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同与小康
孔子政治上根本观念，在《礼记·礼运》的发端。今全录其文如下：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我们从前心目中的孔子，总以为他是一位专门讲究伦常提倡礼教的人，甚者以为他是主张三纲专制、极端的保守党。你听他说：“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等等，都是大道既隐的现象。因为这些，“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不是和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失德而后礼”同一见解吗？因此可知，孔子讲的伦常礼教，都不过因势利导补偏救敝之议，并非他的根本主义。
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就是头一段所讲的“大同”。大同社会怎样呢？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自然是绝对的德谟克拉西了。讲信修睦，自然是绝对的平和主义，非军国主义了。大同社会，是要以人为单位不以家族为单位的，所以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儿童是要公育，老弱废疾是要公养，壮丁却要人人执一项职业。男女是平等的，男有男的职分，女有女的归宿。生产是要提倡的，总不使货弃于地，但私有财产制度是不好的，所以不必藏诸己。劳作是神圣的，力不出于身的人最可恶，但劳作的目的是为公益不是为私利，所以不必为己。这几项便是孔子对于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主义。他本来希望自己握政权，随便用哪一国都可以做个模范国，但始终不得这机会，所以偶然参观乡下人年底的宴会，触动他的“平民主义”，就发这段感慨。后来作《春秋》，也许是因这个动机。
大同、小康不同之点：第一，小康是阶级主义，大同是平等主义。第二，小康是私有主义，大同是互助主义。第三，小康是国家家族主义，大同是世界主义。把《礼运》两段比勘，意义甚明。
《论语》这部书，像是有子、曾子的门人记的，有几重形式。曾子很拘谨，所以孔子许多微言大义，没有记在里头。但内中也有一两处，可以与大同主义相发明。如：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董仲舒解这几句最好。他说：“有所积重，则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春秋繁露·调均》）经济论注重分配，怕算孔子最古了。
《论语》还有一章，和大同主义很有关系。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子路讲的，就是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颜渊讲的，就是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孔子讲的，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都是大同主义。质言之，都是把私有的观念根本打破。我这解释，敢信绝非附会。因为孔门两位大弟子和老先生言志，当然所讲都是最胜义谛。
小康在《春秋》书中叫做“升平”，大同叫做“太平”。要明白这两种分别，然后《春秋》可读。后来儒家两大师，孟子所说，比较的多言大同主义；荀子所说，比较的多言小康主义。这是后世孔学消长一个关键。
二、《春秋》的性质
要研究《春秋》，须明白这部书的性质。今将重要的几点说明：
第一，《春秋》非史。自汉以后，最通行的误解，都说《春秋》是记事的史书。如果《春秋》是史书，那么，最拙劣诬罔的史家，就莫过于孔子。王安石骂《春秋》是断烂朝报还太恭维了。例如天王狩于河阳，明明是晋文公传见周天子，他却说天子出来行猎。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一个人怎会死两回呢？史家天职，在于记实事，这样做法，还能算信史吗？认《春秋》是史，是把“春秋学”也毁了，把史学也毁了。
第二，《春秋》是孔子改制明义之书。然则《春秋》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呢？《春秋》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借记述史事的形式来现出来。孟子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是说，鲁国本来有一部《春秋》，和晋《乘》、楚《梼杌》一样；孔子的《春秋》，表面上的事与文，也是和他一样。至于义，却是孔子所特有了。义怎么特有呢？孟子又说：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不过一位学者的著述。为什么说是天子之事？后人读《春秋》，知孔子罢了。为什么又会罪孔子呢？因为《春秋》是一部含有革命性的政治书，要借他来建设一个孔子的理想国，所以说是天子之事。一位学者做这种事业，已是骇人听闻，况且其中还有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解诂序》），所以知我罪我，都由此起。细读《孟子》这两段话，《春秋》性质，大略可明了。但孔子改制，是普为后世立法，并不专为哪一朝代。后来汉的春秋家，说孔子为汉制作，杂引纬书中许多矫诬之说，却非本来的经义。
