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以上各章，可以知道春秋战国的确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灿烂的时代。当时思想界五光十色，各放异彩。但是一到秦汉时代，忽然暗淡下去了。于是乎有人说，古代学术的灭绝，全坏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又有人觉得这样讲法未免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于是另提出许多理由来解释先秦诸子为什么灭绝，如“怀疑主义的名学”啦，“狭义的功用主义”啦，“专制的一尊主义”啦，“方士派的迷信”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总而言之，东拉西扯，专在枝叶上、表面上转圈子。其实先秦诸子果然灭绝了吗？我以为他们并没有灭绝，而只是转化；并且这转化的原因，既不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同样也不是专就思想论思想所能说明的。看第一章所讲，我们可以知道诸子学说是从周末社会大转变中自然涌现出来的。那末，随着秦汉间社会局面的稳定，而思想界也逐渐稳定下来，这不是当然的推论吗？诸子学说本来都各以某一个社会阶层的代言人而出现，那末，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它们的地位，它们的内容，也都起了变化，这不也是当然的推论吗？所以要考察先秦诸子的结局，必须从当时整个社会局面的变化，从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化上着眼。

（一）在新社会局面下诸子学说的升沉

我们应该知道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是以新兴地主作支柱的。当春秋时代，秦国还是个落后的部落，中原诸国都以夷狄视之。可是一到战国，它忽然强盛起来了，攻打各国如摧枯拉朽，山东诸侯完全失掉抵抗能力，这是什么缘故呢？自然，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乎商鞅变法。我们知道，商鞅的政策是：“强公室，杜私门，明法令，务耕战。”它一方面摧毁了氏族贵族的势力，一方面为新兴地主开辟了发展的前途，他的政权性质显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这些政策本不是商鞅所独创，李悝、吴起等早已施行于魏、楚诸国。但是因为这些先进国中传统的旧势力太大，所以新政策不能彻底推行。倒是落后的秦国，痛痛快快地来了个大改革，反而跑到前面去了。新政策施行的结果，使秦国生产力大大发展，而军队的成分亦大大改变。生气泼辣，一意进取，比着山东诸国辗转缠绕、腐化鱼烂于旧贵族势力中而不能自拔者迥然不同。秦国对六国的战争，是一个新社会对一个旧社会的战争，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对旧氏族贵族的革命战争。如同拿破仑凭借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势力鞭挞旧欧洲一样，商鞅、李斯、秦始皇等亦凭借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鞭挞了氏族贵族统治的旧中国。秦国之所以转弱为强，山东诸国之所以由盛而衰，不仅由于几个政治家的活动，而是和当时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整个形势相关联的。

自秦朝统一以后，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局面已经确定了。秦始皇、李斯等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观点，“别黑白而定一尊”，积极地来了个文化统治。在这种局面下，最得势的学术思想，当然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法家学说。试以韩非的学说和秦朝实际政治相对证，就知道秦朝所走的完全是法家路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极端至于焚书坑儒，这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完全胜利。但是法家思想独占的局面是不能常保的。当秦朝末年，新的社会矛盾，引起了农民大起义，颠覆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朝政权。继起的汉朝统治者，乃“王霸杂用”，由法家而转向了儒家，终于造成了一个儒术独尊的局面，它支配着中国封建社会约两千年的历史。这个从法到儒的推移过程该怎样解释呢？难道说汉朝的政权变了性质，不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了吗？为什么秦朝尊法而去儒，而汉以后反而独尊儒术？我以为要解答这个问题须从地主阶级的地位变迁上着眼。当春秋战国间，中国东方型的奴隶制社会正在崩解，而向来占统治地位的氏族贵族还有很大势力。所以那时候的新兴地主是和旧有的氏族贵族对立的。他们想爬上统治地位，就必须和这些氏族贵族作斗争。他们对于传统的贵族文化持破坏态度。他们是进取的、革命的。试看法家，反对德化，反对仁义孝弟，那样的猛烈大胆。秦朝采用这种学说，就想把传统的贵族文化一扫而空，他们的措施是富有革命意义的。但不久秦朝的革命任务完毕了，新兴地主的统治地位确定了。现在他们当前的问题，不在于怎样战胜各阶级以取得统治地位，而在于怎样驯伏各阶级使他们安心受他的统治；不在于破灭传统的贵族文化，而在于吸收古代统治者的文化遗产以供自己的利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家的武断政策就不尽适用了。贾谊论秦朝的灭亡原因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这个攻守异势，我们可以说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会的、文化的。秦朝正因为不知道形势的变化，一贯执行法家的政策，其结果不仅没有缓和了阶级矛盾，反而更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终于爆发为农民大起义。汉朝的统治者学乖了，虽然“以马上得天下”，却知道“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知道“诗书”也有很大的用处。在这种时势推移下，为古代贵族文化保持者的儒家，居然又受到新统治者的垂青了。从春秋到汉武帝时代，这个社会上的大转变，是以氏族贵族统治的政权崩溃开始，而以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的胜利为终结，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则以百家争鸣始，而以儒术独尊终。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常占统治地位不是偶然的，它是以贵族化了的地主统治作为支柱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序文上，曾详细论证英国资产阶级怎样贵族化，以及法德两国的资产阶级怎样终于抛弃了自己的无神论，转而追随在他们的英国伙伴之后，皈依了宗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可以参考。）

