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和文学批评_中国文学史略稿(李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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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和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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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基本历史事实和文学发展大势

从东汉末年到隋唐以前，亦即从公元2世纪到6世纪，这四五百年间，在社会状况上和文学发展上都成为一个具有若干特点的段落。它不同于以前的周、秦、西汉，也不同于后来的隋、唐。

这是一个经过农民和奴隶大起义的时代。就在“百姓怨气满腹”的汉光武时代，所谓“妖贼”就已经迭起。统治阶级虽然用卑劣的手段，或令起义者互相残杀，“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 [1] ，或派遣奸细，混入起义军中，用伏兵诱杀，也有扮作缝衣穷人，暗中在衣服上做了记号，以便寻剿 [2] ，因而得了短时胜利的，但在豪门恶霸欺压下的整个东汉时代人民是起义不绝的 [3] 。后来规模最大的就是汉末黄巾军起义，人数在百万以上（192年时的记载），活动的时期有20多年。东晋时起义军规模最大的是用天师道徒的外衣而起来的孙恩等，他们是因被解放的奴隶又遭兵役而起来反抗的，时间有十余年，一度打到南京附近。这些起义军都曾震撼过当时的统治秩序。

这也是一个长期军阀混战的时代。从汉灵帝末年（189），董卓诛死宦官时起，中国就入了军阀混战时期。这种混战一直到晋灭吴，统一全国（280），才暂告结束，前后有百年光景。董卓时，“二百里内，屋室荡尽，无复鸡犬” [4] 。曹操到徐州作战，坑杀避董乱难民“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屠郯时，“鸡犬亦尽，墟里无复行人” [5] 。魏、蜀、吴三国的统治阶级都是同样与人民为敌的 [6] 。西晋有八王之乱，东晋又先后有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刘裕发动的内战，人民是苦极了。

这又是一个长期而剧烈的民族斗争的时代。由于两晋统治阶级腐化和内战的结果，引起塞外野蛮民族的内侵，从匈奴族刘渊建国起，到鲜卑族北周亡（304—581），华北人民遭受浩劫有将近300年之久。

这同时是一个门阀士族特别有势力的时代。士族是特权的大地主、大奴隶主阶级。自从曹丕根据社会上原有的士族势力，定出“九品中正”的办法，于是更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西晋刘毅语）的局势。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说明王谢士族的力量。北朝有卢、崔、郑、王四姓，和异族统治阶级联合压榨人民。

在文化思想上，这是一个由于社会不安定以及印度佛教思想的诱发而思想界解放，老庄思想得到新的发展的时代。社会上极度不安，旧秩序破坏，传统的儒家思想权威垮了。而军阀们为了需要“人才”，像曹操就公然撕破脸皮，征求“盗嫂受金”的人物，说“唯才是举”（210），于是也助长了人们由拘谨而至通脱。佛教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入华，经过三国、两晋，而有了译经，自慧远、鸠摩罗什诸大师的宣扬而大为盛行。这是中国新的精神食粮，而原有的老庄思想也得到了新的理解，王弼、向秀、郭象的《老子》《庄子》新注疏也产生了，伪《列子》也编辑出来了，道佛两教的辩难也盛极一时了。

最后，这也是中国艺术史上十分辉煌的时代。大书法家王羲之、郑道昭是在这个时代，大画家顾恺之、陆探微、宗炳是在这个时代，大雕塑家并音乐家戴逵是在这个时代。而江南的寺庙，北方的云岗、龙门的雕刻也在这个时代。不但有创作，也有理论，中国系统的画论——所谓“六法”，也产生在这个时代。

必须把这各方面都考虑到，才能对这时代的文学有所理解。农民和奴隶大规模的起义说明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军阀混战和民族剧烈斗争说明人民灾难的深重。不但是一般人民过着痛苦的日子，就是上层阶级像大奴隶主、大地主等也有着朝不保夕的感觉。至于中间层的人物，生活就更动荡，而性命也更没有保障。单以文人而论，这个时期的文人很少是善终的，像嵇康、张华、陆机陆云兄弟、潘岳、郭璞、范晔、谢灵运、谢朓、鲍照……没有不是被杀害的。原因是，既有对立阶级的矛盾，又有民族的矛盾，而统治阶级内部也互相倾轧得厉害，而文人如果牵连于这种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之中一派时，就难免为别一派所仇恨，所以往往成了政权争夺时的牺牲者。由于他们一般地遭际可怜的命运，这就是那吃药、饮酒、寻求麻醉生活的根源，也是那慷慨的歌声特别悲凉的缘故。同时那些门阀士族是既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又有享受优越的文化教养的机会的，因此他们有余力可以从事诗文的创作。加上他们的迁徙流亡，也就对社会和自然有所发现和感触 [7] ，这也增加了诗的素材。解放的思想又使这些门阀士族一方面有了清谈的题目，另一方面也构成了诗的一部分内容，同时这清谈的习惯也帮助着语言的精练化和工巧化 [8] ，这就使那时的诗歌的内容和技巧都推进了一步。艺术的发达，则促进了人们的美感，于是当时的诗国也就美化起来。这就是当时诗歌所以发达的种种因素。

这种种因素又集中表现在对文学的见解上。抒情的唯美的文学被重视了。这对于过去被儒家正统思想所束缚的文艺思想说，自然是一个解放。但同时也就走上了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另一个岔路。在思想方法上，因为印度思想的输入，诱导起中国本土名理思想的发达，所以这时的论文也有一种周密辨析的特点。影响到文学批评上，也就有了体系的文学批评著作像《文心雕龙》等的出现。

第二节

辉煌的民歌

谈这时候的民歌就很容易联想到乐府，但民歌不限于乐府。因此，我们不采用乐府这个名词。如果从乐府这个名词的来源上及它的内容和演变上加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认识到乐府和民歌是性质不同的两个名词。

原来远在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汉武帝就已经成立乐府了。乐府在当时是皇帝的歌舞班子，他们采取了些民间音乐是真的，因而采取了一些民间歌词也是真的，但目的并不为保存，而是为享乐。既然为享乐，也就有些改动。况且他们专从音乐上着眼，歌词的内容更是不顾。如果顾的话，也只是审查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话而已。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对乐府存希望过奢的人，不免要唤醒他们：不要忘了乐府本来的性质！

历史上记载汉武帝初立乐府时，让司马相如等造为诗歌，因为太文雅了，连“通一经之士”也看不明白，必须会集五经各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 [9] ，这是公元前120年的事。这就是乐府原来的情况，有什么民间味！西汉末成帝时乐府最盛，贵族有和皇帝争女乐的，也可见只为统治阶级取乐之用。到哀帝初立（前 7），曾经裁减乐府官，在829人中只留下388人 [10] ，说是“去郑声”，留下的只是些祭祀音乐和战歌。这就见出统治阶级是只为自己利益打算，他们对乐府的存废是丝毫没有其他理由的。

