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斗后的东山岛上，在一支参战部队准备上缴的物品中，我看到了一件珍奇的武器。那是一挺轻机枪。像所有新的机枪一样，乌黑的枪管，枪身的“烤蓝”瓦蓝瓦蓝的，闪闪发光；只是枪筒微微有些扭曲，有些发黄。损坏最大的部分是枪口，像被一只有力的手捏了一下似的，枪口缩小了，而且成了扁圆形，使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子弹会从这样的口里吐出来。
关于这挺枪，在这支部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参军不到两年的新战士，使用着它，在这次战斗中，创建了惊人的功绩。当敌人登陆的时候，这挺枪把敌人横扫在海洋里；在掩护连队转移的时候，这挺枪把敌人杀伤在阵地前。这挺枪究竟杀伤了多少敌人，谁也数不清，据弹药手说：单是用来计算打死敌人数目的子弹壳就装了半箱子。究竟打出了多少发子弹，也算不清，只知道枪管打红了，射手的手上烙起了泡，帽舌也烙焦了，他还在射击！射击！最后，战斗任务完成了，机枪冷却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位射手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什么力量使这么一位刚放下锄头不久的新战士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怀着这样的问题，我访问了这挺机枪的主人，这位为广大指战员热情传诵着的机关枪手黄承谋同志。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二十六七岁，高个子，宽肩膀，大大的四方脸上嵌着一双乌亮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精力旺盛、意志坚强的人。他用夹杂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向我讲述了他这次的战斗经过。通过他自己的叙述，对于他的英雄行为我了解得是更详细了，但是对于他之所以如此勇敢的思想基础，却还不甚理解。我不得不提出了我所不解的问题。
大概这个问题提得太笼统了吧，他窘迫地望望身旁的指导员，半天，仿佛从指导员的脸上看出了答案似的，回答说：“在进入阵地的时候，指导员对我们这些新同志说：‘你们好好想想你参军的时候，你的亲人、邻居嘱咐了你些什么，首长告诉了你些什么，你离开家庭跑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在战斗之前，我仔细想了想这些，我的决心就更大了。”这时，指导员插嘴了：“你还是把你家里的事讲给这位同志听听吧！”接着，又向我说，“你大概不知道吧，他是一位老红军战士的儿子！”
“好吧，你要不嫌烦，咱就从头谈起，不过话得扯远一点儿。”黄承谋说。
下面就是他的话，也是对我的问题的回答。
我的家乡你知道，那是咱的一块老革命根据地。革命以前，我家连巴掌大块地也没有，爹在农忙的时候给地主做做短工，冬闲时节上山打打猎，哥给人家当放牛娃，一家人一年到头过着苦日子。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带着红军到了我们那个地方，我们那儿闹起革命来了。暴动以后，爹就参加了红军，在红九团当战士。听说是在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缴到了一挺机关枪；因为爹是打猎出身，准头好，就让他干了现今我这一行——机枪射手，跟着毛主席东征西战，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这些，都是我妈告诉我的。那时候我才四五岁，是个抱着大人胳膊打“滴溜”、趴在地上戳“尿窝窝”的孩子，哪会记得这些事？不过以后的事我约莫就记得了。一九三四年刚开春的时候，我们这块儿风声慢慢紧起来。一天，乡文书带来了一封信，是爹写的，说他已经随着方志敏同志北上抗日去了。记得当时乡里还给我家送来了很多慰劳品。这年秋天，乡里组织了欢送红军出征的大会，妈领着我和哥哥、妹妹去参加，坐在“红属”代表席上，胸膛上还戴着一大朵鲜红鲜红的花儿，吃着菠萝、甘蔗、阳桃……
