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　端平入洛败盟辨

端平（理宗）元年（1234），夏，宋既助蒙古灭金。遂遣赵范帅师收复三京（宋以汴为东京，洛为西京，应天府即今商邱为南京，大名为北京。所谓三京，即前三京也）。至洛阳，蒙古拒之，宋师溃。自是宋与蒙古失和。《宋史·贾似道传》云，先是宋将“孟珙帅师会大元兵共灭金，约以陈蔡为界”，故“大元追兵……问（赵范）曰：‘何为而败盟也？’”（此事不见本纪或《孟珙传》，大奇）据此则三京之取，曲乃在宋。是时宋宰相为郑清之。钱大昕论此役曰：“横挑强敌，两京卒不可复，而元兵分道来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阳亦弃之。宋之失计误国，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二儒，谀之曰‘小元祐’，而绝不言其开边蹙地之罪，可谓信史乎？”（《十驾斋养新录》八）赵翼亦以此责宋不能“坚守信誉”“至起衅召侮”（《二十二史劄记》二六）。予读史至此，有大疑焉，窃谓败盟之说乃蒙古人莫须有之辞。《宋史》修于元人（《贾似道传》大元大元云云，特显元人口气），回护本朝，不免以虚为实，而钱、赵以恶理学故，于郑清之预存成见，遂易受《宋史》之欺也。何以言之？理宗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与宋互遣使臣议夹攻金，其间不能全无协定。何以《宋史》于此不道只字，一若两方于灭金后战利品之分配，全不介意也者？衡以尔时宋人“收复失地”之国是，此为不可想象之事。据《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蒙古约宋攻金之日实曾许以河南归宋，何以《宋史》不之载？显然其事为后来蒙古人所不欲重提也。顾何以蒙古人不欲重提之？此其一。端平入洛之师距绍定夹攻之约，才一年半，其间宋未尝受挫于蒙古，亦未尝受其任何恫吓，抑且未尝与有违言。何以昔求收复河南，今忽退让至陈蔡为界？此其二。孟珙乃出征之将，非奉使之臣，以何权力，以何理由，而能擅改旧约？此其三。孟珙为南宋希有智勇兼备之名将，一生为国血战，终于为国而死，是人绝无甘心或被迫卖国之可能。此其四。

明乎陈蔡为界之约之乌有，则知端平入洛之师，在宋实有条约之依据，而蒙古之迎击，却为违约之举。顾《宋史》反以遗约之罪加于宋。史笔操于易代异族之手，颠倒黑白，何所不至？是在读史者之善察焉耳。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12期，1936年11月20日，署名“素痴”）

附二　《宋史·兵志》补阙

一

北宋之兵，据《宋史·兵志》，为类有四：

1. 禁军 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

2. 厢军 诸州之镇兵，以分给使役；

3. 乡兵 选于户籍或应募，团结训练，以为所在防守；

4. 蕃兵 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蕃兵即边境之乡兵，似宜并入乡兵类。惟蕃兵以接近外敌，训练较为认真，又不时有临阵经验，其战斗力远非此外之乡兵可比，故当别立一目。

《宋志》而外，记北宋兵之分类者有宋祁（《景文集》四五）之《〈庆历兵录〉序》（《庆历兵录》乃枢密副使丁度所撰，今佚）。宋祁所记，比《宋志》添出役兵一类，而下其界说曰：“群有司隶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挽，若管库，若工技，业壹事专，故处而无更。”《宋志》撰者盖根本不认此类为兵，故略去。又祁《序》无乡兵、蕃兵，而有民兵。其下民兵之界说曰：“民兵，农之健者而材者籍之，视乡县大小而为之数，有部曲，无营壁。”所谓民兵盖略等于乡兵，惟乡兵包佣募者，而民兵不包耳。祁《序》之分类有一点视《宋志》为优，以其厘别佣募之兵（禁兵、厢兵、役兵）与征派之兵（民兵）也。

合观《宋志》与祁《序》之分类，可以见南宋兵制之渊源。

厢兵及边境以外之民兵（或乡兵）在北宋已成为战斗力上可忽略之原素，故虽至南宋犹存，当时论兵者不数焉。

在南宋中叶，叶适尝列举当战斗之兵，除都城之禁兵外，有四类：

1. 边兵；

2. 宿卫兵；

3. 大将屯兵；

4. 州郡守兵。

此时所谓边兵与北宋之蕃兵，从名称观之，似为一类，实则大异。从前之蕃兵乃“因其地，练其民，不待内地之兵食而固徼塞”者。此时之边兵，则全是政府所供养之募兵。所谓宿卫兵（与禁兵不同），从前（大约在南宋初）乃“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与募士（即禁兵）杂，国廪其半，而不全养也”，至此时则成为全由政府给养之募兵。大将屯兵乃长驻要隘之募兵。州郡守兵者“昔之（驻防）禁兵消尽，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以上皆据叶适所记（《水心别集》十一，《兵总论》一）。

