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的準備==​​

省港罷工是為了抗議上海“五卅”慘案而起，繼續了二年多之久，成了“五卅”以來反帝國主義長期潮流之最後砥柱。罷工繼續到這樣長久的歲月，詳細敘述所佔篇幅太多，我們這裡只能將這次罷工擇要的作簡括的敘述。

省港罷工未能繼上海“五卅”運動立時發動，其原因是廣州此時發生劉楊戰爭。廣州正在準備戰爭狀態中，故中華全國總工會接到上海“五卅”慘案消息後僅只能召集一次示威的群眾大會，還不能有省港罷工的決定。雖然如此，但全國總工會已準備於劉楊戰爭告終之後，必須號召這個罷工以響應上海。故當戰爭方殷之際，就派代表到香港去準備。

當時香港的情形是這樣：工會雖有百餘，但不是黃色工會，便是行會工會。海員工會雖有我們的影響，特別是林偉民、蘇兆征兩同志相繼加入共產黨後，我們在海員工會中的影響增加，但該會會長還是一個極右傾的分子。香港的共產黨員，此時還不滿十人，而多為最下層的碼頭工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雖比黨員多幾個，但多數為學生。很顯明的，如以我們主觀力量估計起來，罷工能否發動，確無把握。我們當時鼓動這個罷工是從上下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在各工廠散發傳單，一方面與各工會領袖接頭。此時上海反帝革命高潮風起雲湧，這種影響給予香港工人極為巨大，果然，不到數日，我們的鼓動工作生效了，罷工情緒繼續增高。當時我們最感困難的是香港工會的不統一，我們在十一章便已指出。當時香港工會大別為三派：一、工團總會派，包含七十幾個工會，多屬手工業，就中海員工會為一大產業工會；二、華工總會派，包含三十個工會，亦屬手工業，重要的只電車工會；三、無所屬派，約二十幾個工會，卻多是大工會，如機器、起落貨、煤炭、洋務等工會。在這樣分立狀況之下，罷工如何能夠一致！幸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香港各工會是參加過勞動大會的，故對於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代表頗有信仰。於是全國總工會之代表召集各工會代表聯席會議，罷工公然竟在此次會議上無異議通過，還通過罷工宣言與罷工要求。過一日又開第二次聯席會議，組織罷工的統一指揮機關，定名為“全港工團聯合會”並選定職員。

上面說過，香港工會不是黃色工會，便是行會工會，為什麼這些黃色領袖會贊成罷工呢？這因為黃色領袖有他們自己的企圖與希望。這般黃色領袖實際上是些百業不居的分子，以抽收會費為生，他們以為參加罷工，與自己並無不利，因為罷工之後，領導權握在手中，一方面固可取得愛國虛榮，一方面又可取得剋扣罷工經費的實利，所以他們贊成罷工。這一點我們當時是估計到的，所以在香港與這些黃色領袖計議罷工時，關於他們爭奪罷工指揮機關的位子，我們當時取放任態度，因為那時如要香港罷工實現，的確少不了他們，去了他們罷工便會被搗亂。我們所需要的是罷工實現，故對於他們一時不能不採取容忍策略。雖然如此，但黃色領袖事到臨頭終於畏縮起來了，向我們提出許多難題：第一個是罷工工人的食宿問題，他們說劉楊戰爭未平，罷工工人何處取得宿食？我們解答：劉楊戰爭三日內可平，回廣州宿食不成問題。果然削平劉楊的消息第二日便證實了，但黃色領袖還不相信宿食問題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廣州接洽，其時劉楊戰後，廣東政府接受共產黨的提議，贊助香港罷工，因此香港工會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滿意的答覆。第二個是如何應付香港政府封鎖出口問題，他們說：香港政府如下戒嚴令，停開火車，罷工工人不能出口，怎樣辦？我們解答，即使火車停開，尚有好幾條水路與旱路可回廣州，萬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鎖水陸交通，我們起來暴動，我們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與援助。到最後，第三個難題來了，黃色領袖提出罷工程序問題，他們主張分批罷工，其畏懼罷工更明顯了，我們極力主張同時罷工。在會議上，他們勉強通過我們的主張，但我們已預料到黃色領袖必然怠工。在此千鈞一發之際，當晚共產黨黨團開會決定，首先由受我們指揮的各工會（海員、電車、華洋排字、洋務等工會）先行罷工，再來逼迫黃色工會罷工。於是這偉大歷史意義的省港罷工，就在這個決議之下，於六月十九日晚實現了。

罷工的爆發

未罷工以前，香港各工會聯名送給香港政府公文一件，敘明罷工理由，並臚列罷工要求條件，分兩大綱：第一綱，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之十七條件；第二綱，對香港政府要求六項：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宣布罷工時，發表宣言，其大意如下：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除了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還要加以武力的屠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團代表聯席會議，一致決議與上海漢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動，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我們為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計，明知帝國主義的快槍巨砲可以製我們的死命，然而我們亦知中華民族奮鬥亦死，不奮鬥亦死；與其不奮鬥而死，何如奮鬥而死，可以鮮血鑄成民族歷史之光榮。所以我們毫不畏懼，願與強權決一死戰。”

六月十九日晚起，香港如大地震一樣，罷工爆發了，海員、電車、印務首先發難；接著是洋務、起落貨、煤炭工人以及各種工人相繼而起，最後是機器、船塢工人亦相率罷工，前後約十五日，完全罷盡，罷工人數約二十五萬人，而罷工局勢遂以大定。工人紛紛乘火車、輪船由前山、江門、三水河口分道回廣州。

廣州沙面洋務工人亦同時罷工。

這裡須略略補述的，上面說過黃色領袖事到臨頭便畏縮起來，真的，如果不是海員、電車、印務首先發難，罷工一定發生變化，事實上黃色領袖對於同時罷工之決議案怠工，一直到後來影響所及，工人群眾紛紛自動罷工，才不得不跟著走。所以共產黨黨團決議是正確的。最有趣的是，海員工會會長是一極右傾的分子，對於罷工，臨時發生動搖，海員逼著他下罷工命令，說：“下不下，不下以老拳奉送。”因此他不得不下罷工命令了。更有趣的是，香港機器華人會本系香港帝國主義之御用機關，對於各工團聯席會議始終拒絕到會，罷工發生以後又始終不肯下罷工命令，但是其屬下的機器船塢工人群眾，卻不待工會罷工命令，紛紛自動罷工，這就是機器船塢工人罷工獨後的原因。

