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失敗後之殘破局面
“二七”慘變後，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受到這樣浩大的損失，無疑的要轉到一個消沉期。我們現在來檢查“二七”慘變所遺留下來的殘破局面。
京漢路和武漢三鎮的工會，不用說是完全被封了，其他各路工會也由公開的而轉為秘密的，當時尚稱完好的只有廣州和湖南。
“二七”失敗，死者、傷者、入獄者、逃亡在外者既那樣眾多，書記部此時的當前責任，便是救濟問題，這種救濟事業，有極重大的意義，不但直接安慰被難者，實亦間接安慰全體工人。書記部一面在國內募捐，一面派人向世界的赤色工會要求援助，並組織專門委員會，經過京漢鐵路總工會駐滬辦事處，以其捐款散發被難者。
就全國情形而論，此時工人階級確已陷於消沉狀態，雖然有少數零星的自發的罷工，甚至還有千人以上的罷工，如上海三月中之恆大紗廠一千餘人的罷工，裝訂工人一千五百人的罷工，五月中之皮箱業工人一千餘人的罷工，六月中之豆腐作數千工人的罷工，十一月中之漆匠四千餘人的罷工等。但無論如何，這些罷工一大部屬手工業工人，且多數失敗，故給予當時的影響是不大的。
碩果僅存的安源工會
在此消沉期中，特別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真為“碩果僅存”。
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運動就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猛烈地開展了起來，使得趙恆惕對於工人不能不稍為和緩，所以“二七”失敗後，各地工會（廣東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卻一時尚能支持，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至四日，長沙市民舉行收回旅大示威（旅順大連灣原租給舊俄，日俄戰後轉給日本，到此年租借期滿，故當時各地有收回旅大運動），日本兵艦水手槍殺碼頭工人，全市工人曾舉行一次抗議慘殺的總罷工，由此可見當時湖南工人雖處防禦地位，而其勢力尚得公開存在。直到這年冬季十一月三十日，水口山工人罷工失敗以後，湖南職工運動才完全進於秘密狀態，因為趙恆惕不僅以鐵血摧殘水口山工人，連帶亦以強力封禁湖南所有的工會。
但安源煤礦，那時卻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會仍舊巍然獨存，本來“二七”慘變後，安源路礦局亦接北京交通部來電，囑其封閉工會，但路礦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勢力集中，產業又極重要，工人組織力與戰鬥力亦相當豐富，若封閉工會，無疑的必遭到工人決死的反抗，於礦山生存實有重大危險。路礦局方面深明於此，故不敢遽爾壓迫；而工會方面亦極十分注意防範，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潰。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在此時期做了不少工作，特別有兩點值得指出：
（一）真正打破包工製。安源煤礦包工頭的收入，真是駭人聽聞，工頭從工人身上剝削所得，超過工人工資一倍以上，甚至有超過三四倍的，工頭每月收入有銀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工頭每月收入如是之豐，欲其相安無事，勢必須分與職員若干以塞其口，工頭與職員雙方勾結，一方面盡力剝削工人，一方面又做“吃點”、“買空” 、“做窿”、“買灰”等弊（“吃點”就是工頭向礦局領取三十人的工資，而只僱二十人，其餘十人的工資即歸工頭腰包。“買空”就是如出產只九百噸，而工頭虛報一千噸，此一百噸之價值即歸工頭吞沒。“做窿”就是工頭扣發做窿應用之材料與人工，使窿湫隘難行，而工頭向礦局虛報，從中攫取利益。“買灰”，該礦設有化驗處，特延化學專家任其事，每日出煤必經化驗，燐灰輕者獎，重者罰，灰定分數。工頭為求獎免罰起見，便賄買化學專家，金錢一到，燐灰立減，不爽毫釐）。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罷工勝利以後，工頭職員不能剝削工人了，於是密謀破壞工人俱樂部，被工人所知道，加以重懲，此時工人俱樂部更進一步廢除包工製，改為合作制，議定合作條約，工頭每月工資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資照罷工時條約不改，其餘各項消耗費，歸合作賬內開支，所得紅利，工頭佔百分之十五，管理處佔百分之五，餘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真的，這樣一來，該礦二十年來的包工製被打破了，不僅使工人不受中間階級的剝削，並且為礦局廓清積重難返的弊病。
