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克略（heraclius）及其占据拜占庭皇位的直接继位者建立的统治王朝，可能属于亚美尼亚血统。这一点，至少可以从7世纪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塞贝奥斯（sebeos）所提供的关于希拉克略时代的价值不菲的原始资料中推断出来。他写道，希拉克略家庭与著名的亚美尼亚家族阿尔萨息斯（arsacids）家族有亲缘关系。注523与这一说法有些矛盾的是，几份史料都提到希拉克略的一头淡色金发。注524他于610年至641年在位。他的儿子君士坦丁是他的第一位妻子欧多西娅（eudocia）所生。希拉克略去世后，君士坦丁只在位统治九个月，于641年去世。历史上通称他为君士坦丁三世（因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个儿子被称为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丁三世去世后，希拉克略的第二个妻子马尔蒂娜（martina）所生的希拉克罗那斯（希拉克利恩）执掌皇权几个月。他于641年秋天被废，接着君士坦丁三世的儿子康斯坦斯二世（constans ii）继位（641—668年在位）。他的名字的希腊文词形康斯塔斯（constas，拉丁文是constans）可能是他的正式名字君士坦丁的昵称。在拜占庭的货币上，在这一时期的西方官方文件里，甚至在一些拜占庭史料中，他都被称为君士坦丁。拜占庭的人民显然称他为康斯坦斯。他的继位者是他的精力旺盛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668—685年在位）。君士坦丁四世通常的绰号是“波戈那图斯”（pogonatus），意思是“有胡须者”。但是现代学者却认为这个绰号是指他的父亲，而不是指他自己。注525685年，随着君士坦丁四世的去世，希拉克略王朝的盛期宣告结束。该王朝的最后一名统治者是君士坦丁四世的儿子查士丁尼二世（绰号里诺特米图斯［rhinotmetus］，意思是“被割掉鼻子的”），他两次执政——一次从685年至695年，另一次从705年至711年。查士丁尼二世执政时期，以多行暴政著称，但至今人们对其尚未充分研究。看起来，有理由猜想，查士丁尼二世残酷对待贵族代表们的行为不仅仅归咎于他的专横，而且应归咎于他内心对那些不愿屈从他的意志和极端专制政策并极力要废黜他的贵族成员不满。史料中清楚地显示出他们对查士丁尼二世的一贯敌对倾向。他于685年被废黜，鼻子和舌头被割掉，注526被逐到克尔松的克里米亚城。他逃到卡扎尔汗（khagan of khazars）那里，与其妹妹联姻。后来，在保加利亚人的帮助下，重新登上拜占庭皇帝宝座。返回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他对当年参与推翻其统治的人员实行残酷的报复。这一暴政导致了711年的革命，查士丁尼二世和他一家被杀。711年标志希拉克略王朝的结束。查士丁尼两次统治的间隔时期，有两位短暂执政的皇帝：来自于伊苏里亚的军队统帅莱昂提乌斯（leontius，695—698年在位）和阿普西玛尔（aposimar），阿普西玛尔获取帝位之后，采用提庇留的名号（提庇留三世，698—705年在位）。一些学者倾向于承认阿普西玛尔-提庇留属于哥特-希腊血统。注527自711年残酷的查士丁尼二世被废黜之后，从711年至717年的六年间，有三人短暂执掌拜占庭的帝位：亚美尼亚人瓦尔丹（vardan）或菲利彼库斯（philippicus，711—713年在位）、阿特米乌斯（artemius，加冕典礼时更名为阿那斯塔修斯，即阿那斯塔修斯二世，713—715年在位）和狄奥多西三世（715—717年在位）。拜占庭帝国从695年起普遍存在的混乱状态，直至717年著名的统治者利奥三世登基才结束。他开创了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194

对外问题

波斯战争和对阿瓦尔人及斯拉夫人的战役

具有卓越才能和非凡活动能力的希拉克略皇帝，实际上似乎也是残暴的福卡斯死后的一个模范统治者。据他的同代人庇西迪亚诗人乔治记载，希拉克略强调，“权力要显示爱而不是恐怖”；诗人乔治以绝佳的诗韵描述了希拉克略与波斯人的战争和与对阿瓦尔人入侵者的战争。注528“希拉克略是中世纪拜占庭的创造者，”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说道，“他的国家概念是罗马的，他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是希腊的；他的信仰是基督教的。”注529由于在他执政时期帝国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希拉克略的成就更值得注意。波斯人从东方正造成威胁，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从北方威胁帝国。而在国内，福卡斯时运不济的统治之后，国内形势完全陷入混乱状态。新任皇帝希拉克略既无金钱又无足够的军事力量；在他统治早期，严重的动荡震撼着帝国。195

611年，波斯人开始进攻叙利亚，占领了拜占庭东方省的主要城市安条克。稍后，他们又占领了大马士革。在完全控制了叙利亚后，他们向巴勒斯坦推进。614年开始对耶路撒冷进行为时20天的围攻。最后波斯人的攻城塔和攻城槌撞破城墙。正如一则史料所记载：“邪恶的敌人猛烈地攻进了城市，像疯狂的野兽和狂怒的龙。”注530他们抢劫城市，毁掉基督教教堂。君士坦丁大帝和海伦注531建立的圣墓教堂的财宝被抢劫，教堂被付之一炬。基督教徒遭受了残酷的暴力和残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站到波斯人一边，疯狂参加了大屠杀，据史料记载，在这次屠杀中，有60,000名基督徒死亡，许多财宝从圣城运回波斯，基督教世界最宝贵的纪念物之一“真十字架”注532被运到泰西封。众多的俘虏被送到波斯，其中有耶路撒冷的主教扎哈利亚（zachrias）。注533

波斯人对巴勒斯坦的劫掠性征服和对耶路撒冷的抢劫，成为该省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自提图斯注534时期攻占耶路撒冷以来，前所未闻的一次灾难，而且这次灾难是无法补救的。在历史上，该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君士坦丁时期那样的光辉，而且，城内如欧麦尔清真寺那样的巨型建筑，再也不可能在历史上创造一个时代。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城和它的建筑物不断地、一点点地走向衰落。至于给欧洲带来了大量掠夺物和许多历史后果的十字军的入侵，在耶路撒冷城的历史上引起的只是麻烦、混乱和衰落。波斯人的侵略在短时间内消除了强行输入巴勒斯坦的古典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农业破产，城市人口减少，许多寺院和隐修院注535或被暂时关闭或被永久毁坏，所有商业停止发展。这次入侵使从事抢劫的阿拉伯部落摆脱了曾制约着他们的恐惧和同盟的束缚，开始形成统一体，从而使他们后一时期有可能进行全面性的进攻。从此之后，该地区的文化发展结束了。巴勒斯坦进入了动乱的时期，如果不是因为这种混乱持续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一时期可能很自然地被称为中世纪时期。注536

波斯人之所以能轻易地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可以根据这些省的宗教状况做出部分解释。这些地区大部分的居民（尤其是叙利亚人）并没有信奉中央政府支持的正统教派。这些省的聂斯脱利教注537和后来的一性教派受到拜占庭中央政权的严格压制，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乐于接受崇拜火的波斯人的统治。在波斯人的领土上，聂斯脱利教享有相当的宗教自由。196

波斯人的侵略不限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部分波斯军队穿越整个小亚细亚之后，占领了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马尔马拉海岸边的卡尔西顿城，在赫里索波利斯（现在的斯库台）扎营，与君士坦丁堡相对垒。与此同时，另一支波斯军队出发去进攻埃及。可能在618年或619年，亚历山大城失陷。在埃及，也正像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样，一性教派的居民完全支持波斯人反抗拜占庭的统治。埃及的丧失对拜占庭帝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埃及是君士坦丁堡的谷仓，埃及谷物供应的停止，严重影响了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形势。

除了波斯战争而导致的拜占庭南部和东部地域的严重损失外，拜占庭帝国北部也出现了另一个巨大的威胁力量。巴尔干半岛的阿瓦尔-斯拉夫游牧部落由阿瓦尔汗率领向南迁移，掠夺和破坏了拜占庭北部各省，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攻破了城墙。这次远征不是一次战役，而是一系列的抢劫，随之，阿瓦尔汗携带大量的俘虏和掠夺物北归。注538希拉克略的西方同代人，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的著作中，提到了这些侵略者。他写道：“希拉克略在位第十六（五）年的年初，斯拉夫人便从罗马人手里夺取了希腊，波斯人夺取了叙利亚、埃及和许多行省。”注539约在这时（620年），拜占庭失去了其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块领地，西哥特国王斯温希拉（swinthila）完全占领了西班牙。但巴利阿利群岛仍在希拉克略手中。注540

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希拉克略皇帝决定向波斯人开战。考虑到国库空虚，希拉克略只好求助于首都和各省教会的珍宝圣器，他下令将这些圣器打制成大量的金币和银币。他企图给阿瓦尔汗送去显贵身份的人质和大批金钱，消除其在帝国北部形成的威胁。622年春天，希拉克略渡过海峡到小亚细亚，招募了大量的士兵，对他们进行了几个月的训练。以夺回“真十字架”和圣城耶路撒冷这一附带目标的对波斯战争，采用了宗教战争的形式。197

现代历史学家认为，从622年至628年，希拉克略可能指挥了三次对波斯战争，每次都取得辉煌胜利。同代诗人庇西迪亚的乔治为这一重大胜利创作了一首胜利的凯歌（epinikion），题名是：《希拉克略》（heraclias）;而在另一首诗《六日》（hexaemeron）中，他叙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用以暗喻希拉克略战胜波斯人的六年。20世纪的历史学家th.i.乌斯宾斯基将希拉克略的战争与亚历山大大帝的辉煌战争相比。注541希拉克略获得了高加索部落的支援，并与卡扎尔汗结成联盟。波斯北部与高加索交界的行省成为希拉克略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

当皇帝领兵外出在远方打仗时，首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阿瓦尔汗撕毁了与希拉克略达成的协议，于626年率领庞大的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大队人马，直抵君士坦丁堡。他还与波斯人达成协议，后者马上派部分军队到卡尔西顿城。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军队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引起了居民的极大恐慌，但首都卫戍部队成功地击退对方的进攻，敌人溃逃而去。波斯人一听到溃败消息，马上从卡西顿城调走军队，直接开往叙利亚。626年拜占庭人在君士坦丁堡城下打败阿瓦尔人，这是野蛮的阿瓦尔王国衰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注542