可是这个会开过了不多久，日子一下子变了，白鬼子来了。妈把我们嘱咐了又嘱咐：“见人可不敢说你爹当红军呀！”妈过去是妇女会员，最爱跟人谈红军的事，还爱唱个山歌小调的，现在也像一张封条贴住了嘴，不说不唱了；只有村东头根老爹来玩的时候，才肯眉开眼笑地说几句。根老爹也真好，不光跟妈说话，高兴了还给我们兄弟俩讲故事。有时候他扭着我的耳朵说：“伢子，想不想你爹？好好听话，别淘气，等大了好接你爹的班！”
说真的，我们兄弟俩实在想爹。有时想得厉害了，我问妈：“爹啥时候回来？”她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指着村前的那棵大榕树说：“等这树上长出一匹大红布来，你爹就回来了。”说也好笑，那时候我起早贪晚地围着那棵树转，看那红布有没有长出来。
有一天早上，天一亮，我又溜到那里去了。嘿，这下子可看到了：在树顶顶尖上，挂着一大块红布，鲜红鲜红的，风一吹呼啦呼啦直响。我高兴得一蹦老高，脚不沾地地跑回了家，对妈说：“妈，妈，老榕树上长出红布来了，爹快回来了。”妈一听，也高兴地笑了。她赶紧跑到院里，向着那大树梢头望了一会儿，然后把我搂在怀里，小声地说：“我的傻孩子，那红布是咱们留下的红军挂在那儿的旗子。你爹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个山沟里跟白鬼子打仗呢。”
我问：“留下的红军在哪儿？”
妈说：“在山上。”
“在哪个山上？”
妈不回答我了。她寻思了一会儿，说：“你去找你那些小伴儿们，把看见红布的事偷偷地告诉他们，对他们说：红军就在这近边的山上，在老榕树上挂起红旗来了。”
真怪，自从这事传开了以后，村里大人们的脸色都好看些了。只有白鬼子不高兴，当天就慌慌张张把那旗子扯下来，还在那树底下放了个岗。
又过了四五天，这天晚上已经下半夜了，我们正睡得好好的，忽然窗户“砰，砰”地响了几声。妈慌忙披上衣服坐起来。我和哥哥也都惊醒了。妈把耳朵凑近窗子听。只听得外面小声地说：“承伢子妈，开门！是我。”那声音好熟啊！只见妈慌手慌脚地一面抹着眼睛一面往床下走。走到门口又犹豫了一下，才走出外屋，轻轻地开了门。
门一闪，一个人进来了。妈把门关好，点上了灯，用针线筐子把灯亮儿遮住。灯影里，我认出了，那是爹。爹的模样简直叫人不敢认了：脸很瘦，头发老长，满脸连鬓胡子都留起来了，活像个大刺猬；只有两只眼睛还那么乌黑闪亮。他拍拍哥的肩膀，摸摸我的脑袋，还把睡着的妹妹抱过来亲了亲。那乱草般的胡子缝里露出两排白牙，笑了。
妈定睛望着爹，半天才说：“你咋回来了？”我瞧妈的脸色有点不大好看。
“怕我给你娘们丢人，是不是？”爹笑着望了妈一眼，把衣服襟一掀，一支乌亮的驳壳枪露出来，“快给弄点饭吃吃吧！”
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就走到外屋去弄饭去。饭好了，爹吃着饭，妈把爹的衣裳脱下来缝补着。这工夫，爹给我们讲了他离家以后的经过。原来爹在的那个部队由方志敏同志带领着北上，在怀玉山区地方，遭到敌人包围。部队突围时，爹负了伤。因为伤势很重，他一个人爬到一家老乡家里，老乡收留了他，把他藏起来，治了一个多月，才把伤养好了。以后，他偷偷地回到了赣东北老根据地，找到了党组织，想再追上部队。当地组织告诉他，部队已经下了浙江，追不上了。党决定要他回到老家来，参加当地的敌后游击斗争。他一个人，一路拣着山岭没人的地方往家走，白天找个山洞、草窠子睡觉，找点野菜充饥，晚上就赶路。就这么着赶到了家乡。随即接上了关系，上了山，参加了游击支队。因为一时还摸不清山下村子里的情况，战斗任务又紧，没捞到回家。现在趁着打了一仗，白鬼子胆寒的机会，回到这村里来布置一下工作，顺便到家看看。
