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华
鲍·安·拉夫列尼约夫（1891—1959）是苏联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九一一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一九一九年负伤复员，致力于文学创作。他写过不少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和剧本，着重表现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在残酷革命斗争中的成长过程，作品充满浪漫色彩。他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剧本《决裂》（1928），写“阿芙乐尔”巡洋舰在十月革命前夜起义的情景。此剧不仅在苏联舞台上数十年盛演不衰，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还曾在我国上海、西安、长春等地上演。他的另两个剧本《为海上的人们祝福！》（1945）与《美国之音》（1950）曾获斯大林奖金。
《第四十一》是作者于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一个中篇。我翻译这部小说，则是在北伐战争失败，我到了莫斯科以后。译本在我国出版后，据我所知，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敌后革命根据地，用蜡版油印的形式，印在红绿包装纸上的除政治理论的小册子外，革命的文学作品中就包括《第四十一》。当时从包围圈中出来的同志，曾把这类油印本送了我几种，并对我说：“敌后的战士们，把枪、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三位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唯独枪和书，在生死关头，或则冲出重围，或则与自己的生命同归于尽。”
在解放前的国统区，进步文学备受摧残，五花八门宣扬醉生梦死、颓废堕落的文学泛滥成灾，毒害青年。在那样的年月里，《第四十一》指出，即使恋爱，也要服从革命利益，服从革命需要，服从伟大的革命斗争。我想，也许正因为此，这部作品才在敌后革命根据地，以上述那种特殊的方式流传吧。而仅就这一点，这部作品在三四十年代的我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也该是历史事实。当然，长期以来，在我国，这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至于该如何看待，还是由亲爱的读者评断吧。
一九八三年三月于北京医院病房
安得一饮黄河水，九泉长眠愿已足
曹靖华
拉夫列尼约夫同志离开我们了。
这不幸的消息，好像一只魔手，冷不防把我推到无言的、悲怆的深渊里。惘然若失之余，半生往事，一根根断了的蛛丝似的，在眼前飘动，怎样也难得把它拂去。
……那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再次到了莫斯科，云山万里，遥望祖国的大好山河，被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天幕，遮得连一丝微光也不透。天幕下进行着血腥屠杀。在那黑暗时代，在那艰巨的斗争里，中国革命是多么迫切需要有助于煽起革命斗争火焰的、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反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风暴和国内战争的苏联文学作品啊！我们当年真像某作家所说的，处在坍陷了的矿井里，多么需要一口氧气，来支持生存，继续战斗啊。鲁迅先生后来谈到苏联文学时，认为写战斗的比写建设的对我们有益，就是这道理。这并非个人偏爱，而是当年具体的历史要求啊。
当时在忙迫的工作中，苏联文学作品的介绍，只有从休息的时间里打算了，力所能及的自然也仅限于中篇和短篇。拉夫列尼约夫同志反映革命初期的作品，以内容和篇幅论，也正是适合时宜的。这样，我就从他的作品里认识了他。
不久，我的工作就从莫斯科转到拉夫列尼约夫同志当时所住的地方——列宁格勒了。
一个隆冬的日子，闻名的彼得堡的浓雾，笼罩着城市，鹅毛雪片在空中飞舞。在这一片静穆里，我踏雪访友去了。那虽是过午的时刻，彼得堡的天空，却呈现一派苍茫的暮色。拉夫列尼约夫同志索性把窗幔拉起来，开了灯，室内更显得静穆了。柔和的灯光，透过淡绿的灯伞，投到四壁上。
可是，这哪像初会呢！
“……啊，中国人！淳厚真诚、勤劳勇敢！中国人！一颗向往光明的心总在燃烧着！中国人！……”虽然他口里的“中国人”是指一个集体，可是一进门他却紧紧地拥抱我，唯恐有人打断他的话似的。
还没待我们坐定，他的火山口又直喷起来了。我并不惊奇，因为他那烈火一样的心，我早就熟悉而且深深地感觉到了：
“……沙皇的军靴践踏过中国土地，蹂躏过中国人民。可是俄罗斯人民却痛恶沙皇，爱中国人民。沙皇并不能在俄罗斯和中国人民之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
“对！对！对！”我一连用了三个“对”字，把他的火山口堵住了。
“完全对！”我唯恐堵得不牢，“对”字前边再来个“完全”，想这力量可够雄厚了。这样我得到了说下去的可能：
“中国人嘛，同俄罗斯人一样，要摆脱那被践踏的屈辱地位，要站起来做人，十月革命就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站起来做人。我们懂得。咱们的路只有一条。为了这，辛秉武——伊凡诺夫《铁甲列车》里的中国人辛秉武，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血同俄罗斯人的血洒在一起，洒在西伯利亚，洒在苏维埃土地上……”
“对！对！对！”他也一连用三个“对”字来打断我的话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忙追上一句：“辛秉武不止一个，而是几亿呀！……”
看势他又在乘机打断我的话了，我赶紧上不接下地说：
“俄罗斯人，他们的灵魂我们倒有些体会呢！我们从你们的优秀古典文学作品里早就体会到了！……”
