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好問進入汴京。次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再改為天興。

《金史》本傳：“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

從一般情況講，從外州知縣擢為尚書省掾，不久進為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這是一種特有的擢升，而在這次擢升中，禮部尚書趙秉文曾經為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不過，時代不一樣，在這個兵荒馬亂中，調升要地，焉知非禍。只是當時的元好問，還没有看到這一點。

早一年，他的夫人張氏病殁。開興三月朔，第三女阿秀又死於汴州。有《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興定乙卯，生於登封。年十三，予為南陽令，其母張病殁，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為言：“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曰：“女從母為順，寧從母死耳。”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

這裏看到遺山入京以後，死喪之災，接踵而來；而且不久而後，國家的厄運，也相繼而至了。

這一年正月蒙古兵破唐州。金元帥婁室在襄城、汝墳和蒙古兵接戰，婁室退至汴京，這是説金人的最後一道防綫，已經到了京城的周圍了。本來的元帥古里甲石倫已經退休了，重行起用。軍隊從各個方面調到汴京附近，甚至連軍士的家屬也調來，這一來就是五十萬人，增加了守禦的力量。其餘正在調遣中的還不計其數。蒙古兵也集中在鄭州，前鋒直薄汴京。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汴京的争奪戰。金人已經把可以調動的軍隊都集中在汴京的四圍，蒙古兵也集中兵力準備結束這一仗。

在這次戰争中，陳和尚的英雄氣概特别出了名。陳和尚仿佛姓陳，以僧侣為業，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他姓完顔，是金皇族的一家，他的部下是一大群無賴，回紇、乃蠻、羌、渾以及中原被俘的逃犯，無所不有，可是在陳和尚的帶領下，每個人都成為戰争中的英雄。三峰山一戰，陳和尚走鈞州。蒙古兵破鈞州，遍索陳和尚不得。兩日後自出，問其姓名，他説：“我就是忠孝軍的總領陳和尚，戰勝大昌原的是我，戰勝衛州的也是我，戰勝倒回谷的還是我。我死在亂軍中，人必謂我有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的大將看到陳和尚必然不肯投降，請他喝過馬奶，他一邊令人開刀，一邊説：“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三峰山一敗以後，金兵不可復振，但是汴州仍在堅守中，蒙古兵就在汴州的周圍作戰。

皇帝實在不是容易做的。遇到國勢昌盛，大家客客氣氣地稱你一聲皇帝；可是遇到困難的時代，那時大家就會指你罵“昏君”、“殺坯”。其實皇帝也真可憐，他只是同我們一樣，五官七竅、飲食、男女、拉溺，没有什麽特别的功能，為什麽要他負這麽多的責任。當然，你也可説：那麽他為什麽要當皇帝呢？其實他是不得已，是不由自己做主的。明代的思宗其實是一個好人，恰恰又是老五，原來輪不上他來頂缸的。老大糊塗蟲熹宗又没有留下一個孩子，不幸老二、老三、老四接連死了一大串，這一來這位十七歲的小老五就非得做皇帝不可，也必得由他調兵遣將，東邊去打滿洲韃子，西邊去打李闖王和八大王。不錯，他到末年已經三十多歲，應該懂事了。可是，我們也久已三十多歲，甚至遠遠不止三十多歲，又懂得多少呢？想到這位思宗，我真替他可憐。他為了要防備韃子衝進山海關，竭盡全力遏守那一綫，甚至在闖王已經逼到涿州，他還想挣扎一下。一個清晨，他召集幾位大臣商量一下。大臣在下面高聲嚷道：“奏明皇上，李自成決定不敢前進。”思宗覺得這話説得有憑有據，非常切實，當下問道：“為什么？”大臣高聲喊道：“因為皇上福大。”虧得思宗還是有涵養的，他一腳踢去皇上的御案，勃郎蕩來一過四腳朝天。其實思宗為了抵禦韃子，捨不得調他新練的一支大軍，及至李自成進京兩天，這支大軍方纔赶到，皇上早已自殺了。

