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一个阶级，而是主要依附于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它既可以为劳动人民做好事，也可以助纣为虐而做坏事。在封建社会内，知识分子所起作用的优劣，往往是由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农民群众的起义和劳动操作所产生的成果，就是由知识分子中的文史学家所记载下来的。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绩，也就要烟消云灭了。所以在叙述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之前，不可不先叙说一下汉朝的儒生、士大夫，即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由汉到魏晋学术思想的演变

如上章所述，汉朝的建立，自汉高祖刘邦到文景之世，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民给财足，社会经济初步达到繁荣。及至汉武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汉王朝的政权，提倡崇儒尊孔。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崇尚六经”的主张，不久就得到实行。董仲舒这个人虽然是依附于统治者，对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延续我国封建社会，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也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他。他也曾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指出在封建专制下，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走向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提出轻赋薄役的主张，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压榨，有一定好处。

据近人章炳麟《訄书·学度》和黄侃《论学杂著·汉唐玄学论》记述：汉代学术思想凡有五变：第一是董仲舒提倡公羊今文学家之言和迷信的谶纬之说，把孔子尊称为教主，已失去了孔子的真旨。第二是扬雄著《法言》，效法《论语》，写得很平易近人，反对谶纬之学和巫史之书，并且说人生处世，颜渊的箪瓢陋巷、安贫乐道，要比齐国的相国庆封用玉杯饮美酒享乐要高明得多了。第三是到了东汉，王充反对董仲舒的“天人相应”的学说。他说：天哪有耳朵，哪能听见人间的事情呢？他所著的《论衡》用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来驳斥董仲舒的唯心学说。但是他能破而不能立——没有提出积极的主张，仍存有宿命论的思想。第四是后汉的桓谭著《新论》，驳斥汉光武中兴是由天命注定的谶纬之学。他用“臣不读谶”来回答光武帝，倔强地表现了自己的主张。第五是到东汉的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社会上生活极为浮奢，统治阶级生前厚自奉养，死后还要修建豪华的坟墓，厚葬之风盛行。因之，王符著《潜夫论》，仲长统著《昌言》，痛斥当时的弊政，揭露当时社会上王公贵族腐朽贪婪。自此以后，到三国时期，则有姚信著的《士纬》，阮武著的《正论》等书，其书多已散佚，仅见于唐代马总著的《意林》片断地引用其语句，尚可以窥见当时社会思想方面的一点面貌。

自从汉末魏晋以来，曹操、司马懿之流，为了夺取皇权和地位，就尊崇儒教，拿孔夫子作为护身符。他们实际根本不信奉儒教，只是口头上来说教，也不准备实行之，不过拿此作为欺世惑人，操纵生杀予夺之权的工具。当时称为“竹林七贤”的西晋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号称“八达”的谢鲲等诸位名士，看到魏晋以来的当权者，打着孔孟之道的旗号，而行其不可告人的勾当，就佯狂垢污，饮酒服食五石散，追求神仙，崇法老庄；或者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放浪于形骸之外，说“礼教非为我而设”，甚至“非尧舜而薄汤武”。后来的人认为他们“清谈误国”，可是误国者非清谈之辈，而是魏晋时代的当权者所遗留下的余毒。[1]

东汉之世，除了依附于权贵想攀龙附凤者之外，一般知识分子都有反抗统治者的意识和淡泊名志的思想。譬如汉光武帝的旧友严子陵，光武以布衣之交、待以故旧之谊，派人向他请教，他要言不烦地答复了来使。使臣还要求教，他就说：“买菜乎？求益也。”又如南阳处士樊英，汉顺帝征聘他出来做官，他不肯做。顺帝就对他说：“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樊英坚决地回答说，生杀贵贱之权，由我自己来决定，“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至于这些儒生处士们处世的道理和待人接物的态度，像扶风人法真，好学而无常家，通内外图典，号称“关西大儒”，从学者有陈留范丹等数百人。他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他出来做官，他坚决地回答说：“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2]

