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无撰人《爱日斋丛钞》一云：“《通鉴》：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又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

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版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此言宰相请校正《九经》印卖，当是前长兴三年事，至是二十馀载始办。田敏为汉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经》遗高从诲。意其广顺以前，《五经》先成。王仲言《挥麝录》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

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版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今史云三年。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从之。又他书记冯道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版，则非李锷书。仿蜀制作，或别本也。《金石录》又云：‘李鹗，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版，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鹗，即锷也。《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版为正。见两朝国史。’此则印书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谓，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版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印，遂以为始于蜀也。当五季乱离之际，经籍方有托而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绝斯文信矣。”

宋邵伯温《闻见录》十六云：“潞州张仲宾，字穆之。其为人甚贤，康节先生门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县，十五六岁时犹为儿戏，父母诲责之，即自奋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迁于州。三年，其资为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于一路。又曰，为富家而止耶。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谓有志者也。”

宋邵博《闻见后录》二十云：“东坡倅钱唐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凿至此。”

宋邵博《闻见后录》五云：“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家伯寅公菉竹堂残钞本作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是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馀，仅存《仪礼》一部。”

宋孔平仲《珩璜新论》云：“昔时文字，未有印版，多是写本。《齐宗室传》：‘衡阳王钧尝手自细写《五经》，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也。’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刊版印卖。朝廷从之。 是虽在乱世，《九经》传播甚广。至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版《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

宋苏轼《仇池笔记》上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贱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和之，遂使古书日就舛讹。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女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盖灭没于烟波间。而宋敏求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宋邵博《闻见后录》十九云：“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求刻本无求字，曹倦圃藏钞本有求字。今据补。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春醪’为‘香醪’也。”

宋周煇《清波杂志》云：“印版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韵语阳秋》，评诗一条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者，日光也。恨句中无日字耳。余谓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葛之说云尔。煇考此诗，乃东坡《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终篇皆为子由设，当是误书‘子瞻’为‘子美’耳。此犹可以意会，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宋朱彧《萍州可谈》云：“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版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

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著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七云：“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 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 然其后亦至通显。”

又五云：“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尝于吕居仁舍人坐上记历日，酒一行记两月，不差一字。”

宋车若水《脚气集》云：“张主一有《春秋集注》、《集传》，予未尝见。忽得本于瑞州守董华翁，盖其刻在瑞州。见惠新本也。”宋费衮《梁溪漫志》六云：“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其改窜处甚多。玩味之，可发学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学问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于臣上涂去而字。‘窃以人臣之献忠’，改作‘纳忠’。‘方多传于古人’，改作‘古贤’，又涂去贤字，复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学刚过’，改学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察为明’，改作‘以苛刻为能’。‘以猜忌为术，而贽功之以推诚’，‘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后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驭将之方’，先写‘驭兵’二字，涂去，注作‘治民’。‘改过以应天变’改作‘天道’。 ‘远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 ‘以陛下圣明，若得贽在左右，则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并涂去，改云‘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汉文闻颇、牧之贤’，改‘汉文闻’三字作‘冯唐论’。‘取其奏议，编写进呈’，涂去编字，却注‘稍加校正缮’五字。‘臣等无任区区爱君忧国感恩思报之心’，改云‘臣等不胜区区之意’。《获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籽之劳’而下云，‘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廷，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后乃悉涂去不用。‘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号称右臂’，改作‘古称’。‘非爱尺寸之疆’，改作‘非贪’。自‘不以贼遗子孙’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毡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祸心，与将鬼章首犯南川’，后乃自‘与将’而上二十六字并涂去，改云‘而西蕃首领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诸将’，改作‘申命诸将’。‘盖酬未报之恩’，改作‘争酬’。‘生擒鬼章’，改作‘生获’。其下一联，初云‘报谷吉之冤，远同疆汉，雪渭川之耻，尚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别作一联云：‘颉利成擒，初无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报谷吉之冤。’末句‘务在服近而 柔远’，改作‘来远’。”

