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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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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古之君子著述,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僕生塵冥之中,治亂之故,觀之也熟;農瑣餘隙,條其大者,為書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則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來,著書者何限,或以私意攙入其間,其留亦為無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後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異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書不可不留也。癸巳九月,梨州老人書於藥院。

文質

蘇洵曰:「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其文之變而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為不然。其自忠而至於文者,聖王救世之事也;喜質而惡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趨而之於質,雖聖賢亦莫如之何矣!人徒見宮室棺椁輿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見饋食之禮,殷之時備於夏,周之時備於殷,遂以為自忠而入質,自質而入文,由人之喜惡而然也。人誠喜文而惡質與忠,則宮室棺椁輿服俎豆之制宜日趨於煩,吉凶相見饋食之禮宜有加而無已,何以皮弁廢為巾幘,鼎彝廢為陶旊,易車以乘馬,易贄為門狀?

古者天子之棺四重,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今天子之棺不重,則是古者士之制矣。古者設折俎,薦脯醢,酒清肴干,賓主百拜而後脫屨升堂乃羞,今賓至而羞,則是古者宴飲之事矣。古者設奠於奧,迎屍於前,謂之陰厭,屍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今無屍而厭,則是古者祭殤之禮也。唐有孫昌胤者獨行冠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言曰:「何預我也耶?」庭中皆大笑。豈惟冠禮乎哉?凡禮之存於今者皆苟然而已。

是故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吾見世運未有不自文而質也。當周之盛時,要荒之人,其人畫革旁行,未嘗有《詩》、《書》、《易》、《春秋》也;其法鬥殺,未嘗有禮樂刑政也;其民射獵禽獸為生業,未嘗有士農工商也;其居隨畜牧轉移,未嘗有宮室也;其形科頭露紒,未嘗有冕服也;其食污尊抔飲,未嘗有俎豆也;其居處若鳥獸,未嘗有長幼男女之別也。然則同是時也,中國之人既喜文而惡質與忠,要荒之人何獨不然與?是故中國而無後聖之作,雖周之盛時,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後聖有作,亦未必不如魯、衛之士也。其謂喜文而惡質與忠者,然乎否耶?以三代聖人相續而治,聖功不可為不久矣,其末王不能守聖教者,彼帝辛使男女裸逐,厲王發龍漦而使婦人裸而噪之。其非喜質之過乎?然則先王使忠之變而為質,質之變而為文,其勢若此之難也!

昔者由余之語秦繆公曰:「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者莫不賓服。虞舜作為食器,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酒器,縵帛為茵,鼎食,席額緣,觴酌布采而樽俎有飾,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殷人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

鳴呼!此由余之所謂道,戎狄之道也,而繆公以為聖人。天下之為文者勞,而為質者逸,人情喜逸而惡勞,故其趨質也,猶水之就下。子游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繆公之謚為「繆」,不亦宜乎!

封建

自三代以後,亂天下者無如夷狄矣,遂以為五德沴眚之運。然以余觀之,則是廢封建之罪也。

秦未有天下,夷狄之為患於中國也,不過侵盜而已,至甚者殺幽王於驪山,奔襄王於汜邑。然幽王之禍,申侯召之,襄王之禍,子帶為內應,其時之戎狄皆屬於申侯、子帶,非自能為主者也。及秦滅六國,然後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徙徒謫戍以充之,於是天下不勝其苦,起而亡秦。世皆曰:「秦之天下已安已治矣,其為此者非也」,不知秦不併力於胡,即秦不以勝、廣亡,而胡之所以患秦者,當不下於勝、廣,彼秦王豈得已而為之乎?

是故漢之天下,非武帝遠略,破碎其種落,使十世之後不能復振,則懷、愍之禍不在易姓;唐之天下,非沿邊盡為節度府,則衰弱之形不遺於宋。自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國為夷狄所割者四百二十八年,為所據者二百二十六年,而號為全盛之時,亦必使國家之賦稅十之三耗於歲幣,十之四耗於戍卒,而又薦女以事之,卑辭以副之,夫然後可以僅免。乃自堯以至於秦二千一百三十七年,獨無此事,此何也?豈夷狄怯於昔而勇於今哉?則封建與不封建之故也。

今以天下之大,使虜一入盜邊,則征發之不暇,賦稅之無度。戰國之時,六國邊於匈奴,當是時,秦之志在滅六國,燕趙之志在拒秦,而以其餘力支匈奴。當是時,未聞秦調兵食於外,燕加賦於境內,趙乞師於與國也,則一國之足以自支一國亦明矣。乃以天下守一隅而不足者,勢使之然也。