这时的韬晦之士，有汝南周燮、南阳冯良等人，学行纯笃，隐居不仕，力辞皇帝的征辟，甘愿老死于牗下。其例甚多，难以一一列举。

由于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形成了东汉节义和敦厚的风俗。他们还把这种风气，造成社会上的舆论，即所谓清议，来维持风纪，以流传于后世。这是在历史上存在着的客观事实。迄于宋、元、明，热爱祖国的人士，有骨气的学者，提倡清议，培养成风气，也就是因此而起的。

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的政治情况是：宦官专政，外戚权臣擅权，政治极端腐化。开始是外戚权臣勾结宦官，取得政权；继之外戚要排除宦官，却被“手握玉爵，口衔天宪”的宦官挟着帝室的命令，诛杀了外戚梁冀等，宦官又掌握了政权，专门来陷害忠良，荼毒百姓。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度不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群众便起来造统治者的反。如泰山、琅邪一带聚集了万人，声讨统治者的罪状。此时洛阳太学的书生数千人，以刘陶为首，上疏朝廷，干预政治了。刘陶上疏陈事的目的，表面为了昭雪被权臣梁冀所屠杀的骨鲠之士李固等的冤情，实则是挽救被宦官逮捕妄加罪行的故冀州刺史朱穆和前乌桓校尉、党人领袖李膺。他们说：朱穆“摧破奸党（宦官），扫清万里；李膺正身率下，威扬朔北，实中兴之良臣，宜还本朝，挟辅王室”，“当今之忧，不在乎货，在乎民饥”。所以说是针对着当时的弊政而言的。后来刘陶虽然由顺阳长提拔为京兆尹，但终以他上疏说“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并言及激起张角农民起义的事情，宦官就“谗刘陶与贼通情，收陶下黄门北寺狱。掠按日急，陶遂闭气而死”。

接着，太学生徒党人领袖张俭等举奏宦官侯览等辜较百姓，掠夺人民的田宅，强奸民间妇女，故请诛宦官，又遭到统治者的逮捕。当时广大群众怀着无限的义愤，都同情张俭的风格和气节，张俭逃亡避难，望门投止，群众甘于为之掩护，因此连累及隐藏张俭的人，被治罪者乃至数十家之多。

党人是知识分子所结成的集团

在东汉桓灵时期，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以郭泰、贾彪、张俭等为首的太学诸生三万余人，与他们汝南颍上等地的同乡好友，推崇当时官僚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李膺、陈蕃等作为领袖，形成集团。社会上的人士，如果能为李膺所容纳接待的，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他们看到当时“主荒政谬”，宦竖当权，因而起来“激扬民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党锢列传》）。后来党人遭到统治者的迫害，大肆逮捕，加以禁锢，因而成为所谓“党锢”了。

所谓“党人”集团的成员，多半是出身于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结党的目的，是为了本身的出路，即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作为自己进身之阶；并企图使那些比较开明的进步的人士登上政治舞台，掌握政权，说出几句比较公正的话，反对旧王朝的统治，甚至有时能说“当今之忧……在乎民饥”等同情人民的话。从东汉的党人到魏晋的竹林七贤清谈之士，他们虽然“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却正是遵守礼法，蔑视当时的威权势力的气节之士。他们不是破坏旧礼教，而是极力维护两汉以来所建立的封建统治政权，那“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局势，又被这些仁人君子的心力挽救过来。[3]他们本来不反对封建帝王的政权，而是改良主义者，要使封建社会的秩序更得以延续和巩固。他们虽不能与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封建帝王的统治，直斥和揭发统治者罪行的大义行动相提并论，但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相辅而行，起了一定的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桓灵时期的大捕党人