哀宗的情況，當然不同于明思宗，但是他也是不同于陳後主或是南唐後主的人物，這是無可置疑的。在汴京被圍的當中，為什麽他決定要出京？汴京是一個富庶的地方，即使在這個戰事頻繁、蒙古的軍隊幾乎把汴京包圍起來的時代，究竟還是有隙可乘，自己帶了大兵出城，蒙古兵是來不及一呼盡至，把他包圍，那時出汴究竟是可能的。只要自己有足夠的勇氣，突圍是必然可以成功的。但是哀宗的目標，絶對不可能只是突圍。在他原定的計劃裏，是留著皇太后、皇后在京，假如只是突圍，那豈不是把兩宫白白地交給蒙古，作為人質，為自己日後的屈服留下一條後路，這是戰争中的真正領導者所不屑的。至若所傳請以一車兩馬載國史文籍自隨之説，可能只是當時有這樣的傳説，其後哀宗自縊于幽蘭軒，金之史料，遂不復全，因有此説。其實在哀宗出京的時候，即使在屢經挫敗之餘，必然還認為蒙古是一個組織尚未完備的部族，在作戰中即使有偶然獲勝的可能，但是較之于金，未必有決勝的把握。

歷史不是没有偶然性的。但是在許多偶然性的巧合碰在一起時，那就成為必然性了。哀宗的渡河作戰，是他的決心和當時的處境一經結合必然發生的結果。渡河作戰，終歸失敗，汴京城中的一個小小的西面元帥崔立，乘機作亂，遂使遺山蒙不世的汚名，這是無論如何洗刷不清的。假如這時他還在鄧州，情況當然就不同了。

哀宗的決定親征，是一個非常堅決而又勇敢的策略。估計到當時女真和蒙古的情狀，也不失為是經過仔細衡量的決定。兩方面都是新起的民族，都有一種敢於進取的勇氣。所不同的是蒙古族還没有掌握過政權，因此也很少受到腐蝕的機會，在這方面是比較堅強的；女真族已經掌握政權一百多年，因此不免受到暮氣的腐蝕。西方民族在接觸到滿洲政權時，就有這樣的記載。滿洲政權在最後一段時期，和西方民族辦理外交的機構稱為總理各國衙門，帶頭的是一個親王如恭親王、慶親王之類，其他的都是些尚書、侍郎之類。接見之初，除了握手打躬之外，照例都不做聲。僵持了一段時間以後，親王第一個開口，他咋呼著：“今天天氣好哇！”於是其餘的大官兒一個接一個地説：“今天天氣好哇！”有個别的初來東方的竟是記著：“好像一片狗吠之聲。”滿清的末年竟是用這一套辦法處理外交的。這樣的人才處理二十世紀縱横捭闔的局面，其結果當然只有兩條，不是亡國，就是革命，二者是必居其一的。

金末的太學生劉祁在他的《歸潛志》裏也有類似的記載：

南渡（指宣宗徙都開封事）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苟安目前為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歎吁。已而敵退解嚴，則又張具會飲黄閣中矣。每相與議時事，至其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國。

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每有四方災異或民間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當時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又在位者臨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吁！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無鋒芒、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遽退閑，宰執如張左丞行信，臺諫官如陳司諫規、許司諫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終其任也。

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切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

哀宗決意親征，大政方略既定，這就決定以完顔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顔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留守京師。奴申和阿不兩位是駐守京師的主要人物。以把撒合為外城東面元帥，朮甲咬住為南面元帥，崔立為西面元帥，孛朮魯買奴為北面元帥。一個開封城，負責守城的是四位，都是元帥。當時的佈置，確實是没有經過熟慮的。哀宗既然決定親征了，親征的方向，一時也没有決定主要方向，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件。哀宗認為蒙古的重兵在西，破鳳翔府在西，破潼關的也在西，因此主攻方向必然在西。這裏看到哀宗確實是一個決心求戰的領導，但是他却没有考慮到西向求戰的艱苦。幸虧鞏昌元帥完顔忽斜虎從河南府來，他指出從開封往河南府，三百里之内，人民都逃完了，没有竈，也没有井，即使有井也填塞了，大兵一動，憑什麽可以生活下去。這時事實勝於雄辯，哀宗決定放棄西行的計劃，但是他的求戰心切，這是不能動摇的，他立刻決定把方向改成向北，好在哪裏都有蒙古的武士，要打仗是不愁找不到對手的。

天興元年（1232）十二月初一，哀宗出京，留守官和京城父老至城外奉辭，哀宗和留守奴申談到東面元帥李辛口出怨言，罷為兵部侍郎。在哀宗出遠以後，奴申召李辛，李辛一想，情況可能已經洩露了，下了決心向蒙古兵乞降，棄馬出城，這裏奴申立刻派人把他捕獲，當即殺了。汴京城裏的百官和人民日夜盼望哀宗能把蒙古兵打退，蒙古兵没有打退，汴京的物價却在飛漲，後來傳到的消息，是哀宗已經渡過黄河，徑造歸德去了。宋代以來，當時有四京：北京大名府、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歸德府。歸德雖然也是京城，究竟和開封不同，相去太遠了。奴申還記得哀宗在京中時，曾經發過一次雷霆，責問丞相僕散七斤：“近日紀綱安在？”七斤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因為他根本不懂得“紀綱”就是法制的意思，還誤以為是一個皇帝感興趣的人，只有戰戰兢兢地迴報一聲。待迴衙以後，他厲聲地對屬下説：“皇上追問紀綱安在，你們哪一個曾經把紀綱帶給我看一下？”用這樣的人作宰相，鋒芒確是没有，易制也不容置疑，但能夠擔當得起重任嗎？

