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七歲能詩，太原秀容人。他的祖先是鮮卑拓跋族，拓跋魏對中國北方進行掠奪、破壞，也做過不少的壞事，但是自從代北遷居洛陽以後，他們開始漢化了，也做過一定的好事。到唐朝安史之亂以後，中國又經過極大的破壞，但是好問的遠祖元結在道州刺史任上，却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的一篇《舂陵行》，恰恰表現了一個不愧為民父母的好官。他還有一首《賊退示官吏》，對於苛徵暴斂的官吏作了恰當的描繪。他説自己：“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在詩歌的主題方面，元結是得到當時的稱頌的，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也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的杜甫讀到他這兩篇作品，激動萬分，寫下了《同元使君舂陵行》：“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歘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因此有人把他和杜甫相比，提出“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在唐代後期把元結、杜甫相提并論，這是一種榮譽，是元結可以當之無愧的，因為他們同樣是為人民而作詩，是人民的詩人。

好問是詩人，同樣也是文人和詞人，在文字的成就方面，他不但無愧於乃祖元結，而且超過了元結，這是就文字的技巧而論，可是在追求到文學的源泉方面，我們會看到他們中間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我們會看到元結的詩歌是為人民而作的，遺山的詩歌是為詩歌而作的。為人民而詩歌，當然會為人民所熱愛；為詩歌而詩歌，當然也會得到人民的喜悦，但是人民會把它忘却了，即使没有忘却其中的辭句，很可能忘却詩歌的命意，甚至蔑視其意義。

自從元魏遷都洛陽以後，這個部族久已漢化了，這就造就了元結這樣的人。到了遺山，情形又起了變化。北宋之初，燕雲十六州久已隨同營平一帶接受契丹的統治，像朔縣這樣接近十六州的所在，不免也開始受到契丹的影響。及至靖康年間，北中國全部陷落，接受金人的統治，那就更談不上山西的朔縣了。因此好問自從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出生以來，就應當算是金朝人；直至1234年金亡，北中國淪陷於蒙古以後，他應當算是蒙古人；1271年蒙古建國號曰元，當然他就是元人。綜合好問一生，從出世到四十五歲，他應當是金人，從1234年至1268年身死，他應當算是蒙古人或元人。大致算來，他的一生，一大半是屬於金人，一小半是屬於蒙古或元人。恰恰和他的遠祖元結不同，他不屬於漢人統治的區域。不過由於漢人的文明程度遠遠高出於金人和元人，他所受的文化影響，還是屬於漢人的。可是這也只是一個大概。

好問出生的時代，秀容鎮久已屬於金人，因此他的感情久已屬於金國了，他的有生之年，儘管有將近一半屬於蒙古或元人的時代，文學史家從來没有把他作為蒙古人或元人。

從學術和文學講，好問還是中國方面的，所承繼的還是來自漢民族方面的影響。自漢以來，中國人奉孔子為大宗，敬奉孔子的思想。自漢代以來，對於孔子也有種種不同的認識，最重要的還是推重孔子的夷夏大防。不過這條防綫和西方人的種族大防有所不同。西方人的防綫是放在血統上的。白人娶了黑人，孩子只有二分之一的黑人血統，還算是黑人，在憑著血統出賣孩子的時候，這個二分之一的孩子照樣送到市場作為黑人出賣。一直到只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統的時候，纔能免去被出賣的命運。中國完全不是這樣的。中國人的夷夏大防是在禮教方面的，因此用夷狄之禮則夷狄之，用夏禮則夏之。中國人常説“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這是説的他們本來的族姓，但是中國人從來没有把舜和文王作為夷狄來看待。《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虚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别，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左傳》：“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當然，這裏只能舉出個别的例子，但是已經可見古代的中國，不一定因為膚色的不同、出生的遠近而稱人為夷狄，不少的例子可以證實中國人的這一看法。從今日看來，這種看法還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從這個例子推演開來，唐人把元結、杜甫并稱，是完全符合他們的邏輯的。

但是到了女真人佔領淮河以北的時候，情況又起了變化。從統治階級看，和自古以來的一切統治者一樣，他們做的和他們説的是兩碼事。他們佔領了淮河以北的半個中國，隨時威懾著中國的南方，從太祖、太宗直到海陵王完顔亮，他們日夜圖謀的是如何佔領中國的全部。淮河以南的中國人，情況也不一樣。當權的皇帝、丞相以及一般以做官謀生的人物，多半是做一天算一天，過著苟且偷生的生活。可也有不少志士仁人，他們固然一面為國家著想，同時没有忘去收復失地，一面也為自己著想，不想身陷夷狄，永遠成為女真人的牛馬。這是當時的領導思想，是民族復興的思想。這兩種思想支配著當時淮河以南的廣大區域，是前進的、對民族有利的思想，但是始終不能呵為一氣，席捲全境。氣勢磅礴的陳亮、學問精深的朱熹，都抱有這樣的思想，但是没有取得全民族的擁護，同時也不能取得在政治上苟且偷安的統治者的同情，最終不能得到民族的愛戴，成為向北方争取統一的力量。