乐府里保存着民歌（大体是或者为了配合音乐，或者为了政治上刺目而经过修改的），也是偶然的。同时民歌也有不入乐府的。民歌配不配乐是另外一回事，配乐也不能称为乐府。所谓“民间乐府”一词实在是可商量的 [11] 。拿《诗经》和乐府比，这也是形式上看问题，以为都是“乐诗”，就是一样，其实《诗经》之乐诗说既未必可靠，汉代宫廷之“采诗”目的也不为观民风，——宫廷的腐化生活也和春秋以前大不相同了。至于说杜甫、白居易不是承继《诗经》而是承继乐府 [12] ，那更是有些混淆了。再则乐府里也有些“美人哉，宜天子”（《圣人出》），“令我主寿万年”（《临高台》）的奴才文学，又有些根本不可解的词句。因此，我们索性打破乐府一词的束缚，就民歌谈民歌。这时代的民歌却确乎是很出色的。

在那杰出的民歌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叙事诗。在这些叙事诗中暴露最深刻的是当时的婚姻问题。透过婚姻问题，表现了阶级社会的本质。《陌上桑》中说秦罗敷逢到一个有妇之夫的“使君”便几乎被劫夺了去，但她是忠心于自己的夫婿的，正色拒绝了那个“一何愚”的使君。同样主题表现在《羽林郎》中，这不是采桑女了，而是酒家胡，但她同样几乎被豪门的暴客诱走，而她也同样坚定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贵贱不相逾”，又指出“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前者说明阶级的压迫，后者说明阶级社会中男人把女人只当作享乐的对象，然而女人是忠实于爱情的。写得更复杂也更深刻的，那就是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里写到了婆婆对儿媳的压迫，写到了母子的冲突，也创造出了肯同兰芝一块殉情的府吏，但是重要的是指明府吏的母亲之所以敢于让兰芝回娘家的主要缘故是由于阶级，所以告诉她儿子“汝是大家子，……慎勿为妇死”；兰芝之所以演成“黄泉下相见”的悲剧，也是由于县令和太守的先后逼婚，而她自己实在是贫贱的，正如她母亲所说“贫贱有此女”。所以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还是阶级的压迫。至于兰芝那个“性行暴如雷”的哥哥，认为“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也完全是压迫阶级的意识反映。“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这就是兰芝的哥哥除了执行压迫阶级的意旨之外，还执行了男人对女人的压迫。然而阶级压迫是根本的，所以说“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这就是阶级压迫下造成的悲剧。府吏的母亲虽然认为她的儿子是“大家子”，大概是就过去的家庭论是如此，但府吏的意识却不同，他已明知道“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了，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有可能和兰芝同赴黄泉。诗人已经抓住社会矛盾的本质了。就社会说，是悲剧；就他们说，是英勇的反抗。他俩终于合葬，坟上终于出现了“仰头相向鸣”的鸳鸯，这是诗人积极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对话和性格，在这诗里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中间写府吏赶到兰芝家时，“新妇识马声”一句，尤其写得生动深刻而精练。这首长诗是伟大的！此外像《上山采蘼芜》也是一篇好叙事诗，也是表现婚姻纠纷的，只是其中被弃的妇女却软弱些了。

另一种内容的叙事诗是《木兰辞》，这首诗很朴素地表现了花木兰的英雄气概。

在这些民歌里有好的抒情诗，如《十五从军征》那样的反战的，《陇头歌》那样的苦兵役的，如《孤儿行》那样的写“兄嫂难与久居”的，如《上邪》那样的写直率的坚决的爱情的，如《艳歌行》那样的写在外作客的难处的，以及像南方的《子夜歌》那样美丽，北方的《敕勒歌》那样壮阔的，都是。

在这些民歌里有好的政治讽刺诗，像桓帝时（147—168）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指出当时统治阶级的欺骗，顺帝时的“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指出当时政治的腐败，而刺巴郡太守李盛横敛的诗，尤具有反抗性。

从这些民歌里见出深刻的阶级矛盾。像那些叙事诗里所表现的以及反战、反行役、反腐化、反剥削的政治讽刺诗里所表现的，不用说了，就是在挽歌里也看出来，贵族的挽歌是“人死一去何时归”，而穷人的挽歌则是“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这些民歌表现了民间文艺的技巧上的特色。不怕重复，形容详细，以及使用同音的代字隐语，这都是民间色彩。尤其有趣的，是有全首用比喻，而带有强烈的反抗性的，例如《豫章行》和《艳歌行》（《南山石嵬嵬》），都是用树木的自白，表示对大兴木土的反抗的。这种技巧，让我们想到《诗经》中的《鸱鸮》。这些民歌产生的时代虽然不易确定，但大部分都在东汉到东汉末。有的歌词是经过了好几百年才写定的，《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例。这些民歌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但基本的形式是五言，这应该是文人的五言诗起源于民间的有力说明。

文人写的五言诗最初是什么样子呢？五言诗在那时还是附庸的状态，也没有专写五言诗的人，同时也很质直。班固、郦炎、赵壹等的诗可以作为代表。所写的内容是单调的，词藻是贫乏的，作者的产量（在五言诗方面的产量）大抵是很小的，仿佛偶尔为之的。我们说这时五言诗还是附庸的状态，例如赵壹的《疾邪诗》就是附在《刺世疾邪赋》中。下面是《疾邪诗》二首的原文：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章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这就算当时的好诗了。内容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反抗性的，但是技术是多么质直啊。这就是初期的文人五言诗的状态。比起民歌已有的成就来是差得多了。

至于大家所常称的《古诗十九首》，在我们看，恐怕也是文人的作品，因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都不是民间的思想情感而是士大夫的。但它却是下一个时代里为诗人们所极其重视的作品。传为李陵、苏武写的诗，也应该属于这个范畴。这是民歌和有名的文人作品的过渡，我们应该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去衡量它。

第三节　从蔡琰到嵇康

（一）民歌的影响

——蔡琰、徐幹和应璩的作品

民歌给了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以深刻的影响，虽然就个别的作家论，这影响有大小的不同。

