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以后，中国学者研究学问的方法约有三途：a. 遵守师说，后唐经师概走这一路（唐代风气已稍变）；b. 自心体会，宋明道学家概走这一路；c. 搜求证据，清代考证家概走这一路，清儒自称为汉学，以与宋学相对抗。实则清儒走的路径，汉儒哪里梦想得到。汉代经师最固陋，最没见解。他们只会抱残守缺，传诵师说，自己毫无新发明。师说有不通处，则穿凿附会，直讲得不成文理。这种记诵章句之学，全是随着旁人脚根走，把自己灵明都锢蔽了。大抵西汉经师守师法最严，东汉门户渐破，魏晋以降则更开放，直到中唐渐敢自出手眼。但大体上说，从汉至唐的经师们，总偏于传诵前人成说一条路。他们以师说为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论其流弊，则为忘己而徇人。及宋代道学兴起，诸大师皆自接孟子统绪，得千圣不传之秘。他们不仅要超唐越汉，即孔门诸子亦多不放在眼中。他们的治学方法是体认或体会。自证，自悟，自得，一切反求诸己。陆王一派，更趋极端，他们专凭本心，“心之精神是为圣”，“人人心中有仲尼”，圆满具足，无待外求。到了明末，几乎人人都立一个宗旨，竟有人敢说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了。他们尊重自我，以己心为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颇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色彩。但其流弊则溺于主观的冥想，而疏于客观的考察。最后考证家出来了。他们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既非师说，又非己心，而是客观的证据。他们尊重古说而非墨守，敢标新义而非武断；有宋明道学家的大胆而去其空想，有汉代经师的谨朴而去其锢蔽。汉儒守师说而无发明，宋儒敢发明而乏证据。所以从治学方法上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到清儒才算达到中国旧学发展的最高峰。本章讲明末清初学者的治学方法，就是要说一说考证方法初兴时的情形。
考证家的治学方法，近人讲述的已经很多了。什么归纳、比较咧，历史眼光咧，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咧……试把胡适之先生所著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戴东原的哲学中的许多例证看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实事求是，怎样的富有科学精神。这种风气虽盛于乾嘉时代，而实开始于明末。当时西学输入了，天算、舆地、音韵、训诂之学渐渐兴起了。研究这些新兴的实学，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钻进去，自不能像道学家的任意冥想。于是随学问性质的变更，而治学方法亦与之俱变。要明了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先从明清间几位天算学家说起。
明清间天算学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前有徐光启、李之藻，后有王锡阐、梅文鼎。如第一章所述，徐李二人既为明末西学输入的中心人物。他们对于天算，纯用西法。其流风所被，使继起的学者都走上实证一路。清初大师刘继庄至称徐氏为“天人”，称他的著述“迥绝千古”，“令人拍案叫绝”（见《广阳杂记》卷三）。可想见徐氏怎样受清初学者的热烈崇拜，其影响之大，更何待言。李氏更译《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这是西洋伦理学著作输入中国的第一部，这部书在后来思想界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效果（看过这部书，注意这部书的恐怕就不多），但由此亦可考见明末学者已有人注意到西洋的方法论了。方法论有专著，方法论问题成为独立研究的对象，是一般学术高度发展的一种征象。明清间思想界虽尚不足以语此，但他们已不像汉儒的盲从，宋儒的冥想，他们对于治学方法已有相当的自觉了，他们已经有意识的在治学方法上力求精进了。王梅二氏，专门名家，为清代天算学界最伟大的人物。（眉：李著《中算史论丛》中有梅文鼎年谱）他们承徐、李“翻译”之后，更“会通”中西以求“超胜”深造自得，所用方法都很精密。试以王氏为例。他时常终夜卧屋顶上，仰观星象。曾自述其实测的经过道：
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于兹三十年所。而食分求合于秒，加时求合于分，戞戞乎其难之。（《推步交朔叙》）
他根据这样艰苦忍耐积年实测的结果，自著《晓庵新法》。当某年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时刻分秒；至期，与徐发等以五家法同测，己法独合，乃作《推步交朔》及《测日小记》。他的推步完全证实了，他的新说成为科学的结论。我们再看他的甘苦自得之言：
