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的總形勢
一九二二年一月起開始了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這個高潮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才告終結。經過繼續到一十三個月之久，大小罷工當在一百次以上，參加人數當在三十萬人以上。我們先來敘述這個罷工高潮的總形勢。
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員大罷工是高潮的第一怒濤，接著就是長江海員罷工和上海郵差罷工與日華紗廠罷工。五月，全國勞動大會後，廣州發生鹽業工人罷工，上海日華紗廠繼續發生罷工，澳門全體華人發生總罷工，於是高潮又起了一個波峰，至六月而低落。七月，漢口鋼鐵廠發生罷工，工潮又高漲，此時勞動立法運動普及到全國，工人階級有了一個目前的鬥爭綱領，更推進高潮上升。首先表現在八月的長辛店鐵路工人罷工，接著是漢陽兵工廠罷工，上海絲廠女工罷工。從此以後，因長辛店罷工的勝利，影響波及北方各大鐵路與兩湖，高潮的趨勢更加奔騰澎湃。九月粵漢鐵路武長段再次罷工，京奉鐵路山海關罷工，安源煤礦罷工，漢口揚子機器廠罷工，十月京奉鐵路唐山罷工。至十月末，開灤五大煤礦大罷工，而工潮達到最高峰。開灤罷工失敗，工潮已開始表示低落的徵兆。上海方面所謂金銀業，日華沙廠，英美菸廠工人三角同盟罷工，就一敗塗地，工潮在上海表示先退。雖然如此，但在北方各大鐵路與兩湖，工潮仍迴旋蕩漾於鐵路方面，十月發生京綏鐵路車務工人罷工，十二月發生正太鐵路石家莊罷工，次年一月發生津浦路浦鎮罷工，次年一月發生花廠罷工，英美菸廠再次罷工。湖南方面發生水口山鉛礦罷工。粵漢鐵路武昌段第三次罷工。武漢方面，十一月發生漢口英美菸廠罷工，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漢鐵路大罷工爆發，發生“二七”慘案，為這次罷工高潮最後的一個怒濤。從此以後，中國職工運動暫時進於消沉期了。下面我們來分別敘述各個工潮。
海員罷工潮
海員罷工，開始於香港，波及於長江，前後約經四個月。香港海員大罷工，我們準備一章詳細加以敘述，這裡只略述長江海員罷工。香港海員罷工勝利後，影響及於長江，於是長江亦起而鬥爭，原因是香港海員罷工爭得的加資條約，上海中國輪船公司不肯履行，寧波海員公所乃派代表朱寶庭到香港要求海員總會派人援助。總會乃派林偉民到上海，著手組織海員工會上海支部，向中國輪船公司提出履行加資條約，資方不允，遂宣布罷工。招商局和三北公司等約二三十隻輪船加入，時為三月下旬。罷工堅持兩星期之久，結果勝利。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對長江海員罷工雖未取得領導，確曾加入援助。
鐵路罷工潮
在這裡須略略提到過去的事，中國鐵路最早的罷工，要算一九二○年十二月粵漢鐵路南段全路工程部罷工（主因在索欠薪），和於次年三月該路全體車務工人罷工（因軍隊毆打工人），但因偏在南方對北方鐵路毫無影響。對於北方鐵路有影響，當然要算一九二一年粵漢鐵路的武長段罷工和隴海鐵路機工罷工，我們在上章已敘述到。除此以外，還有這樣的事，即一九一九年京漢、京綏兩路舊交通系職員因反對丁士元將兩路合併為漢庫路而罷職，一九二○年京綏路員司因請求發薪致發生衝突而罷職（這些罷職，雖然是上層老爺們的勾當，於工人無若何關係，但這種為“罷”的群眾，卻相當印入工人腦中）。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從事鐵路工人運動後，開闢了一個新的局面。中國鐵路上早有一種政治集團叫做交通系。以梁士貽、葉恭綽為首領。北京政府內閣雖屢有更換，但交通總長差不多總是該系充當，該系爪牙佈滿了各鐵路，國家鐵路變為該系私產。該系在鐵路上的勢力確已根深蒂固。此時剛在直皖戰爭之後，交通係得奉天軍閥張作霖之助，組織內閣，總理便是梁士貽，交通部總長便是葉恭綽。共產黨在長辛店開辦工人學校和工人俱樂部，影響亦日益澎漲，該系豈有不知之理。因此，該系應付共產黨的政策：第一便是由交通部在各路開辦學校以為抵抗，他們的計劃擬辦學校三十餘所，凡是大站都有。交通部特設職工教育委員會，開辦職工教員養成所，為實行這個計劃之用。首先該系便在長辛店開辦職工學校，和共產黨的勞動學校恰恰兩相對壘。第二便是交通係指使他的爪牙（員司），以同事同鄉的關係拉攏一部分工人組織團體，如在京漢路之鄭州便組織“交通傳習所”，粵漢路之徐家棚組織“天津同鄉會”。這個團體與共產黨領導的工人俱樂部，又恰恰兩相對壘。很明顯的，共產黨與交通系成了爭取鐵路工人生死仇敵。不用說共產黨如要爭取鐵路工人，首先須將交通系打倒，因此不斷發生劇烈鬥爭。