显著地受民歌的叙事诗的影响的，在建安时代有蔡琰的《悲愤诗》。她是当时文坛领袖蔡邕的女儿，经过董卓的战乱，在公元194年间被匈奴掳去，在那里住了12年，后来被曹操赎了回来。她和胡人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但她为了回到祖国的怀抱，把那两个孩子撇下了。她的诗就是写祖国的情感和母子的情感的冲突，并且反映出军阀混战的罪恶，以及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的。她写道“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写出她对祖国深挚的怀念。她写到要和孩子分别时，孩子们说“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便又表现出做母亲的听了这话该是多么痛苦。看那种“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的情景，有多惨！至于被敌人俘去，“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那种“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地狱。这是建安时代文人创作中最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悲愤诗》有五言和骚体二首，另有《胡笳十八拍》一首，主题相同。

在这时显著地受民歌抒情诗的影响的，有徐幹的《室思》。像“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飘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这些句子，是那样流利自然，如果不是受民歌影响是不可能产生的。在形式上受民歌影响更突出的是繁钦（160—218）的《定情诗》。这都是抒情的杰作。

在这时显著地受民歌政治讽刺诗的影响的，有应璩的《百一诗》，现存《百一诗》三首虽然还多是自负不平之意，但原有百余篇，却都是“讥切时事”的，这些诗后来又给陶渊明的一部分创作开辟了道路。

（二）建安七子和曹氏父子

——王粲和曹植

在上面所提到的徐幹是建安七子之一。所谓建安七子就是依附在曹氏父子周围的一批文人。七子除徐幹外，有孔融（153—208）、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和王粲（177—217）。那时依附在曹氏父子周围的文人并不止七子，七子不过是因为曹丕在《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中特别提到而已。在这批人中除了少数杰出的，如有头脑、有棱角的孔融（他实在是前一辈的人物），有操守、有思想的徐幹，以及写有现实主义作品的王粲之外，大都是清客帮闲之流。曹丕在回忆他们在一块的生活时说“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与轮徐动，参从无声”（《与朝歌令吴质书》），又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与吴质书》），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这也就是他们的诗的来源。因此就产生了一些“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的公宴诗。在那人民灾难深重的日子里，这些人所过的可说是毫无心肝的生活。至于导演曹丕在曹操出门时装哭的吴质，捏造孔融罪状的路粹 [13] ，那就更恶劣了。

七子中，就诗的创作论，可称道的是王粲。虽然他也作了一些歌功颂德的文字，但他的《七哀诗》，写出了因军阀混战而造成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惨状；他的《咏史诗》，拆穿了殉葬决非自愿的真相，说“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都还算深刻的。

作为建安文坛的东道主的是曹氏父子，在曹氏父子中曹植（192—232）是一个出色的诗人。因为他自己是统治阶级里比较不得意的人物，对于生活的体会也就较深。他《赠白马王彪》一诗中说的“谗巧令亲疏”，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他《赠丁翼王粲》诗中说的“权家虽爱胜，全国为令名”，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他的乐府《白马篇》《美女篇》《名都篇》都见出受了民歌的影响，而《白马篇》尤其表现他有爱国思想（“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和对于现实的反映（“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 ”）。他的父亲曹操，也写有悲凉豪爽的诗歌，但偏于个人英雄气概的表现，他的哥哥曹丕也写有清俊的诗句，但不免是公子哥儿的享乐诗，比曹植都差一些了。

建安时代最重要的诗人就是上面所说的王粲和曹植 [14] 。建安文坛普遍地有一种“慷慨有余哀”的情调。风格是质朴而有力的。他们普遍地受着民歌的影响，更特别地受着仿作的民歌《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这影响一直到后来的东晋。王恭和弟弟王睹就讨论过十九首中哪句最好 [15] ，可见这是那时一般士大夫们长期间熟悉的读物了。

（三）正始诗人

——杰出的诗人嵇康

司马懿夺得政权以后，是西晋。在魏晋之交，有所谓“竹林七贤”。这七贤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他们主要活动的时代是在三国时期魏末，因而也称为正始诗人。他们的时代和建安七子时只差一辈，例如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但社会和风气都有了一些变化。在思想上，作为七贤的先驱的是何晏和王弼，他们都是老庄思想的宣扬者。七贤的生活和建安七子的生活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七子的生活中心是宫廷，七贤的生活中心是山林。七子是依附贵公子，靠拢统治阶级的，七贤却是大部分人至少在某一时期内是多少带有反抗性的。这说明文人们已多少对统治者由幻想而入于幻灭。但七贤各别的情形也不同。像山涛、王戎，后来都做了大官，刘伶是偶然加入的，阮籍因为和嵇康是朋友而加入，阮咸是随了叔叔阮籍加入，所以七贤中最基本的人物乃是嵇康和向秀。嵇康在山阳县竹林中一共住了20多年。

七贤中最被人称道的是阮籍和嵇康。但这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阮籍（210—263）虽然也是一个不拘礼法的人，虽然也有些愤世嫉俗，但他终于是能用理智克服情感的人，也是善于应付人的人。在政治上，他倾向司马氏，所以得到司马昭的保护。他是很早地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有《咏怀诗》80多首，都是五言。第一首是序曲，也可以作为那全部诗的代表：“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诗比建安的诗空灵，在技术的熟练上比建安进了一步。由于他的性格的复杂，出世入世的矛盾，加上时事有难明言的地方，所以他的诗向来认为难懂。他的最大缺点是有极端个人主义的冷酷。“人且皆死我独生”（《大人先生传》），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

嵇康（223—262）比阮籍伟大，也比阮籍可爱得多。他比阮籍率真、有棱角、有反抗性。在政治上，因为他是魏宗室的女婿，倾向魏，这就是他在司马氏有了势力后被杀的真正原因。他得罪过钟会（钟会来看他打铁，他不理），他得罪过吕巽（吕巽霸占庶弟吕安的老婆，诬吕安不孝，嵇康曾替吕安说过话），二人都是司马昭的红人，因而构成他的罪，但这原因究竟是枝节上的。事实上，他也曾企图援助毌丘俭起兵讨司马师。他喜欢打铁，他为群众所爱护，死时有三千多太学生给他请愿，甚而有要求入狱的。他死得那样从容，临刑前还给袁孝尼弹了一曲《广陵散》。他不但是诗人，而且是论文家、音乐家、书法家、绘画家。

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论文家，他的论文有他在《琴赋》中所说的“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的那种逻辑性、辨析性。他著有《声无哀乐论》，分析音乐的本身只是谐和，和人们主观上的哀乐是二事，另著有《养生论》，这是后来清谈思想的三大题目之二，另一题目是《言尽意论》 [16] 。他的辨析，超过了已往的论文家。他的《释私论》攻击伪君子，他的《难自然好学论》说“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和传统的儒教宣战；他的《太师箴》反对“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表现了他的民主思想。