党锢这件事情起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十二月。因为李膺、杜密被宦官逮捕的事件发生之后，就大捕部党二百余人，说他们主要的罪行是河南尹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共为部党，离讪朝廷，疑乱风俗”。次年，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外戚窦武提议，方才把党人救归田里，改为禁锢终身。他们回到田里之后，为了树立风纪，扶持正义，来打倒宦官擅权、陷害忠良的歪风邪气，于是标榜品题出哪个是正人君子，哪个是奸邪小人。在他们心目中认为是正人君子的，就推举出来作为榜样人物，砥砺名节，排除奸党，便于人民有所依归。他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其中“三君”窦武、刘淑、陈蕃，是最为推崇者。为了把同志之士组织得更为严密，就“刻石立（坛）共为部党”，共推张俭等作领袖，好进行活动。这样更遭到宦官们的怨恨。这时桓帝已死，灵帝即位，窦武遭到残害，乃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至六七百人……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家庭中的亲属）”[4]，弄得人人恐惧，惨不可言。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农民军起来了。宦官中常侍吕彊给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由于这句话，皇帝也害怕了，连忙“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5]。范晔在《党锢传》中接着还说道：“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下面再谈），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在这个期间有至死不屈的李固、李膺，有慷慨就义的青年烈士范滂，有奔走国事不辞劳瘁的张俭，有洁身自守、不同流合污的夏馥。他们作出了许多悲壮义愤、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值得称道的。

月旦评

从上边悲壮的事迹里面，我们要指出的，就是怎样衡量人物和怎样推崇和批评人物。作为标榜指标的叫作“月旦评”。这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在经济上有优越的条件，在意识形态上有高度鉴别的能力，才能出现的，同时是存在着有地主阶级意识的偏见的。这种评论人物的起始，据《后汉书·许劭传》说：“劭好人伦，多所赏识……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又许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遂有“二龙乡、月旦里”之称。[6]至于评论人物的标准，如“陈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许）劭独不往。或问其故，劭曰：“太丘（陈寔）道广，广则难周；仲举（陈蕃）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7]这种批评人物，衡量和揭发一个人物的好坏，好的可以叫人有所鉴戒，这不是读书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发明，而是由于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好哪个劣，或哪个稍好哪个稍劣，劳动人民一看就察觉出来，甚至把当时的情况编成顺口溜，如实地反映出来。例如一般的人士一旦有钱有势，就要与结发之妻离婚，重娶一个新的夫人，当时的人民就讥笑他们“贵易交，富易妻”，说得何等痛快呀！又如看见地主阶级暴发户的蛮横，就说：“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如上面所说的刘陶做了顺阳长，甚得民心。他以病去职，当时流行的童谣就说：“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8]又如董卓的罪恶昭彰，当时的人民就切齿痛恨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9]果然不久，董卓就遭到燃脐之辱了。

东汉的读书人士对老百姓的“一字之褒甚于衮冕；一字之贬甚于斧钺”的口头创作，继承并发挥之。他们随时随地编出有褒有贬地批评和衡量当时的人物的口语箴言，指出为人做事的标准。

例如，汉桓帝还没有当上皇帝前做蠡吾侯时的老师甘陵周福，本来没有什么学问。既至桓帝登上帝位，就让周福做了尚书，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未见擢用，因之当时的士大夫编歌谣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用以讥笑周福的因人得势。又如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二郡的人士编歌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10]

那时的读书人士编造的歌谣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赞美人的品节的，如党中成员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当时人士称道他们为“贾氏三虎，伟节（彪字）最怒”。又如颍川荀淑有子八人，都有才能，时人谓之“八龙”，而以荀爽最为好学，颍川的人士就称道说：“荀氏八龙，慈明（爽字）无双。”太学诸生对于李膺（字元李）、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最为佩服，学中的人士就互相传说：“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后汉时戴遵家（字子高）富好给施，尚侠气，当时人就称赞：“关东大侠戴子高。”还有三国时马良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人士编歌谣说：“马氏五常，白眉（马良有白眉）最良。”

（2）称道人的学问的，如称道周举（字宣光）的博学洽闻，就说“五经纵横周宣光”；杨政（字子行）善讲经书，就说“说经铿铿杨子行”；戴凭（曾任侍中）说经能解答难题，就说“解经不穷戴侍中”；许慎（字叔重）博学经籍，是文字学的大师，就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井丹（字大春）通五经，善谈论，京师人赞扬“五经纷论井大春”。

（3）讥讽时弊的，如后汉光禄勋是专为提拔人才举茂才四行的官署，当时权势富贵子弟多以人事（走后门）得举，而贫约守志者反以穷退见遗，京师人士就编歌谣说：“欲得不能，光禄茂才。”当时人士看见政府中选举的不公平，崇尚儒家读经书的只是为了做官，就说：“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东汉气节之士，对于当时朝政深感不满，虞诩就说：“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11]又《后汉书·赵壹传》说：“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道出了文人对统治者不满的慷慨悲愤的思想情感。