步历固难，验历亦不易。……专术之赜，纠缪千端，不可以一毫躁心浮气乘于其间。……非其人不能知也，无其器不能测也。人明于理而不习于测，犹未之明也；器精于制而不善于用，犹未之精也。人习矣，器精矣，一器而使两人测之，所见必殊，则其心目不能一也；一人而用两器测之，所见必殊，则其工巧不能齐也。心目一矣，工巧齐矣，而所见犹必殊，则以所测之时瞬息必有迟早也。数者之难，诚莫能免其一也。即不然，而食分分余之秒，果可以尺度量乎？辰刻刻余之分，果可以仪晷计乎？古人之课食时也，较疏密于数刻之间；而余之课食分也。较疏密于半分之内。夫差以刻计，以分计，何难知之；而半刻半分之差，要非躁率之人，粗疏之器，所可得也。倘唯仰观是信，何时不自矜，何时不自欺，以为密合乎？故曰：验历亦不易也。（《测日小记叙》）
这些话非亲尝甘苦怎样能说得出。普通人总觉得推算日月食之类—步历—是很繁难的，至于考验推算的错不错，则日月高悬，有日共见，不是一仰观就了事吗？岂知从专家看来，就这一仰观—验历—也大费讲究，非受过专门训练，并有精巧器械的帮助，是办不了的。看他较疏密于半刻半分之间，力戒轻心浮气，真是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器械的讲究，更明明是受了西方的影响。然而王氏治学方法的精密还不止此，他不仅把所推算的实测一下看合不合就算完事，他更进一步道：
合则审其偶合与确合，违则求其理违与数违，不敢苟焉以自欺而已。（《推步交朔叙》）
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犹恐有偶合之缘。测愈久则数愈密，思愈精则理愈出。（《历策》）
推算的对了，但也许是偶合。推算的错了，但错在哪里？原则上的错呢？手续上的错呢？科学的测验，不仅以笼统看出推算的合不合为满足，还必须追求其所以合与所以不合的道理。“偶合”或是“确合”，“理违”或是“数违”，是要辨别清楚的。他一面“测”，一面“思”；也就是一面“观察”，一面“设臆”；一面“设臆”，一面“证明”。归纳、演绎，反覆迭用。这和西洋科学家所用方法根本上实毫无二致。徐、李、王、梅本都是受过西洋科学洗礼的。上面所引王氏几段话，简直可当作一种科学方法论。这种科学方法既大发挥其能力于明清间的天算学界，而在当时各种学问领域中，亦都显出它的影响。下面再举几个人作例。
首先要说方以智，他是考证学派最好的一位先驱，他的《通雅》还是明崇祯年间著成的。他说：“考究之门虽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经而已。必博学积久，待征乃决。”（《通雅凡例》）他已经把“考究之门”认成一种专门学问，和那性命之学相对立。他深知这门学问的性质，不能凭自悟，不能凭墨守，而必须广搜博采，日积月累，经过极繁难的历程，把一切论断都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上，即所谓“博学积久，待征乃决”，这已经是把握住考证家治学方法的精髓了。他自述其治学的经过道：
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于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后释然于吾心。（《通雅·钱澄之序》述方氏语）
看他这种到处考索细大不捐的繁难工夫，真具有考证家的精神。他是尊重证据的。只要有确凿的证据，尽不妨一翻千古同迷之局。他说：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让后人者：韦编杀青，何如雕板；龟山在今，亦能长律；河源详于阔阔，江源详于《缅志》；南极下之星，唐时海中占之，至泰西入，始为合图，补开辟所未有。（《通雅》卷首）
他认定人类知识，越积越多，后来居上，今人所知尽多为古人所未及知者。许多明明白白的事实放在面前，断不容我们强闭眼睛。曲从古人，他毫不犹豫的独泰西天文学“补开辟所未有”，可见他对于当时西学是何等的崇拜。他更注重方言，辩护俗字，主张拼音文字，处处表现出他的历史眼光，表观出他尊重近代的精神。这时候的学者，眼界开扩了，他们根据确凿的事实，敢于信古，也敢于信今了。他们进退古今，“扬弃”汉、宋，运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另走上一个新时代。读方氏的书，使我们觉得元气淋漓，考证派的新兴气象显然的透露出来。
再讲顾亭林。他是清代学术的开山大师，在各方面替后人开辟了路径，前章已经提及了，现在看一看他的治学方法。他说：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
好像极平淡的几句话，却指示出了一条读古书的大道。照常识讲，想明白书中的义理，当然要先弄清书中的文字，那有文字还弄不清，而会明白书中的义理呢？然而古书中文字是不容易弄清的。书传的久了，版本的讹误，音义的变迁，纠纷万端，千百年后，想一一追寻其本来面目，这自然非下一番专门考证的工夫办不到。“考文”是校勘学的事，“知音”是文字学的事，都是专门学问，都须经过繁难的手续。宋明道学家不知道这种手续的必要，他们一步跳过了，不管古音古义和古本真相如何，而硬将自己的意思当作古人的意思，古书的时代性，他们是不认识的。亭林却不然。他实事求是，从知音、考文一步一步做去，决不躲避繁难。他说：
