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渐渐低，水渐渐阔，眼界逐渐扩大，心情也就更觉得舒畅些了。下午三点钟，我们就到达了高鼻梁。高鼻梁——为什么叫高鼻梁呢？是因为本地人生的鼻梁特别高吗？还是这里有一个山头像人的鼻梁骨呢？打听本地人，才知道原名是高北阳，讹为高鼻梁了，这叫我想起北京城那条讹为狗尾巴的高义伯。早早地到达，是行路人的无上愉快，不但觉得诸事从容，而且觉得应当做出些特别有趣的事情来才对。但是要做些什么呢？也不知道。除非是等我们的小船，船来了，就搬行李，然后又是到江边上去打水盥漱，脱鞋濯足。而山地里的太阳是落得很快的，等到给队员们分配妥当了晚餐之后，已经是暮色苍茫，江风也变得凛冽了。
“每小队一斤生萝卜，一两盐，每人还分两个馍。”队员们各处这样传语着，带着很高兴的神气。他们都分住在人家屋里，借了人家的炉灶自己炊食。我们几个则在江边一个吴姓家里安顿了下来。
这地方人家并不多，零零星星地散点在山坡和江边上。各家都是低低的茅屋，没有所谓庭院，更没有大门，但这里也居然有几家卖面食和酒肉之类的了，这些，大概是最近才开始的吧。远远山上有一座庙宇，顶子是瓦的，墙是红的，显得特别惹眼，贫苦的老百姓们，都是建筑了很精美的房子让神们住着，而自己是绳枢瓮牖，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是一样的。更远处，在江水两岸的高高山头，有几座碉堡雄踞着，也给这地方平添了一种特殊神色。
店主人指点着，向我们告诉，让我们想象，这里的青山绿水也曾经染过人们的鲜血。
我们所住的这个吴家，也只有一大间草房，而这一大间之内却又分成了三个小间。进门一间，似乎是专为了居留客人并招待买卖用的，门口挂着肉，门后放着几案，有酒，有烟，以及其他零星物品，还有两张木床，这就是我们所要睡的地方。其他两间，一是灶间，该是吴老头和他的女人住的，另一小间在最深的一层，大概这是吴老头的儿子和媳妇的卧房了。我们住在这里，仿佛会给人家以不方便似的，颇觉得有些不安，但看了他们那种诚实而亲切的态度，我们倒觉得自己的多心是多余的了。
“老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呀？”大队长问。
“啊，你说我吗？”吴老头仿佛很惊异的望望我们，笑着回答，“哈哈，六十挂零啦。”
“好哇，你老人家很壮实啊！”
“嘿，穷人不壮实还行吗？”
他在给我们张罗着点灯，在灯影里，看他那含在满脸皱纹和短短胡髭中的微笑，给我们一种深湛的和平之感。
他的女人，一个稍稍驼背的老妇人，给我一个模糊的印象，她似乎穿着极宽博的古装，头上蒙着印花的头巾，偶尔从灶间里出来，却很少说话。我们不曾看见他的儿媳妇是什么样子，却只听见她在内间里操作的声音，舀水的声音，吹火的声音，捣面的声音，偶尔和老妇人私语的声音……这情形使我们感到一点肃然。
我们客气地同吴老头谈着。
“我们原是住在山后的，”老头在菜油灯上燃着了烟斗，一边吸着，一边说，“从去年，啊，是前年啦，听说外面又打起仗来，这里过路的客人多起来了，有点生意，便搬到这里来住了。”
从他自己的叙述里，我们知道他原是船户出身，他的祖上是玩船的，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做船上的生意赔了本钱，据他自己说是“上了人家的当，受了骗了。”于是把船也卖掉，只耕种着几“天”田度日。现在他做着豆腐、馒头，以及猪肉等等的生意，他说这是他的儿子经营的，他儿子有事到别的村上去了。
“咳，什么都不容易，胡弄着吃口饭罢了！”他在自己吐出的烟雾中笑着。
这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我们行路人对于这样可爱的老人是愿意把一切都予以信托的，我们将要吃些什么呢？这是我们当前的问题。“随便给我们弄点吧，老先生。”吴老头听了我们的话，又到内间去吩咐了一番，回来时两手向两边一分，带着抱愧的神色说道：“唉，对不起，我们没有盐，没有盐，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盐了！”