若封建之時,兵民不分,君之視民猶子弟,民之視君猶父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所謂力役之征者,不用之於興築,即用之於攻守,故秦欲取荊,王翦度用六十萬人,其漢兵以伏馬邑旁者其盛,乃三十餘萬,唐之兵不過百萬,宋兵至慶曆而極,亦一百二十五萬。古今天下兵數如此,秦國雖大,非即民為兵,亦安能以六十萬攻一國哉!趙至爭上黨之時,土宇狹矣,而趙括所將猶四十五萬人;春秋,江、黃、陳、蔡之屬各足自守,使其為兵者仰食於上,則國非其國矣。侯、衛既罷,秦人猶循故法,發及閭左,而疆土廣大,行戍塞下,至數千里之遠,於是戍卒變生。漢懲其失,謫發罪人,所謂力役者出錢以償之,而行間之事遂不與焉。兵民為二,蓋自漢始也。是故廢封建則兵民不得不分,分兵民則不得不以民養兵,以民養兵則天下不得不困。賈誼曰:「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然匈奴之眾皆兵也。以匈奴之民與漢較,不能當百之一;以匈奴之兵與漢較,則未始不可相若矣。」何也?漢欲聚一大縣之兵,勢不得不發天下之卒,欲養一大縣之兵,勢不得不徵天下之賦,故曰其勢然也。歷觀夷狄之取中國也,其平時累入以撓之,重構以瘠之,相與守之數十年,中國未有不困絀。乘其內憂,不過一戰,而天下之群縣皆望風降附矣。向使列國棋置,一國衰弱,一國富強,有暇者,又有堅者,虜能以其法取彼,未必能以其法取此,豈有一戰而得志於天下如此而易易乎?

嗚呼!古之有天下者,日用其精神於禮樂刑政,故能致治隆平。後之有天下者,其精神日用於疆場,故其為治出於苟且。然則廢封建之害至於如此,而或者猶以謂諸侯之盛強,使天子徒建空名於上。夫即不幸而失天下於諸侯,是猶以中國人之人治中國之地,亦何至率獸而食人,為夷狄所寢覆乎!吾以謂惡傷其類者然且不為,況乎其不至於是乎!後之聖人復起,必將慟然於斯言。

衛所

有唐府兵之制,稱為甚善。然本朝設立衛所,其意一也。內設五府七十二衛,猶唐之十六衛也。外設衛所於險阨之地,猶唐之折衝果毅府也。有事征發,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猶唐緣部之兵被檄乃來也。既旋,則上佩印,官軍各回本衛,猶唐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也。都司統攝屯田,計田授軍,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猶唐更番入畝,士不失業也。

開元末,詔罷府兵,故天下之勢外重內輕。今京軍不歷踐更,未經戰陣,有名無實,當其有事,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唐以中虛而弱,今中實而亦弱。然唐自改為彍騎,諸府雖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今京軍不足用,征行屯戍,一切出於召募征發,而畿輔數十萬之軍,仰口徒食如故。然唐之十六衛雖廢,其折衝果毅府尚得調遣入伍。今衛所不事征發,即郡縣有警,亦驅鄉兵、召民壯以當寇,有司舍其原設之兵,而不敢蒐牧衛所,一不與郡縣之利害。

然則本朝兵制之弊,較之於唐為更甚也。當屯政舉行之日,力耕積穀,其軍不惟自足贍養,又以廣縣官之儲。逮其衰也,計軍九十四萬,養於縣官,於是戰守之兵不得不加賦以食之,是以一天下養二天下之兵也。兵分於農,天下之勢尚且困絀,乃又使軍分於兵,為農者一,為兵者二,所謂國非其國矣。

是故天下之害,未有盛於衛所者也。宋藝祖都汴,嘆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本朝都燕二百九年,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東南之力十困。夫宋,天下方安於貪猥惽弱之中,奉此蠹朽之餘以相周旋,張而不馳,弛而不張,待其自張自弛而後已。或曰:「畿輔之民大半為軍,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畿輔不困,此知其無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養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養於上,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崇禎十四年,金陵大疫,孝陵衛軍死者過半,當是時,東南之米暴貴,余謂當事曰:「道路之人皆知衛軍冗食之害,而不敢議罷者,恐其變也。今乘其消耗,聽而不補,不亦可乎?」未逾月而額如故。嗚呼,欲國之不亡,得耶!

朋黨

朋黨之禍,與國之終始,然未有本朝國統中絕,而朋黨尚一勝一負,浸淫而不已,直可為一笑者也。

初,歸德沈鯉、江夏郭正域為物望所歸,沈一貫承王錫爵、趙志皋之後當國,布列其私人於要地,相與扼之。妖書事起,一貫承上怒,欲陷鯉及正域,悉收其往來游客拷繫之,正域幾不免。部郎於玉立獨左右之,亦被斥。會無錫顧憲成罷歸,創東林書院講學,譏切朝政,而玉立與焉。其後,一貫之敗,攻者多講學東林之徒也。

憲成死,方從哲入政府,凡附東林者皆以法謫之。當是時,神宗欲廢太子,而立其愛妃鄭氏之子福王,王錫爵、沈一貫暇豫之,而方從哲則鄭氏之私人也,故一時言國本者俱謂之東林。光宗立,鄭氏自危,乃獻美人以結歡於上,於是官因鄭氏者得不廢。光宗既為鄭氏所敗,宮中多鄭氏之黨,而魏忠賢得權於熹宗。然其時,諸為從哲所謫者皆起,遂以為東林一時之盛矣。