宋朱弁《曲洧旧闻》四云：“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餍我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欺人一作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四云：“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 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钞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馀，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宋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如此法。又见钱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纸作标，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予性嘉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

宋洪迈《夷坚丙志》十二云：“绍兴十六年淮南转运司刊《太平圣惠方》版，分其半于舒州，州募匠数十辈，置局于学。日饮酒喧哗，士人以为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诸城南癸门楼上，命怀宁令甄倚监督之。七月十七日，门傍小佛塔高丈五尺，无故倾摧。明旦，天色廓清。至午，黑云倏起西边，罩覆楼上，迅风暴雨随之。时群匠及市民卖物者百馀人，震雷一击，其八十人随声而仆，馀亦惊慑失魄。良久，楼下飞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琉黄气。经一时顷，仆者复苏。作头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眠。内五匠，曰蕲州周亮、建州叶濬、杨通、福州郑英、庐州李胜，同声大叫，踣而死，遍体伤破。寻询其罪，盖此五人尤嗜酒懒惰，急于版成，将字书点画[寡]多及药味分两，随意更改以误人，故受此谴。”

宋王明清《投辖录》云：“近岁淮西路漕司下诸州分开《圣惠方》，而舒州刊匠以佐食钱不以时得，不胜忿躁。凡用药物，故意令误，不如本方。忽大雷电，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云：“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两都、吴、越，皆余足[迹]所历，其贾人世业者，往往识其姓名，聊纪梗概于后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至重，诸方所集者，每一当吴中二，道远故也。辇下所雕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又云：“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诸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瞷故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术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此盖海内皆然。楚、蜀交通便道，所摧间得新异。关、洛、燕、秦，仕宦橐装所挟，往往寄鬻市中。省试之岁，甚可观也。”

又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勿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籍籍海内，其藏蓄当甲诸方矣。”

又云：“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 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又云：“凡徙，非徙其书肆也。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 架而书置焉，若棋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 民舍于场前。月馀，试毕贾归，地可罗雀矣。”

又云：“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 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馀，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馀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又云：“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尝久寓，故不能举其详。他如广陵、晋陵、延陵、就李、吴兴，皆间值一二。歙中则余未至也。”

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 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又云：“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 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十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 屑也。”

又云：“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废不售矣。”

又云：“馀他省各有产纸，余弗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纸，理粗庞，质拥肿 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

又云：“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高丽茧绝佳，纯白滑腻，如舒雪，如匀粉，如铺玉，惟印记用之。”

又云：“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又云：“凡本，刻者十不当钞一，钞者十不当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精粗、久近、纸之美恶、用之缓急为差。”

又云：“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 中五不当燕中三，此以地论，即吴、越、闽书之至燕者，非燕 中刻也。燕中三不当内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其纸， 以其印其装为差。又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凡版漶灭，则以初印之本为优。凡装，有绫者，有锦者，有绢者；有护以函者，有标以号者。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闽多不装。又云：“有装、印、纸、刻绝精，而十不当凡本一者，则不适于用，或用而不适于时也。有摧残断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漶灭而价增于善者，必代之所无与地之远也。夫不适于时者遇，遇则重；不适于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又云：“叶少蕴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 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书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 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 也。’此论宋世诚然，在今则甚相反。盖当代版本盛行，刻者工 直重钜，必精加雠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 而钞录之本，往往非读者所急，好事家以备多闻，束之高阁而已，以故谬误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钞本咸废而不售矣。”今书贵宋本，以 无讹字故。观叶氏论，则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当又 讹于宋邪？余所见宋本讹者不少，以非所习不论。又云：“叶又云：‘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叶以闽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时义亦用白杨木，他方或以乌桕版，皆易就之故也。又云：“叶少蕴云：世言雕版始自冯道。此不然，但监本始冯道耳。《柳玭训序》言其在 蜀时，尝阅书肆，所鬻字书小学率雕版。则唐固有之。陆子渊《豫章漫钞》引《挥麝录》云：毋昭裔贫时，尝借《文选》不得，发愤云 ‘异日若贵，当版镂之以遗学者’。后至宰相，遂践其言。子渊以为与冯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后也。载阅 陆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冯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版矣，唐文皇胡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钞书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