从上面所引的三类谚语和歌谣来看，赞美和批评人物，非常准确，指斥当时的弊政极中要害，颇得当时人士的同情。当然这些究竟是从中小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反映那些不得意的文人心情，而不是劳动大众朴素的口语。

党人的遭遇

地主阶级的文人学士为什么要拿民间歌谣谚语的形式“月旦评”作为宣传的工具来衡量人物呢？这是为了要树立一种风纪，造成维护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利益的舆论，使地主阶级的人们好有一个标准和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清议”。明末学者顾炎武谈到古今历史时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12]这种清议，或则可以叫作乡评。在封建社会初期，使得那些新兴的地主阶级造成本阶级的声望而江山世袭，影响所及，遂形成了魏晋六朝门阀之风。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也有左中右之分，有进步的，也有顽固的。进步人士和开明的士大夫，他们直斥腐败朝政，不畏强暴，与恶势力作斗争，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当时被推崇的党人领袖、人人相望风采的李固，他为了领导群伦，以身作则，而且与同志们互相勉励，作出了示范，成为榜样。他给黄琼的信上说：“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英），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宏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13]李固终于牺牲性命，重蹈了他自己总结的经验的覆辙。他的战友杜乔也同时被梁冀杀害，故当时合称为“李杜”。他们的故友义士杨匡闻之号泣，星夜行到洛阳，乃着故赤帻，托为夏门亭长，守卫尸丧。李固的弟子郭亮“年始成童”，他不怕权贵的势力，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到李固的尸首跟前痛哭，遂守丧不去，为“夏门亭长”所呵责。其实夏门亭长，就是义士杨匡。郭亮对杨匡说：“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假扮作亭长的杨匡叹息说：“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局，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适宜于视听，口不可以妄言也！”他们遗留下来的节烈的风气，昭人耳目。不久，党人中的头目李膺得罪了宦官，下了诏狱，为宦官所陷害。事前他的战友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于是写信劝告他说：“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14]可是他不愿意“与时抑扬”，而终于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当时的青年志士范滂，也不顾身家，以身殉国。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范滂传》说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送范滂到法场上，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行路（之人）闻之莫不（为之）流涕”。[15]范晔写得何等悲壮淋漓，起人尊敬。宋代的文学家苏轼，幼时读《范滂传》，他的母亲问他读什么书？他回答说：儿读的是《范滂传》，我想学范滂的为人。他母亲激昂地说：“儿欲为滂，吾独不能为滂母乎！”这是人所周知的慷慨悲歌的事情，故不惮烦地写在这里。至于党人中的铮铮之士，如郭泰、黄宪、张俭、贾彪等，奔走国是，奖拔士人来砥砺名节，所谓“叔度（黄宪）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16]。民归其义，士怀其德，遂形成为东汉敦朴的学风。上者是以抗节不屈，炳耀于世，其次者也能甘守贫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例如，申屠蟠，他看见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而他认为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独任，“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17]党人陈留夏馥，经过党锢之狱，范滂、张俭等俱被陷害，他不愿意像张俭那样望门投止，“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乃自剪须河南变形，入（河南）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矿）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党禁未解而卒”[18]。

汉末的人士，大都是鉴于豺狼当道，诛除贤良，稍有不慎，则就要遭到不测之祸，于是甘于恬退，隐居读书，优游于田园，或匿迹灭形，逃避现实，即所谓“闲居可以养志，读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就像延笃与李膺的信上说的

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19]

又如为时稍早的朝歌人向长说：“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20]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稍遇到挫折就要悲观颓丧，逃避现实，只有不与恶势力合作的消极一面，而没有积极抵抗的办法。