观叶适所记，可见宋代兵制之一大变迁，即在北宋为募兵与征兵并行制，其后渐变为纯粹募兵制，至南宋中叶，此变迁已完成，募兵全由官府给养。因部份征兵制之消灭，而国家军费之担负大增。此重要消息，《宋志》全不泄露。

二

南宋军队究有几何？自然此数目非固定者。

据《宋史·兵志》六，南渡以来兵籍之数：

在绍兴十二年（1142）为二十一万四千，

在绍兴廿三年（1153）为二十五万四千，

在绍兴三十年（1160）为三十一万八千，

在乾道三年（1167）为二十二万三千。

此下《宋志》不详。今勾稽宋人文集，稍补其阙。

约当孝宗、宁宗间，倪思（据《南宋文范·作者考》，倪思乾道二年（1166）进士，后以忤史弥远罢官）对策言：“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计之，行都之宿卫，沿流（长江）之驻扎，州郡之分屯，无虑七八十万。”（《南宋文录》九）约略同时，杨冠卿（据《四库》本集提要所考，冠卿当孝宗淳熙五年（1178）四十岁）撰《省兵食说》，则谓：“今日之兵仰给大农者亡虑百万。”而其后叶适亦谓：“（今）竭国力而不足以养百万之兵。”（《兵总论》一）故在南宋中叶，中国之兵，但就中央政府给养者计，已及百万。然其后尚有增加。据《宋史·兵志》七，度宗咸淳九年（1273），贾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节次招军，凡二十三万三千有奇，除填额，创招者九万五千。”此乃理、度两朝内之事耳。其前宁宗末年韩侂胄开边，兵额之增当不少，虽其确数不详，然观王迈论此事，谓“蜂屯蚁聚，扶携来归……辇安边（按：指安边所）之财以给之，惟恐不赡；航东南之粟以饷之，惟恐失期”（《臞轩集》一），亦可概见。

北宋兵额最多之时，为仁宗庆历朝，总一百二十五万余。由上所考观之，南宋在亡国前夕之兵额至少当与此数相埒。当南宋初叶，李纲尝言：“户部岁入无（北宋）承平时三分之一。”（《南宋文范》一四，李纲《论财用劄子》）后纵开源，以幅员所限，税收当亦无法过北宋之半。以不及北宋一半之税收，养北宋最高之兵额，南宋国家安得不破产？

理宗端平二年（1235）乙未（元兵入临安前四十年），馆阁考职策问有云：“今国家罄一岁所入，曾不支旬月，而又日不辍造十数万楮币，乃仅得济。”南宋亡国前夕之财政状况，此语尽之矣。

顾理财者虽苦军费之重、兵数之多，实际负军事责任者又苦兵数之少。端平初，魏了翁已言：

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谓裁虚额），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中阙一字）千七百里之边面，众寡强弱，此盖（不？）难见。（本集十九）

其后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亦言：

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已，国安得而不弱矣！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本集三）

一方面不胜军费之负担，一方面感觉兵不敷用，所以然者，南宋军队大部分腐化也。此事略具于予所撰《南宋亡国史补》（《燕京学报》第二十期），今不赘。

三

除兵不敷用之感觉外，尚有一事使裁兵在当时为不可能者：宋以军队为失业游民之尾闾。自其祖宗以来，即视此为潜消反侧之妙法。此政策之需要，在南宋犹不减。南宋初，吴儆（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淳熙十年〈1183〉卒，据本集附传）尝奏言：

臣窃见朝廷平时以募兵为急，而应募者少。今岁正是募兵之时，而未闻广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闻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盖饥困之民，不能为盗，而或至于相率而蚁聚者，必有以倡之。闾里之间，桀黠强悍之人，不事生业，而其智与力足以为暴者，皆盗之倡也。因其饥困之际，重其衣食之资，募以为兵，则其势宜乐从。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孰有便于此者？（《吴文肃公集》一）

同时范浚亦言：

今日召募可以安未难（此字疑衍）动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传习妖教，旧矣，而比年尤盛，绵村带落，比屋有之。为渠首者，家于穷山僻谷，夜则啸集徒众，以神怪相诳诱，迟明散去，烟消鸟没。究之则鬼迹，捕之则易以生事。根固蔓连，势已潜炽。其人类多奸豪，拳勇横猾。不及此时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于未萌，臣恐吴遽未必跳梁于今，而张角、孙恩决复响动于后也。且奸豪横猾之人，居心好动，殆非莳桑秉耒、低首安作为良民者。譬之修蛇巨蝎，取以备药物，或能已疾蠲病，苟弃不用，日以滋息，则缘墉肖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愿因召募而收用之，亦已时病之细术也。（《范香溪文集》十四）

