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颜、何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他们的特色是“狂”，旁人骂他们“狂”，而他们也以“狂”自居。本来当年阳明就自命为“狂者”。如《传习录》载：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诸友请问。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薛尚谦出，曰：“信得此过，方是圣贤的血脉。”
由此可知“狂”正是王学的本色。不过阳明究竟还不甚“狂”，后来左派就专从这一路发展了。龙谿极力辨别狂狷与乡愿，对于“狂者”大为赞扬。如云：
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乡愿则恶绝之甚，则以为德之贼。……狂者之意，只是要做圣人，其行有不掩，虽是受病处，然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亦便是得力处。若能克念，时时严密得来，即为中行矣。狷者虽能谨守，未辨得必做圣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发开展以入于道，故圣人思之。若夫乡愿，不狂不狷，初间亦是要学圣人。只管学成彀套，居之行之，象了圣人忠信廉洁；同流合污，不与世间立异，象了圣人混俗包荒。圣人则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尚有可非可刺，乡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处又足以媚小人，比之圣人更觉完全无破绽。譬如紫色之夺朱，郑声之乱雅，更觉光彩艳丽。苟非心灵开霁，天聪明之尽者，无以发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自圣学不明，世鲜中行，不狂不狷之习沦浃人之心髓。吾人学圣人者，不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只管取皮毛支节，趋避形迹，免于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为是，陷于乡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与梅纯甫问答》）
夫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处虽是狂者之过，亦其心事光明特达，略无回护盖藏之态，可几于道。天下之过，与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则可以进于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与阳和张子问答》）
他看世儒，依照圣贤榜样，道理格式，专去陪奉旁人颜色行事，完全是一种乡愿学问，所以明显提倡狂者一路以矫其弊。张元益称他道：
宁为阔略不掩之狂士，毋宁为完全无毁之好人；宁为一世之嚣嚣，毋宁为一世之翕翕。（《龙谿墓志铭》）
唐荆川称他道：
笃于自信，不为形迹之防，包荒为大，无净秽之择。（《明儒学案》引）
这是龙谿的狂者作风。至于心斋，连阳明也觉得他“意气太高，行事太奇”，而加以裁抑，其“狂”更不用说了。然而他们究竟还都是名教中人，没有大越普通儒者的矩矱，没有干脆成为“狂禅”。直到颜、何一派，情形便不同了。他们已经真成为“狂禅”，而为李卓吾的先驱了。兹分述其学行大略如后：
（1）颜山农 山农名钧，吉安人。尝师事刘狮泉，无所得。乃从徐波石学，得泰州之传。尚游侠，好急人之难。赵大洲赴贬所，山农偕之行。徐波石战死元江府，山农寻其骸骨归葬。颇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然世人见其张皇，无贤不省皆恶之。以他事下南京狱，必欲杀之。近溪为之营救，不赴廷对者六年。近溪谓周恭节曰：“山农与相处三十余年，其心髓精微，决难伪饰。不肖敢谓其学直接孔、孟，俟诸后贤，断断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门下知遇。又敢窃谓门下虽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农子也。”山农以戍出，年八十余。
山农之学，大致谓：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着何戒慎？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其立说详情现在虽无从考究，但即就此所述大旨看来，已可知山农将传统的道理格套尽与扫除，即戒慎恐惧工夫亦抛置一旁。勇往直前，放手做去。触世纲，犯众怒。其张皇气象，游侠精神，已显然非名教所能羁绊了。
（2）何心隐 心隐本姓梁，名汝元，字夫山，后改姓名为何心隐。吉州永丰人。少补诸生，从学于山农，与闻心斋立本之旨。时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学显，心隐恃其知见，辄狎侮之。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会邑令有赋外之征，心隐贻书以诮之。令怒，诬之当道，下狱中。孝感程后台在胡总制幕府，檄江抚出之。总制得心隐，语人曰：“斯人无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后台入京师，与罗近溪、耿天台游。一日，遇江陵于僧舍。江陵时为司业。心隐率尔曰：“公居太学，知《大学》道乎？”江陵为无闻也者，目摄之曰：“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江陵去，心隐嗒然若丧，曰：“夫夫也，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心隐在京师，辟谷门会馆，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是时政由严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动。