爹讲了足足有一个钟头，我们都静静地听着。妈有时听着听着连衣服都忘了缝了。爹讲完了这段事，扭头对妈说：“看样子这斗争长着呢，苦日子又得过几年了。这几年，为革命东跑西颠，顾不上家；这以后，还要和这些狗东西拼，少不了又得把家扔给你了。”
妈把话接过去说：“快别说这个啦，什么苦苦难难我也不怕，就是这几个孩子……”
爹说：“孩子倒也好说。平常多开导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的后代就行了。”说着，爹把身子往前挪了挪，扶着妈的肩膀说，“说实话，像咱们也不要什么人给上坟添土、接续香火，就怕事情干不完，得有人接班啊！”
“咳！”妈看了看我们，叹口气说，“依着我呀，就该所有受苦受罪的事都撂在咱膀子上，咱们一肩挑过去，好让孩子们日后能享点福！”
他们这样说着拉着，又过了一大会儿，妈才把衣裳补好。她找出两件旧衣裳，包了个手巾包。爹伸手接过来说：“时候不早了，我还得到东头老根家去趟。叫大伢子先去看看路，你再把现成干粮给我带上点，给山上的病号吃。”
哥出去了。妈一边给爹收拾着干巴窝窝，一边问：“还回来不？”爹说：“工作多着哩，以后常回来。你和孩子瞅空偷偷地给我安排个住的地方。”
哥回来以后，爹掏出枪，又把我们摸了摸，亲了亲还在熟睡的妹妹，跨出门，放轻脚步走了。
爹走后的第二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妈把妹妹安顿着睡好了，就带着哥哥和我，来到后院破墙根底下。妈用脚步把地面量了量，一锹刨下去。
妈一锹锹地挖，我和哥就把土倒弄到筐子里。这样干到天放亮，妈再把窖口用草掩上，把周围的土迹打扫干净。第二天瞅瞅没人，就把筐子用脏土一盖，挑出去倒在水坑里。
为了使爹早一天回家来，我们干得都很起劲，五六天的工夫，地窖子就挖成了。这地窖子就是个长方形的坑，上面架起木棒，在上面搭了些树枝头、红薯秧子、乱草，还留下个小洞透亮儿。看去只是个平常的柴火垛，不弄翻草是看不出什么的。妈还特意把里面收拾了一番：铺上了稻草，放上了被窝。
地窖子挖成，爹回家的次数就多了，隔个十天半月准回来一趟；有时当夜就走，有时也住一两天。白天，待在地窖里，晚上就爬出来，逗着我们玩一阵。在玩的时候，爹总是讲故事给我们听，讲过去主力红军打仗的故事：他怎样用一挺机关枪卡住二三百敌人，让我们红军部队一下子消灭了他们；一个十多岁的红小鬼怎样用一块石头缴了一支枪。这些故事真好听，一听了我就翻来覆去地半宿睡不好觉：我什么时候才能像爹那样去闹革命、打白鬼子呢？……
可惜，爹这样讲故事的时候不很多，常常是讲个半截就出去了，直到鸡叫的时候才回来。有时，深更半夜的，我们家里也来些客人。这些人大都很面生，只认得根老爹，还有一位常来的赵叔叔。他们一来就待半夜，有时我睡醒一觉了，他们还在外屋嘁嘁喳喳说话呢。
这天，爹没有出去，我们一家子闲谈。我问爹：“你白天待在地窖里闷不闷？我进去给你做伴好不？”
爹说：“不，我一点儿也不闷。你看，我有这个。”他从腰里掏出一个小油布包，打开来，拿出几个纸本子朝我一晃，“这比你给我做伴还强呢。”
我留神一看，有两本是油印的书，另外是一本小字典。小字都密密麻麻的，连个画也没有，而且都磨蹭得不像样了。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爹把字典一举，说：“你还不知道它的好处呢。我拿这个认字，认会了字，就看这个。”他又拿起一本油印书一举，“你别看它不像样，这是宝贝哪！上面写的就是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的话。看着它，爹就有本事打白鬼子了。你看，他说得多好：‘打倒土豪劣绅！’你想想，那几年咱把土豪打倒了，日子过得多美气！这本，”他又拿起了另一本，“也很好，不过爹一时还读不大懂，以后慢慢看。写这书的人名字叫列宁！他的事以后我慢慢给你讲。”说完，他又把两本书小心地包起来，掖到衣兜里。
这天，爹和我们闲谈的兴头特别大，多会儿都是这样，一谈到毛主席，他的劲头就来了。他装上管毛烟吸着，摸弄着他那一大把络腮胡子，笑着拉了妈一把：“来一段山歌怎么样？弦定低一点儿，不要紧。”
