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生于卡尔基狄克半岛的斯塔吉罗斯城，父亲是著名的医生，受到马其顿王阿明塔斯二世的器重。亚里士多德从小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可能受他父亲影响。他17岁时到雅典做柏拉图的弟子，柏拉图死后，他离开学园到小亚细亚的阿索斯从事学术研究，这里当时是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一个中心。公元前343、公元前342年间，应马其顿王腓力邀请担任王子亚历山大的师傅，主要讲授荷马史诗和悲剧。公元前335年腓力死后，他回到雅典，创办一所学院，收集了不少抄本、地图和其他科学研究资料。在他的领导下，编成许多有关动物学、天文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等方面的著作。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雅典出现反对马其顿统治的运动，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前往卡尔基斯，次年病死。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著作传世的有《诗学》和《修辞学》。《诗学》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论喜剧的部分已失传。《诗学》针对柏拉图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就文艺理论上两大根本问题做了深刻的论述。第一个问题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式（一译“理念”，本义是“原型”）世界的摹本，而艺术作品则是摹本的摹本。这样柏拉图就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否定了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作品所模仿的对象是“人的行动、生活”，他这样就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第二个问题是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柏拉图把感情当作人性中的卑劣部分，他攻击诗人逢迎人心的非理性部分，损害了理性，使人失去对感情的控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感情是人所不可少的，是对人有益的。他说，悲剧的功用在于引起怜悯与恐惧的感情，使这种感情得到宣泄（或净化），这样，人的心理就恢复了健康。另一种解释是，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也就是说，使怜悯与恐惧保持适当的强度，借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总之，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对社会道德可以起良好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艺术的创作过程都是模仿自然。他所说的模仿是再现和重新创造的意思。他认为诗人应创造合乎或然律或必然律的情节，反映现实中本质的、普遍的东西。所以艺术应该比普通的现实更高，诗也比历史更高。这种模仿既然要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因此艺术可以帮助人更好地认识客观现实。这个看法是亚里士多德对美学思想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对于模仿自然的作品总会感到快感，悲剧能给人以快感，情节的安排、色彩、文字、音乐的美都能给人以快感，他这样肯定了艺术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把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看作一种理性活动，而不归功于灵感。他所要求于诗人的是清醒的头脑。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艺术的组成包括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语言、思想（指思考力）、形象（指面具和服装）和歌曲。其中最重要的是情节，所谓情节，指事件的安排。他强调文艺作品应是一个有机整体。他说：“悲剧是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情节要有一定的安排，要有内在的密切联系，而且要完整，就是说要有头，有身，有尾。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是可有可无的，变动它并不引起显著差异，那它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亚里士多德只强调情节的统一，这是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至于后世提出的“三一律”中的“时间的统一”和“地点的统一”，则是出于对《诗学》的误解。

亚里士多德认为剧中人物的性格必须善良，性格还必须适合人物的身份，必须与真人相似，而又比一般人更好，更美，也必须合乎事物的必然律或或然律。

《诗学》在古代曾长期被埋没。它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影响开始于15世纪末叶。17世纪的法国文艺理论家布瓦洛的《诗艺》，就是模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写成的，成为权威性的美学经典，在古典主义文学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以前，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成为西方美学概念的主要根据。

“修辞学”指演说的艺术。古希腊的演说辞是主要的散文，因此演说术也就是散文的艺术。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论辩术指哲学上的问答式论辩的艺术。问者根据对方所承认的命题推出引论来驳倒对方，从而获胜。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也是一种艺术，这是对柏拉图把修辞术贬低为“卑鄙的骗术”的回答。

演说中提出的证明主要是用“修辞式推论”（演绎法）推出来的。修辞式推论的前提是或然的事，因为演说中所讨论的事都有另一种可能，所以修辞式推论就是“或然式推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听众对演说者的态度不同，他们的判断就不同，所以演说者必须懂得听众的心理。他进而分析感情，如愤怒、友爱、恐惧、怜悯等。演说者还必须了解听众的性格，要了解人们的不同性格才能激发或抑制他们的感情。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性格分析。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头两卷主要讨论修辞术的题材和说服的方法，他认为这些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第三卷讨论演说的形式——风格与结构。

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文章应求其容易诵读，这是一条有用的原则。

关于风格，亚里士多德说，散文的风格不同于诗的风格。散文的美在于明白表达思想，散文的风格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过分夸张，而应当求其适度。他特别重视隐喻的使用。他说，隐喻可以使风格有所提高而不流于平凡。不要说“生命的老年”，而要说“生命的夕阳”。这一类的隐喻最能使文章风格鲜明，引人注意。至于附加词（包括性质形容词），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如果用得太多，会暴露作者的技巧，而且使散文变成诗。然而这种词又非用不可，因为它们可以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使用这种词要掌握分寸，否则比不使用更有害。亚里士多德又指出，各种技巧的使用，都必须掌握分寸。他强调说，作家必须把技巧掩盖起来，使语言显得自然而不矫揉造作；话要说得自然才有说服力，矫揉造作适得其反。这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

至于散文的句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应当采用紧凑的环形句，而不应当采用松弛的串联句。环形句指本身有头有尾，有容易掌握的长度的句子，这种句子有如圆圈，自成整体，有别于用联系词连接的直线式的串连体。

至于节奏问题，他主张散文的形式不应当有格律，但也不应当没有节奏，没有限制；因为没有限制的话是不讨人喜欢、不好懂的。在西方语言里，这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一部论述古代散文写作的科学著作，它为罗马以及后世欧洲的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