有蓝道行者，以乱术幸上。心隐授以密计，侦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语，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上方迟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邹应龙因论嵩败之。然上犹不忘嵩，寻死道行于狱。心隐踉跄南过金陵，谒何司寇。司寇者，故为江抚，脱心隐于狱者也，然而严党遂为严氏仇心隐。心隐逸去。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当国，御史傅应帧、刘台连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隐故尝以术去宰相，江陵不能无心动。心隐方在孝感聚徒讲学，遂令楚抚陈瑞捕之。未获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隐曰：“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遂死狱中。
心隐之学，不坠影响。有是理则实有是事。无声无臭，事藏于理，有象有形，形象于事。所以他说：
无极者，流之无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极，乃有君而有父也。必会极，必归极，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亲，亲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极，乃不堕于弑君弑父，乃不流于无君无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无欲，非濂溪之言无欲也。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以无欲也。欲鱼、欲熊掌，欲也，舍鱼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义，欲也；舍生而取义，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贪，非寡欲乎？从心所欲，非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欲乎？”
他反对无极，反对无欲，明白指斥濂溪，打破传统的道学旧套，其骏快处直接近后来的陈乾初、潘用微、颜习斋。然而机权变诈，纵横无碍，为目的不择手段，绝不类普通儒者的面目了。
（3）邓豁渠 豁渠，初名鹤，号太湖，蜀之内江人。为诸生时不悦学。赵大洲为诸生谈圣学于东壁，渠为诸生讲举业于西序，朝夕声相闻，未尝过而问焉。已渐有入，卒抠衣为弟子。一旦弃家出游，遍访知学者。以为性命甚重，非拖泥带水可以成就。遂落发为僧，访李中溪元阳于大理，访邹东廓、刘狮泉于江右，访王东崖于泰州，访蒋道林于武陵，访耿楚倥于黄安，与大洲不相闻者数十年。大洲起宫，过卫辉，渠适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见惊异，下车执手，徒行十数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误子者余也。往余言学过高，致子于此，吾罪业重矣。向以子为死，罪恶莫赎。今尚在，亟归庐尔父墓侧，终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赡子。”因书券给之。时有来大洲问学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听其议论，大恚曰：“吾藉是以试子，近诣乃荒谬至此。”大洲入京，渠复游齐鲁间，初无归志。大洲入相，乃来京候谒。大洲拒不见，属官蜀者携之归。至涿州，死野寺中。
渠自序为学云：“己亥，礼师，闻良知之学。不解。入青城山，参禅十年。至戊申，入鸡足山，悟人情事变外有个拟议不得妙理。当时不遇明师指点，不能豁然通晓。癸丑，抵天池，礼月泉，陈鸡足所悟。泉曰：‘第二机即第一机。’渠遂认现前昭昭灵灵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庐山礼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觉无日新之益。因入黄安，居楚倥茅屋。始达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穷山尽的，百尺竿头外的，所谓不属有无，不属真妄，不属生灭，不属言语，常住真心，与后天事不相联属。向日鸡足所参人情事变的，豁然通晓。被月泉所悟二十余年。丙寅以后，渠之学日渐幽深玄远。如今也没有我，也没有道，终日在人情事变中，若不自与，泛泛然如虚舟飘瓦而无着落。脱胎换骨，实在于此。”梨洲谓：“渠学之误，只主见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后天是后天；第一义是第一义，第二义是第二义。身之与性，截然分为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内。人但议其纵情，不知其所谓先天第一义者，亦只得完一个无字而已。”看豁渠这样行径，真活画出一个“狂禅”样子。本来大洲对于禅学已经直认不讳，然而他却不“狂”。若豁渠则“狂”得连大洲也不能不骂他荒谬了。
（4）管东溟 东溟，名志道，字登之，苏之太仓人。江陵秉政，东溟时为刑部主事，上疏条九事以讥切时政，出为广东佥事。后以老疾致仕。万历三十六年卒，寿七十三岁。
东溟受业于耿天台，著书数十万言。大抵鸠合儒释，浩汗而不可方物。顾泾阳曾与辩难，其往复书牍见于泾阳《证性编》卷五。《明儒学案》撮述其大旨道：