當時北方的知識分子是怎樣呢？

在女真人初來的時候，北方曾經有過抵抗外侮的組織，但是組織很鬆散，即使偶然有較強的領導者出現，但是往往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在耿京、辛棄疾這批領袖出現的時候，他們一呼而起，號稱數萬衆乃至更多。及至耿京被刺，棄疾為他報仇，渡江南歸的時候，手下只剩得寥寥可數的幾位，那麽這些人哪裏去了？説起來很奇怪，其實道理也很簡單。他們號召的一批大軍，其實是一批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災民，為女真人所掠奪、饑寒交迫的災民，及至他們的領導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他們當然各走各的路，有衣食可尋的當然去尋衣食，没有衣食可尋的當然是挨凍挨餓，甚而至於死亡。可是他們的目的并不是投奔只會屠戮人民的女真，也不會是去自尋死亡，但是從最大多數的人民説來，死亡是一條必然之路。

金亡以後，南宋之亡，正在眉睫。自從居庸關失守以後，女真人的主張，有一個始終一貫的看法，不是聯合南宋，抗拒蒙古，而是放棄北方，移兵南下。這個看法，在金人兵強馬壯的時候，已經是令人失笑的一種策略，而直至一退開封，再遷歸德，終于困在蔡州的當中，在他向宋人借糧的時候，他還説：“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隂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大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其實這是一段空話。自從居庸關失守以後，金人的計劃正是放棄中原，襲取南宋，這一個騙局，是當時人共同的認識，宋人哪能不清楚。從另一方面講，金人自靖康以來，無一日不在謀宋，及至元人侵入秦中、逼近潼關的時候，金人還準備乘人之虚，闖入四川，以川中的人力物力抵住蒙古，以後再乘機逼取南宋。這一切都是南宋人看到的。不僅如此，自從阿骨打滅遼以來，在宋金交涉之中，金人無一次不是欺淩南宋，無一日不在準備滅宋。世宗五年以後，看到這一著已經行之多年，久已為宋人所深知，這纔決定改變逼宋稱臣的做法，但是歲幣是照舊的。淮水猶在，每到中流，即為金人對宋百般挑剔、百端壓迫的劇場。宋人對於年年的這一幕，是有所準備，不會忘去的。當然，宋人也不是全無準備的，淮水的中流，正是宋人對金人進行經濟戰争的戰場，宋人的貨物是北上了，而金人的貨幣正在不斷南下，終于使金人不得不痛心經濟戰的失敗。聰明一些的人提出在北方種茶，防止貨幣南流的辦法，但是茶樹的生長要靠氣候的調節，不是文學侍從之臣掌握得了的。所以在宋、金對立的時候，在經濟方面，金人永遠處在劣勢，抵御不了南宋的進攻。臨安的繁榮固然證實了國際通商的政策，在另一方面，金人也在勢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了應有的支出。

最後，我們還得提出西方先哲給我們的教導。在敵人打了你左頰以後，趕緊把右頰獻給他，一則免他生氣，二則争取和平。這一種良好的願望，一般歐美人并不實行，不過在他們向東方侵略時，他們的牧師們曾經這樣教導我們，以免歐美的帝國主義者動了真氣，有礙衛生。中國的聖人是没有這樣的。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孔子説：“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是説，人家待我好，我也待他好；人家待我不好，我還是待他好。這辦法怎樣？孔子説：“既然是一樣了，我們怎樣對付待我好的人？人家待我不好，我照樣應付他；人家待我好，我也待他好。”這是説人是平等的，人家怎樣對付我，我便怎樣對付他。在宋、金關係中，經過了將近百年的不平等，現在是要考慮如何平等的時候了。

在金的統治者方面，無論好問怎樣地推崇，其實章宗只是一個平凡的統治者，貪享樂，圖安逸，和他的祖父世宗差遠了。世宗只是一個統治者，當然少不了統治者那一套欺騙人民的辦法，人民受了他的欺騙，還有一班文人，包括遺山在内，相信他，認為那是神功聖德。到了章宗便不然了，他主要是圖享樂，不過在享樂中還有一些限制，没有做到那一意孤行、全然不顧的地步，這也算是“神功聖德”，不過比世宗的勵精圖治是差遠了。不過我們也得記清所謂圖治，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而是考慮怎樣更好地維持這個異民族的統治。章宗是圖享樂的，一直到死，只是考慮要找一個肯聽話、肯推讓的叔叔，待章宗可能有的兒子出世，再把皇位退還給自己的嫡子。章宗的如意算盤打得太急了，到哪裏去找這樣的叔叔呢？因此章宗一死，妃子們的懷孕都算是落了空，這位叔叔的皇位落了實，但是他并不是當皇帝的材料，所以待到蒙古軍隊打到居庸關，他提不出什麽好的辦法，只有派當時有名的驕將胡沙虎出征。胡沙虎遇到大權旁落、手無寸鐵的君主的時候，武裝是虎，可是遇到兵強馬壯的成吉思汗的時候，却不是虎，因此一邊逼這位皇帝退出皇宫，隨即殺掉，一邊擁立章宗的叔叔昇王，這就是後來的宣宗。

自從居庸關失守以後，河北的形勢大變，涿州、河間、滄州都失去了，這個時候，宣宗和滿朝文武的策略，止剩了退到開封這一條路，當時稱為移都南京。蒙古大軍的南下，不但趕走了宣宗，同時西邊打敗了西夏，東邊一直打到山東的萊州。宣宗的前途已經不遠了，現在是他進行決策的時候了。

假如他的血管中還跳著阿骨打、吴乞買的熱血，他應當振作三軍，向蒙古兵迎頭北上，在長城以南、黄河以北的冀中平原，和蒙古軍隊作一次決戰，勝了固然安定全國，敗了也不失為沙場上的一位英雄。但是女真軍開國時本來是靠的虚聲恫嚇，實際上并没有和宋代後起的名將經過一次沙場的大戰，當初以虚聲恫嚇而得勝，現在却以被虚聲恫嚇而失敗，宣宗是没有作戰的勇氣的。