哀宗確實是一個值得同情的皇帝，但是在他左右却聚集了這一大批承平時裝腔作勢，戰争時一籌莫展的大臣和元帥。蒙古的軍隊正在從多方面包圍過來，自己却封鎖在歸德城内，他没有可靠的後方，没有得力的大將和重臣。歸德和汴京相去并不遠，汴京已經到了斗米二十兩白銀的境地，搢紳士女行乞於市，有的甚至於自食妻子。一切用皮革做成的家具，早已煮食殆盡。王侯第宅，故家喬木，也已砍伐無餘，毋庸置議了。

東面元帥李辛因為設法投降被殺了，西面元帥崔立却能幹得多。他按計劃是殺了阿不、奴申等人，立梁王監國，對蒙古投降，自稱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計劃定了以後，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翰林直學士王若虚為文。若虚自分必死，私謂左司員外郎元好問：“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不過，首先和他們談一下。”他和翟奕説：“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而言？”翟奕大怒説：“這還要問？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這不是功德是什麽？”若虚道：“學士的責任是代君主立言。這樣的功德碑，是代君主立言的體裁嗎？還有一層，丞相既以汴京投降，滿朝官吏都是丞相的部下，自古豈有部下替主子歌功頌德而為人們所信者嗎？”若虚的議論，侃侃而談，翟奕一時竟説不上來。

但是功德碑還是要立的。崔立只是汴京一個潑皮，可是對於立碑的事却非常熱切，他認為擁立梁王監國，向蒙古人投降，免去一城的屠殺，是一件非常的功德，因此要立碑，為自己樹立一個千古的紀念。可是問題在於由什麽人撰作呢？當然應該由王若虚撰述，他是學士，是當時最有名的文人。可是王若虚愛惜自己的聲名，不肯為漢奸樹碑立傳，那麽由誰來撰述呢？當時的才子還有超過好問的嗎？好問也不是不能為漢奸樹碑立傳的，但是他還下不了決心，這就想起當時的最高學府太學的高材生劉祁。劉祁推卸不得，可是他也以為漢奸撰碑為恥，不過還是作了。遺山見獵技癢，他後來作過不少的辯訴，但是却無從洗刷他曾做過大量修改的事實。

劉祁對於這件事實，在他的《歸潛志》裏是和盤托出的：

崔立既變，以南京（此指金之南京，實即汴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邪？”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

數日，忽一省卒詣予家，齎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予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邪？”即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為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吾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予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為。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為之何辭？君等無讓。”予即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予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予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為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於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為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為之亦不傷於義也。”余於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為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於不得已邪？因遜讓而别。

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略為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即引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杯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既飲，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作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為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以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為智？子熟思之。”予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予既為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予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於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為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予曰：“裕之作正宜，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為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予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敍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即於燭前焚其稿。遲明，余輩趨去。

這是劉祁《歸潛志》的記載，他指出這篇碑文主要是遺山作出的，自己，甚至王若虚都曾經共同商定，麻信之也參與其事。

但是，遺山的《外家别業上梁文》的記載却不是這樣：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匽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蟫蠹書癡，雞蟲禄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跡，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吴，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于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群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為？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跡。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閒，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鱉，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自注：予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枚舉之類也。） 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録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之一丘，（自注：東皋子《北山賦》：菊花兩岸，松聲一丘。） 近桃花之三洞。（自注：予此别業，與白子西所居相近。） 東牆西壁，無補拆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户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鋭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韮晚菘，尚愧奪園夫之利。彼扶摇直上，擊水三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意，演為助役之謡。

以劉祁和遺山兩篇作品相比，他們之間是有相當的距離。但是劉祁并不諱言自己也參與其事；遺山則極力洗刷，正因遺山亟于洗刷，愈覺劉祁的可信。從另一方面言之，遺山有《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順天萬户張公第二碑》，能為嚴實、張柔作碑，當然也不難於為崔立作碑，因為從大義講，三人的為蒙古前驅，其實是没有什麽差别的。按照當時蒙古軍的規律，在圍城時，城中敢於抵抗者，城破之後，不論老幼，一概處死。遺山之兄敏之即以此被殺。因此遺山亦不難於為崔立作碑，所以在劉祁、遺山的不同記載中，劉祁的話是比較可信的。