香港政府事先對於罷工本有所聞，密探四出，捉拿領袖，並佈告說：“上海事件與本港無關，工人應安心樂業，不得妄動，妄動者嚴懲不貸。”但這種恐嚇，對於罷工工人，絲毫不生影響。罷工發生，香港政府一時手忙腳亂，宣佈歐戰時的戒嚴令，宣布禁止糧食出口令，宣布禁止金銀圓塊紙幣出口令，海軍陸戰隊全體登陸，軍艦升火往來海面巡邏，香港頓時陷入戰時狀態，但工人卻萬死不辭，蜂擁離港。

沙基慘殺

罷工工人紛紛回廣州，六月二十三日偕同廣州市工人、四郊農民、青年軍士、學生共十萬人舉行大示威遊行，當路過沙面租界對岸之沙基時，英法帝國主義命令水兵巡捕在沙袋背後瞄準遊行群眾，開放機關槍掃射，同時，兵艦發炮示威，二十五分鐘後，五十二個中國人當場被槍擊身死，重傷者一百七十餘人，輕傷者無數。上海、漢口、青島等處大屠殺，又重演於廣州。但帝國主義這樣一來，卻更激起中國民眾反抗的決心，於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熱烈援助省港罷工。

罷工工人的組織

罷工工人到達廣州以後，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集香港沙面各工會代表大會，當通過罷工委員會的組織法。罷工委員會以十三人組織之，香港方面九人，沙面方面四人。罷工委員會之上為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以人數為比例，每五十人選一代表，為最高議事機關。共計代表八百餘人，間日開會一次。罷工委員會之下設幹事局，分置文書、宣傳、招待、庶務、交通、交際、遊藝七部。另設財政委員會，籌措以保管罷工經費。後來又添設會審處，為審判破壞罷工，私運糧食，偷賣仇貨之走狗的機關，並有監獄，拘禁犯人。設保管拍賣處，為保管及拍賣被糾察截獲仇貨的機關。設法制局，為起草各機關組織法及各種辦事細則的機關。設審計局，為審核各機關開支賬目的機關。設築路委員會，為管理修築馬路事宜的機關。另有糾察隊（見後）、水陸偵緝隊、罷工工人醫院、宣傳學校等機關。又設工人飯堂、工人宿舍，封閉原來之賭館煙館及所有廣州市空屋充之；分全市為八區，每區設登記處，罷工工人登記後領得憑證，分往宿舍住宿，至於吃飯則只要有憑證及飯票，到處可以吃飯。到後來，還添設不少機關，不能詳述。真的，這個罷工委員會，按其實際，實不啻一個政府，它有絕對權力，可以處置一切與罷工相關之事，廣東政府不得過問，所以後來香港帝國主義宣傳廣東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就是蘇兆征同志。原來當大會通過罷工工人組織法時，黃色領袖力持異議，首先反對組織統一的罷工委員會，謂香港沙面應各有機關各辦其事，但是遭大會的打擊而失敗。繼則反對代表大會以人數做比例，謂應以工會為單位（黃色工會多半系手工業的小工會，人數不多），亦遭大會的打擊而失敗。三則中華全國總工會向香港工會提出希望：罷工委員會中香港方面之九人，應包含海員、起落貨、機器、煤炭、洋務各一人及工團總會、華工總會務二人，他們又反對，主張自由選舉，但選舉結果全國總工會的希望完全勝利，他們又失敗。因此黃色傾袖著著失敗，他們在香港時之一切企圖，到此皆空。蘇兆征同志被群眾擁護起而充當委員長。

我們對於黃色領袖的策略，在重要地方雖不讓步，但在次要地方亦可放任，比方在香港發起罷工之指揮機關——“全港工團聯合會”，我們聽其存在，月給津貼。各部亦網羅他們參加辦事。設法分化他們。這些黃色領袖在罷工過程中，營私舞弊，層見疊出，後來經代表大會——加以懲戒，有不少還被逮捕送會審處，處以有期徒刑。

我們須特別指出的，是這次罷工，這個八百餘人的代表大會的確起了不可思議的偉大作用。罷工策略經過集體的討論，因而取得一致的團結。罷工內部許多糾紛，都依靠代表大會的威權予以解決。黃色領袖以及一切反動分子之陰謀企圖，都受到代表大會的嚴厲制裁。工人群眾的一切意志，都經過代錶帶到代表大會。罷工消息又經過代錶帶入工人群眾。罷工委員會的會務及財政，皆經常在代表大會報告，以致外面一切謠言都失其效用。罷工各機關重要職員，都經過代表大會選舉，不稱職時又經過代表大會隨時撤職，因此罷工各機關不致腐化。真的，代表大會奠定了此次罷工。這個經驗我們是在這次罷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再須附帶提及的，是罷工委員會一切權力都有，只沒有殺人權，正因為此事，當時曾發生一場激烈的鬥爭。原來罷工起後，香港帝國主義派遣大批走狗，混入廣州，造謠搗亂，破壞罷工。有林和記者，運動海員復工，會審處以其情節重大，判處死刑。此消息傳出以後，廣東檢察廳長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權”、“破壞罷工，罪不至死”為辭，提出抗議。罷工工人大憤，以為此次罷工，系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非常時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寬宥國賊。結果是由廣市政府另組“特別法庭”，處斷此等人犯。