是不是他就甘心於失敗呢？當然不會甘心。於是他又想出第二條既怯懦又無用的辦法來。他認為對於蒙古，固然是剛剛接受過教訓，不能再動，但是打南宋還是有辦法的。他忘記了當時的南宋已經有一個安定的政府，軍事上、生産上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是他還是想把對蒙古作戰喪失的從南宋奪回來。他却忘去這時的南宋和靖康年間的北宋是大大不同了，用這一種刻舟求劍的辦法來處理國家大事，他的失敗還可以倖免嗎？不但宣宗本人如此，他的繼承者還是採用同樣的辦法。金的亡國命運是已經決定了。

金代入主中原的時間并不長。從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至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前後不足一百七年，對於中國北方人民已經造成極大的損失。通常分人民為四等：一、女真人；二、遼人及其他少數民族人；三、北方的漢人，當時稱為燕人；四、南宋的人民，亦稱南人。從一般人看來，燕人當然高南人一等，但是實際上并不如此，金朝的統治者也没有把北方的漢人看得更高一等。

（世宗大定二十三年）有司奏右司郎中段珪卒。上（金世宗）曰：“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如知登聞檢院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復一人繼之，甚可尚也。”（《金史》卷八）

金世宗的言論，當然是指北方的一般行政官吏，基本上是正確的。遺山後來也做過官，做過縣令，做過尚書省員外郎，他對於北方官吏的一般行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這樣也就必然要影響他的言論。南宋初年，高宗派劉豫到山東去擔任濟南府知府，劉豫拒絶了，并且聲稱如若一定要他去濟南，他就必然要投降金朝。高宗一則相信劉豫人才可用，二則他不相信劉豫會走上這一條自絶於人民的道路。但是劉豫竟這樣做了，他做了兒皇帝，建都大名府，改年號為阜昌，同時把不願跟他走投降道路的大將關勝和小校李逵都殺了。——當然這就是《水滸傳》裏的兩位英雄，在南宋末年杭州瓦子裏説書的這批愛國的説書人是不會忘去他們的。

儘管如此，遺山對於劉豫還是同情的，他不僅在編著的《中州集》裏留下了劉豫的作品，而且加以讚揚。不幸的是劉豫只做了八年皇帝，他的主子就把他踢下臺，以後雖然又獲得蜀王、曹王的崇銜，但是這只是空號，作為下臺的階梯，大齊皇帝是退出歷史舞臺了。奇怪的是在好問編定《中州集》的時候，為什么還一再提出劉豫，而且要把南宋稱為亡宋。

事實上宋是曾經亡過的，在金人南下的時候，南宋的統治者趙構——歷史上稱為高宗，是曾經進行抵抗的，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逃，能在陸上打他就在陸上打，不能在陸上打，他就下海到水裏打。他逃到明州，逃到温州，待到金人一邊感覺到南方距離自己的根據地太遠，而且也喫不消南方的炎熱，退兵了。高宗調轉船頭，踏上浙東的海岸，終于在杭州做他的皇帝。不過這個皇帝是很辛苦的。他一邊要對金人承認父親徽宗皇帝趙佶、大哥欽宗皇帝趙桓流放到東北的五國城是罪有應得的，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自己是女真人收養的兒子，這個皇位只算是女真爸爸賞給自己的寶座，一邊還得承認淮水以北完全是大金皇帝的統治地區，自己算是賞得了淮水以南金人認為濕熱的地區，替大金皇帝看守這南方的土地。好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兒皇帝的，自己得到這樣一個名號，不算什么創造，因此雖然没有什么創造的榮銜，也不必感到創造的恥辱。所以元好問稱南方為亡宋，南方儘管可以自由自在，甚至可以自我安慰，因為南宋的有志之士，正在考慮怎樣地從死亡之中求生存，從恥辱之中求光榮。事實上正是如此。

西方人説，人死了以後可以昇天堂，坐在上帝的旁邊喫糖果。是不是真的這樣，我自己没有見過，因此不敢承認，可也無須否認。可是在中國歷史裏却有許多不易理解的事。宋是亡了，但是在杭州却建立了南宋，統治大半個中國。這是遺山看到的。倘使他多活幾年，他還會看到在金哀宗蔡州幽蘭軒自縊、徹底亡國以後，南宋還堅持了四十五年，終于在崖山失敗後，少帝投海，羣臣自焚，留下了一個亡國之後死而不亡的典範，這真是中國人的驕傲，可以在世界自豪的。

遺山是一位有名的詩人，曾國藩撰述《十八家詩鈔》的時候，把他列為十八家中的一家，尤其欣賞他的七律。儘管我們對於曾國藩的政治立場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對於他的文學認識，還是不能輕易否認的。

孔子的地位，自漢代以後就確定了，問題在於怎樣推崇孔子。從我們的認識看，孔子的地位，主要還是在於夷夏之辨這方面。可是自從五胡亂華以後，再加以南北朝的對立，五代的紛争，問題已經不是這樣的簡單。在這個時期，一般人注重的已經不是孔子所主張的夷夏之辨，而轉移到詩賦格律方面，這已經不是孔子的學説問題，而成為排偶對仗的問題。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只有這樣纔對於統治階級有利。