与此同时，希拉克略于627年底在古代尼尼微遗址附近（现底格里斯河边的摩苏尔附近）的战斗中，击溃了波斯人，并进军到波斯中部各省，获得大量战利品。他派人给君士坦丁堡送去一份长长的自鸣得意的声明，描述了对波斯人战争的成功，宣布战争的结束和他取得的辉煌胜利。注543“629年，希拉克略的荣誉如日中天，他的天才光芒驱散了笼罩在帝国上空的黑暗。现在，一个伟大、和平的光荣时代展现在所有人的眼前。一直令人恐怖的波斯敌人永远屈服，多瑙河边的阿瓦尔人的势力正迅速衰落。有谁能抵御拜占庭的军队？有谁能威胁帝国？”注544这时，波斯国王库斯鲁被废黜并被杀掉，他的继位者喀瓦德·谢罗尔与希拉克略进行了和平谈判。根据双方订立的协议，波斯归还所占领的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省，交还圣物“真十字架”。希拉克略以凯旋式回到首都。630年他偕妻子马尔蒂娜赴耶路撒冷，在那里，“真十字架”被重新安置于原地，整个基督教世界为之振奋。当时的亚美尼亚史学家塞贝奥斯对这一事件做了以下描述：198

当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城时，全城欢天喜地。皇帝、王侯、所有军士和城市居民兴高采烈。人们满怀激情，泪洒如雨，悲叹之声、哭泣之声不绝于耳；因为皇帝和全体人员是如此激动，乃至于谁也唱不出赞颂我主的圣歌。皇帝将它（“真十字架”）安置在原来的地方，交还该教堂的所有东西，所有物件悉数复归原位；他向城里的所有居民和所有教堂分发了礼物，赠送了香烛金。注545

有趣的是，希拉克略对波斯人的胜利，在《古兰经》中也有提及：“希腊人曾在近东领土上被波斯人打败，但是在失败后的几年内，他们又反过来把对手打败。”注546

希拉克略对波斯人战争胜利的意义。——这次波斯战争的胜利，在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标志。在中世纪早期的这两个主要世界大国拜占庭帝国和波斯之间，后者完全丧失了先前的重要性，变成了一个弱国。不久，因受到阿拉伯人的攻击，波斯失去了它的政治地位。胜利的拜占庭帝国给了它最强硬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收复了帝国丧失的所有东方行省，“真十字架”回归基督教世界。同时，使首都摆脱了阿瓦尔-斯拉夫游牧部落的可怕威胁。拜占庭帝国似乎处于光辉和势力的顶点。印度国王在希拉克略战胜波斯人时，派人向他祝贺并赠予大量的珠宝。注547法兰克国王达格贝尔特（dagobert）派去特使，与拜占庭帝国缔结正式和约。注548在630年，波斯女王博兰（borane）显然也向希拉克略派去一名特使，签订正式和约。注549 199

629年波斯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希拉克略首次正式采用basileus（王）的王衔。在东方，特别是埃及，该王衔用于指代帝王已经用了好几个世纪。4世纪时，该王衔在拜占庭帝国讲希腊语的地方流行，但是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正式的头衔。7世纪以前，希腊语词中，与拉丁语名词“皇帝”（imperator）相对应的是“君主”（αὐτοκράτωρ）一词，即独裁者，在词源上并非与“皇帝”（imperator）相符。拜占庭皇帝承认其为basileus的唯一外国统治者是波斯的国王（边远的阿比西尼亚国王除外）。柏里写道：“只要在罗马帝国之外，有一个具有很大独立性的basileus，皇帝们便避免采用将会与另一位君主相同的头衔。但是当那位君主降到封臣的地位时，便不再存在同时使用同一名称的问题。于是皇帝正式采用这一存在已达几个世纪并早已为他非正式应用的王衔以强调上述事实。”注550

阿拉伯人

在被希拉克略收复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省，一性教派居民重新占优势，政府对待一性教的态度又成了头等棘手和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希拉克略与波斯的长期持续性战争以辉煌成果而告终，但是，由于人力损失惨重和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必然暂时地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而且帝国无法获得急需的休整时间，因为在波斯战争结束不久，又出现了令人生畏的、完全在意料之外和起初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威胁——阿拉伯人。他们对拜占庭帝国和波斯的进攻，开始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200

吉本对阿拉伯人的进攻做了以下论述：“当希拉克略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庆祝胜利时，叙利亚边境的一座不引人注目的城镇受到萨拉森人的抢劫。萨拉森人还歼灭了一些前去救援的军队。如果它不曾是一个强大革命的前兆，它应属于一般的、不大的偶然事件。这些强盗是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他们的粗野勇敢来源于沙漠。希拉克略统治的最后八年，他原来从波斯人那里光复的省份又落入阿拉伯人手中。”注551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很久，闪米特人种的一支阿拉伯人占据了阿拉伯半岛和位于半岛北部并一直伸展到幼发拉底河畔的叙利亚沙漠。阿拉伯半岛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欧洲的四分之一。被东面波斯湾、南面印度洋、西面红海所包围；在北面，它渐渐地伸入叙利亚沙漠。历史上，阿拉伯半岛上最著名的省份是：（1）位于中部高原的纳季德注552；（2）位于半岛西南部的也门（或称“阿拉伯福地”）；（3）沿着红海边，从半岛北部伸展到也门的狭长地带希贾兹注553。干旱的土地并不是处处都适合人类的居住且阿拉伯人是游牧民族，主要占据着中部和北部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过着游牧生活，自认为是阿拉伯民族纯血统的真正代表者，真正具有高贵和勇敢的人性。他们非常傲慢，甚至蔑视少数城市和乡村的定居居民。

罗马帝国注554不得不因保卫东方叙利亚边境而陷入了与阿拉伯人部落的冲突。为此目的，东罗马皇帝在边界修筑了防御工事，即所谓的“叙利亚防线（limes）”。它类似于那些为防御日耳曼人进攻而沿多瑙河边界建立的著名的罗马防线（limes romanus）,注555当然，其规模小于罗马防线。沿着叙利亚边界的一些主要的罗马防御工事遗址，现在仍然存在。注556

早在公元前2世纪，在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中便形成了独立国家。它们受到阿拉米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强大影响，因此它们有时被说成是阿拉伯-阿拉米人建立的希腊化王国。在这些城邦中，佩特拉因其处于大商路过境处的有利地位，变得特别富裕和重要。该城邦的宏大遗址，引起了当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重视。201

就文化和政治概念来看，在罗马帝国时代存在的所有叙利亚-阿拉伯国家中，最重要的是帕尔米拉（palmyra），该国勇敢的女王，即罗马和希腊作家所称赞的、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齐诺比娅（zenobia），在3世纪的后半期，占领了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根据b.a.图雷夫（b.a.turaev）注557的说法，这是东方反击的初次表现，也是首次将罗马帝国分裂为两部分：东方和西方。罗马皇帝奥勒良恢复了帝国的统一。273年，被捕的齐诺比娅女王只好随着胜利者的奏凯战车进入罗马。叛乱的帕尔米拉被夷为平地。然而，它的令人难忘的遗址像佩特拉的那些废墟一样，仍吸引着学者和旅行者。帕尔米拉的著名的纪念性铭文，即帕尔米拉的关税表刻在一块巨大碑石上，内容包括有关该城邦的商贸和金融的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它曾被运往俄国，保存在列宁格勒的修道院里。

拜占庭时期，有两个阿拉伯王朝非常突出。一个是叙利亚的加萨尼王朝（ghassanids）依附于拜占庭皇帝，其宗教倾向是一性教派。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时期，该王朝变得特别强大，曾援助拜占庭帝国在东方的军事行动。7世纪初，当波斯人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时，该王朝可能不复存在。第二个阿拉伯王朝莱赫米朝（lakhmids），以幼发拉底河边的希拉城为中心。由于它与波斯萨珊王朝有封臣关系，与加萨尼王朝处于敌对状态。7世纪初，该王朝也不复存在。在希拉城中，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派有相当多的信徒，甚至莱赫米王朝的一些成员也信奉该教。两个阿拉伯王朝为了保卫各自王国的边境，加萨尼人站在拜占庭一边，莱赫米人站在波斯人一边。显而易见，7世纪初，这两个附庸国皆已灭亡，致使穆罕默德扩张时代，在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已经不存在任何一个可称为国家的独立政治机构。自公元前2世纪末起，也门还存在着赛白人-希米亚人（sabaeans-homerites）王国。但是，约在570年，也门被波斯人占领。注558

在穆罕默德时代之前，古代阿拉伯人生活在部落组织中。血缘关系是维系其共同利益的唯一基础，这种共同利益几乎完全限于忠诚、保护、援助以及对攻击部落的敌人实施报复，满足部落的产生、延续和部落间血仇斗争的最低需要。在古阿拉伯诗歌与散文传说中，保存了古老时代习俗的有关证据。在古阿拉伯的各个部落间的相互关系中，敌意和傲慢是两个居支配地位的因素。注559 202

古阿拉伯的宗教观念是原始的，各部落都有自己的神和圣物，如石头、树和泉水。他们以这些东西推测命运，在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地区，对星星的崇拜是主流。研究阿拉伯古代史的一位专家说，在宗教的实践方面，古阿拉伯人在被崇拜物面前几乎没有超出自然崇拜者的宗教感情。注560他们相信自然界存在着友好的力量，而更经常可见的是恶意的力量，他们称之为精灵。在阿拉伯人的观念中，对于最高的不可见的力量安拉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显然也不知道作为一种崇拜仪式的祈祷活动。当他们求助于神时，他们的符咒通常是请求帮助以对敌人的某些伤害和侵犯进行报复。戈德齐赫也认为“幸存的前伊斯兰时期的诗文完全没有涉及努力向神靠近，甚至也没提及令人尊崇的灵魂，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他们对民族的宗教传统的态度”注561。

贝都因人过的游牧生活显然不利于形成进行宗教崇拜的永久固定的中心，即使是极其原始的崇拜形式。但是，除了贝都因人之外，还有沿商贸道路一线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城市及乡村的定居居民，他们主要来自半岛的南部和北部，从也门至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西奈半岛的驼队所行之路。这条商道沿线最富裕的城市是麦加（古代著作中的马克拉巴［macoraba］），在穆罕默德出现很久以前便很闻名。处于第二重要地位的是叶斯里卜（yathrib）注562，即后来的麦地那，位于更北的地方。这两个城市是南来北往的驼队商人合适的歇宿地点。在麦加和叶斯里卜的商人中，以及在半岛其他地方如北部的希贾兹和也门的居民中，都有许多犹太人。在北方，自罗马-拜占庭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省；在南方，自阿比西尼亚经也门，有许多基督徒深入半岛内。麦加成为半岛上混杂的居民们的中心集聚点。在古代，麦加便有圣庙克尔白，它原先显然是非阿拉伯的。它是一座四方形的石头建筑，约有35英尺高，藏有主要的崇拜物黑陨石。传说，这块石头是上天降下来的，以亚伯拉罕的名义参与了圣殿的建造。由于麦加便利的商业位置，来自阿拉伯所有部落的商人常往来于该城。有些传说证实，为了吸引更多来客，克尔白圣殿内放置了许多不同部落所崇拜的偶像，以便各个部落的代表在麦加逗留期间可以崇拜他们敬仰的神。来此的朝拜者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上帝和平”的圣日期间来客众多。所谓“上帝和平”是阿拉伯人的一则惯例，它多少可以保证那些派代表到麦加朝圣的各个部落的领土不受侵犯。宗教节日期间，麦加同时也是大集市，阿拉伯人与外来商人进行商品交换，这给麦加带来大量的收益。麦加城迅速变得非常富裕。约5世纪时，一个显赫的部族古莱氏部落开始统治麦加。爱财的麦加人从不忽略物质利益，为了增加自己的私利，市民们经常利用神圣的集会。按一位学者的说法：“以其贵族的统治地位，以其对传统仪式的控制，麦加城带有一种实利主义和傲慢的寡头的特征，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深刻的宗教满足感。”注563 203