封鎖香港

封鎖香港本是一九二二年海員罷工的舊經驗，故罷工工人一回廣州，各工會即紛紛自動組織糾察隊封鎖香港。罷工委員會成立以後，乃統一各工會糾察隊，加以整理與擴充，設總隊部，置總隊長一人、訓育長一人，為全隊主腦（後來改為七人的糾察委員會）。設總教練一人，施以軍事訓練。下分五大隊，每大隊置大隊長一人，大隊副一人，訓育主任一人。每大隊下分三支隊，每支隊置支隊長一人，支隊副一人，訓育員一人。每支隊下分三小隊，每小隊置小隊長一人，每小隊下分三班，每班置班長一人，每班十二人（這個編制後來略有變更）。糾察隊起初總數為二千餘人，後來還有擴充。糾察隊的責任，為維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糧食，扣緝仇貨。糾察隊佈置以後，分派到各海口駐防。因此省港交通完全斷絕，繼以澳門附和香港，亦宣告斷絕。當廣東尚未統一時，糾察隊封鎖線還只限於珠江口一帶，東起深州，西抵前山。後來廣東政府收復東江南路，糾察隊的封鎖線也擴張了，東至於汕頭，西至於北海。廣東沿海港口皆有糾察隊駐紮，蜿蜒數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聲相聞。糾察隊還有小艦十二艘，電船數只，往來巡查。糾察隊槍枝號稱四百餘支，實只二百餘支能用（我們當時為增加槍枝，不知花了若干氣力，結果增加不多）。香港便在這樣封鎖之下，肉食菜蔬，無從取得，豬肉漲至一元餘一斤，雞蛋漲至五角多一個，牛肉幾乎絕跡，街市等於虛設。街上垃圾糞穢，堆積如山，樓居者以紙包糞，拋擲街中，加以暑日炎蒸，臭氣熏天，故當時群呼香港為臭港。但是最使香港痛苦的，還是經濟上受到空前未有的大打擊。

香港經濟上的空前損失

當沙基慘殺後，沙面英國領事送來一函，大意是說：“你們抵制英貨好了，何必罷工！”當時我們頗為詫異，繼乃考察《中國海關貿易冊》 ，則知香港每年出入口貨價值為一萬五千萬金鎊，約合華幣二十五萬二千萬元。罷工以後，航業商務概行停止，平均罷工一月，損失二萬一千萬元，罷工一日，損失七百萬元。但英國貨每年輸入廣州者不過三四千萬元，這樣罷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貨一年。罷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於是我們堅持罷工排貨與封鎖，以與香港帝國主義相周旋。

真的，香港自被封鎖以後，經濟上受到空前大損失。我們根據當時香港報紙自己披露的消息，就可看得出來。

就輸入輸出來說。一九二四年輸出為八百八十一萬鎊，一九二五年只得四百七十萬鎊，相差四百一十一萬鎊。一九二四年秋季入口稅，總數為一千一百六十七萬鎊，一九二五年秋季則降落到五百八十四萬鎊，相差五百八十三萬鎊。總之，輸出輸入，一九二五年皆只得一九二四年之半。原因是這樣的，香港出口貨中，四分之一往中國北部，四分之一往南洋群島，四分之二往中國南部，香港罷工工人封鎖以後，即使中國北部與南洋群島未被封鎖，但中國南部是被封鎖了的，所以輸出輸入皆損失一半。

我們再就其他方面來說，都可證明香港經濟上的損失。例如航業，一九二四年到港船數為七萬六千四百九十二隻，共噸數為五千七百萬噸，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十隻，共噸數為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四噸。但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計算，平均每日僅有船三十四隻，噸數為五萬五千八百一十九噸。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四年比較，船數減少五·五倍，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十六；噸數減少一·八倍，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三十六。

再如商店破產。罷工以後，香海報紙與政府通告，每日必有商店報窮案。僅就一九二五年十一、十二兩月，計破產的商店已達三千餘家。

又如銀行。罷工以後，存款斷絕，提款突增，紙幣被抵制，現金流出。雖然當時香港報紙對於銀行損失，諱莫如深，我們無從考察，但股票是低跌的，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匯豐銀行股票，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減少百分之十一·五。

又如政府收入。罷工以後，出入口貨稅固然損失大半，地價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稅收固然銳減，同時開銷卻又銳增，因為政府要應付罷工風潮，軍備等項突然增加。真的，香港政府當時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萬元，都從銀行提出來用了，並提出製定新預算，高唱“裁員減薪”。

也就因此引起香港帝國主義對於廣東的憤恨，七月二十七日，召集什麼公民大會，電請倫敦英皇，立即出兵攻打廣州，驅逐“過激黨”，說廣東人都是“過激黨”。後來八月十五日，又召集公民大會，以前次電報，英皇不理，乃改電首相，意態極其憤懣，仍請立時出兵。但當時英國倫敦政府因本國無產階級之不穩，各殖民地之蠢動，各帝國主義間之衝突，有此種種原因，所以對於香港什麼公民大會之答覆是：“香港困苦，倫敦至深繫念，惟統觀全局，現時無法出兵。”英國倫敦政府當時藉款給香港三百萬鎊，為救濟商業之用。但當時有名的演說家哥爾就說：“此次借款，只不過救濟香港危機於一時罷了”；香港此時真是陷於絕地。罷工、排貨、封鎖，這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

國民政府的成立

罷工以後，廣州當時的政治情形是這樣：劉楊雖被削平，但東江又被陳炯明佔領，南路仍被鄧本殷割據，就是廣州內部各派軍閥亦是擁兵自恣，各有異志，總之此時廣東仍是四分五裂的狀態，仍然是處於內憂外患岌岌可危的環境。幸而有此次罷工，十餘萬革命工人，集在廣州，表示擁護革命政府，當時國民黨左派，也為之氣壯，採納共產黨的提議，重建新政府，即國民政府，宣布新政綱，主張軍政統一，財政統一，民政統一，各軍受政治訓練，軍需獨立。這樣一來，廣東內部即起分化，主要分成三派：一派以許崇智為首，而魏邦屏、梁鴻楷及所有粵系軍官屬之；一派以胡漢民為首，而一般官僚政客屬之；一派以廖仲愷汪精衛為首，而左派黨員及工農群眾屬之。共產黨不用說是讚助最後一派。新政府成立了，但三派之明爭暗鬥，也愈趨愈烈。胡許兩派陰謀政變，首為罷工委員會查覺，於是召集罷工工人於八月十一日舉行肅清內奸大運動，遊行示威，其意即在於壯國民黨左派之膽，實行斷然處置，但國民黨左派當時卻極其動搖，懍然不動手。此時胡許兩派公開宣傳“反共產”（其實劉楊叛變亦以反共產為口號），形勢更為嚴重，一直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國民黨左派方下最後決心，解散梁鴻楷、魏邦屏的部隊，並下令捕拿胡毅生、朱卓文諸人。在軍事行動時，罷工工人為軍隊作偵探與嚮導，盡力甚多。隨後驅逐胡許離粵，許崇智則以“請假赴滬”為名，胡漢民則以“出使蘇俄”為名。廣東政權從此完全遞入左派之手，此一時期，可說是左派執政時期。