其后卫博（光宗、宁宗间人，与朱子同时）更从失业之来源上推论继续募兵之不容已，其言曰：

比年以来，富家大室擅兼并之利，诛倍称之息，械系设于私室，椎剥尽于肤髓。贫民下户，仇之到骨，诪张怨詈，所不堪听。顷在田间，实所亲见。当知幸乱之众，何止曩昔起于贫穷而狃于轻剽者？虽然，若此之民，所在而有，未必皆能特起。至于徽、严、衢、婺、建、剑、虔、吉数州，其地阻险，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肆行山谷，挟刃持梃，视弃躯命与杀人如戏剧之易、饮食之常。异时有司之所不敢呵问。其贪暴残鸷之心，特未有以发之耳。使其时有可乘，事有所激，奋臂一呼，正在此辈，尤不可以不察。当是之时，朝廷能忘内顾，专志外侮乎？然则于今之计，莫若检举往年忠义巡社乡兵弓手之制，别行讨论，厚立赏格，多为爵级，多给告命，州委之守，县委之令，劝诱豪民，纠合乡里应募之士，奸民惰卒、亡命废锢之人尽得出于其间。其愿保乡里者为一将，其愿卫边者则为一将。明谕之以不刺面，不涅手，事已则复归田里。为之纠合者及几人，授某官；满岁无过，增某秩；有克获者，受某赏。其在募之士，爵几级，赏几等，皆当倍于弓兵赏格之旧。训之以坐作，齐之以等级，纠之以主率，居可以备他盗、保桑梓，行可以补卒乘、助边防，无向来椎剽啸聚之虞，而良民有得安田里之幸，一物而三善从之。（《定庵类稿》四）

夫国家方恨未能扩张军额以容失业无产之民。若语以裁兵，岂非以方枘入圆凿？

既不能裁兵，又无法养兵，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束手而待毙也。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

附三　南宋亡国史补

《宋史》向以芜秽著称，其记易代事尤多遗憾。盖新朝之讳饰既所不免，而宋季史材，本不完备。据元初苏天爵言：“《理宗日历》尚二三百册，《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度宗、卫王、哀帝，皆无《实录》。”（《滋溪文稿》卷二《三史质疑》）《宋史》仓卒成书，疏于搜补。（钱竹汀尝言，《宋史》纪传，南渡后不如东都之有法，宁宗以后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备。微特事述不详，即褒贬亦失其实。）易代之际，又无如万季野其人者，以毕生心血，付于故国文献。今简料丛残于七百年后，钩沉拾佚，抑何能多？虽然，绍定、端平之年，吾惧将及身而遭之矣。详考旧迹，以为殷鉴，抑何能已？作《南宋亡国史补》。