对于这没有盐的说明，我们并不觉得稀奇，我们在沿途曾屡次经验过盐的恐慌。这些地方，因为交通不便，时常无盐可卖，而大多数的贫寒人家则几乎永远吃着淡食。我们在一个有盐可买的地方，买了很多盐带着，预备分给队员，我们现在就要分给这个老人一些，但我们却愿意把我们更宝贵的东西赠他，也是盐，然而这是从河南买来的海盐，我们一直藏在手提箱内，偶尔用过，但大部分都还留着，我们拿一个沉甸甸的纸包递给老人。
“给你这个，老先生。”我们说。
“什么？”他惊异了。
“海盐啊，我们给你老人家。”
“海盐？——唵，海盐是香的，我们这地方是吃不到海盐的，我们这荒山里！”
他并不曾说一声“谢谢”，却只是连连地点着头，笑着，走到内间去了。我们听到他同女人们切切地笑语着，等他从内间走出来时，却又大声地笑着说：
“海盐哪，生在东海里，带到这里十万八千里，你们女人家哪里知道这个呢！”
不多时，就有刺鼻子的香气传了过来，大盘的炒白肉和烙油饼接着就端来了，我们像一群小孩子似的，贪馋地领受这一次盛馔，真的，自从在白河那个奇怪人家吃过一次炙油饼以后，我们又是许多日子不知肉味了。而且，吴老头又给我们提了酒来，这是出乎我们的期待的，红陶泥瓶，白粗瓷杯。酒呢，是玉蜀黍酒。“棒子酒啊，请你们尝尝，我想你们是不曾喝过这种酒的。”老人笑着说。他并且告诉我们，他们可以酿种种酒，譬如小米酒、糯米酒，还有地瓜酒。现在只有棒子酒。我们是不能吃酒的，我们的大队长虽然可以贪几杯，但他所喜欢的是高粱老烧，而不是这种淡淡的、甜甜的、酸酸的棒子酒。但在我们，这却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凭了老人这点意思，或者说，这点风趣，叫我们也不得不吃他几杯。我们拉他同饮，他却执拗地拒绝了。酒饭之后，我们还想喝些解渴的东西。“喝呀，喝什么呢？茶吗？不，请你们喝豆汁吧，现在就在推磨子，一开锅就行了。”老头指着内间里这样说，同时，我们也听到了碌碌的声音，知道是在磨豆腐了。在豆腐磨子的碌碌声中，我们之间有片刻的寂静，我们似乎又听到了江水的声音，然而那仿佛是在很远的地方冲激着。有风从茅屋上边走过，发出刷刷的叹息，隔壁人家有絮语声……夜已经深了。奇怪，我们又听到了铃声，丁零丁零，我们都猛然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跑信的过去了。”老人低声说。
“邮差为什么带着铃铛呢？”我们不明白。
“怕有虎啊、狼啊、鬼祟啦什么的。”老头答。“这些东西都是怕响器的，跑信的人一到夜晚便把一个铃铛挂在身上了，走起丁零丁零的。”
丁零，丁零，这清脆的铃声，越走越远了，渐渐听不见了，于是我们谈到这一带的野物鬼怪。
“鬼吗倒没有见过，反正有；野物可是时常出来，这就得碰运气了。”
他说沿江一带因为常有船舶来往，行人也多，所以野物并不大出现，若到后山里去，那些地方都是深山老峪，林莽丛生，最是野物盘踞的所在，因此这一带人民也有以打猎为业的。譬如打到一只虎可卖一百余元，打到一只豹，也可卖好几十元，一只獐子也差不多，若是一只狼，也就只卖几串钱。可是獐子颇不易得，须碰运气，运气好的，打到的獐子是圆脐子的；运气坏的，獐子的脐子就是长的了，长的没有什么用，圆的就制麝香，贵得很。
“那么怎么打法呢？”
“打法吗，就是用枪，可是打狼是不能用枪的，狼能避枪呢。”
我们简直为这些故事所迷惑了。我们驰骋我们的想象，沉默着，想着那些深山老峪，想着在深夜中发着金光的炬眼，想着那个在身上挂着铃铛的绿衣人。老人也沉默了一回，又说：“打狼是不用枪的，”他搕落了烟灰，“用毒药，把毒药放在羊油里，狼是喜欢吃羊油的。”
“老虎有多么大呀？”我们之中有人这么问。