（二）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會議制度。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基本組織，是十人團，選舉十代表一人，再由十個十人團選舉百代表一人，每工作處選舉總代表一人。總代表會議（總代表五十一人）為俱樂部最高決議機關，百代表會議（百代表一百三十一人）為俱樂部複決機關，十代表會議（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則聽俱樂部之報告。至於全體部員大會，一年開一次，如有要事，臨時召集，再由百代表會議選舉主任四人（總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內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組織主任團，總理俱樂部一切事務，主任團下設幹事會，為俱樂部辦事機關，這種組織，可說是議會制與蘇維埃制的混合組織，誠有可議之處，但無論如何，當時該礦全體工人，是已經完全組織在一個嚴密系統之下。
安源工人俱樂部當時確有很多的成績，最大的為消費合作社、工人教育等，可惜這里為篇幅所限，不能詳述了。
共產黨內的取消主義傾向
“二七”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內發生右傾的取消主義，代表人物就是現今共產主義的叛徒陳獨秀，陳獨秀從“二七”失敗所得的結論是工人階級沒有力量，於是他的整個機會主義的理論就在此時完全形成了。我們這裡不能詳細說到整個陳獨秀主義，而只就其與職工運動有關者略略提及。陳獨秀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見一九二三年四月出版的《嚮導》週報第二十二期刊載的陳獨秀所作《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 〉又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說：中國工人階級“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裡……不感政治的需要，並不脫離神權帝王之迷信”，所以他斷定：“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前鋒》月刊第二號刊載的陳獨秀所作《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 〉這樣，陳獨秀把資產階級恭維得很高，把工人階級看得一文不值，不用說應用到實際工作上便是取消職工運動。不僅取消職工運動，他當時還主張取消共產黨呢！他當時公開的說：“混蛋的中國，便有混蛋的無產階級。混蛋的無產階級便有混蛋的共產黨，共產黨不該早成了幾年，所以弄成一個三不像的共產黨。”真的，陳獨秀此種觀點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員的擁護，於是另一中央委員就說：“勞動運動嗎？這一名詞根本不能成立，現時只有一個國民運動，即是要勞動運動也只能與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量齊觀，而共同的隸屬於國民運動之下，做國民運動之一部分。”在這種取消主義的觀點之下，無疑的中國職工運動要遭到巨大的不幸。真的，“二七”失敗後差不多有一年，陳獨秀的中央，實際上對於職工運動不聞不問，或者怠工。
陳獨秀這種叛賣階級的取消主義的觀點，曾受著抵抗的。比如鄧中夏當時在《中國工人》、《中國青年》以及黨報上，就曾經作文章批評過這種觀點，在黨報上而且是指出這位“家長”陳獨秀的名字公開批評的。
陳獨秀的中央，對於職工運動的取消主義的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產黨的擴大會議上，才糾正過來，也就是從此以後，共產黨對於職工運動才重新又做起來。
國民黨的改組及其工人政策
這裡須說到國民黨的改組及其工人政策，因為它與職工運動有很大的影響。
國民黨未改組以前，本無所謂工人政策，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組，才明白規定。
國民黨在辛亥革命時，確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時還叫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相號召。革命成功以後，改名國民黨，此時新加入的成份更為複雜，貴族官僚，將軍政客，無所不有；因為那時國民黨擬與袁世凱爭權，企圖建立所謂“政黨內閣”，故廣為延納，以擴黨勢。癸丑（一九一三年）反袁戰爭，國民黨一敗塗地，於是該黨黨員紛紛向袁投降，黨遂瓦解。孫中山逃亡海外，另組中華革命黨，繼續革命。到後來南方舉行所謂護法戰爭，孫中山回粵，恢復國民黨名稱，上添加中國二字，以示區別。其實孫中山那時醉心軍事運動，所謂“黨”也不過粉飾門面，實際黨的組織蕩然無存。