上　宋季之军备

宋太祖惩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镇以还京师，别遣文臣以为牧守。然捍边之臣，则久其考任，假以事权，固不与内郡同也。未几而初意渐失，并、汾、闽、越甫平，江淮诸郡已令毁城隍、销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过四十年耳，盗发两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盗作于近辅，如入无人之境。王禹偁自黄冈上疏，极陈江淮空虚之害，至谓“名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富弼论江、浙、荆、淮、湖、广诸道，亦谓处处无兵，城垒不修；或数十夫持耰白梃，便可尽杀守令，开府库，谁复御者？至宝元、康定以后，有事西边，则内地武备之削滋甚。五年间，盗杀巡尉至六十员，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伦起沂，并淮，渡江，历数千里无一人御之。张海等辈剽吏御人于京、淮、湖、陕间，州郡莫敢谁何。金州盗作，连召州兵，仅有二十四人。然是时，郡国犹有不会之财、留州之缗，可以为招兵缮城之费，可以应一方缓急之需也。熙宁以降，括州郡财利以富中枢，州郡之军备日坏。一旦盗起东南，连跨州郡，震摇汴都，久而后殄。更当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难，则望风弃城。盖自建炎四年（1130）以前，惟知敛兵避敌，未尝有敢与之抗者。逮渡江航海，金人相迫不已，然后兵刃稍接，不数年而议和之使遣矣。绍兴之末，虏闯淮薄江，既迫而后应之，士气稍伸。然犹不敢尽用其胜。宁宗之世，承平日久，吴曦盈尺之纸，足以惊奔列雉；李元励乌合之众，足以震扰三道；张福千人之众，足以披靡群辟。金人闯梁、洋、三泉，窥蕲黄五关，如升虚邑，此皆强干弱枝之弊也。南宋初年，李纲尝欲分长安、襄阳、建康为三都；胡舜陟尝欲析三京、关陕为四巨镇；张守尝欲以大河州郡，仿唐藩镇，付之帅守；范宗尹尝欲分画诸镇，更不除代；李弥逊尝欲假帅守事权，以销奸宄，策皆不行（《魏了翁集》十五）。宁宗嘉定七年（1214），起居舍人真德秀请“于近臣中择其更事任、熟军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备者二人，一于襄、汉，一于两淮之中，建立幕府，财许移用，官许辟置”以重边守。时狃于承平，不报（《真德秀集》三）。十五年，知潼川府魏了翁被召入对，请于江南、两淮、荆襄、四川四镇，慎择守将，“听其所为，勿从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责成则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财赋得以专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旧比以掣其肘也。军籍得以核其虚实，戎司不得掩虚额以自丰也。屯田当复，民兵当核，忠义当招，皆可以随宜经理也。规模既立，则如国初守边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无所改易可也”（《魏了翁集》十五，参《宋史》本传）。宁宗颇嘉了翁言，然值史弥远当国怙权，无所更革。故其后三十七年，当理宗开庆元年（1259，元兵入临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又有“仿方镇以建守”之议，略曰：“祖宗矫唐末五代方镇之弊，立为郡县繁密之法，使兵财尽关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专。昔之擅制数州，挟其力以争衡上国者，至此各拱手趋约束，卷甲而藏之。传世弥久，而天下无变。然国势由此浸弱，而盗贼遂得恣睢于其间。宣、靖以来，天下非无忠臣义士强兵猛将，然各举一州一县之力以抗寇锋，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贼。中兴之臣，识循环救弊之法，盖有建为方镇之议者矣。失此不图，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变，臣不知所以为善后计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阃，节制江东西诸州，官民兵财尽从调遣，庙谟渊深，盖已得方镇大意矣。然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抚副使。（按：宣阃即宣抚使，‘掌宣布威灵，抚绥边境，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制司即制置使，‘掌经画边鄙之事’。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南宋以文臣为安抚使，武臣一员为之副，以上均据《宋史·职官志》。）事权俱重，体统未明。有如一项兵财，宣阃方欲挪移，诸司又行差拨。指挥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将谁适从？今日之事，惟有略仿方镇遗规，分地立守，为可以纾祸。且如江西一路，九江、兴国、隆兴与鄂为邻，朝廷既倾国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论。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奥，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简。八州之中，庐陵、宜春最当冲要，虏之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则出清湘，避长沙则出衡阳。今宜春见谓有兵，惟庐陵犹此无备。舍坚攻瑕，弃实击虚，虏既以此为得策，则夫避宜春而趋庐陵，其计将必出于此。州县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权势素微。虏至一城则一城创残，至一邑则一邑荡溃，事势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别立规模，何由戡定祸乱？臣愚以为莫若立一镇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赣隶之；立一镇于袁，而以临江、抚、瑞隶之，择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从事。其四州官吏，许以自辟。见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帅府所为，去者令注别路差遣。其四州财赋，许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诸色窠名，尽予帅府，交事以前见未解数目，亦许截留。其四州军兵，见属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见行团结者必分散而不齐，许于伍符团结之外别出措置，收民丁以为兵。彼一州之紧急者，得三州稍宽缓之力以为之助；三州之宽缓者，得一州当其紧急而无后忧。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气势当自不同。仿此而行之，江东、广东无不可者。”（《文天祥集》三）书上，不报。

