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忆的特性

二、遗忘的可能性

三、痛苦的记忆

四、生活的真正价值

一、记忆的特性

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月刊》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我对记忆活动本质做了不同寻常的解释。我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开始讨论，这个事实便是：人们童年早期保留下来的记忆似乎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在成年的记忆印象中，没有任何线索能够说明这些早期的记忆，哪些是重要的及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的。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因为众所周知，记忆对提供给它的印象，具有选择性——童年时期的这种选择性的规则，与智力成熟时期的选择性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对此仔细研究后表明，这种假设是没有必要的。这些琐碎的记忆似乎存在一个移植过程：这些内容是对另一些重要的记忆内容的替代，或是那些内容的再现。这些重要的记忆印象，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来发现，但是存在一种对抗力量，使它们不能直接地表现出来。这些不重要的记忆，不仅对它保留的印象负责，而且还对其内容和联想到的另一些被压抑起来的重要的东西的联系负责，因此，我们将这种记忆称为掩蔽性记忆。

在我提到的这篇文章中，我仅仅点到这种掩蔽性记忆，但对它和其内容之间的关系未做深入的探讨，文中曾举例对此予以较详细的说明，我特别强调了掩蔽性记忆和它掩蔽的内容在时间顺序上的特殊性。在那个例子中，掩蔽记忆的内容是童年最早期的记忆，那些心理经验却被这种记忆内容所取代，被保留在潜意识之中，然后又在人们生活中表现出来，我将这种替代称为倒摄性或退行性移植。另一种移植与此相反，其表现更为常见：现在形成的不重要的记忆印象是掩蔽性记忆，这种记忆与被压抑的、不能直接表现出来的早期的经验相联系。这种掩蔽记忆叫作前推性或前行性移植，关键是，被掩蔽的内容在时间上是靠前的。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种掩蔽记忆不仅通过其内容来掩蔽，还通过时间的持续性来掩蔽，这种掩蔽记忆叫作同时性掩蔽记忆或接近性掩蔽记忆。

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种掩蔽记忆到底占多大的比例，它在我们的神经—思维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等，像此类重要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并没有予以讨论，在此也不想涉及。我关心的只是专有名词的遗忘与掩蔽性记忆构成之间的共同之处。

初看起来，这两种现象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性而不是共同性，前者与专有名字相联系；后者与整个记忆印象相联系，与早期的现实经历、思想经历相联系。前者表现出明显的记忆功能的失败；后者的这种记忆虽然看起来陌生，但对我们产生着影响。前者表现出暂时的混乱——这个在以前可以成千上万次地再现出来的名字被遗忘掉了，但第二天有可能又出现了；后者则是一种永恒的、固定的记忆，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童年记忆，却有巨大的力量与我们伴随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很不相同，就前者而言，是一种遗忘，后者则持续唤起我们对科学的好奇心。仔细的研究表明，尽管在这些心理材料以及保持的时间上，这两种情况存在很多差异，但我们讨论的远非如此。这两种情况都与记忆的失误有关：记忆再现的东西，并非是它应该正确再现的东西，相反却出现了替代这种内容的东西。在名字的遗忘情况下，尽管出现了替代的形式，但是记忆确实在活动。在掩蔽记忆形成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重要的记忆内容的遗忘现象。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干扰因素，理智、情感提供给我们这种干扰的信息，但是它在这两种情况下采取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对名字的遗忘而言，我们知道这个替代名字是错误的；但对掩蔽性记忆而言，当我们拥有所有的材料后，又会感到很吃惊。如果精神分析能够发现这两种替代过程的方式是一样的，即通过表面联想的移植来实现，但它们在材料及持久性和焦点上存在差异，这又使我们期望从中发现更重要的东西及一般的确定性，发现具有一般价值的东西。我们认为这种一般性的规律是：当再现的机能失败，或误入歧途时，通过有目的性的因素，也就是认同一种记忆而对抗另一种记忆，这种干扰便出现了，而且这种干扰往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对我而言，童年的记忆非常重要，我也很感兴趣，期望超脱我以前的观点对此进行一些观察研究。

我们的记忆可以扩展到童年的什么时期？对此问题的研究材料我还略知一二，如亨利·c.和亨利·v.的研究以及帕特温的研究等。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相当大：有的童年记忆，可以扩展到6个月时的生活经历，有的人6岁甚至8岁以前的记忆，均是一片空白，那么，这种童年记忆的差异与什么因素有关？这种因素是什么？显然，通过问卷的方式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是不够的。除此之外，我们应对这一过程进行仔细研究，这时必须要有本人参加并向我们提供希望得到的信息。

就我来说，我将婴儿时期的遗忘这一事实简单化了，因此，我并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谜。我忘记了一个4岁的孩子的智力成就是多么高，情绪冲动是多么复杂。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们保留的这种童年的心理过程是如此少，特别是在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这种童年遗忘的东西不会消失，而且会给我们的发展带来明显的影响时更应如此，甚至我们已经证明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尽管他们忘记了这种独特的影响效果，这也暗示出：对特殊类型材料的记忆是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有待于认识这些条件。根据最近的发现，童年时期的遗忘，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些遗忘症的关键，而遗忘症又是构成所有的神经症症状的基础。

对我们获得的那些童年记忆而言，有一些是可以理解的，而另一些则是奇怪的和非理智的。对这两种情况而言，我们纠正其中的某些错误并不困难，如果这种童年的记忆是通过分析发现的，那么其准确性就无法验证了。有些记忆形象，显然是错误的、不完整的，或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不一致的。如果通过对其他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声称第一次回忆起来的材料，可以追溯到两岁，这一点也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而且，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歪曲的、替代的记忆经验的动机所在，这种错误的记忆或回忆，也并非由可训练的记忆所引起。后期生活中一种强而有力的力量在活动着，它控制着童年时期的记忆——或许也是同一种力量使我们对童年早期的记忆难以理解。

众所周知，成人需要利用很多心理材料进行记忆。有的人以视觉材料为主进行记忆，他们的记忆具有视觉性的特点；而在另一些人的记忆中，则很少有视觉的形象，据沙可的假设，这样的人是听觉性的，以区别于视觉性的人。但在梦中，这种区别是不存在的，我们梦中的材料，绝大多数是视觉性的。这种差异的形成，与童年记忆的情况不同，甚至相反。童年的记忆是有形的视觉性记忆，即使那些后来失去视觉性记忆功能的人，也是如此。视觉记忆是婴儿记忆所保留的类型，就我的情形而言，我最早的童年记忆内容是视觉性的；它们是在固定的情景中有形的东西，就像出现在舞台上的一幕幕场景。在这些童年的情景中，无论被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里包括的永远是作为孩子的自己，是孩子的形体、穿孩子的衣服。这种情况一定会使我们惊异；后来成人在收集的这些视觉性记忆材料中，很难看到自己本身，这与孩子的情况正好相反，即在孩子的体验中，孩子的注意指向的是自己本身，而非外界的形象。基于上述种种认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所谓的童年早期记忆中，我们拥有的，并非是真正的记忆印象，而是后来对它的翻版，这种翻版或改装，是由后来生活中的心理力量所决定的。这样，这种个体的童年记忆，便是掩蔽记忆，这些童年记忆，很类似一个民族保留于传说和神话中的记忆。

