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
我学习写作，实际上就是学着干这么一件事：一方面，听革命前辈讲故事，并加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去理解故事；一方面，向前辈和同时代文艺家学习写作技巧，记故事，写故事。在写过一些故事之后，我逐渐明白了：我记下的那些斗争着的人，那些人在那种环境里表现的思想、性格、感情和行为，那些人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故事，也叫作短篇小说。
一
既然要写短篇小说，一开头就得碰到这么个问题：短篇小说在哪里？
猛一看，短篇小说是产生在作者的笔下，发表在报刊上，汇集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们打开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那里看到引人入胜的故事，光彩照人的形象，看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很自然地就佩服作者：这人有本事，“吃苇子拉席，肚子里编得好”。可是，仔细一想，就算肚子里会编，也得有苇子吃，而苇子，是泥土里长的。
原来，短篇小说和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它在生活里；它是从生活里来的，它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里的反映。
生活，是文学艺术，也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土壤里才能长出庄稼；只有长期地深入到工农兵斗争生活之中，观察、体验、研究斗争着的人和事，用那些自己接触到的和深切感受到的生活形象把作者心灵的挎包装得满满的，真正做好了了解人熟悉人的这个“第一位的工作”，才能找得到、写得出短篇小说。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当代一些短篇小说的作家和作品，就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写作的题材很不相同，艺术风格上也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被生活积累和感受“逼”着进行创作的。他们有的经历了革命战争，有的参加了其他变革现实的斗争实践，熟悉了某一方面的斗争生活，体验和感受了一些动人的人和事、思想与感情。这种体验和感受积累得多了，生活的行囊充实了，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就站到了作者的面前，就来敲作者心灵的门了；于是他就睡不着觉了，于是就拿起笔来，把这些看到的、感受过的和自己相信的思想、感情与形象，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写到稿纸上，成了短篇小说。
在这里，作者亲身的感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种用自己的心尖子去感触过的事物，那种激起并且倾注了自己感情的生活形象，是创作中的宝贝。有的同志对生活有着特别锐敏的感受力。像写过有关孩子与革命的优秀作品的刘真同志，就有这样的本事。同样的一段在革命部队里成长的斗争生活，别人跳着蹦着地走过去了，她却留下了深切的感受，而且感受得细致、强烈而又独特。她能够保持最初接触生活时的那种感受。这大概是从生活中得到短篇小说的一种特殊的长处、特殊的禀赋。
在这里，和自己的描写对象始终保持着联系，又是非常重要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作者，他的第一篇作品也就是他的最好的一篇作品，起点成了顶点。因为，第一篇作品是他生活体验和感受积累的强烈喷吐，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最近，一位老作家说：永远不要中断和你描写对象的联系，要永远生活在你所描写的对象之中。这一告诫是语重心长的。
我曾经学着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它们的成败得失，差不多都和生活体验问题联系着。规律是：凡是我有着直接的生活感受的，写出来就多少有点意思，哪怕是个听来的故事，只要不是吃“现成饭”，就故事说故事，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喷火口”，依托它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流进去，就可以写得深刻些、动人些。反之，没有生活感受，就是再完整、再动人的故事，我也写不好。记得一九五九年，评论家侯金镜同志在为我的短篇小说集《普通劳动者》所写的《序》里，就为我指出直接生活感受的重要，批评我的有些作品“因为本身真情实感不够，所以显得才华、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减退了”。这个意见非常中肯，使我永志不忘。我们的文学前辈就是这样帮助一个青年作者成长前进的。
用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塑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是一个尝试。这是一项严肃的，也是困难的创作实践。我坚持一条：必须是曾有的实事，写的是实有的革命家，就有“史”的成分；小说可以生发开去，可以渲染、描写，但所取材的主要事件，必须是革命家生活经历的史实中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应当核对确实、理解正确。同时，又坚持另一条：应当是曾经发生的实情，写的是小说，是在文学作品中塑造革命家的形象，也就有“诗”的成分。所取的史实是创作的题材，可以也应该从“史”里找出“诗”来。革命家是创作描写的对象，是作品里的一个人物；不仅次要人物可以虚构和想象，就是革命家的形象也可以在不违背基本性格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塑造和描写。