内重外轻，而守御之权不集，此宋季军政之一大弊，迄于亡而不变者也。

其次，则军纪之败坏。宁宗嘉定七年（1214），起居舍人真德秀论之曰：“今连营列戍，虚籍不填，老弱溷殽，教阅弛废，衣廪朘削，憔悴无聊。荆、淮所恃义勇民丁，而团结什伍，反成绎骚，无以作其超距翘关之勇。东南所长者，舟师战棹，而绘画图册，徒事美观，而未尝习以凌波破浪之技。……掊敛成风，而士卒之怨弗恤，忌克成习，而偏裨之长莫伸。”（《真德秀集》三）十三年，德秀既出知江西隆兴府，又言：“自视事以来，讲求军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备厮役。事艺未尝练习，教阅只为具文，则兵不足以为兵矣。有副总管，有路钤，有路分，又有州钤，有将副，下至都监、监押，皆以主兵为职，而未尝知兵。问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阁门，或国信所，或堂部吏。其间岂无可用之材？要于将略鲜曾闲习，或习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贵以自娱，甚者阘葺废放，无所不有，则将不足以为将矣。兵不足以为兵，将不足以为将，则帅之为帅，是亦具员而已矣。”（《真德秀集》九）理宗即位之元年，德秀解湘南安抚使任还朝（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其奏陈各地将帅之剥削士卒，言尤痛切，曰：“诸道总戎之帅，训肄不勤，而掊克是务。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赀稍厚者，必使之治货财，非优之也，盖幸其负课而掩有也。其廪给稍丰者，必以之供役使，非亲之也，盖利其捐金而求免也。军中相语，以酒垆、药局为藉赀产之娣媒，谓当其事者必不能白免也。回易、房廊为陷子孙之坑阱，谓其身虽死，而监督至于无穷也。主帅剥偏裨，偏裨剥队伍。有日给千钱而不足衾絮者，有月禀数斛而不饱糟糠者。以此饰苞苴，以此买歌舞，于是乎兵贫至骨矣。”（《本集》四）先是，宁宗末年，魏了翁对策亦言：“国家休兵四十余年矣，旧臣宿帅日替月零，骄将夫久靡廪稍。未尝有横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禄，宠异逾等，不复有功名之望。剥下媚上，背公首私，升差夺于货贿，拣汰挠于请嘱。庸者有输假贷子钱者，有输每旬宣限帮给银会，或以铁钱兑给而规其倍称之息，戍兵之愤惋不恤也。市刍草以给战骑，往往抑配均备，而千没其四分之三，将队之怨嗟不问也。甚者收房廊、掌回易、置簰筏、建第宅。古人之所与同甘苦者，今役使科抑几同奴隶。方时晏安而专事朘削，士有离心而无斗志，万一有犬吠之警，则忧不在敌而在我矣。”（《魏了翁集》廿一）

非惟州郡之兵不可用，即禁卒亦同虚设。端平初，魏了翁奏言：“异时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为声援。今也殿步二司久为庸奴所坏，平居则冒虚籍，有急则驱市人。江北、江西之行，所至辄败。况自近岁驭失其道，赏罚无章，中外之军，往往相谓战不如溃，功不如过。风声相挺，小则浮言谇语以扇其类，大则拥众称兵以凌其上，而欲恃此以为守，臣知其不可也。”（《本集》十九）奏上不数月，遂有临安首都军民交哄之怪剧（《宋季三朝政要》一）。禁卒之失律，遂成为朝野交谪之事实矣。

官兵如此，民团则何如？开庆元年（1259，元兵入临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言：“近时朝廷以保伍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为里胥者沿门而行，执笔以抄其户口，曰官命而各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从而垩通涂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书曰保伍如右。所谓保伍，如此而已！臣居庐陵，往往有寇警，则乡里又起所谓义丁者。一日隅总击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习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酾酒以待，随其所衣，信其所持，从而类编为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间，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则义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团结，州县奉旨而行移，计其规为布置，当有加密于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属邑合状帐申郡府，郡府合状帐申朝廷。计其数目当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当其分，则乡村无以通于镇市，镇市无以通于城郭。虏突如其来，彼一方者，力不敌，势不支，老弱未及拣，教阅未及施，虽有金鼓旗帜之物，而未之坐作进退之节也；虽有城池山泽之险，而未知备御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恃其粮，自备其饮食，则有所不能，抑于官则无以给也，有以给则又不能久也。臣故曰无益也。”（《本集》三）

宋季军队不惟战斗力弱，即其数量亦不敷边防。端平初，魏了翁已言“两淮民兵见谓骁捷，然轻进易退，不足以当坚忍之铁骑。淮西精甲数万，自去岁东附、龙门两败，所失盖万五千，而他州陷没者犹不计。江上诸军稍堪行陈者，制司并其器械舟船摘所以去，今得还与否，皆未可知。而军分不明，尤为可虑，如骑司、戎司之军，皆非旧来屯戍之地。将不知兵，兵不习险，缓急不可倚仗。荆襄所恃保捷一军，十余年来颇已凋落，虽有新招镇北二万人，其如南北军殆如冰炭。荆鄂旧军二万余人，粗若可用，然仅存者六七千人。虽有外五军，亦不满数千。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千七百里之边面，众寡强弱，此盖（不？）难见”（《本集》十九）也。其后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亦言：“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国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本集》三）盖宋季之民生与财政状况，已使大规模之扩张军备，为不可能，说详次节。

下　宋季之民生与国计

宋季民生国计上有三大事：曰土地之集中于贵势之家，曰楮币（即纸币）之滥发而低折，曰“和籴”“和买”之病民。

（1）初仁宗时曾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按：盖公卿占田不得过三十顷，武官占田不限，惟其田之免役者限十五顷；故牙前将吏下特著‘应复役者’四字，而公卿下不著。）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而官户田例免差科。政和中，乃诏品官限田，一品百顷，以差降杀，至九品为十亩，限外之数，并同编户差科”（《宋史·食货志》上一）。南渡后，官户田之优待废。绍兴二年（1132）户部侍郎柳约请复政和之制不果（《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十一）。然其后官户田不仅回复政和间之优待，且全免役，故理宗时孙梦观进讲，谓：“朝廷固尝随官品以定顷亩之限，出于所限者仍同编户，今固未尝过而问之。”（孙梦观《雪窗文集》二）