对任何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做过很多研究的人来说，都会收集各种类型的掩蔽记忆。然而，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由于童年记忆和后来生活联系的特点，对这些例子的报告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童年记忆就是我们所谓的掩蔽记忆，有必要对一个人全部的个人历史进行考察，但我们也很少能够将这种单一的掩蔽记忆从整个背景中分割出来，以供我们讨论，如下面的例子。

一个24岁的男人保留着5岁时的一个情景记忆：他正坐在花园亭子下面的一个小椅子上，旁边是他的姑姑。她正在教他认识字母，他很难区分字母m和n，因此，他问姑姑如何将这两个字母区分开来。姑姑对他说，m比n整体上多了一笔——第三笔。对这种童年记忆的真实性，没有必要去怀疑，它本身肯定已经具有了后天生活的意义，这也表明一个男孩的好奇心。当时他要了解m和n的区别，后来便急于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区别，而且想让他的姑姑告诉他这些。他也会发现男孩在整体上比女孩多了那一部分，当他懂得了这样的知识后，便唤起了这段与童年的好奇相应的经历。

这里还有一例。从童年后期开始，一个男人便强烈地抑制他的性生活。现在，他已40多岁，在9个孩子中，他是老大。他最小的弟弟和妹妹出生时，他15岁。他有这样的一个肯定而固执的印象：他从来没有注意到他母亲怀孕时的情景。当我对此表示怀疑时，他产生了这样的回忆：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看到妈妈在镜子的前面很快地解下了裙子的带子，现在他好像感觉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妈妈刚刚从街上回来，好像进行过很痛苦的体力活动。解下裙子是对分娩的掩蔽记忆，我们应该将这种“言语桥”用于同类例子的分析中。

我再举一例，在此例中，这种童年的经历，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通过分析，我们便可以发现其意义所在。在我43岁时，开始将自己的兴趣指向我童年记忆中所保留的东西，有一个记忆情景已经保留很长时间了，它经常出现在我的意识里，对这种记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我3岁后期的记忆。我看到自己站在一个衣橱前面，大叫着要找什么东西，大我20岁的异母哥哥把这个门打开了，突然我的母亲——看起来很漂亮、很苗条——走进了房间，她好像是从街上回来的。我对这种有形画面的文字描述就是这样的，但不知道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无论我的哥哥是打开还是要关闭这个衣橱——我第一次对此进行解释的时候，将它称为双门衣橱——为什么我要哭叫，母亲的到来与此有什么关系，对这些一概不知。我给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要讨论的问题是被我的哥哥取笑的记忆和妈妈将这个情景结束的记忆。我们对这种保留下来的童年记忆的误解并不少见：回忆出一种情景，但是很不清楚其中心何在，人们也不知道这个心理落脚点的成分是什么。经过努力的分析，我对此画面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我失去了母亲，因此，我认为她被关在衣橱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要求哥哥打开这个衣橱，当他按我的要求做的时候，我发现母亲不在里面，因此，我便开始哭，这时的记忆场景过得很快，接下来便是我母亲的出现，这缓和了我的焦虑。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要在衣橱里寻找不在面前的母亲？我在对此进行分析的时候，做了一些梦，梦中模糊地涉及一个保姆，我对这个保姆也存在一些记忆，如她经常让我将别人作为礼物送给我的硬币交给她，这个细节或许有一种对后来经历的掩蔽记忆的价值。这一次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能够较容易地对此做出解释，我便去向我的母亲请教这个保姆的一些事情，当时她年事已高。从她那里我得到很多细节，这个精明但不忠实的保姆，在母亲分娩期间经常偷我们家的东西，为此我的异母哥哥将她送上了法庭。这个消息对解释我童年的记忆，带来新的希望，使我能够较好地予以解释。这个保姆的突然消失，对我并不重要，为什么我将注意力转向了哥哥，并问他母亲在哪儿，这可能是因为我注意到，母亲的消失与他有关，他的回避、俏皮的方式——这是他的特点——告诉我，她被关了起来。那时，我以孩子的方式理解了这种回答，但是我不再问其他问题，因为我知道也不会得到答案。当母亲离开我不久，我就会认为我的这个可恶的哥哥在用对待保姆的方式对待我的母亲，因此，我逼迫他将衣橱打开。现在理解了为什么在我的记忆情景中，特别强调母亲的苗条：给我很深的印象是，她好像刚刚恢复，我的一个妹妹是在那时出生的，我比她大两岁半，当我3岁的时候，我和我的异母哥哥就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了。

二、遗忘的可能性

我们对口误的讨论证明：失误是有隐藏的动机的。借助精神分析的方式，我们可以追踪并认识这个动机。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归纳出其一般特点，以及在失误中所表现出的心理因素的特殊性。我们尚不想对此做很明确的解释，或将此总结成一种规律并加以验证。同时，我们也不想用很直接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材料，对此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探讨。第一步要做的，不久大家就会看到。在这里我们首先提出几个问题，至少应当提出来并对此加以描述：

（1）表现在这些失误和偶然行为中的思想、冲动的内容和根源是什么？

（2）确定这种思想和冲动使用如此的活动作为其方式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它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3）在失误和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的内容之间，是否可以建立明确的固定联系？

我将收集有关资料首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在讨论口误的例子时，我们发现，超脱其要表达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我们被迫要在这个意图之外来寻找言语混乱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讲话者对这些原因也是有意识的。即使在那些简单明了的例子中，也只不过是同一种思想的翻版，这种思想看来同样有表达的权利，因而使这些表达合而为一，阻碍了思想的表达。但是，我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用这个叙述，而不用另一个叙述，这是梅林格尔和迈耶尔所讲的“混合”。在第二组例子中，摆脱一种叙述的动机是出现这种失误的一个原因，但这个动机并不是很强烈，以至于无法将其叙述方式完全摆脱，而且这种被压抑的叙述也是完全有意识的。只有在第三组例子中，这种干扰的思想才毫无保留地和要表达的意思区别开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出明显的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干扰思想由于思想联想使二者之间形成联系（由于内在的矛盾而形成的干扰），或者这些思想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联系发生在干扰的单词和干扰的思想之间——而这些联系是意识不到的（潜意识的外在联系）。在列举分析过的例子中，整个言语过程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人们讲话的时候，这种处于潜意识状态的思想被激活，或者它们通过自身的干扰而表露出来，或者通过使要表达的言语部分之间相互干扰的方式间接地发生作用。引起这种干扰产生的压抑的潜意识的思想与言语的干扰本身有很大区别，对这些思想的探索不可能找到一个概括的东西。

将这些分析与对读误、笔误的分析进行比较研究后，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对口误而言，有的时候，这种口误仅仅是一种简化或凝缩，并没有什么其他动机存在。梦的凝缩和清醒时候产生失误时的凝缩，是否需要一定的条件呢？从获得的例子来看，尚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但是，我不会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意识的松弛外，没有其他什么条件，因为，就其产生而言，这是一种自发的活动，而且有准确、可靠的特点。我更强调这样的事实：正如在生物学领域的表现一样，正常人或接近正常的人与那些有病理性问题的人相比更不愿探讨这种混乱的根源。我希望把那些轻微的混乱也当作严重的混乱来解释。