有识之士对于当时形势的观察

在汉末大乱当中，必定有出来扶颓救厄，安定时局，恢复生产，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杰出人才的。仲长统在汉献帝时曾参与过汉丞相曹操的军事活动，每与曹操谈论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又如李膺的儿子李瓒，当曹操还没有显达的时候，“瓒异其才，谓其子宣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袁本初（绍）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执法不阿的桥玄，也对曹操说过：“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还有善于评论人物，好作月旦评的许劭，他尝评论曹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21]

对于曹操的评价，应当一分为二地看。鲁迅先生说过：“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虽然“赋性通侻”，但是又信奉礼教，以不孝之罪杀了孔融。鲁迅先生指出：“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22]他假借着黄巾农民军青州兵的实力，剪除了当时袁绍等割据的群雄，统一了华北、中原地带，恢复了生产，对于当时的社会是有所贡献的。同时他内用兵家的韬略，外以儒家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的思想，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其称帝称王的权威和势力。当他起兵之始，爱才若渴，礼贤下士，及其取得政权之后，首先把他的政敌孔融“以（孔）夫子之道，加诸夫子之身”，说孔融为非孝，而置之于死地。为他参赞出谋划策的帷幕之士荀彧，因为不赞成他“加九锡”，便用药把他毒死。就是他素所称赞的幕僚，极有文采的杨修，也因事被诛。著名的学者崔琰，因为“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而赐之以死罪（《赐死崔琰令》）。 [23]真是草菅人命，如同儿戏。他还用阴谋诡计、欺骗的手段，夺取政权于孤儿寡妇之手。不久司马懿、司马师等也依法炮制，篡夺了曹魏的政权。对司马懿评说得最痛快的，无过于唐马总所著的《通历》卷四所说：

宣帝（司马懿）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忽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鞫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

这种倾轧的做法，不但司马懿如此，曹操也不能例外。陈寿著《三国志·魏书》上不敢明显斥曹操，因为骂曹操就等于骂司马懿了。这样就给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篡政夺权开了先例，有所借口，在社会上造成歪风和恶俗，遗留下来极不好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怯懦性

当时还有些无耻的文人，为了攀龙附凤，惯于为虎作伥，作了统治者的帮凶，甚至不惜背师卖友。像孔融的门客路粹，用假造的证据来陷害孔融，所谓乘人之危 [24]，“落井而下石者，所在皆是也”[25]。

总之，知识分子本来就有其动摇性和怯懦性，虽然有足够的知识和政治的敏感，在运动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打不了几个回合，偶然遇到挫折，就畏缩不前，知难而退，败下阵来了。要推翻封建统治的政权，推动社会前进，最根本最主要的，则只有靠着农民群众了。但是光谈农民起义，避而不谈东汉的“清议”和“月旦评”这客观存在的事实，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所起的推动作用，就好比两条腿走路而失去了一条腿，是说不过去的。

有汉一代的农民起义

封建统治者高高地骑在人民的头上，所谓“贵有常家，尊在一人”。他们“视民如雠仇，税之如豺虎”，“强者规田以千数”，“富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一遇到政治上的变动，统治者就征调农民和大量的刑徒充当劳役，充当炮灰。其兵荒马乱的时候，农民不得耕种，荒芜了田地，斗米何止万钱，只有地主富人能吃饱饭，农民们只能吃糠秕，甚至于跑到深山野泽“掘凫茨而食”。所以在封建社会的初期，秦朝的末年，农民领袖陈胜（涉）、吴广“篝火狐鸣”，揭竿而起，在封建社会内首先发动了第一次农民大革命，反抗封建帝王将相的统治，为农民力耕争得暂时的条件，所以“汉兴六七十年间，国富民足”，有所谓“文景之治”的景象。