正確些說，那時無所謂國民黨，只有孫中山。國民黨當時在民眾中的信仰，不用說是渺乎其小的。俄國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的黨取得了政權，這確是給孫中山一大啟示。 “五四”運動以後，政治團體紛紛出現，各樹一幟，就中以共產黨最為猛進，隱然握有全國思想界之權威。此時中國革命新的浪潮，日益緊張，事實上需要一個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軍閥的統一的民主聯合戰線，就是說需要各階級聯合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為統一民族革命的戰線，遂命令自己的黨員加入國民黨（自然共產黨自己的組織須完全保持獨立），並幫助國民黨改組，因此共產黨以改組國民黨建議於孫中山，孫中山亦因屢敗之餘，覺悟其黨不行，於是接受共產黨的提議，國民黨遂於一九二四年實行改組了。
國民黨在改組以前，只有簡單的口號，而無充實內容的政綱；此次改組，得代表新的革命勢力的中國共產黨員之參加，才釐定政綱，發表宣言，對於孫中山夾七夾八的三民主義，給以改頭換面，加了一番新穎的解釋，這裡只摘錄其中關於工人政策的幾段於下；在宣言中說：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感受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
又說：
“又有當為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製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製，育兒之製，周恤廢疾者之製，普及教育之製，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
在它的政綱中則說：
“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
國民黨經共產黨幫助它改組以後，的確氣象一新，它的組織範圍，也就不限於廣東一隅，而擴張到中部與北方，國民黨各級委員會均設工人部，這部秘書與乾事，在初時期，多半為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充當，因此，大有助於職工運動。
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成立與挫折
在消沉期中有一事特別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成立。 “二七”失敗，已隔一年，檢閱我們當時在鐵路上的力量：計京漢路工會各重要車站尚有數人至數十人之秘密組織；京奉路唐山工會尚秘密存在，暗中擁有實力，工會基金亦有一千餘元；京綏路車務工會也頗有進步，有會員一千五百餘人；正太路工會依然存在，工人尚能團結一致；粵漢路工會亦秘密存在，但會員略有減少；津浦路浦鎮有五千餘人的秘密組織；株萍路工會如舊，且極有進步；此時有一新生勢力為“二七”時所沒有的，就是異軍特起的膠濟路工會，該會在中國工人階級大受打擊之後，居然能起來組織工會，會員發展到一千五百餘人，不能不算是難能可貴。北京工人周刊，依然繼續秘密出版，也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
共產黨估計了此種狀況，於是決定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集各路代表大會，計到者九路代表，二十餘人。通過正式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發表宣言，其全文如下：
全國鐵路總工會成立宣言：
“前年十月間開灤五礦罷工時，全國各鐵路工會代表曾於北京集會，除計議援助開灤礦工外，並產生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籌備全國鐵路總工會之正式成立。自籌備委員會成立以後，進行極為順利，本擬去年三月間召集全國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不幸'二七'事變發生，京漢工友大遭屠殺，京漢和各路工會多被搗毀封禁，籌備委員會及各路重要分子，死傷的也有，監禁的也有，逃亡失業的也有，那麼一來，進行就極為困難，因此一年之內，除救濟死傷失業被害者外，簡直沒有餘力去精密的籌備全國鐵路總工會。幸賴籌備委員會和各路領袖都具熱忱毅力，所以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事宜，沒有停頓，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們經過這一年多的艱難籌備，直至如今，我國全國各路工會代表，才於本年二月間集會，正式宣告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章程製定好了，機關也設立了，負責人員也推選出來了。那麼全國鐵路總工會，便形成而實具了。全國鐵路總工會之成立，簡直是我全體鐵路工友於痛苦不堪之中得著一顆光芒萬丈的救星。