妈笑着瞪了他一眼：“这是唱山歌的时候？要听，叫承伢子给你唱，他赵叔叔不是才教了他个歌！”
“哼，为什么不是唱歌的时候？白鬼子再凶能吓住谁？承伢子，唱！”
我看爹实在高兴，就依在妈怀里，小声唱起来：
“不怕强盗不怕偷，不怕白鬼来烧楼，破屋烧掉不要紧，革命成功造洋楼。扛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军有力量，共产万年走天下，反动总是不久长。”
屋里静悄悄的，我的声音虽小却显得非常清亮。唱着，唱着，我偷眼看看爹，只见他半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两眼直盯着屋顶，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连手里的旱烟也搁灭了。妈刚才还不答应唱，这会儿也随着我的歌调哼起来。
唱完了，屋里静了一阵。爹坐起身，用烟管戳着我的鼻子说：“伢子，你整天挖野菜，啃菜窝窝，脚上连双鞋也没有，觉得怪苦是不是？可是等你长大了，革命成功了，那可就应了这歌上的话了。嘿，那时候……”
接着，爹就兴高采烈地讲起革命胜利以后的生活来：怎样发展胜利，怎样进行建设……自然，那时候革命正在困难时期，对革命成功以后的生活想得并不完全。可是爹讲的时候劲头足极了，满脸笑容，眼睛发亮，两手不停地比画着，就像那好日子已经就在眼前了似的。他越讲越高兴，伸手把我弟兄俩揽到怀里，把我们的脸都亲了亲，压低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记着，你老一辈的人，风里来，雨里去，血，一捧一捧地流，就是为的这个。现在，这一天是不远了，可是眼下刀把子还在敌人手里捏着嘛，要拼上性命去抢哪！等我们把它抢过来，交给你们，这好日子就是你们的了。那时候，你可别忘了，这是老一辈人拿命换来的，就是拼上性命也得保住它，还要把它侍弄得更好。……”
夜深了，屋里更静了，静得掉了根针都能听见。窗外西北风呼呼地吹，树叶唰唰地响，油灯的火焰忽闪忽闪地跳。爹把我们抱得更紧了，我觉得出他的手在不停地抖动，他的胸膛里面什么东西在咕咚咕咚地响着。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多，算起来已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天了，正是橘果挂满枝、稻穗打黄闪的好时候。爹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回来了。这期间，根老爹前后背来过两个挂彩的同志，在爹住的那个地窖里住过，可就是爹没有回来。往常，爹也有个把月不回来的时候，但隔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长。我问妈，妈说：“爹在打白鬼子呢，天天打仗，哪能三天两头回家逗着你玩？”话虽这么说，我看她也有些心神不安的。她常跟我一道去挖野菜，到白鬼住的地方去溜达，还断不了打发哥到根老爹家去借个瓦盆、送个箩筐的，顺便打听一下。
妈说得也真。近来南边大山里常常传来枪声。在挖野菜的时候，时常看见白鬼子保安团一队一队，怪神气地往山根下开，还带着大炮呢。过不几天，又开回来了，可是人比去的时候少多了，模样也全变了：衣服破了，鞋子绽了，个个垂头丧气的。还有好多挂彩的，有的拄着拐棍，有的胳膊吊在脖子上，还有的干脆放在竹排上抬着。一看见这些狗东西，妈总是小声对我说：“这都是叫你爹和那些红军叔叔们打成了这个鬼样子。”哥从根老爹那儿回来，也讲山上打仗的事，说是白鬼子对山上逼得更紧了，一会儿“围剿”，一会儿烧山。我们也在加劲地打击他们，说是这叫作“以红对白”！
一天晚上，天黑没多久，又响了一阵子枪，还夹杂着手榴弹“咕咚咕咚”的响声，足足闹腾了两顿饭工夫。响声不远，估摸着就在南边旋风山上。
