英国货船运输。

10月1日离开上海之前，我曾经与日本前首相伊藤侯爵会晤过三次。他对英国颇具好感，对中国的未来甚为担忧。他认为，除非中国自己能提供有效的军队和警察，否则肯定会发生暴乱，势必危及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外国人肯定会出面干预，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将会分割中国。我建议：在维护中国的完整和贸易机会均等方面，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应该达成共识。他对这个商业方面的建议，好像很感兴趣。他认为，日本和英国在东方有一致的贸易利益，国家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他说，诸如像门户开放这样的政策，不能是一种自私的政策，应该对所有国家的贸易都有利。

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非常孱弱，已掌控不了国家，会立刻倒台。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这四个贸易大国，为了保护所有国家的商业利益，应该提供一些现役军官和退役军官，帮助中国重组军事力量。伊藤侯爵说：可以确定，日本不会反对英国联合其他国家一起重组中国军队。英国有资格做这件事，一是在中国的投资中，英国占优势；二是事实证明，英国在领导和组织东方人民方面，能力出众。他认为，朝鲜也应该包括在中国门户开放问题中。他还说，日本和英国商业的未来，有赖于我们现在所追寻的政策。

我们必须记住，伊藤侯爵是个中国通，比任何其他外国人都了解中国。因此，他的观点对联合商会来说最为珍贵。他由衷地赞成这样的观点——有效地重组中国军队，可以为商贸安全提供充足的保证。

伊藤侯爵已经离职，像我一样，可能会到中国做一次完全非官方的考察。

听说奎俊阁下刚被任命为四川总督，途经上海。我拜访了他两次。我告诉他，他对改善和发展辖区内商贸的建议，联合商会非常感兴趣。他表达了对英国的友好，并且说，他会尽力促进外国贸易的发展，开放当地的商业、制造业和矿业。他还告诉我，他即将负责管理的四川省，煤矿、铁矿以及其他矿产，非常丰富，至今都还没有开发。我乘机向他指明：外国人有权要求为他们的商贸提供保护，中国应立即用军队和警察，提供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做不到这点，那么中国必定会垮台，这样一来，各个省份也会被欧洲人分割。中国应该请求英国和其他贸易国，帮助她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以维持中国的完整。总督衷心赞同我的意见。他说，希望此事能成，但是，这些事情的决定权在朝廷手中。

我获悉，最著名的维新党人之一黄遵宪已经被捕，将被押往南京执行死刑。他的六名同党，已经在北京被杀。我对奎俊总督说：以我浅见，如果这些政治谋杀持续下去，中国势必发生暴乱。而这些暴乱对商贸不利，英国肯定会加以干涉。无论怎样，如果这种政治谋杀持续下去，英国民众对此会感到恐慌。因此，我敦促总督，利用他的影响力去拯救黄遵宪的生命。现在，我可以高兴地说，黄遵宪没有被害，但是被流放了。

扩展外国人的租界，与外国人在上海的财产和生命的安全息息相关。所谓的英国租界，实际上是世界各国的租界，各国公民在租界中都拥有地权。长期以来，租界面积已不够用，人们通过英国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扩展租界的要求。这不是要求获得领土权，仅仅是在现有租界的基础上扩展一些面积。然而，只有法国不是要求为所有国家，而是仅要求扩展自己的租界。这件事值得评论一下：法国总领事资格很老，不久前，他声称有权主持各国关于租界问题的审议，但是，法国的租界，法国有绝对的控制权，别人不得过问。现在，他们声称对租界拥有主权，确实，他们也把租界称作“法国的土地”。而事实上，法国与中国政府的租界协议，和其他国家的一模一样。因此，法国没有专有权。

法国最近提出增加租界的要求是在10月份，他们要求租借上海的土地，包括城内临近老河地区。这里有新建的商店、仓库和码头，所有照明都使用电力，秩序井然，充满活力。法国的这两个声明如果被批准，那么加上城市另一边的街区，法国租界现在的位势，可以从三面包围这座城市。他们声称，上海外滩是中国唯一具有欧洲风格的工程，那是他们的首创，花费达40000两白银（合5000多英镑）。

法国总领事最初的声明，是要求中国对一起暴乱事件做出赔偿。这次暴乱于1898年7月16日，发生在宁波会馆的墓地。法国要求把宁波会馆的墓地划成法国租界归法国管理，以修建一个公共屠宰场。而这块墓地上，有几千个不同年代的坟墓。法国领事还要求宁波行会公共墓地内的所有棺材，都应该由在世的亲属迁走，将来任何棺材都不能停放在会馆内，或者埋到墓地里。法国领事还讲，大家都应该理解，当英美（或者世界各国）扩展租界的时候，法国同样要扩展自己的租界。关于宁波会馆事件，我们要牢记一点，中国人最尊敬自己过世的亲人。实际上也就是说，祖先崇拜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另外，中国的法律也规定，只有经过亲属同意，才可以迁移坟墓。

