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竞争与生存
二、劳烦的工作
三、奋斗的意义
四、悠闲的生活
一、竞争与生存
如果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或是一个英国商人：“妨碍你的生活快乐最大的是什么？”他会这么回答：“为生存而奋争。”他这话是由衷之言，他相信确是这样。
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从另一层意义上来看，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为生存而奋争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如果我们遭遇不幸，我们就得去为生存而奋争。
例如，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小说家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人公福尔克就是如此。在一艘被人遗弃的船上，水手中只有两个人有武器，他就是其中之一，这时除了其他水手以外，已别无他物可充饥了。当这俩人吃完了原先一起分享的最后一点食物后，一场真正的生存奋争开始了。福尔克赢了，但此后他成了素食者。这并不是商人说的“为生存而奋争”的含义。商人运用这一意义不确切的词语，只是为了夸大那些实际上是无甚价值的事件的重要性。
试问，在他这一生活阶层的人当中，又有几个是死于饥饿的；再试问一下，在他的朋友破产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知道一个破了产的商人在物质享受方面，比起一个从来还没富裕到可能破产的人来，条件要好得多。因此，人们平常说的为生存而奋争，实际上是追求成功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感到恐惧的并不是第二天早晨能不能吃到早饭，而是他们将不能胜过自己的邻居。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人们似乎很少意识到，他们并未处于一个无法摆脱的机械装置的支配下，而是在一架踏车上，他们之所以依然处于原来的位置，只是因为他们没注意到是踏车未能把他们送到更高一些的地方上去。
当然，我是指那些获得成功的大商人，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只要他们愿意，完全可以赖以生活下去。但是，在他们眼中这样做似乎是可耻的，犹如面对敌人临阵脱逃。假如问起他们的劳动是为了何种公共事业时，他们会茫然不知如何回答。
试想一下这种人的生活吧。我们假定：他有舒适的住房、美丽的妻子，还有可爱的儿女。清早，在妻儿们还在酣睡时，他已早早起身赶到办公室去了。在那里，他的职责是展示一个大经理的风度才干：他下颚紧绷，说话干脆果断，目的是要给每个人都留下一副精明强干、谨慎持重的印象。他口授信函，和各色要人通话联系，研究市场行情，然后和那一位正在或打算与他交易的人共进午餐。同样的事情整个下午又继续进行。然后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换好衣装去赴宴。
餐桌上，他和另一些疲劳不堪的男子们还得在女宾面前装作快活高兴的样子，而这些女宾还无从感受过如此的疲倦呢。难以预计要过几个小时，这个可怜的人才能逃脱这种场面。直到终了，他才进入梦乡，在这几个小时里他绷紧的神经才得以松弛一下。
这种人在劳动生活里，心理犹如百米赛跑。但是他参加的是这样一种赛跑，其唯一的目的地就是坟墓。那种对百米赛跑来说很合适的全神贯注，在这里最终就发展到了极端。
他对自己的儿女有什么了解呢？平时他每天都在办公室里，星期天则是在高尔夫球场度过。他对自己的妻子了解吗？他早上离开她时，她还在梦乡。整个晚上，他和妻子出席社交活动，这种场合里是不可能进行亲密交谈的。他在男人中或许没有一个真正可靠的朋友，尽管他另有一些所谓朋友，但他对他们的亲热是装出来的。在春天和收获季节，他只有在它们对市场带来影响时才有所感觉。他或许游历过几个国家，可是眼神里却显得满是倦怠。书籍对他来说毫无用处，音乐更是故弄玄虚。
一年又一年，他变得越来越孤独，他的精神越加专注到生意和事业上，除此之外的生活变得更加枯燥无味。
我在欧洲看见过一个这种类型的美国人，年龄已过中年，在和他的妻子、女儿们一起旅行。显然，是她们劝这个可怜的家伙该度个假了，该让女儿们有个机会来看看旧世界欧洲。母亲和女儿们兴奋地围着他，向他指点每一件使她们感到新奇有趣的事物景象。这位一家之长呢，则是极端疲倦、极端厌烦，此时此刻他还在担心办公室里的业务进展如何，或是棒球场上的比赛情况。他的一家人最后都对他失去了希望，认为男人们全是菲利斯人。她们从未想过：他是她们贪心的牺牲品。而且真的，在一个欧洲旁观者眼中，他实在同殉夫自焚的寡妇一般。或许十有八九，这个寡妇是个自愿的牺牲者，为了贞洁、名誉和教规戒令，准备去自焚献身的。
商人的宗教和荣誉感要求他去挣更多的钱。因此，像印度的寡妇一样，他是愉快地去接受这种痛苦的折磨的。如果这个美国商人要想使自己变得幸福些的话，首先他得改变自己的宗教。只要他不仅在追求成功，而且是完全相信一个男人的职责就是追求成功，认为一个不这样去做的人就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他的生活依然这样紧张集中、令人焦躁不安，那么他就不会得到幸福。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投资吧。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会选择利润百分之八的风险投资，而不要百分之四的安全投资。结果是，货币的损失常常出现，人则一直为之担忧烦恼。
就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的是安逸快活的闲暇时光。但是典型的当代人希望得到的则是更多的金钱，以此来炫耀卖弄，并且胜过原来同自己地位一般的人。
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确定的，不断处于上下波动之中。因此，各种势利意识较之社会等级固定不变的地方更显得波动不已，尽管金钱本身还不足以使人声名显赫，但是没有金钱也是很难达到显赫声名的。此外，一个人挣钱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力水平的尺度。一个发了大财的人一定是个聪明的人，反之，没发财的人就肯定不聪明。没有人希望被人看作傻瓜。于是，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局面时，一个人便会像年轻人在考场上一样惶惶不安。
阿诺德·本涅特作品中的克莱汉格，无论他变得怎么富裕，始终担心害怕死在工厂里。我不怀疑，那些在童年时代受过贫穷、痛苦折磨的人常常为这种恐惧所困扰，担心自己的儿女遭受同样的命运，而且会产生这种想法，觉得难以积聚百万钱财来抵挡这一灾难。这种恐惧心理在创业者一代中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对那些从不知晓贫困为何物的人则可能没有什么影响。不管怎样，它们不过是问题中一个较小的、偶然的方面而已。
问题的根本在于，人们过分地把竞争的成果看作是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不否认，成功的意识更容易使人去热爱生活。比方说，一个画家在整个青年时代都是默默无闻的，那么如果他的才能得到公认之后，他多半会变得快乐幸福起来。我也不否认，在某一点上，金钱是极为有助于增进幸福的，而过了那一点，事情就不一样了。
总之，我认为，成功只能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惜以牺牲其他一切来得到它，那么这个代价就太昂贵了。
问题的根源是商界流行的那种生活哲学。说实在的，在欧洲，其他一些行业仍享有崇高声誉。在有些国家，贵族阶层依然存在。在欧洲各国的那些需要学问的职业，除了少数几个小国外，各国的军队、海军都受到尊敬。
的确，现在不管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成功中总有竞争的因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为人们所尊重的不仅仅是成功，还有优异的表现，不管其形式如何，但成功是依赖于此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可能去从事挣钱的事业，也可能不这么干。如果他去挣钱，也不会因此受到更多的尊敬。
看到一位著名的将军或是舰队司令生活清贫，没有人会觉得惊奇。的确，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贫穷还是一种荣誉呢。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在欧洲，完全为了金钱的竞争斗争仅限于某些行业圈子内，而且它们多半不是影响最大的，或最受尊敬的。
