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沛
诗人柯岩那句“人的一生，都在路上”的短句后面，正是无数无数长长的，长长的，有的还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路。它确实是哲理的诗意表达，能奋进生命，也能是无奈于生命的长叹。大千世界，不论什么人，不论他尊、卑、贵、贱，一生不都在走着，并要走完他的人生路么？可每个人对道路的选择，怎样去走自己的路，就大不一样了。
别了多年之后，眼前广田（1906.10.1—1968.11.3）同志这本《西行记》，真是看他向我们走来了。
然而，他确确实实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是在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致命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云南大学对李广田的批斗开始，从此被拘留，失去人身自由。在课堂批斗李广田时，中文系学生张美莉因迟到也当场受到围攻，遂于当天服毒自杀。此后，李广田被拘留达一年半之久，精神上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他说：“由于长期孤立，我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当我一个人被关在那小小的牢房里的时候，我想试着唱一唱《东方红》，但我已经唱不出声音”，“心里有千言万语说不尽”，而“我没有声音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红卫兵前来提审，门卫只见他在晚上八点四十分被红卫兵押出学校后门。第二天凌晨，一位路过莲花池的农民发现李广田的遗体直立水中，捞上后发现脸上淤血，额角有伤，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而腹中无水。围观者中，有一老人听说要立即送去火化时说了一句“真是水深火热啊”，即以“同情李广田”罪被批斗、拷打。当天，云南大学大课堂北墙上发现标语“李广田好”！于是全校动员清查“反标”，没有结果。
这个没有结果的清查，还是诗人一生的结果1。
历史真会开玩笑，据公开出版的《李广田年谱》上白纸黑字指名道姓地说到“闭起眼睛划李广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不会错”的狗男狗女，摇身一变，一夜暴富，有权打人的“英雄”又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英雄”了。这真是对历史的讽刺。当年，说广田“反”这“主义”，反那“主义”的，不就是走哪条路的问题么？别的，该怎么评论，咱不清楚，可广田走的，确实是条不易的人生路。他——
生于山东邹平县草庙头村，在一个“有病不请医生，受欺不敢反抗”，除非红白喜事，“乡党邻里都很少来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农家。兄弟四人，排行第四。原名王锡爵。因家境贫寒，不满周岁，便被“借”给中年无子的舅父，过继为子，改姓李，名广田。幼入村中私塾，后在县城读小学，死读“昔圣先贤”之理。加之家庭贫寒，又是异姓过继来的人，使这少年不像少年。人们称赞他“老成持重”。一九二三年十七岁时，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邓广铭、臧克家同班。佛家儒家的影响，叫他老在无故地克制自己时，一种逆反心理随着年轻人的生命力而外扬，把兴趣转到文学方面来。他先是写诗，后和几个同学在校内办了一个“书报介绍社”，从京沪等地赊购“语丝社”、“创造社”等出版的新书，在学校推广了新文学、新思想。一九二八年，北伐军节节胜利，工农革命高涨，各地的军阀势力十分恐慌。三月，济南发生暴动案。“书报介绍社”所购新书中有《文学与革命》，被山东督办张宗昌的特务查获。二十六日李广田被捕，入狱四十余日，受尽酷刑。父亲卖掉祖传的林木果园，也未能将他赎出。“五三惨案”，日军开枪打死我五千军民，前三日北伐军在蒋介石打着继续“北伐”和“统一”的旗号下，实际上在打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他们三面包围济南，张宗昌一看大势不好，连夜逃出山东。由于政局变化，他于一夜枪声之中恢复了自由。
这一事件的结局，只是他一生的开始，但，也像他死后那场没有结果的清查正是他一生的结果一样，这一开始，也划下他一生轨迹的中轴线。出狱后，教小学，后又上了北京大学英文系，与卞之琳、何其芳三人合出的诗集《汉园集》赢得“汉园三杰”的美誉。他也是三者之中的兄长。毕业后回山东，在济南中学任教，抗战爆发，即随校流亡，经河南、湖北到大后方四川罗江。为“这伟大的时代正是一个最好的锻冶厂，我们将在工厂中锻冶我们自己”而创办了《锻冶厂》。他这样教学，在学生中这样传播进步思想，自被解聘。在“西南联大”，民主与独裁，迫害与反迫害，饥饿与反饥饿的斗争中，他与民主斗士闻一多等，宣誓要追捕反动派一手制造的“一二·一惨案”的凶手，为死者报仇。李公朴被特务暗杀，血渍未干，闻一多又遭毒手，他和李何林把他们的著作搜集起来，以备出版而纪念死者时，又获悉自己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但他已毫无畏惧，依然故我。复员北上到天津“南开”，也依然积极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公开发表讲话怒斥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同时当局也对他再次发出通缉令。形势所迫，“经朱自清先生邀请转到清华大学任教。‘清华园’在白色恐怖中大搜捕时，他家中就正隐蔽着地下工作者。”
他是在这样的考验中加入党的。
解放后，他调云南大学任副校长、校长。
