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933

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省宜章县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的领袖，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锋。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3年9月21日，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无畏地走向刑场，慷慨赴死。

那有斩不除的荆棘？

那有打不死的豺虎？

那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猛勇的奋斗着；

持续着，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论工人运动

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有法兰西俄罗斯两大革命可以证明，我们应毫无疑义了。中国工人的群众有革命的趋向与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两大罢工可以证明，我们亦应毫无疑义了。所以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

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因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惨酷，要深刻；故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

目前中国因为产业还未发达，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可统计的只不过六十三万余名，连不可统计的，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在数量上看，实在是四万万全人口中的少数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工人数量虽少，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比方海员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外的交通断绝；铁路一罢工，可以使南北的交通断绝！汉冶萍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和日本多数大工厂停业；开滦一罢工，可以使铁路轮船及用户的煤炭蹶竭，洋船都要鳞次栉比的停在秦皇岛，开不出渤海口去；码头工人一罢工，可以使洋货不能登岸；市政工人一罢工，可以使全埠扰乱，这是何等伟大的势力呵！所以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轻视之。况且中国资产阶级虽无力发展实业，外国的资产阶级终会挟其金钱武力来作越俎代庖的事，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只有日益增多，终归有长成壮大之一日呢。故我们这些真诚做实际活动的革命青年，除做别种群众运动外，尤应特别注重工人运动才是呵。

中国的工人运动，原是最近三年的事，可是在这三年之中，工人却做出不少惊天动地的光荣事业来。如罢工，从香港海员罢工起，到京汉路工罢工止，其间差不多没有那一处那一路那一矿那一厂不罢工，固然罢工之中不少失败，然而胜利的总占多数。如组织，除各业小规模的“工会”“工人俱乐部”而外，关于总联合的大组织，海员有“中华海员联合总会”；铁路京汉、津浦、京奉、京绥、粤汉、正太、陇海都有总工会，而且共同企图“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汉冶萍三处联合组织了“汉冶萍总工会”；湖南、湖北、广东都有“全省工团联合会”。固然组织有些不免幼稚或涣散，然而在中国民族向来缺乏组织性的当中，总算比任何群众团结得结实而热烈，总算是矮子当中的长子。这是何等不可轻侮而可宝贵的革命势力呵！

不幸京汉路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总而言之，不论革命的政策为了应付时局的必要而要如何变更，然而工人运动却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应该特别重视而不可变更的。不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势力犹不注全力使之更强固，更发展，而漫然高唱什么样式的革命，终归是建屋于沙土之上，恐怕墙壁未立，屋瓦未覆，已是歪歪斜斜的坍塌了。

固然工人运动为了当前的政治状况，有时进攻，有时保守：如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京汉罢工止，是进攻时期，从京汉罢工失败以后，是保守时期。但是保守是固守阵垒，仍不忘厉兵秣马，静以待时，若阵垒也不固守了，厉兵秣马的工作也抛却了，像这样，不是保守，乃是销灭。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的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由我们一肩挑着。我们固应分队到各种群众中去，特别是工人的群众我们不可轻忽了呵！

（原载《中国青年》第九期，1923年12月15日，署名中夏）

论农民运动

我认定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是工人、农民和兵士。我已把工人运动说过了，现在说农民运动。

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完全是农业，那么，中国农民应该至少要占全国人三分之二，不须统计，我们可毫不犹豫的断定了。这样一个占全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不是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吗？是我们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视的吗？

固然农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进；农民的住处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论上讲，农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们如从实际上看，中国农民在这样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们敢于断定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

俄国的革命，列宁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土耳其的革命，基玛尔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这些为我们眼面前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我们的相信和断定没有丝毫的错误。

就是中国向来带兵的，都愿意招募乡间的农民为兵。他们以为只有农民的心地纯洁，性质诚挚，耐劳不偷懒，勇敢不怕死，比口岸上的无业流氓，靠得住得多。曾国藩从练乡团到平洪杨止，和他同辈幕僚说起，必殷殷以募农为兵可靠为嘱。现在高明一点的军阀，如冯玉祥等，亦颇知此义，极其重视这一点。他们这利用农民为他们挣扎高官厚禄的工具，固然是惨无人道，违背公理，但是农民潜藏革命性和有种种特长，已是给他们证明无余了。我们为什么让农民给军阀召募去当炮灰？为什么不唤醒农民为国民自身利益的革命而奋斗？即此一端，可证我们要做农民运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况且中国农民年来因为上文所述的种种环境的逼迫，发生了不少的抗税罢租的运动。如前年浙江萧山的农民，去年江西萍乡的农民，和最近江西马家村的农民，青岛盐田的农民，广东海丰的农民，湖南衡山的农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的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泄出来”。他们不仅是敢于反抗，并且进一步而有农会的成立，把散漫的群众都集中在一个组织与指挥之下。这样的知能与勇气，恐怕进步的工人也不能“专美”罢。这些事实，都是在全国报纸上记载得明明白白，当然不是可以捏造得出来的。

由此可证明中国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了，如果青年们像俄国“沙”时代的知识阶级一样，高呼“到民间去”，为之教育，为之组织，恐怕将来农民运动，比现在完全由农民自动的奋斗，还要来得“有声有色”些罢。

有人说，“中国农民不能和俄国农民相提并论，因为俄国有大地主，实行农奴制度，后来政府虽下令把农民解放了，实际上不过由大地主的锁链中，改套在政府的锁链里，仍然是得不到面包；所以彼得格勒大罢工，农民便全国风动附和着，烧杀地主，捣乱官廨，无处不骚乱暴动了。若中国则不然，想要农民和俄国农民一样的愤激和奋斗，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农民能革命是很难的”。是的，此话不差，但是我要问为什么土耳其亦无农奴制度，却全国都跟着国民党首领基玛尔起来革命，把希腊军队驱渡君士但丁海峡，把英、法势力排出本国领土以外，把土耳其恢复成整个儿民族独立的国家？所以农民运动对于革命的结果，其方式虽各国有不同，然而农民群众其有裨于革命事业之成功则一。况乎中国虽无农奴制度，然而农民所受经济上政治上的痛苦，即如上文所述的五端，已经够受了，并不比俄土农民所受苦痛的分量还轻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呵！至于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应取的方针，我下次再和诸君一谈罢。

（原载《中国青年》第十一期，1923年12月29日，署名中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