在美国，情况正相反。军队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根据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是太小了，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至于说到那些需要学问的职业，外界无人能知晓一个医生究竟懂得多少医学知识，或是一位律师是否确实精通法律，于是判断他们成就大小的简便方法就是根据他们的生活标准来看其收入多少了。说到教授，他们不过是商人雇佣的仆人，同那些古老的国家比较，他们受到的尊敬要少多了。
这一切的结果是：在美国，专家跟在商人后面亦步亦趋，而不是像在欧洲那样自成一家。因此，在整个美国富有阶级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用来削弱为了金钱成功的争斗。
美国的儿童从很小的时候起，便知道这是唯一要紧的事，如果哪一种教育里没有金钱的价值，他们才不愿去为此下功夫呢。教育曾经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欣赏和享受能力的训练，这对完全无教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18世纪，作为“绅士”的标志之一，是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鉴赏情趣。今天我们可能不同意他们的爱好，但至少这是确实存在的。
今天的富人则往往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从不读书。如果他们要建立一个艺术画廊，那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对于绘画作品的选择，他们得依靠专家们去做，他们从中得到的快乐并不是对这些作品的欣赏，而是因防止别的富人拥有这些绘画而产生的那样一种快乐。说到音乐，如果自己正巧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们或许真有点鉴赏力，否则，就像在其他艺术方面一样，他们也没有任何教养。
这一切的结果是，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打发闲暇时光。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挣钱也越来越容易，到后来，一天里五分钟所挣的钱就多得叫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花了。于是这些可怜的人因为自己的成功而无所事事。只要成功本身被当作生活目的，其结果就必然如此。
除非一个人受过教育，懂得获取成功以后如何应对它，否则，成功的获得必然会使他成为厌烦的牺牲品。
心理的竞争习惯很容易侵入本来不属于竞争的领域。我们以阅读为例。读书有两种动机：其一，是因为你欣赏它；其二，你可以因此炫耀一番。在美国，小姐们每个月读几本书成了一种风气：有的把书都看了，有的只读第一章，有的只看评论，但是他们都把这些书搁在桌子上。可是却什么名著都不看。
从来没有哪一个读书俱乐部推荐过《哈姆雷特》或者《李尔王》；从来没有哪一个月似乎有必要让人们知道但丁。因此，人们读的那些书完全是现代人写的平庸之作，从来不是名家名著。这也是竞争的影响之一，虽然并不全是坏事，因为我们提到的那些小姐，如果让她们自己去选择的话，她们读的书比那些“文学大师”向她们推荐的还要低劣糟糕，更不必说阅读什么名著了。
现代生活中对竞争的过分重视，同文明准则的普遍衰退是相关联的，这种文明的衰退在奥古斯都时代以后的罗马一定出现过。人们已显得没有能力欣赏更为志趣高尚的娱乐了。例如，谈话的艺术在18世纪的法国沙龙里已发展得臻于完善了，在40年前依然为人们所继承。这是一种极为高雅的艺术，为了某种几乎是瞬息即逝的事物，将人的最高官能发挥至极点。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谁关心这等闲事？在中国，10年前这门艺术还很繁荣兴盛，不过我看到，仅在50年或100年前，高雅的文学知识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还很普及，可是今天只有少数几个教授才通晓此道。所有高雅的娱乐都被抛弃了。
在一个春天，有几个美国学生带我到他们校园边上的树林里散步，那里开满了各种绚丽多彩的野花，可是我的向导竟没有一个能说出哪怕是其中一种花的名称。具备这样的知识有什么用呀？它又不给人增加任何收入。
问题不仅是在个人方面，而且任何一个个人在其孤立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防止其出现。问题在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生活哲学，根据这一哲学，生活是一种争夺、一种竞争，尊敬则给予竞争中的胜利者。这种观点导致了以牺牲各种感觉和才智为代价，对意志的培养的过分强调。这样，可能是本末倒置了。清教徒道德家们总是强调现代人的意志，尽管本来想强调的不过是信仰。或许清教主义时代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他们身上的意志力过度发展，而感觉和才智则横遭压抑，因而这种人把竞争哲学看作是最适合自然的哲学。
不管怎样，这些现代恐龙，就像史前恐龙一样，宁愿要权力而不要智慧。他们巨大而惊人的成功使得自己到处被人模仿，他们成了世界各地白人的典型，在今后几百年里这种情况可能日益为盛。不过，那些没有跟随此潮流的人尽可放心，因为远古的恐龙最终并没有赢得胜利，它们互相残杀，而智慧的旁观者则继承了它们的王国。
我们的“现代恐龙”正在毁灭自己。一般说来，他们每次婚姻生育子女不到两个。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清教徒祖先那里继承的过于狂热的哲学显示了与世界的不相适应。那些对生活的看法使他们如此感受不到幸福的人，没有了生儿育女的欲望——人在生物上注定要灭亡的，过不了多久他们将被更为欢乐愉快的一辈所替代。
把竞争看作是生活中的主要事情，这种观点是太冷酷、太顽固了，使人的肌肉绷得太紧，意志过于专注集中。如果将它用作人生基础的话，连一二代人都难以持续。过了这样一段时间后，它一定会引起神经疲劳、各种形式的逃避、对快乐的追求同对工作的追求一样紧张艰难（因为松弛宽懈已经不可能了），最后，因为不育症导致整个家族消亡。
不仅劳动受到竞争哲学的危害，悠闲生活也同样深受其害。那样一种闲情安逸、使人神经放松的悠闲生活，被看作是令人厌烦无趣的。接踵而至的必是连续的加速运转，其自然的结局是吸毒和崩溃。
治疗的方法在于，应该承认，在平衡的理想生活中，健全的、温和的快乐享受是必要的。
二、劳烦的工作
疲劳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较起来，有的疲劳对人的幸福的障碍要更大一些。纯粹体力上的疲劳，只要不过度，倒往往会成为幸福的原因之一。这种疲劳使人睡眠酣畅、胃口大开，倍增人们假日里玩乐游戏的劲头。不过，如果疲劳过度，就会对人带来很大危害。除去那些高度发达的地区以外，贫穷地区的农妇多因过度辛苦劳动，到30岁就已衰老了。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儿童的生长发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甚至常常因劳动过度而夭折。这类情况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中国和日本仍时有所见，也程度较低地见于美国南部各州。
体力劳动过了某一极限便是对人的残酷折磨，而且常常发展到使生活本身变得不堪忍受的程度。然而，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那些地区，由于工业生产劳动条件的改善，体力上的疲劳已经大大减轻。在今日的发达地区，问题最严重的是神经疲劳。奇怪的是，这类疲劳最常见于富裕人家，比较起实业家和脑力工作者来，雇佣劳动者身上要少见得多。
要避免现代生活中的神经疲劳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对城市劳动者来说，在整个工作时间，甚至在上下班时间里，不断受到噪音声干扰，尽管他们学会了对大部分噪声不去有意识地注意，但是噪声依然在折磨人，而且由于潜意识中竭力去避开这些噪声的紧张过敏，反而使人更为疲乏。
我们未意识到的产生疲劳的原因是，陌生者连续不断地出现。同别的动物一样，人的自然本能也习惯于对同类的每一位陌生者进行探究打量，以决定究竟用友好的还是敌视的态度与他相处。这种本能在高峰时间里乘坐地铁的人身上受到了抑制，其结果是，他们对所有陌生者，对这些非出本愿而被迫与他接触的陌生者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愤怒。