过去，他是凭人所以是人的正直、天理良心走近了进步的书籍，自然而然地投入了现实之中的是与非、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动的实际斗争而入了党；在一九五二年整风学习中，他实事求是地讲到他亲闻目睹的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学校教学质量下降的严重后果所示的党心时，虽然不能说他认识超前，但后来党中央所反的“浮夸风”等不正之风，正能说明他的实事求是必然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政策一致。可遇到“闭起眼睛划李广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不会错”的，有权还掌握广田政治命运者之流的手上时，广田这样诚实、正直的读书人还能有他的好日子过么？“反右倾”中给他戴了帽子，中央来了甄别政策时，也借故“维持原结论”，拖到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已无法再拖，才给他甄别平反。十年动乱，非常时期，这号人更是无法无天，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对着干的，还打着红旗以保官升官。无论何处，有这么几个“南霸天”、“北霸天”的，能有宁日么？广田的结局，似乎也就难免了。
他走过的是条什么样的路啊。说“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也不是常说的那种“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了。他正是在自己所说的“锻冶厂”，经过了不同时代的几番风雨所“锻冶”，几乎是佛家所说的“修炼”了，不是成仙，而是让我们看到他为人的人格力量，也像仙的灵光闪烁。
这本《西行记》，正是广田记述他在抗战爆发后随校入川，“锻冶”自己的一个片段。虽然他以“汉园三杰”而诗名远扬，可他和何其芳个人的第一本专集，都是散文集。他老师周作人为他的处女集《画廊集》所作之序，从书名的“画廊”二字联系到那所谓“斯多葛派”（stoikoi）的希腊哲人中间的那个“画廊派”。这“派”名，是由他们的师父什农（zenon）讲学之地的画廊（stops poikile）而来，与广田的《画廊集》之“画廊”本无什么必然联系，但他们主张“顺应自然的生活，而人有理性，有自然的幸福的生活即在具备合理的德性，由聪明以及勇敢中庸公平，达到宁静无欲的境地”。周作人为此是很赞赏这“派”的“神灭论与其艰苦卓绝的作风”。同时赞赏广田“有那种艰苦卓绝的生活与精神，画成文之好与不好亦自不足论也”2的淡泊名利，只问耕耘的人生态度倒是相契的。其他的是否都那么一致，则未必。他们“三杰”之中，用卞之琳的话说，只是“彼此感到亲切”3，以诗会友之友。他们，“都倾向散文不拘一格，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说、短篇故事、短篇论评以至散文诗之间的界限，不在乎写成‘四不像’，但求艺术完整，不赞成把写得不像样的文章都推说是‘散文’。广田最初有个时期写散文最多，写得确有点像他自己要求的‘行云流水’式，富有抒情味道，朴素、恬淡，而其芳最初也在这方面颇有突破，写得精雕细琢，浓郁、华丽。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倾注了不少诗情、诗艺”4。不同的艺术追求，自然有不同的艺术风格，但又为他们“汉园”的关系，以人划线，将广田也一道划为“京派”作家。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界相对于“海派”所言的“京派”，也是新时期评论家一个颇有说法的题目，针对具体人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往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有的以此所作的科研项目，有时也未必科学。
广田的散文，卞之琳有言：“一清如水，更无需诠释。”5一旁饶舌，自讨没趣。这本《西行记》，一九四二年三月由重庆国民图书社初版，是以书中的一篇《圈外》为书名的。它叙说了抗战时官场那种空话、套话连篇，搞形式，走过场的“空传会”，一个是只有些军人、学生，场面冷落，却把真正的“民众”——老百姓排斥在“圈外”，“仿佛是站在一个玩把戏的场子外面”看圈内“玩把戏”。而在另一处，聪明的专员，“却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们——民众代表——赶了来”，跟着他一起“耍把戏”。它将旧政权的腐朽，是写透到骨子里了。广田同志正是这么冷眼观世，朴实、真挚、亲切地记述了此行之所见所闻，自然也是自己一段心路的历程。比之他一生一些富有戏剧性的，或摧残心身的惨烈，它倒是些较为平易的故事。可是，他正以这种平易，没有任何“炒”作的自我吹嘘而记述自己怎么投入抗战，走向人民，走向进步的。朴实的行文，正是诚实者的本色语言。如写转斗铺卖豆腐的向他说到红军“对穷人很好”，这在白色恐怖下，说这样的老实话，是要有胆识的。如那因吸烟早衰而早朽，谁也想不到是那妇人儿子的《母与子》，以及儿媳跟保长混在一起，为此得来不少“方便”的故事，确实“混淆了短篇小说、短篇故事、短篇评论以至散文诗之间的界限”，不是坏文章而名之的散文，而是写散文写出的好文章。将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的人世，在平易中写得不平易，生动地再现了广田人生选择的可信性。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人的一生，也不容易。当年说广田反了这反了那的，而他人生的轨迹所说明的，不正是对此一记响亮的耳光么？心术不正，整人发家者，不论他怎么荣华富贵，行尸走肉，活着也是死了，而死去的广田，却活在他的诗文中。
广田今日，还在路上……
注 释：
1以下凡未另作注的引文，均引自《中国新诗库·李广田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
2周作人《画廊集·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卞之琳《汉园集·题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5卞之琳《李广田散文选·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