在麦加，阿拉伯人有足够的机会了解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它们的影响下，甚至早在穆罕默德之前，麦加已有一些人受到与枯燥乏味的旧的宗教习俗截然不同的宗教思想的鼓舞。对一神教的渴望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向往，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传道者的崇高理想。他们在个人的体验上找到了满足，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们周围的人们并改变信仰。使阿拉伯人统一起来和建立一个世界性宗教的是穆罕默德。他首先从一位真诚的忏悔布道者成为一位先知，然后成为一个政治社会的领袖。

穆罕默德约生于570年，属哈希姆（hashimite）氏族。哈希姆氏族是古莱氏部落中最穷的氏族之一。他很小的时候，父母便去世，为了挣钱过活，他只好在富裕的寡妇赫底澈（khadidja）的商队中当一名牵骆驼手。当他与赫底澈结婚时，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从儿童时代起，他便是一个性格敏感、柔弱的人。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接触及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麦加的宗教组织问题。在他的思想中经常产生的许多疑问，使他时时感到绝望和无休止的痛苦，他变得易于激动、不安。当他在麦加郊区独自徘徊期间，得到安拉的启示，他心中坚信上帝已派他去拯救走上歧途的他的人民。204

穆罕默德40岁时，决定公开表达他的主张。他开始先在自己家族的小范围内传道。后来，向下层阶级构成的小团体中传道，稍后又在一些重要市民中传教。然而古莱氏部族的首领们公开反对穆罕默德，使他无法在麦加待下去。622年，他秘密地带领着自己的信徒，离开了他出生的城市，向北方到达叶斯里卜。该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居民经常要求他到那里，答应让他过得更舒适惬意。他们非常热烈地迎接他和他的信徒。后来把他们的城市更名为麦地那，意思是“先知之城”。

正像人们经常不十分准确的提法那样，迁移的这一年或者是穆罕默德从麦加到麦地那的“逃亡”（阿拉伯语中的hidjra被欧洲人误读为“hegira”）之年，标志着穆罕默德时代的开始。注564从622年开始，阿拉伯人和所有其他的穆斯林用统一的太阴历来计年。伊斯兰教的太阴年比太阳年稍短些。伊斯兰教徒通常认为622年7月16日星期五是“希吉拉”第一年的开始。无论如何，这个年历只是从622年之后第16年时才被采用。

史料中所提供的有关伊斯兰教的问题，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关于穆罕默德早期在麦加的生活，几乎没有权威性的资料。他在这一时期的说教是那样模糊、含混不清、原始，那时还不可能称它为一种新的宗教。

在麦地那，穆罕默德成为一个大公社的首领，开始为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国家奠基。他发展了其宗教的主要原则，采用了某些宗教仪式，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在630年，他出发去征伐麦加。一进入麦加城，他立刻毁掉圣像和所有多神教的遗物，只崇拜唯一神安拉，以安拉为新宗教的基础。穆罕默德对所有的敌人给予大赦，不准屠杀和抢劫。从此之后，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可以自由地到麦加朝圣，举行新的礼拜式。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205

穆罕默德的逻辑不是很清楚，因此，难以对他的宗教教义进行系统性的介绍。他的教义是在其他宗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波斯王国萨珊王朝时代的波斯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下产生的。近代史学家们已经得出结论：“与以前的看法相反，原始的穆罕默德公社与基督教的关系比它与犹太教的关系更为密切。”注565穆罕默德年轻时随商队外出期间，以及后来在麦加和叶斯里卜（麦地那）时，就已经接触了其他宗教。他的教义的独有特征，是实现人对安拉的完全依赖和对安拉意志的无条件顺从。这一信仰是严格的一神教，安拉被认为对其创造物有无限威力。穆罕默德的宗教取名为伊斯兰教，意思是“顺从或服从安拉”。伊斯兰教的信仰者称为穆斯林或伊斯兰教徒。奠定这个宗教基础的，是安拉为唯一神的独特思想。“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的陈述，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之一。摩西和耶稣基督都被视为先知，耶稣是仅次于穆罕默德的一位先知；但是伊斯兰教的教义宣称两者都没有穆罕默德伟大。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期间，宣布他的宗教教义代表着真正恢复到了纯正的亚伯拉罕宗教，而这一宗教却被基督教和犹太教所亵渎。穆罕默德的首要问题之一，是领导阿拉伯人摆脱野蛮状态（阿拉伯语即查希里叶［djahiliyya］），对他们反复灌输较高的道德规范。他劝诫他的人民用和平、爱和自我克制取代普遍存在的仇杀等残忍习俗。他促使某些阿拉伯部落废除在那里流行的溺杀新生女婴的习惯。他还力图调整婚姻关系，限制一夫多妻制，把法律上允许的妻子数目减少至四个，允许个人在婚姻关系上更为自由。他提出了包括继承权在内的人权思想，取代旧的氏族观念。穆罕默德提出了有关祈祷和禁食的某些方面的问题。祈祷时必须面朝克尔白的方向；大斋戒期定在9月份，即“莱麦丹月”（ramadan）；每周的假日定在星期五。新教义禁止食用血、酒、猪肉和自然死亡的牲畜或者那些用于异教偶像祭献牲畜的肉。赌博也被禁止。所有穆斯林必须相信天使和魔鬼的存在。天国、地狱、复活和末日审判的观念则完全是功利主义的。这些观念的基本因素可以在犹太-基督教的伪经中找到。穆罕默德的教义中包括了安拉的宽恕、罪人的忏悔和提倡善行。现代的宗教法规和条例大约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后逐渐形成。例如，甚至在倭马亚王朝（omayyads，ommiads）时期，也还没有严格规定固定的祈祷时间。注566规定的要求可以归纳为五点：（1）立誓信奉唯一神安拉和他的先知穆罕默德；（2）按规定的时间严格遵守规定的仪式，进行规定的祈祷；（3）献纳一定金钱供应军队和穆斯林社会的慈善费；（4）在莱麦丹月实行斋戒；（5）到麦加的克尔白朝圣（这种朝圣阿拉伯语称为“哈吉”[haji]）。所有伊斯兰教信仰的基本原理和法规集中在穆罕默德启示的圣书《古兰经》中，该书分为114章（阿拉伯语称为“启示”[sura]）。传说中的穆罕默德的言行，后来被汇集成不同的书，定名为“逊奈”[sunna]。206

穆罕默德时代的早期伊斯兰教历史，由于涉及这一时期的资料匮乏，尚模糊不清并且存在争议。而对于7世纪时的拜占庭帝国史来说，这尤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相应解决，必然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于阿拉伯人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夺取拜占庭东部及南部省份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这些军事胜利的原因的理解。

有三位造诣很深的学者，代表着学者们对于伊斯兰教问题的占主导地位的几种不同意见。戈德齐赫写道：“毫无疑问，穆罕默德考虑到将他的宗教传播到阿拉伯境外，将原来只在最亲近的亲属中传布的教义变成能够控制整个世界的力量。”注567格里姆（grimme）谈到，根据《古兰经》的内容，人们会认为伊斯兰教的最后目标是“完全占有阿拉伯半岛”。注568 凯塔尼（caetani）则写道，先知穆罕默德从来没有想到使整个阿拉伯土地和所有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注569

穆罕默德在世时，并不是整个阿拉伯半岛都追随他。一般可以说，有史以来，阿拉伯半岛从未承认全境内只有一位统治者。实际上，穆罕默德控制的地方也许不到半岛的三分之一。这一地区逐渐地受到伊斯兰教新思想的深刻影响，而阿拉伯半岛的其余地区仍处于与穆罕默德出现之前基本上没有区别的政治和宗教组织的控制之下。在半岛西南部的也门，基督教流行。半岛东北部的各个部落也信奉基督教，该教很快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各阿拉伯行省占支配地位。与此同时，波斯的官方宗教迅速地衰落下去。所以，到穆罕默德去世时，他既不是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治者，也不是整个半岛的宗教领袖。207

有趣的是，拜占庭帝国最初只把伊斯兰教看成是阿利乌斯派基督教的一派，并将它与其他基督教派同等看待。拜占庭反对伊斯兰教的论辩性文献，其态度如同它反对一性教派、一意教派和其他信奉异端学说者一样。如是，8世纪一位生活在穆斯林宫廷里的萨拉森家族成员约翰·大马士革（john domascene）并不把伊斯兰教看成是一种新宗教，而认为伊斯兰教在本质上只是类似于早期基督教的其他异端，是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也对穆罕默德的出现和他发动的政治运动显得很不感兴趣。注570第一位记录了“萨拉森人（阿拉伯人）的统治者和先知”穆罕默德生平的某些事迹的编年史学家是狄奥凡尼（theophahes），他的书写成于9世纪早期。注571在中世纪西欧的观念中，伊斯兰教并不是另一种宗教，而是基督教的一派，其教义与阿利乌斯教派相似；甚至中世纪晚期的但丁，在他的《神曲》中仍认为穆罕默德是一位持异端者，称他是一位“播种流言蜚语和分裂教会的人”（seminator di scandalo e di scisma［《地狱篇》，xxviii，31—36］）。

7世纪阿拉伯征服胜利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7世纪阿拉伯人在同波斯和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取得惊人军事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穆斯林的宗教热情。这种热情常常产生宗教的狂热和极端的偏执。人们认为阿拉伯人猛烈进攻亚洲和非洲省份，是决心执行先知的旨意，先知已经向他们提出欲使全世界皈服伊斯兰教这一新宗教。阿拉伯人胜利的原因，一般被解释为宗教的狂热使穆斯林视死如归和战无不胜。208

这一观点应该被认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穆罕默德去世时，虔诚的穆斯林并不多，甚至在第一次大规模征服结束之前，这一小群人仍留在麦地那。穆罕默德的信徒很少在叙利亚和波斯作战。绝大部分参战的阿拉伯人由贝都因人构成，伊斯兰教对他们只是传闻。他们关心的只是物质、现世的利益，所渴望的劫掠物和无限制的放纵，在他们当中不存在宗教热情。况且，早期的伊斯兰教在本质上是宽容的。《古兰经》直接谈到“真主将不强加于人”（ii，257），早期伊斯兰教对待基督徒和犹太教的宽容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古兰经》谈到安拉对其他信仰的宽容：“如果神愿意，他将使人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宗教社会。”（xi，120）注572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和偏执是后来的现象，与阿拉伯民族格格不入，可以解释为受外族改宗者的影响。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胜利征服，不能归于宗教的热情和狂热。