“全國鐵路總工會怎麼是我全體鐵路工友的救星？我們只要看總工會的宗旨，便知道了。總工會的宗旨是什麼呢？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謀全體鐵路工人之福利；二、聯絡感情和實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爭端；三、提高知識以促成工人階級的自覺；四、幫助各路工人組織各路總工會，並與全國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關係。這四條宗旨，寫得多麼明白，那一句一字，不是為我全體鐵路工人謀幸福呢？
“總工會既然有了宗旨，辦法又怎樣呢？我們要謀得幸福，首先便要有團體，所以這次成立大會已經制定了全國鐵路組織計劃，務使已經組織好了的各路工會，團結更加嚴密，各路工會被封禁了的，設法恢復，還有沒有組織的，從速成立團體。死傷被捕的失業工友，總工會當力圖救濟；各路工會互相關係，總工會當力謀密切；從前各路罷工已要求到之條件，總工會當力爭實行；並決定加入萬國運輸工人聯合會，實現全世界聯合之目的。我總工會既係全體鐵路工友的機關，當然以謀全體鐵路工人之利益為第一要義，但工人亦國民一分子，所有救國救民、以及反抗軍閥官僚之橫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國民運動，亦當視能力之所及，參加而促進之。我工友若參加此種國民運動，必首先提出爭自由和恢復工會等要求，如有為恢復工會而鬥爭者，吾人必同情之。
“這些辦法，如果能夠一一做到，不但總工會的宗旨實現了，我全體鐵路工友的幸福也就不小了。
“總工會既然有了很好的宗旨和辦法，最可注意的，還有各路工會代表的精神。各路工會代表都抱定堅強的志願，犧牲的魄力，大家約定非實行互助不可，非組織堅固的總工會不可，非奮鬥以解除痛苦謀到幸福不可。這種全體代表一致的精神，便是鐵路工人萬眾一心的表示，也就是總工會團結堅固之表證。如果我全體鐵路工友能以代表之精神為精神，那我們前途的希望，就很遠大了。
“全國鐵路工友們！全國鐵路總工會是代表我們全體鐵路工友的，我全體鐵路工友務必擁護我們的工會，務必依照總工會的宗旨和辦法做去，並須在總工會指揮之下，一致團結起來奮鬥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除痛苦，獲得幸福哩。全國鐵路工友們！我們的總工會已經成立，從此一致團結，一致奮鬥，並一致慶祝全國鐵路總工會萬歲！”
全國鐵路總工會成立之後，各路組織，頗有顯著之進步，如膠濟路會員之大增加，京綏路車務工會會費之確能收齊，正太路工會組織之大加整飭等。
不料五月間武漢發生拘捕工人領袖楊德甫（叛變）、許白昊（犧牲）、羅海臣（未詳）、週天元（未詳）、黃子韋（未詳）及律師劉芬（未詳）等六人的事件，牽連所及，全國鐵路總工會北京秘密會所亦被抄封，幹事張特立、彭立和、李斌（未詳）等同時被捕（系楊德甫供出），不久，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孫云鵬（後消極）亦在石家莊被捕，膠濟路工會因舉行大會而被封，領袖郭恆祥（未詳）等四人則被開除，後來又被通緝。一時各路領袖被開除者、被通緝者，共計四十餘人，都不能在本地立足，逃亡在外，於是鐵路工會又遭一次挫折。
流氓工會的招搖
消沉期中，還有一特殊現象，就是流氓工會的興起，“二七”失敗後，有幾個曾與武漢工會發生過關係的知識分子的共產黨員，潛逃上海，閒居無聊，由動搖以至於叛變，於是遂與湖南勞工會殘餘分子及上海招牌工會分子，聯合起來，形成流氓工會的大聯合，發起成立“上海工團聯合會”，時在一九二四年春。起首他們還標榜無政府主義，提出“只問麵包，不問政治”，“工會自治，不許政黨過問”，“穿長衫的，快滾出去”等口號。他們反對的對象，不用說是共產黨，所提口號即是針對共產黨而言（其實他們自己就是穿長衫的，呵！是穿西裝吧）。這些口號，很明顯的是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所需要的，那時帝國主義在租界極端嚴禁共產黨活動，吳佩孚正在誥誡鐵路工人：“不要為學生政黨利用”；蕭耀南正在通令各工廠，勒令工人具結“永不加入政黨”，這些流氓得帝國主義的諒解與保護，在上海公開活動，不用說他們當時是共產黨的一個敵人，我們卻和他們作過堅決的鬥爭。
國民黨改組後，革命勢力逐漸團結與開展，國民黨內立即起了分化，代表買辦階級的分子首先起來反對改組，形成第一批右派，與共產黨和當時的國民黨左派處於敵對地位。流氓工會於是又與國民黨右派相結合，實行反動。
這些流氓工會，當時在上海專做破壞工人事業的勾當，如勾結絲廠廠主破壞絲廠女工罷工，勾結南洋菸廠廠主破壞工人復業運動，甚至毆打國民黨中央工人部代表等。
這種流氓工會，曾經有過企圖，要組織全國工團聯合總會，他們曾派人到北方一帶活動，但是他們這種企圖，卻被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反帝高潮所淹沒了，他們在上海的組織也從此就煙消雲散了。