到了汉武帝末年，由于苛征暴敛，征调频急，激起了农民的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虏］乡里者不可胜数”。汉朝政府绣衣使者，持节虎符发兵兴击，并作《沈命法》：“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但是“盗贼浸多”，更不能制止。自元、成后，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还套上以礼教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精神上的枷锁。当时修建宫殿陵寝，开采盐铁等项大工役，调动了大批人力，加以惨无人道的虐待，所以从成帝阳朔（公元前24年）以来，农民起义自称将军者，无岁无之，被征调充劳役的刑徒也参加了反抗压迫的斗争。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自称将军，率一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经历九郡，久之乃定。到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山阳铁官徒二百二十八人与尉氏农民樊并等起兵，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随和，而无逃匿之意。[26]这次起义为汝南太守严訢镇压下去。接着哀、平之际，外戚权臣王氏当政，侵刻小民，妄杀无辜，山东琅邪山女英雄吕母为儿子报仇，厚遇群众，招集了少年儿郎，革命志士，从事部署，起兵于海曲，即山东的日照县。吕母虽然不幸牺牲，但当时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将起义的地点起名叫作吕母崮。王莽篡汉后，建立新朝，妄图复古，以“苛暴立威”，来压制人民，于是群众竞相揭起讨莽的旗帜。山东莒县农民军领袖樊崇，继承了女英雄吕母的雄心壮志，起兵莒县。初起兵时，樊崇的队伍都穿着农民的衣服，服装还不整齐，恐怕与王莽的军队相乱，于是用珠红色画了眉毛，以壮声威，号赤眉军。他们由山东打到河南的汝南陈留，直行入关，声势大振，并立刘盆子为帝，来发号施令。湖北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与马武、成丹等起兵于湖北当阳县的绿林山中，号绿林军，平林兵、新市兵，总称下江兵，从湖北发展到南阳。此外还有铜马、大彤、高湖、铁胫、大抢等起义军，多得不可胜数。其中赤眉军与下江军是当时全国农民起义的主力。汉光武帝刘秀借着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东汉王朝。

刘秀是乘机利用谶纬迷信的荒谬学说，以“刘氏当兴”作为号召，又借着新市、平林、铜马等农民军的势力，起兵进入河北渔阳，转战洛阳，卒建帝位，故有“铜马帝”的称呼。[27]光武帝刘秀即帝位之后，虽然采取了清查田亩、释放奴婢等措施，其目的是保他的帝业“万世罔替”和维护封建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对于农民群众谈不上有什么让步。他的措施不够彻底，也不可能彻底，因之终光武时期，“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28]。农民群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纵然有时稍为安静一些，也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所说的“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也不过是较短时间的现象而已。

东汉建立，自从光武末年到安帝初年（公元55年—107年），不过五十多年时间，由于宦官外戚的争权夺利，人民处于严重的朘削之下，不断掀起农民和少数兄弟民族的暴动。范晔说：“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29]在顺帝初年（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当时叫“海贼”的农民领袖张伯路，据滨海九郡。“顺帝末，扬、徐盗贼（农民）群起，磐牙连岁”。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称黄帝。历阳华孟称黑帝，起兵于历阳、九江等地，为九江都尉滕抚所平定。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河溢，漂害人庶数十万户……冀州盗贼尤多”；长沙和益阳的武陵蛮族也集合二万余人起兵响应，攻打江陵，为督扬州诸郡军事的冯绲镇压下去 。[30]这次农民和少数兄弟民族起义的区域广阔，我认为必有手工业者、刑徒参加，可惜记载缺乏，无从考稽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遂成为农民黄巾军大起义的序幕。

汉桓帝时，政治腐败，认宦官为父母，以卖官鬻爵为儿戏。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终于爆发了臣鹿张角联合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人民举兵征讨腐朽的汉家王朝的黄巾军大起义。同时，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后来，张修、张鲁以五斗米道组织在汉中郡起义。他们虽然仅延到这年的十一月，就被汉朝的左中郎将皇甫嵩等战败，但是，像张角在臣鹿创立太平道时，自称“大贤良师”，反对孔孟，奉事黄老，蓄养教化弟子，疗人疾病，应时而愈，百姓神而信之。据记载，他“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青、徐、幽、冀等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财产，流移奔走，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民，为民所归”。张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一时俱起，皆着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31]。这说明了张角所领导的黄巾军的基础是雄厚的，组织能力是很强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能够深入民间，与贫苦大众结合在一起，是拯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子弟兵。由于汉代农民所穿的衣服是皂色；撑船的船夫戴的是黄色的帽子，故船夫叫作黄头郎。因之，张角领导的农民军就以黄巾作为标志，叫作黄巾军。