现在嵇康的集中有诗54首，四言、五言、六言、骚体、乐府都有。骚体的《思亲诗》和四言的《幽愤诗》都真挚动人。六言诗表现了他的“不以天下私亲”的民主思想，文字是非常通俗的。《代秋胡歌诗》更是明显地采取了民间形式的。

鲁迅对于嵇康有长久而精细的研究。现在在《鲁迅全集》中有1924年校的《嵇康集》一册，是鲁迅对于古典专集整理工作中致力最大的一种。他用了精审的功夫，厘清了许多问题。根据《鲁迅日记》，他对于嵇康的爱好，一生不断，一直到死。嵇康之有热情、有棱角、敢反抗，对事物观察能透过一层，并抱有民主政治见解论，的确是值得鲁迅热爱，也值得我们热爱的。

第四节

大诗人陶渊明的前后

（一）西晋时的诗人

——潘岳和左思

从嵇康之死，到陶渊明的诞生，有100年的光景。在这100年中间，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诗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前50年是西晋，后50年入东晋。在西晋50年中，头十几年全国还没有统一，后二十几年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混战，就是所谓“八王之乱”，结果招来了野蛮民族内侵的大惨剧。在西晋盛时，著名诗人有三张、两潘、二陆、一左。三张是张载、张协、张华 [17] ，张华（232—300）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他早年为阮籍所赏识，后来他又赏识了许多诗人。两潘是潘尼、潘岳。二陆是陆机、陆云。一左是左思。因为太康是西晋盛时，所以这些诗人也称为太康诗人。那时中国刚趋统一，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18] ，这些诗人也就大半做了暂时太平的点缀。但不久即有八王之乱，这些诗人也多半作了牺牲者。

在这些诗人中最值得提起的是潘岳和左思。只有他俩有真实的内容和独创的风格，其余却多半是诗匠。《文选》中选陆机的作品最多，而他就是标准的诗匠。他的论文是要比他的诗强些的。潘岳（247—300）是一个富于情感的人。他最善于写哀悼的文字，像为夏侯湛写的《夏侯常侍诔》，表现了深厚的友情；他的《马汧督诔》给“位末名卑”的抵御氐人侵略的将领马敦说了公道话。他的诗以悼亡诗为最著名，在内容上有真挚的情感，在形式上有民歌的痕迹。此外《哀诗》和《顾内诗》也都是带有民间形式的抒情诗的杰作。下面是《顾内诗》的第二首：

独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绵邈寄绝域，眷恋想平素。尔情既未追，我心亦还顾。形体隔不达，精爽交中路。不见山上松，隆冬不易故。不见陵涧柏，岁寒守一度。无谓希见疏，在远分弥固！

他的《关中诗》则是一首四言长诗，是和《马汧督诔》一样的富有现实意义并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这诗是为公元298年孟观战胜七万氐寇齐万年于中亭（西安、宝鸡之间）而做。孟观的功劳，解除了“俾我晋民，化为狄俘”的危险；诗人更希望“靡暴于众，无陵于强，惴惴寡弱，如熙春阳”。齐万年事件可看作是“五胡乱华”的先声。江统的《徙戎论》即作于此时。潘岳这篇歌颂抗敌英雄的诗歌的重要性也就可见了。

左思（250—305）的妹妹左芬曾说“生蓬户之侧陋兮”（《离思赋》），可知左思出身的寒微。他的诗里反映了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压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咏史》），然而他并不屈服，却依然希望立“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咏史》）的功业，依然保持着“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咏史》）的气概，因此，被压抑和对压抑的反抗就构成了他的诗的主题。他的诗最能保持建安的风格，——质朴，有力，不纤弱，有点野趣。他的《娇女诗》是运用俗语很好的一首有趣的诗，写他两个淘气的女儿，“贪华风雨中，眒忽数百适，务蹑雪霜戏，重綦常累积”，最后是大人刚要责打了，“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还没打，就哭了。后来很多诗人模仿这首诗，但都没有这里所写的孩子那样活泼可爱。他的《三都赋》也是名著。

潘岳和左思就是西晋诗人中最出色的了。

（二）东晋初年的诗人

——刘琨和郭璞

一般人常混言魏晋，其实不但魏晋不同，就是东晋和西晋也不同。东晋的人们在江南建国之初大抵有一种哀愤的情感。不但一般人民如此，就是晋元帝也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当周说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听的人也都落泪，王导并且愀然变色，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19] 东晋时有些人已经对放达的人作了批判，例如卞壸就说：“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 [20] 有人觉悟到《老子》《庄子》《论语》的无用，换了读《战国策》，例如袁悦说：“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子》《易经》，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 [21] 当然《战国策》不足以解决问题，但这至少说明对于《老》《庄》的空虚是有所感觉了。在西晋、东晋之交，反映那个大变动的诗人有刘琨和郭璞。刘琨（270—317）不只是诗人，而且是能带兵作战的英雄。他少年时也是喜欢老庄的，但由于血的教训，他觉悟到“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他的父母都被敌人杀掉了。他在沦陷区还参加了段匹磾（也是胡人）的队伍，他曾受晋命讨石勒，并想乘机把段匹磾的军权夺过来，但结果失败被缢杀。他有爱国的热情，他是劝元帝在江东立国的人物之一。现存的《重赠卢谌诗》，就是被段匹磾所扣留时作，“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表现出他的悲愤焦急。

郭璞（277—324）是大乱中南渡的人物。他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神话学家。他很有科学头脑，关于他的一些迷信传说大概是谣言。他也是一个有爱国热情的人，他为了鼓舞江东立国的信心，作有《江赋》。他又把爱国热情写在名为《游仙》的诗里“四渎流如泪”“零泪缘缨流”“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可见他沉痛悲愤的心情。《与王使君》一诗中说“蠢蠢中华，遘此虐戾”，正反映了那个惨痛的时代。他的一部分作品曾经影响了后来的大诗人李白。

（三）陶渊明

刚过江时，士大夫们虽然有些哀愤，连上层统治阶级也有些激动，但不久就又陷入麻痹，门阀士族们一方面觉得江南依然可以享乐，一方面就钩心斗角，闹摩擦。稍有军权的人就想做政治上的投机，借北伐的幌子，做自己夺取政权的手段。慢慢地士族的势力便为军阀的势力所压倒了。至于在诗歌上填充了郭璞到陶渊明的四五十年间的空白的是逃避现实的所谓“玄言诗”。玄言诗的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的作品大半不传。现在从江淹拟作的许询诗看来，大抵是采取了郭璞《游仙诗》的表面，而阉割了那哀愤的有血有肉的内容。玄言诗在当时曾有很大的势力，扭转了这风气的是谢混 [22] 。谢混诗有山水诗的味道，已很接近陶渊明。