這一年是1232年，距現在七百五十年了。無論是女真，是蒙古，甚至是漢人，大家都很幼稚，很少有，甚至竟没有接觸到現代的文明，因此在戰争，在敵對，甚至在人與人的接觸方面，是很難用現代文明的認識來衡量的。在敍述到當時的歷史現實的時候，我們很難為當時的現實諱飾，甚至也不應當諱飾，因為有了過去纔有現在，現在是由過去一步一步地發展而來的，而且還必然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共同創造更加文明美好的將來。

敍述汴京失陷以後的情況，遺山有《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旁僵卧滿纍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回頭？

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鐘滿市排。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

白骨縱横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烟却數家。

此外，尚有《續小娘歌十首》（既曰“續”，則當另有《小娘歌》，但是已經失傳了）：

吴兒沿路唱歌行，十十五五和歌聲。唱得小娘相見曲，不解離鄉去國情。

北來游騎日紛紛，斷岸長堤是陣雲。萬落千村藉不得，城池留著護官軍。

山無洞穴水無船，單騎驅人動數千。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何處過明年。

青山高處望南州，漫漫江水繞城流。願得一身隨水去，直到海底不回頭。

風沙昨日又今朝，踏碎鴉頭路更遥。不似南橋騎馬日，生紅七尺繫郎腰。

雁雁相送過河來，人歌人哭雁聲哀。雁到秋來却南去，南人北渡幾時回？

竹溪梅塢静無塵，二月江南烟雨春。傷心此日河平路，千里荆榛不見人。

太平婚嫁不離鄉，楚楚兒郎小小娘。三百年來涵養出，却將沙漠换牛羊。

飢烏坐守草間人，青布猶存舊領巾。六月南風一萬里，若為白骨便成塵。

黄河千里扼兵衝，虞虢分明在眼中。為向淮西諸將道，不須誇説蔡州功。

這後面十首歌是蔡州陷落以前的詩呢，還是陷落以後的詩？從我的認識看，是蔡州陷落以前的詩。哀宗在開封陷落以後，擺脱歸德左右的蒙古侵略者，移駐蔡州，這是事實。後來他在蔡州自殺，金亡，這也是事實。但是作為一個詩人，一再勸導宋人，指出虞、虢分明的故實，那就未免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浪費，因為如若蔡州已經陷落，勸導完全是不必要的了。我的估計是汴京陷落以後，哀宗自歸德南行，駐軍蔡州，蒙古和宋人正在聯繫，因此遺山有此一詩。不過這首詩蒙古人不感興趣，宋人又急於復仇，甚至還在計劃在亡金的遺址上，畫出一條保衛自己的藍圖，對於這首詩也不是聽得進的。

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中，我們感到震動的是汴京陷没以後，蒙古人對於金人的處理，完全和北宋没落時金人對於宋人的處理一樣，幾乎是一幅破京大掠圖的複印本。隨營大佛、大樂編鐘，阿骨打、吴乞買這些人是不感興趣的。這正和木華黎一樣。從《續小娘歌》裏却看到一個新的發展。當時的蒙古已經打過中亞細亞，而中亞細亞的商販，包括人販子在内，却大量地湧向東方。“三百年來涵養出，却將沙漠换牛羊”。這一種人的買賣，蔡州下的時候固然有，汴州下的時候也同樣有；甚至因為人口興旺，買賣的市場來得更興旺發達。痛苦的是這些兑换牛羊的“楚楚兒郎小小娘”之中，絶大多數不是女真人，而是那第三階級的接受女真人統治的漢人，“三百年”是從開寶之初（960）計算，直至1234年汴州城破為止，共二百七十五年，舉大數計則為三百。倘若從靖康元年（1126）金人入汴計算，是無論如何不能滿三百年的。這就給我們上了一課，亡國奴是世襲的，不但自己寧死不能當，即為子孫後代計，也是寧可絶子絶孫也是不能當的。這裏我們為遺山惋惜的是他理解到這一點，却忘去自從936年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之日起，“沙漠换牛羊”的厄運久已籠罩在北中國人民的頭上，每一個統治者都有不可推却或卸滅的責任，更不能單獨責成這個二道販子的金哀宗。