东汉光武帝，制造谶纬之说来迷惑人民以巩固其封建王朝的统治，因之阐述祥瑞迷信之风，到处皆是。有统治者为了愚弄人民的“立道设教”，也有农民朴素的宗教信仰。在汉代一般都市和乡村里面，群众为了富贵，人马平安，祈求避凶从吉的风气是很广泛的。当时的农民建筑房屋，甚至于盖个牛棚，所用的砖瓦都刻上吉祥的文字。如清代陈介祺所辑录砖瓦陶片上，就有“大吉羊（祥）”“大富贵”“日利万千”等样的吉祥语言。在清代张廷济所藏的砖瓦拓片上，有“甲子大吉”上下排列、一正一反的文字，表示岁在甲子，是来年要过的好日子。又因为汉朝到桓灵的末年，政治腐败，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故坐观天象，觉得天气还有时改变，这样残酷无道的皇帝也早就该死，应当改朝换代了。最近在安徽亳县发现的汉代字砖上就刻有“五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冤（我）人不知也但搏汝属仓天乃死”的语句。

汉甲子大吉砖刻

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拯救的情况下，黄巾军起义及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是应时当令的，于是很快地传遍了青、徐、幽、冀等八州的地方，人民群众起来展开了英勇抗击汉朝暴政的战争。

与此同时，黄巾军的领袖张角到青州，团结了开明的知识分子，保护了汉朝大儒郑玄的乡里。当时就称郑玄的乡里为“郑公乡”。

在农民军十余年的酝酿准备期间，张角为人民维持生计，照顾疾病，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贫苦农民一肚皮的苦水，只有向农民军去吐诉，才得到安慰和救济。农民军所到之处成了劳苦大众安身之所。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是很久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是汉朝统治者残酷虐待人民之时，劳苦大众只有在张角的领导和庇护下，才过着拯疾救贫、比较安定的日子。

我对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朴素思想有以下五点体会：

（1）自从我国建立了封建社会，由帝王将相统治人民以来，最高的是帝王天子之尊，要统治万世。到了汉代，用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法则维护封建王朝，因之有不可侵犯的“贵有常家，尊在一人”的说法。陈胜、吴广起兵于畎亩之中，因此他慷慨地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32]他反对六国诸侯死灰复燃，反对儒家在当时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复古不合时宜的谬论，并对孔子的八世孙孔鲋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吾自举，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之乎？”[33]这就破除了“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荒谬思想。

（2）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军，素来是“奉事黄老”，反对儒家以礼教诳人的。据记载，他是“以妖术教授”，即所谓用神道来设教，号太平道。《后汉书·襄楷传》说：“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后来流传的《太平经》，本来是东汉的儒士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论著，其中也夹杂了一些朴素的农民思想。自汉以后，到宋元的“吃菜事魔”和元明时代的白莲教和摩尼教，都有经卷，叫作宝卷，可以说是由汉代的《太平经》沿袭下来的。张角所领导的黄巾军也利用汉代方士和五行相克、五德终始的思想。例如，汉顺帝时农民领袖马勉称黄帝，华孟称黑帝，打乱了五德相终始的谬论。黄巾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反对封建统治的旗帜何等鲜明呀！

（3）封建王朝有帝王将相各级官吏的层层统治。他们除了法令，还制定了许多繁文缛节的礼仪名教来桎梏人民。而赤眉军樊崇起义之始，乃与群众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领导与群众之间并没有像汉家王朝的界限那样严苛。他们是以人民的身份享有平等待遇，虽然用了汉家王朝习惯上的称呼，而其含义与性质确实是不同的。如“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泛相称曰臣人”[34]。古代“臣”字是彼此相呼的通称。黄巾军的领袖以教长自居，“自称大贤良师”；在汉中的张鲁“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35]。农民群众并不是各自为长，互称将军，不要领袖，而是凡起义运动总需要一个带头人作领导，要有较好的领袖。史籍记载所说的赤眉军入关的时候，各自称将军，后来立了刘盆子为帝，“移书数（王）莽罪恶，称说汉家历数，天下始知所宗”[36]，则纯属诬枉农民军的词句。