根据最近的一些研究结果（如凯塔尼所做），阿拉伯人势如破竹之进攻的真正原因是功利主义的。阿拉伯的有限的自然资源不再能够满足人口本身的需要，在贫困和饥饿的威胁下，阿拉伯人被迫背水一战，以摆脱“沙漠这一灼热的监狱”。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是促使阿拉伯人进攻拜占庭帝国和波斯的原因。在这一运动中，不存在宗教的因素。注573

尽管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谁也无法仅仅从物质需要方面对于阿拉伯人的军事胜利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诸原因中也包括了拜占庭的东部和南部行省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的内部情况极为有利于阿拉伯人的征服。本书前面已反复指出过这些行省在宗教上的日益不满。顽固的一性教派和部分聂斯脱利教徒总是与专制的中央政权发生经常性的冲突，查士丁尼大帝以后尤其如此。拜占庭皇帝的强硬政策使得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这些行省随时愿意脱离拜占庭帝国，变成阿拉伯人的属地。阿拉伯人宗教上的宽容为人所知。他们唯一有兴趣的是在被征服的省内征课例税，被征服地的人民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引起阿拉伯人的关注。

另一方面，由于拜占庭中央政权向一性教派做出了某些让步，西部行省的一部分正教徒也对政府的政策不满，7世纪时尤为突出。10世纪的阿拉伯人基督教历史学家优迪奇乌斯（eutychius）在提到关于希拉克略的“一意教”倾向时说，埃梅萨（希姆斯）的居民称希拉克略皇帝是一位“一意教徒（monothelete），是我们的信仰的敌人”。注574另一位9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贝拉德索里（beladsori）说道，埃梅萨的居民当时对阿拉伯人说，“比起我们已经受的专制统治和侮辱来说，我们更乐于接受你们的统治和司法”注575。当然，这是穆斯林的陈述，但它准确反映了基督正教居民的精神状态。拜占庭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省的绝大部分居民是闪米特人种，而且主要是阿拉伯血统。阿拉伯征服者在被臣服的省份里遇到的是讲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同一种族的人民。按一位学者的说法，“因此，这不是对外国土地的征服问题，如果征服外国的土地，对它的税收将构成唯一的直接收入；阿拉伯人是在收复他们自己的领土，这片领土在外国人的枷锁下已经衰亡”注576。除了普遍性的宗教不满和东部行省与阿拉伯人的密切关系之外，拜占庭帝国和它的军队虽然在反对波斯人的长期连续不断的战争中最后取得胜利，但自身亦受到削弱，无法对新兴阿拉伯人的力量进行有效的抗击。209

在埃及，对阿拉伯人的抵抗软弱无力是有特殊原因的，其主要原因归于拜占庭军队存在的普遍问题。从军队的数量上看，拜占庭军队可能是足够强大，但军队的普遍组织结构不佳。它被分成许多部分，由五位权力平等的统帅或行省的督军（duces）指挥。这些指挥官没有统一的行动，他们对行省里的一般问题不关心；个人之间互相敌视，对共同的目标缺乏团结协作；加之军事上的无能，抵抗无法奏效。士兵也不比他们的将领好。尽管埃及军队数量庞大，其领导的无能和训练水平的低劣，使部队变得很不可靠，而且叛变的危险性很大。马斯佩罗（maspero）谈道：“毫无疑问，阿拉伯人取得惊人胜利的原因有很多，但拜占庭在尼罗河流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队的素质差，无法承担它所肩负的保卫埃及的任务。”注577根据对草纸文献的研究，格尔泽认为，早在阿拉伯人征服时期之前，埃及那些早已经出现的占有大地产的特权阶级，实际上已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虽然它没有建立事实上的本地统治机构，但也是拜占庭统治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注578阿梅利诺（amélineu）也根据对草纸抄本的研究，提出另一个有利于阿拉伯人征服的重要因素：埃及的行政功能不健全。注579英国的草纸研究专家h.i.贝尔（h.i.bell）称阿拉伯对埃及的征服“并不令人惊奇，它不是神对有罪过的基督教世界实施报复的例子，它只不过是必然倒坍的一座根基败坏的建筑”注580。所以，若要概括阿拉伯人取胜的基本原因，必然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宗教状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两地的居民与阿拉伯人的种族间的亲密关系；拜占庭军事力量的不足；军事组织的无能；不健全的行政机构和埃及的阶级关系的特定状况。210

拜占庭和阿拉伯的历史学家都大大地夸张了双方军队的数量，实际上交战双方的军队并不太多。一些学者估计，参加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战役的阿拉伯士兵为27 000人。即使如此，恐怕也夸大了原有数字。注581拜占庭的军队甚至可能少于此数，而且，参与军事行动的也不仅仅是半岛的阿拉伯人，他们包括毗邻波斯和拜占庭边境的叙利亚沙漠的阿拉伯人。

通过对早期伊斯兰教的更进一步研究，显然应该把宗教因素放在当时政治事件的背景之中。“伊斯兰教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只有如此，才能战胜它的敌人，如果伊斯兰教永远只是一种简朴的道德和宗教的说教，那么它将在怀疑主义的、重视物质利益的阿拉伯人中间，特别在麦加的敌对气氛中间迅速消亡。注582伊斯兰教的得胜者不仅要处理非伊斯兰教的皈依问题，而且要处理他们的臣服问题。”注583

8世纪初期以前的阿拉伯人征服。君士坦丁四世和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查士丁尼二世与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去世（630年）之后，他的亲戚阿卜·伯克尔（阿卜·贝克尔）被选为穆斯林的领袖，享有哈里发（khalifa）的称号，意思是“代理人”（vicar）注584随后的三位哈里发：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都是通过选举而掌权的，但没有建立王朝。这四位在穆罕默德去世后接连继位的执政者便是为人所知的“正统哈里发”。哈里发欧麦尔时代，阿拉伯人对拜占庭领土的征服最为重要。211

关于穆罕默德写信给包括希拉克略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统治者，要求他们改奉伊斯兰教，希拉克略则乐意地响应这一说法，现在普遍地被认为没有历史根据，而纯属后人的虚构。注585然而，直至今日，仍有学者认为它与历史事实相符。注586

穆罕默德在世时，只有贝都因人的个别先遣队越过拜占庭的边境，但是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时代，越过拜占庭边境的事件频频发生。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军事行动的先后顺序并不十分清晰。发生事件的次序可能如下：634年，阿拉伯人占领了拜占庭所属约旦河外的要塞布斯拉（bothra）；635年攻陷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城；636年，雅穆克河一战导致阿拉伯人占领整个叙利亚省；637和638年，在经受连续两年的围困之后，耶路撒冷投降。在这次围困中，哈里发欧麦尔为一方，正教的著名捍卫者、耶路撒冷的主教索夫罗纽斯为另一方，各自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索夫罗纽斯同意耶路撒冷向欧麦尔投降的原文已保存下来。文中要求确保该城的基督教居民享有某些宗教和社会保障。不幸的是，文件后来被做了一些篡改。在阿拉伯人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基督教徒已成功地将“真十字架”从城内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对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占领，结束了阿拉伯人对亚洲进行征服的第一个时期。7世纪30年代末，阿拉伯人的大将阿慕尔领兵到达埃及东部边境，开始进行征服。在641年或642年希拉克略死后，阿拉伯人占领了亚历山大，得胜的阿慕尔给在麦地那的欧麦尔送去了这样的消息：“我已经占领了一座城市，对它我将不加以描绘。我这样说就够了，我已经获取了那里的配有4000个浴室的4000座庄园，40 000名缴人头税的犹太人和400处供王室娱乐的场所。”注587到了40年代末，拜占庭帝国不得不永久地放弃了埃及。征服埃及之后，阿拉伯人接着向北非的西部海滨推进。到了650年，叙利亚、小亚细亚的一部分，上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拜占庭行省的一部分，已经被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212

阿拉伯人通过征服，使自己的势力达到了地中海沿岸，但大海的自然威力成了他们面前的新问题。阿拉伯人没有舰队，无力与庞大的拜占庭舰队对抗，阿拉伯人新占领的地中海海岸行省便很容易受到攻击。阿拉伯人很快认识到这一严峻局面。当时叙利亚的统治者，即后来的哈里发穆阿威叶（moawiya）开始积极建设庞大的舰队，并首先在擅长于航海的本地希腊-叙利亚居民中征集水手。最近对草纸文献的研究表明，在7世纪末，埃及统治当局处理的重大问题之一是船只的建造和配备有经验的水手。注588

早在7世纪50年代，即康斯坦斯二世在位时，穆阿威叶统领的阿拉伯舰队便开始进攻拜占庭的属地，占领了重要的海运中心塞浦路斯岛。他们在小亚细亚近岸处击败了由拜占庭皇帝亲自统率的舰队，夺取了罗得岛，毁掉了岛上著名的阿波罗巨像，注589其势力伸展到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威胁着整个爱琴海，且显然指向拜占庭帝国的首都。阿拉伯人将征服中俘获的俘虏，尤其是西西里岛的俘虏运送到大马士革城。

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夺取了拜占庭帝国的西部和南部各省，使它丧失了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重要地位。由于领土缩小，拜占庭帝国变成一个希腊居民占优势的国家，但显然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变成完全是希腊人的国家。希腊民族居绝大多数的地区包括小亚细亚及其邻近的爱琴海诸岛屿、君士坦丁堡及其毗邻的行省。总之，这一时期，巴尔干半岛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内，由于出现了大量的斯拉夫移居者，人种构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西部，拜占庭帝国仍然占有着伦巴德王国没有囊括进去的部分意大利领土，即包括南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其他几个与之相邻的地中海岛屿、罗马以及拉文纳总督区。7世纪时，意大利成为许多不愿接受阿拉伯征服者统治的埃及和北非居民的避难所，因此，聚居于拜占庭属南部意大利地区的希腊居民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也许可以说，罗马帝国在这一时期才转变为拜占庭帝国，因为此时帝国处理的问题开始限于较小的范围内，不再像当年那样广阔。例如，一些历史学家，像格尔泽便认为，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严重丧失甚至间接地对帝国有益，因为这使它摆脱了外民族的成分，而且“仍然承认拜占庭皇权的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居民，形成了语言和信仰完全同质的和稳固可靠的忠诚民众”。注590从7世纪中叶起，拜占庭帝国的注意力不得不主要放在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但是，即使是这些有限的领土，也常受到伦巴德人、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的威胁。l.布莱耶尔写道：“这一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充当了经常性的防御者的历史角色，其疆域的扩展与缩小交替出现，一直持续到15世纪。”注591 213