哀宗出汴時的策略是説不清楚的。最初他是想沿河西上，可能還有恢復西京和潼關的幻想。及至完顔忽斜虎告以京西三百里之内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井竈，這就改定方向，決心北向求戰。這種臨陣決策盲目求戰的方法，實在是兵家的大忌。既然不能向西，大將們提出向北。天興二年（1233）陰曆正月初一渡河。哀宗和部分在河北，大軍還在河南，蒙古兵來了，部分金兵戰死，部分出降，也有部分軍官不顧同僚還在死鬥，乘機過河，哀宗把這些軍官殺了。平章白撒引兵攻衛州。三日内，元兵自河南渡河，直至衛州，白撒大敗，棄軍東遁。二十日，哀宗以白撤謀，夜棄六軍渡河，走歸德。黄河北岸的地區，全部放棄。在哀宗已經無力收復汴京的當中，崔立舉兵乘機為亂，由梁王監國。崔立自稱左丞相、鄭王，終於投降蒙古，這就成為必然的結果。四月，崔立以梁王等至青城，皆為蒙古所殺。

四月間，金人必亡的形勢完全暴露了。二十二日，遺山上書耶律楚材：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豫為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椳楔，楹杙甍桷，雜出于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内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焕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吕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柏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彦，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洺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温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于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冒瀆臺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這篇作品的寫成，是在四月下旬，正是蒙古軍隊包圍汴京的當中。十十五五的小姑娘，正被蒙古軍隊掠去，準備賣給西方的回紇。她們之中，有的是還未出嫁，有的是已經有了愛人的。“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回頭？”“三百年來涵養出，却將沙漠换牛羊”。遺山的詩是寫得非常動人的。這樣的詩才是真正的詩史，是中國二三千年以來的作品中最能動人的一部分。要把那些花花草草、桃紅柳緑的詩和遺山的這些叩人心弦的作品相比，中間的距離是不可以道里計的。要是我們把遺山放在中國第一流的詩人之中，那是絲毫没有愧色的。遺山採取的道路應當是怎樣的呢？中國的古書也留下了一個深刻的教訓：“兄弟之仇不反兵。”那就是説，為了兄弟之仇，看到敵人時，來不及回去揀取武器，手中有什麽殺人的武器就用什麽武器，趁機先把敵人打死，然後再作考慮。這樣的人纔是有人性有熱血的人。然而好問只會作詩，他甚至還要齋戒沐浴，獻書敵人的頭子，歌頌他的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不但他自己如此做了，還要拉上一大批人，希望敵人主盟吾道，樂得賢才而教育之。在讀到這篇對於中書相公閣下的作品以後，只感覺得是在發昏，莫非我是在頭腦發昏，竟把《續小娘歌》和給中書相公閣下的獻書作為一個作者的作品？莫非是有兩個元好問，一個是同情人民，把吃苦受罪的人民認定是自己的血親骨肉，一個是厚顔無恥，把滿手血腥的敵人當作自己的再生父母？假若這就是文學，那麽文學還有什麽可以提出的價值呢？

給耶律楚材的信是四月二十二日的。二十九日遺山被執，羈管聊城。在這數日之中，遺山有幾首堪稱絶唱的七律的。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

翠被匆匆見執鞭，戴盆鬱鬱夢瞻天。只知河朔歸銅馬，又説臺城墮紙鳶。血肉正應皇極數，衣冠不及廣明年。何時真得攜家去，萬里秋風一釣船。

慘澹龍蛇日鬥争，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精衛有冤填翰海，包胥無淚哭秦庭。并州豪傑今誰在，莫擬分軍下井陘。

鬱鬱圍城度兩年，愁腸飢火日相煎。焦頭無客知移突，曳足何人與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書絶，落日孤雲望眼穿。

萬里荆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即荆榛。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虱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烟何處望行人。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横流要此身。

五雲宫闕露盤秋，銀漢無聲桂樹稠。複道漸看連上苑，戈船仍擬下揚州。曲中青塚傳新怨，夢裏華胥失舊游。去去江南庾開府，鳳凰樓畔莫回頭。

次年四月二十九日遺山出京，這次是作為亡國大夫接受審查的。

但是在遺山羈管聊城之前，還有一個必須搞清楚的問題。歌頌崔立的這篇功德碑文的問題，劉祁參與其事，是没有否認的，遺山則極力辯護，認為與己無關。崔立於天興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被殺，其後遺山在《外家别業上梁文》極力為自己洗刷。也許他在羈管聊城中還得重申舊事罷，因為没有記録，這裏從略。

遺山發遣聊城羈管是四月下旬，有詩一首：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只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華表鶴來應有語，銅盤人去亦何心。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閲古今。