另外，急着去赶早班火车的紧张情绪会引起消化不良。因而等赶到办公室，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这位职员的神经已经紧张疲乏，对整个人类产生一种讨厌的情绪。他的雇主呢，也带着同样的情绪上班，对雇员身上的这种情绪无意消除打发。雇员出于担心被解雇的恐惧，不得已而显出恭敬的态度，但是这种不自然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剧神经的紧张。要是允许雇员们一个星期有一次机会去捏捏老板的鼻子，或是用其他方式表示对老板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紧张的神经就会得到放松。
但是从雇主的角度来说，他也有自己的困扰，这样做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雇员担心的是被解雇，雇主担心的则是破产。的确，有的雇主已经足够富裕强盛，不必再为此担忧了，但是在他们取得这样的地位之前，他们一般都得经过多年顽强激烈的奋斗。在这期间，他们得时时保持警惕关注世界各地的行情变化，不断地设法挫败对手的计谋。这一切结果是，当真正的成功到来之时，一个人的神经已经崩溃了。他已经习惯于焦虑忧愁，甚至在这种焦虑过去之后，他仍未能摆脱这一习惯。
是的，富人们也有子孙后代，但是他们多半也会给自己制造出焦虑来，而且这类焦虑同他们如果不是出身富家时可能遭受的焦虑几乎一样。他们聚众赌博，因而招致与父辈同样的不快，他们牺牲睡眠，通宵达旦寻欢作乐，弄垮了自己的身体。待他们平静下来，也已同其父辈一般，无力去享受幸福了。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选择或需要，大多数现代人过的是伤神伤筋的生活，长期以来要不是靠酒精的刺激，他们早已因为过于疲惫而丧失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了。
对这些愚笨的富人我们不想赘述，我们还是来考虑那些为了谋生而付出艰苦劳动的普通人，考虑他们身上的更为常见的疲劳问题吧。在很大程度上，这类疲劳是由忧虑产生的，但忧虑是可以通过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哲学和一定的心理修养而加以避免的。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能力。他们在面对那些自己一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的问题时，依然未能阻止去想这些问题。男人们深夜上了床，在他们本该去好好恢复体力以便对付明天的问题时，却依然在为工作上的事情担忧，他们脑子里翻来覆去，冥思苦想，而实际上此刻他们对这些问题又无能为力。他们这般思虑，并不是去找一个明天可行的方案，而是带有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而这正是失眠症伴有的思维紊乱的特点。黎明来临，但是半夜里的那种精神疯狂依然紧紧缠绕着他们，模糊了他们的判断力，使得他们脾气更为急躁，使得每一个困难障碍都令人恼怒。
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和困难，除那些必须即刻处理的以外，是可以把它们暂且搁置起来的。在对大脑的思维经过系统训练以后，既能增进人的幸福，又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因为我们只在适当的时候才去考虑某一问题，而不是不适当地、无间歇地思考。在要做出一个困难的、使人费神的决策时，应该等到有关的数据信息收集齐备，即给予最充分的考虑并做出决定，在决定做出以后，除非得到新的事实证据，勿要随便加以修正。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更使人精疲力竭、更无成效的了。
通过对引起忧虑事物的无价值的、无意义的认识，大多数的忧虑是能够加以削弱、克服的。我一生中曾经作过多次公众演说。最初，每一位听众都使我觉得恐惧，神经紧张使我讲得极不成功，我对这一折磨觉得如此害怕，甚至常常在演讲之前希望自己的腿跌断了才好，在演讲结束后，则因神经的紧张而感到精疲力竭。后来渐渐地，我教会了自己这么去想，不管我说得成功与否，都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怎样，宇宙依然在运转。后来我发现，我对自己的演讲成功与否担心越少，我说得反倒越不怎么坏，神经的紧张渐渐削弱以至于没有了。许多种神经疲劳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
我们的作为并非如我们自己想的那么重要，我们的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并没有多大关系。巨大的悲伤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生幸福永不归来的困难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退却消失，以致到后来使人难以记起这些困难以前显得多么巨大。但是，在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到个人并不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大部分。
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和希望超越于自我的人，也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找到宁静安逸之地，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人们对神经卫生的研究是开展得太少了。确实，工业心理学对疲劳作过详细的调查，统计数据证明，在连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专门从事某一活动后，人最终会感到非常疲倦——这一结果其实不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也大体可以猜出来。心理学家对疲劳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机体的疲劳方面，尽管对学校儿童的疲劳也作过部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这一重要问题。
对人来说，在现代生活中，情绪上的疲劳一直是主要的形式之一。纯粹脑力的疲劳，同纯粹机体的疲劳一样，只需通过睡眠即能得到补偿。一个人进行了大量的、不需要情绪卷入的脑力劳动以后，比如，烦琐复杂的计算等——只要在每天工作后通过睡眠即可把疲劳消除。过度劳动带来的危害远非在这一点上，而是某种形式的忧虑和焦躁。
情绪疲劳会妨害人的休息。一个人越疲倦，就越觉得难以止息这种疲倦。这种濒临神经崩溃的症状之一，就是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极端重要，似乎要是去度一天假就会使事情不可收拾。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会给任何一个认为自己工作最重要的病人开个休假的处方。那种似乎是由工作引起的神经崩溃，事实上都是由某种情绪障碍引起的，病人只是企图通过工作来摆脱这种障碍。他之所以不愿意放弃工作，是因为一旦如此，他将无以驱散解脱萦绕在他心头的不幸，无论这种不幸是怎样的。
当然，问题也可能是对破产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工作直接与忧虑联系在一起，即使这样，忧虑很可能使他长时间地扑到工作上去，以至于他的判断能力愈加低弱，破产反而会来得更早一些。不管怎样，引起神经崩溃的是情绪障碍，而不是工作。
忧虑的心理绝不是简单的。我前面已经谈到过心理修养，即在适当的时刻思考一定问题的习惯。这一习惯的重要性：第一，在于使我们花较少的时间思考而又能完成一天的工作；第二，它提供了一个治疗失眠的方法；第三，它有助于决策效率和水平的提高。但是这类方法并不能触及潜意识或无意识方面，当某一障碍相当严重时，任何方法如不能深入意识层次之下，便不能产生什么作用。
在无意识对意识的作用方面，心理学家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意识对无意识作用的研究就很少了。然而后者在精神卫生方面有极大的重要性，如果要使理性的信念作用于无意识王国，就必须认识了解这一作用。这在解决忧虑问题上尤为重要。嘴上说某一不幸万一发生的话并不怎么可怕，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只要它仍停留在意识信念里，这种自我安慰在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就不会起作用。