认真考虑迄今仍被疏漏或忽略的一些史料，即拜占庭圣徒传记所提供的史实资料，对于研究阿拉伯人征服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拜占庭的圣徒传记清晰生动地描述了在阿拉伯人海陆进攻的压力之下，大量拜占庭人从帝国的边境迁移到帝国腹地的真实情况。圣徒传记进一步证实、补充并生动描述了历史学家以及编年史家记述得相当简洁的事件。阿拉伯人的威胁引起拜占庭帝国中心地区人口密集的首要意义，可望因此而得到充分说明。注592

由于受到柏柏尔人的有力抵抗，阿拉伯人对北非的进一步征服暂时停止了一个时期。阿拉伯人方面的军事行动，也因最后的“正统的哈里发”阿里与叙利亚统治者穆阿威叶之间爆发了内战而停顿。这次流血冲突以661年阿里的被杀和穆阿威叶的胜利而告终。后者继位，开始建立新的倭马亚王朝，新任哈里发确定大马士革作为这个帝国的首都。穆阿威叶加强了自己在国内的权力后，派遣舰队进攻君士坦丁堡并恢复其在北非的西进运动，重新开始了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进攻。214

在精力旺盛的君士坦丁四世（668—685年在位）统治时，拜占庭帝国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当时，阿拉伯人的军队穿过爱琴海和赫勒斯滂海峡，进入普罗蓬蒂斯海，驻扎在西齐库斯（cyzicus）城。阿拉伯人以该港口为基地，屡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均未得逞。阿拉伯人通常是在夏季的几个月内发动年度进攻。阿拉伯人没能攻下君士坦丁堡的主要原因，是拜占庭皇帝知道如何组织该城进行有效的抵抗。拜占庭军队成功的防御主要归功于使用“希腊火”，或叫“液体火”或“海面火”；它是由一名叙利亚-希腊逃亡者、设计师卡利尼库斯（callinicus）所发明的。这一发明的常用名称曾导致一些误解。“希腊火”是一种爆炸性化合物，注593装在特制的管状容器或水瓶中掷出，当它与敌方的船只撞击时，便燃烧起来。拜占庭的舰队配备了特殊的“带有管状投掷设施”注594的船只，它在阿拉伯人中间引起了极端恐惧。此处，拜占庭还采用了其他方法向敌人猛掷“人造火”，这种火的特殊性质是它在水面上可以燃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火的物质构成被拜占庭政府严格保密，这一新式武器曾使拜占庭获得无数次胜利。注595

阿拉伯舰队攻占君士坦丁堡的所有企图都归于失败。677年，阿拉伯舰队撤离，驶向叙利亚海岸。归航中，舰队驶经小亚细亚南部海岸时遭受大风暴的破坏。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陆上采取的军事行动也没有成功，年迈的穆阿威叶只好同意与拜占庭皇帝缔结和约，条件是拜占庭人每年向阿拉伯人缴付一定数额的年贡。注596 215

由于成功地击退了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并缔结了有利于拜占庭的和约，君士坦丁不仅为他自己的帝国，而且也为整个西欧做出伟大贡献，从而使西欧免受穆斯林的严重威胁。这里特别注意到君士坦丁对西方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有意义的。根据一位编年史家的记载，当君士坦丁四世取得胜利的消息传至阿瓦尔汗和其他西方统治者那里时，“他们派出使节带着礼物到皇帝那里，恳求他与他们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从而给东方和西方带来一个伟大的和平时期”注597。

君士坦丁四世的继承者查士丁尼二世第一次统治时期（685—695年），在阿拉伯西部边境发生的一次事件，对后来阿拉伯与拜占庭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叙利亚黎巴嫩山区长期居住着所谓马尔代特人（mardaites，意为“反叛者”“背叛者”或“匪帮”）。他们被组织到军队中，在其居住地为拜占庭政府提供防御服务。阿拉伯人控制了叙利亚之后，马尔代特人向北撤退到阿拉伯与拜占庭的边境处。他们对邻近地区经常性的突然袭击，给阿拉伯人带来许多麻烦和忧虑。根据编年史所记，马尔代特人构成了“一堵铜墙铁壁”，注598保护小亚细亚免受阿拉伯人的入侵。通过查士丁尼二世时议定的和约，查士丁尼二世同意马尔代特人定居于拜占庭帝国的内地行省。对此让步，哈里发同意缴纳一定的贡金。查士丁尼二世采取的这一步骤，毁掉了自己的“铜墙铁壁”。后来，在潘菲利亚（小亚细亚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凯法利尼亚岛（kephallenia）和其他几个地区都发现了成为海员的马尔代特人。马尔代特人从阿拉伯人的边境迁移走，无疑使阿拉伯人在新征服的几个行省内的地位得到巩固，便利于他们随后深入小亚细亚的进攻行动。库拉科夫斯基教授把这一事件看成是“为在异教徒统治下的基督徒着想”注599，皇帝所采取的行动，是没有充分根据的。马尔代特人的这次迁移纯粹是政治原因。

7世纪60年代，阿拉伯军队在企图从东面攻占君士坦丁堡的同时，在北非也开始向西部移动。7世纪结束时，阿拉伯人占领了非洲总督区的首府迦太基。8世纪初，占领了靠近海勒立斯石柱的塞普特姆（现在西班牙的要塞休达）。约同一时期，阿拉伯人在塔立克（tarik）将军统率下，从非洲渡海进入西班牙，迅速地从西哥特人手里夺取了半岛的绝大部分。现代“直布罗陀”的阿拉伯名字来源于塔立克的名字，意思是“塔立克的山”（the mountain of tarik）。这样，在8世纪早期，穆斯林从另一个方向即从比利牛斯半岛威胁着西欧。216

研究阿拉伯语言和文化如何迅速和深入地传遍整个西班牙这一课题，是特别有意义的。大量的城市基督徒采纳了阿拉伯文化，虽然他们并没有接受伊斯兰教。他们足以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被阿拉伯血统的人称为“穆扎赖卜人”（mozarabs），即“阿拉伯化的人”。9世纪时，科尔多瓦主教阿尔瓦罗（alvaro）在他的一篇布道词中抱怨道：

我的许多教友在读阿拉伯人的诗文和虚构的故事，研究伊斯兰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作，不是为了反驳它们，而是更准确更雅致地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正确地进行表达。在他们当中，谁来学习《福音书》、《先知书》和《使徒传》呢？天呀！所有天资颇高的年轻的基督徒只懂得阿拉伯语言和文学，刻苦地研习阿拉伯语著作……如果有人谈及基督教的著作，他们便轻蔑地回答说，无论怎样说，它们都不值得重视（quasi vilissima contemnentes）。天呀！基督徒已经忘记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在1 000人当中，几乎找不到一个人能用拉丁文给朋友写一封像样的祝贺。但是有多得不可胜数的人最优雅地使用阿拉伯语表达自己，他们用阿拉伯文做的诗比阿拉伯人自己作的诗更华丽和更有艺术性。注600

在埃及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699年，阿拉伯语被强制性地成为通用语言，标志着希腊和埃及的文学在埃及领土上之完结。从此之后，埃及开始了把柯普特语著作翻译为阿拉伯语的时代。注601

阿拉伯人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及埃及居民之间的关系，与在北非即现代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民众建立的关系非常不同。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阿拉伯人在当地居民中没有遇到强烈的反抗，而是受到他们很大的支持和同情，阿拉伯人对这些新的臣民则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以为回报。除少数例外，他们将教堂留给基督徒，并给予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只要求基督徒定期缴纳一定额度的税赋并保证在政治上忠于阿拉伯人的统治。耶路撒冷作为最受基督徒崇拜的地方之一，仍然向来自遥远的西欧各地到巴勒斯坦圣地朝拜的人们开放。耶路撒冷仍然为朝圣者提供旅店和医院。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阿拉伯人接触了拜占庭文明，他们受到的影响很快便变得显而易见。简言之，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间建立的和平关系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埃及的形势则不大令人满意。即使如此，对基督徒的态度仍很宽容，至少在阿拉伯统治的早年是这样。217

阿拉伯人征服之后，被占领的拜占庭行省中牧首职权落入一性教派手里。尽管如此，穆斯林统治者仍给予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正教居民某些特权。在中止了一段时间后，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的正教主教区也恢复了。这些主教区至今仍存在。10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马苏第（masudi）说，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所有四座圣山——西奈山、何烈山注602，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和约旦山（他泊山［thabor］）仍掌握在正教手中，只是一性教派和其他的“异端教派”（包括伊斯兰教徒）逐渐地从正教那里借用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和圣地。与麦加和麦地那一样，耶路撒冷后来也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圣城。对于穆斯林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意义是由于穆阿威叶在该城宣布为哈里发之时而确立的。注603

北非的形势则大不一样。这里绝大部分是柏柏尔人部落，尽管他们正式地接受了基督教，但仍然处于原始的野蛮状态。他们对阿拉伯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结果柏柏尔人地区受到严重的劫掳和破坏，数以万计的俘虏被掠往东方，卖为奴隶。迪尔说：“今天在突尼斯的一些死城中，在多数情况下，保持着阿拉伯人入侵时留下来的遗迹，人们可随时看到这些可怕袭击的痕迹。”注604当阿拉伯最后成功地征服了北非各省之后，许多当地居民迁移到意大利和高卢，曾一度在基督教编年史很著名的非洲教会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打击。迪尔对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提出了以下的看法：“拜占庭帝国在两个世纪内，在这些地方艰难地维持了罗马的遗产，在两个世纪里，帝国依靠坚固要塞的防卫，使这些行省有可能获得了巨大而又稳固的进步。在两个世纪内，帝国在北非帝国领地内维持着古典文明的传统，并通过宗教宣传使柏柏尔人皈服于一种更高端的文化。阿拉伯人的侵略用五十年毁灭了这一切。”注605尽管伊斯兰教在柏柏尔人中迅速传播，但基督教仍存在于他们中间，甚至在14世纪时，我们还听说北非存在“一些小范围的基督教‘孤岛’”。注606 218

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及小亚细亚的发展和保加利亚王国的起源

从6世纪下半叶起，斯拉夫人不仅继续进攻和夺取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地，而且深入到赫勒斯滂海、萨洛尼卡、南希腊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并大批定居下来。希拉克略统治时期，阿瓦尔-斯拉夫人于626年发动了对拜占庭首都的进攻，之后，斯拉夫人持续不断地迁入巴尔干半岛，开始密集地定居下来。萨洛尼卡被斯拉夫部落包围，坚固的城墙也难以抵御住他们的进攻。