半夜的时候，我被一阵轻轻的但很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侧耳细听，仿佛还有人在喘粗气。我想：“说不定又是有受伤的同志来了。”妈连忙去开门。门一开，只听得妈“啊”地惊叫了一声，接着一阵乱糟糟的脚步声走进来。我跟着哥跳下地，外屋人已经进来了。只见根老爹和那个赵叔叔抬着一个人，妈拦腰扶着他；赵叔叔背上还背着一挺机关枪。妈招呼哥点上灯。我跑上前一看，原来受伤的是爹。爹已经不像个人模样了：满头满脸都是伤，蓬松的胡子被血粘成了一片，胸前的衣服也全是一片紫红。他紧咬着牙，闭着眼，鼻孔里不断呼着粗气。
妈把爹安放在床上，没有说什么。她眼里噙着泪，望着根老爹。根老爹望着妈痛苦地点了点头，好像什么都明白了似的，小声地说：“伤得不轻。你赶快给他洗洗包包，把他藏起来，防备白鬼子来搜查。我们还得去找别的同志，不能久待，天一亮我就去请大夫去。”说罢，又伸手摸了摸爹的嘴唇，爹没动；他叹了口气，掏出几块光洋放在妈的手里，就走了。
爹是怎么负伤的呢？事情是这样的：
近来白鬼子对山上的游击队的“清剿”加紧了。游击队虽然打了几仗，也消灭了不少敌人，但敌人这次却比往常都来得凶，他们调动了大批兵力，把山团团围住，拼死地把包围圈缩小。我们游击队越来越困难：粮食断了、弹药不够、伤员增多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甩开敌人，开辟新的地区，支队决定突围。但是，敌人包围得这么紧，兵力又这么大，要想平安地突围出去，非要有一支小部队把包围圈撕开一个缺口，替部队打出一条路来不可。这时候我爹站出来了。他向支队长和政委说：“我带着我们中队来执行这个任务！反正这里地理我熟悉，等大队过去以后，我们再摆脱敌人去追你们。”
支队长答应了我爹的请求，向他详细交代了集合地点、联络记号。爹准备了一下，在太阳刚要落山的时候，就出发了。临走，支队政委握着爹的手说：“黄茂有同志，你是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带领过的老战士，这次无论如何要把任务完成！”爹没有说什么，只是严肃地应了声：“是！”
战斗是很激烈的。爹把红旗一卷，往背后一插，将全支队仅有的两挺机枪中的一挺抓在手里，把队伍分成两股，直奔东面那突出的两个山头扑过去。敌人被这突然的打击吓蒙了；我爹带领着全中队的同志们，边打边上，一口气攻上去，占领了山头，把敌人包围我军的这条铁链一下子扭断了。
缺口打开了，爹打出两颗手榴弹，随手把红旗展开来，迎着风一摆，支队长就带着大队，抬着伤员，顺着两个山头当中的山谷穿出去了。
支队刚过完，白鬼子也缓过劲来，就向山头猛扑，把一个多团的兵力都压到爹和他指挥的那个中队身上。爹指挥着二十多个游击队员，摆开个半圆形，把敌人死死地顶住。一直打到天完全黑定了，估计大队也走远了，才下令转移。为了拖住敌人，不让敌人追击主力，爹转换了方向，边打边往北撤。就在这时候，一颗子弹从爹的脸上擦过，爹负了第一次伤。
按照原来的计划，爹想靠着人少目标小，不声不响地贴着山沟，从敌人当中穿过去，一直插到我们住的村后，奔上北山，然后再折转来向东去，追上部队。这个计划是大胆的，也是巧妙的。可是正在行动中，因为一桩意外的事被敌人发觉了：原来敌人为了破坏我们的游击队，就在主力红军撤走、留下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上山的时候，派了一个奸细，冒充掉队的红军，混进了我们的队伍。他几次想破坏都没有机会下手。这回，就在中队悄悄地穿进敌人的防区的时候，他“啪”地打响了一枪，又大叫起来。爹一抬枪就撂倒了他，但敌人听到声音，立即扑过来了。
中队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另一面又是七八丈高的笔陡的悬崖。爹趁敌人还没有完全合拢，就斩钉截铁地下命令：“赵先敦留下压子弹，一分队队长带队；等我的机枪一响，就贴着沟边往外突围！”接着，他又掏出自己的驳壳枪和一包文件，交给一分队队长说：“带给支队长和政委同志！”说罢，端起枪就朝南打了一梭子。敌人火力被吸引过来，同志们趁空突出去了，只有爹和赵同志陷落在敌人的包围圈里。