第三，治《春秋》当宗《公羊传》。现在所称《春秋》三传，谓《公羊》《榖梁》《左氏》。然而汉一代，传者独有《公羊》。《榖梁》传授，已不甚可信。若《左传》者，其著书之人姓左丘，其书名《国语》，与《春秋》无涉。故司马迁但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西汉末诸博士皆言左氏不传《春秋》（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因刘歆欲佐王莽纂汉，恶《春秋》之义，不便于己。乃将分国记事之《左传》，割裂增窜，变为编年解经之书，名曰《左氏传》。说孔子这部《春秋》，专据史官旧文，凭各国赴告，自是《春秋》真成了断烂朝报了。所以欲明《春秋》，惟当以《公羊传》为主，再拿《榖梁传》和《春秋繁露》参证。何休的《公羊传解诂》，传自胡毋生，也多半可信据。
第四，《春秋》之微言大义，传在口说。司马迁说：孔子次春秋“……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以治《春秋》非求他的口说不可。为什么专用口说呢？《公羊传》说：“定哀之间多微辞。”（《公羊传·定元年》）董生说：“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春秋繁露·楚庄王》）太史公说：“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不可书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据此或因在专制政治之下，有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不便写出来，也未可知。但据我看，不专为此，实因当时未有纸墨，专恃刻简，传写不便，故著书务求其简。老子将许多道理，缩为五千言，也就为此。孔子《春秋》之义，如此之复杂，全写出来，倒不便传授，所以一切意义，都拿字句的体例表示他。《春秋》口授传指，想是为此。既已代代口授，难保无漏失、无附增、无误谬。所以现在的《公羊传》，我们不敢说他个个字都是孔子口说，也许有战国、西汉的儒者把自己意思添入；孔子的微言大义，也不见得都收在里头。但除了他更无可据，只得以他为主，参以《孟子》《董子》等书，总可以见春秋学说的大概了。
第五，未修《春秋》与既修《春秋》。庄七年《公羊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霄如雨……”所谓不修《春秋》者，就是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亦即墨子说的周之《春秋》、郑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何氏《解诂》云：“不修《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孔子作《春秋》，是拿鲁史原本来修改一编，所修改之处，微言大义便寄记在里头。作传的人还及见鲁史原本，故引来作证。现在原文是没有了，但据《传》及《解诂》，还可推测一二。例如第一条：
元年春王正月，不修《春秋》，疑当作，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何以见得呢？据《传》发问：“元年者何……”《解诂》说明：“变一为元者……”知鲁史本作“一年”，孔子修之，将“一”字变为“元”字。表示什么意思呢？《解诂》说：“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表以天道节制君权的意思。据《传》发问：“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知鲁史本无“王”字，孔子加入。加入表什么意思呢？《解诂》说：“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春秋》是孔子理想国的制度，标一“王”字，明新王之义。据《传》发问：“何言乎王正月……”知鲁史作“一月”，孔子修“一”为“正”。又是什么意思呢？《传》说：“大一统也。”《解诂》说：“政教之始。”因为孔子常说“政者正也”，一年中初施政教那个月，改他做正月。据《传》发问：“公何以不言即位……”知鲁史本有“公即位”三字，孔子删去。删去什么意思呢？《传》说：“成公意也。”因鲁隐公让国，君子成人之美，故从其意不书即位。就这一条推勘，孔子修《春秋》怎么修法？修了何以能寄托微言大义？口说何以如此重要？都可以略见了。
三、《春秋》与正名主义
《春秋》既专用字句体例来表示义法，所以用字最谨严。第一步讲的就是正名主义。董子的《春秋繁露》，有《深察名号》篇，专发明此理。他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陨石则后其五，言退鶂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所举石鷁的例证，见于《春秋·僖十六年》。
经文：“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飞，过宋都。”
传文：“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鶂？六鶂退飞，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鶂，徐而察之则退飞。”