統治階級之中是很少有傻子的。在異民族統治中國的時候，要由統治者來提倡夷夏之辨，那不是要他們實行自殺政策嗎？其實即是本民族的統治階級實行專政的時候，他們也不會看不到孔孟之道那些言論對於統治階級是不利的。孔子説：“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孟子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要是真相信孔孟的理論，那么要那些夷狄來中國做什么？他們的地位在哪裏？他們又為什么到中國來？説老實些，他們來就是要奴役中國，要和中國人争奪中國的土地。但是他們是征服者，是皇帝。既然是皇帝，他們的階級會帶給他們一些階級自衛的認識。要殺盡中國人，他們是不敢的，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人比任何入侵的部族多得多，中國人也不完全是弱者，完全服貼地接受他們的屠戮。他們也有理智，他們的策略是運用儒家的招牌為他們服務。這一套法術也真靈驗，中國的統治者，特别在異民族統治的時候，運用得更巧妙、更靈活。

女真人侵入北方以後，他們的人數很少，力量也很不夠，可是他們運用的統治方法却顯示得更靈活、更巧妙，因此他們居然統治了北中國一百一十幾年。他們的統治方法第一是注重文采，其次纔談到義理。為什么？因為義理不能多談，談多了是對於外來的統治者不利的。文采纔是最實用的東西。無論平仄對偶、鴛鴦蝴蝶，都可以談，而且談多了對統治者更有利，因為談了，他們就没有功夫談現實、談政治，這都是與統治者有關的。所以遺山的早年，便完全由這一道關卡入手，而且取得相當的聲譽。

遺山的遠祖元結，在唐代是一位有名的好官，前面已經説過。他的曾祖父元春，宋忠顯校尉。祖父滋善，金銅山縣令。這已經到了金宋對峙、南北分家的時代了。好在正如後來有些人説過的一樣，不問誰來做皇帝，官總是要的。皇帝即使是異民族，官總是要的，他就做他的銅山縣令，效他的犬馬之勞。這位銅山令生了兩個兒子，居然做官竟是傳代的，大兒子元鋼德明做了東巖縣令，小兒子元格做了隴城縣令。元格無子，因此把德明的好問繼承過來，所以元遺山對於隴城縣令是有父子之義的。在宗法社會裏，這樣的情況是常見的，遺山對於隴城縣君的感情，也確實是不壞的。

遺山雖然只是一個縣令的兒子，在這個南北對立、殺氣騰騰的日子裏，他也只能算一個尋常百姓，不過他的天才，即使在幼年的時候，已經是嶄露頭角，不同尋常了。十六歲那一年，他的一首《雁丘詞》，更是證實了一位不同尋常的文人正要從儕輩中脱穎而出了。

摸魚兒

泰和五年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脱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為識，號曰雁丘。時同行者多為賦詩，予亦有《雁丘詞》。舊所作無宫商，今改定之。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别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景，隻影為誰去？　　横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烟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妬，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黄土。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

這首詞遺山的朋友李仁卿同賦一首，附此。

雁雙雙正飛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似眼前俱去。摧勁羽，倘萬一幽冥，却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并付一丘土。　　仍為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迷隄樹。霜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冢真娘墓。憑誰説與。對鳥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

《雁丘詞》是《遺山樂府》中最沉痛的一首作品。儘管作者纔十七歲，很年輕，但是他已經很瞭解孤雁的痛苦。“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這是沉痛之極的言語。但是也正由於遺山還很年輕，他瞭解雁的痛苦，他還不夠瞭解廣大漢人民的痛苦。

在《雁丘詞》這首名篇的時期，金世宗已經去世了，他的長子先死，因此他的長孫章宗合理繼承帝位。從私人情感來説，在帝位安排上，章宗是遠遠不及世宗的，但是在重大的政治方向方面，他全面繼承了世宗的政策，繼續把猛安、謀克的制度向南推進，一直到長淮的北岸。他們總想把女真人的勢力擴充到全中國的北部，制止南宋的向北發展。但是正和他的祖父一樣，他們無法控制廣大的漢人——他們被稱為南人，滿心地希望可以藉此切斷他們和北方漢人的聯繫。這個方法在加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中間的鴻溝上，是完全可以奏效的，但是他們不可能把北方的漢民族全部變為統治者，而把南方的漢民族全部變為被統治者。假使南北方的人數完全相等或相近，以一個北方人控制一個南方人，都已經没有任何的把握。實際上南方人的數字遠遠超過北方人，而南方人的智力商數，從每人的商數比，又盡有超過北方人的可能，那麽世宗、章宗的策略所長又在哪裏呢？

説得清楚一些，在金人統治最優越的時期，在世宗、章宗時期，他們所能做到的只有兩點。一、把打敗的契丹人吸入他們的集團，同樣可以做猛安、謀克；但是遼人的人數比金人大，他們有的在建立西遼帝國，有的在大沙漠中自由自在，没有替金王朝賣命的興趣。在這一點上，金王朝是失敗了。這樣一來，金世宗不得不把重心押在存留北方的女真族上，他最後的努力是自己回到東北老家，憑著訴説祖宗創業的苦衷，煽起北方女真再行南下，鎮壓北方的漢人。

新的女真三三五五地南下了。但是他們來的時候，和祖上當日跟隨阿骨打南下的時候不一樣。跟著阿骨打，他們帶來的是東北草原的精神，準備廝殺一場，所以他們是強者。可是現在不一樣了，儘管他們還是掮著同樣的大旗，他們是準備享受一場，所以他們是弱者。廝殺和享受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因此精神也就大大地不一樣了。