我个人认为，一种有意识思维，只要赋予其足够的活力和强度，是可以植入无意识思维中去的。无意识思维大多是由本来就情绪强烈的有意识思维组成的，现在则隐伏了起来。这种隐伏过程有可能是有目的地去加以实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无意识思维做许多事情。
例如，我发现，如果我要写作某一较为困难的题目，最好的办法是，在几个小时或几天里，集中全力予以认真深刻地思考。在这段时间过后，即发出指令，比方说，要求这一工作转到地下进行。过了几个月后，我有意识地回到这一题目上，便发现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在我发现这一技巧之前，我常常会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因为任务没有进展而忧虑不止，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忧虑而使问题解决得更快些，而这期间的几个月时间却浪费了。现在呢，我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其他工作了。在解决焦虑的问题上，也可以运用在许多方面与此相同的过程。
当某一不幸袭来时，我们可以严肃认真地思考一下，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在正视之后，我们就感到有确切的理由认为，它并不是极其可怕的灾难。这类理由总是存在的，因为说到底，我们个人碰到的任何事情并没有什么普遍的重要意义。当你认真地考虑了这种最坏的可能性后，怀着信心对自己说：“嗯，毕竟这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紧要。”这时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忧虑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这一过程可能要重复几次，但是到最后，如果你面对最坏的可能性都没有退缩躲避，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忧虑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振奋昂扬的情绪。
这是避免恐惧心理的更为普遍的技巧方面的一部分。忧虑是恐惧的一种形式，任何形式的恐惧都会产生疲劳。一个人学会了消除恐惧心理，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疲劳大大减弱了。当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某种危险发生时，恐惧便以其最有害的形式产生出来。
究竟恐惧的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几乎人人都有潜在的恐惧：第一个人害怕得癌症；第二个人担心经济上破产；第三个人担忧不光彩的隐私被人发现；第四个人受着怀疑心理的折磨；第五个人则在夜晚因为想到年幼时听到的地狱之火的故事可能是真的毛骨悚然。或许以上这些人用的都是一种错误的对付恐惧的技巧，无论何时恐惧进入了他们的头脑，他们都试图去想别的东西，他们用娱乐、工作或其他手段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种不敢正视现实的做法，反而加剧了各种形式的恐惧。转移自己思考对象的做法是由于鬼怪幽灵的恐怖所致，人由此转移了自己注视的目光。
对付任何一种恐惧的正确方法是：理智地、沉静地对其进行思考，思想须全神贯注，直到对它完全熟悉了解为止。最后，由于对它的熟悉而削弱了它的恐怖可怕，这整个对象就变得令人厌烦，我们的思想由此而转移开去，但不是像以前那样，由意志的作用引起，而纯粹是由于对该事物缺乏兴趣所致。
当你发现自己在对某一事物进行沉思默想时，最好的办法是用比自己平时更认真的态度进行更多的、更严肃的思考，直至最后它失去了令人可怕的吸引力。
现代道德中最为缺乏的东西之一，是对付恐惧的方法与态度。是的，人在体魄上的勇敢，尤其是在战场上的勇敢，是社会所期望于男子的，但是社会却并不期望他们具有其他方面的勇气，而对女子来说，人们则不希望她们具备任何勇气。一个勇敢的女子要是希望有男人喜欢她，还不得不把这种勇气掩盖起来。一个男子除了在身体上受到攻击时应表现出勇敢外，在其他方面如果也有这种表现，便会遭人冷眼。例如，对公众舆论的冷漠态度，便被认为是一种挑衅，公众便会尽其所能对敢于蔑视其权威的人予以惩罚。这一切同应该采取的态度恰恰相反。
男子或女子身上体现的任一形式的勇气，同士兵所具有的勇气一样，应同样被予以颂扬。年轻男子身上普遍具有的体魄方面的勇气，就证明了公众舆论可以激发人的勇气并可加以培养。
勇气越大，忧虑就越少，疲劳也就更为减弱。人们身上出现的大多数的神经疲劳，无论是意识层次还是无意识层次的，大多是由恐惧引起的。疲劳极为常见的原因之一，是对兴奋的爱好追求。
一个人如果把闲暇时间用于睡眠，他便身体健康，但是他的工作却烦闷单调，他觉得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需要寻找快活娱乐。问题在于，最容易获得的、表面看来最吸引人的娱乐活动，多半是容易使人神经疲劳的。追求兴奋的欲望，过了某一极点后，就成了或是扭曲的气质或是某种本能不满的标志。
在从前的幸福婚姻中，大多数男人并没有兴奋的需要，但是在现代世界，婚姻常常得延迟一段时间，到最后经济条件具备时，兴奋变成了一种习惯，它只能在短时间里得到某种抑制。如果舆论允许男子在21岁便结婚，而又不需承担婚姻所要求的沉重经济负担，那么许多人就绝不会去要求同他们的工作一样疲劳的娱乐活动了。然而，提倡这么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或许从林赛法官的命运便可看出来。尽管他长期从事这一光荣的职业，却因为他希望青年人不再遭受由于他们兄长的固执褊狭而招致的不幸，他因此而受到了诽谤斥责。
就单个个人而言，他不可能改变社会法律和制度，因此是很难对付那些专制的道德家们制造和长久维持的局面的。但是，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使人兴奋的娱乐并非通向幸福之路，尽管只要使人更满足的快乐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人会发现，除非通过兴奋的刺激，否则生活是难以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稳健慎重的人唯一能够做到的是约束自己，不允许自己去寻找那种有损健康、影响工作的过分而又使人疲劳的快乐。
对付年轻人烦恼的根本疗法是改变公众的道德观念。同时，年轻人也应该认识到，他最后总要走上婚姻这条道路，如果他的生活方式使得幸福婚姻成为不可能的话，那是不明智的，而神经的紧张和娱乐能力的缺乏，很容易造成这类生活方式。
神经疲劳的最严重的特征之一是，它在人和外部世界之间设立了一道屏障。它使人得到的印象模糊不清、无声无息。一个人不再去注意周围的人，除非被某些小骗术和怪癖习气所激怒。对他来说，菜肴乏味，日月无光，往往只对少数几件事物表示强烈关注，而对其他一切都漠然置之。这种状况使得人不可能得到休息，疲劳则不断增加，到后来需经医疗才能解除。这一切说到底，是对我们在前一节讨论过的与大地失去联系的一种惩罚。
但是在今天城市人口大量聚集的情况下，怎样保持与大地的联系，确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这里我们又发现自己处于重大的社会问题的边缘上，但这类问题我不准备在这里展开讨论。
三、奋斗的意义
工作应算在幸福的因素内，还是算在不幸福的因素内，或许仍是疑问。的确有许多工作是极其使人厌倦的，过度的工作又总是一件痛苦的事。然而依我看来，只要工作量不过分，那么即便最枯燥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比闲着无事要好受些。工作有各种等级，从单为解闷的到最深刻的欢乐，视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定。绝大多数人非得做的绝大多数工作，本身乏味无聊，但即使是这类工作也有一定的益处。
首先，一个人无须决定做什么，工作便可以让他消磨一天的好多时间。有许多人，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其闲暇时，他们竟然想不出什么快活的事值得一做。不管他们决定做什么，他们总感到一定有别的更快活的事情，这使他们苦恼不堪。能明慧地充实空闲时间是文明的最后产物，而目前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一程度。