绍兴二年柳约之请复限田制也，右司谏方孟卿议之曰：“今郡县之间，官户田居其半，而占田过数者极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则专取于民，必致重困。臣谓艰难之际，士大夫义当体国，岂可厚享占田之利？”（《中兴两朝圣政》十一）方孟卿之言无意中泄露南宋初年土地分配之概况。其所言及之状况，自以南宋之境域为限。“占田过数（一百顷以下之数）者极少”，非因尔时之地主有取于中庸之道也，其故似别有在。在过去一阶段之中国社会，大地主阶级自以官户为主体。故愈近政治之中心则官户愈多，而兼并亦愈烈。北宋时代，江淮以南兼并之烈，自当逊于大河两岸。当南宋初年，此之情况，不能即大有改变，盖新朝之统治者在播迁之余，尚少求田问舍之暇也。然即如此，官户田已居郡县之半矣。

在南宋初年占田逾百顷者尚少，至南宋末年则百顷之田主已无足齿数矣。理宗时，孙梦观进讲，言“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雪窗文集》二）。而理宗端平元年（1234），刘克庄在奏牍中描写富贵家之财产尤为具体。彼等“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按：路为宋代最大之行政区域，有大于现今一省者）之阡陌。岁入（租）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刘克庄集》五一）。其后淳祐（理宗）六年（1246），谢方叔亦奏言：“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方叔更推原兼并促成之因曰：“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宋史·食货志》上一）

刘克庄、谢方叔皆言巨室有每岁收租至一百万斛者。当时岁租一百万斛之田，为亩几何？于此吾人得作一颇有趣之考据。理宗景定四年（1263）侍御史陈尧道等言：“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宋史·食货志》上一）以比例推之，则岁入百万斛之田为一百四十三万亩而弱，即一万四千三百顷而弱，为政和限田最高度之一百四十三倍。

官户田在南宋已占郡县之半，至南宋末，更当远逾于此。其精密之比率虽不可知，然两浙及江南东、西三路（约等于今浙江、江苏、江西三省），在宋季土地集中之情形，吾人尚可得更亲切之印象。据景定四年陈尧道等之估计，此三路逾限之田有三千万亩（《宋史·食货志》上一）。其占田逾限之地主在限内所有之田共得若干，史无明文，试从低假定为限外之半，则集中于彼等手之田地已有四千五百万亩，彼等尚非三路中一切大地主也。讫今江西、浙江二省已垦之田各不过四千一二百万亩耳。

（2）楮币虽源于唐之飞钱，然飞钱之性质仅如近世之汇票，直接为交易媒介之楮币似创于宋。真宋时始行于蜀之民间，不久政府即收其发行之权而专之，更推行于他地。南宋初楮币之用始广，至南宋末，中国已成一楮币世界矣。宁宗开禧以后，楮币发行之数量，今可考者列表如下（表中所列盖仅中央发行之数，其四川、两淮、湖广发行之数似尚不在内）：

观上表可知，从绍定六年至淳祐六年（1233—1246）之十三年间，楮币突增加一倍以上。其后增加之数虽不可考，然以其时财政艰窘之情形推之，增加之率只有更速。

楮币既滥发，而政府不能尽量兑现，即兑现亦不十足，且赋税之缴纳又不能全用楮币（大抵楮钱各半），其低折乃势所必然。理、度两朝楮币低折之实数，史无明文，然从其前后之情形推之，略亦可见。宁宗开禧间“朝廷始诏江、浙诸道，（每贯）必以七百七十行用，（折扣）终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顿损其半”（《鼠璞》上《楮券源流条》）。及宋亡十余年后，楮币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熝不烂之说。观音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貌美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熝不烂者，如碎絮筋查也”（《静斋至正直记》一）。理、度时之情形当去此不远。（孙梦观淳祐六年〈1246〉奏言：“今新楮之价，较之下方亦且削于曩之半矣。”见《本集》一。）

楮币事实上低降，而法令却不许其低降。商贾为避法及预防楮币低折之损失，只有高抬物价。此亦为宋季朝野交苦之一事。相传真德秀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奚其来，若元祐之司马光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真儒之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

若欲百物贱，

直待真直院。

及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第一义，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言为不切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