斯拉夫人的舰队还进入了爱琴海，攻击拜占庭舰队，经常切断对拜占庭首都的粮食供应。康斯坦斯二世不得不进行“反斯克拉文尼亚（sclavinia）”注607的战争，从此以后，大量的斯拉夫人移居到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根据v.i.拉曼斯基（lamansky）的说法，注608在查士丁尼二世执政时，一群不少于80，000人的斯拉夫族居民被迁移到小亚细亚的奥普西奇翁（opsikion）军区。其中一部分（约30，000人）是被查士丁尼二世调去的，他们后来参加了抵抗阿拉伯人的战争，其间，他们背叛了皇帝查士丁尼二世，站到穆斯林一边。由于发生这一严重的变故，奥普西奇翁剩余的斯拉夫人遭受了可怕的屠杀。属于当年奥普西奇翁军区比提尼亚省斯拉夫人军事移居地的一枚印章被保存至今。它是一件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遗物。b.s.潘切恩科（panchenko）在使这枚印章公之于众并加以解释时强调，它是“斯拉夫部落历史的新的片断”，它“在大迁徙的迷雾中透出了一线光明”。注609随着7世纪的开始，斯拉夫人在小亚细亚定居的问题有了非常深远的意义。219

7世纪下半叶，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拜占庭帝国北疆、多瑙河下游沿岸建立了新的保加利亚王国。该王国随后的历史对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影响甚大。这一时期提到的保加利亚人是指古保加尔人，他们属于匈奴（突厥人）血统，与奥纳格（onogurs）部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康斯坦斯二世统治时期，一支保加尔游牧部落在阿斯帕鲁奇（asparuch，即伊斯佩里奇［isperich］）统领下因受到卡扎尔人的逼迫，从亚速海沿岸的大草原向西迁移，定居在多瑙河口，后来又向更远的南方迁移，进入今天称为多布罗加（dobrudja）的拜占庭领土。v.n.兹拉塔尔斯基（v.n.zlatarsky）断言，这些保加尔人以前已经与拜占庭帝国达成协议，作为帝国的同盟者，他们被要求保卫多瑙河边界，以防其他蛮族人的进攻。注610至于这一推断是否正确，因为人们对保加尔人的早期历史所知甚少，难以确定。而且即使的确存在这样的协议，它也很难维持长久。保加尔人的游牧部落曾使君士坦丁四世忧心忡忡。因而他于679年发动了对保加尔人的战争。这次军事行动，以拜占庭军队完全失败而告终。君士坦丁四世被迫缔结一项和约，按照该条约规定，他需向保加尔人纳年贡，并割让自多瑙河至巴尔干半岛之间的领土，此即原来的莫西亚（moesia）和小斯基泰（smaller scythia，今多布罗加）。多瑙河口和黑海岸的部分地区则仍然由保加尔人控制。拜占庭皇帝被迫承认的这一新王国，成为危险的邻居。

保加尔人建立政权之后，逐渐扩大他们的领土，与相邻行省中聚居的斯拉夫人发生冲突。保加尔人新来者使斯拉夫人了解了他们的军事组织和军训方法。这成为巴尔干半岛各斯拉夫部落实现统一的一个要素。而在此之前，他们仅是各自独立的群体。保加利亚注611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自然而然地对拜占庭帝国构成严重威胁。此后，拜占庭执政者对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发动了许多次军事进攻。从数量上看，阿斯帕鲁奇统领的保加利亚游牧部落人数比斯拉夫人少，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周围斯拉夫人强有力的影响之下，于是，在保加利亚人中间发生了人种方面的巨大变化，他们逐渐地丧失了原有的匈奴（突厥）民族的特性，到9世纪中期，他们几乎完全斯拉夫化，尽管直至今天他们仍然采用保加利亚这一古老的称呼。注612 220

1899年和1900年，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在据称是古保加尔人活动中心（aul）的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非常有价值的遗物。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在今阿伯巴村（aboba）附近的保加利亚王国古都（pliska［普利斯卡］或pliskova［普利斯科瓦］）遗址，即舒姆拉（shumla）或舒门（shumen）城东北方向，考古发掘者发现了早期保加利亚诸汗所修建宫殿的地基，以及建有塔楼和城门的部分宫墙，一个大教堂的地基、铭文、许多艺术品和装饰品、金币、铜币和铝制印章。注613可是，不幸的是，由于涉及这一时期的原始资料非常缺乏，对这些东西无法做出恰如其分的估价和阐释，人们只能进行假设和推断。指挥这次考古发掘的th.i.乌斯宾斯基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在舒姆拉附近遗址上的发掘已经发现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足以证明保加尔人游牧部落曾定居巴尔干半岛并由于与拜占庭帝国的接触而受其影响，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注614他还谈到“通过发掘保加利亚古都所发现的保加利亚人的风俗习惯的最早古物，证明他们很快受到拜占庭文化的影响，统治他们的诸汗在宫廷里逐渐采用了君士坦丁堡宫廷的习惯和礼仪”注615。发掘期间出土的绝大部分文物属于阿斯帕鲁奇之后的时代，主要是八九世纪之物。这次发掘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拜占庭帝国的迁都计划。——7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阿拉伯人占领了拜占庭的东部和东南部各省，并经常进攻小亚细亚各省。阿拉伯人的舰队亦在地中海和爱琴海取得远征的胜利。另一方面，北部边界兴起了保加利亚王国，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也逐渐向拜占庭首都和爱琴海沿岸方向推进并进入希腊。这使君士坦丁堡面临新的特殊局面，首都不再是安全之地。本来首都总是从东方各省获得军队，但现在东方一部分行省已丧失，保留下来的行省也受到各方面的威胁，处于危险之中。仅仅根据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解释康斯坦斯二世为何希望离开君士坦丁堡，将首都迁回到古罗马城或意大利的其他地方。编年史学家将康斯坦斯皇帝离开首都解释为，欲逃避人民对他屠杀同胞兄弟的行为而产生的憎恨。注616但这种解释很难从历史角度接受。221

事实是，康斯坦斯皇帝认为在君士坦丁堡里不再安全。而且，他很可能意识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很快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北非的阿拉伯人的威胁，决定通过亲临其地加强帝国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力量，以便能够采取各种措施阻止阿拉伯人越出埃及边界继续向外扩张。康斯坦斯皇帝很可能不打算永久性地离开君士坦丁堡，而只是想仿效4世纪的皇帝们那样注617为帝国在西部建立第二个中心，希望这一措施有助于制止阿拉伯人的进一步进攻。无论如何，在现代史学作品中，初看令人大惑不解的康斯坦斯二世之西行的渴望，被认为并非出自皇帝个人的敏感，而是出自政治形势的需求。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形势也非如期望中的平稳。由于拉文纳与君士坦丁堡相隔甚远，加之东方的形势非常复杂，当地的总督们已不再感觉到康斯坦斯皇帝的威严，公开表示背叛。而伦巴德人又占据着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然而，拜占庭皇帝的权力在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最南部仍得到承认，而这些地方的居民主要是希腊人。

康斯坦斯二世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立即经雅典前往意大利。在罗马、那不勒斯和南部意大利有过短期逗留，最后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居住下来。他在意大利度过了其在位的最后五年，但没能实现他原定的计划。他与伦巴德人展开的斗争也没有取得成功。西西里仍然经常受到阿拉伯人的威胁。一个反对他的阴谋酝酿而成，他在叙拉古的一个浴室里被悲惨地杀害。他死后，迁都帝国西部的设想随之放弃。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仍然驻于君士坦丁堡。222

希拉克略王朝的宗教政策

一意派注618和“信仰告白”

希拉克略反对波斯人的战争为拜占庭帝国收回了一性教派占多数的东方各行省——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于是，重新提出了政府应该如何对待一性教派的问题。甚至在战争期间，希拉克略已经开始与东方各省的一性教派主教协商，试图在教义领域做出某些让步以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教会统一。如正教会答应承认耶稣基督有两个本性，一个行动（能力，ἐνέργεια）或一个意志（θέλημα）注619，这种宗教统一看起来是可能的。从后一个希腊单词“θέλημα”而来，这派被称“为monotheletism”，即“一意派”，这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名称。注620安条克和亚历山大，以皇帝希拉克略任命的一性教派牧首们为代表，乐于努力达成协议，君士坦丁堡牧首塞尔吉乌斯（sergius）也乐于如此。但是，住在亚历山大的巴勒斯坦修士索夫罗纽斯起来反对一意派学说。他为反对这一新教义提出的深刻论证，对于削弱希拉克略之调和政策的基础有很大威胁。罗马教宗霍诺留意识到，围绕着历次全基督教主教会议所有未决教义问题进行辩论是危险的，遂宣布一意派教义是正确的。索夫罗纽斯晋升为耶路撒冷牧首后，这一职位使他有足够的机会取得更广泛的影响。他给君士坦丁堡牧首送去一封辩论性信件，信中运用精辟的神学理论论证一意派教义是非正统的。希拉克略预感到教会大乱即将来临，急忙发布了《信仰告白》（ἕκθεσις即exposition of faith），承认耶稣基督是两性而一意。该文件的基督论部分便是由塞尔吉乌斯牧首起草。皇帝原来希望《信仰告白》能为调和一性教派和正统教派的关系起重要作用，可是他的愿望落空了。新任教宗没有批准《信仰告白》，而是极力捍卫所谓基督有两种意志和两种作用的学说，宣布一意派教义是一种异端邪说。这一做法导致了教宗和皇帝之间产生意想不到的对立。而且，当《信仰告白》发布时，并没有像希拉克略预计那样产生大的影响。希拉克略的主要目的是想调和东方一性教省份与正教的关系，可是在《信仰告白》于638年发布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拜占庭领土已经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它们已经被阿拉伯人占领。只有埃及行省还归属帝国，但它的日子也不多了。一性教派的问题也已失去它原有的政治意义。希拉克略颁布的政令毫无结果。同样，在这方面，早前试图达成宗教和解的尝试也无法令人满意，从未成功地解决过主要问题，主要原因是争论双方的大多数人都十分顽固。223

康斯坦斯二世的《信仰诏示》

希拉克略去世之后，康斯坦斯二世继位，宗教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康斯坦斯二世仍顽固坚持一意派的观点，尽管这一行动已失去政治上的意义，而且有碍于同罗马教宗保持友好的关系。当阿拉伯人于7世纪40年代占领埃及之后，康斯坦斯二世为了与教宗取得和解，做出一系列姿态，表示愿意对一意派的学说做若干方面的改变。为此，他在648年发布了《信仰诏示》τύπος，即（type of faith），禁止“所有有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并属于天主教会和使徒教会的正教臣民，互相之间为一个意志或一个行为（能力）或两个行为（两种能力）和两个意志而争辩”。注621除了禁止争论之外，《信仰诏示》命令撤除涉及该问题的书面辩论文件，此即指希拉克略颁布的、供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后殿上的《信仰告白》。但是，康斯坦斯二世的这一措施没能实现其所期望的宗教和平。在罗马拉特兰宗教会议上，教皇马丁当着希腊教士代表的面，谴责“最渎神的《信仰告白》（impiissima ecthesis）”和“错误的《信仰诏示》（scelerosus typus）”，并宣布，凡与起草这两个法令文件有关的人员均犯有异端罪。注6227世纪杰出的神学家、忏悔者马克西姆斯（maximus confessor）总的来说是坚决反对《信仰告白》和一意派教义的。在东方教会内部，对康斯坦斯二世的宗教政策的极端不满也越来越突出。