在以老一辈革命家形象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依然像其他作品的写作一样，起着重要作用。
《足迹》写的是周恩来副主席翻越雪山的一个生活片断。周副主席带病过雪山，并且顶风冒雪关心翻越山巅的组织工作，这是曾有的、闪耀着历史光辉的实事。但是，选择这一史实作题材，在我来说，还有许多具体因素。首先是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我，我仿佛看到了这一特定的艰难环境中周副主席的光辉形象；其次，对当年红军过雪山，我曾作过许多采访，一九七二年也曾到雪山实地看过。还有，我对所描写的生活、形象，虽不是全部，而在某一点上却有过直接的，又是深切的感受。一九六〇年，我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受到周总理接见。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总理的风采都是动人的；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样一幅情景：接见完毕，总理和客人道别，离开我们的桌子，走了几步，却又转回来，附到那位年轻的翻译同志耳边，小声地对她说了一句法语，然后说道：“这句话，不是那个意思。”他亲切地为她讲解了几句，才慢慢走开。我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青年的成长。现在，当我描绘当年周副主席在千年积雪的雪山上关怀红军战士的形象时，上述这个事是使我激动、使我深思的直接感受，便以更大的幅度浮现出来。我几乎是照直把它搬到了雪山这个历史的关口上。我写周副主席向指导员曾昭良布置过任务之后，搀起小司号员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关切地嘱咐道：‘同志，记住，千万不能停下啊！’”因为是我看到的、感受的，也是我所相信的；我相信这个美好的细节的描写，能够再现这位伟大的人的形象。至于“要是不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呢”这句话，我在一次报告会上直接听到周总理讲过的，把它搬到作品里就可以了。
二
我们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强调生活感受对于短篇小说写作的重要意义，并不是说生活经验就是创作了。没有花就不会有蜜，但是花并不是蜜。
因为学习写短篇小说，就常常琢磨这么个问题：短篇小说到底是什么？是故事，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是“生活的横断面”？……
有人说过：创作，就是思想照亮了生活的行囊。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它接触到了对生活的深入发掘和反复提炼的问题。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看到了许许多多生活形象，有了不少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它们有时静静地堆在你生活的仓库里；有时像开了锅的稀粥一样在心中翻滚，逼你思索，使你激动。然而，你还没有想去写它，或者感觉到要写而又苦于没法写。这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比方说，突然对其中的某一人和事想透了，获得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或者在思索里、在闲谈中、在听报告时，得到了一点思想的启示；或者生活中遇到了某一事物的触发，使你变得心明了、眼亮了，一下子看到了生活中蕴蓄着的内涵，看出了生活背后那深一层的道理，体会了生活的哲理和生活中的诗。这时候，这种思想发现，就像一束亮光，照亮了你生活的积累；就像一阵清风，吹进了你那郁郁待燃的柴火垛，使它“噗”的一声蹿起了火苗。这种时刻的出现，如果作者一把抓住了它，调动起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积累，深入地思考、酝酿，就会发现，与这相关联的思想、人物、生活情景，以至生活细节都会奔向前来，像果肉围绕着果核，有机地聚集起来，思想更单纯集中，人物更加鲜明，情感也愈炽烈。于是，作者获得了自己追求的东西，得到了自己所相信的、含血带肉的思想，得到了真的、深的又是新的发现。
让先进思想照亮富有的生活行囊，或者说，对观察、体验的生活进行分析、研究所获得的认识，都是思索生活的结果。它有时是作者对一件事深入发掘、思考、体验出来，从平常中看出了不平常；有时是从大量生活现象概括出来，从矿砂中冶炼出来的纯金，但都是对生活熟悉的基础上、大量占有的基础上的提炼。它是作者从生活中得来，是和形象联结在一起，富有血肉和生命的。当然，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并不是在深入生活之后才去进行，而是在体验和感受的同时，就思索、研究了。“长期积累，偶尔得之。”能够得到它，是艰苦思考的结果。这种对生活的认识的深度，是要靠作者的思想高度去实现的。“妙句拈来着眼高。”只有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借助于这个观察社会生活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培养自己的观察力，才能有一双“着眼高”的眼睛，去发现生活中蕴藏着的珍宝。
