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保守”，很容易想起英国。多数人都觉得英国以保守著名。社会组织上，个人性格上，给人的印象，都仿佛比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富于保守性。同时且觉得这种“守成”与“照旧”成就了英国的强大。正如现代的德、意、苏联，其他国家用“违反传统”所能成就的一样，帝国商务的推进，领土的维持，是由保守成功的。但有一点我们容易疏忽处，英国人对于支持传统，虽十分注意，正因为支持传统，举凡一切进步的技术，可并不轻视。他保守，在工业上却不落后，在武备上也不落后，在人事管理上也不落后。保守毫不妨碍它的进步，且从不因保守而排斥进步理想。它的保守，是有条件的，经过选择的。
中国也富于保守性，好些场合中国人且以此自夸。可是这种“守成”与“照旧”，却招来外侮与内患。孙中山先生明白贫弱与愚是中国民族的病根，想把这个民族振作起来，在应付人事道德上固然有条件保留些旧有东西，在谋生存技术上却极力讲求进步。因此对于政治组织与富国计划中，费了数十万文字来说明。孙先生死后，国民都觉得他的人格伟大而识见深远。不过，这种敬仰仿佛是一回事，个人愚而自私，又另是一回事。换言之，就是敬仰他的，从不学习他，模仿他。正因为若干人依然还是愚而自私，通常且以能保守自誉自慰。当政者则用保守为一种政略，支持其现成权利。家道小康的中层阶级，血气既衰，毫无远志，亦乐于在一种道德的自足与安全中打发日子。一切进步，既包含变革，一种由不合理转为合理的变革，对于个人权利，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取得者，如贪污；对于个人义务，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规避者，如门阀。社会若进步，即不免失去其保障。因此一来，“进步”便成为多数人惶恐与厌恶名词。这些人惧怕进步，生存态度即极端妨碍进步。对进步惶恐与厌恶，因之诅咒它，诋毁它，盲目耗费力量极多。倘如把这点抵制进步的力量转移到另一相反方面去，中国便不会像当前情形了。
试从中国两年近事取例：
山东的韩复榘，妄想用一部《施工案》统治一省，用极端保守方式支持他的政权，不知国家为何物。结果战争一起，局面一变，组织崩溃，误国殃民，自身不保。
广西的李、白两人，眼光较远大，凡事知从大处看，肯从大处注意，对内政建设一切用近代技术处理。抗战期中，成绩昭著，足为全国模范。
保守与进步不同处，它的得失，从上述两例，即可明白了然。
对保守情绪作进一步观察，我们便知道，它原来与“迷信”有关，同发源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鲁滨孙在他的《心理的改造》一书中认为，这是人类蛮性之遗留。他说——
研究原始人生活特质的人，往往惊讶其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不必要的束缚个人自由和绝望的惯例。人类和普通植物一样，每易一代一代因循下去，其生活与祖先生活无异。必有强烈的经验逼迫着他们，方能使其有所变革，并且每易藉端回复到旧习惯。因为旧习惯比较简单粗陋而自然——总之，更与他们的本性和原始性相近。
现在的人，往往以他的保守主义自骄，以为人类是天生好乱的动物。幸有远见保守派所阻遏，而不知正与事理相背驰。殊不知人类天生是保守的，好作茧自缚，阻挠变革，畏怖变革，致使他们自生存以来，差不多全部时期处于一种原始状态中，而至今犹有人在这种近代社会中，维持各种野蛮的习惯。所以根据什么主张或什么教条的保守家，在态度上是毫无疑义的原始人。这种人进步的地方，只在他能够为保持旧心境，随时举出若干好理由来罢了。
这位先生谈的是世界人类问题，针对的是支配世界顽固保守者、强权者。所以说到进步，他还认为只要这些人观念上能有所变革，人类就幸福多了。他说的虽是世界，拿来给中国人看，倒也有一二点似乎很相似处。他的希望，是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及其观念上的改变，以为只要观念一改，国家的夸大，种族的仇视，政治的腐败，以及一切缺点，必都可望降低至危险点以下。
困难或许是观念的改变。所以斯多噶派的古谚说：“人们感受的痛苦，实起因于他们对事物的意见，而非由于事物本身。”我们国人的弱点，也很可说正是做人的意见不大高明。
社会由于私与愚而来的保守家到处存在，他们的意见成为社会的意见。所以三十年来的中国，在物质方面，虽可从沿海各地工商业物品竞争模仿上，见出一点进步，在负责者做公民的态度上，情形就令人怀疑。尤其是一种顽固保守家，经过一度化妆，在新的社会组织里成为中坚以后，因对于任何进步理想都难于适应，感到惶恐，对“进步”特殊仇视。“进步”在中国更容易成为一个不祥的名词。
人类天性是易于轻信，且容易为先人印象所迷惑，受因习惯例所束缚的。尤其是中国这种社会，至今还充满了鬼神的迷信，大多数读书人还在圆光，算命，念佛，打坐，求神，许愿种种老玩意儿中过日子。大多数人都习惯将生命交给不可知的运与数，或在贿赂、阿谀交换中支持他的地位，发展他的事业。从这么一种社会组织中，我们对于进步实无希望可言。
年轻人都渴望进步。一切进步不能凭空而来。譬如种树，必有其生根处。统治者便于治理，中产者便于维持，薪水阶级便于生活，守常成为当然的趋势。进步种子放在守常土壤中，即生根发芽，生长得也实在太慢了。这事从中国教育即可看出。普通教育的目的，应侧重在养成大多数良好公民的人格和知识。一个人对于国家得到公民权利以前，先知所以尽国民义务。爱国家，知大体。对职务责任不马虎苟且。处世做人时，知自重自爱。