康斯坦斯被罗马主教在拉特兰宗教会议上的表现所激怒，遂命令拉文纳总督逮捕马丁，将他押送到君士坦丁堡。总督执行了命令。马丁在君士坦丁堡被宣判犯有企图在西部帝国各省煽动暴乱反对皇帝的罪行。他受到严重的侮辱，被关进监狱。稍后，他又被押送往位于克里米亚南岸的边远城市、拜占庭时期通常放逐贬黜者的流放地克尔松，不久便死去。他在克尔松写的信中，抱怨生活条件恶劣，请求他的朋友给他送去食物，特别是“只能听到，但从没有见到”注623的面包。很可惜，马丁的信中没能提到7世纪时克尔松的文化和经济状况。224

康斯坦斯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继续与马丁主教位的继任者协商，最后与马丁之后的第二任继任者维塔利安（vitalian）缔结和约。教会内部分裂停止了。与罗马的宗教和解在政治上对拜占庭帝国是重要的，因为它巩固了皇帝在意大利的地位。

著名的反一意派人物、忏悔者马克西姆斯被意大利总督逮捕，转交给君士坦丁堡，由一个陪审团判罪，被残酷地断肢。他死于长途流放之中，成为殉教者。

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与宗教和解

虽然一意派已失去它的政治意义，但它仍在人民中间起到了分化离间的作用，甚至在《信仰诏示》禁止讨论此类问题之后仍是如此。康斯坦斯二世的继位者君士坦丁四世执政时，迫切希望在帝国建立彻底的宗教和平，于68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谴责一意派，认为耶稣的两种本性表现在他的三位一体上，而且“为了拯救人类，两种天生的意志和两种行为（能力）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注624。

拜占庭与罗马的和平的确重新建立起来。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给教宗送去一封信，称他是“站在信仰之磐石上的全世界基督教会的领袖”，并宣称他给皇帝的信件阐述了宗教的真正原理。注625

这样，在君士坦丁四世统治时期，拜占庭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一性派和一意派。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和安条克三个牧首区虽由于阿拉伯人的征服而脱离拜占庭帝国，但也派出了它们的代表参加了第六次宗教会议。安条克牧首马卡里乌斯（macarius）显然生活在君士坦丁堡，而管辖范围只是奇里乞亚和伊苏里亚。注626他在这次宗教会议上为一意派案件争辩，为此被罢免并被开除出教。第六次宗教会议的决定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表明，君士坦丁堡已经放弃了同这些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领土的行省寻求宗教和解的努力。拜占庭与罗马的和好，是通过与东部各省的一性派和一意派居民坚决划清界限才取得的。而这实际上非常有利于阿拉伯政权在这些行省进一步得以巩固。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名副其实地从拜占庭帝国分离出去了。225

在第六次宗教会议上与罗马达成的协议无法维持长久。到君士坦丁四世的继承者查士丁尼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与罗马的关系又变得紧张。为了完成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提出的任务，查士丁尼二世于691年在君士坦丁堡穹顶大厅召开宗教会议。这次会议名称取自开会地点，叫“特鲁兰会议”（trullan）注627或“五六次会议”（quinisext注628，quinisextum），因为会议完成了前面两次全基督教宗教会议的任务。这次会议也自称为全基督教（普世的）主教公会议。但教宗塞尔吉乌斯拒绝在会议法规上签字，因为他不同意其中规定的禁止周六戒斋和允许传教士结婚等条款。查士丁尼二世仿效康斯坦斯将马丁流放到克里米亚的做法，下令逮捕塞尔吉乌斯，并将他带到君士坦丁堡。但是，意大利的军队与拜占庭帝国的特使作对，保护了教皇。而且，如果不是教皇为特使求情，他必死无疑。注629

查士丁尼二世第二次执政（705—711年）时，教宗君士坦丁应皇帝的邀请到了君士坦丁堡，他是应召到拜占庭帝国首都的最后一位教宗。查士丁尼以最高的荣耀款待他。教宗的传记作者说：他头戴皇冠，匍匐在教宗的脚下，吻了他的脚。注630查士丁尼二世和教宗达成满意的和解。可是没有确切的资料论及其事。正如德国教会史学家赫弗勒（hefele）指出的那样，到这一时期，教宗君士坦丁毫无疑问的是接受了中庸之道，而教宗约翰八世（872—882年）步其后尘，继续前进，宣称“他接受所有与真正的信仰、良好道德和罗马教令不相矛盾的那些原则”注631。教宗君士坦丁安全地返回了罗马，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宗教和解似乎在拜占庭帝国已经严重缩小的版图内最后完成了。226

军区制的起源和发展

在拜占庭历史上，军区制通常与希拉克略王朝的统治时代联系在一起。军区制是一种特殊的行省体制。它是时代环境的产物，其显著特征是行省统治者的军事权力发展到最后完全凌驾于行政机构的权力之上。这一过程不是突然出现，而是渐进的。在一个长时间内，希腊语“军区”（τὸ θέμα）意思是指驻扎在某个行省的军队，只是后来，可能在8世纪时，该词的意思才不仅指军事分遣队，也指该分遣队所驻扎的省份。这样，该词开始用于拜占庭帝国的行政区划。

论及拜占庭军区问题的主要的原始资料是《论军区》这部著作。作者是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成书年代因而大大晚于希拉克略王朝，该书有它的不足，即对一些地区的叙述中以五六世纪的地理著作为依据，非常粗浅地或一字不漏地照搬照抄。虽然该书没有提供数量可观的有关7世纪军区体制的资料，但它将该体制的开端与希拉克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作者写道：“自利比亚的（即阿非利加的）希拉克略执政开始，罗马帝国的版图已经缩小，自东部至西部都受到破坏。”注632有趣的是，9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巴（ibn-khurdadhbah，或称胡尔达兹比［khordadhbeh］）和10世纪早期库达马（kudama）的著作中，也发现了与这一问题有关的重要资料，尽管这两位作者并不是希拉克略同时代的人。这些材料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和解释。为了对军区制的早期历史进行研究，历史学家运用了编年史学家偶然性的评述，尤其是查士丁尼二世于687年致教宗的拉丁文信件，该信件与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确认有关。这封信里有一张当时的军区列表，虽然还没有称为军区，但用拉丁文“军队驻地”（exercitus）表示。注633在当时的历史原始资料中，拉丁文exercitus和希腊文στρατός（有时用στράτενμα）常常用于表示由军队管理的省或地区。227

军区制的真正先驱是6世纪末在拉文纳和迦太基（阿非利加）建立的总督区。伦巴德人的进攻引起了意大利行政机构的变化，如同柏柏尔人（摩尔人）在北非的进攻所引起的情况一样。中央政权着眼于建立更有效地应对外来敌人的防御体系，试图以其边境行省的强大军事权力机构保障领土的统一。7世纪时，波斯和后来的阿拉伯人的征服，夺去了拜占庭帝国东部各省。小亚细亚的局势完全变了，原来从不需要认真防卫的领土变成经常受到毗邻的穆斯林严重威胁的地方。拜占庭政府不得不在东部边境采取重大举措。重新组合军事力量，建立新的行政区划，给予军队首领以特殊的权力。这些军队首领的作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新建的阿拉伯舰队造成的威胁，同样是严重的。早在7世纪时,该舰队几乎控制了地中海，并威胁着小亚细亚海岸，爱琴海诸岛屿，甚至意大利海岸和西西里。在拜占庭帝国的西北部，斯拉夫人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相当大部分，并深入到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内的希腊。在北部边境，保加利亚王国于7世纪的下半叶兴起。所有这些形势的改变，迫使拜占庭帝国把最不安全的各行省分成由强有力的军事首领统治的，类似总督区的大政区。帝国被军事化了。注634

拜占庭的军区并不是凭着一项立法而产生，每个军区都有其本身的历史，有时还是相当长的历史。每一军区的起源问题，只有对每个军区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解决。在这方面，库拉科夫斯基的著作很重要。他认为，希拉克略打败波斯人之后采取的军事措施是新的行政制度的出发点。布莱耶尔支持这一观点。亚美尼亚也许是拜占庭帝国在波斯威胁压力下军事化的一个典型。因为当希拉克略改组亚美尼亚政府时，没有任命文职行政官员。掌权者完全是军方人士。因此，当时军区制仅仅是把亚美尼亚形成的政体用于其他行省。注635th.乌斯宾斯基提出，要注意斯拉夫人的问题。他说，于军区形成的时期，巴尔干半岛到处住满了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中相当多的志愿者参与了开拓比提尼亚移居地的活动，对小亚细亚军区机构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注636无论如何，对这一论断应持谨慎态度，因为在7世纪末，查士丁尼二世将80 000名斯拉夫人迁移到奥普西奇翁军区之前，不存在大量斯拉夫移民进入小亚细亚的证据。228

人们确切知道的是，为了抗御面临的危机，拜占庭帝国于7世纪在东方建立了以下四个大军事分区，后来称为军区，此即：（1）亚美尼亚军区（armeniaci 或 armeniakoi），位于接近亚美尼亚的小亚细亚东北部；（2）安纳托利军区（anatolici-anatolikoi），该区名称源自希腊文“安纳托利”（ανατολη），即“东方的”；（3）“帝国神佑的奥普西奇翁军区”（希腊文ὀψίκιον，拉丁文obsequium）位于小亚细亚，濒临马尔马拉海；（4）沿海的卡拉维希奥诺鲁姆军区（thema caravisionorum）。后来在8世纪时，可能称为西比拉伊奥特（cibyraiot），位于小亚细亚南岸和邻近的岛屿。前两个军区占了小亚细亚的中间部分，东面起自奇里乞亚的边界，西面到爱琴海海岸，作为防御阿拉伯人的屏障。第三个军区起着阻止外来的敌人、保护首都的作用。第四个军区即沿海军区，目的是抗御阿拉伯舰队的进攻。

这种军区组织，同6世纪萨珊波斯国王喀瓦德（kawadh）和库斯鲁·努尔什万（chosroes nushirvan）统治时期的军事化组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波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也在四位军事首领之间划分。两者如此相似和如此密切，以至于施泰因将其解释为是拜占庭皇帝经过深思熟虑后采用了波斯人的改革。他说，有关资料使人们不无理由相信，希拉克略研究过两位波斯君主的改革，也许甚至从波斯的档案中接受了某些东西。“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总是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的愿望。”注637