……谓乾元无首之旨与华严性海浑无差别。易道与天地准，故不期与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与二教峙，故不期与佛、老之徒争而自争。教理不得不圆，教体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圆，圆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碍释，释不碍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圆，而使儒不滥释，释不滥儒。唐宋以来，儒者不主孔奴释，则崇释卑孔，皆于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篱。故以乾元统天，一案两破之也。其为孔子阐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统不任道统，一也；居臣道不居师道，二也；删述六经，从游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与夷、惠易地则为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专以理，兼通气运，五也；一贯尚属悟门，实之必以行门，六也；敦化通于性海，川流通于行海，七也；孔子曾师老聃，八也；孔子从先进，是黄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
这些话真算大胆，直可放到清末今文学家启蒙运动者如康南海、潭浏阳诸人文集中。他打破儒术一尊的局面，极力抬高佛的地位。他把孔子看得很圆活，可以为夷、惠，可以为黄、老，可以为桓、文。道德、刑名、权谋、术数，兼容并包，随机运用，可算是思想上一大解放。狂禅派的理论大纲，已具备于此了。
除以上诸人外，尚有方湛一、程后台、钱怀苏等，兹不具述。梨洲总论他们道：
龙谿之后，力量无过于龙谿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学案》卷三十二）
梨洲把颜、何这般人的学术看作祖师禅一路。关于祖师禅的话，梨洲讲得很多，后面我们还要提到。总而言之，这是一种纵横无碍大活动的禅，也正可说是“狂禅”。这种狂禅运动到李卓吾算是发展到极端了。
李卓吾，名贽，泉州晋江人。生于嘉靖六年（1527），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寿七十六岁。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篑丈人间。”及长，身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助朋友之急。读传注，愦愦不省，不能契朱子深心。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月。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既领乡荐，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共城校官。共城为宋李之才宦游地，有邵康节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上。卓吾生于泉，泉为温陵禅师福地，故曾自号温陵居士。至是，日遨游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矣”。因又自号百泉居士。后官礼部司务，曰：“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盍访而学焉。”人曰：“子性太窄，苟闻道，当自宏阔。”卓吾曰：“然。”遂又自命为宏父。初未知学道，或语之曰：“公怖死否？”卓吾曰：“死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卓吾曰：“有是哉？”遂潜心道妙。久之，有所契，超然于语言文字之表。出为姚安知府。为政举大体，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不贾世俗能声。自治清苦，僚属士民胥吏夷酋莫不向化。喜与衲子游，常住伽蓝判事。或坐堂上，置名僧其间，簿书有暇，即与参论玄虚。俸禄之外，了无长物。是时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卓吾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仕于此者，携家万里而来，动以过失狼狈去，尤不可不念之。但有一长，即为贤者，岂宜责备耶？”居三年，以病告，不许。遂入大理之鸡足山，阅《藏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初与黄安耿子庸善，既罢郡，不归家，曰：“吾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何必故乡也？”遂客黄安。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体素癯，淡于声色，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婢妾。旋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邱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性爱扫地，数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拂身拭面，有同水淫。不喜俗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气味。其欣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钞为善本，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亦喜为书，每研墨伸纸，则解衣大叫，得意者瘦劲险绝，骨棱棱纸上。一日，头痒，倦于梳栉，遂剃其发，独存鬓须；去衣冠，即所居为禅院。居常与侍者论出家事曰：“世间有三等人宜出家。其一，如庄周、梅福之徒，以生为我梏，形为我辱，智为我毒，灼然见身世如赘瘤然，不得不弃官隐者，一也。