適逢其會，一九二二年直奉戰爭，直勝奉敗，交通系內閣隨之倒台，代之而起的為直系軍閥吳佩孚御用內閣，於是交通系的職工教育計劃未能實現。吳佩孚新勝之餘，收買人心，通電發表四大政治主張，其中一項便是“保護勞工”。吳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鐵路上有長遠的勢力，同時又知道共產黨在鐵路上有新興勢力，於是他就企圖利用共產黨剷除交通系。當時共產黨北京黨部明知道吳佩孚的利用，然而亦樂得相互利用一下，因為在剷除交通系這一點上對於工人階級是有利的。經過李守常同志向吳佩孚御用內閣交通部總長高恩洪建議每路派一密查員，得其允許，於是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津浦六條鐵路都有一個密查員（守常同志薦去的共產黨員）。這樣一來，第一，我們可以免票來往坐車不用花錢，並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車；第二，六個密查員卻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費外其餘歸黨。此時，正因職工運動費用支絀，得此不無小補；第三，密查員是各路現任職員最害怕的，因此共產黨員得著護符，不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來各路，通行無阻。這六個密查員，當然不對任何人宣布，實際上即是職工運動特派員，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眾中活動，幫助工人組織俱樂部和進行鬥爭。對於交通部則選擇某地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職員，臚列其營私舞弊的罪狀，作成報告送去。再則這六個密查員對交通部雖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發各路可換別的同志，真的，這樣一來，我們在鐵路上的工作得到順利的發展，差不多六條鐵路都建立了相當的基礎，特別是京漢鐵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樂部，共計十六個之多。
現在來說我們當時曾被吳佩孚利用沒有呢？沒有的，用事實證明是沒有的，就在那個時候，北方各鐵路發生風靡一時的罷工鬥爭，並不因恐遭吳佩孚的疑忌而來束縛自己的行動，後來京漢鐵路大罷工與吳佩孚血戰，更證明我們對吳佩孚沒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讓步。我們再連帶說到一事，就是奉直戰爭以後吳佩孚想企圖影響工人，甚至於製造自己的肖像徽章發給京漢鐵路北段的工人，說工人幫助戰爭有功。是的，堂堂“大帥”贈送“下等社會”人以徽章，這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當時確有不少的工人把大帥的徽章佩帶起來，引為榮耀，我們怎樣辦呢？我們向工人宣傳：“吳佩孚也是軍閥，工人佩帶軍閥的肖像，是可恥的”。這樣一來，工人就不佩帶了，有帶者必受同伴的恥笑或捽毀。這可見就在相互利用政策之下，我們自始至終沒有放棄準備和吳佩孚鬥爭的。