此時罷工工人與國民黨政府真是相依為命，有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勢，內外環境更為惡劣；在廣州，謠諑繁興，反側蠢動；在全省，陳炯明陷落惠州，鄧本殷進攻江門，中山縣被土匪佔領；在省外，香港勾結北艦南來，資助陳鄧反攻。於是罷工工人援助國民革命軍東征與南征。

在東征與南征的時候，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運輸輜重接濟前線；組織宣傳隊，隨從大軍前進，向農民宣傳；組織衛生隊，救護戰場傷亡戰士。罷工糾察隊請纓出征，上陣殺賊。政府囑其鞏固後方。真的，國民革命軍得罷工工人之助，行軍迅速，東征軍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佔汕頭，東江以次收復。南征軍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瓊崖。商路也以次底定。前後不過三個月，廣東全省統一了。

當時中國國民革命唯一的根據地，就在罷工工人幫助之下完全鞏固了，以至於能再準備力量，而有後來之出師北伐。

罷工的中心策略

罷工的頭兩個月，因封鎖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斷絕，任何國家輪船皆不准其出入廣州。這樣一來，這種封鎖不只封鎖了香港，而且封鎖了我們自己。

因為廣東米糧向來仰給海外，以香港為總轉運之門廣，如不溝通海外直接航運，勢必自困；再則廣東工業尚不發展，貨品無以自給，特別是燃料缺乏，如不溝通外埠直接運來，亦係自困。此外還有兩個問題須得解決：一個是商人營業問題，很顯明的，沙基慘案之後，愛國空氣高漲，一時商人停止貿易，尚可隱忍；時過境遷，熱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貿易不可。再一個是帝國主義聯合問題，也是很顯明的，英、美、日帝國主義年來爭奪廣東市場，極為猛烈。據《中國海關貿易冊》的數字，英貨逐年遞減，日、美貨則逐年遞增。廣東排英，在日、美自然認為是取英而代的絕好機會，如廣東抵制一切外貨勢必逼成日、美與英協同對我。罷工委員會有鑑及此，於是決定一種“特許證”制度，訂定“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此特許證由罷工委員會、商務廳、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鑑字發出。這個特許證實行後，真的，上海、暹邏等處商船聞風而來，美國大來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國商船亦要求領證復業。於是上海廣州間之航線，暹邏與廣州間之航線，直接打通，廣州江面每日有四十餘隻船入口，為廣州有史以來所未有的現象。

這一個“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之原則，是省港罷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這個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廣東經濟的困難，保持廣東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最後還促進廣東經濟的獨立發展，使這個偉大的罷工，得以堅持如此長久的歲月，就是由於這個中心策略之正確。

工商聯合

這裡我們要說到當時廣東商業資產階級對於罷工的態度。當罷工開始時，特別因為發生沙基慘殺，商業資產階級為愛國空氣所降住，當然不敢公開反對罷工，同時也不贊助罷工，譬如罷工開始時，我們要廖仲愷（當時他身兼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和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召集全市商人開會，商量捐助罷工經費，結果是商人只捐數千元敷衍面子。罷工委員會自動宣布特許證制度後，商業資產階級才乘機向罷工委員會進攻，原因是此時正是胡許兩派陰謀政變，政局杌隉不定，我們內部裡極端困難的時候，他們看清了這一點，受胡許兩派的指使，於是挺身出來反對特許證制度。問其所持理由，則曰“手續麻煩，手續費太重”。罷工委員會認為這是枝節問題，手續可以力求簡單，手續費亦可准予減免，但不能取消特許證。商人仍堅持反對，主張根本取消。不久廖案發生，政府斷然處置，解散反動軍隊，通緝反動政客，驅逐胡許出境，政府轉危為安。罷工委員會又自動取消特許證，並提倡“工商聯合”，邀請四商會共同商議善後辦法。罷工委員會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為原則，訂立工商善後條例，共同蓋章，張貼佈告，以資遵守。以後只在罷工委員會領取輪船出入口證，不須經過商務廳公安局外交部等機關簽字，手續費一律減免。商業資產階級見我們鎮壓反動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見我們自動取消特許證，已無可藉口，對於“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這一原則，當然不便反對，如反對無異自承為英帝國主義走狗。因此商業資產階級完全接受罷工委員會的提議，罷工委員會與四商會聯名蓋章的皇皇佈告遂貼滿街上了。

的確，從此以後，商業資產階級對於罷工不僅不反對，而且相當贊助，這不是他們革命性的表現，而是有經濟的原因。原來廣州自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後，商務突然興盛，不僅比罷工開始時興盛，而且比沒有罷工以前還要興盛。茲將粵海關一九二五年七月罷工以後各月份收入統計，與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較：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七月 二二九、五二三（以海關兩計） 七○、七一一

八月 二八一、八一六 一五○、一八○

九月 二八九、六三二 二三二、四○七

十月 二四二、○七八 三○六、一二五

十一月 三一九、八三五 三三七、五三二

十二月 二八二、五六四 三○四、八三八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月 二五七、五四一 四二二、九七一

觀上表，可看出，七月罷工初起時，海關收入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時商務可說極壞，但自十月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後，則不僅完全恢復原狀，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過五分之三。為什麼呢？第一，因為廣州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為廣州與香港澳門交通斷絕，而且內地向來向港澳直接採辦貨物者，現在都改向廣州採辦，廣州之批發商業乃驟然興盛；所以當時資產階級的報紙也說：“此種情況，誠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這樣，罷工不僅不妨害廣州商務，而且大有造於廣州商務。這就可以解釋當時廣州商業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罷工委員會“工商聯合”的口號，甚至於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罷工條約時，廣東四商會開大會，義形於色的做決議說：“此次罷工為人民自動，出於愛國運動，爭回國體與人格，各工友如此犧牲熱烈，我等商人亦應聯合一致熱烈援助，務求達到香港完全承認復工條件為目的。”