活板始宋毕昇，以药泥为之。见沈氏《笔谈》十八卷甚详。又云：“遍综前论，则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时，刻本尚希。苏长公《李氏山房记》，谓国初荐绅，即《史》、《汉》二书不人有。《挥麝录》谓当时仕宦多传录诸书。他可见矣。”

又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笔谈》云：‘版印书籍，唐人尚不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一铁范置铁版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待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版案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馀印，以备一版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不沾污。昇死后，药印为其群从所得，至宝藏之。’右俱《笔谈》所载，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

又云：“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书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细阅卷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帙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 四善具焉。逆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士生三代后，此类未为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隶与今楷书，书工亦有难易也。又云：“洪景卢云：‘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版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此论未然。《太平御览》盖因袭唐诸类书，《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目验，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华，或未晓此曲折。诸家亦鲜论及，漫而识之。”

又云：“画家有赏鉴，有好事。藏书亦有二家：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沉湎青箱，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罗宋刻，一 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尚可耳，岂所谓藏书哉！”

又云：“王长公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藏书凡三万卷二典不与，构藏经阁贮焉，尔雅楼度宋刻书皆绝精。余每读九友歌，辄泠然作天际真人想。”

又云：“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马，尽出堂中，并诸古帖画卷列左右，坐客应接不暇，司马谓此山阴道上行也。司马公尤好古，汇刻《坟》、《雅》诸书，今盛传于世云。”

又云：“邺下宗正灌父，最蓄书，饶著述，宾客倾四方。尝饷余秘籍数种，并五言八韵寄余。余时尚十五六，今廿载馀，愧不能万一副也。顷闻已逝，因录其诗，志余感云。”“北郡词林冠，申阳艺苑英。斯人谁继美，之子独成名。气掇香山秀，才如濲水清。铿然同谢朓，貌矣迈阴铿。绮丽风应远，沉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数，大历讵堪评。著作千秋事，流传四海名。 吾惭下里调，焉敢应同声。”

又云：“黎惟敬博雅好古，尝罄秘书俸入刻《刘梦得集》。中多是正，较他传本为精。余有元人陈君采、柳文肃二集，黎过濲水，并携去，约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漶灭，因举赠，俾完此举。不三载，惟敬下世，遂并二书失之。”

又云：“龙邱童子鸣家，藏书二万五千卷。余尝得其目，颇多秘帙，而猥杂亦十三四，至诸大类书则尽缺焉。盖当时未有雕本，而钞帙故非韦布所办，且亦不易遇也。”

又云：“里中友人祝鸣皋，束发与余同志，书无弗窥。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书市，竞录所无。卖文钱悉输贾人，诸子啼号冻馁罔顾。惜年仅四十而夭，每念辄损神也。”

又云：“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筐箧所藏，往往与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记其略，以识余怀。自馀交亲中，雅尚甚众，幸俱健匕箸，未敢概及云。”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永乐中，命胡广、王洪等辑《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 目录六十卷。其表文载《蟫精隽》中，盖古今创见书也。惜卷 帙繁重未传云。”

明陆容《菽园杂记》十云：“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 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 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 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 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 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 厚欤。”