在读误和笔误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确定其深刻而复杂的动机。“坐木桶跨越欧洲”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读误，这是由一个很深层的动机或思想的作用引起的，在本质上和要表达的意义上是不同的。它产生于压抑的嫉妒和野心冲动，然后通过“转换单词”表现出来，形成与此完全不同的联系。

无疑，这种对言语功能的干扰是有原因的，它也需要一定的干扰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比其他心理活动的力量要小。

对遗忘而言，情况可能与此有所不同，因为遗忘是对过去经历的遗忘。决定这种正常的遗忘过程的根本因素是我们所不明确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遗忘的每一种记忆并非都予以承认，只有当这种记忆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时候，才会察觉到自己的遗忘。因为这时它打破了一般的规律，即被遗忘的总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而重要的东西仍保存在记忆里。对那些值得很好地解释的遗忘实例分析表明：遗忘的动机都来源于一个方面，这些材料可以唤起人们痛苦的情感，因此，人们就不希望这些材料出现在他们的记忆中。我们由此可以猜想，这种动机一方面想在心理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另一种反对力量的作用，这种表现又很难奏效。就人们不愿记忆那些引起痛苦的材料而言，其重要性和范围值得做详细的心理界定，而且，要使我们的说明适用于具体的例子，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遗忘的特殊条件是什么，和我们在全文中的说明分开。

在意向遗忘的情况下，需考虑另一个因素，那种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冲突——由不愿记忆那些痛苦的东西而引发的冲突，变得非常真实可见，在对这些具体例子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对立意志的存在，这种对立意志反对那种还没有付诸行动的意向。我们在失误行为的例子中也描述过，在这种行为中，我们也认识到了两种心理过程，或者是对立意志对抗这个意向，或者是在本质上与这个意向本身没有什么联系，但是通过外在联想使二者联系起来。

同样的冲突也在控制着人们的过失行为。阻碍这种活动的冲动也是一种行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对立行动与我们的那种活动的冲动毫不相干。在做出这个过失行为的过程中，使这个行动有机会得到表现。那些由内心冲突引起干扰的例子更为重要，往往出现在一些重要的活动之中。

在偶然行为和症状行为中，内在冲突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这些动作表现中，人们的意识变得更无价值，而且人们似乎完全忽略这样的行为。因此，很值得我们在潜意识和压抑的冲动那里对此进行解释，因为这些症状的表现有很多都代表了人们的幻想和欲望。

对前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表现在这些失误中的思想和冲动的根源是什么——而言，我们敢说，在很多情况下你都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些干扰的思想来源于心理生活中压抑的冲动。在健康人中，自私、嫉妒、敌对等都是存在的，但是出于道德教育的巨大压力，这些东西只能利用失误等提供的机会来予以表现。这些冲动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具有高级心理生活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这些失误的默许实际是我们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在这些冲动中，我们似乎没有发现性冲动的作用。在分析的例子中，很少发现这方面的动机实属偶然。原因可能是绝大多数源于自己的心理生活，这些材料首先是经过选择的，选择的过程删除了与性有关的材料。同时，也可能是自己内心的反对干扰了这些思想的出现。

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些思想不能以完整的方式表现，而被迫依据其他的方式来寻求表现，如限定、干扰另一种思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很多典型的失误例子表明，这种决定因素必须与意识许可度相联系，即与意识对这种压抑思想的许可程度有关。但是，如果通过一系列的例子对这个特点进行分析，则很难对此做出明确的说明。由于耗费时间而将某些东西避开，或认为这种思想与当前的问题没有联系，而将这些作为推开一个思想的动机（这个思想保留下来，通过干扰另一种思想来寻求表达），其作用类似于这种情况：犯上的情绪冲动要遭到道德的谴责，这时要将它避开；或者，它完全来源于潜意识的思想。要探讨决定这些失误和偶然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一般的决定因素，沿着这个线索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由此分析产生的一个事实是，失误的动机越是微不足道，这种思想表现的阻力就越小，就越容易进入意识，当人们的意识留意到这个现象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就越容易。如我们一旦注意到自己的口误，便会立即予以纠正。当动机来源于真正压抑的冲动时，就必须仔细地分析才能够得到解释，有时还要渡过很多难关才会最终找到问题的答案。

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寻找决定这些失误和偶然行为产生的心理原因时，必须沿着其他的途径、用不同的方法。通过我们的讨论，读者会看到破壳的迹象，即这个学科是属于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的。

如果有人要过高地估计自己对现代心理生活的了解，只要提到记忆的机能就足以使他谦虚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理论能够成功地对记忆和遗忘这种基本现象做出说明。事实上，对实际观察到的东西的分析才刚刚开始，今天，就记忆和遗忘而言，遗忘更是一个难解之谜。我们在研究梦和其他心理现象时了解到，我们思考的一些东西在很久以前就被遗忘了，但是突然某一天它又闯入了我们的意识。

诚然，我们已经获得的一些认识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我们认为，遗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强调这样的事实：遗忘对获得的印象有特定的选择性，同样对每一个印象或经历的细节也有相应的选择性。我们知道，一些被遗忘的东西又被人们想起来，或又被唤醒，这是有条件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这些条件的理解是多么的不完善和难以令人满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两个人的情况，他们接受的是相同的外部刺激，他们结伴外出旅行。在以后的某一天交换他们的见闻，结果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之有很深印象的东西被另一个人完全忘掉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似的。那些决定对记忆进行选择的因素，很明显仍未被我们认识到。

为了能够对了解决定遗忘的这些因素做出一点贡献，我将对自己的遗忘情况进行精神分析，以此作为一种实际行动。我关注过很多类似的情况，由于期望了解一些想得到的东西，因此，对这种情况下的遗忘感到颇为惊奇。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力超群，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能记住阅读过的每一页作为我的一种功课。在上大学之前，听完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后，我几乎可以逐字地将它们写下来。在最后医学考试的紧要关头，我再次充分利用了固有的这个能力，因为就很多科目而言，我都很流利地写出了答案，就像是对以很快的速度读完的课本内容的回忆一样。

从此，我对记忆的控制变得黯然失色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仍能记住一些本以为不可能记住的东西。例如，在会见时，一个患者说以前我见过他，但我既想不起来这个事实，也记不起来是什么时间，我便通过猜测回忆：很快地想到几年前，然后再追溯到现在，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对患者的记录，以及来自患者的一些确切的消息，和我回忆起来的内容进行对照，结果发现，我对以前的咨询细节记得很清楚，对十年内的时间记忆误差很少超过半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较陌生的朋友，出于礼貌我问到了他的小儿子，如果他描述一下他的小儿子的成长过程，我会想到这个孩子的年龄，然后我将猜测和这个父亲告诉的情况加以对比，误差几乎没有超过一个月，对他的大儿子的评价也没有超过三个月，尽管我说不出评价的基础。后来我就更大胆了，我会很自然地说出猜测，这样就不会使这个父亲因为我不关心他的孩子而认为我忽视他。通过唤起潜意识记忆的方式，我扩展了自己的有意记忆，由此可见，这种潜意识记忆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我想报告一些典型的遗忘例子，其中有很多是对我自己的观察。我将遗忘分为两种：一是对印象的遗忘，或对知识的遗忘；二是对意向的遗忘，或对要做的事情的忽略。先说明我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普遍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不愉快的动机都是遗忘产生的基础。

