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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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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篇同样是语录体的墨子资料集。题目虽取自首句二字,但基本可以看作文章的主题,这一点比上一篇要做得好。只是全文各段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结构同样松散,故仍归之于墨子语录。墨子提出:“万事莫贵于义”,认为“义”是衡量人一切行为活动的准绳,若不能行义,只能归咎于自己,而不能怀疑“义”的真理性和崇高性。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义的核心是利,而利是靠实干做出来的,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所以墨子强调“言足以迁行”才能常言,严厉批评那些满嘴仁义而实际行为与仁义相背的人。

39.1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

【译文】

墨子说:“万事没有比道义更珍贵的了。现在对人说:‘给你帽子和鞋子,却要砍断你的手和脚,你愿意吗?’一定不愿意,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帽子和鞋子没有自己的手脚珍贵。又说:‘给你天下却要杀了你,你愿意吗?’一定不愿意,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天下没有自己的性命珍贵。为了一言之争而相互厮杀,是因为道义比身体更珍贵的缘故。所以说:万事没有比道义更珍贵的了。”

39.2 子墨子自鲁即齐[1],过故人[2],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3],何故止我?”

【注释】

[1] 即:去,往。

[2] 过:访问,探望。

[3] 如:犹“宜”(王念孙说),应该。劝:勉励,鼓励。

【译文】

墨子从鲁国前往齐国,去探望一位老朋友,老朋友对墨子说:“现在天下没有人坚持道义,您却独自苦苦追求道义,您不如停下来吧。”墨子说:“现在有一个人在此,有十个儿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耕作而九个儿子在赋闲,那么耕作的人就不能不更加努力。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吃饭的人多而耕作的人少啊。现在天下没有人坚持道义,那么你应该勉励我,怎么反而阻止我呢?”

39.3 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1],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2]。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3]!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4],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药此[5],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则吾必说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也。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后可也[6]。”

【注释】

[1] 楚献惠王:即楚惠王,“献”字为衍文。

[2] 穆贺:楚国大臣。

[3] 成:古以“成”为“诚”(王念孙说),确实。

[4] 顺:调治。

[5] “药”下当脱“于”字(苏时学说)。

[6] 此处疑有脱误,上下文不相连属。大意是说:楚王如果能够学习商汤的这种精神,楚国前途就大有希望了。

【译文】

墨子南游到楚国,求见楚惠王,惠王借口年老闭门不见,让穆贺代为接见墨子。墨子游说穆贺,穆贺很高兴,对墨子说:“您的言论的确很高明,但我们的君王是天下的大国之王,恐怕会认为您的学说‘是维护下等人的理论’,而不会采用吧?”墨子说:“理论关键在于可行。就好比是良药,草根所为,天子服用了它却可以调治疾病,难道会说‘不过是草根’而不服用它吗?现在有农夫向大人缴纳赋税,大人以此为酒食祭品,用来祭祀上帝鬼神,难道说因为是‘低贱之人所缴的赋税’就不享用了吗?所以说,虽然是低贱之人,上与农夫比较,下与草药比较,难道还不如草根吗?况且君王也曾经听说过汤的传说吧?从前,汤准备前去拜见伊尹,让大臣彭氏家的儿子驾车。彭氏家的儿子在半路上问道:‘您要到哪里去呢?’汤说:‘要去拜见伊尹。’彭氏家的儿子说:‘伊尹是低贱的人,您如果想要见他,就让人召见他来问话,他已经是接受赏赐了啊。’汤说:‘这不是你能够懂得的。现在有药在这里,吃了就会让耳朵更灵敏,眼睛更明亮,那么我必定喜欢而一定要吃下它。现在伊尹对于我的国家,就好比是良医和善药啊。而你不想我去拜见伊尹,是你不希望我好啊!’于是让彭氏之子下去,不让他驾车。楚王如果也像商汤那样,楚国就大有希望了。”

39.4 子墨子曰:“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译文】

墨子说:“一切言论和行动,只要有利于上天、鬼神和百姓的就去做;一切言论和行动,只要是有害于上天、鬼神和百姓的就不做。一切言论和行动,只要是合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王和武王之道的,就去做;一切言论和行动,只要是合乎三代暴王桀、纣、幽王和厉王的行为的,就舍弃。”

39.5 子墨子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译文】

墨子说:“言论凡是可以付诸行动者,就可以常说;不足以付诸行动者,就不要常说。不足以付诸行动而常说,就是信口开河。”

39.6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1]。嘿则思[2],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3],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4],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5],从事于义,必为圣人。”