除儒法两家外，在秦汉间占相当势力的还有道家和阴阳家。道家深明盛衰消长进退存亡之理，自有一套“君人南面之术”，所以新兴的统治者也用得着。特别是当各阶级经过残酷斗争之后，大家正好相安无事，来个休战，道家那种清静不扰的政策是很适合这种要求的。阴阳家本来是儒家的别派，是代表新贵族利益的学说，它和儒家合流而为统治者所采用，亦无足怪。周末显学到秦汉大一统以后消声匿迹的，除农家昙花一现外，还有墨家和名家。农家、墨家都是下层社会的代言者，和新兴地主统治阶级的利害根本相反，其不能得势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名家，是市民思想的反映，自周末以后，商业都市日渐繁荣，市民势力日渐增长。照这样说，名家似乎该继续发展了。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秦汉以后，统治中国社会的是地主阶级，而并不是市民阶级。那班统治者虽然往往是“以末致富”（语见《史记·货殖列传》，意思是说从工商业上发财），但终究还是归到“用本守之”（本指农而言，意思是说发财了买田地，这是最可靠的老本）。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只是搅乱了中国古老的自然经济，却并没有把这个社会推进到一个由市民统治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因此，反映市民思想的名家学说，只能在摧毁旧贵族文化时显示其革命的破坏的作用，一旦地主阶级统治的局面确定后，这种破坏性的学说就难于存在了。总之，各学派盛衰消长之故，复杂微妙，而都和整个社会变迁有关系，好象历史上有一种自然的渗滤作用一样，并不是偶然的。

（二）诸子学说的蜕变与混合

如上节所述，先秦各学派在新社会局面下，有的兴盛了，有的衰微了。这还只是大略的说法。其实这些学派并不是简单地一兴而一衰，乃是适应着当时大一统的社会局面，各自蜕变其原形，而逐渐接近，逐渐混合起来了。我们知道先秦诸子主张都极鲜明，彼此尖锐地对立着。但经彼此摩荡的结果，各自的锋棱，各自的极端性，都逐渐磨掉，遂形成思想界的混一局面。首先由《吕氏春秋》作一次大综合。其后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如《汉书·艺文志》，虽然它们也未尝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但总都持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我们试把这几种著作的内容分析一下：

（1）《吕氏春秋》 这是由吕不韦集合众门客在整个计划下编制成的一大思想体系。书中对于各学派，兼容并包，斟酌去取。大体说来，吸取道家的自然主义，而并不绝礼弃学，主张法家的变法哲学，而并不反对仁义孝弟；于儒家取其修行，而不取其法古，于墨家取其节葬，而不取其偃兵；辟名家之“淫辞”，而仍时时称述其巧辩；用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说，却未尝大作“怪迂”之谈；乃至宋、白圭等的学说，亦都各有所采摘。例如：《本生》《贵生》《情欲》等篇，分明是道家全性葆真、贵我贱物的学说，但是在《为欲》篇却又大讲不可以使民“无欲”，还要利用人的“欲”以行其赏罚而统治天下，这分明是法家的看法。至于象《察今》和《乐成》等篇的变法哲学，是极鲜明地站在法家方面，而反对儒家的泥古，可是《顺民》和《达郁》等篇的开明政策，却又极鲜明地站在儒家方面，而反对法家的专制。还有：既讲“重己”，又讲“爱类”，是一杨而一墨；既讲“节丧”，又讲“大乐”，是一墨而一儒。如此等等，不必缕举。总之，《吕氏春秋》对于先秦各学派，都有所取，亦都有所去。务求学说经一种“消毒”作用，互相调和，而与新社会秩序相适应，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告终了。

（2）《论六家要旨》与《汉书·艺文志》 这是总结批评先秦诸子最重要的两篇文章。《论六家要旨》作于儒术独尊以前，当时黄老思想正盛行。这篇文章虽然把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平列起来，而实以道家为中心。他说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极口称赞，有褒无贬。至于对其他各家，则长处和短处都分别指示出来。表面上看，他批评各家，瑕瑜不相掩，似乎很公平。但实际上，他所指为某家的长处者，往往不是那一家的要义。例如他论墨家，单取一个“尚俭”，而称其长处为“强本节用”。至于“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大义，则一概不提，这讲的算什么墨家呢？他论道家最精彩，但也不是全面地讲。如“绝仁弃义”一类话，他都撇开，反而说：“……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论儒家》）“……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论法家》）分明接受儒法两家的主张，这就和原始道家“无亲戚君臣上下”者迥不相同了。由此可知，在《论六家要旨》中，不仅是拿道家折衷各家，却也拿各家来修正道家。它们是互相迁就，互相调和的。《汉书·艺文志》是儒术独尊后的作品，其批评各家全以儒家思想为标准。什么“此其所长也”，即因其合于儒家；什么“及放者为之”，“及刻者为之”，“及鄙者为之”……即因其不合于儒家，这样一来，各家的特色完全失掉，也就不成其为各家，而一概消纳在儒家中了。但是这样的儒家，毕竟已网开三面，对各家的残余显示其恢宏大度。最有意味的，《艺文志》和《论六家要旨》，虽然是一用儒家观点，一用道家观点，但两者之间，也并不见有什么根本冲突的地方。这也是当时各学派互相接近，互相调和的一种表现。

观以上所述，秦汉思想界大混合的形势可以概见。总而言之，先秦思想界的局面，既为当时社会条件所决定，那末，现在社会条件变动了，思想界的局面亦自当随之而变动。各学派有的销声匿迹，有的蜕变其形貌而与他派相混合，都和当时整个社会变迁、整个阶级结构有关系。单拿秦朝一把火，或者单就思想论思想，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