這裡必須指出，當時中國共產黨確有一種機會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以現今共產主義叛徒陳獨秀做代表，他當時對於吳佩孚確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謂“孫吳聯合” 的主張。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確是同意此種主張的。吳佩孚四大政策之“保護勞工”一項，確是李守常同志經過他的老友白堅武（吳佩孚幕下的政治處長）建議於吳佩孚的。但是這種傾向，對於當時做職工運動實際工作的同志確是不生絲毫影響。叛徒陳獨秀在京漢罷工失敗以後，他在上海用共產黨的名義發表宣言，說什麼“不反對那些開明一點進步一點的較開明較進步的黨派和勢力”採用假仁假義的“保護勞工政策”“有時並須幫助這支勢力”，這只是陳獨秀把自己機會主義的觀點全盤托出罷了，於當時職工運動的實際政策毫無關係。
現在要來說到鐵路罷工潮了。
首先是八月二十四日長辛店的罷工，這次罷工是北方鐵路罷工潮的起點。這次罷工參加者有三千多人，支持兩日，絕斷南北交通，雖有軍隊干涉，但工人毫無所畏，終使路局屈服。勝利條件如下：
（一）開除總管郭福祥，另有數人查實撤革。
（二）工人俱樂部有推薦工人之權。
（三）北段自九月起，中段自十月起，南段自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角。
（四）短牌換長牌，從九月起，凡作工過二年者一律改為長牌。
（五）司機工薪凡遞進至最高工薪者即為頭等工資。
（六）凡奉直戰爭開車升火工人，應開單候獎。
（七）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處，須蓋立官房，以便開車工人休息。
（八）長辛店酌築休息官房。
（九）工人因公受傷者，在害病期內，不得扣薪；並承認在罷工期內不扣薪。
這裡須特別指出的，即中段與南段的工人並未參加罷工，然而罷工勝利的條件，連帶使中段南段的工人亦得增加工資，不消說，這使全路工人發生休戚相關的深刻印象。這就可以解釋統一全路總工會為什麼首先成為京漢鐵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至於為了成立總工會，不惜與軍閥搏戰，作最大的犧牲。
長辛店罷工勝利後，很快的就傳染到了各路。
接著就是九月四日京奉鐵路山海關機器廠工人的罷工。火車未停。工人要求斥革工頭，改良生活。結果路局與工人代表會議承認條件，計罷工八日。
再接著是九月八日粵漢鐵路武長段全路的罷工。因監工虐待工人而起，軍警干涉，傷斃並逮捕工人。工人得各路工人及武漢工團之助，結果監工查辦，被捕工人釋放，並承認工人要求，分別加資。計罷工二十七日。
與山海關約定同時並舉的本有京奉路唐山製造廠工人，因準備不及，延於十一月罷工，火車並未停，參加者二千餘人。要求增加工資，改良待遇，承認工會等。結果，相當勝利，惟承認工會一項未得。計罷工八日。
十月二十七日京綏鐵路全路車務工人罷工，參加者一千餘人，亦係要求增加工資，改良待遇，結果完全勝利。計罷工二日。
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鐵路石家莊機器廠工人罷工，火車全停，參加者一千餘人。要求與京綏路大致相同，惟多提承認工會，結果完全勝利。計罷工二十一日。
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津浦鐵路浦鎮機器廠工人聯合浦口碼頭工人罷工。南段火車停止，參加者二千餘人，要求大致與上相同，結果相當勝利。
一月六日，粵漢路徐家棚工人罷工，參加者二千餘人，要求增加工資，結果相當勝利。
此外還有一月十六日京漢鐵路劉家廟車站因反對兵士毆傷工人而罷工一日。
最後便是二月四日京漢鐵路全路總罷工，下面第七章再專門敘述，此處不贅。
總起來說，除東三省雲南廣東不計外，北方及中部各鐵路，只滬寧、滬杭、膠濟、南潯未發生罷工，京漢路和粵漢路武長段均全路加入。京奉路只山海關、唐山兩處罷工，甚至並未停車。無論如何，鐵路罷工潮激動了每個工人的心胸，數千年麻痺自卑的勞動者到此時的確逐漸覺醒起來了，也就因此迅速的從改良生活的經濟鬥爭，一躍而到反對軍閥爭取自由的政治鬥爭。這一跳躍的具體表現，就是最後發生的京漢鐵路大罷工（詳後）。
礦山罷工潮
此時礦工罷工的共有三處，直隸的開灤五大煤礦，江西安源煤礦和湖南水口山鉛礦。