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四》）
他认定古书的时代性，汉还给汉，宋还给宋，源源本本，一一归根于古始。不能“据隶楷而论古文”，同样也不能据近代音义章句而读六经。亭林提出知音考文以为读古书的基本工夫，这是很有历史眼光的。但考文知音应该怎样下手呢？这只有从古书中比较归纳，寻求确实的证据。亭林对于音韵学贡献最大，他的《诗本音》和《唐韵正》就完全建立在无数的证据之上，完全是从古书中比较归纳出来的成绩。如《唐韵正》为证明“服”字古音“逼”，共举了一百六十二个证据，这真是科学家的精神。有这许多证据，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结论了。又如他答李子德的一封信（《文集》卷四），痛斥世儒不通古音擅改经文的毛病，历历举出几十条。如：
《易》渐：“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范谔昌改“陆”为“逵”，朱子谓以韵读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读“仪”为“俄”，不与“逵”为韵也。小过：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朱子存其二说，谓仍当作“弗过遇之”，而不知古读“离”为“罗”，正与“过”为韵也……招魂：“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归来归来，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选》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读“久”为“几”，正与“止”为韵也。……《史记·龟策列传》：“雷电将之，风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当之”。后人改“迎”为“送”。而不知古人读“迎”为“昂”，正与“将”为韵也。……诗曰：“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惟我仪，之死矢靡他”。则古人读“仪”为“俄”之证也。《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则古人读“离”为“罗”之证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则古人读“久”为“几”之证也。……《庄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又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则古人读“迎”为“昂”之证也。……
看这许多条，都是把古书中同类文字比较归纳，抽出一种公例，这正是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自然很繁难，然而只有这样研究出来的结果才确实可靠，科学是不能取巧的。亭林搜集资料最精勤。当他早年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时说：
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著《肇域志》时说：
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肇域志序》）
他更搜集金石文字：
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金石文字记序》）
全谢山称他：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他随时随地找材料，一点机会不肯放过。他不但博极群书，并且从荒山中，从街头上，把各种实事实物都融贯在自己学问以内。这真是取精多，用物宏，岂止宋明道学家没有这样蕴蓄，即后来考证家有书册内的考证，而没有书册外的考证，亦只算学了他半个。他有了这样宏富的资料，所以比较归纳起来，才左右逢源，能尽量提取大批的证据。他全是脚踏实地，老老实实，从基本上做起，一点不肯取巧。所谓“朴学”，本来是要“朴实头下工夫”的。有人问他的《日知录》又成几卷，他回答道：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令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即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间《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采铜于山，采珠于渊，源泉混混，取不尽，用不竭，这才是有本之学。和那班零星贩卖，做小本生意者，自是不同。我们看《日知录》那部书的体裁，好像只是一种没有过组织锻炼的随手札记，但实际上，书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资料作根据，都是从许多资料中比较归纳出来，在写出每一条之前都需要很多的准备工夫。不然的话，何至一年中只写成十几条呢？总之，亭林是考证学的开山大师，他在经学、小学及其他经世学问中所使用的方法，正和王寅旭、梅定九在天算学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样，都可以说是科学的。