（1）一个夏天的假日，妻子使我非常生气，尽管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我们在一家餐馆吃饭，对面是一个我认识的来自维也纳的先生，毫无疑问他也认识我，但我有足够的原因不想和他恢复关系。我的妻子仅仅听说过这个有点名气的人的名字，便很关切地倾听他和他身边的人的谈话，并不时地接着他们的话题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忍无可忍，最后终于爆发了。几周后，在我向一个亲戚抱怨妻子的这一行为时，竟回忆不起来他们当时谈话的任何内容。我是一个比较妒忌别人的人，不会将使我烦恼的细节忘掉，这次健忘的表现的动机出于对妻子的考虑。前不久，又有一次相同的经历，我很想将几小时前妻子讲的一个笑话讲给朋友听，但无论如何也讲不出，我忘记妻子说了些什么，当我问了妻子后才想起来，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它与我们关心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密切相连。

（2）东西的误置，实际上是对这个东西放的地点的遗忘。在看书和写作时，我对桌子上放的东西是很熟悉的，会信手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过来，因为人们的习惯不同。但最近我将刚刚寄给我的一份书的目录给误置了，结果再也找不到这本书，实际上我正想找另一本书，其中有对我要找的这本书的说明，书的作者很有头脑且风格活泼，我较喜欢这样的风格，他对心理学的看法以及其关于文明史的知识，我认为很有价值。误置这本书的根本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我习惯于将这个作者的书借给熟人，以便使他们有所启发。前几天，当一个人还我书的时候对我说：“我感觉他的风格很像你，他思考的方式简直就是你的。”这个讲话者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触及了什么。几年前，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很需要与外界接触，我很赞赏我一个老同事的作品，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医学著作者，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这是你的方式，你的风格。”受这个同事这番话的影响，我给这个作者写了一封信，以求有密切的交往，但在信发出之后杳无音信，或许是这种先前产生的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出现了这个误置，因此，没有找到这份目录，我要找的这一本书因为有其他书的宣传而阻碍了，尽管这个目录的丢失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记得书的名字和作者。

（3）下面的这个“误置”例子是每一个精神分析学者都熟悉的，这个误置东西的患者最后又将他自己误置的东西找到了。

“一个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被暑假中断了，当时他出现了抵抗的状态，因此感觉不好。他将他的一串钥匙放在一个平常放置的地方——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当他脱衣服准备睡觉的时候，忽然觉得应为明天的旅行准备必需品——前一天是最后一次治疗，他的治疗费用也已经用完了——他将这些东西从写字桌里取出来，他的钱也放在里面，但是他发现钥匙不见了，他仔细地寻找了几乎所有放东西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当他认识到这种‘误置’可能是一种症状行为时——存心在做些什么，他让家人继续寻找，因为这个人不存在什么‘偏见’；但一个小时后他终于放弃了，心想，这个钥匙肯定是丢掉了。第二天早晨，他准备重新换锁，当买锁回到家下车的时候，同车的两个朋友听到了金属落地的声音，朋友说是不是钥匙从口袋里掉出来了。这天晚上，家人终于将钥匙找到了，钥匙就在一本薄书和一本小册子之间，这些都是他需要在旅行的路上阅读的。这些书放在很明显的位置，但谁也没有发现钥匙在里面。他也认为自己不会将钥匙放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个误置完全是一种潜意识的巧合，这只能用隐藏的强而有力的动机解释，就好像是一种‘梦游确定性’。如我所言，我的动机来源于他粗暴地终止这个治疗，因为他不愿意付出这么高的治疗费用。”

（4）布里尔报告：“一个男人在他妻子的强迫要求下去参加一些应酬活动，而他对此实在不感兴趣……在他妻子的再三恳求下，他才从衣柜里面找礼服，这时他突然想到应该刮一下脸。当他刮完脸后，再到衣柜拿衣服时，发现衣柜已经锁上了，尽管他长时间很耐心地寻找钥匙，但就是找不到，周六的晚上又没有配钥匙的，因此，这对夫妇不得不很抱歉地取消这次应酬活动。当他最后将这个衣柜打开后，发现钥匙在里面，这个心不在焉的丈夫将钥匙锁在了衣柜里面，他自己认为这完全是无意的，但我们知道，他不想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因此，他的误置并非没有动机。”

（5）穆勒尔报告了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但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埃纳在圣诞节的前两天告诉我：‘你能想象到吗？昨天晚上，我从包里取出一块馅饼吃，当时我想应给弗洛林（她母亲的同伴）一些，当她要给我说再见时，我虽然不太乐意，但我还是要给她一些。但当我去取桌子上的包时，包不见了，我找了片刻，发现包就在我的餐橱里，我无意识地将包放在了里面。这不用分析，叙述者也理解这个结局。其动机明显是将所有的馅饼占为己有，而这个动机被压抑着，但又通过自动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尽管这个行为后来被她意识到了。”

如果对这些误置情况进行分析的话，除了潜意识的动机之外，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6）1901年夏日的一天，我经常和一个朋友交换学术观点，我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个体原始的两性本能的假设，这些神经症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对此，他回答道：“你说的这些在两年半前在布勒斯劳我就对你讲过，但当时你并没有听进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放弃自己的初衷是痛苦的。我回忆不起来那次对话，也回忆不起来这个朋友说的那番话，我们两人中肯定有一人出现了失误，根据“谁受益”的原则，出现失误的肯定是我。在此后的一个星期，我想起了整个事情，情况正如朋友所言，而且我也回忆起自己对他说那番话的回答：“对此我现在还不能接受，我不想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从此以后，在我阅读医学资料时，发现有自己的观点但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时，我变得有一点忍耐了。

对发现自己妻子的错误，朋友之间的反目，医生的诊断失误，借用他人的观点等情况的遗忘——这并非是偶然的遗忘，通过研究，在对他们的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时，我都会发现其痛苦的经历。我认为，任何一个想研究隐藏于这种记忆失误背后原因的人都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人们遗忘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倾向，在我看来是相当普遍的。这种遗忘的能量就不同的人而言，程度是不等的。我们在医务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否定现象，可能也属于这种遗忘。很明显，这两种行为（否定和遗忘）的区别纯粹是心理方面的，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这两种行为的动机是同一的。关于患者的亲属对不愉快的记忆否认的例子，我收集了很多，其中有一例很突出，一个母亲向我说明有关她患有神经症的儿子的童年经历。现在他处在青春期，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他有尿床的毛病——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几星期以后，当她要我说明有关治疗过程的时候，我让她注意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情况，这时我提到了病历中记录的尿床习惯，使我吃惊的是，她矢口否认患者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尿床的事实，并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最后，我告诉她，是她自己在不久前告诉我的，她将这件事完全忘掉了。