國民黨與這次罷工

這次罷工是由共產黨發起而成的。究竟國民黨對這次罷工取如何態度呢？這裡須得加以敘述。在罷工發動的開始數日，共產黨中有一部分同志，有這樣一種機械論的見解，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罷工是無產階級的事情，所以省港罷工應完全由共產黨獨立領導，不要國民黨來過問；國民黨來過問便會奪去領導權。”其實領導權共產黨是不是會失掉，那要看共產黨在罷工工人群眾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決定，拒絕國民黨過問是不能保證共產黨對罷工領導權的鞏固的，並且這種拒絕國民黨過問，實際竟拒絕國民黨幫助，假若當時不取得國民黨幫助，的確罷工不到一個星期便要倒台。試問十幾萬人的伙食經費從何取得？無疑的這種機械論的幼稚見解是不對的，當即被黨否決。不僅要國民黨過問，而且要拉國民黨來過問，這樣才能取得國民黨目前迫切的物質幫助，這與領導權問題全是兩件事。的確當時國民黨因劉楊戰爭剛畢，新勝之餘，對於民眾運動極為援助，特別是劉楊戰爭之中，鐵路工人與海員工人罷工給予他們軍事上很大的便利（請參看下一章[註 13]），所以使得他們懷好感，省港罷工起，共產黨要求國民黨經濟援助，他們很慷慨的承認而且實行了。

後來才接各方面的捐款。從罷工開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罷工委員會收入是這樣：國內捐二十五萬元，海外華僑捐一百十三萬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萬元，殷實紳富捐二萬元，拍賣英貨四十萬元，罰款二十萬元，其他二十萬元，共四百九十萬元。

的確，國民政府財政部，自始至終是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一萬元。

當然國民黨內部對於罷工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終反對，左派在罷工的頭半年的確是熱誠擁護的。左派擁護罷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上面已經說了許多，很明顯的他們那時完全要依靠工人幫助才能把握政權，故不能不擁護罷工。在經濟方面，我們來多說幾句話。

自罷工以後，國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廣東全省收入為一千萬元，平均每月為八十三萬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僅七百九十八萬六千元，平均每月為六十六萬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罷工以後，八月收入為一百五十萬元，已比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達到三百六十一萬六千元。十一月收入為三百八十萬元，則較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多至六——七倍了。

為什麼呢？因為一方面是由於廣東統一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則因為省港罷工，斷絕與香港交通，把大門關住，好讓政府來從容的有計劃的從事財政的整理。原來廣東經濟向來是受香港所操縱和支配。比方廣東政府所設立之中央銀行，孫中山在時，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們紙幣，但結果經不起香港紙幣之操縱，使得中央銀行紙幣價格起落不常，信任動搖。直到罷工以前，中央紙幣一元還只當三四角用。罷工以後，加以沙基慘殺，於是廣東人民抵製香港紙幣，又兼封鎖，故香港紙幣當時幾乎絕跡於市面，而中央銀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紙幣的操縱，因此信用恢復，營業擴張，紙幣變為十足十用。舉銀行就可以概其餘。

從上面的事實，就可以解釋當時左派政府為什麼熱誠擁護罷工；又何況政府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的一萬元，事實上是政府從各方面收得的罷工捐款，慷他人之慨於已毫無所損，又何樂而不為。

但是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後，對於罷工就有些冷淡了，當然廣東統一了，不再需要罷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罷工如何“不法”的誣衊事實，專門與左派為難，小資產階級動搖的根性發作了，遂日益與罷工工人離開。

三月二十日政變，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新右派掌握政權以後，無疑的是反對省港罷工，其所以不敢斷然解散罷工者，因他們自己力量還感覺不足，一時還不能脫離無產階級，因為省港罷工到此時確已形成一個堅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與帝國主義鬥爭著，無端解散罷工，於力固所不能，於理亦所不順。

香港帝國主義態度的變化與廣東政局

香港帝國主義對於罷工的態度經過好幾次的變化，這些都與廣東政局有關。

第一期，強硬時期。罷工開始時，香港方面急於在求一戰，所以他們的什麼公民大會兩次電求倫敦出兵攻打廣州。出兵被倫敦否決後，香港則專心一致實行“以華製華”政策：一方面勾結北方軍閥侵粵，一方面勾結廣東內部一切反動勢力作亂。第一著便是香港暗中資助胡許兩派政變，文華堂二百萬元之賄賂，江門梁鴻楷部隊新軍械之發現，皆其鐵證，於是而有廖仲愷的被刺。但因為當時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左派實行斷然處置，胡許被逐，香港的第一著政策失敗。第二著便是香港資助陳炯明鄧本殷兩路進攻廣州。陳炯明當時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兵買馬，在香港市上得以自由逮捕過往汕頭的罷工工人、海陸豐的農民以及革命的學生達二百人。香港政府又復勾引北洋四艦南來，幫助陳鄧反攻。再則又嗾使土匪袁帶、林警魂陷落中山縣。此時罷工委員會本已準備解決罷工，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華商代表來省，罷工委員會將香港沙面工人及學生要求之三十餘條件交其帶回香港。香港總督扳起面孔對華商代表說：“誰叫你帶回條件來！”很明顯的，香港帝國主義此時在指揮如意的搗亂廣東，此種計劃還未實驗，如何肯解決罷工！但因為當時罷工工人幫助國民黨左派堅決進攻陳、鄧，東江南路都次第收復，而香港第二著政策又失敗。

第二期，軟化時期。原來陳炯明佔領汕頭時，汕頭罷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恢復，但革命軍攻入汕頭時，本地罷工工人又捲土重來，封鎖香港。鄧本殷受香港八十萬元，專僱輪船八艘，載運糧食赴港，但革命軍攻入瓊崖時，此項接濟又被本地工人截斷了。勾引南來之北洋艦隊，見陳鄧已敗，不敢進窺虎門，只得悄悄率隊北返。香港亦無可奈何。同時又因香港中等華商見罷工已久，憤恨香港政府不予解決，使他們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慘痛；又見國民政府著著勝利，同情廣東，於是而有“懇親團”之組織，十二月二十六日來廣州，共代表三百餘人。繼而又有“華僑參觀團”之組織，不久亦來廣州，其人數亦相若。香港中等華商這些舉動，無疑義的直接對廣東政府同情，間接即對香港政府示威。香港帝國主義知大勢已去，外既軍事失利，內又居民叛離，於是戲法為之一變，宣布派遣四個全權代表，赴廣州解決罷工，以安香港方面的人心。同時又派華商代表八人先行來廣州，以探廣東方面的意旨。八個華商代表抵省以後，與罷工委員會商量經濟條件，罷工委員會答覆： “我們固然要經濟條件，同時也要政治條件；只談經濟條件，何能謂為根本解決？”並矚其轉告香港政府，所派定的四個全權代表，放膽來省，可以商量解決罷工。無論如何香港帝國主義此時確有軟化的表示。