其一如严光、阮籍、陈抟、邵雍之徒，苟不得比于傅说之遇高宗，太公之遇文王，管仲之遇桓公，孔明之遇先主，则宁隐勿出，亦其一也。又其一者，陶渊明是也。亦爱富贵，亦苦贫穷。苦贫穷，故以乞食为耻，而曰“叩门拙言辞”；爱富贵，故求为彭泽令，然无奈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赋归去也，此又其一也。侍者进曰：“先生于三者何居？”卓吾曰：“卓哉庄周、梅福之见，我无是也。待知己之主而后出，必具盖世才，我亦无是也。其陶公乎？夫陶公清风被千古，余何人而敢云庶几焉。然其一念真实，不欲受世间管束，则偶与之同也。”卓吾喜接引人，来问学者，无论缁白，披心酬对，风动黄、麻间。时有女人来听法，或言女人见短，不堪学道。卓吾曰：“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且彼为法来者，男子不如也。”卓吾气概激昂，行复惊众，黄、麻间士大夫皆大噪，诋为左道惑众。因卓吾共彼中士女谈道，刻有《观音问》等书，忌者更以帷簿蜚语，思逐去之。卓吾笑曰：“吾左道耶？即加冠可也。”遂服其旧服。于时左辖刘东星迎卓吾武昌，自后屡归屡游。刘晋川迎之泌水，梅之丞迎之云中，焦弱侯迎之秣陵，皆推尊为圣人。无何，复归麻城。又有以蜚语闻当事者。当事乃逐卓吾而火其兰若。御史马诚所常问卓吾易义，大服，事以师礼，奉之入黄蘖山。壬寅，北游，抵郊外极亲寺，馆于通州诚所家。忽蜚语传京师，谓卓吾著书丑诋四明沈相。沈相恨甚，踪迹无所得。礼垣都谏张诚宇乃疏劾之，遂逮下诏狱。逮者至，邸舍匆匆。卓吾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我罪人也，不宜留。”诚所愿从，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卒同行。明日，大金吾寘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卓吾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未下。卓吾于狱中作诗读书自如，当事亦未必遽欲之死也。一曰，呼侍者剃发，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诚所以事缓，归觐其父。至是，闻而伤之曰：“吾护持不谨，以致于斯也。”乃葬其骸于通州北门外，为之大治塚墓，营佛刹焉。
卓吾所著有《焚书》、《藏书》、《说书》、《九正易因》等书。其学不守绳墨，出入儒、佛之间，而大旨渊于姚江。他自称“不曾四拜受业一个人以为师”，而对于王学左派诸人备致推崇。尤其倾倒的是龙谿，其次是近溪。僧深有述他道：
忆公告某曰：“我于南都，得见王先生者再，罗先生者一。及入滇，复于龙里得再见罗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学。令某听之，亲切而有味，详明而不可厌。使有善书者执管侍侧，当疾呼手腕脱矣，当不止十纸百纸，虽千纸且有余矣。（《罗近溪先生告文》）
卓吾与龙谿、近溪，这样的津津乐道，惟恐不得尽传其秘旨。在这篇告罗先生文中，表示满腔向往的热诚，说的娓娓动人。他称龙谿道：
圣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虽生也晚，居非近，其所为凝眸而注神，倾心而悚听者，独先生而已。……我思古人，实未有如先生者也。（《王龙谿先生告文》）
先生此书，前无往古，后无将者。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著书矣。（《龙谿先生文录抄序》）
世间讲学诸书，明快透髓，自古及今，未有如龙谿先生者。……龙谿先生全刻，千万记心遗我！盖近溪《语录》，须领悟者乃能观于言语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绳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脱门，既得者读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读之足以证入也。（《复焦弱侯》）
这真是心悦诚服，倾佩到极点，其所以未得到入龙谿门下者，只差一拜耳。他称泰州学派道：
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径往江西见王都堂，欲与之辩质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后自知其不如，乃从而受业焉。故心斋亦得闻圣人之道，此其气骨为何如者！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为程后台，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近溪虽得免于难，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见容于张大岳。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一首》）
泰州派下这一大批人物，在普通儒者眼中简直是一群怪物，而卓吾却极口称赞他们是英雄，把他们写得生龙活虎一般。他有一篇《何心隐论》，称心隐为“上九之大人”，极力替他伸冤道：
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非惟得罪于张相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则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盖覆矣。
读此段可以想见何心隐一流人在当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卓吾学风和心隐很相近，对于他尤其是深表同情，故为之扼腕太息如此。气求声应，从卓吾上面许多言论看来，可知其与王学左派关系之深了。
卓吾思想最狂放，最敢发惊人的议论，如云：