青城在汴州城東五里，為金國初粘罕受降之處。當時宋徽、欽二帝及后妃皇族皆至此乞降，因盡俘以去。哀宗天興二年太后、皇后、荆王、梁王皆詣此乞降，荆王、梁王被殺，太后、皇后及妃嬪等皆北徙。遺山弟子郝天挺《陵川集》有《青城行》一首，附録於此：

壞山壓城殺氣黑，一夜京城忽流血。弓刀合沓滿掖庭，妃主喧呼總狼藉。驅出宫門不敢哭，血淚滿面無人色。戴樓門外是青城，匍匐赴死誰敢停？百年涵育儘塗地，死霧不散昏青冥。英府親賢端可憐，白首隨例亦就刑。最苦愛王家兩族，二十餘年不曾出。朝朝點數到堂前，每向官司求米肉。男哥女妹自夫婦，靦面相看冤更酷。一旦開門見天日，推入行間便誅戮。當時築城為郊祀，却與皇家作東市。天興初年靖康末，國破家亡酷相似。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尋常事。君不見二百萬家族盡赤，八十里城皆瓦礫。白骨更比青城多，遺民獨向王孫泣。禍本骨肉相殘賊，大臣蔽君尤壅塞。至今行人不歎承天門，行人但嗟濠利宅。城荒國滅猶有十仞牆，牆頭密匝生鐵棘。

在這首詩裏，作者首先指出金人亡國之慘正和北宋一樣，其次指出金人骨肉相殘之禍，至於禁錮青城，自幼至老，男女自相婚配，及至亡國之日，駢首就戮。這種殘痛，歷史上不止一次，當然金人也無從倖免了。

這一年秋天，遺山有《南冠行》，所謂“南冠”，當然是指的這一大批女真的遺臣，所苦的是他們并不是女真的貴族而止是三等人民。在女真當權的時候，上面還有女真、契丹，他們即使得了一個什麽學士、郎中的名稱，其實在和女真當道的會議中，并没有多大的發言的餘地；但是一旦女真失敗以後，他們同樣受到南冠而囚的處分，那可是當真平等了。

南冠行

南冠纍纍渡河關，畢逋頭白乃得還。荒城雨多秋氣重，頹垣敗屋深茅菅。漫漫長夜浩歌起，清涕曉枕留餘潸。曹侯少年出紈綺，高門大屋垂楊裏。諸房三十侍中郎，獨守殘編北窗底。王孫上客生光輝，竹花不實鵷鶵飢。絲桐切切解人語，海雲唤得青鸞飛。梁園三月花如霧，臨錦芳華朝復暮。阿京風調阿欽才，暈碧裁紅須小杜。長安張敞號眉嫵，吴中周郎知曲誤。香生春動一詩成，瑞露靈芝滿窗户。魚龍吹浪三山没，萬里西風入華髮。無人重典鷫鸘裘，輾轉空床卧秋月。寶鏡埋寒灰，鬱鬱萬古不可開。龍劍出地底，青天白日驅雲雷。層冰千里不可留，離魂楚些招歸來。生不願朝入省，暮入臺，願與竹林嵇阮同舉杯。郎食猩猩唇，妾食鯉魚尾，不如孟光案頭一杯水。黄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間愁。撑霆裂月不稱意，更與倒翻鸚鵡洲。安得酒船三萬斛，與君轟醉太湖秋。

這是好問在羈愁中的一首放歌，其實他還是在羈愁之中。汴京的好夢已經完了，女真的皇帝還不知道在哪裏跋山涉水，自己的運命全在蒙古軍隊的掌握之中。有的人是在汴京城裏擫笛聽歌，自己却在荒城頹垣中聽憑蒙古士兵的呼喝。這是什麽生活呢？是不是在女真皇帝統治下要好一些呢？遺山是絶頂聰明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連王若虚、楊雲翼這樣高年的大臣、出群的幹才，有時也得伺候女真皇帝的顔色，倒是那些“養相體”、“恐生事”的人成為朝廷的柱石、國家的棟梁！在這個政權之下，要想有所作為，那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那麽，就到蒙古政權之下，找一個藏身之地，是不是還有一些指望呢？遺山記得清清楚楚，自己不曾去信耶律楚材嗎？不但為那大批的人士謀出路，而且也隱隱約約表示自己不是不準備以忠赤報答蒙古的。可是耶律楚材的答覆在哪裏呢？遺山準備為蒙古賣力，可是還没有來示，是不是需要這樣的文人。好吧，聊城還是聊城，且在這裏好好地休養一番，再看將來的去就吧。