吃了西湖水，

打了一锅面。

市井小儿嚣然诵之。继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癸辛杂识》）。

宋季政府未尝无挽救楮轻之法，然其法转滋民怨。宁宗嘉定四年（1211），真德秀奏言“今新令之行，以旧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傥郡县推行唯谨，则实惠岂不周流？然虑其间未能亡弊，或颁降有限，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齐民；或胥吏要求，只给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户；或创局亡几，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见遗；或争夺纷孥，难于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远近之人，赍持旧券，彷徨四顾，无所用之，弃掷燔烧，不复爱惜，岂不逆料它时之必至此乎”（《本集》二）。越二年，德秀又奏言：“今日关国脉盛衰，系民生休戚，其惟楮币一事乎！……自楮币之更，州县奉行失当，于是估籍徙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按：科敷谓责每户缴纳若干于政府）抑配，远近骚然，而厚敛始及民矣。告讦公行，根连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称提之说，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数者，岂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坏既极，不得已而变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换，多方以优恤，惟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虽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几又为之令曰：‘当估籍者毋得专行，必闻于朝，以俟报可。’忠厚谨审之意，寓于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观今之州县间，务为新奇，创立科调，乃多出于朝廷约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财并遭没入者矣，有亏陌田钱，而百万之赀悉从没入者矣。谓之奉法可乎？至于科富室之钱，朝廷之令所无也；拘盐商之舟，朝廷之令所无也；以产税多寡为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无也……臣闽人也，所谓家产满千钱藏券五十者，闽中之新令也。夫产满千钱，大约田几百亩，养生送死之费，县官征税之输，皆取具焉。非常之须，又不在是，安有余赀可市券而藏楮乎？况闽之为俗，土瘠人贫，号为甚富者视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岂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见楮价骤增，遂指以为新令之效，臣窃谓不然。乃者朝廷盖自有良画矣，曰福建上供，纯许用券。以一岁计之，为数几二百万。官之用券既多，则民之视券亦重。盖将不强之贵而自贵，不迫之藏而自藏矣。况民之输官者，钱楮各半，是朝廷缀见缗予州郡者亡虑百万，称提之助，沛然有余。尚何待它为科配乎？厥今四方之民病此极矣。”（《本集》二）“科敷”之弊，魏了翁在端平间曾拟补救之策，欲将“人户物力第为三等，而分为三限，以督其入。上者入初限，次者入中限，下者入末限。……盖欲藉上户气势，则以振作楮币，或可望其指日增价，一也。虑将来只是下户纳足，上户断然不纳，今先及上户则余人无词，二也。今未见亩步苗头之数，只得衮同科敷，是致中下户亦与上户无别。今若令上等先纳，次及中等，俟纳及太半之后，万一楮币顿复，则下户或可略与蠲减，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说皆以示恤小之意，而条目之颁，乃未及此。或者不过曰，上户先期输纳，则中下户必市贵楮。不知中下户皆有官（？）之家，非皆朝不谋夕，独不能豫为之待乎？”（《本集》二十）然朝贵不以其策为然，终未采用。

（3）理宗初年，言理财者已承认农商之赋税，已重至无可复加矣。（端平元年刘克庄奏言：“前世或税于农，或榷于商，今税榷俱重不可复加。”见《本集》五一）然宋季人民之负担除赋税外，尚有所谓“和买”“和籴”者。二制皆源于北宋，其初由官先给民钱，而民输绢帛谓之“和买”，输粟谓之“和籴”。然和买在宋季竟成为不给直之强取，或令民输钱以代绢。和籴则在北宋已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凶岁不蠲，最为弊法”之怨声；至宋季则“计产抛数非其（民所）乐，低估高量，几于豪夺”矣。（《刘克庄集》五一）

“和买”“和籴”非一时一地偶尔之事，岁岁有之，且除权势之家外，户户有之。（《宋史·食货志》上一，淳祐七年（1247）谢方叔言：“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以此例之，和买当亦不及巨室。）

宋季人民和买之负担，今可考得一例：“淳熙五年知江宁县事章碉偶因推排，平白将一厢（城南厢）三都分立和买两色，增科绵绢于民。房地僦赁则起所谓家业钱，店肆买卖则起所谓营运钱。有如房地钱日收一十文，足纽家业钱一贯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贯文，即催和买绢五寸五分绵五分五厘，共折钱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厘。其店肆卖买，比之房地，尤无定准，皆是泛行约度。（足）纽营运钱每及一贯文，即催和买绢八寸绵八分，共折钱一百二十四文。”（《真德秀集》六）此为一较重之例，其轻亦不远也。