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聘；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果有两头马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学术贵俭，虽天下以我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之学兼贵法、术，虽天下以我为残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学术贵诈，仪秦之学术贵纵横，虽天下以我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惮五就之劳，以成夏、殷之绩，虽天下后世以我为事两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试功，立太甲而复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学术以任，而直谓之能忍诟焉者也。以至谯周、冯道诸老，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彼区区者欲选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他竟敢说名教累人，竟敢贬斥儒家而推奖诸子，甚至连谯周、冯道，万世唾骂为无耻的老奸巨猾，他也竟替他们洗刷，表彰他们救民的苦心。他在《藏书》中，还称他们为“吏隐”。这真是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一翻千古成案，可谓大胆已极。他又骂儒生道：
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卒为名臣所嗤笑，然其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亦无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学名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为“武”，而文武从此分矣。……夫圣王之王也，居为后先疏附，出为奔走御侮，曷有二也？惟夫子自以“尝学俎豆，不闻军旅”辞卫灵，遂为邯郸之妇所证据，千百世之儒皆为妇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语，即“速贫速朽”之语，非定论也。呜呼！受人家国之托者，慎无刻舟求剑，托名为儒，求治而反以乱；而使世之真才实学，大贤上圣，皆终身空室蓬户已也，则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信矣。（《藏书·纪传总目后论》）
他反对儒生，只因他们没有用。他所要求的是真才实学。只要有真才实学，黄、老也可，申、韩也可，苏、张也可，孙、吴也可，他们总都各有其用，不像“两头马”的儒家，欺世盗名，空谈无补。他有时候太忿激了，简直称赞起盗贼。《焚书》卷四《杂述·因记往事》中，借一个大盗林道乾大发议论道：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除正刑都、总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今幸圣明在上，刑罚得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然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老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又使卓老为郡守时，正当林道乾横行无当之日，国家能保卓老决能以计诛擒林道乾，以扫清海上数十年之逋寇乎？此皆事之可见者，何可不自量也。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耳。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惟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
他极口称赞林道乾，以为胜过自己万万。他以为这等人有真本领，是真人才，而深惜国家不能收用，以致流为盗贼。他骂一般士大夫只会作揖打恭，骗取禄位，一点事情担当不了。他喜欢的是英雄豪杰，而不是木偶般的道学先生。他取人很宽，绝不拘定一途。他尊重邓豁渠，同时却也尊重赵大洲，他尊重何心隐，同时却也尊重张江陵。他说：
吾谓赵老真圣人也。渠当终身依归，而奈何其遽舍之而远去耶！然要之各从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复邓石阳》）
如其迹，则渠老之不同于大老，亦犹大老之不同于心老，心老之不同于阳明老也。若其人，则安有数老之别哉？（《又答石阳太守》）
豁渠和大洲，如上文所述，分明是两样行径。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似乎不能并立。但卓吾两称之，以为尽不妨各从所好，后贤与前贤，弟子与师，是不必相袭的。这样论人已经是很宽大，很活动，不像一般道学家把世界上人都要限定在一条路上。尤其可以注意的是他称赞张江陵。江陵杀何心隐，本是他极痛心的事情，他所以和耿天台弄到绝交者，其根源实由于此。然而他对于江陵却极尊重。他说：
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答邓明府》）
江陵和心隐，都非俗流，都是豪杰，都可以奉为师表。江陵虽反对讲学，但其伟大不可及处不容因此而埋没，并且世俗一班讲学家也真太不成样子。关于心隐之死，卓吾颇为江陵出脱。他骂那班杀心隐以媚江陵者为非人，但那自是一班小人干的勾当；至于江陵本人，根本没有把心隐放在眼里，何尝必欲杀他呢？冤心隐而不恨江陵，公是公非，公好公恶，卓吾这种见识度量，殊非一般讲学家所能及。他对于江陵向慕不已。如云：
些小变态，便仓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答陆思山》）