其次，进行选择的本身也是很费劲的。除了有特别主见的人之外，一般人总喜欢由别人告诉他一天中的每个小时该做些什么，只要这些命令不是太让人感到不快而受不了。像是免于苦役而付出的代价，大多有空闲的富人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烦闷。有时他们可以在非洲猎射猛兽，或环游世界，以减轻这一感觉，但这类惊人之举是有限的，特别是在青春年华流逝之后。于是比较聪明的富翁便埋头工作，就像他是穷人一样，而有钱的女人，大多忙于难以计数的琐碎小事，她们对其惊天动地的重要性信以为真。
工作之所以为人们所需，首先是作为解除烦闷的手段，因为一个人在乏味，但是必要的工作中所感到的烦闷，与他无所事事不知如何打发昼夜时所感到的烦闷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与工作的这一种益处相关的另一种益处是，它使假期变得分外香甜。只要一个人没有因过度的工作而大伤元气，那么在其自由的时间内，他准会比一个整天闲游的人有着高得多的兴致。
大多数有报酬的工作和部分无报酬的工作所具有的第二个益处是，它给予人们获取成功和展露雄心的机会。在大多数工作中，成功是靠收入来衡量的，而且只要我们这个社会继续存在下去，那么这是无法避免的。唯遇到最优秀的工作，这种衡量方法才会失去用处。人们想增加自己收入的愿望，其实就是想获得成功的愿望，想以较多的收入来获得额外安适的愿望。
不管工作多么索然寡味，只要它是建立名声的手段，那么它就变得可以忍受了。目标的持续是长久幸福的最根本的成分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主要是在工作中得以实现的。在这方面，那些终生忙于家务的女人，比男人或在外工作的女人要不幸得多。家庭妇女没有工资收入，缺乏改善自身的手段，其丈夫认为她命该如此，他并不看重她的家庭工作，而是赏识她的别的优点。
当然，如果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把房间和花园搞得漂漂亮亮的，让左邻右舍羡慕不已，这样的女人不属此例。但这种女人相当少，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工作所给予的欣慰，远不如其他工作给予男人和职业女子的欢乐。
多数工作能给予人们消磨时间和施展抱负的快乐，这一快乐一般能使工作乏味的人比没有工作的人要幸福得多。然而，如果是一件有趣的工作，那么它便能给予人一种更为高级的快乐，而不仅仅是解闷。
多少有些趣味的工作可做一个从上到下的排列。我将从趣味平平的工作开始讲起，到那些值得一位伟人倾注其全部心血的工作为止。
有两大因素使工作变得有趣：一是技巧的运用；二是建设性。
凡是具有某项特殊技能的人，总乐于显露身手，直到它失去新鲜感，或不再有任何进展。这种行为的动机始于孩子的幼年，一个能竖蜻蜓的男孩，是不愿意好端端地站着的。许多工作所给予的乐趣，与技巧游戏所产生的乐趣相同。律师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桥牌一样，一定包含了愈加美妙的乐趣。当然，这不但包括技巧的运用，而且还有与高明对手的斗智。
不过，即便没有这种竞争的成分，单是这些绝技的施展也足以令人大快。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感到莫大的快乐，以至于甘冒生命之险。
一个干练的外科医生能从精湛的手术中得到满足。相同的乐趣能得自于许多较不显眼的工作，不过强度略低一些。我甚至听到水管工也喜欢他们的工作，虽然我不曾有幸结识一名水管工人。
一切技术性的工作都是令人愉快的，只要需求的技术变化不剧烈，或者能加以不断地完善。倘若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当一个人的技巧完美无缺时，它便不再有趣了。一个3英里的长跑运动员，一旦过了破其纪录的年龄，就再也不会感到这赛跑有什么乐趣了。幸好在相当多的工作内，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术，于是一个人便能不断地、不同程度地对此加以完善，直至中年。在某些技术性的工作中，如像政治之类的，工作者的最佳年龄似乎在60～70岁，因为在这类职业中，至关重要的是具备广博的阅历。因此，成功的政治家们在70岁时常比同龄人更幸福些。他们在这方面的唯一竞争者是那些大企业家们。
然而最佳的工作还具有另一种成分，作为幸福的一处源头，它比起技巧的运用来远为重要，这便是建设性的成分。虽说不上大多数，但在某些工作中，当事情完成的时候，会留下某种类似纪念碑的东西。
我们能以下述标准来区分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差别。作为建设之前的破坏自然是必要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整个建设性工作的一部分。但并不少见的是，一个人往往从事意在破坏性的活动，根本没想到随之而来的建设。他常常对自己隐瞒了这一真相，而认为他之所以破旧是为了立新，然而如果这是一种借口，那么人们也不难拆穿它，你只消问问他接下来将建造什么。在这一话题上，他必定是含糊其词、有气无力的，而对于先前的破坏，他却说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
我不否认，在破坏性工作中，不同在建设性工作中，存在着快乐。这是一种更为疯狂的快乐，或许在刹那间更为强烈，然而它却不能给予人们深的满足，因为在那种结局中，几乎没有什么是令人快慰的。你杀死你的敌人，他死了之后，你就无事可干了，因胜利而感到的快意便很快地消退。相反，建设性工作完成时，人们会久久地凝望着它，欣喜不已，而且这工作并不完美无缺，以致无事可干。
最令人满意的计划能使人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功，而不会走到死胡同的尽头。就此而言，不是破坏，而是建设才是幸福的更茂盛的源泉。更确切地说，人们在建设中得到的满足，远大于爱好破坏的人在破坏中得到的满足，因为一旦你内心充满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在建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
同时，几乎没有别的事情能像做一件重要的建设性工作那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
一项伟大的建设性事业所给予的乐趣是人生所能奉献的最大的快慰之一，即使不幸得很，这种卓绝超群的欢乐仅为不同凡俗的人所享受。因出色地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而获得的幸福，是不可能被剥夺的，除非这项工作最终被证明是低劣的。这类快乐具有不同的形式。一个人依靠灌溉规划而使荒地长出一片春绿，他的快乐便是最明确的一种。创建一个组织或许是项重要无比的工作。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工作也不例外，有少数政治家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当代，列宁便是超群绝伦的榜样。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艺术家和科学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8首中对诗作如此评价：“只要人们还活着，眼睛还能看，这诗便不会死去。”这种想法无疑使他在不幸中感到宽慰。在其14行诗里，他强调，对朋友的思念使他和生活重归于好。但我不得不怀疑，比起那位朋友本身，这些他写给朋友的14行诗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更富有成效。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令人愉快，当他们从事这一工作时便准能获得敬重，它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权力，即控制人们思想和感情的权力。他们也有最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好。人们会以为，这种种幸运的因素结合起来一定足以使任何人都幸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以米开朗琪罗为例，他是极为不幸的人，而且声称如果不是非得还清那些穷亲戚们的债务，他可绝不会愿意费什么精神去创作艺术品。虽说并不总是如此，但创造伟大艺术品的力量往往与气质上的忧伤相连，若非为了其工作的欢乐，这种极大的忧伤足以驱使艺术家走上自杀的道路。因而我们不能断言最了不起的工作就一定会使人幸福，我们只可以说它能减少一个人的不快。科学家可不像艺术家，其气质上的忧伤远远少得多，因而总的说来，从事伟大的科学工作的人是幸福的，其幸福主要来自工作本身。