健康正常的人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表现：当这种印象与不愉快的经历相联系时，这些印象便通过抵抗被遗忘了。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去研究神经症患者的时候，才能得到准确的评价。我们不得不认为，支撑歇斯底里症症状表现的主要机制是这种“基本努力”，通过这种努力来阻止那些能够引发不愉快情绪的意念产生，这种努力类似于痛苦刺激出现时的防御反射。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人消除这些萦绕自己的痛苦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如悲伤和良心的谴责这样痛苦的情绪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人们也不能否认这种防卫倾向存在的假设，因为，我们不能肯定这种防卫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许在其他心理因素的参与下，这种防卫并不反对具有相反效果的其他动机，不管防卫是否出现，这些目的也一定产生。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心理机制的构建原则置于一个层次——一个在心理材料之上构筑的层次。很可能这种防卫的努力属于较低的心理材料层次，它被更高级的心理材料层次所控制。就我们上述所有的例子而言，如果我们要追踪遗忘过程到防卫倾向，这些事实都会说明这个倾向的存在力量。正如我们看到的，很多事情因它本身的原因而被遗忘，如果本身的遗忘是不可能的话，这种防卫会改变目标，促使那些与此相联系但又不太重要的材料被遗忘。

三、痛苦的记忆

痛苦的记忆易于遗忘这一观点，值得应用于其他方面，但我们对此尚无足够的注意。在法庭上，人们对证词的评价就忽略了这个方面，人们相信誓言的力量，认为誓言有纯净人们心灵的巨大威力。这一点是可以被广为接受的，在涉及民族风俗以及历史传说时，我们会发现，风俗、传说延续的动机是这样的，人们以此来消除民族记忆中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通过仔细的研究，我们也会发现，一个民族的习惯的存在方式和个体的童年经历的存在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在洞察了不愉快的情绪是人们遗忘的动机这种现象后，提出了针对科学工作者的“黄金律”。

与对名字的遗忘方式相同，印象的遗忘也往往相伴以错误的回忆，这描述为错误。病理状态下的回忆错误——在偏执狂状态下，回忆错误是造成妄想的主要原因的资料很多，但很少涉及这一动机，仍然遵从目前的研究构想已经不适应了，因此，从涉及的这个新的方面来探讨神经症患者的病因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我要做的只是描述自己单一的回忆错误，这些来自潜意识的动机，压抑着这些遗忘的材料，以及与此有关的态度和思想，这些被压抑的东西，会被我们明确地认识到。

在写《梦的解析》的最后一节时，我碰巧在一个避暑胜地，因此，无法到图书馆查阅有关的资料，我迫使自己在笔记里通过记忆来找到所有这些参考资料以及引用文献，以后再对此进行校对。在写“白日梦”这个部分时，我想起了一个很精彩的例子，这个例子出现于都德的《总督大人》一书，作者借助一个贫困的书贩来表达自己的幻想。我很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幻想，其内容是一个叫加斯林的人想象着自己在穿过巴黎的街道散步，如何奋不顾身地站在受惊奔跑的马车前面，使马车停了下来，这时马车的门打开了，一个伟人从车里走了出来，握着加斯林的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你使我得到了再生，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这想象的说法即使有什么出入，我相信也可以通过到家里查阅该书得到校正。然而，在我的这个稿子准备付印时，我翻开了《总督大人》这本书的校对手稿，使我感到难堪的是，我根本找不到关于加斯林的这个想象的部分。事实上，这个人也不叫加斯林，而是简易斯。我找到的第二个错误使我发现了我出现第一个失误的原因。我的名字的法语翻译是“joyeux”，而其阴性词是“joyeuse”。那么，我原来错误地将这个归于都德的幻想究竟出自何处呢？它只能是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的白日梦，我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或曾经意识到过但又被完全遗忘了。或许这是我在巴黎街道上散步时的一种想象，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很孤独，很希望有一个能帮助自己和保护自己的人出现。后来，沙可让我加入了他的圈子，在他的家里，我多次遇到《总督大人》一书的作者。

我有一个患者，他有抱负、有能力。有一次，我对他谈到我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因致力于一本很有意义的著作——《艺术家，试论性心理》而成为我的弟子。一年多以后，这本书出版。我的这个患者坚持说，在我第一次对他提到这件事以前的一个月，或许是六个月，他很确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或许是书店的广告）见到过这本书的说明。当时，他的头脑里出现了这本书的广告说明，而且又说，作者对题目做了一些改变，把“试论”改为“论”。在仔细地询问了作者，并比较了所有这些资料后，我发现，这个患者声称回忆的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出版前，这本书从未有过预告，当然，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本书出版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做过广告。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个患者的这种回忆错误进行分析，但这个患者这时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失误，他说最近在书店的柜台上看到过一本关于广场恐怖的书，现在想查询出版社的出书目录，然后向这家出版社购买一本，但一无所获。我向他解释了他的这种无效工作的原因，这个关于广场恐怖的书仅仅出现于他的幻想，他的潜意识的动机是，这本书是他写的，他有和那个年轻人竞争的抱负，也企图通过一本科学著作而成为我的弟子，这便是他出现这两种回忆失误的原因。他回忆起来，这个导致他出现回忆的书店广告与一本名为《创造及其产生规律》的书有关。另外，他所提到的题目的变化与我有关，在我说这个书名的时候经常将“论”说成“试论”。

没有任何现象比意向的遗忘更适合解释这种失误行为了。但就意向遗忘本身而言，无法解释这种失误。意向即做某件事的欲望，其程序是：首先认可一种欲望，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付诸行动。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从愿望的认可到付诸行动这段时间里，动机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样意向就不能实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向并没有被遗忘，仅仅是被掩盖了。在每一时刻、每个地点都可能产生的意向遗忘，并不能简单地用动机平衡变化的习惯解释来加以说明。一般地，我们对此不予解释，或者我们企图对此做出这样的一种心理说明：当这种意向要实现的时候，没有获得对活动的必要注意。注意是意向来临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在活动到来的那一时刻必须获得这种注意。通过对与意向有关的正常活动的观察，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如此的肤浅和牵强。如果我早上形成一种晚上活动的意向，在这一天时间内，我要提醒自己两到三次，当实现的时间就要到来的时候，这个意向会突然闯入大脑，使我做好必要的行动准备。比如，计划去散步，散步的时候顺便发一封信，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就没有必要一直把信拿在手里，眼睛不停地寻找着邮筒。相反，我习惯将信装进口袋，自在地散步，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地浮现，我相信自己，会注意到遇到的第一个邮筒，并会将信从口袋里拿出，投进信箱。在意向出现后的正常行为和催眠情况下的“长时间催眠后效”极为相似，即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实验诱发行为。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如下：一旦向一个被催眠的人暗示一种意向，在这个意向完成前，它一直处于“睡眠”状态，但在意向就要实现时，这个意向便马上活跃起来，唤醒他或她去强迫性地做出某种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有两种情形，即使外行也会意识到，这种与意向有关的遗忘，不能被看作一种不能复原的基本现象，他会发现，这种遗忘有意识不到的动机存在。这两种情况即爱恋关系和军队纪律。如果一个恋人没有去赴一个约会，他向他的太太道歉说他完全忘掉这件事情，就根本不能得到太太的原谅，他太太往往会这样针锋相对：“一年以前你怎么不会忘记，很明显你已经不在乎我了。”即使他用上述的心理方式对此加以解释，或说自己由于繁杂的工作把这件事给忘掉了，其结果也往往是这样的，这个太太以不亚于精神分析医生的敏锐的洞察力反驳：“奇怪的是，这些繁杂的工作在过去怎么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太太也不能完全否定对方遗忘的可能性，问题是，无论是有意的推脱，还是无意的遗忘，其结论都是一样的，即他对这个约会不太情愿，这个解释不无道理。