至和籴负担实数，文献无征。然宋季言财政而以纾民困为意者，其视和籴之废除，尤急于和买，则和籴负担之重，更甚于和买，可断言也。

救楮轻而免和籴为宋季财政上公认之一大问题。欲解决此问题，非政府新开一大财源不可。然于何开之？

端平元年（1234，元兵破临安之前四十二年）刘克庄为此建二策：一、择岁入百数十万斛之巨室，令所居郡县，各按版籍，十籴其七，若旁郡、邻县之侨产，则全籴焉。籴十年止，十年之外，国用少纾，则给其直。二、追大吏乾没之赃。据克庄言：“比年颛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克庄谓：“田当没入，止籴其粟，粟之外货宝如山自若也。货当没入，止追其赃，其不追者犹不胜用也。此于贵家大吏无甚损，而国与民皆可小苏，不亦简而易行乎？”（《本集》五一）然当时莫能行也。

景定（理宗）四年（1263，元兵破淮安之前十三年）贾似道为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使陈尧道（殿中侍御史）等合奏：“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诏从其言。既而朝士诋诽者汹然，理宗亦稍犹豫，谓“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似道以去就争之，乃降旨“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于是似道举其浙西田万亩，献为公田。亲贵大吏，颇有继之者，异议渐息。（初行公田事，《宋史·食货志》上一记在景定四年（1263），《宋季三朝政要》三记在三年，《齐东野语》十七记在二年壬寅。按二年为辛酉，《野语》显误，兹从《宋史》。）初议收买者仅逾限之田，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以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派买三分之一，其后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四十楮（一楮面值一贯），不及石者价随以减。（《宋史·贾似道传》言：“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四千缗买之。”）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其施行之际，或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租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责换于田主。于是一时大小田主之怨声载道。会景定四年（1263），彗星见，求直言。于是公卿、大夫、士庶指斥公田之论，喧腾朝野。似道力辨人言，请辞相位。御笔答云：“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任职，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异议又沮。然以阻力之大，公田之推行，终宋之世只及于浙西，而和籴之免亦只限于浙西耳。（参《宋史·食货志》上一，《咸淳遗事》上，《齐东野语》十七《景定行公田》条，《钱唐遗事》五《推排公田》条。）

景定五年（1264），似道又行一富国之策，即清丈田土，以杜匿税，当时谓之推排，亦即所谓经界，南宋自朱熹以来理学家所称道不已者也。景定推排之法，始行于平江、绍兴及湖南路，遂命诸路漕帅皆施行焉。至度宗咸淳六年（1270）以郡县推排，虚加寡弱户田租，害民为甚，令各路监司询访，急除其弊。八年（1272）台臣言江西推排结局已久，旧设都官团长等虚名尚在，占吝常役，诏罢之。（《宋史》纪、志皆不载推排事，仅于《贾似道传》著一语，此据《续文献通考·田赋考》一，本书据序“参以诸说部杂篇议论，博取文集”，惟此未详所出。）景定推排实施之经过，史载甚略。今可得知者，此事所召地主之怨毒不亚于公田，或且过之，以其推行之地较广也。当时有传诵之讽刺诗曰：

三分天下二分亡，

犹把江山寸寸量。

纵使一丘添一亩，

也应不似旧封疆。

又有题《沁园春》于道间者，曰：

道过江南，泥墙粉壁，右具在前，

述某州某县某乡某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

气象萧条，生灵憔悴，经界从未必然。

惟何甚？为官为己，不把人怜。

思量，几许山川！况土地分张又百年！

正西蜀巉岩，云迷鸟道，两淮清野，日警狼烟。

宰相弄权，奸人罔上，谁念干戈未息肩？

掌大地，何须经界，“万取千焉”？

（右据《钱唐遗事》五《推排田亩》条，亦见《古杭杂记》。近人言土地制度有引此条为指公田之事者，大误。）

公田、推排之实施，使南宋政府与资产阶级发生利益冲突，而相乖离。南宋政府瓦解之速，此未始非其一要因。在民众未有组织之前，资产阶级之拥护，与一政府之存在，关系甚大，此乃无可如何之历史事实也。最后南宋政府不能不向资产阶级认错求援，然无益矣！少帝德祐元年（1275）春，贾似道既去国，北军已抵升、润，察院季可奏乞罢公田之籍，以收农心，谓：“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入骨髓；若尽还原主，免索原钱，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绝公田之苦。”然而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祸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其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其后勘会谓招兵非便，且其田当还业主，于种户初无相干。秋成在迩，饷军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还田指挥，俟秋成后集议施行。有旨将平江、嘉兴、安吉公田照指挥蠲放，却从朝廷照净催米数回籴，其钱一半给佃主，一半给种户，以溥实惠，业主竟无与矣。盖业主佃主之分，当时用事者亦不能晓也。然边事日急，是时仍收公租。还田之事，竟不及行。

要之，宋在季年欲自固不能不扩军，欲扩军不能不用财。然是时国中财富集于巨室，齐民盖藏既鲜，而税担已重。加敛于齐民，则齐民无以堪命；强征于巨室，而巨室离心。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亡也。

（原载《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