士族的势力衰微了，军阀的势力大起来；老、庄思想有些过去了，儒家思想有些抬头；人民过的日子依然是困苦不堪的日子——这就是陶渊明时代的社会情况。经过“玄言诗”的冲洗，诗体变为轻淡了，但人们不满意“玄言诗”，于是追求郭璞，追求左思，追求建安，然而终于是冲洗过的了——这就是陶渊明时代的文学状况。

陶渊明（365—427） [23] 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最初过的是中小地主的生活。29岁以前是少年时代。从“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弱冠逢世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看，知道他的家庭已经没落。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看，知道他早年受过儒家很深的影响。从“少时壮且厉”（《拟古》）看，知道他那时也有一种豪气。淝水之战的那年（383），他19岁。这一战的胜利，说明东晋的国威还很强大。从这次战后，王谢士族的势力衰弱下去，军阀的力量代之而起。东晋就削弱在内战中。陶渊明不是士族，然而由于文化教育的关系，他在意识上却也染有没落士族的情调。29岁到41岁，是陶渊明的中年，这是12年矛盾的生活。他做过几次小官，也出过几次门，出门的原因多半是由于职务。“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这就是他出仕的理由。可是因为受了拘束，看不惯许多事情，便常常“拂衣归田里”。归田之后，却往往又因为生活的关系，再出仕，再痛苦，再回来。就这样过了12年。在陶渊明35岁那年（399）有天师道徒孙恩的起义，导火线是被解放的奴隶又被征兵。起义军规模很大，人数有二十几万，发动的地点是浙江，不久就打到当时的京城（建康）附近。陶渊明曾经参加过刘牢之镇压孙恩的官军，官军纪律很坏，使东南一带人民遭了浩劫（刘裕就是在刘牢之部下出了风头的）。陶渊明心里很痛苦，他说“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他本是为生活所迫而出仕的，现在如此，所以就不如回家了。和孙恩的起义同时，桓玄在长江上游建立了新的政治中心——江陵。陶渊明对桓玄抱有幻想，便曾到过江陵，这是他三十六七岁的时候。但他不久也幻灭了，这是从他到江陵销假的诗“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可以看出的 [24] 。桓玄后来打到建康，接受了晋国的“禅让”。改国号为楚，当了皇帝（403）。桓玄建国二年，被刘裕消灭，名义上又恢复晋室（404）。陶渊明这时在家居丧，过田园生活。又为了生活的关系，“耕植不足以自给”（《归去来辞序》），他又出仕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仕，这就是他当了彭泽令的时候。这一年是405年，即桓玄失败后的第二年，桓氏余党正被杀戮。就陶渊明政治倾向上和政治关系上说是危险的 [25] ，所以做了80天的官，便找了点儿借口，以后再也不出来了，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矛盾摇摆的生活。《归去来辞》就是他这样的生活的总结。《归去来辞》的主题是贯串在他的很多作品里的。这时他41岁，从此到死，有22年，是完全过躬耕的生活。经过火灾，“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遇火》），他尝到了“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的苦处，也体验到了“饥者欢初饱”（《于下潠田舍获》）的实况，他过着“晨出肆微勤，日夕负禾还”（《于西田获早稻》）的劳动生活，也领略了“桑麻日已长，我志日已广”（《归园田居》）的劳动乐趣。最后，他在“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中死去了，他活了63岁。在他56岁时，逢到第二次改朝换代，那就是刘裕让晋恭帝演了一幕禅让，晋变为宋。晋恭帝后来被刘裕派人用毒酒杀掉。陶渊明在晚年见到这些事情，很不愉快，“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他特别写了隐约的《述酒诗》，哀悼晋恭帝并指责刘裕的险毒。他的许多激愤的诗，也多半和这有关。

陶渊明的思想是有发展的，他由儒家而走入道家，他的社会理想结晶在五十三四岁所写的《桃花源诗》中，“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他倾向于这种没有剥削制的原始公社式的社会。后来王安石曾指出这个《桃花源》的社会显著特点之一是“虽有父子无君臣”（《桃源行》），可见在反对剥削之外，又有着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陶渊明所以产生这样伟大的思想，除了老、庄以及伪《列子》的一部分思想来源以外，是和那时孙恩等的起义以及他自身的劳动生活和饥饿生活的体验分不开的。他在最后也有了较前彻底的唯物论思想。像他在《挽歌诗》中所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比起他49岁时所写的《形影神》来，那时虽然已经反对慧远的唯心论——神不灭论，然而终于认为“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神）故”，神还是高一等，这是有很大的发展的了。

没有问题，陶渊明有他的阶级限制。他虽然不是士族，但多少反映了没落的士族意识，在这方面就表现了他的软弱性。他虽然倾向于没有剥削没有专制的社会，但“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还是有些开倒车的复古的意味。他痛恨刘裕夺取政权的卑劣，但他不能对刘裕北伐的功劳给以公平的估价，在“九域甫已一”的时候，他的兴奋没有压倒对于四皓的向往（“多谢绮与角，精爽今何如？”——《赠羊长史》）。他爱的是“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他在遗嘱里认为最重要的事是维持“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的几世同堂的大家族的生活。他一方面很旷达，却一方面也很头巾气，这正是他的阶级使然。他后来虽然过着劳动的生活，但在他中年写的“顾尔俦列，能不怀愧”（《劝农》），是在教训农民，并把农民看作比孔子、董仲舒低一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归去来辞》），也是旁观的地主的神气，所以他和农民是有一定距离的，虽然这距离在晚年已在缩短。这也就是他不能理直气壮地承认孙恩等起义的正义性的缘故，这也就是他特别斤斤于桓玄、刘裕和司马氏之间的缘故。

然而陶渊明虽然有这些限制，由于他晚年身经劳动和身受饥饿之故，他多少体会了劳动人民的困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会而作》一诗这样说：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用子思居卫三旬九食的典故），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他深了解饥饿者的感情，也深体会到饥饿者的倔强。这反映了当时“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 [26] 生活的一斑。陶渊明同样是倔强和有反抗性的，“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他穷，但是有骨头；“嬴氏乱天纪”（《桃花源诗》），“志在报强嬴，……豪主正怔营”（《咏荆轲》），他是那样痛恨暴秦一类的巨恶；他有要求自由的一种强烈的感情，像“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就是一例；而《读山海经》诗里所赞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更表现他有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一方面也就是他伟大的地方。

