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但经常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批评向弟子进行教育，而且他本人也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学者之一。

他对历史，特别是文化史，有极浓的兴趣，他根据鲁国的史书，也参考了各国的史书，着手编写历史著作——《春秋》，《春秋》本来也是各国旧史书的名称。

他曾说：“我谈不上创造，我只是转述；我喜欢古代的东西，并且愿意做解释的工作。”[179]这是谦虚，但也是真话。

他有一个历史学者所具有的尊重史料和选择史料的习惯。他说：“有些人他什么也不知道就去动笔写作，我不是这样子的。多打听打听，选择那最好的；多见识见识，记住那最重要的。不必忙着叫人认为像知道一切的样子！”[180]

有一次，孔子对弟子们说：“历史上残缺的文字，我从前还见到过。现在这种残缺的文字简直看不到了。”[181]这就是孔子留心史文的实例。

历史文献不足，在孔子当时已经成为问题了。孔子说：“夏代的礼制，我是能讲一讲的，但是杞国（夏代后人所建）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加以考证了；殷代的礼制，我是能讲一讲的，但是宋国（殷代后人所建）所保存的文献太少，已经没法加以考证了；如果文献充分，我是能够考证出结果来的。”[182]

当然，孔子当代（周）的文献是很丰富的，所以孔子说：“周代文化承继夏殷二代，于是更完备更灿烂了！我赞成周代。”[183]这也就是孔子长期间想做第二个周公的缘故，因为在孔子看来，周公正是周代文化的奠基人。

孔子也企图寻找历史的规律性。他的弟子子张有一次问道：“十辈以后的事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的文化是承继夏代来的，不过有些增减；周代的文化是承继殷代来的，不过有些增减。那么，依此类推，就是百辈以后也可以约略估计了。”[184]当然，孔子还不能够知道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然而从孔子的话看来，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是可以预见的，这是无疑的。

也就因为如此，孔子便很自信地认为业已获得一套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蓝图，并认为这套蓝图是有历史根据的。所以他说：“齐国如果变革得好，可以达到鲁国所已达到的程度；鲁国如果再变革得好，就可以达到近乎理想的程度了。”[185]这就是他仆仆风尘，奔走各国，希望实现自己理想的缘故之一。

自然，事实上当时的现实是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的条件的。因此，孔子便只有把他的理想贯注到他所编写的《春秋》中去，企图通过历史事实的编述，具体地说明他的主张。

春秋时代，社会开始剧烈变动，阶级关系、社会秩序以及一切有关事物都表现出新与旧的斗争和矛盾发展。在新的没能代替旧的之前，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必然显得异常混乱。孔子是要求社会安定、政治上大一统的，这本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孔子还想不出适合走往大一统的新的形式，反而要在旧秩序之下实现大一统，这就自然带来一些落后的东西。他认为国君要是真像个国君，臣子要是真像个臣子，以及家庭父子之间，倘能各按名分，依礼相处，好像天下就容易太平了。在他早年对齐景公的谈话中以及当他在卫国对子路发挥“正名”论的时候，就表现了这一种政治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使孔子白白地奔走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他虽然知道终于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了，但是他还要在《春秋》中做起文章来。

这样，他所编写的《春秋》就不尽是客观的事实记录了，而是有主观看法的。记载一件事情，往往不是写的事情本身怎样，而是写他认为事情应当怎样。例如，孔子认为当时的吴楚两国还不是文明的国家，所以它们的国王虽然自称为王，孔子在书里却不把它们称作王；又如晋国曾把周天子叫了去，孔子认为如果照写，便损害了周天子的尊严，于是只写作周天子到某地去打猎[186]。这就是所谓《春秋》的名分大义，这就是后代的统治者为什么十分看重《春秋》的道理，这也就是《春秋》还不足以称为一部严格意义的史书的缘故。

然而尽管如此，《春秋》还是有着值得称道的特点，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

因为，《春秋》是中国保存下来最早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具有鲜明的时间观念，记载历史事件、天文现象（如日食、月食）发生的年、月、日，都很精确。它的另一个特点是神话色彩很淡，主要是写人的历史，这在两千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春秋》中虽然有着不少孔子的主观企图，但他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编写的。孔子在其他方面的文字工作，每每听从别人修改，并不坚持己见。独独在《春秋》上，他要写就写，要删就删，千锤百炼，一字不苟，连擅长文学的弟子子游、子夏也不能参加什么意见，甚至不能动一字。[187]他重视到如此地步，曾说：“后代人知道我孔丘的，将因为这部《春秋》；后代人责骂我孔丘的，也将因为这部《春秋》。”[188]可见孔子简直把《春秋》当作他的第二生命了。

这部《春秋》，是孔子重新回到鲁国以后，在有限的岁月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