敌人越逼越近，还不停地吆喝着：“抓活的！抓活的！”这时爹的前胸又中弹了。他撕下一块衣襟把伤口掩住，仍然咬着牙，把脸颊贴着枪托，一梭子，又一梭子……正打着，赵同志递过最后一个梭子，小声说：“坏了，子弹就这些了。”爹接过来掂量了一下，“咔”的一声换上，对赵同志说：“阿敦，革命战士死也不能落在这些家伙手里。可这挺枪……”敌人上来了，他打出了几个连发，敌人缩回去，他又说，“这么办吧：万不得已的时候，跳崖！你抱着枪，我背起你，咱们一块跳。有我在下面垫着，我完了，你在枪也在；要是都完了，枪也就摔个差不多。记住，要是人不能动了，就把枪毁了！来，给！”爹把枪端起来，朝着敌人打出了最后的几发子弹，就往赵同志怀里一递。赵同志还想推辞，说：“咱换……”“换”字刚出口，敌人冲到面前了。爹一咬牙，说了声：“好吧！”挣扎着站起身，机枪一抡，把扑上来的那个敌人打下了沟，随手把机枪往怀里一靠，又猛然贴胸抱住了赵同志，倒退着走了几步，一只脚猛一蹬沟沿，爹在下，枪在上，坠下沟去。
赵先敦同志坠下崖就摔晕了。一连几声手榴弹响，把他震醒过来。黑暗里，他伸手一摸，身子底下是机枪，枪下面就是我爹。爹已经人事不知了，但两手还紧紧地抱着他。他摸摸爹的心口还暖，试试自己的手脚还灵便。再留心听听，崖上已经没有动静，大概因为崖头太高太陡，敌人估计他们摔得差不多，投下几个手榴弹就走了。于是他趁着黑夜，背起爹和机枪，悄悄地钻出山沟，一口气跑到了地下党的联络站根老爹的家里。
这些情况，是以后赵同志对我们讲的，当时哪里顾得想这些！他俩走了以后，哥和我帮着妈把爹的伤口洗净，用干净布包扎好。妈俯在爹身上，低声地叫了好大一会儿，爹才慢慢醒过来。他睁开眼，四下里望了半天。妈问：“痛吗？”他没回答，问妈：“阿敦还在不？”妈回答了他。他又问：“枪呢？”我插嘴说：“赵叔叔扛着呢。”他听见我的声音，侧眼望望我，胳膊动了动，看样子想摸摸我。我赶忙凑过去拉着他的手，妈也把妹妹抱到他面前坐着。这时，我看爹的脸色比刚进来时好些了，嘴角上微微挂着笑，还像平时给我们讲故事时那么慈祥，但却少气没力的。他闭上眼休息了一会儿，张了张嘴，摇了摇头，困难地说：“还有多少事要干啊！……嗨，太早了……”他拉过哥和我的手，望了望妈，说：“伢子妈，要常想着这孩子是谁的呀！”说完，又问我们，“孩子，以前爹给你说的话都记住了？”我们点点头。他又断断续续地说，“记住，一定得记住！也记住你爹是怎么死的，是……为什么死的！你知道，爹是个共产党员，不会给你们留下什么金银财宝、肥地高楼；留给你们的是……没杀净的白鬼子，是还没完成的革命工作。大了，要学好，别辱没了你爹的名字！”这是爹说的最后的话。
爹死了。我和哥都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我哭着，又怕妈伤心。偷眼看着妈，妈却没有哭，眼里连个泪花都没有。她轻轻地抚着爹的胳膊，两眼直直地盯着前面发怔。好一会儿，她紧咬住嘴唇，重重地“嗯”了一声，一伸手把我俩搂在一起，说：“好孩子，别哭！你们见你爹哭过吗？你再看看妈！”
她把我们的眼泪擦干了，说：“来，孩子，先把你爹埋葬了。”她慢慢地换下爹的衣服，从爹的衣兜里，拿出爹常看的那两本书。随着书本掏出半个红薯、野菜和树皮拌和的窝窝来。她把这东西递到我们的面前，说：“看，你爹是那样死的，是这样活着的！孩子，这都是为了你们啊！”说完，随手撕下一片血衣，把这些东西小心地包起来。
料理好了，我们娘儿三个来到后院，把原来爹在家藏身的那个地窖上的草掀掉，把爹小心地抬起，放在里面。妈领我们跪下来。我们静静地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跪在那里。直到一声鸡叫，妈才像醒过来似的，说：“伢子爹，你的话我记下了，我知道这后代是谁的。”
我们磕了几个头。妈吩咐哥把铁锹拿来。我们把坑填平，妈又把那半截破后墙从墙根底下往里挖了挖，然后领着我们转到墙后，说了声：“推！”娘儿三个一用劲，墙“呼”的一声倒下，把爹的墓坑埋住了。