陶渊明不能不有他的矛盾，出身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却又经过一种劳动的生活；本身不是士族，却又受到过士族的教育的影响；老庄思想流行的时代，他却经过儒家的洗礼，但又依归于道家；士族衰落，军阀起来，同时农民起义又在他的周围；田园的生活不能维持，官吏的生活违背他的正义感也破坏他爱好自由的习性；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然而有时他也不能不压制他的棱角，说什么“独正者危，至方则碍”（颜延之《陶徵士诔》），表面上变成和易；——这些矛盾就构成了他的一生，也构成了他的诗。

他的矛盾是在这样的程度上解决，忍受饥寒的痛苦，退出统治阶级的集团；生活在农民群里，和农民终有一点儿距离；他不能全身心地倾向起义军，但在消极方面不和统治阶级合作，在积极方面发挥一些个人的反抗；他把儒家和道家最后合一了，他采取了儒家不合作的安贫乐道的精神，他采取了道家的唯物论和社会理想，他找到了《论语》中反对孔子的人物沮溺作为自己的理想，他把孔子化为“羲皇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饮酒》）的热心实现他那社会理想的人物——不是经典的孔子，而是陶渊明化的孔子了！

萧统说他的诗“语时事则直而可想”，钟嵘说他的诗出于应璩——那个写讥讽时事的《百一诗》的应璩，说明了他的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单纯地把他认为是田园诗人是不对的，单纯地以为他的诗是冲淡和平更是不对的。

在诗的作风上，他虽然一方面不免有当时用典或用代字的习气（像 “巽坎相与期 ”那样的句子），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已经做到自然而接近口语的地步，像“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责子》）都可以为例。又由于晋人对语言的讲究，使他的诗也做到把一切不必要的字或句都减缩到不可再减的干净利落，这也就是钟嵘所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都是简净、意义丰富而又不失为口语的。这是他的风格的特点，就是在他的散文里也表现出这种优长。《五柳先生传》是多么简短的自传，但又是多么意义丰富的自传！“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包括多少修养！《桃花源记》也是上等的散文，在那短短的没有废字废句的文章里，写出了那个渔父如何为桃源所诱引（“欲穷其林 ”），如何为桃源的人所惊讶（“咸来问讯 ”），如何为他们所热情招待（“便要还家 ”“余人各复延至其家 ”），最后渔人自己又如何羡慕这个地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 ”），而这地方却又如何为人可望不可即（“不足为外人道也 ”“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后遂无问津者 ”）。由于他写得那样生动逼真，这就增加了他那个理想社会的宣传力量。其中“便”字“是”字（“问今是何世 ”）更是显著的口语，在研究中国语法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 [27] 。他的《闲情赋》也是一篇采用了民间表现方法的好作品。

在陶渊明死后七八十年，得到了一个极其热心的宣扬者，这就是萧统（501—531）。萧统给他编了集子，这是中国文人专集的第一部。过了20年，北齐就也出现了阳休之的编订本。因为陶渊明有一部分儒家思想，所以他为宋儒所喜爱。宋以后，对他研究渐细。鲁迅也常提到他。关于陶渊明的研究之盛，在过去是仅次于杜甫的。在创作上显然受了陶渊明的影响的，唐代有孟浩然、王维、韦应物，宋代有苏轼、辛弃疾，元代有马致远。我们应该重视这样一个诗人，但理由并不在他是一个歌咏田园的隐士，尤其不在他冲淡，反之乃是更在他关心现实、反映现实，有反对剥削反对专制的思想，有积极乐观精神。

（四）宋齐梁陈的诗人和宫体诗的出现

在陶渊明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下一代的青年诗人。颜延之和谢灵运是最著名的。颜延之（384—456）是陶渊明亲密友人之一。陶渊明死后，他给陶渊明作过有名的诔文。颜诗的特点是喜欢用典。谢灵运（385—433）可能和陶渊明见过面，因为他们同是慧远的座上客。大概由于地位不同，谢是贵族大地主，陶是贫士；思想也不同，谢灵运崇拜佛，陶渊明自有他自己的儒道合一的思想系统；谢灵运爱做官，陶渊明又已经看淡。所以他们两人没有深厚的友情。颜、谢主要活动的时代都在刘宋。刘宋时代也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时代，谢灵运因为接近刘裕第二子刘义真，三子刘义隆立为宋文帝后，就杀了大哥二哥，也借故把谢灵运杀了。颜延之也接近刘义真，幸亏儿子做了大官，被保全了。谢诗爱用辞藻。颜、谢的诗就当时论，是更合乎士大夫的口味的，所以他们的诗的地位曾经被评判为在陶渊明之上。谢灵运由于刘义真的关系，不能在朝，当了永嘉太守，这是他写出了那些山水诗的原因。他对于自然景物的刻画比陶渊明更突出些、有力些，又爱用色彩的对比，构成了诗的特点。谢灵运也是有爱国思想的，在刘裕北伐时，他写过一首《北征赋》，后来也曾建议收复齐鲁。

和颜、谢同时而稍后的诗人有鲍照（415？—466）。钟嵘说他“才秀人微，故致湮当代”，可知他出身寒微。正因为他出身寒微，所以他的诗里更多反映了些像他这样身份的人的悲哀和反抗。像《苦热行》中的“财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白头吟》中的“心赏犹难恃，貌恭岂易凭”，像《咏史》中的“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都是寒族的悲哀！而《升天行》中的“何时与尔曹，啄腐共吞腥”，就是激烈的反抗了。就这一方面说，他有点儿像左思。表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则是“身死为国殇”的《出自蓟北门行》。他在技巧上是有着大胆创造的，又能运用口语，他的出色的乐府诗也多半保存了民间形式，这就是《诗品》上称他“险俗”的缘故。他的诗在当时已经很有影响，到唐代更被李白、杜甫所推重，尤其影响了李白的乐府诗。

鲍照之后可注意的诗人是谢朓（464—499），这已是齐的时代了。他是李白一生所最佩服的诗人。后人为了把他和谢灵运区别，称为小谢。他虽然只活了36岁，但诗的造就是可惊的。“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的《观朝雨诗》是他的代表作。在他的诗里，人们常常有像发现新事物似的感觉。“空濛如薄雾，散漫似轻埃”，他的观察是这样入微。他的诗有了工整的对句，像《同王主簿怨情》，就是一例。这给后来的律诗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也爱写短诗，像《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这又给后来的绝句立下了榜样。他的诗被沈约所推赏。

沈约（441—513）是身经宋、齐、梁三朝的老诗人，也是在长时期内文坛的领袖。他创了声律说，给所谓永明体建立了理论根据，也给唐代律诗准备了理论基础。作为诗的技术的发展说，他的学说有他的一定价值，但是在当时因为过于为它拘束，也就产生了只求形式、不顾内容，甚而损害内容的恶果。他也有好作品，但不如这方面的影响大。