在巴尔干半岛，色雷斯军区则是为了反对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而建。后来，也许在7世纪结束时，由于反击斯拉夫人入侵希腊，在希腊又建立了希腊或希腊迪科伊（helladikoi）军区。大约同一时期，为了抵抗已对地中海西部构成威胁的阿拉伯人从海上进攻，建立了西西里军区。这些军区或地区除少数例外，均是由将军（strategoi）进行统治。西比拉伊奥特军区的统治者被称为海军统领（drungarius即vice-admiral）；奥普西奇翁的军区首领称“统领”（comes）。229

如是，军区组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在波斯威胁的压力下，希拉克略试图将拜占庭帝国军事化的时期。无论如何，就目前所知，他仅是成功地完成了亚美尼亚的改组。战胜波斯人的辉煌胜利，使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回归拜占庭，这些行省急需整编。可是，由于阿拉伯人很快又从希拉克略的手中夺走这些行省，所以他来不及完成这一任务。波斯人的危害已经消除，可是新的、更危险的阿拉伯人的威胁取而代之。希拉克略的继承者效法前任，创建了军事区划（后来称为军区）抗击阿拉伯人。与此同时，帝国北部受到日益壮大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威胁，终于促使诸位皇帝将这种防卫方法也扩展到巴尔干和希腊。

在这些军区和总督区内，文职官员并没有立即让位给军事统治者。文官行政机构即地方行省（eparchies）在新的制度下，在大多数地区继续存在。当然，由于外来威胁，军方被授予全权，使他们的势力比官方行政机构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施泰因谈道：“希拉克略播下的种子已经惊人地发育成长。”注638

有迹象表明，希拉克略在拜占庭的法规制定方面也有建树。在他执政期间颁布的《新律》中，以612年至629年发布的、涉及教士中各类问题的四则法令最具代表性。还有一些其他法律的内容与希拉克略有关，虽然这些法律没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但仍有迹象可寻。而且有可能证明这些法律的某些方面被西方日耳曼人和东方阿拉伯人所吸收并引用到他们的法规当中。至少在一些涉及伪造货币、制定官方度量标准和发布政府文件等问题的法律中可以证明这一点。注639

混乱时期（711—717年）

查士丁尼二世之后，有三位短期执政者：瓦尔丹或菲利彼库斯、阿那斯塔修斯二世和狄奥多西三世，他们在登基不久230便相继被废黜。整个帝国一片混乱，四处兵变。瓦尔丹因特别喜爱一意派，破坏了同罗马的友好关系。但阿那斯塔修斯二世恢复了以前与教皇订立的协议。在对外问题上，拜占庭帝国非常不成功。保加利亚人决定对查士丁尼的被害实施报复，因为后者曾经友好地对待他们。他们向南推进，直抵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经陆路穿过小亚细亚不断地推进，经水路在爱琴海和普罗蓬蒂斯威胁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正经历着与610年革命发生时相仿的一个危机时期，再一次需要有一位能将拜占庭从无法避免的危难中拯救出来的有魄力、有实力的人物。得到了公众拥护的安纳托利亚军区首领利奥便是这样的人物。软弱的狄奥多西三世认识到自己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完全无能为力，于是放弃了帝位。717年，利奥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由教宗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他加冕称帝。他饶恕了狄奥多西。于是，利奥由一位在军区中享有广泛权力的军事统帅上升至九五之尊的皇帝。230

文献、学术和艺术

在拜占庭帝国的整个历史中，从610年至717年是学术和艺术的最黑暗时代。前一世纪取得非常丰富的知识成就之后，智慧的创造似乎完全消亡了。这一时期毫无生机的主要原因，必须从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局势方面寻找。国家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投放在抵御外来的敌人方面。先是波斯、后是阿拉伯人占领了文化发达、知识成果丰富的东方行省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阿拉伯人还威胁着小亚细亚、地中海各岛屿，甚至拜占庭的首都。阿瓦尔—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构成威胁。所有这些，实际上形成了抑制文化知识和艺术活动的环境。这种恶劣形势不仅体现在东方被夺走的各行省，而且也体现在仍然是拜占庭领土的行省里。

在这整个时期里，拜占庭帝国没有出现一位历史学家。只有圣索菲亚的副主祭、生活在希拉克略时代的小亚细亚庇西迪亚省的乔治，用和谐、正确的韵文描述了希拉克略对波斯人和阿瓦尔人的战争。他留下了三部历史著作：（1）《关于希拉克略皇帝对波斯人的讨伐战争》（on the expedition of emperor heraclius against the persians）；（2）《关于626年阿瓦尔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以及对圣母玛利亚的祈祷使他们归于失败》（on the attack of the avars on constantinople in the year 626，and their defeat through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holy virgin）；和（3）《希拉克略》（heraclias），是在皇帝取得对波斯人最后胜利时，致皇帝的赞词。在其他辩论体、挽歌体及带有宗教性质的著作中，我们应该提到的是《六天》（hexaemeron）。它是叙述创世纪并引喻当时事件的一种哲学-神学说教诗。这部著作因涉及基督教作家特别喜爱的主题而流传到拜占庭帝国境外。例如，14世纪便有一本斯拉夫-俄罗斯语译本。庇西迪亚的乔治的诗才在后世受到很高评价。人们甚至要求11世纪著名的拜占庭学者和哲学家迈克尔·塞勒斯（michael psellus）回答这一问题：“欧里庇得斯和庇西迪亚的乔治，何者为最好的诗人？”现代学术界认为乔治是拜占庭时期最好的世俗诗人。注640 231

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家，有安条克的约翰和《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的佚名作者。安条克的约翰可能生活在希拉克略时代。他写了一部从亚当时期到福卡斯皇帝去世（610年）时的世界编年史。由于该书现在幸存下来的多是残篇，所以学者们对该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这一争论长期没有解决。有时候，人们还认为他就是约翰·马拉拉斯（他也是叙利亚安条克人）。根据现存的片断材料，可以看得出，安条克的约翰的著作远胜于马拉拉斯的，因为它不是从安条克本地的狭窄范围来考虑世界历史，而具有更广泛的历史目标。该书在运用早期原始资料方面，也显得更为熟练。还是在希拉克略时代，某些佚名的教士编了所谓的《复活节编年史》，虽然该书仅仅是从亚当到629年的历史事件年表，但它毕竟包括一些相当重要的历史评论，这部毫无独创性的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所用资料的批判和记载作者同时代事件的那一部分。

在神学领域，7世纪的一意派辩论正像早些时候的一性教派辩论一样，产生了相当多的文献，但均没有能保存下来。由于它们受到7世纪宗教会议的谴责，早已被毁掉，其方式如同人们毁灭一性派作品一样。所以，第六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法令和忏悔者马克西姆斯的著作便几乎成为评价这些文献的唯一根据，它们在反驳对方的过程中引用了这些被毁掉的著作的片段。

忏悔者马克西姆斯是最著名的拜占庭神学家之一。作为希拉克略和康斯坦斯二世的同时代人，他在7世纪一意派辩论期间是正教的坚定的捍卫者。他因信念坚定而被判入狱，受到了无数次严酷折磨之后，他被放逐到远离君士坦丁堡的高加索地区拉齐卡省。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那些关于辩论术、圣经诠释、禁欲主义、神秘主义和礼拜仪式的著作中，主要反映了三位著名教父（伟人亚大纳西、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和尼斯的格列高利）对他的影响，也有在中世纪广为流传的所谓“伪丢尼修”（dionysius the arepagite，或psedo-arepagite）注641的神秘主义观点的影响。在拜占庭神秘主义的发展中，马克西姆斯的著作特别重要。一位研究马克西姆斯的现代学者写道：“将‘伪丢尼修’的枯燥乏味的思辨的神秘主义与好沉思的禁欲主义的现实的伦理道德问题结合，蒙神恩的马克西姆斯创立了拜占庭神秘主义的一种生动模式，该模式反复出现在后世的禁欲主义者的许多著作中。因此，他可以被认为是拜占庭神秘主义的名副其实的创造者。”注642遗憾的是，马克西姆斯没能留下其观点的系统性论述，因此，这些观点必须从他的大量著作中挑选出来。除了神学和神秘主义著作之外，马克西姆斯还留下大量的重要信件。232

马克西姆斯著作的影响和重要性并不局限于东方，它们还扩展到西欧。此后，影响到9世纪西欧著名思想家斯科特·埃琉吉那的约翰（johannes scotus eriugena）。他对“伪丢尼修”的著作也非常感兴趣，他承认只是通过马克西姆斯所解释的“奇迹般的方法”，他才取得对丢尼修“最朦胧”思想的理解。他称马克西姆斯是“天才的哲学家”“全智者”“最杰出的教师”，等等。马克西姆斯论神学家格列高利的著作由埃琉吉那译为拉丁文。注643马克西姆斯同时代的一位年轻人西奈山的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sinaita）采用了与马克西姆斯类似的方式创作了自己的辩证的和评注性质的文学作品，但其才华远逊于马克西姆斯。

在圣徒传记方面，必须提到耶路撒冷的主教索夫罗纽斯。他经历过阿拉伯人对圣城耶路撒冷的围攻，他的著作详尽地描述了埃及地方的圣徒居鲁士（cyrus）和约翰尼斯（johannes）的殉教及其显示的奇迹，还包括了许多有关自然地理和人文风俗习惯史的资料。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生活于7世纪塞浦路斯的尼亚波利斯（neaplis in cyprus）主教莱昂提乌斯（leontius）的著作。他是几部“传记”的作者。其中7世纪亚历山大主教的传记《记仁慈的约翰》，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史特别有价值。与大多数圣徒传记作者不同，莱昂提乌斯是为广大民众撰写《圣徒传》，因此他的语言中反映了民间口语的极大影响。注644 233

概言之，在希拉克略王朝这一黑暗时代和艰难岁月的文化活动中，屈指可数的几位拜占庭作家大部分出自东方各省，而其中部分行省已处在新的统治者穆斯林的控制之下。

考虑到希拉克略王朝时期的对外事务，毫不奇怪，这个时期没有给今天留下不朽的艺术品是很正常的。无论如何，幸存下来的极少量的7世纪的遗迹清楚地表明，查士丁尼的“黄金时代”为拜占庭的艺术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自6世纪下半叶起，拜占庭艺术在国内显得微不足道，但到7世纪时，拜占庭艺术在帝国境外的影响则非常明显。许多有日期可查的亚美尼亚教堂便是拜占庭影响的突出典范，其中有在611—628年重建的埃德格米亚钦（edgmiatsin或edgmiatdzin）大教堂和622年建造的阿尼（ani）城堡的教堂。687—690年建于耶路撒冷的欧麦尔清真寺是纯粹的拜占庭建筑。在罗马，圣玛利亚·安提卡教堂（santa maria antica）中，有一些壁画是属于7世纪或8世纪初的作品。注645