首先是安源煤礦罷工。安源煤礦為漢冶萍公司之一部。漢冶萍公司為中國有名的鋼鐵企業，在大冶取鐵，在安源取煤，運到漢陽煉造。安源有工人一萬二千人，每日可出煤共二千多噸，其中煙煤約七八百噸。共產黨湖南黨部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此地設立工人補習學校，主持者為李能至（立三）同志。過兩月即籌備工人俱樂部，至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七月間漢陽鋼鐵廠罷工勝利消息到後，因其同屬一個產業，故感受極大的影響。遂於九月十三日罷工，株萍鐵路為該礦專門運煤所築亦同時罷工。在罷工中表示群眾高度的熱忱與勇氣，經過五日，終使路局屈服，承認工人十三條件，最主要的是承認工人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及增加工資，完全勝利。
十月二十三日開灤五大煤礦罷工，更是光芒萬丈，下面第六章再專門敘述，此地不贅。
繼安源而起的有十二月水口山鉛礦罷工，其雄壯不亞於安源，其條件大致與安源相同，結果勝利。主持者為蔣先雲同志（蔣同志死於武漢北伐之役[註 4]，時為張發奎軍隊團長之一）。
武漢罷工潮
在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於武漢方面發現一個令人不可逼視的狂潮，以工業中心城市的罷工潮而論，當時應首推武漢。
一九二一年冬粵漢鐵路和人力車夫兩次罷工，便預報潮汛之將至。到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罷工運動澎湃一時。這裡只敘述幾個大的罷工。
首先是七月漢陽鋼鐵廠罷工。上面敘述安源罷工便已說到漢陽鋼鐵廠是漢冶萍公司之一部，它與漢陽兵工廠是武漢兩大五金工廠，自然在武漢方面有舉足輕重的勢力。這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與改良待遇。該廠有大規模的熔鐵爐，如繼續一星期不升火，便會凝凍作廢，也就因此迫得資本家不得不承認工人條件，故只五日便已解決。接著就是八月十三日漢陽兵工廠罷工，要求增加工資，軍隊干涉，傷工人若干名，斃三名，工人炸毀一部分機器，結果相當勝利。
九月二十三日，漢口揚子機器廠罷工，幫助粵漢鐵路罷工外，並提出增加工資條件，結果亦得勝利。
隨後就影響到輕工業。十月十九日漢口英美菸廠罷工，參加者三千餘人，亦要求增加工資，得到勝利。計罷工十三日。後來因廠方不履行條約，於次年一月作第二次罷工，又得勝利。計罷工二十八日。
一月十一日漢口花廠罷工，參加者三千餘人。起因為廠主反對工人組織工會，工人罷工對付，結果勝利。計罷工八日。
此時局部的小罷工很多。最後就是二月援助京漢鐵路的全市總同盟罷工，包括各業工人，其詳敘於第七章中，不贅。
武漢方面所有的罷工，幾乎全為當地共產黨所領導，未遇見任何競爭者。
湖南罷工潮
與武漢爭輝並美的，便是湖南罷工潮。湖南本非工業區域，比之武漢相差很遠，此地除一個紗廠外，尚有造幣廠、黑鉛煉廠數家，其餘則有三個大的礦山：安源之煤礦、水口山之鉛礦和安化之錫礦。
如說共產黨在武漢方面沒有遇著競爭者，那麼，在湖南方面就恰恰相反，劈頭就遇著競爭者——而且是非常強固的競爭者。
先共產黨湖南黨部還未成立之時，便有無政府黨人在此活動，其首領為黃愛、龐人銓。一九二○年他們便組織湖南勞工會，兩年以後約有工會二十，會員七千人。
一九二一年共產黨湖南省黨部成立之後，便著手與黃、龐攜手合作，真的，黃、龐那時候曾傾向過共產黨，在他們被殺之前二月確曾介紹過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黃、龐被殺後，無政府黨人爭著黃、龐是純粹的無政府黨，不是共產黨。其實黃、龐不失為為工人階級利益而犧牲的有價值的戰士，而無政府黨人後來借黃、龐之死，在外斂錢自肥，以致晚節不終，投降殺黃、龐的軍閥，實屬可恥）。湖南勞工會的基礎便是那個唯一的紗廠（華實紗廠），一九二二年一月發生罷工。
罷工的原因在於工人要求獎金和一個月雙薪。參加者二千多人。華實紗廠實際即政府企業，省長趙恆惕派兵鎮壓罷工，開槍擊傷工人數十名。雖然如此，但工人依然堅持，趙恆惕不得已承認酌給獎金。罷工工人雖然勝利了，但他們的首領黃愛、龐人銓卻於罷工解決之後，被趙恆惕逮捕，推至瀏陽門外斬首。黃、龐因此便做了為工人階級犧牲的英雄。