蔡澄《鸡窗丛话》云：“国朝著作家，其考订之精确，自顾亭林、阎百诗两先生外，当以钱遵王、何义门为冠。盖钱、何二公俱能购宋元善本及前辈雠校之本，亲自钞录勘对。即一字之亥豕，必遍阅群书，互相引证。故其评定诸书，俱为学者所宗。钱有《读书敏求记》四册，秘不示人。时竹垞方著《经义考》，欲假其《敏求记》而不肯。竹垞乃以白金银鼠裘赂其侍书窃出，预备书人二十辈，一日夕录毕。竹垞之好学，古今所未有也。惜义门无著述流传，其所评选《制艺》、《行远》诸集，风行海内。”按：《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四库全书》著录，澄殆未见耳。《义门读书》，《敏求记》跋云：“绛云未烬之先，藏书至三千九百馀部，而钱遵王所记凡六百有一种，皆纪宋版元钞及书之次第完阙、古今不同。手披目览，类而载之，遵王 毕生之精华萃于斯矣。书既成，扃之枕中，出入每自携。灵踪 微露，竹垞谋之甚力，终不可见。既应召，后二年典试江左。遵王会于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宴，约遵王与偕。私以黄金翠裘与侍书小史启鐍，豫置楷书生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成而仍返之。当时所录，并《绝妙好词》在焉。词既刻，函致遵王。渐知竹垞诡得，且恐其流传于外也，竹垞乃设誓以谢之。”又跋 云： “遵王撰成此书，秘之笈中，知交罕得见者。竹垞检讨校士江南日，龚方伯遍召诸名士大会秦淮河，遵王与焉。是夕，私以黄金青鼠裘予其侍史，启箧得是编。命藩署廊吏钞录，并得《绝妙好词》。既而词先刻，遵王疑之，竹垞为之设誓而谢之，不轻授人也。”义门以同时人记当时事，意必见闻甚确。然柯崇朴《绝妙好词序》略云：“往与朱检讨竹垞有《词综》之选，摭拾散佚。采摘备至。所不见者数种，周草窗《绝妙好词》其一也。嗣闻虞山钱子遵王藏有写本，余从子煜为钱氏族婿，因得假归。然传写多讹，迨再三参考，始厘然复归于正。爰镂版以行之。”据此，则《绝妙好词》从遵王借钞，非窃得也。此书既非窃钞，则《敏求记》之非窃钞，更可知矣。《敏求记》稿本向藏揭阳丁日昌特静斋，今已散出，为吾同年张菊生侍郎元济所获。曾借读一遍，与今刻本门类之出入，文句之异同，大足以资考索。若如义门所云，则是朱刻以前先有改定之正本，恐其事皆传闻失实也。严元照《蕙櫋杂记》云：“成容若侍卫刻《通志堂经解》，徐健庵尚书■刻，三月而成。侍卫界尚书四十万金，故急溃于成。通志堂，侍卫之堂名也。《经解》卷帕浩繁，唯方望溪曾遍为点阅一过。何义门悉以其付刻之原本与本之完缺及 校勘失当者录成一册，沈椒园按察刻行之。钱广伯曾以刻本示余。”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四云：“《骈字类编》书版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据为奇货。嘉庆甲戌夏，武英殿奏请清查版片书籍，时同年谢峻生编修为提调官，查至南薰殿，见炉坑内烧火炕出灰之坑，都中名曰炉坑。有物贮焉，命启之，版片堆积。审之，则《骈字类编》版也。核版短二千页，因奏请刻版千补之。版两面刻字，故只用千版。今此书发卖，士子俱得见之矣。”

又云：“武英殿书籍，其存而不发卖者，向贮于殿之后敬思殿。甲戌夏清查，将完好者移贮前殿，其残缺者变价，符咒等书，悉付之丙。于是敬思殿空为贮版片之所。”

又云：“活字版始造于宋，沈括《笔谈》云：‘宋庆历中，毕昇为活字版，以胶泥烧成。’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视版印尤巧妙。’盖其始或以泥，或以铅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简请广《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二十五万馀。高宗以活字版之名不雅，赐名曰聚珍版。”