“文学！”火山口堵不住了，“这是友谊树上的第一个花蕾呀！……”
“谁说不是！从文学作品里感觉到人的心，体会到人的灵魂！它使人心心相印啊！”
“所以它是友谊树上的第一个花蕾！”
“美丽的花蕾呀！”
“生命力强的花蕾呀！”
“是的！怎样凛冽的酷寒也冻不伤它！”
“所以沙皇的暴力也罢，国民党的暴力也罢，对它都无可奈何！……”
这样，我们不由自主地从较长的独白式的谈话，顿时转成你一言我一语的简短的对话了。这哪有一点儿踏雪访友的闲情逸致呢！我们的谈话都是跳跃式的，不待一个话题结束，就跳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我们从俄罗斯古典文学跳到彼得堡的四季风光，跳到他曾经参加过的英勇的内战，跳到反映内战的苏联文学，最后落到他的作品的中文介绍上……
“哈哈！别忙！”火山口又开了，“我们有一句俗话，形容极难懂的东西时，常说：这是中文。我的作品将用中文出版了，这对我是莫大的喜悦啊！倘使它能对咱们这两大民族的友谊有一点儿促进的话，这将是我毕生的光荣和愉快。”
……
夜幕悄悄将彼得堡笼罩起来了，我们紧紧拥抱着说：
“友谊树上的第一个花蕾呀！……”
“……愿它永远开得娇艳！”
我们的初会就这样收场了。
但是，这哪像初会呢。
“啊！老朋友！好！好！好！二十多年了！……”
一九五一年底，一个晴朗的早晨，苏联作家协会为中国作家访苏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我们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千言万语呀，像江河决口，眼看要洪水横流起来。可是实际上，两个人把上边的话一连重复了几遍之后，竟只能用笑来代替了……
我定神一望，正是：再相逢，已白头呀。
拉夫列尼约夫同志的头发已经苍白了，可是那两只迸射着火花的眼睛，那火山似的随时都在喷着火的心，却炽热不减当年。
晚间，他约我到他家里，我们一同吃着晚饭，看着电视，叙着二十多年来的别情。
“这是一座熟识的房子啊。”我临别时说，“三十年代初我曾来过几次。绥拉菲摩维支同志曾住在这里。”
“对、对、对，在隔边的一幢里。”
拉夫列尼约夫同志历来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爱，是多么深厚啊。尤其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感到多么欢欣鼓舞啊。
一九五七年底，他在一封信里谈到从介绍《第四十一》起，已经三十年的时候，说：“这些年来，经历了多少事变，咱们两国的命运有多大变化，中苏两国的友谊交往，现在已经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千千万万人啊。”
同时，他在给《第四十一》中译本新版写的序文中说：“长期以来，我们在苏联怀着热爱和激动，注视着你们在同人民敌人的严峻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我们曾为你们在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就像现在为你们在和平、创造性的劳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一样。
“让我们紧紧地握你们的手，并希望伟大的中国人民，我们的亲爱的同志们，在建设真理和劳动世界的共同事业中，进一步壮大和繁荣。”
近年来，拉夫列尼约夫同志患严重的心脏病，健康一天天坏下去了。一九五八年秋我到莫斯科，有一天到他家里，他的病容使我大吃一惊。在他那狭长的客室里还未坐定，他就说：
“不行了！身体完全垮了！”他穿着一件青红色的宽大的中国缎子马褂，呼吸都显得很吃力，可是心情却是振奋的，似乎是当着我的面还在同病魔搏斗。他继续说：“恢复不过来了。可是总想活，总想工作下去啊！多么振奋人心的大时代呀！总想再活下去，工作下去！可是健康不由自己了。你还记得吗？三十年前我的身体多棒，真像一条牛啊！可是现在垮了。”
接着他谈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上海戏剧学院、西安人民话剧团和长春话剧团送给他的演出《决裂》的剧照、海报、说明书等：“谢谢你代我收集这些材料。有机会时，请代我再一次向这些演出单位致谢吧。”接着，他还谈到他正在准备写一部自传性的长篇。
“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我临时想起来问道，“你的生年到底是哪一年？根据七种看来应该是可靠的来源，而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一八九一，一种是一八九二，一种是一八九四。文学史家要在这十字路口上徘徊歧路了。当然，如果只查一种参考书的人，查到什么就照抄什么，那永远不会遇到十字路口。就这样完成了以讹传讹的任务。”
我们都哈哈大笑了。还没待笑声落地，他就接着说：
“一八九一是对的，一八九二是错的。至于一八九四的‘四’呀，是从‘1’字来的。‘1’字书写时，有时顶端带一条小辫子，打字员同志一不小心，就把它看作‘4’了。”
我笑着说：“这小辫子可真害人呀！”
室内又腾起一阵笑声。
临别时，他高兴地说：
“我的文集明年二三月就出版了，一出版我马上就寄给你。”最后又补充着，“记着呀，以后每次到莫斯科都要到我家来！”
……不意文集的出版，连作者自己也不及亲见了。现在我在万里之外，怀着悲怆的心情，重读去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一封信：
“我真想到你们的国家去一趟啊，可是，看来像我这样一个残废人，喝不到中国江河里的一口水，就不知所终了。”
……
天地间不吉利的话为什么总这么应验呢！
波列伏依同志在拉夫列尼约夫同志追悼会上说：“拉夫列尼约夫同志一直工作到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作为一个战士，在战斗岗位上倒下去了。”
拉夫列尼约夫同志啊！你的作品稳固地列入了世界文学宝库，成为进步人类的宝贵财富了。你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献出了一切！
安息吧！拉夫列尼约夫同志！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