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军累次讨伐梁山泊，无不给梁山泊打得落花流水，将官送到山里做首领，兵卒送到山里做喽啰，一言以蔽之，不论将官或兵卒，没有一个存必死之心，降的降，逃的逃，官军讨伐梁山泊一次，即助长梁山泊的气焰一分，反之，祝家庄与曾头市的情形，却与官军不同。梁山泊未向他们侵略，他们先向梁山泊挑衅。祝家庄门上贴了两个标语，写道：“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水浒传》第四十七回，参看第四十六回），而曾头市则杜撰了几句军歌，唱道：“摇动路镮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水浒传》第五十九回）这种挑衅的态度当然可使梁山泊诸好汉为之一惊。然其结果，在祝家庄，竟使宋江三次动员；在曾头市，又使晁盖受伤，因而丧命。虽然此后他们都给梁山泊侵服，祝曾两家全部殉难，然而他们的反抗精神和反抗实力，实胜过官军百倍。
何以祝家村及曾头市的军队强过大宋官军呢？祝家村的军队似是部曲，曾头市的军队则为乡团。按“祝家庄前后有两座庄门，一座在独龙冈前，一座在独龙冈后”，“宋江引了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把得严整”（《水浒传》第四十七回）。由此可知祝家庄似与魏晋南北朝的坞堡相同，而其军队，观扈三娘捉得王矮虎之时，“众庄客齐上，横拖倒拽，活捉去了”（《水浒传》第四十七回），即无异魏晋南北朝的宾客及部曲。曾头市呢？它是城市，市内三千余家，其中一家姓曾，有五七千人马（《水浒传》第五十九回），即其军队与欧洲中世纪自由城市之军队相同，而为乡团。部曲与领主有主奴关系，其关系是封建式的，不是雇佣式的，在乡团，军队大率是该乡的住民，他们由于爱护乡土，即他们的祖墓、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妻子均在这个地方，所以在社会纷乱之时，他们不惜牺牲一身，出而当兵。
军官如何呢？中国兵制是由农兵渐次变为佣兵的。在农兵制度，军队由农民组织，无事耕田，有事从军。在劳动力缺乏的社会，政府要设置军队，只有利用这个方法。因为各人既然都有工作可做，试问谁人愿意从军？所以政府利用支给工资的方法，组织军队。政府要组织军队，只有一个方法，即强制征召的方法，于是农兵制度便成立了。农民当兵，以古代的武力言，其战斗力是最强的。因为农民在露天的地方，寒暑交迫，日晒雨淋，不断地劳苦工作，所以最能忍受战争的苦痛。反之，社会若有过剩的劳动力，不能得到工作机会，而沦为流民，则政府只能采用佣兵制度，即将流民收编为军队，使他们有所衣食。倘再征召农民当兵，一方流民无以糊口，同时农民从军，田园荒芜，幸而及瓜而代，而田园已经不能耕耘，因之，农民也将变为流民。唯在佣兵制度之下，兵卒既是流民，他们平日惯于嬉戏，狎于欢乐，聆敌则慑骇夺气，闻战则辛酸动容，临阵不至脱逃，已经可嘉，而欲令其陷阵杀敌，以攘寇患，自属难能。
三代及秦，采用农兵制度。汉置“正卒”之制，民年二十三皆服兵役，五十六乃免。唐设“府兵”之制，民年二十从军，六十退役。汉武帝、唐太宗能够平定四夷，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东汉以后，“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都尉是统兵的官，都试是每岁立秋之日检阅地方军队，课其殿最。即东汉已由农兵改制为佣兵。中叶以后，阉宦秉政，朝纲崩弛，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师旅，百姓饥穷，盗贼蜂起，社会经济完全破坏。百姓流移就谷，变成流民，各地牧守就将他们收编为军队，例如，“刘焉为益州牧，初南阳三辅民数十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这就是三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原因。
汉末大乱，兵乱相承，豪族常筑坞堡以自卫，而农民则投靠于坞堡之中，在坞主的保护之下，租借田地，从事耕种，而以其剩余劳动力贡献给坞主。这样，坞主事实上便成为拥有民人及土地的领主，而民人亦变成坞主的领民，受其统治。领民分为两种，一种称为宾客；另一种称为部曲，此种情况，经两晋而至南北朝还是一样。
北周施行府兵之制，由隋至唐，规模大见充实，但太平日久，“豪富兼并，贫者失业”（《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许多农民均排斥于农村之外，变为流民，单单京师一隅之地，游手已有数千万家，开元十一年改征为募，称为骑。“六军宿卫皆市人”，而为社会所不齿，“及禄山之反，皆不能受甲矣”。安史乱后，诸镇擅地，而农村破坏，社会上流民更多，方镇尽收之以做私兵，这就是唐末五代大乱的原因。唐末五代的私兵与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不同，部曲对其主帅是封建的隶属关系，私兵对其主帅则只有雇佣关系，谁肯出最高价钱，谁就能收买他们，这又是唐末五代，兵变引起政变的原因。
宋兴，仍采用佣兵制度。仁宗以后，承平日久，豪强兼并，而赋役繁重，“民罕上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每遇岁饥，流民更多，方偕对吕夷简说：“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将聚而为盗矣。”而实际上确是“百姓多弃农为兵”。“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以众”，富弼为青州，募流民为兵者又万余人，天下传以为法。但“所募多市井选，不足以备战守”。这就是宋代官军的战斗力不如祝家庄的部曲及曾头市的乡团的理由。