黃、龐被殺後，湖南勞工會亦遭封閉。但黃、龐被殺卻引起社會的不平，因為當時湖南省剛剛宣布省自治。趙恆惕制定什麼省憲，亦曾冠冕堂皇規定人民得有什麼自由權利的條文，這樣一來省憲的假面具完全揭開（本來趙恆惕宣布省自治就只是軍閥割據的護符）。
共產黨湖南黨部便發起“驅趙恆惕運動”。這一運動不僅限於湖南，而且波及省外各埠，影響甚大。
黃、龐被殺以後，職工運動遭一頓挫，所謂湖南勞工會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產黨員卻並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極困苦艱難的工作。過數月後，開始罷工鬥爭，最大的當然是安源煤礦和水口山鉛礦的罷工。我們在上面已經敘述過了。總之，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湖南罷工潮最澎湃的時期，手工業工人和苦力幾乎全部罷過工，而且是聯合全市小作坊小舖店的同盟罷工。罷工大半勝利。湖南罷工潮也因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而歸於停止。
上海罷工潮
上海本為全國工商業中心，但在此次罷工高潮中，卻不及內地遠甚。其原因：第一、上海為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帝國主義在本國已積有百數十年壓迫罷工的經驗，對付中國新生的幼稚的罷工運動自然是優有餘裕。真的，我們要承認那時真不是他們的敵手。至於內地，我們固然幼稚，軍閥官僚資本家對於壓迫罷工也同樣沒有經驗，所以當時罷工往往在內地勝利，而在上海則否。第二、上海工人成份比起鐵路工人來，女工童工極為充斥，如紗廠百分之九十是女工，絲廠則常常是百分之九十九，而且其中有一半是童工。女工童工的覺悟力與戰鬥力當然不及成年男工。那時帝國主義對付罷工最主要策略有三：（一）無論如何不讓罷工勝利，不與工人訂立條約，寧願聽其多罷幾天工，寧願罷工解決後由廠方自動加資，意思就是加資不是由工人鬥爭得來的，而是由於廠方“恩賜”。 （二）無論如何不讓工人組織工會。 （三）即使有時對工人讓步，但以開除罷工領袖為交換條件，自然開除工人領袖多以別項美名（如“調工作”，“自動辭職”等）為欺騙。我們遇著這樣的強敵，真使我們難於應付。雖然如此，但上海工人階級仍曾表現其好身手，仍是屢跌屢起的前進，最明顯的例子，是日華紗廠兩年之內發生八次罷工。我們這裡來敘述一九二二年的罷工潮。
二月上海有兩個紗廠的大罷工。一個是上海第二紗廠，因為工人家屬送飯時資本家恐怕偷紗，不許入廠，工人大憤，二日起罷工，參加者一千四百多人，計罷工三日。另一個是三新紗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十一日起罷工，參加者共六千多人，結果被租界巡捕壓迫而失敗，計罷工二十日。
四月十六日，日華紗廠罷工，參加者三千八百多人，要求加資，結果勝利。
四月二十四日，郵差罷工，參加者七百餘人，反對增加保證金及儲蓄金，並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結果勝利，罷工二日。工人組織工會。
這兩個勝利的罷工，可說給上海工人及附近的工業城市，如蘇州，無錫等處不少的影響，數月之內發生無數的罷工。
全國勞動大會後，五月二十日，日華紗廠又發生罷工，因經紗間要求按件付工資不遂而起。工人組織工會，巡捕拘捕工人，上海南京各團體紛紛援助。結果前一次加資一律有效，罷工期內發二日工資，經紗間女工技精者按件計資，但工人領袖自動辭職，工會不准存在，計罷工十五日。
罷工潮既日盛一日，上海工部局查封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逮捕李啟漢同志，罪狀是“煽動罷工”、“擾亂秩序”。判處徒刑三月，永久驅逐出租界。帝國主義驅逐李啟漢同志，並不是真驅逐，而是遞解中國官廳，並授意中國官廳，將他永遠監禁。當時上海護軍使何豐林仰承帝國主義意旨，不加審問，將李同志腳鐐手銬送入大獄，時經兩年，百計營救無效，直到一九二四年江浙戰爭起，李同志始被放出來，坐獄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啟漢同志為第一人。
八月五日，絲廠女工大罷工，參加者一萬餘人，要求增加工資及減少工作時間，結果被警察干涉。罷工只三日而失敗。