【注释】

[1] 此句当移于“必去喜”之前(吴毓江说)。六辟:指喜、怒、乐、悲、爱、恶。

[2] 嘿:即“默”。

[3] 三者:指默、言、动。御:用。

[4] “去爱”下当有“去恶”二字(俞樾说)。

[5] “耳”下当有“目”字(孙诒让说)。

【译文】

墨子说:“静默时就要思考,说话时就要教诲人,行动时要符合道义,如果能够将这三者交替运用,就能成为圣人。一定要除去六种邪僻,要除去喜,除去怒,除去乐,除去悲,除去爱,除去恶,而以仁义为准则,让手、脚、口、鼻、耳朵和眼睛都从事于仁义之类的事情,就一定能成为圣人。”

39.7 子墨子谓二三子曰:“为义而不能,必无排其道[1]。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2],无排其绳。”

【注释】

[1] 排:排斥,诋诽。

[2] 斲:砍削。

【译文】

墨子对弟子们说:“奉行道义却不做不好,一定不能排斥道义本身。就像木匠砍削木材却不能做得很好,不能排斥墨绳一样。”

39.8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

【译文】

墨子说:“世上的君子,让他们去做杀狗宰猪的工作,不能做他们就会推辞掉;让他们做一个国家的相国,不能做却勉强也要做。难道不是很荒唐吗?”

39.9 子墨子曰:“今瞽曰:‘钜者白也[1],黔者黑也[2]。’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3],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注释】

[1] 钜:当为“岂”,“皑”之假字(俞樾说),白。

[2] 黔:黑色。

[3] 兼:混。

【译文】

墨子说:“现在有一个盲人说:‘皑是白色,黔是黑色。’即使是眼睛明亮的人也无法改变这种说法。如果把黑色和白色的东西混在一起,让盲人去挑选,就无法分辨了。所以我说盲人不知道黑白,不是不知道它们的名称,而是不能加以选择。现在天下的君子给仁正名,即使是禹和汤也无法改变。把仁和不仁的事放在一起,让天下的君子去选择,就无法分辨了。所以我说:天下的君子不知道仁义,不是他们不知道仁义的名称,而是他们无法加以选择。”

39.10 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1]。商人用一布布[2],不敢继苟而雠焉[3],必择良者。今士之用身则不然,意之所欲则为之,厚者入刑罚[4],薄者被毁丑[5],则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

【注释】

[1] 布:布币,古代一种货币。

[2] 布布:当为“布市”(孙诒让说),即以币市物。

[3] 继:疑当为“轻”(王焕镳说)。雠:即“售”(毕沅说),卖,这里指买的行为。

[4] 入:这里指遭受。

[5] 薄:轻。毁:诽谤。丑:耻辱。

【译文】

墨子说:“现在的士人立身处世,还不如商人用一个钱币慎重。商人用一个钱币买东西,不敢轻率地买下货物,一定会选择更好的货物。现在士人立身处世却不是这样,心中想怎样做就怎样做,(过错)重者受到刑罚,轻者遭受诽谤和耻辱,那么士人的立身处世还不如商人使用一个钱币慎重。”墨子说:“世上的君子想要成就仁义,但有人帮助他修养身心他却很生气,这就像想要建筑城墙,但别人帮他建筑他却很生气,这难道不是很荒唐吗?”

39.11 子墨子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1],是废先王之传也。”

【注释】

[1] 遗:当为“道”之误(王念孙说)。

【译文】

墨子说:“古代圣王,想要让他的道术流传于后世,所以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来传给后世子孙,希望后世子孙能够效法。现在听到先王的遗训却不去践行,这是在废弃先王所传的大道啊!”

39.12 子墨子南游使卫[1],关中载书甚多[2],弦唐子见而怪之[3],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4]。’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5]?”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6]。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7]。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8]。’然而民听不钧[9],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10],数逆于精微[11],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

【注释】

[1] 使:当为“于”字。

[2] 关中:犹言“扃中”(毕沅说),指车上横阑中空的部分,可以放东西。

[3] 弦唐子:与下文提及的公尚过皆墨子弟子。

[4] 揣:揣度,衡量。

[5] 有:犹“为”。

[6] 漆:当为“七”之假音(毕沅说)。

[7] 修:治,指政绩。

[8] 此两句为当时谚语,孙诒让认为意谓“理虽同归,而言不能无误”。细审其意,似乎化自“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