同样，在部队服役，由于遗忘而没有执行部队的有关命令和有意地忽视这些规章，二者之间似乎区别不大，这和上述爱恋情况的表现一致。一个士兵是不能够忘记部队有关自己行动的命令的，如果他确实忘掉了，尽管他知道这些命令，这是因为，促使他执行命令的动机被另一个与它相反的动机所阻止。一个要服一年兵役的新兵，如果在首长面前忘记擦亮自己制服上的纽扣，他注定是要受惩罚的，这种惩罚比起他因为在首长的面前说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是“我讨厌这种无休止的训练”要小得多。为了逃避惩罚，或者也可以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他以遗忘作为借口，或将此作为一种妥协的方式。

对女人的爱恋和对军队的服务，都要求我们不要忘掉与此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暗示了这样的观念，对重要事件的遗忘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被遗忘的重要事情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将它作为重要的事情看待，或否定其重要性。如果我们用心理的方式对此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不能拒绝这样的解释。没有人会忘记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心理正常的话。我们的研究仅仅是那些或多或少引人注意的意向遗忘，我们并非认为所有的意向都没有意义，否则，意向就没有产生的必要。

正如我们前面对机能混乱的解释，对这种现象我也收集了很多亲身经历的例子，并企图对此加以分析。这些遗忘都可以追踪到潜意识动机的干扰，或者说与“对立意志”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的情况和上述两种生活状态下表现出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我强迫自己去做一件并未完全放弃的工作，我的这种状态便通过遗忘的方式表现出来。下面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很容易忘掉给一些朋友寄生日、婚礼或庆典贺卡，我曾下决心消除自己的这一失误，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现在，我只好放弃这种努力，有意地屈服于自己的这种对立动机，在我的这种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一个朋友让我在某一天以他和我的名义各发一封贺电，但我警告他说，或许我会将这两件事都忘掉，结果事实的确如此，这当然也不会使我感到意外。由于生活中自己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因此，很不善于表达同情，在那些需要自己表达同情的情况下，很难将这种同情表达出来。由于我经常将他人虚伪的同情误认为真实的感情，因此，我对传统表达同情的方式十分反感，尽管我也认为同情的表达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当然，对人们失去亲人时的哀悼应另当别论，当我决定将表达自己哀悼的电报发出去的时候，我是不会忘记的。这时，我的情绪活动并非是一种社会责任，它的表达从来没有被遗忘所阻止过。

里南特报告过一个来自战俘营的例子，也属于这一类遗忘。这种被压抑起来的意向以“对立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

“这个战俘营主要是为官员而设的，一个级别最高的官员受到了他的战俘同伴的攻击或羞辱，为了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出现，他在重新分配人员时，想利用自己的权威手段将这个人转移到其他的战俘营。但在几个朋友的劝说下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采纳这些朋友的意见——虽然这不符合他的真实欲望——尽管其结果不能使自己满意。同一天上午，作为一个高级军官，在营警卫的监督下，需要对这些官员点名，他对这些官员早就很熟悉了。在点名时，以前从未出现过失误，但这一次他却漏掉了这个攻击过他的人的名字。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当其他人都解散了的时候，唯独这个人遗留在这里，直到最后发现这个失误时为止，这个被忽略的名字很清楚地写在名单上。有的人将这个偶然事件解释为一种存心的攻击，而另一些人则将此解释为可能会被误解的不幸事件。后来，在熟悉了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之后，这些当事人才对这种情景有了正确的解释。”

传统的责任和我们同样拥有的潜意识愿望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对这些情况做出解释：如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本答应要做的活动等。结果使这个可能的受益者相信，遗忘有表达歉意的力量，那个要求他去做的人无疑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否则他就不会忘记。”那些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健忘的人，如果在街道上忘记和我们打招呼，也会用同样的解释来表示自己的歉意，说他是一个近视眼。这些人忘掉了他们所有的许诺，忘记了他人委托自己的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自己表明，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自己不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认为对这样的失误不应见怪——或者说我们不应将这样的行为归于他们的品性，而应归于机能特性。我本人不属于此列，因此，没有分析这种行为的机会。通过有选择地考察这些遗忘现象，也可以发现其动机。通过推理，就会得出这样的假设：在这些情况下，其动机是掩蔽了对其他人相当程度的蔑视，遗忘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合法方式。

在另一些情况下，发现这种遗忘的动机并非易事，一旦发现了这个动机，自己往往会感到非常吃惊。例如，去年我注意到这种现象，对我探访的患者而言，我忘记去探访的是没有付费的患者，或者是我的同事，当我发现这个污点后，我便设法将每日的探访记录下来，以避免这种失误的出现。我不知道其他的医生是否有同样的经历。通过这种方式，我找到了一个神经衰弱患者忽略记录一些东西的原因，在他杂乱的“笔记”中，往往忽略告诉医生的东西，其原因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对自己记忆的再现能力没有信心，这也是正确的。但事情的进展往往是这样的，患者以流水账的方式阐述着他的许多表现和要求，在他说完并做了片刻的停顿后，拿出他的记录，很抱歉地说：“我做了一些记录，因为这些我很难记住。”他通常发现他记录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不断重复这一句话：“对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了。”这种记笔记的方式或许仅仅表明了他的这些症状之一，或说明了他的意向被他的这种潜意识动机干扰的频率。

和大多数健康的朋友一样，我很难避免这种遗忘，我承认——尤其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很容易忘掉归还借了很久的图书，很容易在做一些事情后忘记付钱。很久以前的一天上午，在我经常买烟的店里，我买了烟后没有付钱就离开了，这种忽略并无多大妨害，因为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只要以后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这个压缩开支的企图，和前一天产生的、现在仍起作用的关于生活预算的想法不无关系。在这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人当中，涉及钱财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这样的行为。这或许源于婴儿吃奶时的贪婪，他们想拥有每一件物品，现代的文明和教育也不能将此完全消除。