還有那個女真皇帝呢？哀宗的地面本來越縮越小，後來縮到以黄河為界，現在黄河南岸的重心汴京已經放棄了，西邊的蒙古兵又打過來，眼看洛陽這座府城也在動摇了，單單剩了歸德，這是當時的南京。萬一蒙古兵一邊從黄河渡過，一邊再從汴京東進，歸德守得住嗎？他的決心是要放棄歸德的，但是到哪裏去呢？這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希特勒繞過馬其諾防綫一樣。本來法國人以為馬其諾防綫是萬無一失的，然而希特勒竟把這條防綫衝破了。在這個時候，英吉利海峽對岸的丘吉爾舉手相招，只要法國人繼續抵抗，英國人準備以英國為基地和法國休戚相共。那時以英國為基地，英法聯軍，和希特勒繼續作戰，戰事還是有把握的。可是馬其諾是法國的膽子，馬其諾防綫破了，法國眼看撑不住了，無論當時的鄰國怎樣支持，法國的維希政府領袖貝當將軍決定投降。在女真和蒙古的作戰中，第二步是以黄河為防綫的，汴京一失，哀宗認為無險可據，這就下定決心，放棄歸德，撤兵南向，再找立足的生路。金人本來是以開封、河南、歸德、正定為四京的，現在四京都放棄了，哀宗就得找下一步的立足點了。經過考慮，最後決定遷都蔡州，當然這也只是一個初步的決定。當時的女真將帥對於蒙古的作戰，已經没有任何的把握，繼之而起的還是一個老策略，他們準備向南宋進攻，奪取一條出路。但是他們却忽略了一個目前的事實，宋人也在準備趁著金人衰敗的當口，奪取金人的一部分，以為日後與蒙古直接接觸時的根據。所以在這裏金人和宋人走上了同一條道路，即使最兇悍的蒙古人正在旁邊，隨時可以發動規模更大的運動戰，金人和宋人的部分接觸是無可倖免的。但是，從另一面説，這場接觸決不可能成為大規模，因為雙方都瞭解必須留下更大的實力，以為戰勝的金或宋與蒙古作最後的生死搏鬥。

第一個動手的是金人，這是一位讀書不熟的老童生，他總以為宋人還是一百多年以前的宋人，只要金人動手，宋人是無法抵抗的。他們也許認為宋人只是從前的那一樣，正如瓦子裏所説的一樣：“敵人有拐子馬，我們有神臂弓；敵人有四太子，我們有韓元帥。”可是最後説到“敵人有狼牙棒”，止能答一句“我們有天靈蓋”。可是現在的宋人不一樣了，即使敵人有狼牙棒，我們有震天雷，宋人是不怕金人的。可是金人的將帥，還不知道宋人是有震天雷的。金的大將武仙率同將士，謀取宋金州，纔到淅水，大衆已經潰退了。八月，金人與秦州元帥帖哥完展約，以九月與哀宗會于饒峰關，欲出宋不意，奪取興元。可是這個消息在元人得到後，隨即傳給宋人，金不敢動。同月，蒙古召宋兵攻唐州，金的監軍戰死，主帥為部曲兵所食。城破，宋人求食人者殺之，餘無所犯。八月，哀宗命内族阿虎帶使宋借糧，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大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曉之。”至宋，宋不許。

哀宗和阿虎帶説的話是不錯的，金亡，蒙古必定侵宋，這是誰都知道的；但是宋人如若支持金人，金人立足既定，也必然要侵宋，這是誰也知道的。同時，倘若我們再做一點不太重要的考證，也必然會知道，從大處講，宋人的經濟政策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在軍事方面，也有一定的佈置，而宋人對於北方來的敵人，有決心作出最大的犧牲，争取可能的勝利。所以哀宗的言論雖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宋人也有一定的決心。女真也罷，蒙古也罷，宋人已經準備完成了，勝利是他們要出全力争取的；失敗呢，他們也下定決心，寧可犧牲一切，決不屈服。我們倘使對於南宋的歷史，全力研討，是不會感到失望的。

再進一步，一百二十年以來，宋人吃金人的虧還少嗎？從宣和至此，宋金之間的條約，訂定的是不少的，金人哪一次守過信用嗎？即使在這個緊要關頭，蒙古的矛頭已經指向蔡州，金人的崩潰已經指日可待，他們還在搜求宋人的弱點，準備奪到手裏，一邊抵抗蒙古的進攻，一邊作為奪取南宋的基地。金人認為南宋的首都在臨安，必然要用最大的努力保護臨安及其周圍；他們也知道宋人的兵力在蔡州的南邊已經有了佈置，第一是進則可以參加奪取蔡州的戰役，二則也可防備蒙古在奪取蔡州以後，乘勝南下奪取荆襄。所以金人的目光對於東南及正南是不那樣盯住的。把這兩面擱開，他們的鷹眼正盯住鄧州，他們幻想打開鄧州，以全力撲向四川，然後在四川立國，以全川的人力物力作為最後的賭本，再為女真的統治開拓一個新局勢。