努力发掘和提炼生活，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进行文学创作，不是消极地反映生活，而是对生活的解释；不是生活的模拟，而是创造；不是单纯地记录，而是发现。作品应当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只有在观察、理解生活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深度，作品才有可能真实、新颖、深刻。
去年，我写短篇小说《标准》，又一次体会到对题材进行提炼的重要。本来，关于《标准》这篇小说所揭示的生活内涵，我是曾经思索过的。早在一九五八年，我写作《七根火柴》等描写草地生活的短篇时，就想过这个问题。当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胸中一颗心、肩上一支枪、口里一支歌，战胜了人间罕见的艰苦。他们对物质生活的态度，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同志、对党的崭新的关系，一切都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阶级确立了一种标准：做人的标准，工作的标准，对待困难的标准。那时，在革命前辈身边生活，也常常听到他们说：“大不了再来一次长征！”“要拿出爬雪山过草地的那种精神来工作，什么困难不能克服？”雪山和草地，已经成了人们衡量思想、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尺度了。一九七二年，我到了草地，站在草海泥潭，遥想红军当年，这种内涵的诗情，这种对生活的认识曾使我激动不已。
但是，在我写《标准》的时候，却没有马上把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和我要描绘的形象结合起来。我听到过好些个关于朱德总司令为草地断粮的部队吃饭问题操心的故事。这些故事个个都是美好的、动人的。我为故事本身所吸引，从中挑选了一个，就匆匆忙忙写起来。小说写出来了，题名叫作《草地上》。倒也不是完全没意思，只是平、浅、不深刻。我自己不满意，《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看了也不满意，说：“改改吧！”改改，说说容易，没有新意怎么改得好？苦恼了一天，没有结果。吃晚饭的时候和家人闲谈，话题扯到了伙食标准，谈到了艰苦的年月，突然间，“草地的标准”几个字跳了出来。
这几个字，唤起了我过去对草地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也照亮了我桌上那一份草稿。原来那还不是一篇短篇小说，也根本不应该是什么《草地上》，而应该是《标准》。于是我重新进行了改写。故事情节没有怎么改动，只是把朱总司令写成了创造和体现“草地标准”的形象。在他旁边，又用几笔勾画了一个“把困难砸碎了”捡一块扛起来的战士；他和自己的统帅心灵相通，一道创造和坚持了革命者特有的“标准”。
创作，即使写的是一位统帅，当作者把他作为描写对象的时候，也得通过自己的思想情感去发掘、认识。只有理解了这个生活片段的内在意义，获得了深一层的认识，才能使作品多少有一点生命。
三
说到题材的发掘和提炼，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环节——艺术概括和典型化的问题了。
怎样写短篇小说？我看，问题不在铺开稿纸写作的本身，难度最大、花功夫最多的，还是提炼生活和进行艺术构思。
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追求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力求既有高度的思想性，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既正确深刻，又生动感人。艺术构思就是寻求和争取实现这种结合，把作者在生活中感受的、相信的、深邃的思想和真实、独特的形象统一起来。
艺术构思的任务是多方面的，要安排情节、表现人物、选择场面等。但是，在经过发掘提炼、捕捉住题材的思想内涵之后，最中心的还是处理好性格和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为人物找到和安排好最能表现其思想性格的环境，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我们常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为他画像、拍照，但常常只有那么一个角度，能够最鲜明地把人的内在精神和性格特征凸显出来。短篇小说的构思，就是要找到那个最理想的角度。我们也常犯这样的毛病：只着眼于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忽视了在这个过程中人物思想感情的经历。结果，在艺术构思上就必然忽略了思想性格的特定性，不新颖；只从正面去描绘，不精巧；贪多求全，不单纯，小说也就冗长、一般化了。记得有一次，一位老作家和我们谈话，他说：我们过去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不能直接投身于工农兵斗争生活，生活积累少，就逼着我们讲究艺术构思，把仅有的一点生活经验写得精美些。而你们，生活多了，尽着用，构思上就不讲究了。话虽说得委婉，批评却是中肯的。我们在深入生活上常常表现出不够老老实实；而在写作上又往往太老实了，总离不开生活的自然形态，总习惯用那些放在哪里都合适的东西，不敢加工创造，不敢虚构和想象，不敢追求特殊、新奇和精巧。须知，在文艺创作上，那些一般化的、放在哪里都合适的东西，是放在哪里也不合适的。
塑造无产阶级领袖和革命家的形象，要描写他们的崇高思想品质，要描写他们的光辉思想和优良作风，更要写出他们怎样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群众中汲取思想和智慧，在历史的关头，高瞻远瞩地确定方针路线，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命运。