然而这种募集的兵又不能解散，唐在穆宗初年，萧与段文昌当国，建销兵之议，兵无生业，皆聚山林间为盗贼，既而方镇悉收用之，尾大不掉，地方割据更加甚了。明代亦然，当马贼高迎祥作乱之时，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无所得食，俱从贼”。由此可知自唐中叶以后，军队乃是一种社会政策，其御敌之意义少，而救贫之意义多。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附带说明中国古代的官僚组织。中国职官，秦汉甚少，东汉以后，渐次增加。固然增加，而因文化的发达，知识阶级亦随之加多，不能全部容纳于官僚组织之内。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大规模的企业，而知识阶级又均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以“做官”为业。而如袁安所说“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他们得不到职业，变为游士，犹如农民变为流民一样，何肯坐而待毙。这是政府应该注意的问题。战国时代诸公子之养士，西汉郎官多至千人，无非收罗那些得不到职业的士人。东汉士人更多，单单太学已有学生三万多人（《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序》），而私塾亦甚发达，每一宿儒常收门徒数十人至千余人，郎官虽然增加到两千余人，而阉宦秉政，父子兄弟婚亲宾客布列州郡。士人没有出路，遂依附外戚，而攻击宦官，发生了党锢之祸。唐代文化也极发达，贞观时代，单单京师一地，学生已有八千余人。文化发达，士人增加，当然不免“仕进路塞”。而唐代考试又复最重进士一科，及第进士有年过七十者。每次礼部考试，单单明经一科，有三千人，据《文献通考》所载，进士唯开元元年七十一人，平均不过二三十人，诸科只唯神龙二年三十九人，文宗太和二年三十六人，其余不过数人或十数人。何况及第于礼部，尚须再试于吏部，天宝二年，选人集者以万计，入第者六十四人。“选人一蹉跎，或十年不得官。”人类均有生存欲望，仕进路塞，自必结为朋党，攻讦当道，设法引起政党，以打开一个新局面，幸而成功，在野者固然弹冠相庆，下台者何敢甘心，势必设法报复，俄而此生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进矣，一起一仆，仇怨愈深，而唐代就同东汉一样，发生了牛李党之争。但是汉代朋党是反对宦官的，而唐代朋党则依附宦官。兼以唐因冗员太多，不能不设法裁员，而裁去之员，方镇乃竞引之，以为谋主，于是朝廷孤立，而方镇遂横行无忌了。
宋代文化亦甚发达，每次考试，诸道贡士常在万人以上，例如太宗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而是年录取人数只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诸科七百七十四人，共计一千一百二十七人，即十五取一。徽宗大观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赐第者八百余人，即十八分取一，其余皆散在民间。固然宋代职官甚多，据曾巩言，真宗景德年间一万余员，仁宗皇祐年间二万余员，英宗治平年间二万四千余员（《元丰类稿·卷三十·议经费》）。到了哲宗时代，又增加为二万八千余员（《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志四·铨法上》）。而亦无法容纳这许多及第之人，于是新旧党争又发生了。兼以宋同唐代一样，兵冗官滥为财政之蠹，吴及请省冗官，仁宗乃“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会计》）。哲宗时吕大防请废胥吏之半，范百禄以为“废半则失业者众”（《宋史·卷三百三十七·范百禄传》）。苏辙亦请“阙吏勿补”，使“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苏辙传》）。由此可知宋代的官僚组织亦社会政策之一种，治国之意义少，而恤贫之意义多。“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一·科目上》），国家安有不穷。
明代文化亦甚发达，京师有国学，地方则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中国士人自古就以干禄为目的，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只是少数人之志趣。嘉靖中，“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励士大夫，谈虚论寂，靡然成风”。士人既以富贵功名相尚，则士人之数应与职官之数保持一定比例。官多士少，则官职旷虚，官少士多，则人才壅滞。人才壅滞，超过一定程度，势必引起党争。证之吾国历史，至为显明。明代士人入仕之途甚多，有进士、举人、监生、杂流数种，进士为殿试及格之人，举人为乡试及格之人，监生为国子监学生之通称，杂流是由吏道出身之人。合此数途，士人人数必超过职官之数。单单监生一途，弘治八年听选于吏部，至万余人，有十余年不得官者（《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而考选又不公平，达官子弟往往名列前茅。例如成化弘治之间，万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考，必令其门生为考官，子孙甥婿多登第者”（《明史·卷一百六十八·万安传》）。正德三年“太监刘瑾录五十人姓名，以交主司，因广五十名之额”（《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神宗初，张居正当国，其子礼闱下第，居正不悦。至五年，其子嗣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至八年，其子懋修以一甲第一人及第。而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之子亦皆先后成进士（《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而考场之中又有舞弊，如“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事属暧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明以文字取士，本非择人之法，而既用文字了，就须以文学为标准，顾乃不视文学优劣，唯视权力大小。