这些事例众所周知，而且能够被每个人理解，我的目的在于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并进行科学分析。如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结晶的智慧，在获得科学知识时拒绝这种提炼，对此，我是难以理解的。科学工作的本质特点，并不在于所研究事物的特殊性，而在于用这样的方式收集事实，然后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重要的意向，其遗忘一般来说，是在潜在的反对其表现的动机的干扰下产生的。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意向而言，我们认为与另一种遗忘机制有关，即在另一种材料与这个意义的意向内容在表现上形成联系时，它就转化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意向。这里有一个例子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我十分珍视高质量的吸墨纸——罗斯奇吸墨纸。一天，我决定在下午外出散步时买一些这样的纸，但是，连续四天都将这件事忘在脑后，直到我开始分析这种失误的原因时，发现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通常将这个词写成罗斯奇吸墨纸，但我在说话时则将之说成弗利斯吸墨纸（吸墨纸的另一种叫法）。弗利斯是我柏林的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些天他使我出现了一些焦虑、厌烦的思想，当时我无法摆脱这些思想的影响。这种防卫倾向由于其单词的相似，通过转移的方式表现出来，原来的意向，转化为另一种不重要的意向，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我写了一本关于梦的小册子，文中总结了《梦的解析》里的一些观点，这属于“心理和生理生活的边缘问题”系列书的一部分。威斯巴登的出版社负责人柏格曼将书的清样寄给了我，并让我尽快将校对好的清样寄过去，因为要赶在圣诞节前见书。当天晚上我就校对好了清样，将它放在我的抽屉里面，以便第二天早上再将它取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却将这件事忘掉了，直到下午，在我看到桌子上的包装纸时才想起来。但是，这天下午、晚上，甚至第二天的上午，我仍然将寄清样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这天下午，才强迫自己将这个清样投进邮筒。我当时一直不明白这种拖延的原因是什么，很明显，我并不想将这个清样寄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给维也纳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梦的解析》一书——打了一通电话，我谈了一些要求，然后说——好像是强迫性的——“我猜想你已经知道我又写了一本关于梦的书。”“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回答道。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属于劳温费德——卡拉系列的一本小册子。”但他仍对此感到不满，他担心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会影响《梦的解析》一书的发行，我不同意他的这个看法。问道：“如果我将这件事提前告诉你，你会拒绝这本书的出版吗？”“不会，我当然不会。”他说。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实践上，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对这家出版社的歉意是我拖延清样的动机。前不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我关于婴儿麻痹的著作中的一些章节，原封不动地搬到《纳森格尔手册》上相应部分，这种做法不大合情理，因此，我很坦诚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第一家出版社，这件事情也使我感到焦虑。沿着这个线索回忆，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在我翻译一本法语书时，我实际上侵犯了原出版者的权益，在未征得原作者本人的同意就在译文中加上了一些注释，后来我认识到，这个作者肯定会对我的这种武断的做法很不满意。

有一句格言揭示了意向的遗忘并非偶然这个常识：“如果一个人忘掉一次，那么，他会忘掉多次。”

诚然，我们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印象：关于遗忘和失误的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使我们吃惊的是，仍很有必要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别让我去做这件事，我肯定会忘记的。”如果结果的确如此，人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以此方式说话的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不去履行诺言的意向，而他自己又不想承认这一点。

通过所谓的“虚假意向的构成”，我们对意向的遗忘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有一次答应为一个年轻的作者写书评，但出于内在的抗拒，我一再地将这件事情拖延下去，直到有一天，屈服他的一再要求，答应晚上将它写出来。我实际上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又将这件事给忘了，因为这天晚上我不得不准备一个不能拖延的报告。由此，我便发现，我的这个意向是虚假的，放弃了我这个抗拒的挣扎，拒绝了这个作者的请求。

四、生活的真正价值

简直不可能不产生这样的印象：人们常常运用错误的判断标准——他们为自己追求权力、成功和财富，并羡慕别人拥有这些东西，他们低估了生活的真正价值。但是，在做出任何这类总的评价时，我却可能忘记了人类社会和人类的精神生活是五彩斑斓的。有某些人对同时代的人，并不隐瞒他们的羡慕之情，尽管他们的丰功伟绩与大多数人的理想和追求毫不相关。无疑人们可能认为，毕竟是少数人羡慕这些伟人们，而大多数人是对他们漠不关心的。但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差异性，以及愿望性的冲动千差万别，事情也许并不这么简单。

在这极少的人中，有一个人在给我的信中自称是我的朋友。我曾经把我那本认为宗教是幻想的小册子送给他，他回信说完全同意我的宗教观点。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正确认识到宗教情感的真正根源。他说，这种根源存在于一种独特的感觉中，他本人一直有这种感觉，并发现其他的许多人也如此。于是，他就认为上百万的人也如此。他把它称为对“永恒”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无边无际的，如同“海洋般浩瀚”。他继续说这种感觉完全是主观的事实，不是信条，它不能使人长命百岁，但它是宗教力量的源泉。各个宗教派别和宗教体系都利用它，把它引入特定的渠道，毫无疑问也详尽无遗地研究它。他认为，只要具有这种海洋般浩瀚的感觉，就可以说是信教的，即使他反对一切信仰和一切幻想。

我极其敬重我的这位朋友，他在一首诗中曾经赞颂过幻想的魔力。他的观点使我遇到很大困难，因为在我身上体验不到这种海洋般浩瀚的感觉，很难科学地研究它。人们可能试图描述它们的生理现象，但这是不准确的（我想对海洋般浩瀚的感觉也不适于做这类描述），结果只能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因为它很容易与这种感觉发生联系。如果我没有错解我的朋友的话，那么他所指的海洋般浩瀚的感觉是一种慰藉，就像当剧中主角面临着玩火自焚的危险时，一个不同寻常的有点古怪的剧作家给予他的那种慰藉一样。“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牢固结合的感觉，是与外部世界联结为一体的感觉。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理智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实际上总是伴随着感情色彩的。然而，在同类的其他思维活动中也会有类似的现象。从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不能让自己信服具有这种慰藉性质的感觉，但是不否认它确实存在于其他人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正确地解释它，是否应该把它看作是宗教全部需要的根源。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提不出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建议。通过一种一开始就是致力于使人和世界结为一体的目的的直接的感觉，人们知道了他们与周围世界的结合——这种观念是不可思议的，是与我们的心理结构相悖的。因此，有必要寻找一种精神分析的方法，即发生学的方法来解释这种感觉。下面的思维线索说明了这一点。通常没有比对自己或自我更确定的感觉了。在人们看来，这种自我似乎是独立存在的、单一的，与其他一切大相径庭的。但是，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自我向内延伸到一种潜意识的精神存在中，我们称为本我。二者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自我是掩饰本我的门面。上述发现最初产生于精神分析的研究中，这一研究在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方面，还有许多东西将会告诉我们。但是，对于外部世界，自我似乎总是保持泾渭分明的界线。只有一种状态——一种公认为不平常但不应贬之为病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我不保持它与外界的界线：在恋爱的较高境界中，自我与对象的界线有消失的可能。热恋中的人宣称“我”和“你”是一体的，并且表现得好像这是真的一样，尽管他的各种感觉现象与此相悖。生理，即正常，作用能够暂时消除的东西当然也会受到疾病的搅扰。病理学使我们认识到许多状态，在这些状态中，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或者说事实上被错误地确定下来。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甚至精神生活的认识、思想、感觉对他来说都变得很陌生，不像他自我的一部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把显然来自他的自我而且应该得到自我确认的事情归到外部世界。因此，即使我们的自我都可能失调，但自我的界线也是不固定的。