最后我要说几位专门经学家。如阎百诗，如胡朏明，如万充宗，都精于考证，他们的治学方法都是很科学的。阎氏说：
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札记》卷六）
戴东原也说：
百诗读一句书，艺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谱》）
这可见阎氏眼光的尖锐，考证方法的巧妙。《汉学师承记》载他辩解父母在而谈丧礼的一段故事：
汪编修琬……谓人曰：“百诗有亲在，而喋喋言丧礼乎”？若璩闻之曰：“王伯厚尝云：‘夏侯胜善说礼服，言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识者非之。讲经之家，岂可拾其余唾哉？”昆山徐赞善乾学问曰：“于史有征矣，于经亦有征乎？”若璩曰：“按《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没，子张尚存，见于《孟子》。子张没，而曾子方丧母，则孔子时曾子母在可知。《记》所载《曾子问》一篇，正其亲在时也”。（此辨亦见《尚书古文疏证》第百二十条）
他引经据史，证明古人父母在亦讲丧礼，把汉太子、曾申、曾子，都拉出来作例子。并且将说汉太子学丧礼，就先引王伯厚的话证明“礼服”即指丧服而言，将说曾于问丧礼于孔子时其母尚在，就先证明曾母和子张同时而死，又证明子张死于孔子之后。辗转证明，旁行斜上，从极零乱的事实中找出线索，寻出条理，一步一步的引出应得的结论。这简直是侦探家的手段，什么没头案子他都可以破获的。这里面有演绎，有归纳，具见其科学方法运用之妙。他的名著《古文尚书疏证》，只是把这个方法展开应用的成绩，他所以敢推翻尊奉千余年的神圣经典，就全凭抓住了几百条不可动摇的证据。同时，胡朏明的《易图明辨》《洪范正论》，也都是辨伪的名著，和《古文尚书疏证》一样。这时候好古之风很盛，而疑古之风亦盛，他们是非证实不肯轻信的。至于万充宗“以经解经”，“通诸经以通一经”之说，可算是当时经学方法论上的名言。黄梨洲给他作的墓志上说：
充宗湛思诸经，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解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何谓以经解经？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证诸《春秋》，一在鲁庄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书“王姬归于齐”。周庄王为平王之孙，则王姬当是其姊妹。……毛公以为武王女，文王孙；所谓“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非附会乎？如此者层见叠出。充宗会通各经，证坠缉缺，聚讼之议，涣然冰泮。（《南雷文定前集》）
从各经记载的详略异同间，参互比较，以考见其本义，这是最正确可靠的解经法。且不仅解经，即治一切古书，求一切古音古义，都应该适用这个方法。事实上，如亭林、百诗等许多考证家的成绩，还不都是这样参互比较出来的吗？
看上面所举几位代表人物，当时学者的治学方法可见一斑。他们大概都是实事求是，尊重证据，颇能运用一点科学方法。尤其是天文学方面，因其研究的是自然现象，科学精神表现得格外显著。但详细考察，似乎也可以把他们分作前后两期。如方以智、顾亭林年辈较早，正当明清交替变乱方起的时候，大家争讲经世致用，所以他们都很注意当前问题，不仅考古，而且要知今。他们都不仅在故纸堆中下工夫，除博极群书外，还随时随地实际考察。刘继庄说：“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如方、顾等早期的诸大师，都是不屑做半个学者的。但不久而时局渐渐稳定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亦随着渐渐衰微了。自阎、胡以降，遂专走考古一路，直至乾嘉时代整个成了个考古的天下，像方、顾诸大师去书册以外做学问，是不容易看见了。就连天文学方面，王寅旭较早出，多用实测工夫。梅定九年辈稍晚，就偏向整理古天算书的路上去了。研究学问，方法可以支配材料，材料亦可影响方法。考证方法本和科学方法相接近，而终不能成为真正的完美的科学方法者，我们试把从王到梅，从方、顾到阎、胡这一段学风转变的历程，考究一下，亦可以约略看出一点症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