当今知识分子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能自由的各显神通的机会，而只得受雇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制作那些荒诞无聊的毒物。如果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他们是否信仰他们为之奔忙的报纸政策，我相信，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是这样的，其余的人都为生计所迫，而将其技能出卖给他们认为有害无益的种种工作。
这类工作绝不会给予人以真正的快乐，而且当一个人出于无奈而勉强做这种工作的时候，他会让自己变得玩世不恭，以至于他不能从其他任何事情中获得满足。但我又不能贬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忍饥挨饿实在不好受，不过我还是以为，只要有可能从事一项能满足一个人建设性冲动的工作而无冻馁之虞，那么他最好还是从其自身幸福的角度去作选择，抛弃那种报酬高，但本身又不值得他去做的工作。没有了自尊，便绝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而将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耻的人，简直没有了自尊。
在现实生活中，建设性工作的快乐是少数人所特有的享受，然而这少数人可能为数并不少。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这一点，其他一切认为自己工作有益且需要相当技巧的人均有同感。培养令人满意的孩子，是一件能予人以极大欢乐的工作。凡是取得这一成就的女人能感到，由于她辛勤操劳的结果，世界才包含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要不是她的劳动，这世界就不会有那种东西的。
人类在将其各自的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倾向上差别甚大。对有些人来说，这一看法是很自然的，并且能相当快乐地这么做是幸福的关键。在另一些人眼里，生活便是一串并不相关的事件，缺乏统一性，其运动也没有方向。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易获得幸福，因为前者会渐渐地造成他们能从中得到满足和自尊的环境，而后者会让命运之风吹到东、刮到西，行驶不到任何一个港口。
视人生为一个整体的习惯，不仅是智慧的，而且也是真正道德的重要部分，是教育应极力倡导的内容之一。始终如一的目标不足以使生活幸福，但它几乎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始终如一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工作之中。
四、悠闲的生活
像大多数同辈人一样，我曾受到这个谚语的教诲：“撒旦要捉弄懒汉。”我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儿童，相信所受的一切教诲，并由此而萌生了自觉性。这种自觉性虽然支配着我的行动，但我的看法与过去的完全两样。我认为如果工作过于繁重，工作即美德这种信念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现代工业国家，所需要宣传的东西同以往一向宣传的东西很不同。大家都听说过一个到那不勒斯旅行的人的故事，当他看见大街上十二个乞丐躺在那里晒太阳时，他想施舍一个意大利里拉给其中最懒惰的人。有十一个乞丐一下子跃起乞讨，于是，他把里拉给了第十二个乞丐。这个旅行者所做的当然是对的。在那些享受不到地中海日光的国家中，闲散并非易事。
每当某个人早已满足生活所需，但他仍准备从事某种平常的职业时，人们就会对他说，这样等于从别人口中夺食，因此是不义之举。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只需游手好闲就能饱食终日了。这样说是忘记了下列事实：一个人所赚得的通常就是他所消费的，而由于消费需要，又为他人提供了职业。只要一个人不断消费他所赚得的，那他为别人提供糊口之食的数量就像他从别人口中夺得糊口之食的数量一样多。从这个观点来看，真正的罪人是节约者。正如法国人常说，一个农民如果把他节约下来的钱放在一只长袜中，很明显这钱不会为别人提供职业。如果他把节约下来的钱用来投资，事情虽无多大了不起，结果却完全不同。
把节约下来的钱贷给政府，这是最通常的一种做法。贷款给政府的人就与莎士比亚剧中雇佣凶手的坏人同属一类。此人节省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他贷给国家一笔款，用来增长国家的武力而已。如果他用掉赚来的钱，即使是用来酗酒或赌博，那也显然要好得多。
但是，人们会这样告诉我，如果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投资工商企业，情况就完全不同。如果这种企业办成了，生产出日常的用品，这种做法就无懈可击了。然而，今天没有谁能否认大多数企业是失败的。那就是说，大量人力本来可以用来生产供人们享用的东西，却消耗于制造机器上了，等到机器造出来之后又放在一边，于人无用。因此，把节省下来的钱投资于最终将会破产的公司的人既坑了自己又害了他人。如果他把钱花在宴请他的朋友上，他的朋友将得到快乐。这样凡领受他的钱的人，无论是屠夫、面包师傅或贩卖私酒的人都会高兴，但如果他把钱用来在某地修筑电车轨道，而这个地方并不需要，这样就把大量劳动力消耗在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快乐的地方，然而这种人因投资失败而穷困潦倒时，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不应该遭到不幸的牺牲者，而对那种慷慨疏财、博施广济的人，人们则会把他看作是一个迂腐而又轻薄的人。
上述只是个引子。我想认真说明的是，把工作视为美德的信念在现代世界造成了大量灾难，通向幸福和繁荣在于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什么是工作？工作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改变地面上的或接近地面的一个物体同另一个物体的位置；第二种是告诉别人如何做。前一种是人们不喜欢做而且报酬也低的工作；后一种是人们喜欢做而且报酬也高的工作。第二种是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不仅有发号施令的人，而且有指挥发号施令人的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两个党派同时提出两种对立的意见，这就是所谓政治，这类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不是某种专门的知识，而是能文善辩之才，也就是宣传鼓动的能力。
自文明之初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一般说来，一个人辛勤劳动所能生产的东西，除维持自身和家庭的衣食所需外，所剩无几，即使他的妻子像他一样辛勤劳动，他的孩子稍大一点儿就开始劳动以补充他们的劳作，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剩余。在维持极简单的生活所需之外的微小剩余，并不为生产者所有，而被那些不从事生产的武士和僧侣侵吞。遇到饥荒没有剩余之时，武士和僧侣却仍然像平时一样索取，其结果只能是逼得很多劳动者饿死。这种社会制度在俄国一直持续到1917年为止，而在东方各国直到今天仍在实行。在英国，虽然工业革命早已兴起，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仍然存在，直到100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得势时为止。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就结束了，但在南方却要到南北战争才宣告结束。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延续已久，而且直到最近才结束，因此很自然地会在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人类孜孜不倦工作的愿望大都来源于这种社会制度，然而适用于工业化社会以前的并不一定适用于现代世界。现代技术的进步可以使闲暇在一定限度内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专有，而为整个社会所享受。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然而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