困苦艱難中的工會工作
消沉期中，我們的工會工作，確實困難萬分，從上面敘述中，已可看到我們在當時的工作範圍是如何狹隘，完善的僅安源礦工工會。鐵路工會又稍起即僕。在上海方面，我們只有一個印刷工會，一個機器工人俱樂部和一個金銀業工人俱樂部，後來成立一個店員工會，人數卻是很少。武漢方面，只有人力車夫工會、花廠工會等。此時給予我們最苦惱的問題，就是在困苦艱難中如何組織的問題。赤色職工國際恰於此時派代表到中國，我們與他討論的結果，於是決定以“工廠小組”為此時組織的中心工作，就是在每個工廠的工作處，成立若干個十人以下的秘密小組，這些小組，視環境而決定相互關係，如環境好的地方，各小組組長可以發生關係或開聯席會議，否則，各小組彼此不發生關係，其組長與工會的組織員接頭。這個新組織路線，的確在當時收到部分的成效。
此時國民黨已經改組，當時國民黨左派領袖確有意思改造成為一個有組織的黨，一個接近民眾的黨，但這種事他們卻不在行，不得不依靠加入國民黨的共產分子，共產分子當時在國民黨各級黨部工作的不少，特別是工農兩部大半為共產分子主持。國民黨自改組後，經共產黨的宣傳與提攜，此時聲譽日起，共產黨當時的職工運動，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也用國民黨的旗幟去做，如在上海，我們曾用國民黨的名義，在楊樹浦、小沙渡、吳淞、浦東等處開辦工人補習學校，這種工人教育運動，的確給了我們公開工作的可能，找出不少線索，於是不久就成立工人團體，如楊樹浦，我們成立了“工人進德會”，小沙渡，我們成立“滬西工人俱樂部”等。
職工運動之轉機——沙面罷工
自“二七”失敗後，消沉狀態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還未改變，七月廣州沙面發生大罷工，才表示著這種消沉狀態應該中止了。
在沙面沒有罷工以前，中國工人遭受三大慘劇：第一是上海祥經絲廠燒死女工一百餘人；第二是山東坊子煤礦，淹死工人七十五名；第三是唐山煤礦壓死工人五十三名。這些慘案，應該激起工人的奮起，但當時工人竟無絲毫表示，這可見當時消沉到如何程度了。此外有幾個罷工影響亦不大，如五月間湖南湘潭的錳礦罷工，九江的日清碼頭工人罷工和六月的上海絲廠女工罷工，均不得結果。
沙面為帝國主義在廣州的租借地，此時頒布一新警律，自八月一日起，沙面華僕出入租界，概須攜帶執照，照上須貼主人相片，每晚九時以後，華人非帶執照不能入境兩次，但西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卻均可自由，這分明是對中國民族的侮辱！於是引起沙面華人憤怒，於七月十五日宣布罷工，後來華捕亦加入罷崗，一直相持至八月十七日方解決，取消新警律。
沙面罷工卻給了帝國主義相當打擊，不消說給了中國人以勞動運動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重要意義，而為後來省港罷工有力的啟示了。此次罷工確哄動了廣州與香港，並且影響還及於中部與北方。
此時廣州確有一新的革命氣象，工人運動固然勃興，就是農民運動也發展起來，海陸豐一九二三年便有過農民減租鬥爭，此時廣寧又發生抗租鬥爭，以至與地主武裝衝突，農民協會已在好幾縣成立起來，廣州工人代表會在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直屬之下成立起來，此時工人還成立了工團軍，農民成立了農民自衛軍。正在此時孫中山因廣東商人反對他，感到地位困難，見此新生的工農勢力擁護他，一時頗為左傾，十月十五日孫中山堅決的舉兵削平商團，即受工農運動的影響。 “商團之變”是廣東當時一件大事。商團為香港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與佛山大地主陳恭受所組織，受香港帝國主義指示，陰謀推翻孫中山，自建所謂商人政府。在國外私購大批軍火，被孫中山發覺扣留，商人兩次罷市要挾發還，並開槍射擊十月國慶日之遊行群眾，孫中山十月十五日舉兵將商團擊潰，是為“商團之變”。
此時廣州還開一個太平洋運輸工人會議，有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出席，到中國、爪哇、菲律賓、日本、新加坡等處運輸工人代表，這是太平洋運輸工人的第一次聯合，當然給予中國職工運動之轉機以很大的影響。
廣州以外，九月八日上海有南洋菸廠工人罷工，參加者七千餘人，因反對廠方反悔舊有條約另定苛刻條約而起，結果失敗，失業者一千七百多人，這次罷工失業，引起廣州工人之不平，相率抵制南洋菸草入粵，相持數月。我們在上海差不多兩年沒有領導過大的罷工了，這算是第一次“復業開張”。在這次罷工中，為援助罷工問題，我們與國民黨右派發生激烈的鬥爭。
此外漢口發生八千多人的人力車夫罷工，蘇州發生一萬多人的機織工人罷工，浙江餘姚發生一萬多戶的鹽民罷工，廣州有報館排字工人罷工，這些都表示中國職工運動復興的朕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