[9] 钧:通“均”。

[10] 过:指公尚过。

[11] 数:理。逆:上溯。

【译文】

墨子南游到卫国,车子里装了很多书。弦唐子看到感到很奇怪,问道:“夫子曾经教导公尚过说:‘书仅仅是为了揣度是非曲直而已。’现在夫子车上装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呢?”墨子说:“从前周公旦早上读书百篇,晚上接见七十位士人。所以周公旦辅佐天子,他的政绩一直流传到今天。现在我上不用承担国君授予的职事,下没有农夫耕作的辛劳,我怎么敢废弃读书呢?我听说:‘天下的道理殊途同归,但说法的确会有失误。’然而百姓的听闻不一,所以记载其见闻的书有很多。现在像公尚过这样,对于事理已经能够洞察精微,对于殊途同归的道理,已经能够把握要领了,所以就不必再教给他书中的东西了。你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39.13 子墨子谓公良桓子曰[1]:“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今简子之家[2],饰车数百乘,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吾取饰车、食马之费[3],与绣衣之财以畜士,必千人有余。若有患难,则使百人处于前[4],数百于后[5],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孰安?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

【注释】

[1] 公良桓子:卫国大夫。

[2] 简:观,审视。

[3] 吾:当为“若”之误(俞樾说)。

[4] “百人”前当有“数”字(王念孙说)。

[5] “数百”后当脱“人处”二字(毕沅说)。

【译文】

墨子对公良桓子说:“卫国只是一个小国家,处于齐国和晋国之间,就像穷人家处于富人家之间一样。穷人家如果要仿效富人家的穿衣吃饭以及大手大脚花钱,那么迅速败亡的结果是一定的。现在看您的家里,经过纹饰的车子有数百辆,吃粮食的马有几百匹,穿着锦绣衣服的妇女有几百人,如果用装饰车马、马吃粮食的费用和锦绣衣服的费用来供养士人,一定可以供养千人有余。如果有患难,那么让几百人在你前面,几百人在后面,和让几百个妇人在你前面和后面相比,哪个更安全呢?我以为不如供养士人更安全。”

39.14 子墨子仕人于卫,所仕者至而反[1]。子墨子曰:“何故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2]。曰:‘待女以千盆[3]。’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4],为其寡也。”

【注释】

[1] 反:通“返”。

[2] 不当:不相符,不一致。

[3] 女:通“汝”,你。盆:古代计量单位,具体数目不详,这里指俸禄的数量。

[4] 不审:不守信用。

【译文】

墨子推荐人到卫国去做官,被举荐人到了又返回。墨子问道:“为什么回来呢?”回答说:“卫国国君对我言行不一。说的是‘给你一千盆俸禄。’实际上只给了五百盆,所以离开。”墨子说:“如果给你的俸禄超过一千盆,那么你还会离开吗?”回答说:“不会离开。”墨子说:“那么,你不是因为他不守信用,而是因为俸禄太少了。”

39.15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视义士不若负粟者。今有人于此,负粟息于路侧,欲起而不能,君子见之,无长少贵贱[1],必起之。何故也?曰:义也。今为义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语之,纵不说而行[2],又从而非毁之。则是世俗之君子之视义士也,不若视负粟者也。”

【注释】

[1] 无:无论。

[2] 纵:即使。说:通“悦”。

【译文】

墨子说:“世俗上的君子,看待仁义之士还不如对待背米的人。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背着米在路边休息,想要站却站不起来,君子看到后,无论年纪长幼贵贱,一定会帮他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是:出于道义。现在那些行仁义的君子,奉行先王的道义来告诫世俗君子,世俗君子即使不高兴走开也就罢了,却还要诋毁和非难行义君子。那么也就是世俗的君子看待仁义之士还不如对待背米的人。”

39.16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1],虽有关梁之难[2],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徙,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3]。”

【注释】

[1] 贾:通“价”,价格。信:当为“倍”(毕沅说)。徙:当为“蓰”(孙诒让说),五倍。

[2] 关:关口,要塞。梁:桥。

[3] 察:明察。

【译文】

墨子说:“商人赴四方做生意,买进和卖出货物的价格相差一倍甚至五倍,虽然有关口和桥梁处的阻难,有遇到强盗的危险,也一定要去做。现在的士人坐而谈论道义,没有关口和桥梁处的阻难,也没有遇到强盗的危险,而获得的利益高达数倍,但是却没人去做。那么士人对利益的算计还比不上商人的明察啊!”