這一次世宗的佈置是準備以東平為中心，然後再向南發展開來。以東平為中心，再向南全面鋪開，從今天看，我們也許不很理解，但是在當日這裏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在世宗即位的第五年，承認南宋獨立的時候，當時是以沂泗（因為分界綫在沂州以南、海州以北，因此亦稱海泗）、唐鄧、商秦為界。因為南宋建都在臨安，所以東面這條綫最為喫緊。現在女真人又來了，他們的名義是到南方墾殖，實際上是來做地主。問題是分地的問題。英、法人到北美開始墾殖的時候，他們的辦法是把紅印度的酋長灌醉了，然後用手指向遠方的山頭遥遥一指，手指所點之處便是英、法和紅印度的界限。十九世紀基督教士到廬山的時候，他們和當地還是用的這個方法。有人把英、法人稱為文明，女真人稱為野蠻，其實文明和野蠻的決定權不是思想和文化，而是各式各樣的武器，包括刀鎗、炸藥和火箭。在世宗、章宗的時代，雖然文明古國的漢人已經發明了炸藥，但是在運用上還不夠得力，所以主要還是刀鎗。

在世宗時，他的決定是盡量把女真人和服從的契丹人向南方輸送，特别是海泗、唐鄧一帶。他的目的是要他們去墾殖，去擋住女真帝國的第一綫。但是他的算盤却打錯了算子。女真人來了，能來的契丹人也來了，但是他們帶來的不是鋤頭和鐵鎝，而是刀鎗和長鞭。他們把當地的漢人，祖傳的老實耙地的農民吆喝起來，為他們耕種。没有組織的漢人，在這次出其不意的襲擊下，只有乖乖地把一年春苦到夏、夏苦到秋的糧食，揀好的奉獻給女真人——這一批號稱耕種的新農民，其實是盡量剥削的大強盜。這是金人南部的現實，而深居在内廷的皇帝還自己認為是穩定前綫的新政策。後來遺山在歌頌金人的時候，還高唱著：

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世宗年號）明昌（章宗年號）五十年。

是不是遺山發出夢中囈語呢？還是他故意討好這兩位號稱明君的女真皇帝呢？在那個荒唐的時代裏，有幾位詩人不是跟著皇帝的腳印，一直荒唐下去，直至滿口囈語呢！

就在這時候，南方北向的攻勢發動了。本來南宋的對金稱臣，是在高宗初立，強藩林立，李成、孔彦周、楊么各方牽制之下，無力統一，更無力對付金人進攻的情況下造成的。高宗固然没有什么長才大略，但總還是一個人，哪有看到自己的父母被金人虜獲，流放苦寒的東北而不動心的！但是他無力抵抗，而且在那個金人帶著連環馬、狼牙棍前來的時候，只有沿海逃跑，稱侄稱臣，苟延殘喘。一次金使到了杭州，要他起立接受金人的國書，他實在忍不下去了，只有嚎啕大哭，退回宫中，由大臣們代接，勉強應付了這一場外交上的艱辛。七十多年過去了，現在是寧宗開禧二年（1206），南宋的群臣，包括韓侂胄乃至陸游、辛棄疾和朱熹的得意弟子黄幹在内，他們又一次發動了南北戰争。這是一場大戰，東自海州，西至散關，鋪開了全面的鬥争，而把重點放在皖北的一綫。不幸由于吴曦的叛變，整個佈局大亂，最後由于宫廷的政變，由楊皇后主謀，夏震經手，終于殺去了韓侂冑，向金人求和，造成南宋的再次失敗。但是時局變化的雷聲已經隱隱欲動，中國的又一次大動亂，已經出現了端倪。

這一年是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七年，也是蒙古太祖鐵木真元年。

無論是古代殘存的古長城，或是明代君臣艱苦經營的長城，在這條綫以北是長冬苦寒，因此不適合草木滋長，牛羊蕃息，乃至人類的安居。蒙古又和滿洲不同。滿洲雖然也是苦寒，但是降雨比蒙古多得多，因此草木蕃息，鳥獸滋長，對人類提供較多的滋養。蒙古由于酷寒，降雨量又相對缺乏，因此草木鳥獸比東北又少了一大截。按平方公里計算，人數比東北低了，但是人的矯健却比東北又高了一層。開禧二年，蒙古鐵木真稱帝，這就是後來的成吉思汗。從此中國自北而南，一共出現了三個皇帝：最北是鐵木真，中間是金章宗，南方是宋寧宗。從一般漢人看，當然是以寧宗為正統，其實他是最無用的皇帝。章宗是在他的祖父世宗之後，被遺山稱為堯舜的，這位大舜皇帝是怎樣的人物，我們還得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最北是成吉思汗，一般的認識是他“只解彎弓射大雕”，不過他的意圖可能還有更遠大的一面，因為無從證實，我們也只有置之不論了。

假如當時的金人，知道北方還有蒙古，他們對於戰敗的南宋，是不是還會提出那樣高的條件？假如當時的宋人，知道還有蒙古拖住金人的後方，他們會不會鼓起更大的勇氣，憑著自己的人力和強大的經濟力，使金人能更好地認清前後兩面的敵人？誰能在今天作出結論呢！

十八歲那一年，遺山曾經從郝晉卿那裏回鄉一次。次年有《蝶戀花》詞一首。再過一年是二十歲，他自信學業已經有了成就：

古意二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秦中多貴游，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已卜鄰。跛鼈不量力，强欲緣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寥抱玉獻，賤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僅一二，飢寒幾何人？誰留章甫冠，萬古徒悲辛。