堕落的统治阶级最后产生了腐化恶劣的宫体诗。宫体是梁简文帝（萧纲）时最盛行的。像他所写的“密态随羞脸，娇形逐软声”（《美女篇》），就是那一般的柔靡堕落情调的代表。咏妓是最常见的主题，有时就写到变态心理的生活上去。沈约也是这种诗的附和者。徐陵的《玉台新咏》是这种诗的主要结集，虽然其中也保存了一部分好的民歌。这堕落的诗歌甚而流传下来一直到唐初。到盛唐时才逐渐廓清。

北方的诗坛最初比较沉寂，保存下来的诗多半出自后来南朝投降的官僚，这些人们除了偶尔写出“胡风入骨冷，汉月照心明”（庾信《明君词》）的痛苦外，就也拿宫体诗毒害了那刚健清新的北国诗坛。

我们必须明了宫体诗的堕落，才可以了解大批评家刘勰、钟嵘出现的意义，才可以了解唐代的诗歌是怎样扭转了这个风气的意义，才可以了解李白、杜甫等在诗歌上的伟大贡献的意义。后人对于从建安到齐、梁这一段的诗歌的认识，随着时代不同，而了解的程度也不一致。大概在唐代诗人还是重在鲍、谢，也就是陶渊明死后的一段诗歌，而他们之重鲍、谢也还是停留在技术上，宋以后才把眼光转到陶渊明身上，而陶渊明的地位也就历元、明、清而愈来愈高了。

第五节

文学批评的发展

——从曹丕到刘勰和钟嵘

这一个时期的文学批评是很出色的。有几种文学批评的名著不但在当时有着极大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了解这一个时期的文艺活动的必不可缺的文献，同时其中有许多原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仍有着指导作用。

从曹丕（187—226）的《典论·论文》起，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活动就开始了。《典论·论文》不但论到了当时所谓建安七子的作品，并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个性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也提出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文体论，又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的主张，这就抬高了文艺作品的价值，这是以前的批评家像王充等所没做到的。他所指出的文气说明了建安诗的风格特点，他的文体论是后来更细致的文体论的雏形。这篇文字大概作在217年。

隔了70多年，有陆机（261—303）的《文赋》出现，《文赋》大概写于289年 [28] 。这是采用赋的体裁所写的文学理论，其中包含有非常详细而有系统的创作论。他提到了创作时顺利的情状，“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以及不顺利的情状，“理翳翳而愈伏，思乙（音轧）乙其若抽”；他提到了发挥创造性的必要和割爱的必要，“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他的文体论更由曹丕的四分法扩充到了十分法，“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澈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就比曹丕分析得更细微了，这也就是后来《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基础；其中“诗缘情而绮靡”一语则恰是说明太康诗的风格特点的；在声律方面，他提出了“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是后来沈约的理论的先声。他在《文赋》的序上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这也正是后来《文心雕龙》取名的出处，而其中很多问题也成了《文心雕龙》中专篇的题目，这说明《文心雕龙》就是在这些批评文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

差不多和陆机同时，有作《文章志》和《流别集论》的挚虞。《文章志》记文学家，《流别集》选作品，前者有4卷，后者有30卷，他对于每种作品都有评论。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于文学史的著述。《流别集》可能是后来昭明《文选》一类的先驱。可惜挚虞这样的大著述现在只剩下几条逸文了。根据他留下的话“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可见他是有近似现实主义的要求的。

又有作《翰林论》54卷的李充，他的书也同样失传了，同样只留下几条逸文。但我们从这几条逸文看，还见出他推崇嵇康的论文，认为够得上“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的标准，又推崇应璩的诗，认为“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可知道他是有眼光的。他的著作的性质大概和挚虞的相近。

东晋时代有一个大批评家是著《抱朴子》的葛洪（290—370）。他是王充的崇拜者，他的见解也大半是王充的理论的发挥。他同样主张古不及今，同样主张写文字应该通俗，同样认为“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钧世篇》），同样主张文章当有个性，“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篇》），同样主张文章当有实用价值，“百家之言、与善一揆，譬操水者，器虽异而救火同焉，犹针灸者，术虽殊而攻疾均焉”（《尚博篇》）。但他说得比王充更透辟，同时他对于文学范围的看法也不像王充那样偏狭，而且反对把文章比起德行来认为是“余事”的看法（《尚博篇》），这说明他比王充进了一步，这是因为这时的文学本身实在比王充时代有着发展了。

从曹丕、陆机、挚虞、李充到葛洪，文学批评诚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最伟大而又最有理论体系的批评家却还要推梁时的刘勰和钟嵘。

刘勰（465—520）是一个佛教徒。他曾经帮助过僧祐整理佛典，也曾参加过代表当时的佛教道教争论的《弘明集》的编辑工作，这集子中就收有他自己的一篇论文《灭惑论》。他的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大概写在他的壮年，约在501年 [29] 。这部著作在体例和用语上，有显著地受有佛典影响的地方。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的书，而且在一千多年间也一直没有过第二部。

全书一共50篇，前25篇，除了头三篇外，是文体论。他论到的体裁约有33类，这比陆机的分类更精密得多了。这一部分中每一篇的结构是如他在《序志》中所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就是先由历史的叙述，得出正确的概念，又选出适当的例子，最后定出标准，作为批评根据。此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历史的叙述一部分，例如《明诗》篇中的这一部分就不啻是一篇缩小的诗歌史——从葛天氏的八阕之歌一直说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的他所谓“近世”。

后25篇，除了末一篇外，则是系统的文学原理，包括创作论（如《神思篇》《物色篇》），风格论（如《体性篇》《通变篇》），修辞论（如《章句篇》《练字篇》），以及一般的文学史论（如《时序篇》）和作家论（如《才略篇》《程器篇》）。此中最可宝贵的，是他对于文学史的叙述和对于当代的批评。在《时序篇》短短的论文里，叙述了“蔚映十代，词采九变”的大势。他深知道从社会的现实基础去解释文艺现象，例如他论到建安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他的结论是“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他知道从社会现象的联系上去观察，他知道这样做就有规律可循，这个见解是很卓越的。至于他批评当代的话，就有“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篇》），这也是极其中肯的。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求改革：“通变则久！”他说：“言与志反，文岂足征？”“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情采篇》）这都是恰中当时士大夫们那些没有真实内容而只在形式上做功夫的作品的真正弱点的。在当时许多具体问题上，像关于声律，他主张“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因而反对勉强；关于丽词（就是对偶），他主张“自然成对”“不劳经营”；关于事类（就是用典），他主张“不啻自其口出”——都见出他有一种反对造作，要求自然，保卫现实主义的鲜明倾向。这对于那个时代说，是有着极其进步的意义的，同时也给后来文学的发展上开辟了道路。