很明显，在原始社会中，农民享有自由，他们不愿意把生产上所剩的一点结余分给依赖这种奉献为生的武士和僧侣，因此他们会少生产点或者多消费点。起初，他们被强制而不得不从事劳动，并奉献出结余，但渐渐地，他们发现能够诱使他们信奉一种道德。这种道德使他们相信辛勤劳动乃是他们的义务，即使把生产得来的一部分拿出来供养那些闲暇之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依靠这种方法，减少了强迫性，管理费用也缩减了。今天，如果有人提出国王不应比一个工人收入多，99％的英国工人都会感到吃惊。从历史上来说，“义务”这个概念是掌握权力的人用来掩盖这一事实，使人相信他们的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有时这也是真的，例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他们的一部分闲暇，对文明的事业做出了永久的贡献，但在公正的经济制度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对于文明的发展来说，闲暇是重要的。在过去，少数人的闲暇只有靠多数人的劳动来提供。而多数人的劳动之所以价值很大并不是因为劳动本身是有益的，而是因为闲暇是有益的。现代技术进步，已有可能公平地把闲暇分配给大家，而无损于文明的发展。
现代技术的进步使得每个人为维持生活所需付出的劳动力有可能大大缩减，这在战争期间是显而易见的事。那时所有参加军队的男人，所有从事军需品生产、从事侦探活动、从事战争宣传工作或在政府中担任有关战争公务的人，全都不再从事生产事务。尽管如此，协约国方面一般工人的总物质福利水平却高于战前和战后。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为财政方面的状况所掩盖：债务似乎使人以为未来可以供养现在。然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画饼不能充饥。战争确实说明了，依靠科学的生产组织，仅用现代全世界一小部分工作能力，就能保证全人类过上美好舒适的生活。战争期间为了使得人能够从事战斗和制造军需品，创造了科学组织。战后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组织，那么将每日工作时间缩减为4小时，一切都还会是很好的。然而情况正相反，战后，从前那种混乱状况恢复了，那些由人支配自己工作的人又得劳累终日，另外一些人则因失业而忍饥挨饿。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的工资收入不是以他生产多少来衡量，而是以其表现勤奋的德行来衡量。
这就是在今天完全不同于当初的情况下实施的奴隶制的道德。无怪乎其结果一直悲惨至极。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人数从事铁钉生产，每天工作8小时，他们生产出来的铁钉足以满足世界上的需要。当有人发明新技术，使得同样的人能生产两倍的铁钉。但全世界并不需要这么多铁钉。即使钉价再降，销路也不会再增，在某个理性的世界中，所有经营铁钉的人都会把8小时工作改为4小时，这样其他一切就会照常进行下去了。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引起混乱，因此仍坚持8小时工作，于是铁钉生产过剩，有的工厂主破产，半数从事铁钉生产的工人失业。究其原因，空出的剩余劳动时间同上面讲到的情况正相同，但由于有一半的人完全空闲在那里，因此另一半人就仍需过度工作。这样看来，原是普遍幸福源泉的不可避免的闲暇必定造成到处悲惨景象。试想还有什么事比这更愚蠢呢？
穷人也应该有闲暇，这种观念一直是富人所害怕的。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男人一般每天劳动15小时，儿童经常每天劳动12小时，有时也要干15小时。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这么多小时太长了，那么人们会对他说，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儿童做坏事。当我还是儿童时，在工人取得选举权后不久，他们按照法律规定也有了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上流社会极大的愤慨。我记得曾听到过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期做什么？他们只应该工作。”今天的人虽然不像过去的人那么直言不讳，但这种看法仍很顽固，这也正是现在许多经济纠纷的根源。
让我们现在抛开迷信，以坦率的态度考虑一下工作的伦理道德。每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必须消费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产品，假定劳动是大家全都讨厌的事，那么某个人消费了多于他生产的东西就是不公道的事。当然一个人也可以从事商品生产以外的职业，例如，从事医生的职业，但他也应做出某种贡献以抵偿他吃住方面的消费。在此限度内，必须承认工作的义务性，但也仅仅以此为限。
如果实行某种组织，那么普通工人每天工作4小时就足以养家糊口，失业现象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会使那些富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会懂得如何使用这么多的闲暇时间。在美国，有些人虽然早已富有，但仍然习惯工作很长时间。很自然地，这种人认为闲暇是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他们对给有工资收入的工人以闲暇的想法是极为愤怒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的儿子闲暇下来也会遭到谴责。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希望儿子努力工作，致使他没有时间受教育，但对其妻、女无所事事却满不在乎。对闲暇自得羡慕不已的势利眼光，在贵族社会的男女两性中都有，而在财阀政治的社会中只限于妇女，但是这并不说明它就更合乎常理。
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空余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结果。一个习惯于整天长时间工作的人，一旦空闲下来一定会感到厌烦，但一个人一生中若没有充分的闲暇，就接触不到许多美好的事物。今天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多数人应该享有的这种权利。只有一种代人受苦的愚昧的禁欲主义逼使我们仍然坚持过量的工作，而不顾现在已不再需要这样了。
在俄国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同在某些国家中女权主义者取得的胜利相比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以前，男子承认女子的崇高地位，并因女子的才智较低，故宣扬地位比权力更值得追求，以此来安慰女子。女权主义者终于决定要兼有这两者，因为她们中的倡导者完全相信男人对她们所说的美德可贵，但不相信男人对她们所说的权力是无用的。在俄国，对于体力劳动者也是同样的情况。富人和奉承他们的人发表赞美可敬的劳苦工作的言论，颂扬简朴的生活，宣传一种教义，那就是所谓穷人比富人容易进入天堂。总之，他们竭力使体力劳动者相信改变物质在空间中的形式及其位置的工作是特别高尚的，所有这些就同男人竭力让女人相信，她们之所以特别高尚在于她们性的约束一样。在俄国，一直认真地赞扬体力劳动高尚，从而使体力劳动者备受尊重。复兴这种信仰的目的同过去不一样，从本质上说，他们所做的是宣传工人们应该投入特殊的任务。体力劳动成为摆在青年人面前的理想，而且是一切道德教育的基础。
就目前而言，这样做可能是有好处的。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大国有待开发，而这种开发是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艰苦的工作是必要的，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然而，当达到不必长时间工作就能使每个人都过上舒适生活之后，那又将如何呢？