第三期，猶豫時期。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廣東政局內即發生新的醞釀，原因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大會時採取了對於新右派的退讓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紛紛回粵活動，於是左派的政權隱隱發生動搖。蔣介石以左派的資格一變而為新右派的領袖，暗中準備反革命的政變。這種內容，香港帝國主義豈有不知之理，認為廣東既要發生政變，左派倒塌，右派登台，那麼又何必急急於解決罷工！所以香港政府派定的四個全權代表，始終遲遲不來。不僅如此，香港政府還於一月二十五日，率性宣布停止解決罷工，以示決絕。

香港帝國主義此時一方面靜候廣東的政變，一方面則用盡一切方法以加速這一政變。比方那時他們加緊“英國決用十萬大兵進攻中國”的宣傳。上海英國帝國主義的機關報，登載這樣一個消息：說“倫敦方面決將用武力干涉中國，預定十萬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滬漢，南攻廣州”。同時，英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究竟能否制止廣東排英運動？否則，英國當代加重大教訓。英國國會業已同意，預算將來對粵每日軍費一百五十萬。”很顯然的，這種恫嚇的作用，只是給右派一種藉口，好來提議解散罷工。再則就是勾結廣東右派加緊對於罷工工人的進攻。伍朝樞等此時與香港政府已經發生密切關係。在此時期，伍朝樞萬事不管，專門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上，替外國商人告發罷工糾察隊的“不法”。又如公安局長吳鐵城向市民宣傳，“罷工工人比劉楊兵士還兇”，簡直開槍射擊罷工工人。很顯然的，這種造謠中傷的作用，一面是離間左派對於罷工的信任，一面也是給右派將來藉口強迫解散罷工打下基礎。香港帝國主義此時還有一個得意之作，就是嗾使粵海關停關。中國海關稅務司，按照不平等條約都須盡用英人，粵海關稅務司不用說亦是英人。二月二十二日粵海關突然宣告停關，藉口是“罷工糾察隊扣留八艇貨物，未經稅關查驗，糾察隊如此行動，彼實不能執行職務”。並對廣東政府說：“罷工會不聽政府命令，我來替你教訓。”又對廣東商人說：“我之停關，係為減少你們受糾察隊之壓迫。”又很明顯的，這種挑撥離間的作用，都只為了一個目的，就是催促廣東政變加速的到來。

但一切陰謀，當時是被我們一一加以打擊，故一時未能生效。

直到三月，香港帝國主義見廣東政變竟未發生，不覺猶豫起來了，於十九日派人到廣州面見汪精衛說：“香港政府有誠意解決罷工，已內定輔政司、律政司、華民政務司為代表，只須汪主席親筆寫一函去，三代表就可來省。”可見香港帝國主義此時還有意解決罷工。恰恰第二天廣東發生蔣介石的政變，罷工委員會亦被兵包圍，即所謂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於是香港帝國主義的態度又為之一變。

第四期，重新強硬時期。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政變，使香港帝國主義從此根本取消解決罷工的意思。三月二十日政變消息傳到香港以後，香港總督召集西商大會，興高采烈的說：“恭賀諸位！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廣東政府已上軌道了。”聽眾報以歡笑，高呼萬歲！所以香港政府內定的三個代表，遂不出發。四月九日，再派人到廣州與伍朝樞談說之後，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對於罷工期內工金及不能複業損失賠償，均不給予，亦不容許此項辦法”。以前香港帝國主義雖因面子關係，不願出錢，然而並未正式宣布決絕；香港商人出錢，香港政府至少已經默許，如一九二五年年底派八個華商代表到廣州談經濟條件可以證明。今則露骨的不承認出錢原則，而且布露天下，咸使聞知，態度何等鮮明，何等堅決！無疑的這是三月二十日政變的影響。香港帝國主義從此重行抱持強硬的態度，以至於後來的“中英談判”，仍堅決的把罷工問題撇開，我們在後面再說。

這次省港罷工，本有極大的直接勝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三月二十日的政變，這種可能性完全取消了。

罷工與北伐

北伐是中國革命過程的一件大事，因為有了北伐，使中國革命發展到最高度，革命領土擴張到長江流域，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很迅速的得到長足的進步。北伐自然是當時中國全國范圍內革命高漲的需求，然而直接促進北伐則省港罷工實為很大的動力。廣東統一以後，就開始了北伐的準備，雖然經過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政變，但北伐終是革命的要求，終不能因任何障礙而阻止它的進行。六月，北伐出師了。在這次北伐中，省港罷工工人不用說是積極的參加。他們照東征南征一樣，組織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隨師北伐。特別是運輸隊三千餘人，給予北伐軍巨大的幫助。湘粵之交，為五嶺山脈，崇山峻嶺，道路異常險阻，又兼濕暑炎蒸，罷工工人重擔渡嶺，其困苦可知。也就因此，罷工工人病者好幾百人。北伐軍因得罷工工人這種幫助，出師異常迅速，八月便收復全湘，九月便直抵武漢，中國革命得到空前的發展。