我进行短篇小说《路标》的艺术构思时，曾想描写毛泽东同志在一个决定历史命运的重要时刻的伟大形象，写出这个“高”来，哪怕勾画一点侧影也好。翻开革命历史，在多少次关于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关头，都是毛泽东同志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撒下了光辉的路标啊！
《路标》的艺术构思，是这一组小说中最困难、最费力的一篇。我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置于小说情节的中心，而是安排了一个掉队的小红军在草地途中和毛泽东同志偶然相遇。以小红军战士为贯穿全篇的人物，借以作为观察、描绘毛泽东同志形象的角度和引线。写了小战士向毛泽东同志问“路线”，毛泽东同志为他写路线，毛泽东同志和他讨论路线，以至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参与制订路线。这样，在描写一个小红军这段生活、思想历程的同时，他的形象，他的眼睛，也像摄影机的镜头一样，引着读者看见了特定环境中的毛泽东同志，看见了毛泽东同志和战士的关系，看见了毛泽东同志在这历史关键时刻的一点思想风貌。人物出来了，“路标”也就插在那里了。
当然，这只是一次粗浅的尝试。
四
我们常说：看短篇小说，或者看戏、看电影。这个“看”字很有味道。读者和观众在那里看作者指给他看的东西，看故事，看行为，看动作，看景物……然而仔细一想，不对。原来读者和观众睁大了眼睛在看的，并不只是那些看得见的，而且还要看那些看不见的。他们要看人的真实的、动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质，甚至是极其隐秘的内心世界。我们写短篇小说的，除了必要的心理描写之外，就是让读者通过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去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要实现这一点，就短篇小说而言，细节的准确运用和描写，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有经验的作家都十分重视细节。有人说：故事好找，零件难求。零件就是细节。李准同志就是从生活发现细节、在写作中运用细节的能手。有一次和他交谈，他说：写一篇短篇小说，手里有那么几个硬邦邦的细节，心里就踏实了。就连阅读和欣赏，他也喜欢把作品“拆开”来，挑出细节来分析研究。这是极好的艺术经验。
我们写作短篇小说，常犯的毛病是“密度”不当，“密度”太小。而刻画人物性格、形象的笔墨，往往是对细节进行了充分的、具体的描写，是“密度”最大的地方。
细节不是创作的细枝末节。凡是好的作品都有好的细节描写，没有细节的短篇小说几乎是没有的。只有从生活中发现了特定的、有表现力的细节，并且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有准备地、在节骨眼上恰当地运用细节描写，才能为人物形象刻上准确、生动的线条，既表现了外在特征，也揭示了内在精神。
我学着写点短篇小说，有时因为一个细节而决定了作品的生命，有时依托一个细节和结构就写成了一篇小说。在短篇小说的创作劳动中，再没有比获得了一个需要的、有特色和有表现力的细节，更令人喜悦的了；也再没有比搜索枯肠却找不到那个必要的细节更令人苦恼的了。
五
短篇小说是一种艺术形式，是一个文艺战士进行战斗的武器。既然是种武器，就要尽可能熟练它、磨砺它。上面所说的，只是有关这个武器的一点点认识，很粗浅，很不全面。不过，如果有了拥有生活经验的广度和厚度，有了观察和开掘生活的深度，再加上找到了表现人物性格的恰当的角度，妥善地掌握了描写的密度，努力做到生活富、认识深、构思巧、细节准、感情真，写出来，大体上就像个短篇小说了。
当然，这绝不是短篇小说写作问题的全部。比方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态度问题。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头脑这个“加工厂”加工制作出来的。这个“加工厂”干净与否，是不是好用，决定着作品的高低成败。我们搞短篇小说创作，搞儿童文学创作，做的是研究人的工作。在成百成千个研究对象之中，有一个便是自己。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强加到我们文学事业和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我们一律推倒，概不接受。但是，我们却必须清醒地解剖自己、认识自己，并不懈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使精神产品的“加工厂”正确些、干净些；努力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缩短自己和研究对象、描写对象之间的差距。
就说感情吧。短篇小说当然不是无情的东西，相反地，它要求作者以热烈的情感去热爱新生的和美好的，憎恨那些阻碍人民前进的丑恶的东西，又以真挚的情感去描写他所感受的和相信的，使作品有尽可能大的艺术感染力。然而，作者又必须注视着自己，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并力求和革命人民的喜怒哀乐相一致。
老作家柳青同志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正因为机器不能写小说，正因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劳动还不能不是创作者的个体劳动，因此，作者要特别警惕个人主义，注意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改造。这是句好话，是艺术前辈的经验之谈。柳青同志离开了我们，而这话却将留下来，久久地留下来。
为革命而创作，是神圣的使命；为革命创作而不断改善自己、加强自己，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