在西方，对付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并不企图在西方实现经济上的公平合理，所以生产总量的大部分流入那些大都不劳动的少数人手里。由于对产品生产缺乏集中统一的管理，因此我们生产出大量社会所不需要的产品。由于一部分工人被迫做过度的工作，使得很多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就因没有工作而闲在一旁。当所有这些方法被证明不适用时，就只好诉诸战争：驱使一些人去制造烈性炸药，另一些人去引爆，就像刚发现爆竹的儿童一样。我们运用这些方法以保持这样的观念，那就是一般平民百姓注定要从事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俄国，由于经济上已较为公平合理和实现了产品生产的集中统一管理，因此对这个问题应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只要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基本的舒适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就归结为逐步地缩短工作时间。在各个阶段，允许人民运用表决权来决定，是增加闲暇的时间还是组织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既然把艰苦工作作为高尚的美德，那就很难看出怎样才能把多逸少劳的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因此，看来俄国当局更恰当的办法是：不断地寻求新的方法，靠这些新的方法，使当前的闲暇奉献于未来的生产。最近我读了一些俄国工程师提出的一条妙计，建议筑一道横跨喀拉海的长堤，以增高白令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的气温。计划之宏伟令人钦佩，但可惜的是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中，当劳动显现出它的美德时，无产阶级的幸福将推迟一代人。这类事情如果真的实行，那将是把艰苦工作的美德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不再需要艰苦工作的境地的一种手段。
也许有人会说，空闲时间少是工人们所乐意的，因为他们在一天24小时之中只工作4小时，就不知道其余时间干什么好了。如果这种说法在现代世界中是正确的，它就是对我们今日文明的谴责。其实在过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过去人们有时间休息，而现在由于讲究效率，对此就有了一定的抑制。现在的人认为做任何事都是另有企图的，绝不是为事情本身而做。例如，那些认真的人总是指责爱好看电影的人，他们认为看电影会教唆青年人去做坏事。但是所有与电影有关的工作又受到尊敬，因为这是一种工作，而且可以用来赚钱。这种认为赚钱是有出息的活动的观念，使得世间一切事情都是非颠倒。那些供给我们肉和面包的屠夫和厨师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是在赚钱。而你如果享用他们做出的食物，除非纯粹为了增强你工作的力气，否则你也是微不足道的。广义说来，人们都认为赚钱是善行，而花钱是恶德。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如同一个人以为钥匙是好的，而锁孔是坏的那样的想法同样荒谬。劳动产品的价值完全应该根据产品经过消费后所得到的好处去衡量。在我们的社会里，个人为私利而工作，而他工作的社会目的却在于消费他所生产的产品。个人和社会在生产目的上的区别，使人们在勤劳的动机上是为了营利，很难清醒地考虑问题。我们对生产考虑过多，而对消费考虑太少。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就是对享受和起码的幸福太不重视，而且对生产不是以它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乐趣为标准而进行评价。
我提出把每天工作时间缩减为4小时，并不是主张所有余暇时间都必须花在纯粹的无聊活动之中。我的意思是每天工作4小时完全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和起码的舒适生活，其余时间可以由自己用于合适的事情上。对于教育应比现在更发达，而且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教给人如何善于利用空暇时间的社会制度来说，4小时工作制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跳舞，除了穷乡僻壤之外已经绝迹，但促使此种娱乐方式得到发展的愿望必仍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之中。城市里人们的娱乐方式大部分已变成消极的，如看电影、看足球比赛、听广播等，这是由于人们的活动力量已全被一天的繁重工作所耗尽。如果人们的闲暇多了，他们仍会重新享受积极参加娱乐活动所带来的愉快。
在过去，有闲阶级的人很少，大量的人属于劳动阶级。有闲阶级享有的种种权利，于社会正义上说是没有根据的。于是必然出现压迫、冷漠和制造出的种种谬论，以维护有闲阶级的特权。这些事实大大有损于有闲阶级的优点，然而尽管有这种缺点，它却为我们所说的文明贡献了力量。例如艺术的培养、科学的发现、写书、阐述哲学和提出文雅的社会礼仪等。没有有闲阶级，人类绝不能脱离野蛮的阶段。
但是，不承担义务的世袭有闲阶级特别浪费时光。在这个阶级的成员中几乎没有一人受过刻苦的训练，而就其一个阶级整体来说也没有什么出色的才智。这个阶级本来可以产生出像达尔文那样的人，但结果产生出来的是同达尔文相反的成千上万的乡绅，他们除了猎狐和惩罚偷偷捕鱼的人之外，不去想任何更有用的事。现在的大学用较为系统的方式提供了从前有闲阶级偶然地、并作为副产品所提供的东西，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但还存在一些缺点。大学生活与外界世界过于不同，这使那些生活在学院环境中的人并不了解普通的男人、女人的偏见和问题。而且，他们发表意见的方式往往不恰当，所以本应能影响民众的，结果却失去了力量。另外一个缺点是，由于大学里设置的课程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使得有志于探索新奇方面问题的人可能受到妨碍。因此，大学虽有它的用处，但对院墙之外文明的利益却不能给予有力的维护。而在院墙之外的人们过于忙忙碌碌，也无暇顾及非实用的事情。
在每天工作不超过4小时的世界中，每一个具有科学好奇心的人都能如愿以偿，每一个画家都能从容地去涂料着色，对自己的画刻意求新，而不必担心挨饿受冻。眼下青年作家要靠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去创作不朽之作，他们往往不得已要用刺激性的低劣作品去吸引人的注意，以求糊口，等到经济上好转时，又往往丧失了才气和能力。在每天工作不超过4小时的世界中，就不会再有这种现象。在专业工作中，对经济或管理方面有兴趣的人，到那时将能发展其观点而无学究气，这种学究气使得大学里的经济学家常常脱离实际。医生也将有时间研究医药的进步，教师也不用卖力地沿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去讲授他们在年轻时学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已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
总之，在这样的世界中，见到的将是幸福和愉快的人生，而不再是筋疲力尽和忧郁消沉的状况，适当的工作将足以使闲暇时间愉快度过，不会使人疲惫。由于人们闲暇时不劳累，他们将不只需要那些消极平淡的娱乐，至少1％的人将用其业务以外的时间来从事某些有关社会的重要的事情。由于人们的生活不依靠这些事情，他们的创造力将不受妨碍，而且将不再固守老一辈学者的陈规，闲暇的优点不仅表现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中。普通的男女由于生活过得愉快，必将变得更仁慈和更少有害人之心，更少对别人怀疑猜忌，好战的心理将消失，这部分是由于上述的原因，部分还由于战争将会给全体人民带来过度和繁重的工作。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但善良的本性乃是快乐和安逸，然而，我们舍此而不取，使得一部分人劳累过度，另一部分人忍饥挨饿。我们至今还像在没有机器的时代一样，我们一直做了傻瓜，但绝没有永远做傻瓜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