观此可知《春秋》用字，异常谨严，不惟字不乱下，乃至排字成句，先后位置，都极斟酌。将此条与前文所举“星陨如雨”条合观，可知所谓“名物如其真”，确费苦心。
《春秋》正名之义，全书皆是，今更举个显著的例：
经文：“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传文：“此取之宋，其谓之郜鼎何？器从名，地从主人。器何以从名？地何以从主人？器之与人，非有即尔，至乎地之与人则不然。俄而可以为其有矣。然则为取可以为其有乎？曰否……”
这一段说器物的名和地名，性质不同，故记载当各有格式。与《荀子·正名篇》所说名的品类，互相发明，都是论理学的重要基础。又说“取不可以为其有”，是借动词应用的法则，表明所有权正确不正确的观念。凡读《春秋》，皆须如此。
《春秋》将种种名字详细剖析，而且规定他应用的法则，令人察名可以求义。就名词论，如时月日之或记或不记（或记春夏秋冬等，或否月日仿此），如或称名，或称字，或称爵位或否，或称国，或称人。就动词论，如两君相见，通称曰会。《春秋》分出会、盟、遇、来、如等名，盟之中又有殊盟、莅盟、寻盟、胥命等名，会之中又有殊会、离会等名，皆将一名内容外包之大小，剖析精尽。又如同一返国得立之诸侯，而有入、纳、立（《隐四年解诂》：立、纳、入，皆为篡；《庄六年解诂》：国人立之曰“立”，他国立之曰“纳”，从外曰“入”），归、复归、复入（《桓十五年传》：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入者，出入恶；归者，出入无恶），种种异辞。乃至介词连词之属，如及（《桓二年传》：及者何？累也。《隐元年传》：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如以（《桓十四年传》：以者，何行其意也），如遂（《桓八年传》：遂者，何生事也），如乃（《宣八年传》：乃者何，难也）。凡各种词，用之都有义例。这就是《春秋》严格的正名主义。
欲知正名主义的应用，最好将《春秋》所记各事，分类研究。今举弑君为例：
例一 （隐四年三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例二 （隐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例三 （隐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桓元年春正月），公即位。
例四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五 （文元年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髠。
例六 （僖九年冬）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十年秋）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例七 （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处臼。
例八 （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例九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例十 （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戊申）晋弑其君州蒲。
例十一 （襄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
例十二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
例十三 （昭十九年夏五月）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
例十四 （哀四年三月）盗杀蔡侯申，（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上所举十四例，就主词subject方面研究，凡杀君之贼书其名，以明罪有所归，这是原则。如例一以下例四、例五、例六、例九、例十二、例十三，皆同。但其中却有分别，如例五之“楚世子商臣”加世子两字，以见不惟弑君，且是杀父，更罪大恶极了。例十三之“许世子止”，表面与例五全同，但内中情节不同。“世子止”是进药误杀，自己痛心，认为弑君。《春秋》许他认罪，然则怎样能表出他和商臣不同呢？下文有葬许悼公一条：《春秋》之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为其无臣子也”。（《隐十一年》传文）今书葬，便见止之罪可从末减了。（《传》云：“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这是许人忏悔的意思。例九虽与例一同式，但弑君的人，是赵穿不是赵盾。因为盾力能讨贼而不讨，故把罪名加他。例十二之楚公子比，亦像与世子商臣同式，但情节又不同。这回弑君的实是弃疾，不是比。为什么书比呢？因为弃疾立比，虔便自杀，故把罪名加于比，这都是说弑君的人罪有应得。
及之有弑君的人无主名的，是认被弑之君罪有应得。其例有三：
（一）称人以弑。如例二、例七说，有些人弑他，这些人并非有罪。如例二的卫人，便是石碏主谋，碏是有功无罪。所以《传》引公羊子曰：“称入者何？讨贼之辞也。”可见凡称“入”的，都含有讨贼意味。