在当时受了刘勰影响的，有萧统（501—531）。刘勰曾经做过他的“舍人”，其实就是他的老师。萧统的最大成绩是现存的《文选》一书和他对于《陶渊明集》的编订。《文选》的文体分类（37类）大体是和《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33类）相符合的。他同样有文学史的观念，他的《文选》，“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他并且认为文章是“随时变改”（《文选序》）而且发展的。他不但是这样看法，而且也这样实践。他虽然一方面受当时的文学见解的束缚。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然而已经提出要“集其精英”了，那也就是刘勰所要求的。他编的《陶渊明集》也是可称道的，他不只写了序，还为陶渊明作了传，他指出陶渊明的诗的价值是在“语时事则直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也是相当中肯的批评。现存的最早的而又规模最大的总集是《文选》，现存的最早的个人专集是这部《陶渊明集》，这都是萧统的成绩，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发现陶渊明这个诗人的伟大的人。在后一点上他就又超过了刘勰，也超过了钟嵘了。

钟嵘（480？—552）的《诗品》约出现在《文心雕龙》半世纪左右以后。这部书可说是关于五言诗的发展的总结。书的主要部分是对于这400多年间的120位作家进行了具体的批评和分析。他的方法是历史的并风格分析的。他认为文学史上的两大源头是《国风》和楚辞，以后的作家有从《国风》一线发展的，如曹植、陆机等；有从楚辞一线发展的，如王粲、潘岳、郭璞等。这样的方法的缺点是有些形式主义倾向和被崇拜古代作品的观念所拘，但作为风格的分析比较看，却也有细致和深入的地方。例如他分析左思“野于陆机，深于潘岳”，他分析陶渊明“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他批评谢灵运一方面“颇以繁富为累”，但另一方面因为有“名章迥句”，所以“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泥沙，未足贬其高洁”，这都是很中肯的例子。但他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是书前的序，他一方面叙述了五言诗发展的简史，一方面又给五言诗找到了理论根据，说比“文繁而意少”的四言诗高得多，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提出了“自然清旨”，赞扬那运用自然的口语的真正诗歌，反对“书抄”式的用典，反对“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声律，这些是比刘勰的主张更彻底些，对当代的指责更中肯些，对后来反对齐梁诗体而开辟新的道路上也更有利些的。

刘勰和钟嵘就是这时代最伟大的批评家。他们很多可贵的见解是直到今天看来还是有价值的。

这时期的散文可值得一提的，是用精练的语言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生活的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表现祖国山川美丽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梁范缜的有名的唯物论论文《神灭论》等。

第六节

简短的结论

从2世纪到6世纪的这四五百年间，社会上最大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这两种矛盾在当时都发展到特别尖锐的程度，表现前者的就是门阀士族的特殊势力的存在，表现后者的就是南北朝的对立。因为这样，一般人民过的生活是特别痛苦的。在文艺作品上，凡是伟大的作品都反映了这个基本事实。在这里，首先是民间作品，像《孔雀东南飞》就是深刻地刻画出当时的阶级关系的。其次是文人们采取了民间形式，在内容上又反映了当时现实的生活的作品，像蔡琰的《悲愤诗》就沉痛地写到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而王粲、嵇康、潘岳、左思、刘琨、郭璞、陶渊明、鲍照等的作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民间疾苦、中间层的苦闷、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反对剥削的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中反映方面较广，而又深刻真挚的，就是陶渊明，所以他是伟大的。反之，那些不能反映这个现实的，和人民的切身痛苦和迫切要求漠不相关，在文学形式上采取了专为本阶级少数读者所能理解而拒绝运用或轻视民间形式人民语言的，也就是那些奄奄无生气的作品，腐烂的统治阶级也产生了腐烂的文学，那具体的东西就是所谓宫体。这时期的文学批评是有成绩的，因为那些出色的批评家像刘勰、钟嵘等已逐渐明确地批判了那些毫无生气的东西和腐烂的东西，因此，也就给下一代的文学发展扫清了道路。

* * *

[1] 建武十六年（40）。见《资治通鉴》卷四三。

[2] 永初四年（110）。见《资治通鉴》卷四九。

[3] 桓帝时的梁冀可作豪门恶霸代表，他有好几十里的兔园，兔子的毛上有着记号，有人杀了他的兔子就要十几个人来偿命。他死时（159）抄没他的家产，得20余万万，因而这年减天下租税之半。

[4] 《资治通鉴》卷五九。

[5] 《资治通鉴》卷六一。

[6] 曹操以破黄巾为政治资本，他在建安十五年（210）诏令中把“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当作得意之举。荀彧更明显而无耻地指出“将军（指曹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指黄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可见曹操就是以破黄巾起家的。吴国连年有起义的“山寇”，终于被陆逊消灭掉。蜀国诸葛亮对于随便杀人的法正不加禁止，反而说让他得意得意。这是什么话！

[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林公（支遁）见东阳长山曰：“何其坦迤！”顾长康（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王子敬（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河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这是对于山川之美的发现。又：道壹道人（竺道）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又：谢太傅（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这是说明他们仿佛新发现自然景物中的雪似的。又：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这说明他们对人世的伤感。

[8] 袁褧对于晋人语言的体会是“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说新语》便是证明。

[9] 《资治通鉴》卷一九。

[10] 《资治通鉴》卷三三。

[11] 余冠英：《乐府诗选序》曾有此称（《汉魏六朝诗论丛》，22页，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

[12] 此说亦见上书。实则杜甫的“三吏”“三别”，“即事名篇”，正说明没被乐府所拘；白居易“因事立题”的新乐府，也是这种新诗体，宫廷里是不会真正演唱的。白居易提出《诗经》也不只是“旗帜”，倒正是说明他的作品是《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真正继承人。太强调汉乐府的作用，倒是“模糊了历史的真相”了。

[13] 《魏志》卷二一，裴注引《世语》《典略》。

[14]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15] 《世说新语·文学篇》，王孝伯（恭）认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句最好。

[16] 《世说新语·文学篇》。

[17] 三张有二说，旧谓张载、协、亢，因三人是兄弟，冯唯讷主之；郑振铎、刘大杰以张华代张亢，理由是张亢不列《诗品》。兹从后说。

[18] 干宝：《晋纪》。

[19] 《世说新语·言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