桃李弄嬌嬈，梨花澹丰容。盈盈兩無語， 争春風。春風何許來，草木誰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夸兒童。昨夜花正開，今朝花已空。川流不肯駐，并與繁華東。楩楠千歲姿，骯髒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復難為功。本無兒女心，安用尤天公。

遺山從郝經六年，這六年之中學到些什么？大約是學到一些詩詞，而且都是應時的，没有什么驚人的收獲。這也難怪，因為在女真來了以後，儒家那一套尊王攘夷的理論行不通了，但是没有科舉出身的行政官吏，他們的拐子馬、狼牙棒也安定不出一個秩序來，没有行政措施，他們想不出一個搜括人民、培養他們爪牙的辦法。什么“天開文運”，什么“周公孔子”，其實都是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的。遺山的文才，只是為遺山自己服務，而他的才具，除了為異民族的女真服務，是没有多大意義的。

早一年女真人的章宗死了，臨死的時候，没有嗣子，據説内庭的賈氏和范氏都有胎，即使有胎，是不能即位的，於是由叔叔衛紹王即位，據説不久以後，胎氣又没有了，元妃李氏也被殺。衛紹王的帝位是確定了，可是他的帝位并没有穩定。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滅了西遼以後，轉兵東向，前鋒一直打到居庸關。關外的喪失不必説了，連居庸關也汲汲不保。衛紹王雖然已經是皇帝了，但是皇帝的虚名畢竟抵不住成吉思汗的大軍。前鋒的軍隊節節失敗，人民受到塗炭之災。

好問從郝天挺求學，二十一歲學成，歸隴城，是年隴城君死，好問丁憂歸葬。二十三歲崇慶元年（1213）曾至燕都就試，失敗後仍回秀容。《出京》詩云：“春風不剪垂楊斷，繫盡行人北望心。”北望指燕京。次年至寧元年（1213）癸酉胡沙虎殺衛紹王，立宣宗，蒙古成吉思汗大舉攻金。山東、河北、河南俱無完土，金所存只有燕京。次年（1214）夏宣宗遷汴京。是年好問有《答聰上人書》：

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顔、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内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

是年三月，蒙古兵破忻州，有屠城之禍。遺山兄敏之（名好古）亦與其中，遺山有《敏之兄墓銘》。

畫馬為邢將軍賦

大宛城下戰骨滿，駑駘入漢龍種藏。將軍此紙何處得，便覺房駟無光芒。人中馬中兩勍敵，天門雁門皆戰場。并州父老應相望，早晚旌旗上太行。

在這首詩中，好問還是希望金人大軍北上，但是這是又一次的失望。次年二月蒙古兵進圍太原，好問於五月間渡河，道出虞坂，作《虞坂行》：

虞坂盤盤上青石，石上車蹤深一尺。當時騏驥知奈何，千古英雄淚横臆。龍蟠於泥易所歎，麟非其時聖為泣。玄龜竟墮余且網，老鳳常飢竹花實。天生神物似有意，驗以乖逢知未必。若論美好是不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孫陽騏驥不并世，百萬億中時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轅下一鳴人已識。我行坂路多閲馬，敢謂群空如冀北。孫陽已矣誰汝知，努力鹽車莫稱屈。

在這首詩中，好問似乎還有一些不遇之感。其實這正是他的認識不足。在女真人當道的金朝，作為第三等人的漢人，即使有些知遇的好運，只能作為女真人的文學侍從之臣，楊、趙也不過如此，不幸不如楊、趙的，更談不到知遇。“努力鹽車莫稱屈”，正是漢人應有的待遇，何況還有連鹽車也輪不到的呢？

這一年好問的蹤跡始終在太原、洛陽、女几三處之間迴轉，主要的目的當然是避兵。他要避蒙古兵，同時也要避女真兵，女真兵并没有比蒙古兵好多少，同樣的没有給養，因此也没有紀律。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岡。荒村自雞犬，長路足豺狼。天地憐飄泊，風霜憶閉藏。微吟訴行役，淒斷不成章。

落魄

落魄宜多病，艱危更百憂。雨聲孤館夜，草色故園秋。行役魚赬尾，歸期烏白頭。中州遂南北，殘息付悠悠。

人在兵戈中轉悠，國家在兵戈中轉悠，天地在兵戈中轉悠。好問的命運在哪裏？他在一切轉悠中轉悠。

但是1214年究竟安定下來了。是怎樣的安定？是放棄了京城，安定在開封的周圍，但是整個的金王朝起了一個大轉變。在北京的時候，無論東北的女真族是否還能給一些支援，但是支援的希望是存在的。希望就是力量，金王朝還有一綫希望。到了河南，和東北的交通完全切斷，希望是没有了。希望雖然没有，但是龐大的軍隊，無論兵員已經死亡、走失、轉業，甚至流浪，整個的數字還在，有了數字便得提供給養。兵員要給養，兵員的家屬也得要給養。憑著整個的北方，談到給養便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現在河南一隅就能解決問題嗎？還有呢！漢人的婦女是跟著丈夫吃辛受苦長大的，只要小小一隻角落能搭窩棚，栽些稗糜，他們也就應付了，可是女真的婦女不行，她們大小也是人上人，要人伺候，要吃現成的。老公公、老婆婆，乃至大姑子、毛丫頭，這一切給養都得由當官的供養，不這樣還要什麽皇帝。但是宣宗皇帝只有一個河南，最多再加上一點點關中的殘破之地，他憑什麽做這個皇帝呢？