（二）称国以弑。如例九、例十一，《文十八年传》：“称国以弑者，众弑君之辞。”（《解诂》）“一人弑君，国中人人尽喜，故举国以明失众，当坐绝也。”（《成十八年解诂》义略同）这明是说暴君该死，弑他是国民公意了。
（三）称阍或称盗以弑。如例十一、例十四，被弑的虽未必得罪国民，然狎近小人，亦属咎由自取。称人称国，皆明弑者无罪，被弑者反有罪。称阍称盗，明弑者罪不足责，而被弑者亦与有罪。还有例十二之主词，亦表示被弑者有罪。言公子比归于楚，《春秋》之例，归无恶（见上）。所以加这一句，便反证楚灵王虔之该弑了。参合以上各条的义例，有一半是正弑君的罪名，使乱臣贼子惧。有一半是正被弑之人的罪名，使暴君凶父惧。真算得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了。可见孔子并不主张片面伦理。后人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这些话决非孔子之意。
更就宾词object方面研究，被弑者称其君某，这是通例，但亦有分别。如例六书弑其君子之奚齐，因其末逾年未即位，未成乎为君。如例十一书楚公子弃疾弑公子比，明是两公子相杀，因弃疾胁比立之，已认为君，故加以弑名。如例四、例六皆连书及其大夫，所以表彰死难之臣。如例二书卫人杀州吁，明卫人并未认州吁为君，故不言弑而言杀。如例十一之吴子余祭，例十四之蔡侯申，皆不称其君，见被弑者与弑者并非有君臣之分。如例二书于濮，例十二书于乾溪，明其在国外，凡此皆因一二字之异同，定案情之差别。都是正名主义的作用。
《春秋》有一件最奇怪的事，凡鲁国篡弑之祸，他都不肯直书。但明白他的义例，推勘起来，案情依然分明。例如隐公为桓公所弑。据例二所举，在隐十一年书“公薨”二字，在桓元年书“公即位”三字，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来。但须知《春秋》有两个例，一是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一是继弑君不言即位。别的公薨之后，都有“葬我君某公”一条，隐公底下没有，就知道他一定被弑而且是贼不讨了。继弑君本不该即位，桓公自行即位，《春秋》直书他，可见弑君的贼就是他了。（《春秋繁露·玉英》云：“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像这些，在经文上是很简单，都靠口授其指的传来说明，只要参伍错综研究一番，大义还是炳然。
以上所举，专论弑君一例（还未详尽）。其实全部《春秋》，都该如此读法。董仲舒曰：“《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春秋繁露·精华》）又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竹林》）又曰：“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精华》）又曰：“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五即参伍错综之伍），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玉杯》）又曰：“贯比而论是非。”（《玉杯》）
所谓慎辞，即是正名。名指单字，当论理学上所谓词。term辞指连属成句，当论理学上所谓命题proposition。《春秋》的辞和《易》的辞，性质很有点相同，都是用极严正极复杂的论理学组织出来，必要知孔子论理学的应用，才能读这两部书。
四、《春秋》之微言大义
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史记·太史公自序》）若要把他一一罗列，非别成专书不可。但其中大半是为当时社会补偏救敝，在今日已无研究之必要，今仅刺取数条以见其概。
第一，张三世。《春秋》二百四十年，历十二公，分为三世。隐桓庄闵僖五公，名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文宣成襄四公，名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昭定哀三公，名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隐元年解诂》）升平世当《礼运》之小康，太平世《礼运》之大同。但《礼运》大同，悬想古代大道之行，小康乃指后世。大道即隐，像是希图复古。《春秋》则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纯是进化的轨道。孔子盖深信人类，若肯努力，世运必日日向上，所以拿《春秋》作个影子。太平世的微言，可惜传中所存甚少；内中最显明的，就是抛弃褊狭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专提倡世界主义。这确是对于当时封建制度一种革命思想。
第二，以元统天，以天正君。《春秋》发端之元年春王正月，谓之五始。《春秋繁露》说：“《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元为万物之本，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又说：“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二端》，《隐元年解诂》同）这个“元”字，就是《易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的“元”字，就是无方无体之易，就是自然法。天是指自然界的现象，以元统天是说自然法支配自然现象。以天正君者，谓人君当察自然现象之变迁以求合于自然法。原来古代迷信思想甚多，以为自然界的灾变，都与人事有关。孔子是否仍有这种迷信，不敢断定，但他以为利用这种观念，叫时主有所忌惮，也是一种救济良法。所以全部《春秋》，记灾异甚多，都含有警告人的意味。这种用意本甚好，但后来汉儒附会太过，便成妖诬了。