法国派遣全副武装的水兵登陆，试图拆掉围墙，占有宁波会馆的土地，这引起了1898年7月16日的暴乱事件。在那里聚集的大量暴民开始向现场的外国人投掷石块。法国水兵瞄准民众并开了枪，结果十三名中国人当场死亡，三十人受伤。随后，伤者中有四人也死了。在我去往南京的途中，恰好看到一艘法国军舰停泊在城市对岸，而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先生就在舰上。刘坤一总督在一次会谈中说，英国对中国人很友好，然后问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作为英国商贸的代表，我对总督解释说，如果他同意法国人的要求，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暴乱。没有人知道东方的暴乱会发展到何种程度，特别是在中国，人们极度厌恶外国人，这种暴乱正在增多。如果发生暴乱，英国、美国和德国以及其他国际团体，尽管与暴乱的起源无关，也会把他们的志愿者武装起来，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迫不得已也会向中国暴民开枪。尽管我知道，相关国际团体反对法国总领事的要求，但暴乱的结果就是，所有外国人站在一边，所有中国人站在另一边。我告诉总督，如果他拒绝了法国人的要求，也不会有什么事。我指出，这些暴乱对商贸利益是致命的打击；法国政府不可能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可能是法国总领事越权行事。对各国的代理人来说，这种越权行事是家常便饭。

参观南京以后，我到达上海受邀参加一个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德国、美国、日本和英国贸易团体的代表。上海商会的会员告诉我，法国的声明使中国人感到不安，从而严重干涉了贸易，并要求我发表看法。我把对总督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并告诉他们，国际团体中的任何一员，都无权擅自行动引起暴乱，危及其他团体成员的生命和财产。我认为，作为联合商会的代表，应该把这些情况写在报告中。

法国还要求独占浦东，这个地区的面积很大，对面是从上海流过来的河流。不过法国在这里没有任何生意。这里有仓库、工厂、码头和船坞，而且有大量的营业财产，不过都是英国和美国公民的财产。如果按照法国总领事的要求，一些在英国领事馆登记过的英国土地，就被划到法租界里了。

结束使命离开中国的最后一晚，我参加了一个告别晚宴。这个宴会是个典型的国际性宴会。宴会的主人来自四个团体：上海商会（一个代表所有国家的机构），市政委员会（同上），中国协会上海分会（英国），美国亚洲协会。我可以确定，联合商会对此事也会感到满意。在宴会上，众人一致讲道：

“我们衷心感谢贝思福勋爵，他详细考察了中国商情，为我们这些在中国的团体，提供了帮助。”

晚宴上的这段话可以说明：这些国家，以及居住在此地的各国公民完全赞同门户开放政策。

我与上海道台会晤过几次。他对英国贸易很感兴趣。过去他对英国很友好，但是北京传来了对英国不满的信号，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已得到消息，道台任职期满之前就要离职。我向他指出，如果中国不能提供有效的军队，保护外国贸易和资本，那么中国必定会被欧洲各国瓜分。他衷心赞同这个观点，并且说：多年以前，他曾写过奏章，倡议与英国合作重整军队。但是，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英国惧怕俄国。假如中国请英国来重组中国军队而遭到俄国反对，那么英国也会拒绝中国的请求。他还讲道，大多数总督认为，如果英国同意帮助中国重组军队，中国就不会分裂。

在上海期间，我和传教士会晤了几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派。他们一致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保证贸易发展的唯一良策。

我拜访了在上海的一个法国天主教会。教会能力很强，在中国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与科学相关的工作。这个教会对中国社会非常熟悉。我高兴地发现，这些神甫们诚心支持机会均等策略，赞同重组中国军队，以保护贸易。他们认为，中国人容易管理和领导，实行这些政策，不会遇到困难。他们认为，所有开明人士都期盼改革，唯一的障碍是中国政府那种陈旧的制度。

注解：

[1] 　美国在上海的公司——茂生洋行（大进口商），丰裕洋行（大进口商），梅西洋行（只经营茶叶。译者注：此公司名称为音译），丰泰洋行（经营规模小），协隆洋行（大进口商，英国人占一半股份），同孚洋行（中等进口商，英国人占一半股份），美孚行（只从事煤油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