（4）在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极力吞并剥削，富者整天膏粱珍馐，贫者几乎一饭也不得饱的情况下，社会呈现出贫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而农民军素来反对恃强凌弱，分配不均，主张在生活资料和政治权利上待遇必须平等，如《太平经》卷一四八等卷曾经提出了“各令平均”“尊卑大小皆如一”的平均主义思想 。[37]由于时间和条件关系，当时虽然没有提出均田分地的主张，可是已经提出争取人身生活的权利和待遇了。

（5）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尤其是从礼教名分方面对下抑制，弄得劳苦大众有苦没处诉，有理没处讲，真是如清代考据学家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38]颠连困苦、走投无路的劳苦大众，只有向农民军领袖——贫苦农民的亲人，才能够诉说两句知心的话。农民军平抑了民愤，因之使天下之人，人心悦服，“襁负归之”。汉中的张鲁起义，凡是参加的成员都要缴纳五斗米作为成员的保证，因之叫作“五斗米道”。他的理事的“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悬）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39]行旅之人，尚且如此，则当地的人民生活安定的情况更为可知。可以说，黄巾军起义前赴后继达十余年之久，起义军占领区域内的农民生活是相当安定的。贫苦人民有了疾病，在其他乡间无医药可以医治，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口，而农民军为之医疗疾病，这对于贫苦农民是莫大的幸福。当汉朝桓灵二帝及朝廷大臣各级官吏贪污腐化、蹂躏人民之日，正是黄巾农民军起义的区域内农民翻身吐气、同享太平之时。

总之，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是不可战胜的；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当社会矛盾尚未发展到尖锐化之时，劳动大众携手并进，提高了生产，增加了社会上的财富，并推动了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旦社会矛盾尖锐化了，被统治阶级受压迫最厉害，一向称为最驯服的女子也会撕破“三从四德”，起来与统治者斗争。劳动大众，尤其是手里拿着镐的农民和手里持着矩的手工业者，终日辛辛苦苦，伏首在畎亩或工棚里从事劳动，可是当阶级压迫最严重的时候，也会变成为敢于反抗斗争的最勇敢的人物，出现无数的英雄和战士，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的王朝。因之，在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时期，统治者如果能接受农民革命给他们的教训，即所谓“水能行舟，亦能覆舟”，时局就能暂时地稳定，社会生活和经济就会得到发展。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还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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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鲁迅全集》第三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后汉书·左雄传》。

[2]. 《后汉书·法真传》。

[3].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

[4]. 《后汉书·党锢列传》。

[5]. 同上。

[6]. 《后汉书·许邵传》。

[7]. 同上。

[8]. 《后汉书·刘陶传》。

[9]. ［清］杜文澜:《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版。

[10]. 《后汉书·党锢列传》。

[11]. 《古谣谚》。

[12].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

[13]. 《后汉书·黄琼传》。

[14]. 《后汉书·李膺传》。

[15]. 《后汉书·范滂传》。

[16]. 《后汉书·黄宪传》。

[17]. 《后汉书·申屠蟠传》。

[18]. 《后汉书·夏馥传》。

[19]. 《后汉书·延笃传》。

[20]. 《后汉书·向长传》。

[21]. 《后汉书》（卷四十九、卷六十七、卷五十一、卷六十八）。

[2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3]. 《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24]. 《后汉书·路粹传》。

[25]. ［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柳宗元墓志铭》。

[26]. 《汉书·成帝纪》。

[27].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引《阃外春秋》。

[28].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9]. 《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

[30]. 同上。

[31]. 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宋］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黄巾之乱》。又据张廷济所藏的汉砖中有“甲子大吉”的砖文。最近安徽亳县出土曹氏墓砖有“苍天乃死”的砖文。

[32]. 《史记·陈涉世家》。

[33]. 转引自李长路、焦树安：《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反孔斗争》一文中《孔丛子》末篇的一些资料。

[34]. 《后汉书·刘盆子传》。

[35]. 《后汉书·张鲁传》。

[36]. 《资治通鉴补》卷三十八。

[37]. 转引自王静如、史树青：谈《有关农民战争文物》中所引用的《太平经》原文，《文物》1960年第7期。

[38].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39]. 《后汉书·张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