第三，重人。子夏说：“《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春秋繁露·俞序》引）这句话，可谓得《春秋》纲领。《春秋》对于当时天子诸侯大夫，凡有劳民、伤民，多取予之事，一一讥刺，无假借。（《传》及《春秋繁露》引证极多，不具列）不外欲裁抑强有力者之私欲，拥护多数人之幸福。对于违反民意之君主，概予诛绝。如前所举弑君诸条，是其明证。僖十九年书梁亡，《传》云：“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解诂云：“明百姓得去之君当绝者。”据《春秋》例，灭国罪极重。梁本为秦所灭，乃《春秋》不著秦灭国之罪，而言梁自亡，是专明违反民意的暴君，理宜灭绝。隐四年书卫人立晋，《传》云：“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则其称人何？众之所欲立也。”凡此之类，皆表绝对尊重民意之义。
第四，无义战。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董仲舒说：“《春秋》重民……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辞。”（《春秋繁露·竹林》）可见《春秋》是绝对主张平和之义，和《墨子》非攻之旨正同。
第五，讥世卿。《春秋》全书大精神，在反对当时贵族政治，所以认为世袭执政的制度最不好。《隐三年》书尹氏卒，《宣十年》书齐崔氏出奔卫。就字面读去，很像不通。为什么不书尹某崔某？难道姓尹的同一日都死绝吗？难道姓崔的都跑完吗？两处的《传》都说：“其称尹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昭三十一年传》大夫之义不得世，亦同此意。）所以昭二十三年书尹氏立王子朝，是说明后一百多年乱国的尹氏，与前一百多年死的尹氏，是同一族人。若从前死了不世袭，何至有后来之祸呢？（《襄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与前文崔氏出奔相应。）这就是《春秋》微言大义。此外大夫无遂事（《桓八年》《庄十九年》《僖三十年》《襄二年》《襄十二年》传文），讥父老子代从政（《桓五年》《桓九年》传文），都是这个意思。
第六，贵让。《礼运》说：“争夺相杀，谓之人患。”孔子以为一切祸害，都起于争夺，所以最奖励让德。《春秋》记让国之人有八：（一）鲁隐公，（二）（三）宋宣公、缪公，（四）宋公子目夷，（五）卫叔武，（六）曹公子喜时，（七）吴季札，（八）邾叔术。文中都备极奖励。虽有别的罪恶，都为之讳。意思是拿来和当时篡弑之祸，做反对的比照，是一种救世苦心。
第七，恶谖。谖是诈伪，孔子所最恶。《文三年》《襄十四年》《襄二十六年》《哀六年》《哀十三年》传文，皆特别发明此义。例如战争本已是罪恶，诈战则罪恶尤重。《春秋繁露》说：“《春秋》恶诈击而善偏战。”（偏战谓约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见《解诂》。）又说：“《春秋》之于偏战也，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俱《竹林》，孟子所谓彼善于此，即指偏战。）所以兵家“兵不厌诈”之说，儒家是极反对的。用兵尚且如此，其他可知。
第八，重志。《春秋繁露》说：“《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玉杯》）志是指行为的动机。孔子最重动机，拿来做善恶的最高标准。所以《论语》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春秋》传中有许多“成其志”“如其志”等文，后世所谓诛心之论，就指此类。（多不具引。）这是鞭辟近里的意思，原来是极要的。但专论动机，不问成绩的好坏，也是不对，所以《春秋》有些地方，特别矫正。例如宋宣公让国给兄弟缪公，缪公又让还给侄儿与夷，两位的志，自然都是极好，但因此酿起争端。缪公的儿子冯，到底弑了与夷，结果是不好了。《春秋》虽然嘉许宣缪之让，却说宋之祸，宣公为之也。（《隐三年》）可见孔子论善恶，原不专偏于动机一面。
以上八条，不过我个人认为重要的，随手举来。此外《春秋》的大义，不下百条，限于篇幅，恕不多述。就一方面看，《春秋》不算得孔子的法典，所以汉辕固生在窦太后前毁《老子》书，太后翻脸骂他，说“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司空城旦，汉刑律名。）但孔子奉是主张礼治主义的人，说《春秋》全是法典性质，也有点不对。
董仲舒说《春秋》有十指，前三指最为握要。他说：“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二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三指也。”（《春秋繁露·十指》）事变之所至是结果，所以至者是原因。既知原因，想方法对治他，以求免于恶结果，便是作《春秋》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