從此，罷工便趨向低落了，最後發生的所謂三角同盟罷工，即金銀業、日華紗廠、英美菸廠三罷工是也。
十月七日，上海金銀業罷工，參加者數千人，要求改良待遇，承認工人俱樂部，增加工資，減少學徒年限，廢除包工製等，支持二十七日而失敗。
十一月一日，日華紗廠又罷工，參加者三千多人，要求啟封工會，被軍警壓迫而失敗。
十一月二日，英美菸廠罷工，參加者九千多人，要求增加工資，改良待遇和啟封工會，結果，亦遭軍警壓迫而失敗。這三個罷工失敗後，上海罷工工潮遂一蹶不振了。
廣東罷工潮
廣東罷工潮比上海還要落後，其原因是共產黨廣東黨部很弱，而且夾有極大機會主義成份。代表人物即現今國民黨改組派的陳公博。他當時主張“聯陳倒孫”，後經共產黨中央派人前往糾正，開除陳公博及其信從者出黨，自經此事變後，黨部方稍能對外發展，但領導罷工仍屬軟弱無力，廣東自發罷工也有，均無若何結果，大的罷工有兩次，即鹽業罷工和澳門罷工。
五月十二日，廣州鹽業工人罷工，其時為國民黨政府，中國有名的老外交家伍廷芳為省長，但此次罷工卻是經伍廷芳之手壓迫下去了，甚至於還實行取締工會條例。
五月二十九日，澳門全體華人總罷工。澳門系葡萄牙帝國主義的租借地，此次罷工因西人侮辱中國婦女，有華工見而毆之，被租借地政府拘捕，華人請願釋放，遭槍擊，大憤，全體華人罷市罷工。由廣東政府交涉，但廣東內部不久發生政變，無結果，罷工自行潰散。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罷工高潮中的領導作用
全國罷工高潮的狀況我們已大致敘述過了，現在來敘述當時工人組織的狀況。
首先須敘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罷工高潮中的領導作用。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後簡稱書記部）在當時中國工人群眾中的確有很大的威信，在第一次罷工高潮中確起了先鋒的作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勞動大會（後面第五章還要專門敘述）就是由它發起的，而且在這次大會上通過它為全國總通信機關，儼然成為全國工會的總領袖。在大會以後，書記部由上海遷到北京，改為總部，總主任為鄧中夏同志。並於上海、武漢、湖南、廣東、濟南設分部，上海分部主任為袁大時（現已叛變），武漢分部主任為林育南同志，湖南分部主任為毛澤東同志，廣東分部主任為馮菊坡（一九三一年已離開了黨），濟南分部主任為王盡美同志（現已死）。書記部遷往北京，為的在當時罷工高潮中，北方鐵路做了骨幹，遷往便於就近指揮。真的，書記部當時確成了罷工的唯一領導者，在那樣緊張罷工潮中，書記部的工作不用說是萬分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員派出，遑遑於火車輪船道中；書記部的總機關報即為《工人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機關報。第一次勞動大會的缺點，在於沒有一個工人目前鬥爭的綱領，書記部是補救了這一缺點，其時適值國會重開，書記部乃發起勞動立法運動，提出勞動法，實際即鬥爭的綱領，並號召全國工會為此綱領而鬥爭（參看後面第五章），也就因此把全國工人罷工鬥爭的意志統一起來；而同時全國的罷工，差不多都得了書記部（總部或分部）的指導，因此書記部的信仰越發增高起來，有不少的地方罷工勝利後，由工人群眾提議捐助書記部的經費，即此一端可概其餘了。
兩大地方組合與兩大產業組合
在罷工高潮中，固然，多數是先有組織而後罷工，但亦有不少組織成立不到數日便罷工的，或罷工時開始成立組織的，甚至還有罷工前後均無組織的。這樣一個大的缺點，當然是書記部首先須以全力克服的。除在各地幫助工人組織當地工會外，書記部特別注意是組成地方總工會和產業總工會。
最先成立的是武漢工團聯合會，它包括有漢陽鋼鐵廠工會、漢冶萍輪駁工會、大冶鋼鐵廠工人俱樂部、下陸礦廠工人俱樂部、花廠工會、人力車夫工會、香菸廠工會、揚子機器廠工會、武漢縫紉業工會、武漢輪駁工會、江岸鐵路分工會、徐家棚鐵路分工會、武昌機器工會、機器縫紉工會、蛋廠工會、西式皮鞋工會、武漢電話工會、洗衣工會、武漢調劑工會、建築工會等二十個工會，會員三萬餘人。