阮葵生《茶馀客话》云：“万历甲午，南祭酒陆可教请刻《永乐大典》，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刻汇存，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当时议允，终未颁行。窃谓文皇与穆宗两番钞录，已费不赀，镂版通行，谈何容易耶。”

胡虔《柿叶轩笔记》云：“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皆钞本，每叶十六行，行二十一字，长六寸，宽三寸七分。每本用宝二，前曰‘古稀天子之宝’，后曰‘乾隆御览之宝’。每部首载提要及总纂名，而列总校名于每本之末。其面签皆用绢，经以绿，史以赤，子以碧，集以浅楠，楠木匣盛之。”

又云：“俞长城选《名家制义》，首载北宋二人，南宋五人。王荆公、苏颍滨、杨诚斋、陆象山、陈君举、汪立信、文文山。其文虽不类近代所为八股，然终不知录自何处。且尽《四书》中文，亦不似宋人所为，盖后人讹托，而桐川误采之也。明朱方字良矩，浙江永康人，正德甲戌进士，官云南参政。刻《经义模范文》，凡十六篇，内惟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见《宋文鉴》。张才叔《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惠迪吉》、《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异亩同颖，献诸天子》、《念哉圣谟洋洋》、《恭默斯道二句》，姚孝宁《反复其道二句》，吴师孟《章子有一于是乎》，张孝祥《作归禾，作嘉禾》、《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姚孝宁《圣人亨以享上帝》、《利用宾于王》，张孝祥《我心之忧二句》、《归马于华山之阳二句》、《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共十五篇。余亦不知所本。王廷表作序，称方得自杨升庵，则真伪犹未敢定也。”《明志》有杨慎《经义模范》一卷。阮文达元《杭州灵隐书藏记》《揅经室三集》二。云：“《周官》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藏书曰藏，古矣。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收藏之与藏室，无二音也。汉以后，曰观，曰阁，曰库，而不名藏。隋唐释典大备，乃有《开元释藏》之目，释道之名藏，盖亦摭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学佺谓释道有藏，儒何独无？欲聚书鼎立。其意甚善，而数典未详。嘉庆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时帆先生诸集将成，覃溪先生寓书于紫阳院长石琢堂状元曰：‘《复初斋集》刻成，为我置一部于灵隐。’仲春十九日，元与顾星桥、 陈桂堂、两院长暨琢堂状元、郭频伽、何梦华上舍、刘春桥、顾简塘、赵晋斋文学，同过灵隐食蔬笋，语及藏《复初斋集》事，诸君子复申其议曰：‘史迁之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白少傅分藏其集于东林诸寺；孙洙得《古文苑》于佛龛；皆因宽阔远僻之地，可传久也。今《复初斋》一集尚未成箱箧，盍使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灵隐者，皆裒之，其为藏也大矣。’元曰：‘诺。’乃于大悲佛阁后造木厨，以唐人‘鹫、岭、郁、岧、峣’诗字编为号，选云林寺玉峰、偶然二僧簿录管钥之，别订条例，使可永守。复刻一铜章，遍印其书。而大书其阁扁曰‘灵隐书藏’。盖缘始于《复初》诸集，而成诸君子立藏之议也。遂记之。”

条例

一送书入藏者，寺僧转给一收到字票。

一书不分部，惟以次第分号，收满“鹫”字号厨，再收“岭”字号厨。

一印钤书面暨书首叶，每本皆然。

一每书或写脑，或挂绵纸签，以便查检。

一守藏僧二人，由盐运司月送香灯银六两。其送书来者，或给以钱，则积之以为修书增厨之用。不给勿索。

一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但在阁中，毋出阁门。寺僧有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携窃塗损者，皆究之。

一印内及簿内部字之上，分经、史、子、集填注之，疑者 缺之。

一唐人诗内复“对天”二字，将来编为“后对”，“后天”二字。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举明静谨细知文字之僧充补 之。