39.17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1]。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2],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3]。”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4]。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5],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6],子之言不可用也。”

【注释】

[1] 日者:卜筮的人。

[2] 帝:天帝。

[3] 北:向北而行。

[4] 遂:达成目的。

[5] 甲乙:指甲日和乙日。古人以天干记日。

[6] 围:当为“违”。

【译文】

墨子向北到齐国去,遇到一个占卜的人。占卜者说:“今天天帝在北方杀黑龙,而您脸色黝黑,不能到北边去。”墨子不听他的,于是向北,走到淄水,没能过河,就原路返回。占卜的人说:“我对先生说过不能向北。”墨子说:“南面的人不能到北面去,北面的人不能到南面去,脸色有黑的,有白的,为什么都不能顺利过河呢?况且天帝甲乙日在东方杀青龙,丙丁日在南方杀赤龙,庚辛日在西方杀白龙,壬癸日在北方杀黑龙,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就是禁止天下的人出行。这是蒙蔽人心,让天下人不相往来而如空虚无人,您的话不能用啊!”

39.18 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1],是犹舍获而攈粟也[2]。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

【注释】

[1] “舍”下当有“吾”字(孙诒让说)。言:这里指学说主张。

[2] 攈:拾取,搜集。

【译文】

墨子说:“我的学说值得采用啊,舍弃我的学说而改弦更张考虑别的,就好像放弃收割而去捡遗留在田里的谷穗一样。用别人的言论来反对我的言论,就像用鸡蛋去砸石头,用尽天下的鸡蛋,石头还是石头,是不可毁坏的。”

【评析】

大约墨子的兼爱思想创新色彩太过浓厚,给人的印象太过深刻,人们普遍把墨子的兼爱思想看作是墨家思想学说的一面旗帜,但从理论上来说,墨子的“义”是比“兼爱”理论涵盖能力更强、因而也是更核心的思想观念。我们不妨拿孔子的思想学说做一个比较,孔子的思想学说号称仁学,因为孔子的仁学不仅仅是爱人这么简单;仁学思想与政治结合就是“德政”;“仁”还是一切行为活动正义与否的判断标准;更是可以生死以之的终极关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相对而言,墨子的兼爱学说尽管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但却仅仅局限于人文关怀的理论范围,作为墨子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础尚可,作为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却缺乏孔子仁学那样的理论延展性。

墨子重“义”,坚信“万事莫贵于义”,对“义”的奉行甚至带有殉道般的自我牺牲意味,其中蕴含的宗教色彩与兼爱相比毫不逊色。在墨子看来,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生命的可贵依然不敌“义”。当某种极端情况下,人的生命与“义”的原则发生冲突时,“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这种说法与孔子“杀身成仁”的理念可谓异曲同工,殊途而同归。因为墨子说过:“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天志上》)政,即正义之正。面对“天下莫为义”的局面,墨子毫无怨言,听说“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于郢”(《淮南子·修务训》)。在墨子眼里“义”就是正义,就是真理,就是理想的终极。

其次,墨子的“义”在理论层次上是高于“爱”的。墨子的“兼爱”其实是对天下百姓提出的理论要求,而对高居平民之上的社会精英,墨子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大人之爱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大取》)不但要薄爱,还要彻底“去爱”。墨子曾明确指出,奉行义道“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因为社会精英们只有超越喜怒悲爱等凡人情怀,才能为天下之公利做出更大的贡献。大人“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大取》)。

再次,墨子的“义”是超越个人私利的天下公利,是天下百姓的福祉所在。《经上》篇云:“义,利也”。只是这种“利”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个人私利。因为“义”的内涵首先包括了“正义”的因素,因而在将“义”和“利”等同起来的同时,就已经预示了这种“利”在理论层次上只能是天下公利。在墨子眼中,奉行“义”道,就是要“兴天下之利”。尽管这种理想化的功利主义思想更像是一种空中楼阁,连墨子的故人都劝他何必“自苦而为义”,但至少墨子和他的部分弟子们把这种理论坚决执行了下去。

此外,墨子还把“义”运用到政治领域,提出“义政”与“力政”的区别。有点类似孟子提出的“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墨子心目中的“义政”不同于儒家的“仁政”,而是一种符合“天志”的政治。“义政”的具体要求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其最终目标是:“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不难看出,墨子的“义政”思想既有宗教神学的影响,又不乏其一贯的功利主义色彩。

不仅如此,墨子义学对中国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其兼爱学说。当六国覆灭、天下一统、墨学凋零之后,兼爱学说早为历代统治者遗弃,但墨子最看重的“义”却依然作为中国百姓的生活信条而受到民间的追奉。田横五百士集体自杀的壮举,民间游侠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节操(《史记·游侠列传》),中国民间对关羽忠义的信仰,《水浒》草莽英雄的集体群像,无不说明墨子义学思想对国民性格形成过程中的深刻影响,昭示着墨者风貌的人间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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