不幸之至，教育收成正恰得其反。中国农民中固有的朴厚，刚直，守正义而不贪取非分所当得种种品德，已一扫而光。代替这种性格而来的特点，是虚伪与油滑。虚伪以对上，就成为面谀。貌作恭顺虔敬，其实无事不敷衍做作，毫不认真。油滑以驭下，则成为无数以利分合的小团体竞争。有一点相同，即上下一致将无知平民当作升官发财对象，切实奉行老子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格言。三十年来的新教育，成就了少数专家学者，同时便成就了多数这种坏人。受教育者，有许多尚不知公民道德为何物，尚不配称为良好公民，却居然成为社会负责者。这些人，堕落了国家的地位，民族的人格，自己还不明白。因为社会上这类人占有相当多数，所以一切使民族向上的名词，都失去了良好的反应，不是变得毫无意义，就是变得非常可怕。一切使国家进步的事实，都认为不足重视。全个社会在这种“混下去”的情形下，听其自然推迁，不特个人事情付之命运，国家民族问题也同样付之命运。即以少数优秀知识分子而论，其中自然不乏远见者明白，如此混，混不下去。但结果亦不在宿命观趋势中付之一叹，或怀抱一种不合作傲世离俗情绪，沉默无声。毫无勇气和信心，以为人类的事既有错误，尚可由人手来重新安排，使之渐渐合理。顺天委命的人生观，正说明过去教育有一根本缺点，即是：只教他们如何读书，从不教他们如何做人。
昔人说：“我们由怀疑而生问题，从事搜求则可得真理。”当前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追求真理毫无兴味，对“真理”两字，似乎已看得十分平淡，无希望可以兴奋其神经。大多数人对眼边事从不怀疑，少数人更不敢怀疑。“疑”既不能在生命上成为一种动力，“信”亦不能成为生命上一种动力。凡由疑与信两方面刺激人、影响人的能力，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似乎因种种相对力量在经验上活动，活动结果是相互抵消，因之产生一种主义，就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这种自私为己精神，用积极方式出现，则表现于公务人员纳贿贪赃作为上，用消极方式出现，则表现于知识分子独善其身苟全乱世生活态度上。所以，由怀疑而发现真理，求人类理知抬头，对迷信与惰性作战，取得胜利，把这类事希望四十岁以上的人，无可希望。
五四运动之起，可说是少数四十岁以上的读书人，与多数年轻人，对于中国人“顺天委命”行为之抗议，以及“重新做人”之觉醒。伴同五四而来的新文学运动，便是这种抗议与自觉的表现。拿笔的多有用真理教育他人的意识。唯理论多而杂，作者亦龙蛇不一。因此二十年来新文学作家，在中国成一特殊阶级，有一稀奇成就：年事较长的，视之为捣乱分子，满怀无端厌恶与恐惧，以为社会一切坏处统由此等人生事。年事较轻的，又视之为唯一指导者，盲目崇拜与重视，以为未来中国全得这种人负责。两方面对文学作者的功用与能力，估计得都过分了一点。加上文学作者自身对于社会的态度，因外来影响，一部分成为实际政治的附庸，能力不足者，则反复取巧，以遂其意；另一部分却与社会分离，以嘲讽调笑为事；另一部分又结合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而为一，对于常态人生不甚注意，对于男女爱欲却夸大其词。教育他人的，渐渐忘了教育自己，结果二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虽促进了某一方面的解放与进步，同时也就增加某一方面的纷乱和堕落。文字所能建设的抽象信仰，得失参半。
人事既有新陈代谢，当前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就是此后二十年社会负责者。一个文学作者，若自觉为教育青年而写作，对于真理正义十分爱重，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用明智而产生的疑，来代替由愚昧面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文学理想若必须贴近人生，这样来使用它时，也许容易建设一较健康作风与良好影响。我们所需要的真理无它，即全个民族，应当好好地活下去，去掉不可靠的原人迷信，充实以一切合理的知识与技术，支配自然，处置人事，力求进步，使这个民族在任何忧患艰难情形中，还能够站得住，不至于堕落灭亡罢了。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尼采说：“证明一事是不够的，应该将人们向之引诱下去，或启迪上来。因此，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学着将他的智慧说出来，不碍其好像愚蠢。”实证真理很容易邻于愚蠢，知识阶级对于各事之沉默，即类乎对此“蠢愚”之趋避。然而时间却将为这种不甘沉默者重作注解，即：社会需要这种人用韧性来支持他的意见，人类方能进步，有人敢对传统怀疑，且能引起多数人疑其所当疑，将保守与迷信分离（与自私和愚昧分离），这人即为明日之先知。
不倒翁的制造，我们都明白，特点是上面空空而下座落实，重心不在自己头脑上，所以不必思索，亦可省去思索苦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