放棄北京并不等於放棄其他的地方。山西雖然已經殘破，但是不還有山東嗎？山東的生産力還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壞。梁山泊雖然已經説得稱王稱帝，其實那只是杭州瓦子裏的故事，宋江在北宋時期久已投降了，關勝、李逵久已被劉豫殺了。戴宗確有其人，但那雙踏著風火輪的腳久已被海陵王戳穿了，并没有這回事。至於那位水上英雄張順，雖然確有其人，但是他的出現在蒙古封鎖襄陽之後，這時大約還没有出世。總的説來，山東東路和山東西路應當還是太平的，可以作為宣宗的大後方，但是事實不是如此。

在蒙古大軍準備進攻河南之時，南宋已經看到了山東的軍事價值。在西南一帶久經鍛煉的彭義斌這時出現了。義斌，湖南人，青年時代由於在西南和少數民族作戰，獲得了一定的鍛煉，成為一位名將。這時他正帶著少數軍隊由南方轉戰直到山東西路東平一帶，所向無敵，號稱山東宣撫使。宣撫使是南宋在作戰中最高的地位，帶著這個軍銜出征，正見到南宋對山東的重視。當時的山東也有許多本地土生土長的領導，資格最高的是楊安兒，其次則有李全，後來娶了安兒的女兒，號稱為三十年梅花鎗。李全後來投降南宋，投降是假，要想奪取王位是真。在他包圍淮南名城揚州的時候，守城的李庭芝把城河水放了。李全一見大喜，縱馬渡河，準備奪取揚州，終於被亂箭射死，做完了稱帝的美夢。

無可諱言，彭義斌是做過一些鎮壓少數民族工作的，現在他不做了，他以宣撫使的名義開向山東、河北一帶。當時的南宋已不是紹興初年的南宋了，民族意識的覺醒，經濟力量的發展，帶來了恢復的意念。彭義斌的北伐是奉宋朝廷之命進行的，無奈到了東平界首，受到了嚴實的阻撓。嚴實已經據了數州之地，又扼住了南北通道的咽喉，是一支不可輕敵的力量。義斌承諾把宣撫使的頭銜讓給他，可是嚴實還是不讓通行，最後經過一番較量之後，義斌終于被殺，完成了一位愛國志士的事業。而嚴實却在宋亡以後，再由忽必烈收拾乾盡。

在太原、洛陽、女几三處之間迴轉了一年之後，好問看到國家的前途已經是不可聞問了。他的前途惟有找一個容身之地。金的土地只剩得河南和陝西的一隅，山西也許還有敵人未到之處，好問有《并州少年行》：

北風動地起，天際浮雲多。登高一長嘯，六龍忽蹉跎。我欲横江鬥蛟鼉，萬弩迸射陽侯波。或當大獵燕趙間，黄羆朱豹皆遮羅。男兒萬馬隨撝訶，朝發細柳暮朝那，歸雲黑山布陽和。歸來明堂見天子，黄金横帶冠峨峨。人生只作張騫傅介子，遠勝僵死空山阿。君不見，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淚滂沱。著鞭忽記劉越石，拔劍起舞雞鳴歌，東方未明兮奈夜何。

這首詩是貞祐四年（1216）作。從這年起，遺山的生活，主要是在避兵中度過的。是年又有《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一首，關中已經是“帶甲滿天地”的世界，可是還没有完全陷落。長源至涇州，用薦書得史館從事。實際上一無可為，在亂世找一噉飯所在而已。好問詩言：

山骨稜稜雪花白，北風不貸單衣客。與君此别欲何言，若箇男兒不湮阨。相濡相呴尚可活，轢釜何曾厭求索。從知鮫鱷無隱鱗，芥視三山需一擘。自古飢腸出奇策，漢廷諸公必動色，見君軒蓋長安陌。

其實這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慰藉。好問和長源是知己，長源的詩歌、長源的史學，好問是全知的。在這個“帶甲滿天地”的時代裏，一擊不中，群飛沖天，長源的前途，可想而知，好問不容不知道，但是他竟是無可奈何。去涇州是不得已，不去涇州又將如何？正如後來的好問，到東平是不得已，不去東平又將如何？人生的道路盡多可以自己決定的，但是也何嘗没有自己不能決定的。不過到了名節攸關的地步，不容不作出自己決定的時候，那時即使赴湯蹈火，盡有湯火在所不顧的情況。人總還是人，他不能不作出一個為人的決定。長源的遭遇，我們後面將看到。在混戰的當中一切艱險都不能算意外，何況當時的女真人是把漢人看成是低人一等的呢！

戰事正在膠著中，可是金人處在劣勢，蒙古的大軍正在一步一步地逼進。

這裏我們必須提起他的好友李汾。汾字長源，平晉人。仕至史館從事。舊例以宰相領史館，凡編修官專纂述之事。從事特抄寫小史，編修官得目録，分受纂述，以授小史録潔本再呈長官。李汾素高亢不可一世，史館編修率以新進入館，史家凡例或未盡知。李汾入館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朗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為一語曰：“看。”秉筆諸人多切齒，訟於有司，則漫為和解之。在蒙古發兵進攻陝西中，李汾所作尤多，如“洛陽才子懷三策，長樂鐘聲又一年”，“烟波蒼蒼孟津渡，旌旗歷歷河陽城”，“長河不洗中原淚，趙括尤非上將才”，“三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鵑”，“空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門前”之類，對於當時關陝的争奪戰，確實是非同凡響的。