又《焦山书藏记》云：“嘉庆十四年，元在杭州立书藏于灵隐寺，且为之记。盖谓汉以后，藏书之地，曰观，曰阁，而不名藏，藏者本于《周礼》宰夫所治，《史记》老子所守，至于《开元释藏》，乃释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异也。又因史迁之书，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于东林诸寺；孙洙得《古文苑》于佛龛；间僻之地，能传久远，故仿之也。继欲再置焦山书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转漕于扬子江口，焦山诗僧借庵巨超、翠屏洲诗人王君柳村豫来瓜洲舟次，论诗之暇，及藏书事，遂议于焦山亦立书藏。似《瘗鹤铭》 ‘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编号属借庵簿录管钥之。复刻铜章，书楼扁，订条例，一如灵隐。观察丁公百川淮为治此藏事而蒇之。则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此藏者，皆裒之。且即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镇江二《志》为相字第一、二号，以志缘起。千百年后当与灵隐并存矣。”

条例

送书入藏者，寺僧转给一收到字票。一书不分部，惟以次第分号，收 满“相”字号厨，再收“此”字号厨。

印钤书面及书首叶，每本皆然。

每书或写书脑，或挂绵纸签，以便检查。

守藏僧二人，照灵隐书藏例，由盐运司月给香灯银十两。其送书来者，或给以钱，则积之以为修书增厨之用。不给勿索。

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照天一阁之例，但在楼中，毋出楼门，烟灯毋许近楼。寺僧有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摧窃涂损者，皆究之。

印内及簿内部字之上，分经、史、子、集填注之，疑者 阙之。

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举明静谨细知文字之僧充补 之。

编号以“相、此、胎、禽、华、表、留、唯、髣、髴、 事、亦、微、厥、土、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 爽、垲、势、揜、亭、爰、集、真、侣、作、铭”三十五字， 为三十五厨。如满，则再加“岁、得、于、化、朱、方、天、 其、未、遂、吾、翔、也、逎、裹、以、玄、黄、之、币、藏、 乎、山、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词、曰、徵、君、 丹、杨、外、尉、江、阴、宰”四十二字，为四十二厨。又《揅经室集》八卷：“四月十日，同顾星桥吏部宗秦、陈古华太守廷 庆、石琢堂状元韫玉三院长暨朱椒堂兵部为弼、蒋秋吟太史诗、 华秋槎瑞潢、何梦华元锡、王柳邨豫、项秋子墉、张秋水鉴诸 君子集灵隐，置书藏、纪事。”

五古一首云：“《尚书》未百篇，《春秋》疑断烂。列史志艺 文，分卷本亿万。传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书楼，难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与俗隔厓岸。岧峣隐灵峰，琳宫敞楼观。共为藏书来，藏室特修建。学人苦著书，难杀竹青汗。若非见著录，何必弄柔翰。舟车易遗忘，水火为患难。子孙重田园，弃此等塗炭。朋友诺黄金，文字任失窜。或以经覆瓿，或以诗投溷。当年无副本，佚后每长叹。岂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乱。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贯。逸民老田间，不见亦无闷。虽不待藏传，得藏亦所愿。我今立藏法，似定禅家案。诸友以书来，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厨，卷轴积无算。或有访书人，伏阁细披看。古人好事心，试共后人论。既泛西湖舟，旋饱蔬笋饭。出寺夕阳残，鹫岭风泉涣。”

按自曹石仓学佺有儒藏之说，言藏书者，每以为一重公案，然其事固不可行也。乾隆中，历城周书昌编修永年作《儒藏说》，未知其说如何。桂馥《晚学集•周先生传》云：“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余卖田筑借书园，祀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此文达以前倡儒藏之议者。藏书与刻书本二事，余前撰《清话》未及此。然诸先生殷殷好事之心，所望后之人绍述前修，成此美举，灵隐、焦山二藏，究不知当日成功如何。读文达两记一诗，亦可想见其提倡之至意。今仍补记以告来学，庶得有所观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