今惟无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负固。（《焚书·与友山》）
此语只可对死江陵与活温陵道耳。（同上）
他竟然要拉江陵为同志了。江陵曾说何心隐“尔意时时欲飞”，看卓吾这种张皇亢奋跃跃欲试的神情，亦正好以此语赠之。他很崇拜事功，所以称赞江陵，称赞管仲，斥董仲舒为章句腐儒，而反对其“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说。他昌言道：
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谊明道为耶？（《贾谊》）
这是多么明白干脆的功利主义！然而尚不止此，他还大谈术数呢。他说：
汉文有汉文之术数也，汉高有汉高之术数也，二五帝伯又自有二五帝霸之术数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挟以成大功者，未尝不皆有真实一定之术数。惟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语治。（《晁错》）
卓吾、心隐这一流人，常被后儒骂为狂禅派。禅而大谈功利，大谈术数，好像是很奇怪的。但是我们须知禅也不止一种，他们所得力的不是枯槁寂灭的禅，而是大活动的禅；也就如梨洲所说，不是如来禅，而是祖师禅。当时儒、释疆界，已被冲破，王学左派诸人，多走向祖师禅一路。如管东溟混三教，汗漫不可方物，而却云，“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从释、老到杂霸，和卓吾所走正是一样路径。他们都是狂放不羁的人物。什么正学，什么异端，根本没有放在他们眼里。掀翻天地，当机横行。金银铜铁，揽成一团。这班人是不能以寻常尺度相绳的。卓吾《焚书·豫约篇》有“感慨平生”一条，缕缕自述其生平遭际，只因“不受管束”之故，碰了许多钉子：
……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写尽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余安得免触耶？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
最后他落发出家了。然而就只为这落发一事又引起许多麻烦。这段文章写得委委曲曲，凄恻动人，最足表现他爱好自由冲抉世网的精神，以文繁姑不具录。因为这种极端自由主义，极端发展个性主义，曾闹出一场笑话：
常志者，乃赵濲阳门下一书吏。后出家，礼无念为师。龙湖（卓吾）悦其善书，以为侍者，常称其有志，数加赞叹鼓舞之。使抄《水浒传》。每见龙湖称说《水浒》诸人为豪杰，且以鲁智深为真修行，而笑不吃狗肉的诸长老为迂腐，一一作宝法会。初尚恂恂不觉，久之，与其侪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烧屋。龙湖闻之大骇，微数之。即叹曰：“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证长老远矣。智证长老能容鲁智深，老子独不能容我乎？”时时欲学智深行径。龙湖性褊多嗔，见其如此，恨甚。乃令人往麻城招杨凤里至右辖处，乞一邮符，押送之归湖上。道中见邮卒牵马少迟，怒目大骂曰：“汝有几颗头？”其可笑如此。后龙湖恶之甚，遂不能安于湖上，北走长安，竟流落不振以死。痴人前说不得梦，此其一征也。（《袁小修日记》卷之八）
卓吾借《水浒》说法，特别赞扬鲁智深。这是当然的，鲁智深恰好是一个“狂禅”的标本。谁知那位侍者受卓吾薰染了，真要学鲁智深了，这却使卓老也受不住了。主仆二人，狂态可掬。当时崇拜卓吾的，直把他当成圣人，反对卓吾的，却又把他看成洪水猛兽。总而言之，他不是个寻常的人，他对于当时思想界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邹颍泉《语录》载：
李卓吾倡为异说，破除名行，楚人从者甚众，风习为之一变。刘元卿问于先生曰：“何近日从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谁不欲为圣贤，顾无奈圣贤碍手耳。今渠谓酒色财气一切不碍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谁不从之。”
这种批评虽说不一定全合真情，但卓吾这班狂禅派确乎是大开方便之门，绝不是循规蹈矩的。他们也确乎是把圣人这个名字便宜出卖，如罗近溪称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称罗近溪为圣人，卓吾称赵大洲为圣人，焦弱侯亦称卓吾“可坐圣人第二席”，真可谓“满街都是圣人”了。这种狂禅潮流影响一般文人，如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明清间许多名士才子，都走这一路，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特殊时代。他们都尊重个性，喜欢狂放，带浪漫色彩。他们都津津乐道卓吾和左派王学家的故事。如袁伯修述：
前辈为余言：阳明接人，每遇根性软弱者，则令其诣湛甘泉受学。甘泉自负阳明推己，欢然相得。其实阳明汰去砂砾，直寻真金耳。于是王龙谿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亟欲一会，不来也。阳明却日令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龙谿所至酒家，与其赌。龙谿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师门下日日如此。”龙谿乃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矣。（《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二）
这段故事，《明儒学案》卷十九《魏良器传》中亦曾讲到，并没有特别奇异地方。可是一到这位公安派文学家笔下，就全成一片禅机。这样讲法，实在使王学另变一副面目，把王学完全狂禅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