但是蒙古席捲中原的形勢，究竟不是金人抵當得了的。最後只能以河南的一隅支持中原的戰局，不幸的是宣宗在旁皇無路的情況下，更加緊地發動對南宋的攻勢。

南宋是不是應付得了呢？應當説是綽綽有餘。在高宗的時代，金人以席捲南下的形勢，欺騙訛詐，無所不為，確實是宋人招架不了的，但是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形勢變了。當時是没有韓世忠、岳飛、劉錡、魏勝這樣的驍將，但是戰事的決定，在將士的驍勇以外，還有時代的因素。蒙古大軍已經在摧殘河北、山西之後，現在正在摧殘陝西。寧夏的西夏本來是金人的與國，一向稱臣納貢，但是這是當時的時代使然，在宋、夏之間脱離接觸，久已相安無事，金人又不斷失敗之後，西夏已和金人斷絶往來了。不過這於西夏也并没有多少好處，因為蒙古入侵西夏之後，西夏也亡國了。因此金人當前的敵人只有蒙古，而他們自救之策，除了入侵南宋以外，更想不到其他的辦法。

這裏主要的錯誤，是既不認識自己，也不認識宋人。

在金人進攻北宋之初，他們乘著席捲全遼之勢，大舉南下。倘使宋人運用唐肅宗即位靈武的故事，宋人不是没有收復中原的可能。但是欽宗不怕金人的進攻，而怕徽宗的復位，待到把徽宗追回以後，徽、欽二宗同往青城和狡詐百端的金人議和，父子二人同時落網。幸而康王在外，辛苦百端，經過長期的鬥争、稱臣、稱侄、軟硬兼施，勉強維持了一個半獨立的局面，以淮水中流為界，每年還得照例進貢，進貢之餘，對於金使還得照例獻納。但是中國究竟是一個大國，東起沂泗，中經唐鄧，西迄商秦，在後來幾次戰争之中，究竟還能和金人打一個平手。到十三世紀的初年，蒙古大兵南下，宋金之間的形勢，更來了一個轉變，現在已經不是金人南征，而是宋人北伐的年代了。彭義斌的北進，固然由於嚴實的出賣而失敗了，但是後繼有人，金人的命運是不長了。

金人最喪失人心，也喪失軍心之事，莫過於軍田。

從古代一直到唐代，没有軍田。在戰争中，百姓奉詔出征，軍士的食糧由國家供給，家屬的食糧由他們自己供給。當然，由於作戰，勞動力不足，糧食的生産不足，這是事實。杜甫不是説過嗎，“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但是金代是以軍隊征服中國北方的，無形中造成以漢地居民供養金軍人的事實。及至猛安、謀克分調南來之後，再進一步造成以漢地居民供養金軍及其家屬的情況。金人和蒙古作戰的形勢愈急，漢民族的供養義務也愈重。據《金史·食貨志》，“宣宗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軍户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當時的宰臣提出：“當指官田及牧地分畀之，已為民佃者則俟秋獲後，仍日給米一升。”這是所謂括地。當時侍御史劉元規指出：“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東已為此舉，民之塋墓井灶悉為軍有，怨嗟争訟至今未絶，若復行之，則將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

括地之事没有辦成，但是河北的軍民徙居河南，官兵既然要河南養，官兵的家屬又憑什麽生活呢？貞祐三年十月高汝礪言：“河北軍户徙居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費三百六十萬石，半以給直，猶支粟三百萬。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租纔一百五十六萬，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之。”這一下遂以官荒田及牧地可耕者分給北來軍户，每人三十畝。

這件工作剛做畢，十一月又議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仍命高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均以可耕者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之地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況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軍不可仰此得食也，審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轉輪，日不暇給，而復為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户暫遷，行有還期，何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為，況無所利乎？”其結果是一半給糧，一半給價，作為一種調停的計畫。

貞祐四年（1216），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事情剛辦成功，宣宗又命省院會議怎樣籌措軍糧。當時的大臣説：“今軍户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計當口占六畝有奇，日後續來者尚不在内，但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而遠來，但月支口糧又不可遽罷，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軍民一概許與開闢。”管民事的尚書院是這樣説的，但是管軍事的樞密院不同意，他們的意見是“牧馬地少，且多荒難耕，軍户復乏農器，然如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鋭待敵之計。給之則亦未能遽減其數，惟有待以歲月，俟頗成倫次，漸可以省官糧耳”。其結果是由民開，能開牧馬地及官荒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為永業，以另外一半給軍户。

就在這一年尚書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安坐待哺，不知屯田為經久之計。請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以逸待勞之計。”這個奏章得到宣宗的同意，但是不能實行。

興定五年（1221）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魯上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逋户舊耕田，南京一路（指開封府附近）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内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飢民流離者太半，東、西、南路計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既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斂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户，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可數歲之後，畜積漸饒，官糧可罷。”這時離金人亡國，已經不遠了，一切計劃都成了泡影。

金人之興，主要靠的是猛安、謀克的力量；大定以後，雖然一再號召他們復振祖宗的遺業，但是世宗去世以後，章宗最多只做到守成的功業，但是已經失去了中興的光彩。衛紹王、宣宗那就更不如了，亡國的命運正在等待著哀宗。以殘破的河南養朝廷百官和四十萬口的官軍老幼，更加是力不勝任，這時即使賢能在位，猶恐應付無方，何況哀宗只是一個中才之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