把一切弄停当，回到屋里，天已放亮了。妈从包袱里拿出几件旧衣裳，交给了哥，又把从爹衣袋里拿出来的那两本书和根老爹留下的光洋递到哥的手里，抱住哥，把脸贴在哥的头上说：“孩子，去找你根老爹去吧，去上山！你就说，是我妈叫我来的，也是我爹的意思。”略停了一下，又说，“你对根老爹说，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和承伢子。”
哥上山当了红小鬼，听说打仗很勇敢，思想好，能吃苦，同志们都说他处处像爹。有时也还偷偷地回家看看。后来，我们江南游击队合编成新四军，他随在队伍里，顺着爹没有走完的那条路，走上了抗日前线。一九四〇年，听说当了排长，再往后就没有了消息。
哥上山以后，我就顶了哥的那事：有事送送信，秘密开会时通知人、巡风……干起了革命工作。妈靠纺纺纱、给人做做针线活，养活着我和妹妹。背地里还装着买棉卖线，干着地下交通的工作。这些日子里，保安团敲诈、勒索，骂我们“匪婆”“匪崽”，那欺凌就不用说了，可我们不管这些，照样坚持着斗争。我们就这么含辛茹苦地熬到了一九四九年，迎接红军解放军打过来。
讲到这里，顺便给你讲讲我是怎样参军的吧：
一九四九年后，我自然积极地参加了二次分田的斗争。我家分了田，搬了房子，我还当了民兵队长。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参军的时候，我的心就动了。可就是有一点放心不下：妈年纪大了，有个腰疼病；妹妹也该出嫁了，怎么能扔下她们走呢。我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这天，妈忽然想到爹坟上去看看。我和妹妹扶着她来到爹的坟前。自从我们搬了房子，村里就帮着我们把爹葬身的地方修成了坟堆。这会儿，墓堆上已长满了青草和野花，墓旁的小柏树也长得很高了。妈绕着墓地走了一圈，在小树底下坐下来，半天，忽然对我说：“承谋，我心闷，你唱个老歌给我听听。那个‘造洋楼’咋唱来？”
我把这个歌唱了。她想了一会儿，说：“我也唱个给你们听吧！”我好奇怪：自从爹牺牲了，她就再也没唱过歌；一九四九年后偶然哼两句山歌，也不常唱，今天怎么忽然高兴了？只听得妈说：“这歌还是那年送慰劳鞋的时候，主力上一个同志教的哪，已经快二十年了。”说罢，清了清喉咙唱起来：
……
人民翻身闹革命，红军志气高如天；
老子牺牲儿顶上，哥哥死了弟上前……
这歌，妈一连唱了两遍，唱着唱着，妈眼圈一红，掉下泪来。自我记事以来，除了解放军回来的时候，妈欢喜得哭了一阵以外，就没掉过一滴眼泪，这回是怎么了？唱完了，妈从腰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件东西，问我：“还记得不？”我一看，正是爹的那块血衣包包。我说：“记得。”妈含着泪说：“十六年前，你爹在的时候，你才这么高，”她用手比量着说，“你不是给你爹唱过‘造洋楼’吗？你爹那时候说的话你还记得不？”接着她又絮絮叨叨把爹的事给我们讲了一遍。末了，说，“如今你爹早已不在了，你哥这些年不见音信，说不定也牺牲了。现在刚把白鬼子打倒，洋鬼子又要来，国家正用人，我想再把你送了去。”
妈讲得我的心一阵阵发紧。其实，我不是不知道该去，可是……我把我的心事给妈说了。谁知这一来妈火了。她气得手直发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倒好！你爹在世的时候怎么给你说的？你爹临死的时候又怎么给你说的？现在好日子到了手，你却不想动了！你别忘了，你是爹妈的儿子，又是革命的后代啊！”她扶着小树咳嗽了一阵，又说，“我老了，不是还有你妹妹，她能不管我了？再说，还有政府和亲友邻居！”
第二天，我就报了名。不过因为参军的人数太多，没有到朝鲜，我就要求参加了解放军，来到了海防上。
我的事就说到这里。同志，你说我怎么能不好好地战斗呢！爹说得对：老一辈用一捧捧的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就在我们背后，我们要好好保卫它！妈说得好：我们青年人，不但是爹妈的儿女，也是革命的后代啊！
1959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