而考试及第之后，能否得官，又非倚仗权贵汲引不可。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明史·卷二百三十·汤显祖传》）。他们“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明史·卷二百三十·蔡时鼎等传赞曰》）。兼以明代“士大夫好胜喜争”，世宗时大礼之争，神宗初夺情之议，朝臣不识大体，而乃化小事而为大事，这种作风已经可以发生党派了。而明代又有廷推大臣之制，即大臣有阙，令吏部会同朝臣推举之（参阅《明会要·卷四十八·廷推》），此乃“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传》）。然而党同伐异，人情之常，他们何能以大公无私之心，品藻人才，势必引用私人而排斥异己。这样，又助长了朋党之争。顾宪成就是因为吏部廷推阁臣王家屏，神宗特旨任用沈一贯，先后疏争，而被削籍，乃归卧无锡，而讲学于东林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东林党议》，万历二十二年）。何况仕宦壅塞，退处林野之人唯冀目前有变，不乐政局安定，遇有机会，即借题发挥，攻击当途。盖欲引起政变，使得意者退处林野，不得意者弹冠相庆。这种心理更是党争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政局之下，最可利用者莫如言官，“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气，专务分门立户”，其“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邹元标传》）。于是明代每次掀起政潮都是出于御史及给事中，而各派亦利用御史及给事中排斥异己，而朋党遂形成了。
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歧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明史·卷二百三十二·魏允贞等传赞曰》）
弄到结果，明代又同唐代一样，发生了宦官之祸，更由宦官之祸而助长了朋党之争。
在这里，我们尚欲附带说几句话：党争发生之后，君子常为小人所打倒，这叫做政治上的格勒善法则（gresham’s law），因为君子有所顾忌，而小人则不择手段，不惜与宦官勾结。且看明代吧，在刘瑾得势的时候，有许多士大夫依附刘瑾，焦芳“每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为门下”。李宪“时袖白金，示同列曰，此刘公所遗也”。张彩的行为比较巧妙，“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见。彩故徐徐来，直入瑾小阁，欢饮而出，始揖众人，众以是益畏彩”（以上见《明史·卷三百六·阉党》）。在魏忠贤得势的时候，又有许多士大夫拜忠贤为假父，忠贤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贤传》）。比方崔呈秀，他因为贪污，受了高攀龙、赵南星的弹劾，乃“夜走魏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又如曹钦程，因事忤忠贤意，忠贤怒，“削其籍，濒行尤顿首忠贤前曰：‘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絮泣而去”。而黄运泰之建忠贤祠，迎忠贤像，更不惜“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己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还就班，复稽首如初礼”（以上见《明史·卷三百六·阉党》）。这种行为，君子安能做到。君子既然不能做到，则君子与小人斗争，当然君子失败。但是我们须知上面所引的人，都是由进士出身呢！他们读了圣贤的书，而竟谄事宦官，士大夫的道德，实可令人怀疑。所以孟称舜在其剧本《英雄成败》上，有数句话，把士大夫骂得体无完肤：
你们做秀才呵，读诗书也学着孔宣王口喳喳几句头巾话。做官呵，讲法律也曾把萧相国，嘴巴巴依样葫芦画。说别人呵，将那卢杞李林甫一个个恣吹弹，指定名儿骂。到轮着自己身上呵，却把他几个劣样儿，一桩桩做了印本花儿拓。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知识阶级的过剩固然可以发生党争，但是人口的过剩如果只限于知识阶级，则党争尚不至变成内乱，万一流氓阶级也感觉人口过剩，不能全部编入军队，则党争必会引起内乱。因为文绉绉的士大夫没有能力作乱，能够作乱的，只有流氓，然而流氓作乱的时候，若有一部分士大夫跑到流氓方面去，拥戴一个真命天子，自居为谋臣策士，则他们固然可借革命的进行，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上，使革命运动不能化为民众运动，而只见新王朝的成立，然而同时，内乱在某程度内，尚可有秩序地进行。反之，士大夫不跑到流氓方面去，则流氓的内乱势必变为流寇的掳掠，而使中国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看吧！明季的士大夫中了八股的毒，已经不配做谋臣策士，所以李自成、张献忠终为流寇，而收拾残局，只有依靠外来势力，由是清朝政府就入关统治中国了。
闲话愈多，离题愈远了。其实不然，句句说明官和兵的腐败，便是句句说明官兵打不过梁山泊的理由，并反证祝家庄和曾头市所以有优越的战斗力的理由。总而言之，官僚组织与军队制度虽然不失为一个社会政策，然却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须由别种政策，反之，由治国和保国的方面着想，则非改造官僚组织与军队制度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