“吓！大得很，像一头驴，像一头驴。”老人用烟袋比画着。
“那么住在山里是很危险的了。”
“也不怎么怕。”老人当行地说，“人不惹它它也是不惹人的，咱们要知道给野物让路才行。你想，你一定要去碰它，它还能罢休了吗？野物也是有人性的。”
从野物，我们又谈到了所谓“歹人”，老人躬着腰走到我们面前，几乎把胡须搔着我们的耳朵，低声说道：
“唉！说不了，这一带穷人太多，河路码头是出坏人的地方，反正你们出门人总得处处小心，钱啦什么的，这年头连邻舍隔壁家也保不了红瓤黑子了！”他还用烟袋指一指他的邻居。
谈话之间听到内间里叫了一声，老人便进去了，出来的时候便端了豆汁来，这真是最新鲜、最纯粹的豆汁了，我们每人都喝了几碗，淡淡的，甜甜的，非常可口。忽然有人说：“这比沙滩或马神庙的豆浆好多了，可惜这里没有面包。”于是想起在大学时候每天早晨去吃早点的情形，心里还有点儿黯然。我们一边喝着豆汁，一边同老人谈着。我们问到了去安康的道里，老人说：
“哦！是么，你们明儿就住安康，就是兴安府啊，从脚下到府里七十五里，大清年间是每十里一个探子，就和现在跑信的一样，这道里，也是前清时候丈量的。”
他从此谈起了前清，我们就问他：
“前清好呢还是现在好哇？”
这一问却把老人窘住了，他用满把手拢了一下胡子，显出了为难的颜色，无疑的，他是把他自己看做了那一个时代的人，他的感情也许和已经死去了的那个朝代更接近些，而摆在他面前的我们呢，在他心目中，当然是属于这个“新朝”的人物了。他该有些意见，然而他不知如何表达，他大概正把如何不至见笑，并不见怪的问题在他诚朴的心灵上衡量着。他沉默了片刻，吸了一口将要熄灭的烟袋，终于摇着头说道：
“唉，说不了，说不了，反正净打仗，老百姓什么时候都沾不着光，穷人还是穷人！……”
显然的，他的话尚未说完，他又沉默了，他在悄悄地窥视着我们的颜面。自然，我们并没有什么表示，我们先存了一个不愿拂逆他老人家的心愿。他仿佛大胆了些似的又稍稍扬起了声音继续道：
“不过，前清时候做买卖容易赚钱，日子还好过些，自从反了以后……”
他的话又咽住了，据我们猜想，他的所谓“反了”者，大概就是指着辛亥革命而言了。
老年人是有他自己的思路的，大概就因为谈到了改朝换代的事情，他忽然很郑重地问道：
“可是，日本人不是来打咱们中原吗？日本人可知道安民？”他听了我们的回答之后就截然地断言道：“不行，不行，不知道安民就永久得不到天下的，不论哪一家，不要人民是不能成事的！”他显得有点愤慨了。
当我们把敌人的种种暴行告诉他时，他就连连地摇着头，不说话，只是叹息。但当我们把胜利的故事以及种种希望描写给他听时，他也居然眉飞色舞起来了。
我们吃完了豆汁，灯里的油也已是将尽了，屋子里显得阴暗了起来。忽然听到外面有橐橐的脚步声，老人很机灵地站了起来，自言自语道，“小回来了”，一边说着走去开门。门开处却闪进一个魁梧的影子来，这当然是他的儿子了。这个“小”，可真不小，我心里这样想着，觉得好笑。那人戆戆地闯进来，和我们打了简单的招呼，就到内间去了。“娘，你吃吧，这是新的。”我们听到他的粗嗓子这样说，也不知是给他母亲买来什么好吃的东西。老人也随着进去了，谈了一阵话，大概是关于他儿子出外办事情的情形吧，仿佛听到讲什么价钱，当然是属于买卖一方面的事。老人出来的时候嘴里还在嚼动着，并说：“天已不早了，先生们安息吧。”于是重新把门关紧，退入内间去了。
大概刚过半夜，老人一家就已经起来操作，给我们预备着水，预备着饭，当然还准备他们一天的买卖。但他们并不惊扰我们，他们都轻手轻脚地活动着，也不说什么话；真正把我们惊醒了起来，而且使我们再也不能入睡的，却是栖在床底下的大公鸡，它们在我们的床下不知唱了多少遍，天才渐渐透出亮来。
“鸡叫得真早哇，真是……”我们之中有人这样说。
“啊，春三秋四冬八遍呢，冬天叫八遍才能天明。先生们听不惯鸡叫……”老人带着歉意地回答。
早晨七点半钟，我们就向安康出发了。
十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