倘使宋人還是和宣和以前一樣，充滿盲目的信任，他們很可能接受金人的提議，把自己的餘糧，車載船運送到蔡州前綫，供給這一大批糧匱草乏的女真，把他們養飽了，然後一邊拖住蒙古軍隊的進攻步驟，一邊再抓一個空隙，由巴山山嶺沖向四川盆地，即以天府的豐富資源，發動新的攻勢，説不定吴乞買的龐大侵略計劃，還可以由這位糧已將罄、援已盡絶的完顔守緒來完成。天下事的變幻不測，本來是不能預料的。漢光武皇帝的蕪蔞亭豆飯、滹沱河麥粥，本來已經到了矢盡援絶、死亡在即的時候，然而一經熬過，終於奪取了中國，開創二百年的東漢王朝。南宋的當局，固然是權臣在位，但是滿朝還是充滿了通曉古今的有識者，他們是不會鬧出要“紀綱見我”這類特别幽默的。

蔡州本來是一個不甚引人注意的地方，經過哀宗的決定，作為臨時的新都，地方上居然派出幾十名老弱不齊的士人，敲鑼打鼓地到郊外十里歡迎，雖然不甚整齊，吹吹打打的倒也有一番異樣的音節。哀宗出京的時候，所有后妃都留京未動，崔立發動投降以後，后妃的下落當然由受降的蒙古安排，不在話下。現在到蔡州了，總不能全部落空，哀宗下詔選室女數人，以備宫中使令。當然，即使在那個情形下，還是有應詔入宫的。由於右丞忽斜虎的進言，認為當時還不是備齊六宫的時候，商定除留下識文義者一人以備整理文件以外，其餘一概聽其自便。至於國家大事，最主要的倒不是如何對付蒙古，因為這是已經確定的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而是如何對付宋人。蔡州雖然是一座小城，但是這個城裏除了一些兵士以外，其餘的都是官，尤其是武官，因為到了金朝的末年，錢是没有了，糧食也差不多全没有了，所有的只是官號，這是一個無盡寶藏。皇帝出了口就是官，既然是官，就可以憑著官位各顯神通，強搶錢財，逼取糧食，這是説的武的一面。還有文的一面，既然是官，就可以不必當兵。當時的情況，兒子如若是官，可以不去當兵，因為他是官；父親如若不是官，即使年滿六十，還得荷戈出戰，因為他不是官。這是參軍之法。早在汴京的時候，哀宗就下令括粟，糧食是每家只餘存糧二斗，其餘一概繳公。一家只有寡婦二人，婆婆老了，媳婦為她存雜糧二斗，自己收拾糠粃屑粒，約略斗餘三升，不幸一被查出，無論媳婦怎樣聲辯這只是糠粃，還是斬首示衆，以儆傚尤。至於錢幣，那更開了一個籌款的新法。自北宋起，民間發生會子之法，如若外地需款，止要在本地殷實商户存款若干，領取收據，即可在外地聯號，憑據取款。這是近代匯款法的先聲，是與民有利的，但是以後改為官辦，就慢慢地發生流弊。宋人還好，立定年限，過期作廢，但在期内是十足通用的。金人没有按此辦理，因此紙幣膨脹，終於不值一錢，最後官中發票，竟是分文無著，金人除了賣官的辦法以外，異想天開，只要繳納貨幣若干，准與改姓完顔，所以只要繳納一定的貨幣，即可賜姓完顔氏，算是天潢貴胄。不過這個辦法没有來得及推廣，金朝已經滅亡，不但没有人願意納款改姓完顔，連完顔氏自己也改姓，好在他們住在中原已久，一口漢話，久已純熟，只要能説漢話的，也不再承認是天潢貴胄，完顔什麽了。

天興二年六月，哀宗遷都蔡州，他雖然還想奮起餘勇，奪取四川，但是已經無由實現，外面的敵人已經不僅是蒙古，而是宋人和蒙古的聯軍。女真人還是能打幾陣的，但是越打得凶，包圍也就越縮得小，最後竟縮到蔡州的周遭了。十二月，哀宗和左右説起：“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皇帝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絶，與自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此為介介耳。”又説：“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不久以後，他又微服率軍出東城圖遁，這件事没有辦通。天興三年正月，傳位於東面元帥完顔承麟，自縊於幽蘭軒。末帝承麟退保子城，為亂兵所害，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