中英談判

因為北伐的原故，因為“得以進行本國統一革新之工作”的原故，罷工委員會同意國民政府致函香港政府提議商量解決罷工。六月五日，國民政府去函，香港帝國主義答覆謂：“罷工已成過去事件，願派代表商量排英貨問題之解決。”國民政府回函聲明罷工仍為政治上經濟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廣東人民業已維持一年以上之排英貨運動的方法與手段。九月十五日，中英談判終於在廣州外交部實現了。第一次會議（十五日）只國民政府致了一篇歡迎辭。第二次會議（十六日）國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見書，大意是說廣東人民發生排英貨之直接原因，由於沙基慘案：沙基慘案之重要背景，由於上海“五卅”慘案。廣東為什麼有省港罷工與經濟絕交之排英運動？因為“廣州為中國民族主義最大中心點，無怪其於此案堅持民族主義以相對峙，而視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間鬥爭之顯著表示也”。中國以民族主義辦外交，並坦直指斥帝國主義，這算是中國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此外並質問為什麼香港對廣東實行經濟財政封鎖？為什麼拒絕國民政府在沙基慘案發生後所提議的解決條件？第三次會議（十九日）英國代表提出答覆書，謂“五卅”屠殺是自衛行動；沙基慘案系中國先開槍；省港罷工系少數人強迫；香港並未封鎖廣東。第四次會議（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代表提出反駁書，引證據理，指斥其推諉圖賴。談判到此，國民政府提出解決辦法，組織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惟此事須延宕時日，如為早日恢復兩國關係計，主張兩方協力分任擔負：第一，應保障不再有類似沙基慘案發生，此種保障，在於整頓沙面海陸駐兵，並限制英國砲艦停泊國民政府領土河面；第二，根據極公平原則，撫卹沙基慘案死傷者家屬；第三，解決因香港廣東通常關係破裂所發生的大失業問題，應籌備大宗款項。英國代表對組織第三者考察法庭表示須請示本國政府；對早日恢復關係之三條件，表示反對，並聲言解決問題不能包含賠償在內。國民政府代表表示讓步，提議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應行借款，此項借債，雙方分別擔任，如將來英國在第三者法庭得到勝利，香港擔負之借款，由國民政府償還。英國代表表示反對，提議實業借款貸予中國，以為黃埔開埠之用，而以建築粵漢、廣九兩鐵路接軌為條件，其監督借款則依照廣九鐵路協約，僱用英國總工程師總管賬各一人。此日，罷工委員會偕同廣東工農商學各界召集十萬餘人之示威大會，發布力爭沙基慘案與省港罷工條件的宣言。第五次會議（二十三日）雙方以其提議寫成條文，繼續討論，雙方皆表示須請示本國政府，而中英談判就此告一段落。其名延期，實則破裂。總而言之，中英談判雖為廣東自有獨立政府以來第一次與外國開的對等會議，為國民政府的新紀錄，但對於罷工解決是毫無結果。

取消對香港的封鎖

中英談判延期以後，罷工委員會發出致全國同胞書、致海外華僑書、致全國工會書、致世界工會書、致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書，除敘述中英談判經過外，請教三事：

一　其將不念先烈沉冤，無條件屈服乎？

二　抑將不但屈服，且進而接受英國所提出的實業借款條件乎？

三　或不願屈服，須再接再厲，繼續奮鬥，以求最後之勝利乎？

對於三條道路，罷工委員會說：“因我等罷工，事關民族問題，並非純屬我等一己問題，何去何從，毫釐千里，故不能不要求海內外同胞立予決定者也。”罷工委員會又申明：“我等奮鬥，犧牲一切，本身利害，久非所計，如荷同胞指示，我們惟敬謹遵循，雖赴湯蹈火，決不瞻顧。”罷工委員會發出這信之後，各方面紛紛回答，都說“應當繼續奮鬥，誓為罷工後盾，以求得最後之勝利”。

本來罷工委員會有好幾次準備收束罷工。當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愷被刺的前後，曾有一度準備，因那時“五卅”運動，在北方各地已依次低落，廣東孤軍奮鬥，如何做得？於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團”之發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罷工代表八人共同組織之，將省港罷工所提的政治條件交付此代表團聯合全國去爭，而罷工委員會只與香港解決經濟條件便可複工。但此種準備，一方面固然因香港帝國主義一時還不願意解決，一方面確因當時東征南征，須要罷工封鎖香港，將帝國主義對於反革命派之援應斬斷，好讓我們關起門來在家裡捉賊，所以第一次準備收束罷工的計劃就作罷。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大會的前後，我們又有一次準備收束罷工，因東江南路均已收復，我們須準備北伐工作，如果香港帝國主義接受相當條件，亦可複工，故當時廣東方面派一重要官員到香港，作非正式之探詢；香港亦曾派一重要官員到廣州，非正式的表示要將罷工條件分為政治經濟二部，廣東方面答應如經濟方面原則上能承認，分開亦無不可；後來香港方面對於恢復工作一層，因謂商店倒閉，無業可複，完全復工，有些困難，廣東方面表示可以相當讓步。但因國民黨大會後廣東政局有新的醞釀，右派紛紛回粵，香港帝國主義因為有新的希望遷延解決，我們亦擬維持罷工，以預防右派的叛逆行動的發生，因為罷工工人經常聚集廣州者近五六萬人之多，造成一種革命的濃厚空氣，實在是鎮壓右派的一種力量，所以第二次準備收束罷工的計劃又作罷。三月二十日政變發生了，民族資產階級乘機進攻，此時當然我們不願即於收束罷工，自己解除武裝。到五月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前後，我們因急於需要出師北伐，又有一次準備收束罷工。勞動大會提出由國民政府、香港政府、廣州商人、香港商人和罷工委員會五方面舉出代表組織委員會，商量解決罷工。這個五方面共同組織的委員會，亦含有打破香港方面謠言的作用，因為當時香港有一種謠言說：“香港出錢未為不可，不過恐其落在罷工領袖及過激派手中，仍里為繼續反對香港之用。”罷工委員會曾以此辦法，慫恿廣州商人派兩代表到香港，徵求香港商人同意，並託其轉徵香港政府同意，結果是香港帝國主義者置之不理，所以第三次準備收束罷工又作罷。陳獨秀、魏琴當時大罵廣東的黨部“太左，自始至終就無半點意思收束罷工，簡直是胡鬧”！據他們的意思，應該無條件解散罷工。自然他這種意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贊同。但當時譚平山在上海的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宣布：“省港罷工終止了！”省港罷工在廣州分明沒有終止，而他們卻在上海宣布已經終止，這簡直是工賊的作用。