进一步的探索告诉我们，成年人的自我感觉不可能生来就是如此的，它一定有一个发展过程。当然，这是不能用实例表明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可以在思维中将其组建起来。吃奶的婴儿还没有把自我与作为他的感觉来源的外部世界分开。在对各种刺激的反应中，他逐渐学会了区分。他一定会深深地认识到某些兴奋的来源，并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感觉到的；而另外一些来源有时是感觉不到的，只有在他大哭着求援时才能得到，例如，最渴望得到妈妈的乳房。这样，第一次出现了与自我相对的“对象”，它从存在于“外部”的事物的形式中出现，只有采取特殊的行动才能促使它出现。区分自我与综合的感觉即关于“外部”或者外部世界的认识的更深的刺激是由痛苦和不快的感觉提供的。这种感觉是经常出现的、多样的、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快乐原则无所限制地发挥时，才能消除和避免这种感觉。这时就会出现一种趋势，要从自我中区分出一切不快的根源，把它抛到外面，以便建立一个与陌生的而且具有威胁性的“外部”相对抗的纯粹的快乐的自我。这种单纯的、快乐的、自我的界线还要受到经验的更正。人们不想放弃某些东西，因为它们能带来快乐，但这些东西不是自我而是对象；人们想极力避免的某些痛苦，实际上却与自我不可分割，因为这些痛苦来源于内部。人们逐渐掌握了一种方法，即通过感觉活动的、有目的性及适宜的肌肉活动，可以区分什么是内部的（属于自我的），什么是外部的（来自外界的）。这样，人们就想在将来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原则迈出了第一步。这种划分当然具有现实意义，它使人们能够抵御所感受到的，或者可能降临到头上的不快感觉。为了抵挡来自内部的不快的兴奋，自我所采取的办法与它用来抵挡来自外部的不快的方法是一样的，而且这就是许多疾病的出发点。

这样，自我就与外部世界分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最初自我包括一切，后来它从自身中分出一个外部世界。因此，我们现在的自我感觉只是一个范围更广的，甚至包罗万象的感觉——它相当于自我与它周围世界的更为密切的联结——的凝缩物。如果说在许多人的精神生活中，上述最初的自我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存在着，那么它与范围更狭窄、界线更分明的成熟的自我感觉是并存的，就仿佛是成熟的自我感觉的同胞姐妹。在这种情况下，与最初的自我感觉相对应的观念，肯定是无边无际的观念和与宇宙牢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这与我的朋友所阐述“海洋般浩瀚”的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是否能说最初存在过的事物的残存物，与后来从其中衍生出来的事物并存呢？完全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这种现象都是毫不奇怪的。在动物的王国里，我们认为最高级的物种是由最低级的物种发展来的。但是，我们发现所有的低级形式至今仍然存在。蜥蜴类已经发展成哺乳动物，原来的蜥蜴绝种了，但是它名副其实的代表——鳄鱼，仍然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类比也许跟我们的问题相差太远了，而且由于生存下来的较低级的物种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今天已经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种类的真正祖先，所以这个类比也不够充分。一般的规律是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已经消失了，只有通过推想才能为我们所认识。另一方面，在精神的王国中，原始的东西与在它基础上产生的改变了的东西是并存的，这是极其普通的，因此没有必要再举例加以论证。这种情况的出现通常是由于在发展中出现了分叉，即在数量意义上的一部分态度或本能冲动保持不变，而另一部分却向前发展了。

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精神区域中的保存问题。这个问题几乎还没有研究过，但是它很吸引人，也很重要。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尽管这里的理由不很充分。由于纠正了错误，不再认为我们所熟悉的遗忘是记忆痕迹的破坏，即记忆痕迹的消亡，我们倾向于采纳相反的观点，即在精神生活中，一旦形成了的东西就不会再消失了。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被保存了下来，并在适当的时候，例如当回复倒退到足够的程度时，它还会出现。从另一个角度打个比方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以“永恒的城市”的历史为例。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最古老的罗马是四方城，它是位于巴勒登山丘上用栅栏围起来的居住点。接下来的是七山城阶段，这是由在不同丘陵上的居住点组成的联盟。再往后是用塞维路城墙围起来的城市，继它之后，经过共和国与恺撒的早期阶段的变动，形成了由奥瑞里安皇帝用他的城墙围起来的城市。我们不再追溯这个城市所经历的变化了。但是，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有一个历史和地形知识渊博的人来到这里，他还能找到多少早期阶段的遗迹呢？除了一些缺口，他会看到奥瑞里安城墙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某些地方，他可以看到挖掘出土的塞维路城墙。如果他所知道的比考古学所了解得更多，他大概能够从城市的构图中发现这个城市的所有部分以及四方城的布局。至于这个地区原来的建筑物，他找不到了，也许只有很少的废墟，因为它们都不存在了。有关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最丰富的知识不过是使他能够指出那个时期的庙宇和公共建筑的遗址。这些地方现在已成为废墟，不是共和国时期的建筑物的废墟，而是火灾和破坏之后重新建造的那些建筑物的废墟。几乎没有必要指出，所有这些古罗马的遗迹都与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大都市混杂在一起了。当然，古代的遗物不再埋在这个城市的土壤中或是现代建筑物之下。这就是过去的东西保存在历史遗迹中的方式。

现在，让我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假设罗马不是人的居住地，而是具有同样长时间的、同样丰富内容的经历的心理实体。在这一实体中，一经产生的事物就不会消亡，所有发展的早期阶段与晚期阶段并存。这就是说一直到被哥特人围攻时，罗马恺撒和塞弗尤斯宫殿，仍然像原来一样宏伟地屹立在巴勒登山丘上，圣安吉罗堡的城垛上仍然有着美丽的塑像为城市增色。但是，不仅如此，在卡法累利宫的所在地之上，还屹立着朱庇特·卡彼托尔神庙，卡法累利宫则不必被迁移，而且这个神庙不仅保持当时的那种形态，就像罗马帝国所见到的那样，而且还具有它最早的形态，即仍然体现着伊特剌斯坎人的风格，仍然用玻璃砖的檐口式装饰。在现在圆形大剧场的地方，我们可以同时赞美尼禄时代消失的金门。在万神祠广场上，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今天的万神祠，即由哈德良传给我们的万神祠，还可以找到拉格瑞帕人所建的最初的大厦。在同一块土地上，矗立着圣母玛利亚教堂和建筑在它对面的古老的米涅瓦神庙。观察者大概只需要改变他的视线或位置就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

很显然，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展开我们的想象了，因为这可能导致不可想象的甚至是荒诞的事物。如果要在空间上表现历史顺序，只能通过在空间上进行并列的方式，因为在同一个空间内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物体。我们上面的类比好像是个无聊的游戏，它只有一个理由：它向我们表明通过形象的描述，我们距离掌握精神生活的特性还有多远。

1　选自《嗅，自然的微粒》。——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