魏忠賢用事,小人作點將錄,進之忠賢,因之為東林黨人碑,坐貶死者數百人。毅宗誅魏忠賢,凡官因魏忠賢者,定為逆案。逆案之人乃出奇計,導虜人入喜峰口,薄都城。時袁崇煥任邊事,崇煥故附東林者也,因以計陷之,崇煥受誅。毅宗亦遂疑朝廷之上有所謂東林者也,思以抑之。楊嗣昌有寵於上,奪情入相,不為黃道周所容,上因不悅道周。道周故與周之𧃍交惡,婁人張溥為復社,之𧃍以其事上之,謂復社主自道周,收道周入獄,周延儒再相,其事乃解。

馬士英立弘光,逆案之人阮大鋮從中為之畫計,弘光德之,且以為魏忠賢故鄭氏之黨,其附之者常欲立其父福王者也,於是在逆案者盡用之,而以降賊之名斬復社周鍾,捕魏學濂、陳名夏,又作蝗蝻錄,言復社為東林之孽。虜設偽朝,其相馮銓,故逆案人也,頗引用其類。及陳名夏亡命入虜,其酋聽之,而漢人之仕於虜者,以為東林云。

歐陽子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吾於東林觀之,以為不然。東林之起,不過數人耳,未嘗有名籍相標榜也。其後以言國本者歸之,以劾閹人者歸之,所謂黨人者,乃小人妄指以實之耳。彼君子者,未嘗曰「吾約黨人而言國本也,劾閹人也」。復社乃場屋人習氣,於東林何與,而亦歸之耶?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使昔之東林者果有門戶,而在此為不仁之甚者也,是故君子必無朋者也。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黃允稱於郭泰,邢恕學於程氏,苟必曰吾黨人也,則世無小人矣;程頤之於蘇軾,文天祥之於李庭芝,苟必曰非吾黨人也,則世無君子矣。魏忠賢既誅,凡官因魏忠賢者,以國法斬之,可誅者半,可赦者半,其時之君子,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徒以空文錮天下之小人,別小人為一朋,真若自以為一朋者,卒使其害至於亡國,則歐陽子之一言誤之也。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吾謂使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者,其後之作史者乎!

夫紀者,猶言乎統云爾。晉書變例載紀,同一四夷也,守其疆土者則傳之,入亂中國者則紀之,後之夷狄,其誰不欲入亂中國乎?五代之君,其地狹,其祚速,與十國無以異也。守其疆土者則世家之,與於篡弒者則帝之,後之盜賊,其誰不欲與於篡弒乎?

宋之亡於蒙古,千古之痛也,今使史成其手,本朝因而不改。德祐君中國二年,降,書瀛國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紀,其崩也,皆書曰「殂」;虜兵入寇則曰大元,鳴呼!此豈有宋一代之辱乎?而天下恬然不知為怪也。許衡、吳澄無能改虜收母篾喪之俗,靴笠而立於其朝,豈曰能賢?衡之言曰:「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所甚難。」夫三綱五常,中國之道,傳自堯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為亡國之俗,雖曰異語,衡獨不畏得罪於堯舜乎?澄之言曰:「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澄嘗舉進士於中國,變而為夷,貞者固如是乎?今傳衡、澄者,一以為朱子,一以為陸子,後世之出而事虜者曰:「為人者得如許衡、吳澄足矣。」二子者尚然,則是竟不知其不可矣。

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辯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是故即以中國之盜賊治中國,尚為不失中國之人也。徐壽輝改元治平,韓林兒改元龍鳳,吾以為《春秋》之義將必與之。使天地亟去撐撐區脫之號,彼史臣從而賊之偽之,獨不思為賊為偽有甚於蒙古者耶?

高皇帝平天下,詔修元史。當時之臣,使有識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遼、金、元於《四夷列傳》,以正中國之統,顧乃帝之宗之以為一代乎!

難者曰:「若是則本朝不得正其始矣。」曰:堯舜相傳之統,至元而絕,高皇帝驅氈裘之屬,還衣裳之舊,是百王之嫡嗣也。猶祖傳之父,父傳之子,若孫不幸而有春申、不韋之事,祖父之不享久矣,子若孫復而嗣之,乃責其不從異姓以接夫本支乎?此愚儒之論也。

難者又曰:「元之享國也久,其祖父皆嘗為之民矣,胡得不帝之乎?」曰: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毆漢人,漢人勿得還報,蒙古人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彼方以禽獸加之人類之上,何嘗以中國之民為民乎?顧中國之人反群焉而奉之。吾聞獵者張機道旁,虎觸機矢,貫心死,有僧道男女舉群至,號哭曰:「殺我將軍!」獵者叱之曰:「爾倀無知,生為虎食,死為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於是諸倀奔散,不知將軍者虎也。則夫史臣之帝元者,何以異於是!

嗟乎!為史而使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其不如無史之為愈也。

留書題辭

癸巳秋,為書一卷,留之篋中。後十年,續有《明夷待訪錄》之作,則其大者多採入焉,而其餘棄之。甬上萬公擇謂尚有可取者,乃復附之明夷待訪錄之後,是非余之所留也,公擇之所留也。癸丑秋,梨洲老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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