其次成立的是湖南工團聯合會，它包括有粵漢鐵路岳州分會、粵漢鐵路長沙分會、造幣廠職工俱樂部、鉛印活版工會、黑鉛煉廠工人俱樂部、人力車夫工會、土木工會、理髮工會、縫紉工會、筆業工會、安源礦工俱樂部、水口山鉛礦工人俱樂部等等十四工會，會員亦達三萬餘人。
再其次成立的是漢冶萍總工會，包括漢冶萍總公司整個企業，計有漢陽鐵廠工會、大冶鋼鐵礦工人俱樂部、安源路礦工俱樂部、下陸鐵廠工人俱樂部、漢冶萍輪駁工會，於十二月十日開成立大會。
最後就是籌備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這裡有一個困難，即各路工會組織發展是不平衡的。北方京漢鐵路算是沿路經我們的手組織起來了。但京奉則只有唐山、山海關、天津、丰台有我們的組織，關外沒有。津浦路只南段的浦鎮、浦口和中段濟南有我們的組織，其餘各站不是沒有組織，便是工頭組織。泰安工頭某承交通系的意旨還宣布成立全路總工會。京漢路則機務車務機器廠分成三部，車務和機器廠有我們的組織，而機務則在交通系走狗之手。隴海路上的罷工，本為工頭領導，故工會亦為工頭把持，分化的結果，洛陽完全為我們所有，其餘各站則我們的影響極微。正太路只石家莊、陽泉有我們的組織。道清路粵漢路和株萍路北段則全有我們的組織。其他如滬寧、滬杭，全無我們的影響。在這樣狀況下，馬上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當然時期尚早。開灤大罷工起，書記部召集各路代表開會於北京，本為討論援助開灤罷工，但開會時開灤已失敗，於是討論籌備全國鐵路總工會，當成立籌備委員會。並決定於最短期間內成立各路總工會，然後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後來京漢鐵路大罷工便為成立該路總工會而起。 “二七”失敗後，全國鐵路總工會之成立遭一頓挫。
自然那時我們在上海和廣東均有這種總組織的企圖，上海是沒有成功，廣東雖然掛起“廣東工團聯合會”的招牌，但實際上沒有基礎。
海員工會方面，香港則因我們南方黨部太弱未能打入，上海雖由李啟漢同志打進去了，旋因被捕，工作也就停頓。
工會組織的內容
無疑的在那樣緊張那樣迫切的罷工環境之下，對於組織無論如何是不精密的，又何況那時我們的經驗實在太少。一般的說，那時工會只有上層組織，沒有下層組織，每一工會內大概有一主任或委員長，文書、組織、宣傳、庶務、調查、交際各部。大會，代表會議，委員會議都是有的，但在組織的運用上的確模糊不清。一般的說，工會的秘書，確是我們派知識分子去充當，自然經過工會的同意，這個秘書幫助工會辦事，久而久之，信仰鞏固，往往不知不覺的變成“秘書專政”，這是有的。至於由我們派去的同志充當工會主任，那時還是極少，有幾個同志確因在罷工鬥爭中表現他的勇敢和能幹，為群眾所擁護，至選舉時，群眾便選舉了他，並非黨的委派。
工會與黨
這裡我們提出一個嚴重問題，就是我們在當時確做了一個極大錯誤，這個錯誤不在黨與工會的關係，而在於當時做職工運動的同志，未曾在工會中發展黨的組織。最大錯誤是黨的關門主義，大家有這樣的觀念，以為工人覺悟程度還不夠加入共產黨，把許多鬥爭中表現很好的積極分子，都推到黨的門外。介紹個工會會員入黨，常鄭重要經過數月的考察。還有這樣的可笑事，介紹工人入黨必先介紹入書記部，書記部成了工人入黨的經過機關。這樣一來，工會與黨的發展成了非常奇怪的形式，極不相應。自然當時工會中的黨的組織普遍是沒有，只有共產黨員個人，也就因為如此對於工會的領導，只是個人式的英雄領導，而不是黨的組織領導。後來，“二七”失敗，工會被封，我們黨在工人群眾中除政治影響外，什麼也沒有了，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這個錯誤明顯的是十足機會主義的錯誤。這個遺毒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北方鐵路工會還有殘留。
我們已經對於一九二二年的罷工潮流，有了一個一般的敘述，現在可以把當時職工運動裡最大的幾件事，分章的詳細說一下：海員罷工，第一次勞動大會，開灤礦工罷工和京漢鐵路的“二七”屠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