七月北伐出師了，而且所向克捷，收復全湘，直趨武漢，我們此時以為時機已至，決定自動的收束罷工，首先是取消對香港的封鎖。取消對香港封鎖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對於廣州沿海農民的讓步。自罷工以來，封鎖香港，所以沿海一帶農產物一律禁止出口。當罷工初起時，罷工糾察隊封鎖海口，的確得農民的幫助不少，當時愛國熱潮甚高漲，農民也捲入這個熱潮之中。但封鎖實在太長久了，農產物停滯不能出口，農民當然大感不安，到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後，農民與糾察隊在海口常常發生衝突，因為農民偷運農產物出口，糾察隊當然截留。此時正是新農產物上市時期，農民非得出口不行。罷工糾察隊封鎖以來，在各海口常常發生戰爭，如沙魚涌之戰，糾察隊與鐵甲隊死者數十，是香港以兵艦飛機巨砲協助土匪幹的。太平之戰，糾察隊死者八人，是香港指使當地奸商土匪幹的。中山之戰，糾察隊全隊覆滅，是香港以機械資助土匪幹的。其他還有白鵝潭之戰，淡水之戰，前山之戰，大概都是奸商土匪協同幹的。在這些戰爭中，農民還有幫助糾察隊的，至少是守中立。但到此時便不然了，農民反對糾察隊，如寶安，好幾個鄰近英界的村莊農民，簡直與糾察隊取了武裝對抗的形勢，雖被糾察隊征服了，但農民不平之氣確是與日俱增。這一點也是逼得我們不得不取消封鎖的。

關於取消封鎖自然需要收束罷工有一根本解決才行，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對此問題經過鄭重的討論。罷工委員會提出辦法，在關稅上附加二五稅，以此稅作為收束罷工之用。每一罷工工人先領一百元，到各處尋找工作，最好到香港尋找工作，六個月後，如不能尋找工作，可以回廣州，罷工委員會依然供其宿食。二五附加稅當然不是一次便夠發給所有罷工工人，可分五批發給：每批二萬人，以五個月發齊。此問題決定後，以二五附加稅由政府通知各國領事，期在必行，各帝國主義無法，只得在罷工工人這種偉大權威之下承認了。

於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罷工委員會召集廣州各界群眾大會，宣布取消對香港封鎖，並宣言“我們對香港封鎖的取消，是為了將來根本收回香港的準備”。

十月十一日，便於海關附近另建二五附加稅徵收機關，由政府與罷工委員會共同組織，開始徵收。

於是對於省港封鎖，便這樣的告一結束。

二五附加稅是由省港罷工開始的，這又是中國革命史中的新紀錄。此例一開，不僅國民政府領土內一切海關照例舉行，就是當時北方軍閥亦向帝國主義要求援例開辦，罷工工人所爭得的果實，不期軍閥也能得受實惠，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此後省港罷工便辦理結束，實際上罷工並沒有完結，罷工委員會一切機關依然存在，罷工食堂與宿舍亦一律存在，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整個國民黨叛變以後，汪精衛回粵，知省港罷工工人為一不可侮的勢力，於十月方用武力強迫解散罷工工人，罷工才算完結。所以正確計算，省港罷工從一九二五年六月起，應算至一九二七年十月為止，共計兩年零四個月。

這次罷工的意義與教訓

這是一個為世界職工運動有史以來所未聞見的長期罷工，它的意義的確超過“罷工”以上。很明顯的這個罷工在中國大革命的廣東時代，無疑的起了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省港罷工委員會本身的確有獨立的政權性質（香港帝國主義所罵的“第二政府”），它當時在南中國的確成了各社會民眾團體的總領袖，它在廣東的地位的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它的影響的確是巨大無比。也就因此使廣東方面全省工人組織起來，全省農民（九十四縣之中有八十五縣）也組織起來。共產黨由四百餘人的小團體一變而為上萬數的真正群眾的政黨；以致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政治上得到巨大的威信。幼弱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更是得到省港罷工的幫助，鞏固了革命根據地，統一了廣東，實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進。所以省港罷工的意義，的確是不能以“罷工”的意義來解釋的，因為它超過了“罷工”的意義以上了。

省港罷工的策略是不是有錯誤呢？如就罷工範圍內所有主要的策略來說，我們直到現在始終還未發現錯誤，認為是正確的。關於個別的局部錯誤，當然是不免的，但與根本策略無關。的確省港罷工所採用的策略達到了最高的形式，不是工廠範圍的形式，也不只是國內範圍形式，而是國際範圍的形式，這在中國，這種罷工策略之最高形式，應該說是自省港罷工才開始的。我們要說這些策略便是我們的教訓，讀者可自去領會，這裡不重說了。

省港罷工遺傳下來的種子，直接影響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公社的誕生。

註釋

1 出自《國家與革命》第一版跋。

2 中國共產黨是成立於一九二一年。此處及第二章所說“一九二○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是指共產主義小組而言。

3 據當時報紙和一九四九年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出版的《朝鮮民族解放鬥爭史》所載，均為三月一日。即舉世聞名的朝鮮“三一”運動。本書所載二月，當系三月之誤。

4 蔣先雲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國民政府軍隊北伐河南時作戰犧牲。

5 據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的《嚮導》週報第一百五十五期所載，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代表有組織的工人二十萬。

6 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國大學出版的《五卅慘案調查記》所載：死者八人，受傷者十六人，被拘捕者七十五人。

7 根據一九二七年六月上海建國書店出版的《工人運動》所錄該決議案原文，本書此處遺漏如下的幾個字：“鬥爭中，各國資產階級”。

8 據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出版的《嚮導》週報第一百一十五期刊載的羅亦農五月九日廣州通訊《中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始末》一文所記為張纛。

9 據同上刊物所載為馬超俊。

10 據同上刊物所載為苗鳳鳴。

11 據同上刊物所載為諶小岑。

12 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國大學出版的《五卅慘案調查記》所載：據當時地方警察廳和地方檢查廳兩廳的調查：死者十名，受傷者二十一名。後據學生會調查：陽邏撈獲被槍殺之屍體二十五具，連同前十名共死約近四十人。

13 鐵路工人和海員工人的罷工對平定劉楊戰爭的巨大支援，按著者原來的編寫計劃是要寫在“廣東時代極盛期”一章（見“著者申明”）中，後來因著者忙於革命的實際工作，原來的編寫計劃未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